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
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
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
这种新的方法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
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
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
诺斯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演变史的审视与分析，升华出制度变迁理论的思想，并以三大理论基石来构建他的分析框架。
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
”值得提出的是，诺斯在阐明上述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始终以成本—收益为分析工具，论证产权结构选择的合理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这种分析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
（一）、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支柱。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有无效率的产权的影响。
有效率的产权之所以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的作用，因为一方面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
这种机制的激励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降低或减少费用；人们的预期收益得到保证；从整个社会来说，个人的投资收益充分接近于社会收益（在产权行使成本为0时，充分界定的产权使得个人的投资收益等于社会收益）。
所以诺斯认为产权的界定、调整、变革、保护是必要的。
（二）、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支柱。
诺斯对国家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这一悖论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对这一悖论的论证，诺斯是从国家与产权的关系上展开的。
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它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国家掠夺论。
那么，对国家存在的解释到底是契约论还是掠夺论呢？诺斯认为“尽管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所以他把不全面的两种理论统一起来，用“暴力潜能”论解释国家的存在。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道格拉斯·诺斯
界定所有制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
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
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另外，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经济的力量，因而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并没有解释国家存在的原因，而强调了国家的暴力。
他以为“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三）、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的第三大理论支柱。
诺斯认为只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说明如何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现象，才能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论中，国家理论说明产权是由国家界定的，而产权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取决于产权的有效性。
但是上述两大理论并没有成功解释如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也许产权的无效率性及其不完全性，可以部分地解释“搭便车”等经济行为的存在，但是产权的充分界定及行使，经济行为的监督与考核是要花费成本的。
在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也许勉强克服了这种经济行为，然而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单靠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无济于事。
总之，上述两大理论无法彻底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无法完全阐明制度变迁。
因此，制度变迁的研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时，人们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这时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科斯学术贡献:
科斯“因为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科斯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揭示了“交易价值”在经济组织结构的产权和功能中的重要性。
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即是对他研究的成果最高褒奖。
从而也确立了他在世界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的崇高地位。
科斯经济学研究成果是来自他那两篇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著名的论文，一篇是《企业的性质》，另一篇是《社会成本问题》。
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一文，该文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产业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的范畴来予以解释。
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
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
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
化结果保持不变。
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