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巩谪居广西与作品考述张彦【摘要】北宋王巩与苏轼等旧党人物关系密切,新党执政时,三次贬谪广西.经考证,第一次于神宗元丰二年贬谪宾州,寓居宾州三年;第二次于徽宗元符元年贬谪全州,元符三年罢还;徽宗崇宁元年,被列入元祐党籍,再贬广西.在贬谪广西期间,王巩与苏轼、苏辙等人书信往来,与全州朱氏兄弟相交游.有《王定国诗集》、《王定国文集》、《论语注》等作品,现均已散佚,仅留寓居全州作山水诗二首.【期刊名称】《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50)004【总页数】5页(P91-95)【关键词】王巩;广西;元祐党籍;交游【作者】张彦【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王巩，字定国，号介庵，又号清虚居士，大名莘县（今属山东聊城）人，生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卒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王旦（真宗时宰相）之孙，王素（庆历年间与欧阳修等人合称“四谏臣”）之子。
王巩仕宦流离，三次贬谪广西。
神宗年间，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谪监宾州盐酒税；哲宗年间，新党执政，因议论朝政，送全州编管；徽宗年间，“党籍兴，再贬广西。
大观中，例还，遂致仕。
晚年徙居高邮”［1］卷一。
《宋史》、《宋史翼》有传。
王巩勤于著述，然诗文集均散佚，仅存三卷笔记及一卷补阙：《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清虚杂著补阙》，《全宋诗》卷八三九存其诗11首，散句1句。
［2］9713－9715王巩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沉浮，“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故终不显”［3］8370。
考述王巩三次贬谪广西的时间、缘由及寓居广西期间的交游及创作等，有助于全面认识王巩其人，了解北宋的政治斗争、文人心态及贬谪文学。
一、王巩谪居广西时间与缘由考述王巩与旧党人物关系密切，与苏轼亦师亦友，是刘挚的亲家，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张方平之婿，这些身份决定了他在新旧党争中的命运。
新党当权时，他三次贬谪广西。
王巩第一次贬谪广西，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
元丰二年三月，徐州太守苏轼改知湖州，例行公事作《湖州谢上表》，而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文中语句和苏轼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王安石新法的罪名逮捕了苏轼。
王巩时任秘书省正字，亦受到御史中丞舒亶的弹劾，“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又受王诜金”［4］282。
收受苏轼讪谤文字不缴而入有司者，共二十余人，王巩贬谪最远，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十二月条载：“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
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
”［5］7333可确定，王巩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被贬宾州，由开封府人押解出京。
王巩当于元丰三年（1080）八九月间已到贬所。
因同时被贬的苏轼元丰三年二月到黄州，王巩到宾州则更晚；又考苏轼《与王定国书》其八云：“递中领手教，知已到官无恙，自处泰然……某羁寓粗遣，但八月中丧一老乳母，子由到筠，亦抛却一女子，年十二矣，悼念未衰，复闻堂兄中舍卒于成都。
”［6］1517苏轼丧乳母、侄女、堂兄三事均在八九月间，得知堂兄亡在十月，写此书信时当为十月，信中称王巩已到宾州安然无恙，知王巩已在八九月间到达宾州。
王巩寓居宾州多长时间？有“三年”、“五年”两说。
“三年”说者，如苏轼于黄州所作《王定国诗集叙》：“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6］381；又苏轼《与王定国书》其三十二：“君实尝云：‘王定国瘴烟窟里三年，面如红玉。
’”［6］1528苏轼《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首》其一云：“三年不易过，坐睨倚天壁。
”［7］1173《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云：“况子三年囚，苦雾变饮食。
”［7］1127 “三年”说者另有苏辙《荐王巩札子》：“及王、蔡确执政，李定、舒亶为御史，将倾充与京，故起大狱，广加罗织。
欲以次及二人。
巩由此得罪，南行万里，三年而归。
”［8］1011－1012刘挚也说：“巩奇俊有文词，然不就规检，喜立事功，往往犯分，躁于进取。
……昔坐事窜南荒三年，安患难，一不戚于怀，归来，颜色和豫，气益刚实。
”［9］641以上材料可见，与王巩关系最为密切的苏轼、苏辙和刘挚均称王巩于宾州寓居三年。
此后，有清代陆心源《宋史翼》为王巩立传，也作三年之说，并注语出“秦少游论语注序”，但考秦观《淮海集》之《王定国注论语序》云：“元丰二年……太原王定国独谪监宾州盐税……七年罢还。
”［10］1273称王巩于元丰七年（1084）归，如此计算，王巩当寓居宾州五年，可能陆心源误引出处，或据其他版本秦观序称为“三年”。
除秦观序，“五年”之说还见于南宋郎晔选注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之《王定国诗集叙》：“定国……贬海上五年”，今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特注：他本苏轼文集作“三”，郎本为“五”，“三”与“五”形近，或属刻误。
另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之《王定国赵德麟》条载：“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钦服。
”［11］122或本于郎本东坡文集。
另有苏辙《答王定国问疾》云：“五年窜南荒，顽质不伏病。
”［8］337王巩寓居宾州究竟是三年还是五年？为何有不同说法？还需进一步考证王巩回迁、离开宾州的时间。
王巩回迁的诏敕不存，无法确考，但可考证王巩于元丰六年（1083）初秋北归。
据苏轼《与张安道书》云：“王郎北归，慰喜可量，恨不得助举一觞耳。
忧喜过人，何翅电露，欲寻王郎初别时意味，岂复有丝毫在者。
……岁行晚，江淮风物凄紧，坐念斋阁萧然，黄花白酒，有与共者乎？”文末署“八月二十二日”［6］2437。
苏轼此文作于黄州贬所；张安道即王巩岳父张方平，元丰三年致仕，退居南都（河南商丘，也称宋城）；王郎即王巩，苏轼书信可证王巩八月二十二日前已离宾州北返。
另据黄庭坚《王定国文集序》云：“定国富于春秋，崎岖岭海，去国万里，脱身生还，邂逅江滨，斗酒相劳苦”［12］412，文末署“癸亥八月壬辰序”，即序言作于元丰六年（1083）八月四日，时黄庭坚任太和（江西泰和）知县，可证王巩元丰六年（1083）八月初已经北归到达江西太和，与黄庭坚小聚数日，并将文集送给黄庭坚。
以上二则材料可证，王巩离开宾州当在七八月间。
另有苏辙《喜王巩承事北归》：“同罪南迁惊最远，乘流北下喜先归。
谓言一笑秋风后，却顾千山驿路非。
”［8］291亦可证，王巩是秋天从宾州回返的，且比同贬的朋友早归，苏辙元丰八年放归。
苏轼元丰七年正月放归，因此不可能如秦观所说，王巩元丰七年罢还，应是元丰六年（1083）七八月间初秋北还。
又据苏轼《与王定国书》十五云：“昨日递中得子由书，封示定国手简，承已到江西，尊体佳健。
忠信之心，天日所照，既遂生还，晚途际遇，未可量也。
容采老少比旧不带黄茅气色否？呵呵。
前此发书，并令子由转去，必达，来教云，此月五六可到九江，而子由书十一月方达。
”［6］1521苏轼所称“此月五六”，必非十一月五六，必非八月五六，当为九月或十月。
可见，王巩与黄庭坚相聚后，继续北上，八九月间到达苏辙贬所筠州（江西高安），二人相聚，王巩留书信给苏轼，托由苏辙代寄，后沿赣水北上，取道江西九江。
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至元丰七年（1084）冬，王巩行程为继续北返，可能回到京都，而后前往南都拜见岳父张方平。
据苏轼《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题下孔凡礼案云：“此诗确为元丰七年冬后所作，故结句云‘相逢为我话迟留，桃花春涨孤舟起’，意谓如见张安道，可代告行路濡滞之故，明年春涨时，我当舟抵南都也。
”［7］1293又苏轼《与王定国书》十六云：“今日景繁到泗州，转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书并新诗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怀。
河冻胶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
……黄师是遣人往南都，故急作此书，仍和得一诗为谢，他未暇也。
新济甚浅，冻不可行，旦夕水到即起，恐须至正初方有水也。
不知至时公在宋否？”［6］1522孔凡礼解读极是。
王巩元丰七年（1084）冬天在去南都路中，苏轼时在泗州（江苏盱眙），告知将于元丰八年春去南都，希望早到的王巩告诉张方平，冬天河水冻结，无法行舟启程，来年解冻即行，盼到时王巩还能在南都，得以见面。
总之，王巩元丰六年（1083）初秋离开宾州贬所北返，八月初到达江西太和与黄庭坚小聚，八九月间到达江西筠州与苏辙小聚，九十月间取道江西九江，继续北返，此后或回京；元丰七年（1084）冬，去南都拜见张方平。
从以上行迹可见，秦观所说王巩元丰七年罢还，寓居宾州五年之说不可信。
或许“五年”之说者所持算法不同，从王巩到达宾州的元丰三年秋算起，到离开宾州的元丰六年秋，正好寓居宾州三年；而若从被贬宾州的元丰二年算起，至离开宾州的元丰六年，则刚好数过五个年头。
王巩第二次谪居广西，是在哲宗年间。
哲宗初立，高太后主政，求取直言。
“吏民上书以千数，诏司马光采阅其可用者十五人，独称奖其二，乃宗翰与王巩也”［3］8019。
元元年（1086）旧党执政，王巩因司马光推荐，擢为宗正寺丞，不久又因上书论宗室事，被指离间宗室而贬，除西京通判，改扬州通判。
哲宗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因哲宗亲政，新党掌权，论“元丰末元中王巩累上书议论朝政，表里奸臣，欲尽变更先朝法度”，“诏朝散郎王巩特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
［5］12001可见，哲宗亲政后重用新党，以章惇为首的新党将元年间旧党领袖司马光所提拔的王巩视为眼中钉，追定王巩议论朝政之罪，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朝散郎王巩被贬广西全州，王巩可能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春到达全州。
“元符末，奉旨放逐便”［13］717，即直到元符三年（1100）才归来，谪居全州近两年。
王巩第三次谪居广西，是在徽宗年间。
徽宗建中靖国（1101），王巩“复朝散郎”，用为河南通判。
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十七日，朝廷大兴党祸，“籍元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3］365，是为“元党籍碑”。
在“余官”中，就有王巩。
据清代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卷一云，王巩被列入“元党籍”再次贬于广西，大观年间归，退隐江苏高邮。
但具体贬于广西何处，史籍无载，已不可具考，若崇宁二年到达广西，直至大观年间回，当于广西谪居至少四年。
王巩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激烈的时代，且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人士往来频繁。
王巩性格激切，直言不讳，有所作为，而变法派掌权时，往往借王巩的言论加以攻击，因党争牵连，仕途坎坷，三次贬谪广西，总计近十年。
颠沛流离之中，他与同样屡遭贬谪的苏轼兄弟患难与共，互通书信，唱和诗文，加深了友谊。
与其他贬谪的旧党文人或死于贬所，或死于赴任途中，或死于返朝途中相比，王巩安然度过了贬谪生活，晚年脱离政治斗争，隐居江苏高邮，与其积极乐观的心态密不可分，也与朋友间书信往来相互安慰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