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直管县_市_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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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县”与“省管县”利弊比较分析通过对“市管县”和“省管县”进行理论界定。
井比较分析了“市管县”和“省管县”各自的利弊,指出“省管县”在理论上仍不具有成熟性,在实践探索中仍应耐心试点,尤其是要分别选取东、中、西部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试点,只有试点成功后方可在全国推行。
标签:“市管县”;“省管县”;利弊1基本概念的理论界定1.1“市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是指以中心地级市对其周围县实施领导的体制。
“地级市”分为兰种:一是地市合并型,即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省直辖市与地区行署合并;二是合并升级型,即地区行署与所在的县级市合并升格为地级市;三是县改市型,即将新设的县升格为地级市。
我国“市管县”体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全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实行了省政府领导下的“市管县”体制。
1.2“省管县”体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斌介绍,“省管县”有两层含义:一是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对县直接划分;二是完整的政府管理体制上的“省管县”。
最先在我国实施“省管县”改革的是浙江省,其进行”省管县”改革是从“县财省管”开始,即财政上的“省管县”。
而我国目前只有海南省实行了完整意义的“省管县”,仍维持了省——市(县)——乡(镇)三级地方政府体制。
2实行“市管县”后产生的利弊2.1“市管县”体制之利我国的“市管县”体制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物,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在特定的时期内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具体而言,“市管县”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在政治方面,它将省县之间一级政权由虚置变为实权,从而加强了对县域的行政管理,适应了改革初期相对落后的时代条件,避免了由省直管县的幅度过大、负担过重而导致的管理低效问题,在经济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
1980年代初期,市管县体制之所以得到普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城乡发展的特殊要求和体制转轨初期的特点。
一方面,农村经济改革使原本隐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出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需要来自城市的技术、人才、设备和资本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城市产业的发展由于受行政区域的限制,缺乏相应的原材料、资源和更广泛的商品消费市场。
因而,在体制转轨的初期,只能依靠行政体制改革来满足城乡互补、共同发展的要求。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异军突起,“市管县〞体制逐步失去了当初的功效,反而成为束缚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
〔一〕市管县体制束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在中国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和调节者,也是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聚结点。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强县,因为县域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层单元。
当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体制障碍是行政管理体制僵化,这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层级过多,“市管县〞体制效率较低,上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职权干涉太多,没有真正发挥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市管县体制下,城乡的资源不是依据市场的原那么来配置,而是以人为的行政力量来分配,自然会进一步侵害县及农村地区的利益,从而形成所谓“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的局面。
由于“市管县〞体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它主要是为市里服务的,因而它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地级城市无法带动所辖县市的经济发展市管县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拉动所辖县乡的经济发展,但是,许多城市由于综合经济实力不强,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根本发挥不出这一作用,形成“小马拉大车〞现象。
除省会城市和一些中等发达城市带动力量较强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和由县级升为地级规格的城市就很难有力量来带动县乡的发展,更无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些地级市与县市同处发展初始阶段,根本没有能力带动周边县区,中西部地区问题更为严重。
论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存在问题与改革思路摘要: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是二千多年来中央集权制度下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或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
本文就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问题及改革思路谈了以下看法,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行政区划;改革;思路行政区划(regionalism)是国家结构体系的一种安排,国家或地区根据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口、民族、文化、风俗等客观因素,按照一定的原则,将一个国家(小国除外)的领土划分成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市辖区、特区和林区)、乡(民族乡、镇、街道办事处)等五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
一、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1.行政区划层级设置与现行宪法存在不一致之处。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2)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3)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但是,在当前行政管理实践中,却存在更多层级的行政区划设置,如省级、副省级、地市级、县区级、乡镇级等,行政层级过多、过杂。
2.现有行政区划设置的个体间差异较大。
目前各级行政区划,特别是省级行政区划单位,在管辖范围、人口规模、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这既不利于统一和规范管理,也不利于合理确定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同时会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成本的降低。
3.省级以下行政区划调整过于频繁,缺乏统一和长期的规划行政区划设置。
应进行科学规划,其调整和变化应确立统一、明确的原则,避免变动过于频繁。
从历史发展看,我国各级行政区划设置经历了多次变动,特别是省以下区划范围调整的频率过高,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分析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路和建议一、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存在的问题中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存在: 行政层级过多,以至于机构繁杂臃肿,造成了政令滞后; 行政区划单位名称概念混淆,层次混乱,造成了较多同音甚至同名的行政区划; 直辖市数量太少,导致各省之间、市县之间发展水平悬殊等问题。
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区划已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其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
( 一) 我国行政区划层次过多我国现行行政区域基本上划分为省、县、乡三级。
但在经济较为繁容的地区,为改善城乡和工农的管理、沟通隔阂,打破条块管辖的障碍,充分提高城乡各方面的能动性,开始施行市管县的行政区划制度。
于是在市管县的地方实行区划四级制度,即在省和县中间增加市一级的行政区划。
中国在这种的情况下,机构繁杂,工作人员众多,不利于对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管,滋长了官僚主义。
并且,由于我国层次划分过多过杂,导致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大大降低,上下级之间信息传递与反馈效率低下,导致信息失实,进而对上下级政府之间决策的落实、执行产生影响。
( 二) 行政区划单位名称较为杂乱行政区划的单位名称,应当具备特定性与高度区分性。
所谓高度区分性,就是指从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就能知道其历史文化背景与地域特征,进而与其他行政区划区别开来。
而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杂乱,存在一名多义与一义多名的现象。
首先,一名多义主要体现在对市和区的多义,致使行政区划不具有特指性。
例如在我国现行区划中,可以将市分为直辖市、设区的市以及不设区的市,此外还有副省级市以及省辖市。
除此之外,我国一些乡镇地名也带有市字。
以至于让人无法分辨市字在我国究竟属于哪级行政区划。
再者,涉及区字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也具有多种含义: 有一般的地级市辖区; 相当于县级的特区; 相当于地级的地区。
可见我国目前所有的层级中,都有以区命名的行政区划,其涵盖范围已复杂到了滥用的地步,国家应出台新的规定对区滥用的现象加以规制。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建议“省直管县”是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并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试点。
随着2010年的走近,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改革开始提速,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目前我国省直管县改革主要包括“强县扩权”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
我国从1992年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浙江、河北、江苏、河南、安徽、广东、湖北、江西、吉林等省份陆续推行了以“强县扩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了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
《国家第十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据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到目前,全国实行财政“省直管县”的有河北、山西、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等18个省份,加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共有22个地区实行了财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
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试点县财政困难的现状。
“省直管县”后,省级对试点县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仅是“直达”。
也就是说,新体制下试点县收到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在总量上是不变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财政困难的状况。
(二)对农业生产投入不足。
“省直管县”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进一步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村综合改革目标的实现。
但目前来说,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还是不够。
(三)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是财政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的基础。
据调查,我国不少地方实行省管县体制后,政府间财政关系有所调整,但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随之改变,因而出现了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的状况。
县域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县域机构改革是当前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服务,加强基层治理能力。
不过,在县域机构改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和优化。
一、存在的问题1.机构设置过于简单化部分地区在改革过程中,过于强调精简机构,通常是去除一些冗余部门或岗位。
但是这种简单化思路,往往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工作中必要组织机构的职责和功能,也没有思考深层次的问题。
2.部门职责界定不清经过改革,县域机构的职责和任务基本确定。
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职责界定模糊,互相之间的工作关系不清晰,容易出现职责不断、权力不下传等恶性循环问题。
3.人事管理问题突出机构改革不仅涉及机构设立和职责划分,还与人员配置和安排等相关。
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由于人员调整难度大、社会舆论复杂等因素,存在一定的人事管理问题。
这也导致了机构改革实施效果不尽人意,甚至还存在人员用人失衡、组织架构不稳定等问题。
二、对策建议1.正确处理简单化与专业化问题对于机构改革简单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意识到机构的简化与专业化并不矛盾。
在精简机构过程中,应该把握好其度和关键,确保各项业务能够得以完整、高效地落实。
2.进一步完善职责界定机制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完善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机制也是必要的。
有必要建立权责分明的机构职责和任务分工,逐步形成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运行机制。
同时,加强协同配合和部门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避免部门之间工作上的重复、相互干扰等问题。
3.加强人事管理工作在完成机构改革后,我们应该重视并加强对人事管理的工作,及时对人员进行安排和调整,确保无人员流失和出现组织机构稳定的问题。
加强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管理,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县域行政团队。
综上所述,县域机构改革不仅是一次系统的组织机构变革,更是政府要提高服务水平,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一步。
由于各地发展情况、基础情况和改革任务不同,可根据具体情况科学制定改革方案,采取科学的政策措施,确保机构改革的有效落实。
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主要问题(1)行政层级多而乱,且幅度偏小行政区划的管理层次是指纵向结构的等级层次,即纵向划分为不同层次,从而构成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等级体系。
管理层次的数目以及划分的方法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和有序性。
行政区划的管理幅度指一个行政区直接管辖的下一级行政区的数量,如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多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政府直接管辖多少个县,市政府直接管辖多少个区等。
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管理层次越多,管理幅度就越小;反之,管理层次越少,管理幅度就越大。
行政区划层级一多,极易造成行政机构臃肿,开支加大,各级政府间的信息传输和反馈环节增加,严重影响上级政府政策、决议、法令等的贯彻执行,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助长和加剧了“诸侯经济”倾向,不利于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管理幅度偏小,客观上造成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人浮于事,职责不清,地方政府职能泛化,政企不分,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却管起来,既束缚了企业的活力,也影响政府行使自身的职能,非常不利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2)省级行政区数量偏少,且大小悬殊中国国土面积960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省级建制数量较少,省区幅员过大。
我国省级行政区只有34 个,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区28.2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如意大利30.1 万平方公里,南斯拉夫25.6 万平方公里。
由于省区幅员过大,省区内通常以地区、市管县等形式进行分片管理,这就增加了行政管理层次,不利于加强省区对县的领导,容易造成管理混乱,滋生腐败现象,更不利于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行政管理体系。
省区面积过大,省对地方的管理力不从心,一些省的发展主要顾及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及其周围重要的交通地域,而边远地区的发展往往得不到重视,这也是“老少边穷”地区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3)行政区域边界犬牙交错,界限不清,破环了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历史上指导行政区划分界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依山川形便,二是犬牙交错,前者从经济目的出发,后者则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以防止发生割据。
我国省直管县(市)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周 湘 智摘 要 随着市场秩序的扩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省管县(市)”体制研究已然成为时代显学,但当下社会各界特别是学、媒两界在学术研究与公共表达中,对于“省直管县”相关概念的误读与混用现象较为普遍;对改革的模式、省份归属、省份数量、所涉县(市)数量以及改革的时间、批次、覆盖面等重要基础信息缺乏准确、规范的厘定。
本文界定了“行政省直管”、“财政省直管”、“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概念,建构了改革的七大模式,分类厘定了省管县改革的基本要素,初步讨论了省直管县(市)体制绩效评价标准。
关键词 省直管县(市) 基本概念 基本模式作者周湘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直管县体制研究中心秘书长 (长沙 4100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秩序的扩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演变,我国各级政府的权力格局、政府职能、行政流程与运行机制也正悄然发生结构性变迁,通过权力下移,扩大基层政府的自主权,建构更为有效的地方治理模式,已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重要理念,特别是市制在发展过程中日渐凸显出其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症状。
在此背景下,我国地方行政性纵向分权改革风生水起,蔚然成风,取得了重要进展,催生了一批有代表意义和典型特征的分权模式。
学界对“省管县”的关注亦水涨船高,持续升温。
纵观目前社会各界特别是学、媒两界关于本问题的相关研究,“省直管县”、“行政省直管”、“财政省直管”、“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概念的误读与混用现象较为普遍,改革模式、改革省份归属、改革的省份数量等重要基础信息缺乏准确、规范的厘定,给本领域的研究与实践造成诸多不便和影响。
本文特以此为出发点,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正与界定,对相关改革模式进行建构与划分,对相关基本要素进行集成与分类梳理,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准确性,增益本领域的纵深研究。
一、“省直管县(市)”及相关概念与“省管县(市)”相关的概念有“行政省直管”、“财政省直管”、“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4个。
受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时间不长等因素影响,目前学媒两界在学术研究与公共表达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概念误读与混用现象,如将“强县扩权”等同于“财政省直管”或“省管县(市)”;或对“省直管县”、“行政省直管”、“财政省直管”、“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概念不予区分,一律统称为“省管县”等等。
我们认为,这种简单的理解方法虽然有利于“省管县”问题的公共化与大众传播,但由于其更多的是出于学术“时尚化”的效用目标,很容易造成概念间的混淆,给该问题的精细化、针对性研究带来实质性困扰,因此对上述核心概念进行严格界定与区分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从本真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省直管县(市)”可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界定。
广义的“省直管县(市)”是作为一个相对集合的概念来使用的,它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实行一个或多个方面的省直接对县(市)体制及与之相关的管理活动的总和,包括“行政省直管”与“财政省直管”两个方面;狭义的“省直管县(市)”是将它与“行政体制省直管县(市)”视为同一个概念,因为,一旦实行了行政体制的“省管县”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方面的管理均一并由省直接管理到县(市),实现了省直管县的终极目标。
“财政省直管县(市)”则是指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由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及与之相关的管理活动。
“强县扩权”是指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将省辖市的部分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市)的改革。
“扩权强县”是指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将省辖市的部分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所有县(市)的改革。
由上可知,“省直管县(市)”与“行政体制省直管县”、“财政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具体的论述与运用中,应根据不同的内容,准确予以选用。
从体制变革的程度上来说,上述五者之间的差异也较大。
“省直管县(市)”中的“行政省直管县(市)”与“财政省直管县(市)”是在改变现有行政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变革;而“强县扩权”或“扩权强县”改革是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行政性分权行为,不直接涉及行政体制的改变,后两者的变革程度要比前者弱很多。
其中,“省直管县(市)”或“行政省直管”相对于“财政省直管”而言,由于其涉及整个体制的省直接对县,因此其变革程度又比“财政省直管”要高;而“扩权强县”与“强县扩权”二者之间,由于前者以所有的县(市)为放权对象,后者仅以经济强县为放权对象,因此前者的变革程度比之后者又更高。
五者之间的变革程度构成了从左到右,逐级加强的能级结构(见图1),在此结构中,下一层级的改革与变迁均构成为上一层级的增量。
强县扩权π扩权强县π财政省直管π行政省直管π省直管县图1:五概念间体制变革程度示意图二、“省管县(市)”改革模式及所涉省份目前学媒两界因缺乏对“省直管县(市)”具体改革模式的全面、深入、精确梳理,造成在改革省份类型的认识上存在诸多偏差。
本文通过全面的文献筛查与实证调查认为,截至目前,我国“省直管县(市)”的改革形成的模式有“行政体制省直管县(市)模式”、“县(市)正职领导行政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模式”、“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模式”、“财政省直管县(市)+扩权强县模式”、“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市)模式”、“强县扩权模式”与“扩权强县模式”等7种,涉及的省份(含4个直辖市)为25个,占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总数的8016%。
其中,实行“行政体制省直管县(市)模式”(模式一)的省(直辖市)为5个;实行“县(市)正职领导行政省直管+财政省直管+强县扩权模式”(模式二)的省份为1个;实行“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模式”(模式三)的省份为5个;实行“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市)+扩权强县模式”(模式四)的省份为1个;实行“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市)模式”(模式五)的省份为3个;实行“强县扩权模式”(模式六)的省份为7个;实行“扩权强县模式”(模式七)的省份为3个。
如果从综合角度进行统计,则可知:我国实行单一分权模式的省(直辖市)为18个;实行复合分权模式的省份为6个;实行“行政省直管县(市)”的省份有5个(若包含浙江省的“准行政体制省直管”则为6个);实行“财政省管县”的省份有15个;实行“强县扩权”的省份有13个;实行“扩权强县”的省份有5个。
具体情况见表1。
表1:“省管县”模式一览表序 号分权模式涉及省份及直辖市(25个)所占比例模式一行政省直管县(市)模式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海南(5个)20%模式二县(市)党政正职领导行政省直管+财政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模式浙江(1个)4%模式三财政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模式河北、湖北、河南、安徽、甘肃(5个)20%模式四财政省直管县(市)+扩权强县模式吉林(1个)4%序 号分权模式涉及省份及直辖市(25个)所占比例模式五财政省直管县(市)模式江苏、江西、山西(3个)12%模式六“强县扩权”模式四川、湖南、山东、云南、陕西、黑龙江、辽宁(7个)28%模式七“扩权强县”模式福建、广西、广东(3个)12% 资料来源:根据以上各省的最新官方文件经整理得出。
三、“省直管县(市)”各模式所涉县(市)数目及覆盖面 当前我国对于“省直管县(市)”改革所涉及的县(市)数目的厘定亦较为模糊,或语焉不详或出入明显。
本文根据各有关省《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及有关官方资料,通过广谱分析与全面统计整理后得出:截至目前,我国“省直管县(市)”改革所涉的县(市)总数为1014个(市辖区除外),占全国县(市)总量的5012%;其中“行政省直管县(市)模式”(模式一)涉及的县(市)为47个;“县(市)党政正职领导行政省直管+财政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模式”(模式二)所涉及的县(市)为53个;“财政省直管县(市)+强县扩权模式”(模式三)所涉及的县(市)为235个;“财政省直管县(市)+扩权强县模式”(模式四)所涉及的县(市)为41个;“财政省直管县(市)模式”(模式五)所涉及的县(市)为169个;“强县扩权模式”(模式六)所涉及的县(市)为272个;“扩权强县模式”(模式七)所涉及的县(市为197个。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解可知:实行“行政省直管”的县(市)为47个(若含浙江省的“准行政省直管”则为100个);实行“财政省直管”的县(市)为486个;实行“强县扩权”改革的县(市)为422个;实行“扩权强县”改革的县(市)为238个;实行单一改革模式的县(市)有685个(注:“模式一”作单一模式处理);实行复合改革模式的县(市)有329个,具体情况见表2。
表2:“省管县”所涉县(市)数目及覆盖面一览表省份模式改革县(市)覆盖面省份模式改革县(市)覆盖面北京模式一2100%江西模式五80100%上海模式一1100%山西模式五373815%天津模式一3100%四川模式六594017%重庆模式一25100%湖南模式六889617%海南模式一16100%山东模式六303313%浙江模式二53/53/179114%/9114%2913%云南模式六5547%河北模式三65/224718%/1612%陕西模式六151815%湖北模式三52/557818%/8313%黑龙江模式六101514%河南模式三4/36317%/33%辽宁模式六153411%安徽模式三57/129314%/1917%福建模式七60100%甘肃模式三16/13﹡2312%/1818%广西模式七69100%省份模式改革县(市)覆盖面省份模式改革县(市)覆盖面吉林模式四33/418015%/100%广东模式七68100%江苏模式五52100%合计710145012% 说明:“模式二、三、四”之“所涉县(市)”数目与“覆盖面”栏目中的覆盖比例数按先后顺序分别对应于其模式中的子模式。
资料来源:经搜索“中国县域经济网”、各省的政府网站、新华网、档案馆官方网、“百度法律网”等权威门户网中各省的最新官方文件及部分实地调研,经整理计算后得出。
四、“省直管县(市)”改革的时间、批次 准确把握各有关省的“省直管县(市)”改革的时间、改革的步骤、改革的批次与历次改革涉及的县(市)数,对于全面了解省直管县(市)改革的发展脉络、清晰掌握改革的实施进度、有效促进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工具性作用。
根据各有关省的官方规范性文件及相关资料分析可知:(一)从时间上来说,新中国的“省直管县(市)”改革肇始于1949年北京、上海、天津直辖市的设立,后历经1953年浙江在除宁波外的其它全部县(市)实行党政正职与财政省直管体制, 1988年海南建省,1992年浙江“强县扩权”系列改革和1997年重庆直辖,以及2003年至今,19个省份在“浙江模式”激励下,陆续进行的“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扩权强县”等改革,时间历时近60年(相关情况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