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诗风异同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开创了彬彬大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形成了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风貌。三曹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及不同阶段的个体特征。
共同点：
①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曹操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开创一代诗风；曹丕诗歌以抒情性代地替写实性，运用乐府艺术形式时引赋入诗，开拓了诗歌艺术表现；曹植在乐府诗中注入强烈的感情与个性，使原来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转向以抒情为主，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②曹氏父子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追求“慷慨悲凉之美”和非功利、主激情、重个性，求华美，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特点。
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怨，强烈个性的表现及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表现贯穿其创作之中。
不同点：
①风格差异；三曹创作体现了建安风骨初期、中期及后期不同的风格特征。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激扬壮丽；曹植的诗歌豪宕深沉，情兼雅怨。曹操诗通脱，曹丕诗华丽，曹植诗沉著。
②诗歌内容侧重点、艺术表现不同：
曹操的诗歌多从时事政治、军事民情方面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多从离愁别怨、家庭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曹植的诗主要从自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内心的悲愤忧思的角度反映社会现实；曹操的诗激烈深刻，勇于批判，顽强进取，多英雄本色，大将风度；曹丕的诗委婉平和，固步守成，多公子声气，儿女柔情；曹植的诗悲怆幽怨，多诗人气质，情感浓郁；曹操诗报国
述志，蒿目时难，侧重时事、政治、民情的抒写；曹丕的诗工于言情，重在乱世余人心理的表达；曹植的诗重在个体遭受挫折的悲哀与怨恨的抒发；曹操诗质胜文；曹丕的诗文胜质，曹植的诗文质合一。
③题材表现、情调不同
曹操的诗多抒发生灵涂炭，四海未定的悲情，其情深沉、苍茫、浩大，主要借乐府旧题反映现实，直陈其事，明情显志，忧国悯时，充满“悲情”；曹丕的诗多怀着迷惘的思绪，淡淡的情愁，关注游子思妇的叹息，思考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情细腻深婉，纤巧细密，充满“忧情”；曹植诗歌着重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曲折腾挪，沉痛深挚，充满哀怨。曹操的诗多以乐府旧题填写新辞，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借游子题材，表现人生的孤苦飘零，生命本体承受的气质沉重苦难；曹植的诗主要借游仙形式寄托情感，抒发人生变故，失意的悲愤。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集体备课稿纸 2015 年下学期七年级语文研讨时间：月日第周星期研讨人员： 主备人：曾朝霞审核人：参与修改完善人员： 课题：建安文学 ［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建安文学的基本文学常识。 2.以“三曹”代表性诗歌为例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3.以其中一或两首诗为例进行诵读并鉴赏。 4．提高学生分析鉴赏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１.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２.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毫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 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 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临漳县 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他们在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并掀起了我国诗 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个时代颇具特点的文学。 二、文学常识介绍 1、建安文学的定义及代表作家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 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 (曹操、曹丕、曹 植)和“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蔡琰，而 以“三曹”为核心。 2、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 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 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浓郁的的悲剧色彩，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三、以“三曹”诗歌为例，感受建安文学的特点 （一）曹操及其《蒿里行》 个性化设计：
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段时间的文学，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刚健：（性格、风格、姿态等）坚强有力。是刚强、雄伟的风格形态。刚健的作品气势豪迈壮阔，感情奔放激烈，境界雄奇浑厚，具有阳刚之美。 遒劲：雄健，刚劲有力。 风骨：指文学作品刚健遒劲，有个性、有力量的格调。 慷慨：情绪激昂。 影响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他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唯才是举；对文士礼遇有加，与文士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 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 1、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 如《蒿里行》中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2、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的胸怀的 如《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3、表现对贤才的渴慕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三曹诗风异同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开创了彬彬大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形成了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风貌。三曹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及不同阶段的个体特征。 共同点： ①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曹操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开创一代诗风；曹丕诗歌以抒情性代地替写实性，运用乐府艺术形式时引赋入诗，开拓了诗歌艺术表现；曹植在乐府诗中注入强烈的感情与个性，使原来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转向以抒情为主，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②曹氏父子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追求“慷慨悲凉之美”和非功利、主激情、重个性，求华美，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特点。 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怨，强烈个性的表现及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表现贯穿其创作之中。 不同点： ①风格差异；三曹创作体现了建安风骨初期、中期及后期不同的风格特征。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激扬壮丽；曹植的诗歌豪宕深沉，情兼雅怨。曹操诗通脱，曹丕诗华丽，曹植诗沉著。 ②诗歌内容侧重点、艺术表现不同： 曹操的诗歌多从时事政治、军事民情方面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多从离愁别怨、家庭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曹植的诗主要从自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内心的悲愤忧思的角度反映社会现实；曹操的诗激烈深刻，勇于批判，顽强进取，多英雄本色，大将风度；曹丕的诗委婉平和，固步守成，多公子声气，儿女柔情；曹植的诗悲怆幽怨，多诗人气质，情感浓郁；曹操诗报国
述志，蒿目时难，侧重时事、政治、民情的抒写；曹丕的诗工于言情，重在乱世余人心理的表达；曹植的诗重在个体遭受挫折的悲哀与怨恨的抒发；曹操诗质胜文；曹丕的诗文胜质，曹植的诗文质合一。 ③题材表现、情调不同 曹操的诗多抒发生灵涂炭，四海未定的悲情，其情深沉、苍茫、浩大，主要借乐府旧题反映现实，直陈其事，明情显志，忧国悯时，充满“悲情”；曹丕的诗多怀着迷惘的思绪，淡淡的情愁，关注游子思妇的叹息，思考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情细腻深婉，纤巧细密，充满“忧情”；曹植诗歌着重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曲折腾挪，沉痛深挚，充满哀怨。曹操的诗多以乐府旧题填写新辞，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借游子题材，表现人生的孤苦飘零，生命本体承受的气质沉重苦难；曹植的诗主要借游仙形式寄托情感，抒发人生变故，失意的悲愤。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建安作家还在其作品中抒写了他们希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壮志和理想。曹操的《短歌行》抒发民作者年岁老大、功业未竟的感慨、求贤若渴的情怀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真诚感人。《步出夏门外》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更是“歌以咏志”的名篇。前者通过对大海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吞吐日月、怀抱星汉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雄心，后者直率淋漓地倾吐了老当益壮的英雄情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千秋使人慷慨。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曹植后期一再遭受曹不丕父子的迫害，但他仍多次上书求“自试”，念念不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表现出早遭困顿而气不衰、其志弥坚的精神。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文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不只曹操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就是陈琳、阮的诗歌也带有明显的民歌调。与此同时，建安的优秀作品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
建安文學的自覺 這個問題，是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來的。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從曹丕《典論·論文》來考察，有以下表現。 一“詩賦欲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文學地位的提高。文學审美特征成為自覺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強調立言的重要性。 二“文氣說”。創作個性的覺醒。 強調作家主體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 三、文体观念的自觉。细分体裁。 四“哀人生之多艱”，抒寫內心世界，反映社會人生，慷慨悲涼，表現自我。 五“三曹”、“建安七子”，文學群體的出現。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66）》：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qí）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影响；1文采富艳，泽被后世。 一代大家。《诗品》。才高八斗。王勃。李商隐。黄庭坚。汪道涵。 2五言诗的发展。 3不幸身世。 1.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袁绍镇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与洛阳、长安、谯、许昌合称五都。晋避司马邺 (愍帝)讳，改名临漳。十六国时後赵、前秦、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有二城：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周二十馀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列峙金虎、铜爵、冰井三台。旧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南城筑于东魏初年，大于北城，今属河南省安阳县辖境。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复名邺县，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并入临漳。《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
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时期通常从汉末黄巾起义算起，到三国鼎立时期魏明帝景初（公元237—240年）末年为止，包括五十多年的时间。在汉末大动乱的时代，战场上群雄并峙，逐鹿中原；文坛上俊才云蒸，作家辈出。诗人们秉受时代的豪气，继承《诗经》、《楚辞》、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形成了浑厚、刚健、质朴的风格和慷慨悲凉的情调，这就是后代所称颂的“建安风骨”。 由于三国之中曹魏集团的文学成就最高，因此建安文学主要指曹魏文学。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凭借其政治地位吸引了一大批文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都有远大的抱负，想依附曹氏集团为平定天下做一番事业。这就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所说的“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本人又是杰出的文学家。他不但开创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而且诗歌以沉雄刚健的气势成为建安文士的表率，散文以清峻通脱的风格开出崇尚通达的魏晋文风。曹丕诗歌风格清婉，感情真挚，更多地继承了汉代文人诗的传统。曹植一生因前后期的生活遭遇不同，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史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体现了建安风骨的典型特征。他是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诗赋作家，对五言文人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六人都属于曹魏集团。此外还有蔡琰、左延年等作家。他们都经历了汉末战乱，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主要在建安年间，作品具有共同的时代风貌，也有各自的特色。曹魏集团的政治需要改变了取士的标准，促进了建安学术思想的解放。并催生了建安文人普遍推崇真性情的思潮，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学之中，就形成了建安诗歌对人生永恒价值的共同追求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曹和建安文人重视文章的价值，提倡壮思与文采并举的文学创作观。在辞赋方面，他们由汉代的大赋转向抒情小赋，在文章方面，散文风格普遍转向清新通脱，骈文也在此时形成。在诗歌方面，他们继承汉乐府和东汉文人诗，进一步开拓了从军诗、边塞诗、游览诗和公宴诗等题材，尤其是反映时事类题材，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关怀现实的优良传统。他们能运用四言诗、骚体诗等旧有的诗歌体裁而加以创新，并尝试了各种新的体裁。中国最早的两首完整的七言诗也在这时出现。五言诗则在建安时期更加成熟，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建安作家不但提高了诗赋的比兴、音律、对偶、修辞等艺术技巧，将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了一个新高峰。其“风骨”、“风力”更是成为后代诗歌革新的旗帜，在文学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七哀诗 基本内容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 《七哀诗》保存到现在的作品，现在可以见到的，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其中《西京乱无象》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而晋朝张载的《七哀诗》亦名佳构，作品凄怆感人。《北芒何垒垒》一诗末句“昔日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更让人生无常之感。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向为众人熟知，在此就不再赘言。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败。《七哀诗》的形成、发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见证，其作用如同现在的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七哀诗》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还有文献性，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兼有多种功能，而以《七哀诗》最有代表性。 到了后来，由于格律诗歌的兴起，唐诗、宋词、元曲等，相继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风起云涌，淹没了古诗乐府，吞没了柏梁体，席卷了骈文，也兼并了四言、六言诗歌。自然，作为诗歌王国里的弱小群体《七哀诗》，亦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辑里，就很少再看到有《七哀诗》的出现。因此，挖掘、钓沉、收集、整理、研究即将绝迹的稀有诗歌品种《七哀诗》，就更显得迫切和必要。 在汉代王粲、晋朝张载的《七哀诗》，还是以五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 王粲的《七哀诗》多用平韵，而张载的《七哀诗》则以仄韵为主。到了明末清初，王马为的《七哀诗》，则是以七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结句处外加衬词。句数不等，或者对称，或不对称。在转句加衬词以外，还转韵。 前面多用平韵，到了转句、结句，就换成了仄韵。与王马为同样是活动在明末清初李世锡的《哀沅》一诗，则是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不等，而以三言诗居多，其次是七言诗，再次则是四言诗、五言诗。在用韵方面，也是平仄互换交错不一。这充分显示出《七哀诗》的表现形式活泼多样，灵活多变。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沉痛的战争、瘟疫固然可以，那么用来表现其他方面的内容呢？不是也可以恣意汪洋么？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与影响 姓名：苟侦桢准考证号：130411326176 摘要：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尤以三曹最著名，他们对当时的文学有着莫大的贡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三曹影响贡献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在建安七子中，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最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一、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曹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在汉末发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他脱颖而出，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中原广大地区，还建立了曹魏政权。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费吟咏，创作了不少篇出色的诗歌。曹操现存散文150余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为书表类。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本集卷数之多，即可知曹操是汉魏年间诗文一大家。 在曹操的诗歌中，以现实主义为主，处处流露出其对现实丧乱和民生疾苦的忧患。他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突破，晋人黄侃在《诗品讲疏》中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①说明了曹操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人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一下纯乎魏响。” ②由此可见，曹操的诗歌创作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突破与创新，是汉乐府民歌雅化和文人化的产物。 汉乐府诗曲题与歌辞具有统一性，曹操却利用汉代旧曲自创新辞，这种酒瓶装新酒，古调写时事的写作方法，为后来文人的拟乐府诗创作提供了范本。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写为求仙；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卷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而曹操却增加了及时行乐和求贤的内容等等。汉代乐府诗的曲折与辞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而曹操的乐府诗则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有在汉代旧曲内作辞的方法，也有自创曲辞的做法。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而曹操新辞亦为四言；《蒿里行》古辞为五、七言句式，曹操新辞为五言句式；又如《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曹操新辞则为四言；而《度三关》、《对酒》曲辞全是曹操新创。曹操的散文体式自由，以散句为主，较少雕琢痕迹，并且不避俗语俚语，使后来文坛涌现出了更多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 （二）、曹丕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丕，即魏文帝，字子恒，曹操之子，建安十五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其时以副丞相之尊，与王粲、刘振、陈琳、徐干、阮瑀、应瑒、杨修等宴饮游乐、吟诗作文。 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是《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恒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的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清朝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燕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汉古辞已经不存，但从曹丕以后凡是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件排版存档编号：[UYTR-OUPT28-KBNTL98-UYNN208]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着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2013）届本科生学科论文题目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专业汉语言文学 院系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学号 xxx 姓名 xx 指导教师xxx 副教授 成绩 2013年5月
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学生：xxx 指导老师：xxx 中文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 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所体现的文学内涵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曹操、曹丕、曹植并称为“三曹”，他们整体上君临天下的霸气和建功立业的豪气，成为建安风骨现实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其中曹操雄才大略，政治军事上十分成功，而在文坛上也是雄踞天下，文学创作慷慨悲凉；曹丕继承了其父曹操的政治才能，文学上便娟婉约；而曹植可谓是“才高八斗”，文学作品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富艳，但政途萎靡，致使他抑郁寡欢。曹氏父子的文学创作，为建安文学奠定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建安风骨三曹建安文学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目录 (3) 前言 (4) 一、建安文学的背景 (5) 二、什么是“建安风骨” (5) 三、“三曹”与建安风骨 (5) （一）曹操与建安风骨 (5) （二）曹丕与建安风骨 (6) （三）曹植与建安风骨 (7) 结语 (8) 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前言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很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1、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 “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么，“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所谓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所谓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的创作个性特征不是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了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上的个性化愈
简论建安文学及其繁荣和发展的原因 董迎春 沙市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要：本文论述了建安文学繁荣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就其繁荣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经济发展、文学发展等是基本原因。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建安文学繁荣发展主要原因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被曹操迎到许昌后建立的一个年号。建安时期即公元196到公元220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执掌着东汉政权。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建安文学即指建安时期到魏初一段时期的文学，主要是指北方的魏国的文学。 建安文学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建安文坛作家大量涌现，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菜琰是其代表作家。二是诗歌、散文、辞赋以及文论等多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而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继《诗经》以后，四言诗再次放出光彩；紧接着{古诗十九首}，五言诗开始兴盛并获得我国诗歌史上五言诗的第一个伟大丰收。五言诗是建安作家普遍运用的诗体，它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严格意义上的七言诗也正式出现，曹丕的《燕歌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七言诗。汉代的乐府诗主要是叙事，建安诗人学习创作的乐府诗则已从叙事向写景抒情方向发展了。曹操的诗全是乐府歌辞。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以乐俯古题写时事的做法对后代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俯和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有很大的启示。曹操二子和邺中七子也都用乐府旧曲改作新辞，写了一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乐府诗，很是出色。曹操，鲁迅谓作“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散文只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他的“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辞赋是汉代最发达的文学形式。然汉赋多鸿篇巨制，内容习于为文造情，形式行文俗套，辞多碓砌，千篇一律。建安作家改造了汉赋，多作抒情小赋，为情造文，各有个性和风格。王粲的《登楼赋》是其代表作品。建安文学树立了开展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我国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专论。他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总之，建安文学继承了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能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改造，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重要一页。 建安文学为什么如此繁荣和发展呢？前人对此，亦有论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又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文学内容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社会生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对象、新的社会内容。东汉王朝经过黄巾大起义后已名存实亡，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的混战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建安诗人大都经历过汉末长期乱离，对现实生活有切实感受。如曹操本人即为乱世英雄，其部分乐府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其“薤露行”、“蒿里行”被明代文学家钟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植则“生乎乱，长乎乱”,长期随父转战。他的《送应氏》、还有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阮禹的《驾出北郭行》、菜琰的《悲愤诗》等，或写征战之苦，或述社会之乱，`或记难民之流难，或诉孤儿之苦楚，或叙个人之遭遇，从不同侧面，给我们描绘了自董卓之乱到赤壁之战19年大混乱所致乱世之情。他们以悲愤的笔触，描绘过洛阳都诚“斩截无孑遗，”中原大地“白
、八、? 前言汉魏时期文学逐渐向内发现了人，走向人的自觉和抒情的自觉。但此时的诗歌艺术处于文人诗发展的前期，诗史的演变更多受到政治文化背景的作用，而其内部的因素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也就是说文人身份的独立性和诗歌艺术的独立性还不够。因此，在文学走向自觉中也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文人抒怀的特征也与作家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 一、文人悲怀与政治认同 （一）宏观背景。汉代文人对政治依存度高，思想和创作都宥于社会政治的统治。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经学昌盛限制了诗人的创作自由。由于汉末历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政治和思想控制瓦解，文人身份相对独立，文人思想获得解放。在此过程中，文人们追求建功立业、匡救天下，又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一方面他们通过诗歌抒情言志，表达忧国忧民、感时伤乱之痛，另一方面将事功不朽与文章不朽同视为人生理想。文人乃脱出两汉经学的桎梏，从以经国为主要价值发展到以艺术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建安时期，文人悲情的自觉抒发得益于身份和思想的解放。刘师培在《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说：“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悦：悦则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n如I 口｝因此，建安文学的悲怀抒发 有缘情、慷慨、尚通的一面。与汉人相比，建安文人更侧重于将文学看作表情达志、宣泄情感之具，这是文学自觉的表现。文学自觉后更注重个人抒情，又逢乱世，抒情中就免不了带上悲剧色彩，所谓“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文学自觉的前提条件是文学自身的价值与功用为社会认 可。从建安时期开始，统治者便逐步肯定文学的价值，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人的身份地位也相应的提高。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文人。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时期政治和文坛上的领袖，他们引领诗歌走向文学的自觉，“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诗之作矣，情以告哀” （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 从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初向往的是社会政治而不是专一做一个诗人。他们以特殊的历史事件、生活场景人诗，表明这些诗人身陷乱离时世，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感受触发了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以诗歌观照社会。文人们一方面反映社会的动乱、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有匡国救民的理想，悲凉慷慨，悲怀浓郁。此时的悲怀与《古诗十九首》相比，或许更浓烈，也不仅仅悲己，更有浓郁的哀世情怀。如《短歌行》中曹操所表现 的生命主题的重心已由伤一己之生命短暂转为对整个社会大生命的关怀；《薤露行》将董卓之乱摄人笔端，对国家和人民遭受的灾难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和悲痛；在《蒿里行》中，又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慨叹。“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炙热的功事之心与冷酷的打击排斥之 间往往存在巨大的落差，文人身份的解放和文学的自觉使得文人敢于将悲志不遂的感伤投入文学创作中予以宣泄、消释。因此对社会离乱的哀伤、对生命迁逝的哀叹充斥建安诗人的笔下，如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送应氏》等。建安初期诗歌具有了“以悲为美”的特质，他们不大描写欢乐的豪奢生活，更专注体现乱世的悲凉凄惨，哀叹人生短促与脆弱，满怀生命之忧。然而建安文人并没有陷入失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由于文人在身份认同中注重政治身份，他们强烈的事功愿望使他们的悲怀有不同的气度和广度，也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建安后期的邺下生活相对优裕，而曹丕、曹植兄弟作为贵介公子，不免有骄矜之气，贵游之风转盛。此时愍乱忧时的文学悲怀减少，慷慨悲歌的风力靡缓。 （二）微观考察。同一时期文人的悲怀虽具有类型化取向，但在同中存异，不同文人的个体身份认同不同，悲怀的内容和抒发方式也不同。身份认同的差异导致文章风格的差异，建安时期的文人们的诗赋不仅倾向抒发悲怀，而且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刘勰曾对“三曹”因身份差异造成的风格差异评论道：“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三曹”的风格不同，古人早有评论：如 评曹操，“曹公古直，甚有苍凉之句。”（钟嵘〈诗品》）“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敖陶孙〈诗评》）评曹丕，“子恒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曹植的诗早期“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敖陶孙〈诗评》）后期诗“意厚词赡，气格浑雄。” （方东树〈昭 昧詹言》卷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钟嵘《诗品》）这些风格在他们抒发悲怀时表现尤为明显。曹操与曹植的诗都表现了他们作为一个政治人的内涵，无论是现实的或是理想的。曹丕的诗却好像有意识地回避政治，在抒发悲怀时也渗透着一种闲适的趣味，洋洋清绮，“虑详而力缓” （刘勰《文心雕龙》）。曹操身为掌握国家命运的重臣，戎马一生，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专政，政治极其腐败，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终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各路豪强的武装力量联合东汉王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在此过程中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纷纷趁机割据，相互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长安洛阳的宫殿被烧毁，千里之内，不见人烟。战祸、饥荒、瘟疫蔓延到大半个中国，到处是“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的惨象。经过十几年的争夺兼并，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才确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北方在曹魏集团统治下，实行招抚流亡，设立屯田，恢复生产等措施，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文人们经历了大忧患和大灾难以后，必然要将他们目击的战争疮痍和蓄积已久的人生感触倾泻出来。建安文学的繁荣，正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稳定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果。 汉代选拔人才注重德行节操，以地方乡闾的评议为标准，而评议又由宗族乡里的若干名士主持。于是从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了所谓“衣冠望族”。他们利用主持清议臧否人物，标榜交游，互相褒扬，以此求名求仕，一时成风，并结成了与宦官相对抗的政治集团。名士集团在反抗东汉宦官专政中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因趋名而结成朋党，甚至为求名声而演成虚伪的道德行为，导致士人为盗窃虚名，一味追求“激励名行”，弄虚作假，甚至发展到违反本性的地步。例如汉代重孝行，有士人就在父母墓道中居住，守丧二十多年，但后来被查出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子，以欺世盗名论罪；又如汉代为了表示举逸民而天下归心，屡屡下诏征隐士，导致相当一部分被征的隐士“刻情修容”、“纯盗虚声”（《后汉书?黄琼传》）。这样的取士标准当然不能适应曹魏集团建立新政权的需要。 建安文学的繁荣与人才主要集中在魏国有关。汉末群雄逐鹿的形势迫使曹魏集团认识到必须广为延揽人才，重新调整社会关系，才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因而从曹操时开始，就形成了重才轻德的人才标准。所谓“德”，主要指东汉时期流行于士人中间的伪道德。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在政治上本来就与名士集团敌对，在社会地位上又为衣冠望族所不齿。当他征战创业之时，需要的是能够揣摩天下之势，应敌设变，以制一时之胜的人才，而虚伪的道德无补于事。曹操和曹丕父子两代虽然学术取向不完全相同，但都不重视东汉的儒家经学。所谓“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说的就是他们的人才标准所导致的士人追求的变化。曹操爱好法家思想，所以天下重视管仲、商鞅、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及他们主张的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刑名之学。曹丕爱好老庄的通达，天下人便轻视讲究节操的儒家思想。这种人才标准对于建安的学术和道德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曹操努力恢复集权统治时，名门大族干涉政治，又是导致分裂的主要危险。为了抑制名门大族，曹操采用名法之术，强调选拔人才必须名实相副，并四次下令宣布“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庚申令》），选举以重才轻德为标准，甚至“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都“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同时破除朋党，斥责虚伪，对名士标榜德行的浮夸之风痛加压制，这就有力地冲击了东汉以来长期禁锢头脑的儒家经学和伪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