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希腊人的丧葬文化

从《伊利亚特》中看希腊人的丧葬观刘杰学号20 中文系08汉语言文学三班每个人都会有面对死亡的那一天，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

不同的民族面对死亡会有不同的态度，一个民族的丧葬观，正是对这个民的死亡观念的彰显。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而古希腊文明的源头无疑是古希腊的神话故事。

《荷马史诗》共分两部，其中一部是《奥德赛》，另一部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伊利亚特》。

这两部史诗记载的是古希腊长期流传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说的总汇，也可以说它是希腊神话故事的一部分。

在本文中，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从《荷马史诗》之《伊利亚特》所体现的希腊人的丧葬观。

一《伊利亚特》中的丧葬仪式《伊利亚特》中记载了帕特罗克洛斯死后阿喀琉斯的一系列表现以及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

当得知帕特洛克罗斯死后，阿喀琉斯立刻落进了漆黑的绝望深渊。

他用双手抓起地上的黑土，把它撒在他的脑袋上，他又拿土涂抹他那美好的脸庞，那件香喷喷的短褂子上也撒满了肮脏的泥土。

然后他滚倒地上，像个被打倒的巨人似的躺在那儿，弄脏了他的头发，并且拿他自己的手去拔下它来。

他从帕特洛克罗斯俘虏来的那些女仆们都大吃一惊，一起尖叫着跑出门去。

她们都拿手捶胸，到她们那高贵主人的身边去扑倒在地上。

着所有的举动不仅仅是阿喀琉斯悲痛的表达，其实也是一种丧葬的仪式。

在丧葬仪式中家人的悲痛有一整套仪式化的行为来表达：死者的亲属拔掉自己的头发，撕破衣服，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翻滚在脏杂的污秽里，发出悲戚的长号，呼唤着死者的名字——这不仅能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而且是一种对于死者的义务，是必需的。

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上，人们先向帕特罗克洛斯举行了盛大的祭献，将其生前的爱犬、马、羊、牛杀死并杀死几个战俘殉葬。

然后焚化他的遗体，将骨灰装进黄金罐中，为他修建了巨大的陵墓，并举行了盛大的竞技活动，分送各种贵重的物品。

其实在丧葬仪式中洗涤也是必需的对死者的清洗、涂油、包裹是一种仪式化的洗涤，以达到净化的目的。

在仪式的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是不可忽略的。

对古希腊悲剧的理解-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古希腊悲剧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瑰宝，它是古希腊戏剧三大类型（喜剧、悲剧、丧剧）中最为著名和重要的一种。

悲剧在古希腊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一种戏剧形式，更是对人性、命运、道德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和反思。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它的诞生与狄俄尼索斯崇拜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狄俄尼索斯崇拜中，人们以舞蹈、音乐和戏剧等形式来祭祀狄俄尼索斯，悲剧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就此诞生。

最早的悲剧是由合唱和领唱者组成的，通过表演来讲述神话故事，以此表达对神圣的崇敬和敬畏之情。

古希腊悲剧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它强调对人性的深入剖析。

通过人物的形象化刻画和情感的展示，悲剧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人们可以在悲剧中看到人类的弱点和欲望，同时也能感受到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

其次，悲剧强调命运的无情和不可抗拒。

悲剧中的主人公常常是非凡的英雄或领袖，他们面临着命运的挑战和抉择，最终因一时的盲目和错误而遭受灾难。

悲剧通过展示命运的残酷和无奈，让人们对现实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古希腊悲剧在古代雅典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政治、文化的体现。

悲剧通过对伦理道德、社会问题的探讨，给予人们启示和警示，引导人们思考和行动。

悲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艺术形式，对古希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古希腊悲剧是一种独特的戏剧形式，它通过对人性、命运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展示了人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悲剧在古希腊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古希腊文化和现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古希腊悲剧中汲取智慧和启示，使其对我们的生活和思考产生积极的影响。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是指文章的组织框架和布局。

一个良好的文章结构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提高文章的逻辑性和可读性。

对于本文的结构，将按照以下几个部分展开阐述。

首先，在引言部分中，我们将对古希腊悲剧进行概述。

对于古希腊悲剧的生命意识的解读古希腊悲剧源白酒神祭仪当中礼赞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颂歌和献祭酒神的歌舞――山羊之歌(tragoidia)，最初的主题只是悲悼酒神在尘世的受难、死亡和赞美他的再生。

我国著名的学者罗念生先生把它解释为，古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颂，那是一种乡社歌舞。

歌队有五十个“羊人”组成，其中一个是歌队长，他回答歌队的问话，讲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故事。

这种回答最初只是一种“临时口占”，后来相传由忒斯庇斯首先将一个演员安排到歌队中，这个演员可以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可以和歌队长谈话，这就是古希腊悲剧最初的原型。

人类最甲的悲剧意识更为久远些，在早期的原始初民那里，他们对“红色”产生了原始崇拜，因为红色是血的颜色，象征着生命，红色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所特有的象征符号的意义，他们穿戴用赤铁矿染过的装饰品，并将这些象征生命的“红粉”用在对死者的哀悼上，这一方面表达了原始初民对生命的眷念和热爱，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死亡的重视，以及对自身生命的焦虑。

死亡作为不可避免的命运，给原始人类带来了莫可名状的惶惑和恐惧。

他们既感到现世的欢乐，又因为能预知死亡而感到宿命的悲哀。

这种欢乐与悲哀的交融，实际上形成了人类最初的悲剧意识。

死亡是在古希腊人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痛苦，生命的价值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他们看到了生命的无常和苦痛，但是希腊人仍旧要找到生存的理由，坚强地活下去。

贫瘠的土地和温和的地中海海风造就了希腊人特有的性格，他们不仅看清了这个生存者的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看到了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去创造这么多美好的艺术，在一份独特的平静和安宁中让人们体会生活的美。

希腊悲剧的诞生也离不开希腊人的神话，荷马的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勾勒了整个希腊神话的体系，成为希腊文艺繁荣的基石，马克思对希腊神话的作用作过充分肯定，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凭借他们旺盛的想象力构建的话语体系。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这六个奇怪的风俗，你肯定没有见过！1.古埃及人的“净礼”形式在古埃及人的伦理道德思想中，性仍然被视为一种肮脏的概念。

女子的经血是不干净的，这种观念波及到性行为本身上，同时也使人们认为和女人接近的男人会变得污秽不堪。

在神庙祭祀上，特别禁忌女色，正如任何形式的通奸在那种场合都会遭到禁止一样。

在代尔·麦地那，工匠们的女儿或妻子来月事时，可以不参加劳动，这种形式也称为“净礼”。

2.古印度寡妇殉葬的风俗“萨帝”是古印度寡妇殉葬的风俗。

即丈夫死后，在尸体焚烧之前，妻子必须走上柴堆，由其亲生儿子举火点柴，焚烧其母。

整个过程中，儿子不应对母亲有怜惜之心，而应认为这是顺从母亲意愿，可使她在九泉之下享福，亲友也应当同时上前祝贺，而不应流露出一丝畏惧。

这一习俗的形成时间，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性别歧视的产物。

但在吠陀时代遗留的文献中，还没有发现与殉葬风俗相关的记载。

不过，有的学者发现在吠陀时“有个别寡妇随丈夫尸体被焚烧的事例”，因此在这一时代，殉葬风俗的主角是出于对丈夫的难以割舍之情而主动殉葬的寡妇。

但是到了史诗时代，这种风俗开始到处流传。

在《罗摩衍那》史诗中就记载了吠陀婆底殉葬的事。

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提到般度的妻子玛德利殉夫的事。

还有克里希纳的父亲沃苏得沃死后，一起殉葬的是他的4个妻子德沃吉、莫德拉、劳海丽和莫迪拉等等。

据记载，公元前4世纪，在旁遮普的迦特族中也十分盛行寡妇殉葬。

3.古埃及人的避孕方法早期的埃及人已经对怀孕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他们认为避孕就是在液体没有进入子宫之前就把它擦去，或者在女性生殖器里放入一块海绵状的、能吸水的织物吸干液体，也可以通过堵塞女性生殖器与子宫之间的颈口，以防止液体进入子宫，达到避孕的目的。

《康恩纸草书》其中记载了关于避孕的方法，如用由蜂蜜和泡碱( 碳酸钠) 制成的黏性混合物，或者用奥伊特软糖制剂可以实现避孕的目的。

当然，其他一些药方与科学的论据比起来更具有乐观色彩。

从丧葬礼仪看中西方文化差异第一篇：从丧葬礼仪看中西方文化差异从丧葬礼仪看中西方文化差异摘要中西方文化在宗教、伦理、颜色、礼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究其根源，中华文化一直没有摆脱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西方文化则是彻底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属。

关键词丧葬文化中西文化差异不言而喻，每一个民族身上都带有自己的文化，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

中西文化虽然经过数百年的冲突和交融，各自的界限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但无论中方还是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还是自身文化脉系的传承，还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

从中美传统的丧葬礼仪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差异。

一、丧葬中的中西文化差异1、宗教文化不同在丧葬中，西方国家基本上属于宗教式的丧葬礼仪。

西方丧葬礼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不允许偶像崇拜，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简丧薄葬。

基督教的丧礼更多的是为死者祈祷，祝其灵魂早日升入天堂，解脱生前痛苦。

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崇尚“个人本位”，主张“以个人为中心”，因此在丧礼中，根据宗教礼仪，重在安置死者的“灵魂”。

从它的丧葬仪式可以看到他们的宗教传统。

儒家确立了中国丧葬礼仪的大传统。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灵魂不死的信仰，经儒家伦理化解释，人们关心死者的灵魂，灵魂附于神灵，供奉于祖庙。

后来佛教的传入，则带来了“六道轮回，转世托生”等观念。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早期道家只讲炼丹成仙，在民间并无多大影响，但在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吸收了儒、佛教的许多观念，终于和儒、佛成为鼎足之势。

从道教对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影响中，亦可看到道教与儒、佛二教的关系，道教给丧葬文化带来了关于地府阴间的观念。

宗教的融合体现在丧葬礼仪中，那便是以儒家传统丧礼为主体，融合了佛、道二教的丧葬礼仪的出现。

明代小说《金瓶梅》中所描绘的李瓶儿葬礼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其基本程序是儒家的，如装敛、报丧、成服、大敛、出殡等等；但其中又杂以众多佛、道习俗，如请阴阳生批书、置七星板、钉长命钉等是道教习俗；而念倒头经、做七七斋则是佛教习俗。

希腊古典时代的社会风俗所谓社会风俗是一种沟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文化现象。

社会风俗中沉淀着的思想意识有重大的社会功能，往往形成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从而对社会生活发挥着导向作用。

综观古希腊人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风俗，其中某些方面充满了高尚的精神追求，反映了健康的精神面貌。

下面我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衣、食、住、婚姻、丧葬等风俗所。

一、服饰古希腊服装的构成极为简单，仅为一块长方形的布料，不需要任何裁剪，通过在身上的披挂、缠裹或系扎表现出优美的悬垂波浪的褶饰，属于一种宽松型服装。

最具代表性的品种是希顿和希玛纯。

希顿(Chiton)，意为“麻布贴身衣”。

它是古希腊人男女皆穿的内衣，按着装方式和形态上的不同，分为多利亚式和爱奥尼亚式两种。

多利亚式希顿流行于公元前6世纪以前，着装方式如下：先把长方形的一条长边向外折，其折的量等于从脖口到腰际线的长度，这段折返叫做“阿波太革玛”(Apoptygrna)，然后把两条短边合在一起对折，把身体包在这对折中间，在左右肩的位置上从后提上两个布角，在前面用长别针固定起来，多余的布料自然地垂挂在身上，形成优美的垂褶。

走动时长裙随风摇曳，在侧敞开处，使健美的肉体时隐时现。

整体上看上去好象有披肩的长斗篷似的，十分潇洒。

为了突出优美的衣褶和便于行动，在希顿上系一条腰带。

系扎腰带时，把布向上提一提，使布在腰带上形成膨臌的余量，以至下垂盖住腰带，并在腰带处随意调节垂褶的疏密。

折返下来的阿波太革玛还可以从后面竖起来包头。

爱奥尼亚式希顿原是小亚细亚西岸爱奥尼亚地区人们穿的衣服，公元前6世纪传人雅典。

两种希顿的流行虽有先后，但在很多地区并存。

一般年轻人喜用多利亚式，而中年以上的人则喜用爱奥尼亚式。

爱奥尼亚式希顿基本结构与多利亚式希顿相同。

它与多利亚式不同的是，取消了衣服上的折返，轻薄的亚麻材料取代了多利亚式的厚重羊毛材料，使服装显得更加有垂坠感，多褶且柔软。

尖头别针由安全别针取代，固定的位置也不再限于左右肩两处，而是从两肩到袖口有好几处固定结点。

《伊里亚特》里的古希腊墓葬文化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吴殷07304876内容提要：作为古希腊史诗里一株不死的奇葩，《伊里亚特》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影响上皆有巨大的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其中关于古希腊的丧葬礼的描述探析古希腊的木藏文化。

更深入的了解古希腊的民族民风。

关键词：屠杀牲畜赠发和祭献招魂收敛《伊里亚特》是古希腊人为后代传下的光辉史诗，它叙述的是古希腊人与特洛亚人的一场战争，也就是那场久负盛名的“特洛伊战争”。

作为一部流传久远的文学著作，《伊里亚特》一直以其宏伟的战争叙述和精湛的人物描写著称。

但其中包含的大量关于古希腊墓葬仪式的信息也是一大亮点。

研究《伊里亚特》里的古希腊墓葬文化不单可以重现当时的宏伟场面，还能帮助现在的人更好的理解古希腊的民俗风情。

《伊里亚特》里描写的大型墓葬仪式有两个。

一次是阿基琉斯为好友帕特罗克落洛斯举行的葬礼，还有一次是普里阿摩斯赎回赫克托耳的尸体后为他举行的葬礼。

《伊里亚特》第二十二卷和第二十四卷后半部分对此做了细致的描述，主要仪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屠杀牲畜，举办丧礼晚宴。

古代希腊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上诸岛屿以及小亚细亚西岸地区。

气候温和，多山多水，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九世纪的“荷马时代”的时候，青铜器工具已经普遍使用，犁耕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尤其是畜牧业，几乎可算得上是当时的“支柱型产业”。

受此影响，《伊里亚特》里就有频繁的关于战士吃肉的描述，但是都和祈祷、祭祀等活动联系到一起。

如“他们祈祷完毕，撒上粗磨的大麦粉，先把牺牲的头王后扳，割断喉咙，剥去牺牲的皮，把牺牲的大腿砍下来，用双层网油覆盖，在上面放上生肉。

老祭司在柴薪上焚烧祭品，奠系晶莹的酒液，年轻人拿着五谷叉围着他，他们在大腿烧化，品尝了内脏以后，再把其余的肉切成小块叉起来，细心烧烤，把肉全部从叉上取下路。

他们做完事，备好酒肉，就吃起来。

他们心里不觉得缺少相等一份，在他们满足了饮酒吃肉的欲望后……”①“他们祈祷完毕，撒上粗磨的大麦粉，先把牺牲的头往后扳，割断喉咙，剥去牺牲的皮，把牺牲的大腿砍下来，用双层网油覆盖，在上面放上生肉。

论文范文：中世纪晚期西欧殡葬文化浅析一、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死亡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因此隶属于人类文化的殡葬文化无疑也有其阶段性。

在人类尚无自我意识的时代，处于弃尸阶段；当人类开始自我觉醒，便学会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一定的处理。

考古证明，距今10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尼安德特人就开始为死者举办殡葬仪式，“35 名尼安德特人骨架的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已开始有针对性地选择在自然保护点埋葬尸体，如洞穴和峭壁悬崖等地来预防死者的尸体受到自然灾害和动物的破坏”。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惧怕死亡并且受“天然契约论”的影响，在死亡观念上讲究对现世生者的尊重而不是灵魂的归宿，因此不大操大办殡葬仪式。

进入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指导此时殡葬仪式的观念主要是基督教死亡观。

（一）永生观14 世纪初期，西欧几百年以来的盛世与繁荣出现了断裂，饥荒和瘟疫肆意地在西欧大地上“屠宰”着人们。

1315 年的春天，欧洲大部分地区下起了异乎寻常的大雨，气候的异变使大范围内的农作物歉收，大批的人们被饿死。

“尸体被收集到车上运送去火化，这样的车一天有三到四次出现在小镇上，并且每次车上尸体多达十几具……如此多的人们相继死去以至于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臭气”。

1317年饥荒达到了最猛烈的程度，同时，虚弱的人们还遭受着肺炎、支气管炎和肺结核等疾病的折磨。

然而，更为可怕的还是黑死病，不只是老人被传染去世，大批的年轻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有些地方整个村庄都消失了。

“据估计，在14世纪有30-60％的欧洲人口在这场灾难中死去”，“巴黎10万人口有一半死亡，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1338-1351年，人口从12万减少到5万，德国的不莱梅和汉堡至少有60％的人口消失”。

黑死病的传染如此迅速，在1348年约有1/3的欧洲人口消失了，在拥挤的城市，50％的人口死去是数见不鲜的，而基督徒们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因为他们要关心黑死病的受害者。

希腊人遗体“入土难安”希腊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文化得到了全球人民的传承和发扬。

然而，在遗体方面，希腊人却存在一些古老而特别的传统和禁忌。

这些传统主要表现在丧葬礼仪上，亦涉及医学和解剖学研究等领域，使得希腊人的“入土难安”。

本文将就此话题进行探究和分析。

一、希腊人的丧葬礼仪从古至今，希腊人一直注重丧葬礼仪。

他们认为，身体的死亡是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刻，是灵性和物质的唯一分离。

因此，希腊人认为灵魂应该离开身体，进入天堂或地狱。

在丧事上，希腊人有许多特别的习俗和规矩，其中最著名的一项是“尸体洗礼”。

“尸体洗礼”，是指让死者家庭的女性在家中为尸体进行清洗和化妆，以保持尸体的尊严和感召力。

这项传统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宗教习俗，认为洗礼可以让死者灵魂不再向身体执着，而是自由地去往天堂或地狱。

尤其是在现代希腊，许多信奉正教基督教的人依然遵守这一习俗。

然而，这些坚持古老传统的希腊人，却经常无法达到心愿：多数人的遗体难以“入土为安”。

二、希腊人的遗体“入土难安”在希腊，很多坟地的空间十分有限。

由于古老的丧葬风俗和信仰习惯，希腊人普遍选择将先人安葬在土地上，而非火化后善后处理。

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小坟地上，可能会安葬了同一家族许多代人的尸体。

因此，希腊人在丧葬时总是谨慎小心，力求遵守一些丧葬礼仪的空间禁忌。

譬如，他们认为，同一个坟地里不应该有夫妻、父母和孩子共处，否则，这些亲人的灵魂就会在坟地上无休止地漂浮。

但即便如此，希腊的坟地依然满载着尸骨，挤满了棺木。

此外，遵守古老传统的希腊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将死者的躯体带回家中。

这在欧洲诸国不常见，在当地却属常规做法。

不过，这也就造成了一定的卫生安全问题。

在某些遗体被搬运到坟地安葬之前，会经过翻转、更换及多次洗涤的程序，来确保每一个新坟地都能承受住所有的尸骨和坟墓石。

三、解剖学与遗体除了在丧葬礼仪方面存在特殊禁忌，希腊人还对解剖学和遗体医学方面的探索表示出不同寻常的态度。

西方丧葬礼俗西方丧葬礼俗西方国家的丧葬礼仪基本上属宗教式的丧葬礼仪。

人死后，首先在死亡地或尸体发现地的登记处进行登记，由医生或验尸人员签发书面证明，并在死亡者生前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办理登记；而后对亲友发出通知或在报刊上公开宣布。

葬礼一般遵循死者生前遗嘱、遗言确定是土葬或者火葬。

丧葬事务一般由．殡仪机构或承办人具体安排，包括埋葬或火化的时间、地点以及举行葬礼仪式的时间、地点等。

西方葬礼仪式一般同结婚一样，多在教堂举行。

具体程序是，先把棺材运人教堂，由一位教士念悼词并为死者祈祷，然后用一块天鹅绒棺罩遮盖住棺材送往墓地或火化场。

葬礼与葬礼弥撒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分开(在葬礼后的某一天)举行，一般由神父或死者亲属议定，包括祈祷词和经文，然后是圣餐，最后为告别仪式。

西方丧葬礼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不允许偶像崇拜，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简丧薄葬。

基督教的丧礼更多地是为死者祈祷，祝其灵魂早日升人天堂，解脱生前痛苦。

基督教认为人死后灵魂需要安静，因此丧礼非常肃穆。

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丧葬基本从简，即所谓在上帝面前“灵魂平等”的原则。

近现代以来，由于崇尚“科学精神”，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兴起，使西方人能以一种“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死亡，进一步淡化了社会对殡葬的热情。

西方崇尚“个人本位”，主张“以个人为中心”，因此在丧礼中，也是以死者为“中心”，重在安置死者的“灵魂”。

总之，西方丧葬礼俗有我们可借鉴之处。

死亡文化的本质是生存文化，从一个民族的死亡文化中可以窥到那个民族的全部生存哲学。

西方虽然民族众多，但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丧葬礼俗基本大同小异，下面就西方丧礼中比较一致的方面予以概述。

葬式。

西方葬式主要是火葬、土葬两种。

无论采用哪种葬式，均葬于公墓。

公墓。

城镇公墓一般建在郊外辟静幽雅之处，农村公墓建在村外较远的地方。

西方公墓园林化程度很高，规划也很长远、划一、详细，有公路、纪念、休息、住宿、购物的场所。

从原始人的灵魂观到人殉与厚葬现代汉语中常用的“灵魂”一词，原为希腊文ghost-soul和psyche、pneuma，及拉丁文anima的意译，其原初意义是“呼吸”、“气息”，与古梵文中的“生气”（prana）相当。

这意味着欧洲先民认为，人生命的本源和内在的主宰者是呼吸和气，并由此推想住在人身中的灵魂的本质是气息，质地为气状，虽然肉眼看不见，却有维持生命和精神活动的作用。

华夏先民很早便用阴阳观念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认为人是阴阳的结合体，阳为“魂”，其作用是“神”——虽然无形而却有奇妙不测的意识、精神作用；阴名“魄”，为生理性的肉体，或专指死人的尸体。

《淮南子》有云：“魂是灵，魄是尸。

”华夏先民所说的“魂”，大略相当于希腊文、拉丁文的“灵魂”。

华夏先民也认为魂是气状或魂的质地为气，《礼记·郊特牲》即以“魂气”并用。

原始人普遍视灵魂为人生命之本，认为灵魂离体永不复归，便是生命的结束。

古代华夏有人死后为之“唤魂”、“招魂”的风俗，一方面用以表示生者想尽办法令亲属复活的心愿，一方面用特定方法检验亡者是否真死。

据《故箫丧服要记》所述，古人在人死后树招魂幡，置于乾（阳）地，幡上书亡者姓名，“以魂识其名，寻名入于暗室，亦投之于魄”，希望亡魂看到自己的姓名，能找到放置尸体的暗室，复归肉体而复活。

《淮南子》记述汉代丧葬仪礼说，人初死，亲属要用其生前常穿的衣服盖在尸身上，以衣招魂，亡魂看到熟识的衣服，便能返回肉体。

亲属还用纩（轻软的丝织品）在尸体口鼻上试验，若魂归于魄，则“尸口纩动”，说明复活而有了鼻息，若口纩不动，则说明死亡已无可挽回，这叫做“属纩”，当源出远古，而直到晚近还在流传。

中国民间还残留着大概是上古遗留下来的“叫魂”风俗，小孩受惊或因某种疾病导致神智不清，恍惚痴迷，便认为是“掉了魂”，家长便会四处呼喊其名字，以期叫回游弋不归的灵魂。

笔者小时候还经常看到此类情景。

各民族的原始灵魂观念形形色色。

澳大利亚中部的各原始部族都认为人身中有许多灵魂。

浅谈古希腊人的丧葬文化古希腊人相信灵魂不死。

他们认为，如果不给死人举行葬礼，死者的亡灵就不能进入冥府。

认真的处置尸体，是完成神祗赋予他们的义务，同时能给活人带来福祉。

无论是土葬还是火葬，都不能省却隆重的葬礼。

但死于自杀或通奸罪者例外，其尸体在夜被人草草运出弃之荒野，任其腐烂。

古代希腊人也相信：当一个人呱呱坠地时是不洁的；同样，人离开尘世时也是不洁的，而且会将整座房子以及房中的人都污染。

因此，人一断气，其亲属就立刻从另一房中端来一盆祭祀用的圣水放在死人的房门前，每个走出这所房子的人都必须用圣水喷洒自身以祛除不洁。

否则，不能再与别人接触。

接着就是怀着极其虔敬的心情料理尸体。

首先，家中妇女为死者洁身，然后给尸体涂上优质油料和香精，穿上纯白色衣服，裸露着头和脚。

青年死者穿 Chalmys(古希腊一种短斗篷或外套)。

斯巴达人穿猩红战袍。

雅典人有时不穿白衣而穿彩衣。

再给死者头戴花冠(要真鲜花)。

只要时令允许，桂、橄榄、常春藤冠也未尝不可。

到安葬时须换上金箔冠。

吊唁的亲友送来的花冠、花环常用以装饰棺椁坟墓。

最后在死者口中放一枚钱币，作为亡灵渡冥河时的船费。

据古代传说：冥府里的一个小神--卡龙(Charon)，平时扮作一位衣衫褴褛、手执木橹的老人，专门在冥河上为亡灵摆渡，只让过去，不让返回。

如果没有举行葬礼，死者亡灵，在允许登上卡龙的渡船以前，就会在冥河岸上飘泊几百年。

口中放钱币是跟古希腊社会生活分不开的：当时人们还不懂在衣服上做口袋，因此出门购物都把钱放在嘴里。

当时有些地方，在尸体旁放一个蜜糖糕饼，用以贿赂塞伯洛斯(Cerberus)。

希腊神话说，塞伯洛斯是一个把守冥府入口的怪物，它长着三个狗头、龙尾巴，尾后又生有各式各样的蛇头。

这些工作做完后，就是隆重的停尸仪式。

尸体要停放在房的正厅，而且绝不能被太阳照射到，否则就是玷污了太阳神。

灵床是铺着垫褥，装饰着鲜花、树枝的睡椅，尸体脚朝向门口，象征着他还要最后一次出门旅行。

中国与希腊的古代丧葬仪式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之异质性为世人所共知，而这两个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古代文明当时几乎毫无关联，彼此走的是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然而，有趣的是，在文明处于早期阶段时，两个古代社会都是高度仪式化的，都以具有一套象征意义的仪式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表达某种观念与价值，来规范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保证社会的秩序。

就这点而言，丧葬仪式便十分具有代表性。

丧葬仪式之目的不仅是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之情、为死者的家人亲朋提供一个表达其对死者最后的尊敬之情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再次厘清各人与死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在社会及家庭（或家族）中划分相应的等级、建立必要的秩序。

可以说，这种仪式化的行为还具有一种社会控制的功能在其中。

在两个古代文明中，人们对仪式本身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其中有许多细节性的要求，两个古代民族都力图能够严格准确地遵守那些仪式化的程序。

从中我们发现，在两个古代社会中对待丧葬仪式有两个基本点是共同的：首先，在两个古代社会中，丧葬仪式从来都不仅仅是纯粹私人的事务，而都是一桩集体事件，是整个家庭对于死者应尽的一种义务。

在丧葬仪式中，哀悼者聚集在一起为死者举哀，将死者置于“已死的”的社会地位之上。

丧礼具有强烈的群体性，家庭的需要远胜过个人的情感表露。

其次，丧葬仪式应遵循符合礼仪的程序，并由适当的人来执行，即由同一个家庭的人为其成员举行该仪式，直系亲属有最大的责任来承担这一任务，这是他们为死者应尽的义务。

二然而，在以上这些“相同”之中，又还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

对于两个古代民族而言，最重要的差别有两点，即组成哀悼者的团体不尽相同，其丧葬仪式的关注点也不同。

在古代希腊，为死者哀悼的权力一般来说似乎只是落在直系亲属的身上，这不仅表明了社会的基本细胞从胞族到家庭的转变，或许还暗示了哀悼的权力实际上是直接与继承的权力相联系的。

玛格利特·阿莱克斯认为：“对于希腊人来说，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如果哀悼的权力与继承的权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关葬礼的立法会将对死者的处理权严格限制在直系亲属之中，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宣称其继承权。

古代希腊的献祭仪式研究吴晓群 每一种宗教都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人们如何思考那未知者,这是教理教义所要说明的问题;二是人们如何与那未知者发生关系(崇拜、感知、沟通、结合),这便是仪式所涉及的领域。

自上世纪末以来,国外宗教学界普遍认为,对于古代宗教之理解,仪式比多变的神话更具重要性和启发性。

晚近以来,对仪式的研究则已突破了纯粹宗教学意义上的探索,而将它置于整个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这样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使仪式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文即是以古代希腊的杀牲献祭仪式为例,在具体考察其形式与结构的基础上,提示了这种仪式所反映出来的希腊人的宗教观,以及其在价值上与社会层面上的功能与意义。

一、古希腊人杀牲献祭的形式与结构在古代希腊人的观念中,公共祭神活动及宗教节日庆典与战争一样,都是城邦的头等大事,是公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古典时代,据统计,全希腊的宗教节日已知的就已超过300个,分布在希腊全境250个地方,分别祭祀400个以上的神祗。

例如,雅典一年有144个宗教节日,雅典人每年至少有120天花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宗教节日上 。

如果按照柏拉图的理想设计,国家通过立法确定的节日数目应为365个,即“每天都有一个节日,以便至少每天都有一个行政长官代表城邦公民向某个神或半神献祭” 。

可见,希腊人并不是通过声明“相信神祗”这样的誓言,而是通过某些崇拜神灵的具体仪式来确立其宗教的。

因此,举行祭神的仪式就成为赢得诸神宠幸的先决条件,而献祭则是所有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道程序。

古代希腊人普遍认为,神庙是神的居所,不得随便入内,所以祭祀活动一般都是在神庙外的广场上围绕祭坛而举行的。

献祭的程序在希腊各地及不同时期繁简不等,本文对杀牲献祭仪式程序的复原是依据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施行的形态而定的,是一种综合概括。

柏拉图:《法律篇》(Plato,L aw s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828节。

参见保罗・卡特里奇:《希腊的宗教节日》(Paul Cartledge ,T he Gr eek R elig ions Festiv al ),剑桥1985年版,第98—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