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法思想建构我国法治基石

以自然法思想建构我国法治基石【摘要】：两千多年前，人类的先哲们奠定了自然法之基础，在西方民主法治进程中，自然法已然不仅仅是一个法学派的理论，而是成为根殖于人们思想中的社会价值观，从而为西方民主法治提供了坚实基础。

自然法的理念对实现我国法治为良法之治，防止权力滥用，保护公民权利，追求社会正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章试图通过对自然法学派理论的阐述，阐明追求自然法之理念、价值对于我国法治进程的必要性。

【关键词】：自然法理论; 法治; 借鉴意义一、自然法理论的历史进路一般认为自然法学派的发展经历了经过了四个不同的阶段：1.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在古希腊并未形成体系化的法律思想，自然法的观念散见于希腊先哲们的著述当中，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已经含有自然法的观点。

如柏拉图关于”善”的理念观，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学说。

明确提出宣扬人人平等并具有普适性的自然法并使之成为体系化的哲学的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

神圣的理性寓于所有人的身心之中，不分国别或种族。

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的自然法，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

”斯多噶学派对古罗马法学家的影响巨大, 这一时期自然法从理论到到实践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万民法”。

伟大的罗马法学家西赛罗的学说是自然法发展中里程碑。

他将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证成系统化的自然法理论，并将自然法与人定法作了界定，人定法如果违背了自然法就不配被称之为”法律”，他认为”自然定律是最高的理性，它命令所应为，禁止所不应为。

这种理性在人类心智中的凝化和充分发展就体现为法律。

”自然法的基本思想在这一时期得以奠定，其理性的光芒由此照亮法学发展的历史进路。

2. 中世纪自然法与神学的融合在古希腊自然法的影响下，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将自然法理念纳入神学领域构建起基督教神学自然法。

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是其代表人物。

奥古斯丁提出世俗法律应符合上帝之永恒法的要求，如果世俗法律违背上帝之永恒法就不具有效力。

托马斯·阿奎那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

代表上帝理性的永恒法是上帝用以统辖宇宙万物之法；自然法是上帝指引人类行善避恶之法；神法是上帝通过《圣经》给人类的启示，是对自然法的补充；人法是统治者为公共利益制定的法律，其不能与自然法相违背。

3. 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随着17、18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法学达至空前繁荣的阶段即古典自然法学的形成和完备。

这一阶段自然法开始从宗教神学中剥离开来，崇尚理性、人权。

其代表人物是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

古典自然法学理论主要有以下特征：一，强调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才是自然法的核心。

如格老秀斯将自然法阐释为：”一种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性；反之，就是道德上罪恶的行为。

”并认为”即使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并不承认的东西--因为这并非一种极恶--即上帝并不存在或者说上帝并不关注人类的事务，这种自然法亦会普世于天下。

”二，宣扬人所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认为人自然权利是人生而拥有的权利，不依人定法而存在，不以人定法而转移。

如洛克认为”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

”三，强调政府权力的分立。

为了防止专制统治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认为政府权力应当划分为独立的几个部分，以达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目的，从而防止权力的滥用。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因此，孟德斯鸠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使其相互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形成专制。

四，社会契约论思想。

对社会契约思想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法学家们各自的观点不同，概而言之他们都认为人们生而拥有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中这种权不稳定且易受侵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人们缔结契约建立政治国家。

因此政府的权力来自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意。

国家、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

因此洛克认为”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

”而作为契约一方社会成员亦有履行契约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

4. 20世纪自然法的复兴在实证主义法学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自然法理论倍受冷落，停滞不前。

二战后自20世纪初自然法学开始复兴，对德国纳粹法律的反思与否定使自然法学的复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其代表人物有施塔姆勒、富勒、罗尔斯、德沃金等人。

他们再次将自然法提高到衡量实在法正当与否的高度，强调法律应具有正义、平等、自由的价值取向。

罗尔斯提出了以自由为核心的正义理论。

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不可分，他把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内在之德”和”外在之德”，认为法律的”内在之德”由八个要素构成，即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性、明确性、无内在矛盾性、可遵循性、稳定性以及政府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

并认为完全不符合以上要素的，根本不能被称为法律制度。

5. 各阶段自然法价值取向的共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以及在不同的国家，人们对正义、道德、善、恶的理解各不相同。

但对于正义、道德的追求，认同人定法应符合自然法对正义、道德的要求，却是信奉自然法的先贤们所共有的理念。

正是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法论者对法律中的正义、道德孜孜不倦的追求丰富了自然法的内容，推动了自然法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法律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二、自然理论对我国法治的借鉴意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述被认为是现代法治思想的渊源,它实际上包括了两重含义：一、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法律对包括掌握国家权力者（政府）在内的所有人都具有至上的权威；二、共同遵守的法律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英国法学家戴雪根据英国普通法的实践系统地论述了法治的含义，他认为法治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除非违反法律，否则任何人不能受到惩罚，人身、财产也不受侵害。

即人们服从法律之治而非人治。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三、个人权利是法律的来源，而不是法律的结果。

根据上述观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法治：第一、法治的前提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第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第三、人们（包括法律的制定者）对法律的普遍遵守。

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尊崇”尊尊”“亲亲”强调”口含天宪，法自君出”的君主专制思想，导致我国无法治思想传统，专制思想却根深蒂固。

因此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只借鉴西方先进的民主法律制度是不够的。

如果不对支撑这些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思想进行借鉴吸收，那么再宏伟的制度设计也只能是没有基石的空中楼阁。

借鉴作为支撑西方法治的基本理念的自然法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有以下重要意义：第一，倡导自然法思想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无庸讳言现下我国仍有一些法律规定与现代法治依良法而治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并且分权制衡以达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在目前我国仍亟待完善。

而良法思想和权力制约的思想是自然法学说的重要内容。

因此从自然法思想中汲取养分，是我国当前法治进程中的现实需要。

第二，自然法思想强调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信奉人人平等。

宣扬自然法思想有利于革除我国传统的专制思想，克服人与人不平等的等级观念。

促进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形成。

如前所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自然法思想的内容之一。

只有以人人平等的思想构建为前提，立法与司法中才可能将之真正实现。

第三，在立法过程中倡导自然法思想，有助于实现依良法而治。

在公法领域倡导人权保护的一系列基础性的法律原则如：司法独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都来源于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思想的社会契约思想、三权分立学说等，更是真接成为西方国家的宪政基础，经实践检验也确实为西方国家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在私法领域，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必须完善私法，倡导私法主体的独立、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

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等观念都是自然法思想的重要内容。

因此私法领域对自然法思想的借鉴无疑也是有必要的。

第四，徒法不足以自行，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公民对法律的所抱的态度、对法律背后的思想理念的理解，会对法律实效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弘扬自然法思想对于树立公平正义的司法观、守法观也是必要的。

博登海默说过：”如果最有才智的人也因认为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想的、非理性的概念而放弃探索法律中的正义与公正问题，那么人类就有退回到野蛮无知状态的危险。

在这种状态中，非理性将压倒理性，黑暗的偏见势力就可能摧毁人道主义的理想并战胜善良与仁慈的力量。

”自然法思想所倡导的对正义、道德的追求不仅在当代也在未来、不仅在法治领域也在整个社会具有永存的价值。

参考文献[1] [美]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7。

[2] [爱]西方法律思想简史[M]. 王笑红,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55.[3] [美]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45.[4] 刘星. 西方法学初步[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243.[5] [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M]. 张雁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05.184.[6] [英]洛克. 政府论下册[M]. 叶启芳瞿菊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05.80.[7] 付子堂编. 法理学初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32.[8]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