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现代阐释

现代阐释学视角下中国文论外译研究—以《文心雕龙》三个英译本为例—戴文静摘要：作为中华文论龙祖的《文心雕龙》被公认为最宜优先成为重新诠释、现代应用、向外输出的文学理论。

本文通过梳理《文心雕龙》的译介谱系，考察《文心雕龙》三个代表性译本，发现施友忠采取的“译释并举”和宇文所安采取的“译评相融”的翻译策略侧重于译本的学术性阐释，使其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学术价值，更易引起海外学界及汉学家的关注和探讨，有助于推进《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经典化进程，为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铺设道路；而偏向于大众读者优先的黄兆杰倾向于采用文化性阐释策略，更侧重于译本的现代审美价值及文化取向，他的译本优雅可读，通俗易懂，对《文心雕龙》海外传译的普及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文心雕龙》译声复调，针对不同读者对象的各译本互为补充，不同层次译本的复调调和可以满足不同审美层次受众的需求，有利于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在异域的传播与接受，为海外龙学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证。

关键词：文心雕龙；中国文论；译介；阐释；龙学［中图分类号］H315.9DOI：10.12002/j.bisu.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39（2020）06-0068-14引言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文论的译介研究已成为当前学界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论摆脱了经学和文化研究的附庸地位，逐渐受到诸多海外学者的青睐。

西方传统对系统诗学一直评价甚高，《文心雕龙》因其体系详备引起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

海外凡涉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论著，几乎都会提及并引用《文心雕［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项目编号：19YJCZH019）和202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百年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20M670955）阶段性研究成果。

翻译理论概述及其运用自从1975年美籍欧裔文学批评家兼翻译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Babel—aspectsoflanguageandtranslation）中依据阐释学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步骤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翻译并不是“意义”被简单复制的过程，而是有“人”这一主体参与的过程。

斯坦纳的阐释运作步步不离“人”的参与，而翻译研究也正是要揭示“人”这一主体如何与文本（源文本）互动，从而创造性地产生新的文本（译本）。

［1］在诸多文体的文本中，文学性文本最能体现译者的主体性。

关于这一点，在我国翻译界，已经有很多人撰文进行论证。

笔者在知网上粗略搜索了一下，就找到大约百余篇。

然而，这些文章大都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论述译者主体性在译本中的体现。

对于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鲜有提及。

译者的主体性是否发挥得充分与合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个很容易忽略的因素就是译者是否具备一定的文学理论知识。

关于这一点，以往的文献资料论及的更是少之甚少。

一、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与译者的主体性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结构主义与阐释学的启发，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界日益受到关注和认可。

阐释翻译理论起源于哲学，它的提出者正是斯坦纳。

他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对语言和翻译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在学术界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1992年和1998年，该书由斯坦纳本人进行了两次修订，将翻译过程划分为“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纳（incorporation）”或“吸收”与“补偿（enactmentofreciprocity）四个阶段。

“信赖”表示相信所要翻译的东西言之有物，是值得翻译的；“侵入”（或“进攻”）表示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带有侵犯性和破坏性，解读原文就是要剖析原文，译者在破解原文含义的过程中，必须剥开语言外壳，理解其真正内涵，正如要获取坚果的内核，必须打碎其坚硬的外壳一样；“吸纳”（或“吸收”）表示把“俘虏”的东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既包括原文的内容、也包括原文的形式，“吸收”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改变；“补偿”表示在“信任”之后，翻译倾向原作，失去平衡，而在“侵入、吸纳”之后，又倾向于译作，再一次失去了平衡，因此翻译最后需要提供补偿，恢复平衡。

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的三次论争摘要本文从我国翻译史上著名的三次翻译论争出发,通过对论争的详细梳理,理清中国译论的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发掘其中的闪光点和代表当时最先进水平的翻译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译论的发展做出预测。

第一次论争是二十世纪初的“直译、意译”之争。

这次论争以汉语的发展为焦点,让一向被视为“小辨”的翻译第一次高调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场论争实现了翻译的自觉,让其逐渐脱离了译者随意删改原著的编译阶段,让人们对于译本的态度从一味求“顺”转移到了求“信”;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对于翻译、语言及思想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以翻译更新思想,用翻译改造汉语的理论;此外,研究者们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神形说”,并从汉语的特征出发,对如何在语言层面上实现“神形兼备”的忠实进行了探索。

有研究者论述“绝对忠实”的不可能,甚至与现代阐释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二次论争是开始于二十世纪 80 年代的“异化、归化”之争。

这次论争围绕翻译的文化内涵进行。

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人们对于直译、异译的讨论有了新的内涵,翻译理论从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日益关注,到最终将翻译视为文化交往活动进行研究,开始了译论研究的“文化转向”。

在这个转向之后,翻译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层面的讨论,而是深入和扩展到文化、文学、政治、经济领域,成为国际政治交往、学术交流、文化比较的重要课题。

在借鉴和思考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翻译研究者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异化归化做出了全新的阐释。

在我国译论中,异化归化已经脱离了后殖民主义的狭隘视角,甚至可以说具有了更广泛深远的意义。

同时作为一种交往活动,译者的伦理性再度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新的背景和形式下对译者的自身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次论争以“翻译学”的构建为中心,通过对“翻译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讨论,破解了常年困扰译坛的“科学主义迷思”;通过对翻译学学科性质的争论,驳斥了“理论无用”论,解开了“综合性学科”之惑,逐步统一了思想和认识;并尝试从哲学高度对我国现当代译论发展做出了总结;在建构翻译学的努力中,批判性地重新对西方理论进行了评价,在与其对照对比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特点和不足,明确了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从本国、本民族的翻译实践现状出发,在重新评估和吸收传统译学中的宝贵财富的基础上借鉴和学习西方译论,以系统化、科学化的翻译理论推进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建为世界翻译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作者： 朱利平[1]
作者机构： [1]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南宁530006
出版物刊名： 民族翻译
页码： 90-96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5期
主题词： 中国传统译论;《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翻译规范
摘要：由朱志瑜、张旭和黄立波等主编的《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从贯通古今、化合中西的文化视角,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阐释中国传统译论的生成演进之道,颇具研究特色.这部文集共辑录1950年以前发表的文献资料891篇,对于梳理中国1700多年的翻译史,颇具借鉴意义.借助这部力作,学界可以厘清参与者如何在论争和妥协中解决特定的翻译问题,形成独特的翻译规范,继而重新解读中国传统译论及其对现代中国翻译的启示.鉴于此,该书将成为中国翻译和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工具书、中国现代译论构建的垫脚石.。

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论文摘要：我们应辨证地发展地看待严复的标准，对“信、达、雅”提出创造性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解，来发展中国的现代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

例如，罗选民先生用解构和阐释学的角度来解读“信、达、雅”；黄忠廉则用适应与选择来诠释“信、达、雅”。

此类均是很好的典例。

所以，中国传统译论的宝贵价值就在于给研究者们指示方向，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创新。

严复，中国近代翻译大家，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第一人，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推“信、达、雅”为译事楷模。

首标“信”义，要求译文意义“不倍文本”，深感“求其信，已大难矣！”严复仅是寥寥数词提及“信”字，并未对“信”有过多解释。

后人在解释“信”的时候，多认为是“信”就是“忠实”、“通顺”。

但林璋先生指出，严复所言的“信”和我们所熟知的“忠”是有区别的。

林先生认为，“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诚实不欺”。

严复使用“信”字表达了其居中为译的翻译追求。

能够平等首先要求自己做到“信”，即做到“诚实不欺”。

由于译者所处的“居中”的特殊位置，“信”则有两个方面：一则是对原文而言，二则是对译文读者而言。

再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之下，能平等看待西方著作，实属不易。

其次是“达”：“达”是“达旨”（达意）而非“畅达”。

严复云：“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由此可看出，严复认为“达旨”和“笔译”不同，“达旨”可取便发挥，但“笔译”不可。

“达旨”是指表达原文的宗旨，即原文的思想内容。

而“笔译”则指应对原文的“诚实不欺”，不便发挥。

严复又云：“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为此，“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从而点明了信、达的关系。

但是，其中的“信”与“达”也有矛盾之处：“信”是对形式，即字面意义而言的。

阐释学(Hermeneutics)源自德国，基本意义是“解释的艺术”,是一种探究如何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

现代阐释学由海德格尔(Heidegger)在20世纪开创。

海德格尔将阐释学由传统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进一步升华为哲学解释学，并提出著名的“解释学循环”,被认为是奠定了现代阐释学的基础。

解释学循环认为，在对文本的解释中存在这样一种过程：解释者首先是利用被解释文本的各种细节来理解整体，而后解释者又会通过对整体的理解进一步强化对细节的理解，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

虽然阐释不一定非经过翻译, 不过翻译却不可避免地会借助阐释。

翻译者是原著的读者、阐释者, 而且还是至关重要的阐释者。

由于翻译中的阐释主要是心理上的、是溶汇于公认的“理解—表达”这两个环节之中的,译者不会经常自觉地感觉到其存在。

直观地看,阐释过程的确是不易同理解和表达过程截然分开的。

翻译中的阐释即是译者对出发语本文在理解基础之上做出的评判、解释, 是他在用归宿语诉诸书面表达之前所经历的心理历程, 是附着于理解和表达这两个环节的。

理解( +阐释)——( 阐释+ ) 表达。

美国著名学者乔治·斯坦纳于1975年发表代表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书中斯坦纳认为“解释即翻译”,语言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语言的产生及理解都是翻译的过程。

他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最为核心的观点在于将翻译过程按顺序分为四个步骤，分别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

它们分别代表了在全部翻译过程中译者从选择翻译对象、理解翻译文本、输出翻译信息再到完善翻译成果四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这四个步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信任是翻译活动中的第一步，是译者对原作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质量的信赖。

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译者会根据自身的主观因素和外部条件来进行选择，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以显现。

译者认为所选文本本身具有价值且值得翻译，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理解将原文本阐释出来，于是信任便建立起来了。

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

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作为文学批评和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对于翻译研究的影响日益显著。

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然后分析它们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最后探讨这些理论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和推动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

现代阐释学强调文本意义的动态生成和理解者的主观参与，而接受美学则关注读者的接受过程和审美体验。

在翻译研究中，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把握译文的接受效果。

通过深入剖析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这些理论在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以及推动翻译研究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本文将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系统梳理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历程，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本文还将结合具体案例，探讨这些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效果，以期为我国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现代阐释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现代阐释学，源自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理论主张文本的多元解读和读者主体性的发挥，为我国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我国翻译研究的初期，现代阐释学主要被用于解决翻译中的理解和解释问题。

翻译被视为一种阐释活动，译者作为读者和解释者，通过自身的理解和诠释，将原文的意义转化为译文。

这一阶段，阐释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译者的主体性和文本的开放性，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现代阐释学开始关注翻译中的接受问题。

接受美学，作为阐释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强调读者的接受和反应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在这一阶段，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关注译者的主体性，而是将读者的接受和反应纳入考虑范围。

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反思和意义摘要中国传统译论源于翻译实践，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翻译界更多强调翻译实践，而非翻译理论。

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传统译论不断得到改进，给予译者越来越多的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也趋于成熟，从而推动中国现代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前行。

关键词传统译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译者 1绪论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有两种理论资源：一种是西方翻译理论，另一种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在过去二十多年建设中国现代译论的进程中，西方现代译论和各种现代哲学思潮、批评理论，成为滋养中国翻译理论的资源。

而关于中国传统译论作为理论资源的作用和意义，可以说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中国传统译论评述2.1中国传统译论的内涵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指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经学乃至书画等国学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又有机结合的翻译研究命题。

它上溯两汉佛经翻译评鉴，下迄明清西学翻译感言，且延揽其后在学理上与国学思想一致、在学缘上与国学一脉相承的翻译理论。

2.2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范围纵观中国一千多年的翻译历史，我们取得的大多数理论都集中在“怎么译”上，即实用翻译上。

而对其它因素则是鲜有涉及。

另一方面就是翻译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不可否认，西方译论的发展是离不开语言学的。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也已经意识到语言学的重要性，并开始引进西方有关语言学的理论。

而且在此理论指导下翻译问题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

3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反思与承继中国传统译论是指在翻译论题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理论特质和精神旨趣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传统国学味道的译论。

纵观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中国的翻译理论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甄别清理和现代诠释。

第一，甄别清理。

在我国，对于传统译论的清理总结主要始于20个世纪90年代。

目前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价值挖掘型；二是缺陷分析型。

从国内已经发表的相关文字来看，多数属于后者。

总的来说，学界对传统译论的主要缺陷现已基本达成共识：一是缺乏统一的范畴和术语体系，理论形态欠缺系统性；二是侧重主观经验阐发和直观推论，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

Zhi Qian＇s Translation Thought： A Present-day
Interpretation
作者： 华满元
作者机构：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79
出版物刊名： 外国语文研究
页码： 41-48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2期
主题词： 支谦的翻译思想 “求信” “求雅” 现代阐释
摘要：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佛经翻译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求信＂、＂求雅＂的翻译理念究其本质就是清末学者严复所归纳出来的＂信达雅＂翻译观。

支谦的翻译思想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之起源,它植根于中华文化之沃土,成长于佛典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个性。

挖掘支谦的翻译思想,并以现代视域加以阐释,旨在将之纳入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话语体系,古为今用;同时也修正我国译界某些学人对其片面的解读,更正其滥用西方翻译话语理论予以随意裁剪之行为。

浅析功能翻译理论浅析功能翻译理论 引⾔：功能翻译理论建⽴在现代语⾔学和逻辑思维学的基础上。

⼩编来论析功能翻译理论，欢迎⼤家阅读! 摘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只有宏观的论述，缺乏⽅法论，操作性不强。

本⽂简述了功能翻译理论，详细地探讨了该理论的理论基础，并⽤关联理论予以论证，丰富了它的内容。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基础理论;阐释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consists only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s without concrete methodology and it can not be applied to practical translating.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ccount to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probes into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makes convincing exposition of it by using relevance theory so that it enriches its content. Key words: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basic theory; exposition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是⼀种特殊的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本：原语⽂本、译者的图式⽂本和译语⽂本。

对于原语⽂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理想的图式⽂本的关键。

⽽正确把握原⽂的认知图式⼜是正确理解原⽂修辞功能的基础。

理想的图式⽂本来⾃原⽂的认知图式，来⾃对原⽂作者的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

在这个图式⽂本的基础上，产⽣怎样的译语⽂本，除了修辞功能等值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的和读者对象。

⼀、功能翻译理论简述 (⼀)、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 根据杂志上发表的论⽂、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学术报告和出版的专著，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简述如下： 1、分析概念段(conceptual paragraph，具有明确主题意义⼀个或多个⾃然段)和句⼦的修辞功能，使修辞功能的形式重现，从形式的等同中求得功能的等值，意义的等值，这种翻译叫做功能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