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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道教文化中国古代的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之一，道教的起源可追溯到约公元前2世纪。
道教是中国独有的宗教之一，对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道教的起源、核心理念、传承方式，以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道教的起源和核心理念道教起源于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思想家老子，拥有独特而深奥的哲学思想。
道教的核心理念是“道”，其含义丰富而多样，既可指代宇宙天地的本源，也可指代符合自然规律的正确行为方式。
在道教中，修道成仙是一种追求长寿、健康和超凡能力的修行方法，强调与自然相融合以达到心灵和肉体的升华。
二、道教的传承方式道教在中国的传承主要通过文化传统、经典典籍以及道教组织等方式进行。
道教经典包括《道德经》、《南华经》等，这些经典是道教信徒学习和实践的重要指南。
道教组织如全真教、武当山等是道教传承的主要载体，通过传授修道方法和道教教义，传承并发扬道教文化。
三、道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1. 对文化艺术的影响：道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对文学、艺术、音乐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教经典中蕴含着大量的哲学思想和修道心得，成为古代文人雅士的重要创作素材。
道教音乐和舞蹈则融入了宗教仪式的神秘与庄重，丰富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形式和内涵。
2. 对医学养生的影响：道教注重修养身心，倡导保持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
在古代，许多道教的修炼方法和养生术被纳入到中医理论中，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道教注重自然疗法和草药治疗，为中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对伦理道德的影响：道教鼓励奉行无为而治、仁爱之道，主张关心他人，懂得谦逊与宽容。
这种思想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形成了儒家思想的补充与互补。
4. 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道教在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中起到了平衡和调和的作用。
在封建时代，道教对官僚制度、善治理念和社会秩序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道士也成为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既担任宗教职责，又担负着社会公共事务。
道教在古代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
其中，道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之一，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
道教起源于古代中国，其兴起和发展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
道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那个时代，颓废衰败的周朝政权日渐式微，人们开始矢志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超越性的力量。
于是，一些思想家开始提出了一种以自然万物为中心的理论，即“道”的概念。
道家思想把“道”视为宇宙的原始力量，认为它是维系万物平衡的根本规律。
而道家的核心思想则是追求与这个宇宙力量的合一与和谐。
然而，直到战国末年和秦朝统一之后，道教才开始逐渐形成，并融合了许多异质的宗教观念与仪式。
尤其是与巫术、神仙信仰和自然崇拜等元素的结合，为道教的兴起提供了新的机遇。
道教的经典《道德经》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后来道教教义的基石。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宗教体系。
在东汉时期，正式的道教组织开始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承认。
此时的道教融汇了儒、释、道三家思想，逐渐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
与佛教和儒家一样，道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成为统治阶级的宗教信仰之一。
道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它的信仰体系上，还表现在它的交流和传播方面。
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是道教的传播渠道之一。
在丝绸之路上，道教随着商人、僧侣和文人的往来而传播开来。
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的兴起，也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双方的交流和融合，使得道教在中国的宗教领域中更加多元化和开放。
道教的发展不仅在宗教领域中有所体现，还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唐宋时期，道教与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艺术形式的结合达到了巅峰。
道教的密宗修行方法也在绘画和雕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得艺术作品更具神秘和超凡脱俗的特点。
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道教在现代中国的地位逐渐衰落。
在20世纪初，中国爆发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变革，道教受到了严格限制和压制。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首先，从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来看，许多道教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
唐代道教重玄学在理论思辨方面非常精致，是当时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发端于唐代、兴盛于宋明的道教内丹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道教与儒家和佛教在思想上互相吸收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比如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哲学思想，都深受陈抟的影响。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
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欣"为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作过考订，尝自谓"终朝读道书"。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对道教也很感兴趣。
王阳明在结婚的那天，走到南昌铁柱宫，遇一道士在盘腿打坐，于是向前与其谈论养生之说，越谈越入迷，乃至忘了结婚大事。
第二天早上，他的家人才在道观中找到他。
另外，道书中关于《老》《庄》《易》的注释和阐述也很多。
我们要考察道家思想和易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不能忽视道教徒的有关著作。
作为道教经典的《阴符经》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
历代有很多道士对《阴符经》作过注解，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
其次，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
中国历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或涉及道教内容的。
受到道教影响的文人墨客更是不计其数。
魏晋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游仙诗，即是一种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诗篇。
魏晋时期最有名的志怪小说，是干宝的《搜神记》，其中即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
古代道教文化的历史背景与影响道教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当时出现了一些修炼者，他们尝试达到长生不老的目标。
这些修炼者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功夫和技巧，可以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
这些技巧和功夫成为了后来道教的核心理念。
在道教早期，它是一种象征性的修炼方式，只有少数人从事道教。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教急速发展，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宗教之一，也对中国社会、哲学、文化、手工艺和所谓的“民间奇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道教在中国还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和精神遗产。
一、古代道教文化的历史背景道教是中国融合了多种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混血儿”，它同样受到了儒家，佛家，巫术和阴阳五行等不同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仁和礼”的表征，强调个人品德和教育，追求道德、积极、高贵和重视仁爱。
但是儒家思想缺乏宗教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或道德传统；佛家思想倡导禅宗，强调心灵和思想的训练，以达到涅槃的目标。
但是佛家思想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它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
巫术历史上在中国的发展非常普及，它是一种变化而周全的信仰，通过神秘的仪式将自然界的力量与人的想法和行动联系起来。
阴阳五行是中国哲学中的一种认为自然现象产生于阴阳五行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阴阳和五行是两种不同的天然现象，它们描述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基础概念。
道教是从这些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一种信条，它强调道，这个词可以解释为“木板路”或者“规范。
”这个规范被认为是自然与人之间的道路或交互，这可以是社会规范、个人规范，也可以是自然规律或者宇宙规律。
这个道路通常被表达为Tao或者Dao这个字。
道教的核心观念是“道”，道教认为，“在道的范围内会生出自然，生命的本质也是道，而无限延伸的生命是中心，我们可以通过大自然的规律和生物自身的能力来到达无限的进化和无限的生命周而复始。
”道教文化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试图解决宇宙之谜，例如“谁是宇宙的主人？我们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为何生命会逝去？”追寻这些答案是道教文化的核心。
道教的发展与演变道教是中国一种特有的宗教、哲学、文化体系。
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独创的理论体系和多元化的修行方式。
1. 道教的源流与形成道教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此时的道教还没有完全形成。
到汉代，道教开始形成气功、丹道、神仙等多种修行方式，逐渐发展壮大。
而宗教方面的道教，始于晋代道教大师庄子，对道教进行了细致的系统化阐述。
庄子主张“道化万物”，认为人应该放弃功名、利禄等俗事，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
2. 道教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修炼体系逐渐完善，逐渐出现道中分派。
其中气功和丹道成为两种重要的修行方式。
气功注重气的调和和运用，丹道则强调通过炼丹进而达到长生不老、超凡入圣的最高目的。
唐代是道教的重要时期，当时的道教经验丰富、学派众多，代表人物有吕洞宾、张三丰等。
同时，民间信仰方面的道教也愈趋兴盛。
唐代的“山水田园之乐”、“道教神仙信仰”以及二者的融合，共同构成了当时独特的文化现象。
明代至清代，道教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清朝时期，陈著等人在“正一派”和“全真派”基础上建立了与“天师道”并列的官方道教──“道教教派”。
3. 道教的演变随着现代以来理性思维的兴起，传统的宗教信仰面临着挑战。
道教也开始发生演变，相继出现了“新道教”、“道教学”等新潮流，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其中，新道教注重遵循自然法则，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
而道教学从学术角度对道教进行研究和理解，将其重新弘扬起来。
4. 道教对中华文化的贡献道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的信仰体系、哲学思想、文化积淀等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内涵元素。
道教主张天人合一、自然至道，注重自然界与人类的和谐相处，这种生态观念贯穿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而言之，道教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政治语言研究评述与思考一、本文概述《政治语言研究评述与思考》一文旨在深入探讨政治语言在不同语境和背景下的运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文章首先概述了政治语言的基本定义和特性，包括其独特的表达方式、象征意义和隐喻性。
接着，文章回顾了政治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学派和理论在政治语言分析中的贡献和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政治语言在政治沟通、政治动员、政治认同构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在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运用差异。
文章对政治语言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和建议。
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政治语言研究视角，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政治语言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评述和思考政治语言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本文旨在为政治语言研究的发展贡献新的思路和方向。
二、政治语言研究的基本理论政治语言研究的基本理论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政治语言现象、分析政治语言行为以及揭示政治语言背后深层意义的重要框架。
政治语言研究的基本理论强调语言的建构性和社会性。
政治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不仅仅是表达政治观点和立场的工具，更是建构政治现实和塑造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
语言在政治领域中的使用，往往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政治语言研究需要关注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互动关系。
政治语言研究的基本理论关注语言与权力的关系。
政治语言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也是权力运作的媒介。
政治语言通过构建政治话语体系和政治符号系统，将权力关系嵌入到语言之中，从而实现对权力的表达和维护。
因此，政治语言研究需要深入探讨语言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政治语言背后的权力逻辑。
政治语言研究的基本理论还关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
政治语言作为信息传递和沟通的工具，对于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政治语言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和思维方式，塑造个体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行为。
宋朝的道教文化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朝代，其时间跨度长达近三百年。
在这段时间里，宋朝的文化发展达到了巅峰，其中道教文化也不可忽视。
道教在宋朝的时期，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体现。
本文将从道教的起源、道教理论与实践、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多个方面展开讨论。
道教起源于中国古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
它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化名人。
老子的主要著作《道德经》被视为道教的重要经典，对于道教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宋朝，道教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宋朝时期，道教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实践。
道教的核心理论是“道”，道教强调顺应自然、追求真理的思想。
在这个时期，不少学者对于道教的研究和宣传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例如，文人陆游，他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了道教的理论和思想。
他通过描写自然景观、表达个人感受等方式，将道教的思想融入到文学创作中，给人们带来了独特的艺术享受。
除了理论方面的发展，道教在宋朝的实践也日益丰富多样。
道教讲究修身养性，追求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在宋朝社会中，不少士人将道教的实践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追求内心的宁静，注重身心的和谐与平衡。
这些士人往往修炼瑜伽、养生保健等方法，以达到身体和精神的完美统一。
这种实践不仅仅有助于个人的修养，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宋朝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这个时期，道教思想与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扬光大。
道教的经典和文献被纷纷整理出版，出现大量的道教文化作品。
书画、音乐、舞蹈等各个艺术门类都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了独特的风貌。
同时，道教的信仰和仪式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许多道教寺庙、道观在这个时期修建得更加宏伟壮丽，举办的庆典活动也更加盛大隆重。
总的来说，宋朝是中国道教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道教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仅是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体现。
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的一种宗教信仰，起源极为久远，源于中国古代的自然崇拜和巫术信仰。
最早在《周易》中出现道的概念，道教在汉代正式形成，成为了中国三大宗教之一，与佛教、儒教齐名。
道教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文化符号，例如道教中最有名的人物——太上老君，是道家主神，担任道法的传递者，被视为人间化身的神灵。
而《黄帝内经》、《道德经》等古籍也是道教的重要经典，深刻地阐述了道教思想的核心。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道教对中国医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医学方面，道教通过“黄帝内经”的宣传，推崇了中医，将其发扬光大，为后世中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道教的传统文化与其他学派形成了互补的关系，互相吸收、融合。
例如唐代的诗人白居易，他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融入了儒教的思想，也充满了道家的色彩，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教元素。
道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鼓励人们追求心灵上的平衡，提倡以“道”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体内心力量的培养和发挥。
这种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改善社会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现代社会，道教正在经历着现代化进程。
虽然传统的道教信仰在一些人的心中早已消逝，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在当代社会中开始关注精神层面的需要，在道教信仰中寻找心灵的安慰和指引。
因此，当代道教正在经历一种复兴的趋势，同时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非中国人士，远离喧嚣的城市，前往闹中取静的山区寻求自我超越。
总之，道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
透过它的思想、宗教信仰、文化符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更好地发现中国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核，更好地寻找到自身的文化归属感并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唐代的道教研究唐代是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成为了道教发展的高峰期之一。
在唐朝时期，道教的学术研究、宗教传承和文化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了当时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本文将从唐代道教的历史背景、道教经典和道教律令、道教宗教实践、道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全面地探讨唐代道教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唐代道教的历史背景唐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辉煌时期，也是道家文化的高峰时期。
在唐代，道教在宗教信仰、文化繁荣和文化交流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唐代道教的历史背景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唐代的宗教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为道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唐代，佛教虽然在帝王、文人和寺院方面都有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城市居民和农村百姓多数还是信仰道教和民间信仰。
唐朝统治者更是大力支持道教的发展，将道教列为官方信仰之一，同时还给予道教相应的经费和物资，让道教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
其次，唐代道教思想的独特性，是道教在唐代发展的根本动力。
唐代道教在思想上，把“道”作为宇宙本源，认为万物皆有道，在达到“道”的境界之后，就能获得永生、超越生死。
这种文化背景与唐代社会风貌相得益彰，带来了一定的文化繁荣。
唐代还修建了很多著名的道教庙宇，象征着唐代对道教的重视和扶持。
再次，唐代的文化交流开阔道教中外文化的交流渠道。
在唐朝时期，随着长安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许多外国使节、文化学者和宗教学者来到中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他们对中原先民文化的传递和改良，加强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文化的内涵。
二、唐代道教的经典和律令唐代是道教经典大量涌现的时期。
唐代的大量道教经典，包括《太上感应篇》、《道德经》、《无上经》、《无上正觉禅师神通灵授法要》等。
其中，《太上感应篇》被认为是唐代最为重要的道教经典之一。
它是中国道教文化中集大成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太上老君和上清道君所共同创作的，而且经文早在魏晋时期已出现，唐代则成为了很多道教徒所崇尚的经典。
对中国古代史的看法论文优秀范文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看法，需要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检验和丰富这种理论，并激发出人们对中国古代史的新认识。
以下是店铺分享的中国古代史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中国古代史论文篇一21世纪最初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史学史，这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是接续了20世纪末的研究走向，还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向更早时期的轮回?它的实践给予我们怎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又如何转化为促进中国古代史进步的因素?这无疑都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在有限的篇幅里评述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现状并提出发展设想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仅挂一漏万无法避免，且因个人的专业知识和学养局限，评说不当而获其他领域内行之讥恐亦在所难免。
下面从研究趋势和面临挑战两个方面，以断代史研究为线索，扼要回顾和评述最近13年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对未来发展的进路提出不成熟的意见。
一、趋势2000年至2012年，中国古代史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总计在3.5万篇以上，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约在2 800部以上。
尽管不同断代的研究有不同特点，但仍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内容，反映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内在一致性。
(一)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持续进步的态势2000年至2012年间公布和整理的新资料中，殷周时期主要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和大量殷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南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湖北张家山汉简、北京大学藏汉简、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和墓志，唐宋时期主要有新获敦煌吐鲁番文书、《俄藏黑水城文献》、天一阁藏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唐宋墓志，明清时期主要有徽州文书、契约和官府档案。
其中清华大学藏战国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天圣令》可能是近十余年来最重要的古史新资料，特别是清华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苦于资料不足的战国秦汉史研究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之窗。
上述新出资料涉及经学、史著、律令和法律制度、政治与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领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刘 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37) 中国中古社会佛教和道教盛行,对上至国家政治,下至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教领域研究成绩巨大,成果也比较容易被中古史学者借鉴和采纳,而中古道教研究还处在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中,表面上看成果虽多,但良莠不齐,有价值的成果比较分散。
本文将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
由于1990年以前的西方道教研究概况已经有索安(Anna Seidel)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91年初刊;吕鹏志等中译本,中华书局,2002年)介绍在先,而1998年以前的中国道教研究状况也有陈敏的《20世纪中国道教学研究》(载《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年》,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和朱越利、陈敏著《道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进行全面的介绍,所以本文的侧重点以1990年以后的英文和日文研究成果为主,但又不局限于此。
因所介绍的内容要考虑到对中古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故凡有关纯粹的道教经典、教义、思想、人物、仪式、文献,以及道教音乐、文学的研究都只有割爱。
一、道教与中古的政治、社会11道教的“终末论”及其对中古历史的影响。
“终末论”是东西方宗教神学中共有的一个终极问题。
“终末论”是在汉代宇宙论基础上,以图谶为表现形式,受到佛教劫灾说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对中古道教影响深远的观念;它虽然借鉴了佛教教义,但却有自己的特色。
近年来这方面主要的论著有: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90年;李庆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东晋时期道教的终末论》(《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4期)对“终末论”有所论述。
李刚年)、《“壬辰之运”考释》(《宗教学研究》1992年1、2期合刊)认为“壬辰之运”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并不具体指为哪一个壬辰年。
许理和(Erich Zürcher)在“Prince M oonlight”(G T’oung Pao,68, 1982)中特别推算出南北朝时代的几个壬辰之年。
李丰 《六朝道教的终末论———末世、阳九百六与劫运说》(《道家文化研究》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六朝道教的度救观———真君、种民与度世》(《东方宗教研究》新5期,1996年)都是把“终末论”的源头追溯到汉末道教运动之中。
李丰 还有《传承与对应:六朝道经中“末世”说的提出与衍变》(《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9期,1996年)、《末世与济度———道教的末世宗教性格》(《当代》57,2002年)等篇。
神 淑子《 劫度人 の形成》(上、下,1988、1992年初刊,收入该氏著《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99年),菊地章太《六世纪中国の救世主信仰———〈 香火本因经〉を手がかりに》(道教文化研究会编《道教文化への展望》,东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甲申大水考———东晋末期の图谶的道教とその系谱》(《东方宗教》87,1996年),后一篇是讲东晋末期社会上流传一种预言,在甲申年将有大洪水,天地秩序大乱,八年后的壬辰年将由真君李弘出世,将辅佐刘裕,进入太平盛世。
实即为刘裕篡晋制造舆论。
同氏还有《〈太上 天地运度自然妙经〉成立《李弘の历史的背景———刘裕による东晋王朝篡夺をめぐって》(《社会文化史学》35,1996年)、と弥勒———天师道の改革と中国佛教にぉける救世主信仰の成立》(《道教の历史と文化》,东《道教の终末思想》(《讲座道教》4《道教と中国思想》,东京:雄山阁,2000京:雄山阁,1998年)、《六朝道教における终末思想の形成》(《樱花学园大学研究纪要》2,2000年)等系列文章。
年)、在道教“终末论”和佛教“劫灾说”的共同影响下,一方面,社会上的人们,尤其是一般民众心怀恐惧,希求自己能够脱离现世的苦海而进入新的宇宙周期之中,因而大批地、虔诚地皈依佛教和道教。
这是佛、道二教在六朝时期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196—578年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537次大大小小的起义和叛乱。
其中,大江南北都有许多人打着李弘或弥勒的旗号造反,这也是以道教“终末论”和佛教“劫灾说”教义为理论依据的。
以往,国内学者从研究农民战争角度出发,大都说这些起义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所致,只有少数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王明、唐长孺等先生,指出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佛教、道教做掩护,但也还没有从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的宗教气息和宗教的教义角度来分析。
这些叛乱中,最著名的是孙恩、卢循的叛乱。
对此曾有陈寅恪、宫川尚志等人的研究,指出叛乱与天师道密切相关。
近有黎志添对此重新分析,认为应该区分道教与民间起义和叛乱之间的关系。
从东晋道教的教义来看,根本没有暴力推翻朝廷的教义或动机。
孙恩叛乱的确是受到道教“终末论”的影响,但更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南方土著士族不满意北来士族对他们的压制,因而这场斗争中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色彩要大于宗教的色彩。
见黎志添(Lai Chi2tim)“Daoism and P olitical Rebellion during the Eastern Jin Dynasty”(《道教与东晋的政治性叛乱》,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H ong K 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
“终末论”的观念不仅影响到民间此起彼伏的起义,而且几乎在中古时代每次王朝交替过程中,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理论依据,这是以往中古史学者尚未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
2.魏晋隋唐间王朝更替中的道教影响。
在这方面,索安有两篇经典文章值得一读,一是“The Image of the Perfect Ruler in Early T aoist Messianism:Lao2tzu and Li Hung”(《早期道教救世主义中的真君形象》,History o f Religions9,1969),二是“Im perial Treasures and T aoist Sacraments2T ao2 ist R oots in the Apocrypha”(《国之重宝和道教秘物———谶纬中的道教渊源》,1983年初刊;刘屹译,载《法国汉学》4辑,中华书局,1999年)。
尤以后者最为重要。
在前一篇,她指出:成汉的李雄、刘宋的刘裕、北魏的拓跋焘和唐朝的李渊,很可能都曾根据道教的理论把自己作为救世真君的化身,以此象征天命在己。
后一篇文章中,她不仅从中国上古思想源头中寻找奠定后世道教与王朝政治关系的基础观念,而且还具体分析了道教在曹魏,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北魏、北周这六个王朝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她当时所依据的还是以正史文献为主,现在有条件从道教本身的材料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她之后的西方学者,又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其一:曹魏的建立与降曹的五斗米道高层的关系。
220年曹丕篡汉的仪式结束不久,曾经是张鲁部下的李伏上贺表,大意说早在曹操被献帝封为魏公的那一年,汉中就有一块号称是孔子玉版的图谶,说应当得天下的是“魏公子桓”而不是曹操,这是早有定数的。
此奏表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刘艾的《献帝传》。
龙显昭曾在《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1期)中提及李伏和他的表奏,但没有从道教图谶的角度详加分析。
近有H oward G ood2 man,“Celestial2Master T aoism and the F ounding of the Ts’ao2Wei Dynasty:The Li Fu Document”(《天师道与曹魏的建立:李伏奏表》,Asia Major,3rd,7.1,1994.已收入该氏著Ts’ao P’i Transcen2 dent:The Political Culture o f Dynasty2Founding in China at the End o f the Han,Washington:Scripta Serica,1998)认为这反映了张鲁在汉中降曹后,五斗米道高层人物借着曹丕篡汉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也对五斗米道在当时的发展传播有一定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汉末张天师世家在曹魏时期显赫一时后,很快就在历史上变得悄无声息了。
直到唐玄宗时代,才又正式建立起张天师的家世谱系及其对全国道教的象征性领导地位。
已有T.H.Barrett,“The Emergence of the T ao2 ist Papacy in the T’ang Dynasty”(《唐代道教天师教权的出现》,Asia Major,3rd,7.1,1994)对此做了研究。
其二:巴蜀地区的成汉政权与道教的关系。
这要首推唐长孺先生《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的最早发现。
现在还能找到范长生作品的佚文,见唐明邦《范长生的易学思想》(《宗教学研究》2001年4期)。
最近的全面研究则是祁泰履(T erry K leeman),Great Per fection2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A Chinese Millennial K ingdom(《大成:一个中国千年王国的宗教与种族》,University of Hawaii,1998)论证李氏家族利用种族和宗教的力量来强化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使大成政权得以维持40多年。
但有评论者提出,只有范长生和李雄的关系确实体现出道教背景,祁泰履现在把从李特到李势共8个君主都与道教扯上关系,证据不足。
另外,书中对构成李特流民队伍的巴人的族源族属等问题的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洞渊神咒经》等,都其三:道教在刘宋代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道经中有《三天内解经》、很明显地在为刘宋代晋张目。
目前对《三天内解经》较近和较权威的研究是柏夷(Stephen R. Bokenkam p),Early Daoist Scriptures(《早期道教经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一书中的译注。
此外,还有前揭菊地章太的两篇文章,即对甲申大水和对《天地运度自然妙经》的研究。
道教的材料不会提供像正史那样明确的人物和事件,但在歌颂和拥戴刘裕这一点上,晋末宋初南方一批道经显示了共同的特点,这是值得注意的。
其四:寇谦之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就在南方佛教和道教共同为刘裕篡晋大造舆论之时,隐居在嵩山30多年的寇谦之却转而投靠北魏。
南北道教在这一历史关头做出了各自不同的政治选择。
寇谦之与北魏的关系近来又被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给予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