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2-0008-5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200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受访时，曾将她在2003年出版的《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比喻成一首挽歌。她并解释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里，挽歌虽以悼亡始，却总以颂赞生命的永续告终。斯皮瓦克的访谈固然有助澄清她那耸动的标题下真正的意涵，但也显示比较文学学者屡屡唤起危机意识时更关切的一个议题：面临新时代的挑战，比较文学终将以何种形式幻化再生?
对于《学科之死》发出响应的学者，包括斯皮瓦克自己，强调的多半是书中的政治立论。相对于传统比较文学里的欧美霸权中心论述，斯皮瓦克认为新的比较文学应结合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撷取其跨学科的绝佳资源与严格的语言训练，但褪去冷战政治对立的色彩，并走出僵化的“区域”观(如国家、地区)，而强调“跨界”的了解和互动。立意虽美，意图“去政治”的政治观矛盾难解，而与区域研究结合的想法究竟有多少新意更令人质疑。雷马克(Henry H.H.Remak)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将跨学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了。此外，如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判导论》所言，尽管比较文学草创之初怀抱世界大同理想，实则与欧美国族主义生息相通，但自1970年代后，随着后殖民批判理论的兴起，多元文化观点早已风起云涌地进入西方主流论述了。
在《学科之死》中，斯皮瓦克有两个很少为人提及的论点其实更具发展的可能，一涉及比较文学中“比较”的意涵，一则与“文学性”相关。前者她称为teleopoiesis，后者为poiesis。就词源而言，前者衍生自后者；但实际运作上二者隶属于符号化过程中同一意义的流动循环，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一、Teleopoiesis：一种阅读伦理
巴斯奈特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一文中提到，比较文学和翻译一样，与其说是一门学科，还不如说是一种阅读文学的方法。此说法其实是呼应了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中有关teleopoisis的主张。Teleopoiesis一词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友谊政治》(Politiques de l'amitié)一书中自创的词，teleo在希腊原文有“遥远”和“完成”二意，而poiesis则指“制作、创造、生成”，因此teleopoiesis既有“远距创作”也有“完成创作”的含意。斯皮瓦克借用teleopoiesis来指涉经由文本阅读的方式和远方的他者透过想象而结合为一群体(collectivity)。
这个群体也许仅能短暂存有、转瞬即逝，因其根基是想象的，但重点是teleopoiesis创造了一对话(inter-diction)的场域。这种透
过阅读行为而完成的共同创作，保留了文本内的众声喧哗，因此与一些全球化论述由一核心都会主体替代边缘主体发言、企图制造同构型(homogeneity)的假象迥异。于是斯皮瓦克强调teleopoiesis并非“修剪(cutting)”，而是“拷贝”(copying)与“黏贴”(pasting)的创作。因为表达了对异己他者性(alterity)的尊重，斯皮瓦克认为teleopoiesis涵括了一种“负责任”的道德面向，也可说是新比较文学的阅读伦理。 他者性常直接透过语言呈现，要将阅读创造成一个对话空间，先决条件是必须在文本精读中仔细聆听他者话语。因此对斯皮瓦克而言，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Frontiers)到第三世界救援弱势，通常却不学习当地语言而雇用口译人员，阻断直接沟通的机会，美中不足，令人扼腕。而英国作家约塞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马罗(Marlow)垄断了非洲的发言权更是经典反例。相反地，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在《一间自己的房子》(A Room of One's Own)中让女同志情欲在异性恋的架构里以诡秘(the uncanny)的方式不经意自然涌现，teleopoiesis的实践就在于能在阅读过程中捕捉到与他者不期而遇的片刻激荡出来的火花。由伍尔夫的例子来看，斯皮瓦克的他者并非如同众多学者或她自己到东方演讲时所言，仅是相对于欧美中心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他者，而是更广义的、任何具备差异性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斯皮瓦克认为teleopoiesis创造的对话空间不但是“翻译”的场域，也是“比较”的场域。1993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的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报告就曾提议以翻译作为比较文学的典范，巴斯奈特在同年发表的《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中，更大胆建言将比较文学视为翻译研究的附属范畴，虽然她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收回这个看法，但仍认为翻译和比较文学在方法上有许多相仿之处。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中也发表过类似的想法，她说：比较文学传统的精读法“接近……翻译”。不过她注重的并不是造译的结果，而是过程。比较文学学者扮演的主要角色若是一位读者，那么面对的挑战应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相同：在两组符号系统间不断穿梭的阐释过程(semiosis)。这个对话的过程，其实也是互文(inter-textual，)衍义的过程，勾勒出来的空间构成了“比较文学”的中间对比项(tertium comparationis，或译“比较因素”)，也就是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认为比较文学有别于其它学科的最大关键。
二、Poiesis：文学性
斯皮瓦克不但指出teleopoiesis是新比较文学的方法学，也强调teleopoiesis无论在字面上还
是作为一种阅读方法，都植基于poiesis，即“想象创作”(imaginative making)。斯皮瓦克谈论poiesis时赋予文学作品十分特殊的地位，认为文学的特点在于使用比喻性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而“以语言为本的文学研究”在想象力上的训练，则特别有助于跨越自我与异己之间的鸿沟，通向“未来的友谊”(friendship to come)。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曾写过一篇专论，详述poiesis这个概念在西方历史上的递变，很可惜斯皮瓦克并没有援引。尧斯介绍，poiesis希腊文原意为“制作”(making)，因此在美学上的讨论有很长的时间聚焦在“生产”(productive)维面，然而到了20世纪尤其在达达主义(Dadaism)之后，“艺术品和艺术外真实世界的区隔已经消失”，于是poiesis变成接受美学的范畴，也就是斯皮瓦克所
说的teleopoiesis。重点是，尧斯讨论poiesis时涉及所有艺术形式，而斯皮瓦克却独尊文学。此外，斯皮瓦克对文学的看法也与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的看法相抵触，后者宣告文化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学与其它文化论述同是文化生产的一环，本质无异。斯皮瓦克200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受访时，对于这一点显然也已经改变想法，而改口说新比较文学“仅仅局限于文学是不可能的了，也不再是理想的了”。
比较文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应超出文学研究，而包括跨学科与更广义的跨符号系统研究，这似乎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从此以后有关“文学”的问题就只能束之高阁。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2007年出版的《理论的文学性成分》(The Literary in Theory)中提醒我们，“文学性”仍是文学研究上很重要的问题，不过因为经常被各种理论排挤，至今仍悬而未决。从这个角度而言，斯皮瓦克规划比较文学的新风貌时重新开启旧文件，质问文学知识与其它学科有何根本差异，就饶富深意了。
斯皮瓦克指出，与其它论述相较，文学特别能激发想象力(teleopoiesis)，而其特点就在于使用比喻。因此她说：“文学……喻在意先(Literature…may prefigure)”，又说“文学研究必须以‘喻象’为师(literary studies must take the‘figure’as its guide)”。但若用喻为“文学性”的重大指标，斯皮瓦克对于究竟何谓“喻象”(figure)却又语焉不详，我们只能参考其它学者相关著作从旁推敲。西方修辞学常将比喻分为两大类：转喻(trope)和喻象(figure)；前者涉及意义的转变，后者则偏重文字上的替换，但实际两者经常混用。斯皮瓦克的“喻象”很有可能是两者的通称。她一方面认为传统比较文学阅读原典的语言文字训练，有助于分解(dis-figure)和重组(reconfigure)喻
象；而另一方面当她一再重申读者透过喻象，可以乘着想象的翅膀，飞向某一意义所在，即文学有“喻在意先”的特质时，强调的更像是想法的联结。而从另一角度而言，转喻和喻象容易发生混淆的现象更突显文字和意义、符征和符旨、喻体和喻意在符号的运用上是一体两面、不可切割的关系。
斯皮瓦克认为“文学性”和喻象有直接关连，是因为喻象的不可译性：喻象可分割(dis-figure)但不可破解(decipher)，可转码(transcode)却不能解码(decode)。“喻象不可化约”论呼应了杰哈·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文学话语的修辞》(Figures ofLiterary Discourse)一书中的说法。热奈特认为喻象位于“符号和意义之间的间隙(gap)”，意义在这空间里自由舒展，暧昧未决，但却又具形具象，神秘而厚实。然而热奈特跟斯皮瓦克对于“文学性”的看法还是有基本差异的，热奈特认为文学性依附在poiesis上，文学语言本身就已充分呈现这个特色了；而斯皮瓦克则相信文学性必须透过teleopoiesis，在阅读的过程中由读者去创造这对话空间的丰富性。在文学性这个议题上，这两个观点看起来仍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两个学派。
透过teleopoiesis，斯皮瓦克重申了中间对比项在比较文学中的核心地位，并将其范畴从两个语言间的质变(qualitative leap)扩大到两个符号系统间复音的对话辩证，学科之死果真潜蕴生之蜕变，印证了吾师张汉良教授的见解，危机论述实即学科演化的一种机制。透过poiesis，斯皮瓦克在喻象里发现了“文学性”，只可惜她太快退出这个理论议题的战场；而她对喻象的分析，因为缺乏引证和对语言范畴的深入思辩，套用卡勒半戏谑的说法，让人觉得怎么理论也变成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