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及其主要学术贡献
保罗－克鲁格曼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他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
通过揭示规模经济对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他的观点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方向。
1.诺贝尔奖评委会给克鲁格曼的获奖评语是：
通过将规模经济融入清晰的一般均衡模型，克鲁格曼加深了我们对贸易决定因素和经济活动区位的理解，他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体现在1979（a）和1980发表的关于新贸易理论的论文，以及1991（a）用新的方法研究经济地理学的论文。
他与Helpman、Fujita和Venables 合写的著作展示了新理论的丰富内涵。
2.学术贡献之一：规模经济导致的产业内分工与贸易
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们如克鲁格曼（1979，1980），迪克希特和诺曼（1980，第9章）以及兰开斯特（1980），各自独立地形成了一些思想，即不存在要素禀赋差异的条件下，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也是可以带来贸易的。
在通往国际贸易理论革命性的新方法的道路上，是克鲁格曼首先给出了最明确和有力的证明。
1979年他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发表了名为“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的文章，建立了一个严谨而精炼的模型，表明了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多样性是如何创造新的贸易的：每个产业都有许多企业，所有企业都生产有差异的产品（因此市场结构是张伯伦垄断竞争的），因为存在规模经济，一个国家不可能生产世界上各种花色品种的产品。
各个国家只专业化生产同一组产品内的某些产品再进行产业内贸易，能够在减少自产商品花色的同时增加国内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品种。
由于自产商品种类的减少，一国能在更大规模上从事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
所以，在同一产业内必然会出现双向国际贸易，其根本原因在于产品生产中存在着取之不尽的规模经济。
因此，一个国家为世界市场专业化生产一种品牌的汽车，同时另一个国家专业化生产另一种品牌的汽车是有益的。
此时各国都得到了规模经济的优势，与各国都独自地为国内市场生产而不参与国际贸易相比，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程度的产品多样性将为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利。
这就说明，国际贸易除了要素禀赋以外还有另一个渠道——由规模经济导致的产业内分工与贸易。
3.学术贡献之二：运输成本与贸易模式——本地市场效应
克鲁格曼于1980年在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发表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通过引入萨缪尔森式的冰山成本，扩展了他1979(a)的模型，对本地市场效应提供了严谨的证明，解释了早在1961年林德提出的为什么会有贸易格局偏好的问题。
规模经济使得每种异质产品的生产集中在一个国家再到国际市场上去交换，但哪个国家生产哪种产品呢？或者说，贸易量确定了，贸易的方向如何确定？克鲁格曼用一个本地市场模型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两个国家对产品的偏好有相当的不同，每个国家都会专业化生产在本国具有较大市场份额的那种产品，并且每个国家都会成为这种产品的净出口国；如果两国具有相同需求模式，那么较大的国家将会成为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产品的净出口国。
于是，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是由本国市场决定的：每个国家都倾向于出口其具有较大本国市场的产品。
这篇文章的价值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不仅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同时也在经济地理理论方面，因为本地市场效应本身就是经济地理的重要特点。
只要存在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就会激励企业接近大的市场，生产要素就会向大的市场集中。
因为生产集中能实现规模经济，而定位于大的市场，运输成本也会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样，本地市场如果对某种
商品有特别大的需求偏好，就会吸引生产要素向本地集聚。
因此本地市场效应可以导致新的经济地理格局。
4.学术贡献之三：规模报酬与新经济地理
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者们开始把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区位和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早期学者的口头分析给予精确解释并加入了新的重要的观点。
这些工作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说的新经济地理学或者空间经济学。
许多研究人员为此做出了贡献，但最有影响力的贡献当属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1991年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规模报酬和经济地理”一文，通常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种子早已能够在他1979年的文章中找到。
克鲁格曼在文章中建立了一个中心—外围模型，回答了为什么起初两个人口规模差不多的地区，一个地区的人口会向另一个地区流动，企业会迁移，最终一个地区变成了工业化的中心，另一个却成了农业外围地区？假设有两个地区，起初这两个地区的人口规模差不多。
但是，现在假定是，偶然地，这种均衡被人口流动打破，从而使一个地区人口略大于另一个。
如果本地市场效应与实际工资的影响足够强大，最初人口变化的扰动将进一步刺激人口迁移到更大的区域。
这将启动一个累积循环的过程，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市场的规模再次扩大，从而进一步提高实际工资和刺激移民。
特别是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一个阀值时，集聚的力量会突然更加强大，出现集聚的“瞬间突变”。
此时，新的均衡不再是原来的情况，区域性的不平等内生地形成，一个地区成了工业化的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农业外围。
但是，也有相反的力量。
企业的大量迁移会导致当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人口的大量迁徙必须有足够高的实际工资来维持，也会产生企业从中心向外分散的动机。
因此，也有可能是走向一个分散的均衡，工业生产发生在这两个地区。
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消费偏好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较低的运输成本、较大的规模经济和较大的制造品份额是维持集聚的条件。
克鲁格曼的分析使我们方便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化，经济地理是如何演化成中心—外围结构的，以及运输成本下降和技术的报酬递增是如何强化了这种趋势的。
这些工作后来都出现在诺奖评委会特别提到的他与Fujita和Venables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