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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篇一：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X-02-23 14:00 来源：中国政府网【字体：大中小】打印本页分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959年4月）一次会议(1954年9月)二次会议(1955年7月)三次会议(1956年6月)四次会议(1957年6月)五次会议(1958年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9年4月～1964年12月）一次会议(1959年4月)二次会议(1960年3～4月)三次会议(1962年3～4月)四次会议(1963年11～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12月～1975年1月）一次会议(1964年12月～1965年1月)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5年1月～1978年3月）一次会议(1975年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8年3月～1983年6月）一次会议(1978年2月～3月)二次会议(1979年6月～7月)三次会议(1980年8月～9月)四次会议(1981年11月～12月)五次会议(1982年11月～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3年6月～1988年4月）一次会议(1983年6月)二次会议(1984年5月)三次会议(1985年3月～4月)四次会议(1986年3月～4月)五次会议(1987年3月～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8年4月～1993年3月）一次会议(1988年3月～4月)二次会议(1989年3月～4月)三次会议(1990年3月～4月)四次会议(1991年3月～4月)五次会议(1992年3月～4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3年3月～1998年3月）一次会议(1993年3月15日～31日) 二次会议(1994年3月10日～22日) 三次会议(1995年3月5日～18日) 四次会议(1996年3月5日～17日) 五次会议(1997年3月1日～15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8年3月～201X年3月）一次会议(1998年3月5日～19日) 二次会议(1999年3月5日～16日) 三次会议(201X年3月5日～15日) 四次会议(201X年3月5日～15日) 五次会议(201X年3月5日～15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X年3月～201X年3月）一次会议(201X年3月)二次会议(201X年3月)三次会议(201X年3月)四次会议(201X年3月)五次会议(201X年3月)。
中国主要的三种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每一届5年，每年开一次全体会议。
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于每年第一季度举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大会会议次数不同．华人民共和国自1954年以来共举行了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1954年9月1226人刘少奇第一次会议（1954年9月）第二次会议（1955年7月）第三次会议（1956年6月）第四次会议（1957年6月）第五次会议（1958年2月）第二届1959年4月1226人朱德第一次会议（1959年4月）第二次会议（1960年3～4月）第三次会议（1962年3～4月）第四次会议（1963年11～12月）第三届1964年12月3040人朱德第一次会议（1964年12月～1965年1月）第四届1975年1月2885人朱德第一次会议（1975年1月）第五届1978年3月3497人叶剑英第一次会议（1978年2～3月）第二次会议（1979年6～7月）第三次会议（1980年8～9月）第四次会议（1981年11～12月）第五次会议（1982年11～12月）第六届1983年6月2978人彭真第一次会议（1983年6月）第二次会议（1984年5月）第三次会议（1985年3～4月）第四次会议（1986年3～4月）第五次会议（1987年3～4月）第七届1988年3月2978人万里第一次会议（1988年3～4月）第二次会议（1989年3～4月）第三次会议（1990年3～4月）第四次会议（1991年3～4月）第五次会议（1992年3～4月）第八届1993年3月2977人乔石第一次会议（1993年3月）第二次会议（1994年3月）第三次会议（1995年3月）第四次会议（1996年3月）第五次会议（1997年3月）第九届1998年3月2980人李鹏第一次会议（1998年3月）第二次会议（1999年3月）第三次会议（2000年3月）第四次会议（2001年3月）第五次会议（2002年3月）第十届2003年3月2985人吴邦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2003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2004年3月）十届人大三次会议（2005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2006年二、党的会议叫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早期党代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1960年的两次“神仙会”1960年，经过“大跃进”的折腾之后，我国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在这种局面下，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59年底至1960年2月召开。
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6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于1960年夏季分别召开。
这些会议采用了轻松愉悦的“神仙会”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成为当时肃杀形势下的一个“小阳春”。
“神仙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在“大跃进”运动中，经历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思想上相当紧张;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左”的错误做法的冲击，工商界、知识界大多数人情绪低沉，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精神压力大。
曾于1944年访问延安并写出著名的《延安一月》的老报人赵超构和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毛泽东点名确定不是右派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的境况颇具代表性。
1958年，赵超构作为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民主人士、新闻界的代表人物，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对党的政策发言表态，顺应时势，表示拥护，做所谓的“歌德派”。
赵超构甚至自嘲：“我现在成了马路政客，这里那里，尽讲些废话！”1961年5月29日，中央统战部干部于刚访问傅鹰时，傅鹰曾吐露自己1959年的遭遇：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党总支看作“两面派”，会议中途借故被叫出，做实验的学生对自己躲躲闪闪，这些都使傅鹰有一种悲愤难抑的情绪，性情中人总有克制不了的郁闷，而且这种郁闷会可怕的疯长。
他告诉于刚：“1960年春天，我是真不想活下去了，有时早晨起来，张锦（傅鹰夫人―笔者注）出去以后，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走来走去流泪，觉得没有活路，不知如何是好。
”面对“大跃进”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紧张状态，中央统战部于1959年5月召开了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提出了“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
5月30日中央统战部做出《关于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向中央的报告》，提出：继续在党内反复宣传阶级斗争的规律，创造适合于“弛”的形势的工作方法，深入地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959年）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五味斋主整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此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９月２１日至３０日召开。
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会议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
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等５６人当选为委员。
１０月１日下午２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下午３时，首都３０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
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１２月２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每年的１０月１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１０月２日苏联政府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３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并互派大使。
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０年１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至１９５１年底，新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建立外交关系。
１０月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历次五年计划五年计划是指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特定目标为导向，统筹安排国民经济各项工作。
自1953年开始，中国陆续实施了12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都有其具体的目标和重点。
下面是对每个五年计划的简要介绍。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五年计划，主要目标是恢复战争破坏，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重点领域有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通过国有化和合作社化的方式，实现资源的集中配置。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这个五年计划是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通过修建水利工程、发展农田灌溉，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然而，这个计划过于激进，导致了严重的灾难，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没有得到充分实施。
实际上，这个时间段是充满混乱和政治动荡的，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干扰。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这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继续工业化和农田水利建设。
然而，在这个时期，中国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仍未完全消除，因此该计划没有实现所有目标。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这个计划的重点是继续发展工业和加强农村建设。
然而，这个时期恰逢“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始，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因此该计划中很多目标没有完成。
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这个五年计划是改革开放政策初期的计划，以经济发展为重点。
计划实行了开放政策，吸引外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个五年计划中，改革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经济成就显著，国民经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该计划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时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
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第一届 1954年9月～1959年4月刘少奇一次会议（1954年9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五个组织法;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二次会议（1955年7月）：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制定兵役法三次会议（1956年6月）：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批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四次会议（1957年6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决定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五次会议（1958年2月）：通过1958年国家预算、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讲话第二届 1959年4月～1965年1月朱德一次会议（1959年4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二次会议（1960年3～4月）：通过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问题的讲话三次会议（1962年3～4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60年国家决算,确定发展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四次会议（1963年11～12月）：通过196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1963年国家预算和1964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关于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议第三届 1965年1月～1975年1月朱德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64年12月～1965年1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第四届 1975年1月～1978年3月朱德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5年1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修改宪法;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第五届1978年3月～1983年6月叶剑英一次会议（1978年2～3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修改宪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二次会议（1979年6～7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1978年国家决算和1979年国家预算;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出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三次会议（1980年8～9月）：通过1979年国家决算和1980年国家预算;制定国籍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婚姻法;决定全面修改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四次会议（1981年11～12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80年国家决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198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点;制定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经济合同法,原则批准民事诉讼法草案五次会议（1982年11～12月）: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六五”计划、关于198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3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修改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六届 1983年6月～1988年4月彭真一次会议（1983年6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2年国家决算;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二次会议（1984年5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3年国家决算和1984年国家预算;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新的兵役法;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三次会议（1985年3～4月）:发展计划、198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5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批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制定继承法四次会议（1986年3～4月）:通过“七五”计划纲要,1985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86年计划决议,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决议;通过了民法通则,义务教育法,外资企业法五次会议（1987年3～4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86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87年计划决议,198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7年国家预算决议;原则批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七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授权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决定第七届 1988年4月～1993年3月万里一次会议（1988年3～4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8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草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通过宪法修正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通过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二次会议（1989年3～4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88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198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草案;通过行政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关于国务院提请审议授权深圳市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决定三次会议（1990年3～4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89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199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草案;接受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香港行政区基本法和相应的决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修正案、选举军委主席、副主席四次会议（1991年3～4月）:通过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1990的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91年计划决议,1990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1年国家预算决议;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五次会议（1992年3～4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91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计划决议,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决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决定;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工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八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第八届1993年3月～1998年3月乔石一次会议（1993年3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92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93年计划决议,199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国家预算决议;通过澳门基本法,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及相关决定,授权人大常委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预备工作机构的决定二次会议（1994年3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93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94年计划决议,1993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4年国家预算决议;通过预算法;授权厦门市人大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三次会议（1995年3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94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95年计划决议,1994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5年国家预算决议;通过教育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四次会议（1996年3月）:通过“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的报告;1995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96年计划决议,199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6年国家预算决议;通过行政处罚法,修改刑事诉讼法,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大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五次会议（1997年3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96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与1997年计划决议,199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7年国家预算决议;通过刑法,国防法,九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九届人大代表的办法;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第九届 1998年3月～2003年3月李鹏一次会议（1998年3月）：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谢觉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1960.04.10•【分类】讲话论述正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0年4月10日各位代表：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谭震林副总理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
现在，我讲一讲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执行特赦罪犯工作的情况。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了特赦令。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
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遵照刘少奇主席特赦令，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协作，经过认真的审查，特赦了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
凡是特赦释放的罪犯，都得到了妥当安置，开始了他们的新的生活。
把皇帝改造成为劳动者大家知道，在这次特赦的罪犯中，有清朝末代皇帝以后又当了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
两次被推翻的皇帝，因为已表现改造成为新人，得到特赦，这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事。
溥仪自述：“我的前半生罪恶实在太重了，是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也抵不过来。
”并且认为自己脑子已经僵硬，无法改变也不想改变。
但是在长期关押期间，经过改造教育，经过学习和到各地参观，溥仪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变化，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逐步认清了自己的罪恶，终于有了改恶从善的转变，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溥仪从三岁当了宣统皇帝，就一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人间的大废物”。
在关押期间，溥仪参加了劳动，还学会了一点技术。
特赦以后，他要求去劳动，现在他是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一面劳动，一面学习。
他向人们表示：“过去当皇帝的溥仪已经死了，今天的溥仪是新生的，是党重新给了我生命。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的决议【法规类别】预算管理【发布部门】101【发布日期】1960.04.10【实施日期】1960.04.10【时效性】现行有效【效力级别】工作文件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的决议（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并且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
大会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继续实现了大跃进，并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这个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我国迅速实现国家富强和增进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个胜利，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
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继续跃进的计划，1960年的财政预算是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都是积极的和可靠的。
实现这个计划和这个预算，就使我们有可能用比十年更少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使我们有可能提前两年或者三年实现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更好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坚持大跃进，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为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而奋斗，为争取实现1960年继续大跃进而奋斗。
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1960年3月3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现在我代表国务院提出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1959年国家决算1959年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是良好的。
执行结果，收入和支出都超过了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预算，并且收入大于支出，略有结余。
1959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是胜利实现国家预算的基础；预算的顺利执行，又促进了国民经济计划的超额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实现。
财政决算是国家经济活动在财政上的集中反映。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1959年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完全正确；跃进的速度肯定能够长期持续；人民公社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
这一切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多么伟大和正确，它象灯塔一样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1959年国家财政收支决算的数字如下。
1959年国家决算收入541.6亿元，相当于原预算数520.1亿元的104.1％。
同1958年的418.6亿元比较，收入增加123亿元，增长29.4％。
1959年决算收入中，企业和事业收入333.6亿元，为原预算的104.9％；各项税收204.7亿元，为原预算的102.9％；其他收入3.3亿元，为原预算的105.7％。
1959年国家决算支出527.7亿元，相当于原预算520.1亿元的101.5％。
1959年支出同1958年的409.6亿元比较，增加118.1亿元，增长28.8％。
1959年支出决算中，经济建设费321.7亿元，为原预算的101.5％；社会文教费58.6亿元，为原预算的102.3％；国防费58亿元，为原预算的100％；行政管理费29亿元，为原预算的107.7％。
此外，还有债务支出9.7亿元，对外援助支出3.5亿元，其他支出2.9亿元，增拨银行信贷资金44.3亿元。
1959年上述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各类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部分，共计267亿元，占决算支出总数的50.6％，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4.5％。
此外各地方各部门用自有资金进行基本建设的部分约50亿元，还没有包括在内。
1959年施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注）共有1341个，其中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有671个，即是差不多每天有两个大型企业投入生产。
县以上各级所兴办的限额以下建设项目共有7.5万个，其中建设完工投入生产的有5.4万个，平均每天有150个中小型企业投入生产。
此外，人民公社还兴办了大量的小型建设项目，没有计算在内。
1959年国家财政收支相抵，结余13.9亿元。
这些结余是地方预算的结余，连同1958年滚存下来的地方结余17.7亿元共为31.6亿元，将由地方结转到1960年安排使用，不列入国家预算。
适应工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和商品流转扩大的需要，1959年银行的信贷收支也有了较大的增长。
信贷收入比上年增长35％，信贷支出比上年增长33％。
在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只增加了10％，同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是适应的。
1959年商业部门收购总值比上年增加了36％以上，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16.4％。
商业各部门年末商品库存总值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6％，工业各部门物资库存也有了相当的增加。
1959年上半年一度出现的某些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很快就得到了缓和，全国物价继续保持稳定，市场更趋繁荣。
一句话，1959年经济兴隆，财源茂盛，物价稳定，库存增加。
这是1959年国民经济大跃进的结果，也为1960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轰轰列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1959年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应当说明，1959年8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若干调整的时候，没有同时调整1959年国家预算。
这是因为当时考虑到，只要深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费用，增加积累，原订的国家预算收入是能够完成的。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工业战线上很快出现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生产逐月上升，质量显著提高，成本不断下降。
农业战线上尽管遇到建国以来未有的旱灾和其他灾害，受灾面积达6.5亿亩，相当于全国播种面积的30％，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努力，依靠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巨大优越性，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在1959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战斗任务，胜利地实现了。
在这个基础上，国家预算也超额地完成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反右倾、鼓干劲、坚持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了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国民经济各方面和财政方面所获得的伟大效果。
1959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超额完成，是我国人民奋战一年的胜利。
同时，这个胜利也是同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支援分不开的。
1959年8月当我们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诋毁和叫嚣。
但是烟雾遮不住太阳，曾几何时，这些宣传家的预言完全落空了，他们的叫嚣彻底地被粉碎了。
在当时，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向党进行攻击，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实际是社会上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
此外，在党内外还有少数看不清大势的人，由于调整指标，也曾对大跃进发生若干怀疑。
事实很快地作了肯定的结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结果表明，他们的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怀疑是多余的。
经过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我国国民经济从1958年开始出现的既有高速度又有按比例发展的跃进局面，已经奠定下来了。
我国的财政工作随着生产的跃进，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这个新局面的特点是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更多地收入，更多地支出，更多地建设；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金，既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又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
国家财政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本来就是高速度地向前发展的，1958年以来则进入了一个更高速度的连续跃进的新阶段。
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第一，财政收入更高速度地增长。
1958年和1959年两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15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只增加27亿元，每年收入增加的数额提高了3.3倍；1958年和1959年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32％，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12％，收入增长的速度提高了1.7倍。
第二，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更加扩大。
1958年和1959年两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481亿元，接近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预算内投资492.7亿元的总数。
如果加上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1958年和1959年共计达到584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投资总数550亿元还多34亿元。
第三，建设资金的使用更加合理和节约。
以钢、煤、铁道的建设为例，过去，建设大型高炉，每立方米容积平均投资2.5万元，现在只需要1.6万元左右，即降低了36％左右；过去建设大型煤矿，每吨生产能力平均投资33元，现在只需要22元，即降低了33％；过去建设铁路，每公里平均造价54.4万元，现在只需要38万元，即降低了30.1％。
这就是说，从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大量事实看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条件下，过去用三块钱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大体上用两块钱就可以办到了。
而且，建设的时间比以前更短了，建设的速度更快了。
第四，财政支出的构成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1958年和1959年平均为79.6％，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63.9％；国防费和行政费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1958年和1959年平均为17％，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30.9％。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曾经提出，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60％到70％，使军费和行政管理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0％左右。
这个要求已经提前三年并且更好地实现了。
从财政工作本身来说，1958年大跃进以来，财政工作人员的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大加强了，财政战线上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经过这两年，我们找到了一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财政工作的更好的道路。
这就是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道路。
我国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胜利，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