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1

“城市异乡者” 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丁帆内容提要从90年代开始乡村向城市迁徙和漂移的现象决定了中国乡土小说创作视点的转移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文化冲突中中国乡土小说的内涵在扩大反映走出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生活已经成为作家关注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创作资源同时反映这些农民肉体和灵魂游走状态的生活也扩展了乡土小说的边界西方世界在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中已经不再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带着血腥味的掠夺城市与乡村曾经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正合而为一正像所有的阶级都在进入中产阶级一样给人更真实的总印象是国家正在变为城市这不只是在城市正向外扩展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生活方式正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化这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上说的大都市是这一时尚的先锋①这是西方从现代工业文明向后现代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图景它无疑是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还远没有逾越前现代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尽管我们沿海的小部分地区同时进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文化语境中了但是广袤的地理和精神层面都处在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时段之中而中国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正是历史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乡土存在描写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变化才是乡土小说最富有表现力的描写领域农民工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概念它囊括了一切进城打工的农民农民工的定义似乎还不能概括那些走出黄土地的人们在城市空间工作的全部内涵因为游荡在城市里的非城市户籍的农民身份者还远不止那些从事打工这一职业的农民他们中间还有从事其他非劳力职业的人如小商小贩中介销售商自由职业者代课教师理发师按摩师妓女等许多不属于狭义农民工范畴他们比那些真正的打工仔更有可能成为城里人当然在阶级身份层面的认同上他们仍旧是属于广义的农民工范畴的因此无论从身份认同上来确定这些城市游牧者阶层还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考察这些漂泊者的灵魂符码我以为用城市异乡者这个书面名词更加合适一些城市异乡者的生活之所以越来越受到许多作家的关注就是因为人们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究竟是城市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城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二难命题他们改变了城市的容颜城市的风花雪月也同时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容颜更改变着他们的心理容颜农耕文明的陋习使得城市文明对他们鄙夷不屑而城市文明的狰狞可怖又衬托出了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他们出卖劳力出卖肉体甚至出卖灵魂但是城市给予他们的却是剩余价值中最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然而比起在土里刨食刀耕火种的农耕社会生活来他们又得到了最大的心灵慰藉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中是个完全边缘化的虫豸是一个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是被城市妖魔化了的精神流浪者但是一旦他们返归乡土就又会变成一个趾高气昂Q爷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统治者一个乡村的精神富足者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着悖反的现实生活图景与精神心理光谱毫无疑问对城市异乡者的描写随着日益澎湃的农民工潮和农民职业向工业技术的转换而迅速猛涨对这一庞大群体的现实生活描写和灵魂历程的寻觅就成为近几年来许多乡土作家关注的焦点而就作家们的价值观念来说其中普遍的规律就是凡是触及到这一题材作家就会用自上而下的同情与怜悯悲愤与控诉人性与道德的情感标尺来掌控他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个作家必须坚守的良知和批判态度这是五四积淀下来的乡土经验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以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渐行渐远的带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开始在这一描写领域复苏在这里作家们的思考不再是那些空灵的技巧问题不再是那些工具层面的形式问题因为生存的现实和悲剧的命运已经上升为创作的第一需要了即使像残雪那样带有荒诞意味描写的作家一俟接触到民工《民工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这一题材的时候也不得不在严酷的生活面前换上了现实主义的面孔改变了以往那种艰涩的形式主义的叙述外壳用更平实的叙述方式来介入现实生活即便还是改变不了她那种絮絮叨叨式的精神病者梦呓的琐屑但也毕竟清晰地描写和抒发出了城市给农民带来肉体痛苦和心灵异化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在悲剧审美与喜剧审美之间绝大多数作家站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用饱蘸情感的笔墨去抒写人性和人道的悲歌其实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新的文化背景需要我们不但对人性和人道作出回答还需对时代和历史的发展作出评断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需要克服人性的偏颇客观地去描写戴着假丑恶面具的发展性事物的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专门关注乡土的女作家孙惠芬一旦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的乡土社会生活当中去就痛切地体味到乡土现实世界的悲剧性命运与那些被外出民工的男人们撇在乡下空守着土地老人孩子和日子的女人们相遇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她们的男人如今与她们土地日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常年在外他们与城市难道真的打成了一片而女人与土地日子丈夫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于是在2001年夏天的一个正午当我在我家东边的台阶上看到一老一少两个民工扛着行李泪流满面地往车站走一对回家奔丧的父与子的形象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不一定是父与子更不一定是回家奔丧可是不知是为什么当时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他们一旦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便再也顾不上企图超越自己的妄想了我一下子被他们牵进去一下子走进了父与子的内心看到父与子的尊严和命运我一旦走进了父与子的内心看到他们的尊严和命运便不设防地走进了一条暂时的告别工地告别城市返回乡村返回土地返回家园的道路在这条大路上展示他们与这一切的关系便成了我在劫难逃的选择②本着这样的初衷孙惠芬创作了《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作品描写了鞠广大鞠福生父子二人回乡奔丧的故事无疑小说的视点是在空间和时间的不断转换中来完成人物的塑造的空间是城市实际上就是建筑工地与乡村歇马山庄交替呈现的时间是过去与现在叠印在一起的就空间感来说作品给人的感觉还是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和语境之中的这不仅是选材的使然多多少少还带有作者不灭的歇马山庄的乡土情结因为作家的价值立场是与乡土和农民呈平行视角的歇马山庄你离开了却与它有着牵挂与联系而工地只要你离开那里的一切就不再与你有什么联系鞠广大已做了十八年的民工他常年在外他不到年根儿绝不离开工地他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夏天里就回家呢那无疑是那个叫着家乡的地方遭遇到了天灾人祸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比对之中作家的价值取向虽然是呈悖论状态但是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抛弃的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欺压的农民抱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几乎成为作家写作情感的宣泄当鞠家父子离开喧嚣的城市工地踏上火车看到窗外农田景色时他们的心境就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会好起来田野的感觉简直好极了庄稼生长的气息灌在风里香香的浓浓的软软的每走一步都有被搂抱的感觉鞠广大和鞠福生走在沟谷边的小道上十分的陶醉庄稼的叶子不时地碰撞着他们的脸庞乡村的亲切往往就由田野拉开帏幕即使是冬天地里没有庄稼和蚊虫那庄稼的枯秸冻结在地垄上黑黑的洞穴也会不时地晃进你的眼睛向你报告着冬闲的消息走在一处被苞米叶重围的窄窄的小道上父与子几乎忘记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幸迷失了他们回家的初衷他们想他们走在这里为哪样他们难道是在外的人衣锦还乡不错城市是他者的民工只是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一个闯入者一个城市的异乡客一个陌生的侨寓者一个寄人篱下的栖居者他们既是魂归乡里的游子又是都市里的落魄者但是毕竟鞠广大们也有梦想他走进了一个幻觉的世界眼前的世界在一片繁忙中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在这个工地上他鞠广大再也不是民工而是管着民工的工长是欧亮是管着欧亮的工头是管着工头的甲方老板鞠广大们会成为工头从而变成城里人吗毫无疑问这一梦想是每一个走进城市的淘金者的最终追求的人生目标但是这条道路绝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沾满了污秽和血的崎岖小路这篇小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反映出许多作家清晰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文化批判立场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从价值理念来看许多作家过分迷恋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秩序过多地揭露城市文明的丑恶多多少少就削弱了作品更有可能进入深层历史内涵的可能性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山花》2005年第1期几乎是用严酷的现实主义的笔调去抒写一个农民工的浪漫主义的理想那个男主人公我是一个一心想做城里人的民工他有于连式的野心但是却没有于连那样的运气而女主人公却是一个带着强烈传统伦理道德的民工因此在长安街接吻便成为两种文明矛盾冲突的焦点一个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不是事件的事件却成为一个重大悲剧这就是文明转型中农民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作者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平淡寡味的故事铺衍成为一个跌宕起伏的中篇呢其中大量的心理描写就直接表现了主题我向往城市渴慕城市热爱城市不要说北京是世界有数的大都市就是我所在的云南富源这个小县城我也非常热爱当我从报刊杂志上读到一些厌倦城市厌倦城里的高楼大厦厌倦水泥造就的建筑想返朴归真到农村去寻找牧歌似生活的文章时我在心里就恨得牙痒痒的真想有机会当面吐他一脸的唾沫是的那些后现代文化心态对于仍然生活在农耕文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来说确实是奢侈一些了他们只能发出我厌倦这诗意的生活的强音因为解脱贫困才是他们的最大生存渴望你不可能让一个还没有尝到过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农耕者去享受后现代的精神面包所以对一切城市文明的渴求成为农民工阶层的理想我害怕被绑在家乡的小山村里怕日出而作日落而眠的生活一想到头伏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在土里刨食的日子一想到要和泥脱土坯砌房把骨头累折把腰累断的日子一想到一辈子就喂猪种地养娃娃年纪不大就头发灰白腰杆佝偻脸上沟壑纵横愁容满面的日子我心里就害怕万分痛苦万分融入这个城市便成为民工们的最高追求目标他们不但要取得这个城市的肉体身份的确认更重要的是还要取得这个城市的精神身份证做一个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城里人因此我才别出心裁地用到长安街接吻来证明自我在这个城市的存在我的这个想法是蓄谋已久的但是其目的性是非常清晰的想到长安街接吻这个念头于我太强烈了我知道这个想法不是空穴来风多少年的城市情结使我想以城市的方式来生活毋庸置疑生活方式对于农民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才是检验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试金石生活方式可以改变人同时也能改变他者对你的身份认同要使民工不再受城市人的歧视我才从那些城市女人的白眼和咒骂中读懂了这生活的真谛才想出了到长安街去接吻的妙招这是一个农民工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我向城市宣战的大胆行动计划否则一个从农村来的人有什么必要跑到长安街去接吻接了吻又有什么意义接了吻又说明了什么这是荒诞而无聊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对于这样一个在乡下人看来是荒诞的想法如果实施的对象是一个城市姑娘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个喜剧的结局然而我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在农耕文明中长大而在城市文明里又精神发育不全的村姑那注定会是个悲剧由于柳翠的拒绝致使这个进军城市的计划一度落空导致我成为残废其实在工棚里接吻和在广场上在大街上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我就是渴望着在长安街上接吻在长安街接吻对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的人能在大街上接吻我为什么不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心理上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们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富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获得一个人的尊严一个城市边缘人起码的精神权利但是悲剧的冲突和剥夺这个权利的动能不是城市的制约而恰恰是来自农耕文明的伦理道德的压力来自柳翠冥顽不化的封建固执来自她的封闭缺乏自信和不把自己当个人的想法她把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拉开自觉地按乡村的做法一切自己约束自己她极大地伤害了我她在我走向城市的路途中猛的给我一闷棒打得我趔趔趄趄几乎倒下这样的打击要比遭受城市的白眼和咒骂还要悲哀它没有使我致命就算是幸运的了当我从五楼的脚手架上摔下来成为残废的时候才意识到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的漂泊着像土里的泥鳅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虽然作品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让柳翠配合我完成了在长安街接吻的壮举我和柳翠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车流奔驰之侧在期待盼望之中热烈而又真挚的亲吻起来了掌声热烈地响起来掌声不光来自簇拥我们来的民工还来自所有围观的人我的心被巨大的幸福所陶醉我的灵魂轻轻地升到高空在高空俯视北京呵北京真美这个浪漫主义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但是我还是兴奋不起来因为我还不相信城市有这样的包容性我还不相信像柳翠这样代表着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农耕文明的伦理道德秩序就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而一步踏进城市文明的门坎因为民族的劣根性也还残存在这个群体之中永远的乡土和瞬间的城市可能是农民难以进入城市的最后一道精神屏障驱除这样一种前现代农耕文明精神形态中的积弊应该是乡土小说作家价值理念中必有的理性因素残雪的《民工团》所描写的民工生活也是悲惨的故事但是作家的落点仍然是对农民工群体中的那种相互告密的人性弱点进行揭露不过残雪从此也开始介入现实生活的描写给出了农民工承受肉体的煎熬生活场景那个工头三点过五分就叫醒他们去扛二百多斤的水泥包简直就是个现代周扒皮的形象再生民工掉进石灰池就回家等死掉下脚手架就当场毙命就像灰子叔叔一再赌咒发誓不再到城里来打工而来年又回到了这个群体当中那样生存决定了这条道路是他们的惟一选择我要养活老婆孩子如果不外出赚钱在家乡就只能常年过一种半饥不饱的生活更可悲的是他们还得承受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这一切是使他们成为城市异乡者异化的原因他们想成为残废者那样就不再受肉体和精神的煎熬了我现在成了残废人了你们来羡慕我吧我一天要晕过去好多次我的话音刚一落房里的四个人就都嚷嚷起来说他们巴不得成残废人巴不得晕过去那样就可以躺下了那是多么好的事啊不幸的事变成了幸福的事这究竟是农民工的幸事呢还是不幸呢我们在泪中看见了笑呢还是在笑中看见了泪呢作品给出的最后问号应该是农民如果恪守土地恪守农耕文明的精神秩序会不会异化呢同样是描写农民工的异化荆永鸣却是一个专写农民工进城后所遭遇到文化尴尬的作家他的系列作品所呈现的尴尬中的坚守正是作家对城市文化批判的折射是对农民文化心理异化的深层揭示他的《北京候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更是体现了进入都市中的外地人总比城里人有着太多的阻隔也有着太多的尴尬这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我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处在不同的尴尬里一个保姆精心侍侯一个瘫痪的男人在终于养活了男人的一只手时这只手却要去摸她的羞处《保姆》是尴尬卖烧饼的小伙子用刀子吓跑了撒野的城里人事后自己的手却老是抽筋儿《抽筋儿》是尴尬一个餐馆里的伙计在警察查证时被吓尿了裤子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证件俱全《有病》是尴尬本篇中《北京候鸟》的来泰在城市的雨夜中找不到自己赖以栖身的居所也是尴尬如此说来尴尬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我小说里的一种符号呢③不要指望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和新的生活就会赢得城市和城市人的青睐严酷的市场经济准则不是以农耕文明的道德法则行事的如果荆永鸣的系列小说还停留在对文化尴尬的无奈和怨恨之中的话那么更多的小说则是用血和泪来控诉城市文明给这群候鸟带来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痛苦乡土的富裕是要农民付出沉重的肉体代价的何况即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未必就能够富裕起来正如陈应松在《归来人瑞》《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中描述的农民工工伤死后那样的情形摆脱贫困总是要一代人作出牺牲的桃花峪有二十几个妮子长梅疮就是梅毒没了生育可人家楼房都做起来了富裕村哪哪像咱们这儿后山樟树坪穷可去年死了八个挖煤的瓦斯爆炸一下子竟把全村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千多块为啥山西那边矿上赔的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种理念也正在渗透着一些过去沉湎于农耕文明而难以自拔的一些乡土小说作家当中贾平凹也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牺牲有两辈人的利益也是必然的农民永远是很辛苦的是需要极大的关怀群体和阶层④但是如何处理好关怀与批判的关系的确是每一个乡土小说作家值得深思的问题可以看出对农民出走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已经成为作家们所关注的普遍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女青年在进入城市后的命运成为乡土小说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她们不仅是构筑故事的最佳方式同时又是透视乡土与城市的最好视角在吴玄的《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叙述我走进发廊街就像回到了故乡这感觉其实有问题我的故乡西地事实上比发廊街差远了它离这儿很远在大山里面它现在的样子相当破败仿佛挂在山上的一个废弃的鸟巢我的乡亲姐妹们在那个破巢里养到十四十五岁便飞到城市里觅食她们就像候鸟一年回家一次就是过年那几天本来西地和发廊毫无关系就我所知西地世世代代只出产农夫农妇木匠篾匠石匠铁匠油漆匠教师匠也有的甚至有巫师和阴阳先生但没有听说过发廊和按摩西地成为一个发廊专业村是从晓秋开始的历史总喜欢把神圣的使命交给一些最卑贱的人几年前那个一点也不起眼的小姑娘晓秋不经意间就完全改写了西地的历史发廊改变了我妹妹的命运乃至全村所有女性的命运通过发廊女人可以赚钱而且比男人赚得多我妹妹一个月寄回家的钱就比我父亲一年劳作赚的还多后来村里凡有女儿的日子过得大多不错从此村人再也没有理由重男轻女反而是不重生男重生女了还有一个近乎笑话的真实故事村里的一个妇女突然伤心的痛哭村人问她什么事这般伤心那妇女伤心地说她想起十五年前一生下来就被扔进尿桶淹。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高二质量监测语文考生注意：1．本试卷共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部编版必修上册、下册，选择性必修上册。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山乡巨变”是描述新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词。

当下文学若想有效地介入乡村现实，重获历史能动性，就需要吸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重要历史经验，并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下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参与“山乡巨变”的重要历史经验主要有三点：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现代文学对于乡村的表述在整体上呈现“他者化”的倾向，其文本未能深入乡村内部。

这种远距离的乡村想象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打破，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近距离书写“山乡巨变”，还原并介入农村革命的历史现场，发掘、利用民间话语资源，赋予农民主体性地位。

经由他们，文学完成从被动表现农村生活到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转变，农民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地张扬。

其二，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们主动进入劳动生产现场，深度参与乡村建设，逐步建构起创作与生活的有机联系。

早在延安时期，一些作家就将文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在运动中写运动”的创作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模式被进一步发扬，比如周立波在参与大海棠乡农业初级合作社基层工作的过程中创作了《山乡巨变》。

其三，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们大都将广大农民群体作为潜在的阅读接受者，注重汲取评书、快板、戏曲等民间文化资源。

此外，文学还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广播剧、戏曲等艺术形式，以更加通俗的表达方式缩短文学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因此，农民也由文字的被动阅读者转变为演艺活动的参与者，其在文艺活动中的位置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今天的作家要想真正参与到“山乡巨变”的进程之中，首先应该深入农村生活现场，全方位把握乡村社会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推进，中国乡村进入剧烈的转型期，乡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面临冲击。

一些表现新世纪农村的作品应运而生，新乡土书写暗潮涌动。

2005年6月，《佛山文艺》联合《山花》举办“黔东南笔会”，讨论“和谐社会与文学承担”的话题，一系列关于“新乡土”如何契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讨论由此展开。

翌年六月，由《佛山文艺》发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莽原》及新浪网共同举办“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众多乡土作家参与其中，文能、王山对“新乡土文学”有所界定。

［1］2007年3月，《佛山文艺》召开“新乡土文学”研讨会。

关于“新乡土文学”的探讨在持续发酵。

2015年，《雨花》提出“新乡土写作”概念，面向全国征集“新乡土写作”长篇小说，并在《雨花·中国作家研究》上以“长篇小说大展”的方式连续六期刊发，引起了广泛关注。

［2］随后，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新乡土写作”是此次会议的热门话题，与会专家一致肯定“新乡土写作”的价值，“新乡土写作”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综合学界的探讨，“新乡土写作”大致呈现出如下特征。

从写作时间上看，“新乡土写作”是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创作。

从写作主体上看，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70年代后期的青年作家，他们大多有短暂的农村生活经历。

从写作内容与对象来看，书写的是转型与裂变中的新世纪农村社会。

这里不仅体现了农村范围的扩大：从原乡到城乡接合部再到城中村，而且也体现了农民身份的变化：从地道的农民到流动在城乡间的打工人再到定居城市的进城务工者。

同时，农村人际关系的变更、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等，都是“新乡土写作”关注的焦点。

从写作视角来看，“新乡土写作”要求作家转换“回看”下的“俯视”姿态，代以平等地、历史地、整体地展示新乡土经验的写作视角；避免简单情感判断下的一元价值取向，代之对农村社会现实的智性想象乡土的方式——“新乡土写作”片论傅 华　董爱宇反思与多维审视。

论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现代化”意味着乡土中国的终结,这决定了乡村、农民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遭受的“断裂”之痛,然而受各种“现代化”观念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乡村叙事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直面这一疼痛,反而是一再为其寻求某种“解释”；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转型的加速以及文学对转型期中国发展现实的书写日趋频繁,乡村叙事也开始大规模地转向了对农村现状、农民当下性生存处境的观照,以关注“现实”、表达创作者迷惘和悲哀、以写实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的叙事潮流从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乡村叙事的“主流”。

我们认为,乡村叙事的这一“现实转向”,其最大的意义便在于它直面了乡土中国(乡村、农民)在文明更替和社会转型中那种本然性的历史悲剧命运；然而客观地来看,这样一种“直面”更多地却不是出于文学对自身的反思,而是受惠于时代现实的动变本身——创作主体的迷惘和困惑更显现出作家一种理性能力的不足,理性之不足唯使其漂浮于现实的表面,无法获致对社会历史的深度认知。

这样一种紧贴现实又无法深入现实的表达毕竟能够以其对自我内心的诚实面对而酿成一种独特的诗意,只是它的过于感性却可能将使其无法保持一种持久性罢了。

本文题为《论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即主要围绕对90年代以来乡村叙事“新变”的认识,侧重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家心理及其文化人格等角度入手,力图对这一“新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确认和分析,同时在这种因素分析、价值分析和历史性梳理的基础上,也试图对乡村叙事的总体发展趋势作出预估。

论文共分五个部分,内容如下：“绪论”首先对“乡村小说叙事”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即从概念使用者价值取向和文学观念的不同以及概念所指涉的对象的变异两个角度,分析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新乡土小说”等概念出现和使用的背景,并阐明了本文为什么使用“乡村小说叙事”及其内涵;其次从当下乡村叙事与时代现实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新变”的实质,进而阐明论题,也介绍了选择此论题的缘起;最后介绍了选择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叙事“新变”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等。

庆安三中2021——2021学年度〔下〕高二语文期末试题第一卷阅读题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一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乡愁〞的现代文学起源及其变异陈晓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乡土文学〞的概念日益受到重视，这与现代性理论的兴起有关。

“乡土〞的概念可以视为现代性反思的概念，是以情感的及形象的方式表达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或者反思。

但它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局部。

只有在现代性的HY中，人们才会对“乡土〞非常强调，才会试图关心“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或者“现代〞对抗。

中国的“乡土文学〞有着它的现代起源，那就是鲁迅、沈从文、废名等人建构起来的乡土传统〔准确地说，是对这些人的表达建构起来的传统〕。

实际上，“乡土文学〞最本质的含义应该是“乡愁〞，也就是反现代性的怀乡病，那是“离去〞与“归乡〞的二元想象置换。

当然，乡愁也是一种古典经历。

?论语·子路?中的“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是最早的美化家乡的说法。

?列子·天瑞?中的“有人去乡土，离六亲〞，是最早的表达关于乡土离别的感情的叙事。

中国古曲诗词中关于怀乡的表达不胜枚举，李白的“低头思故土〞妇孺皆知，但崔颢?黄鹤楼?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令李白不敢题诗，不是李白诗不逮，而是他怀乡病重。

古代的怀乡是单向度的，那是一种对故土和家人本真的单纯的思念。

现代的怀乡那么包含着更复杂的社会理念与情感，是与当下经历对立的怀旧态度，或者者是与城生存对抗的乡村想象。

回望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是一种素朴的存在，是更加具有个人化特征的经历或者情绪。

例如，鲁迅对乡村困境的切身体验，沈从文那种抹不去的怀旧和诗情，或者者废名的那些玄妙的生存事实。

这并不是说，乡土叙事就一定要沿革现代中国的传统，也不是说现代文学的乡土就比当代的更有文学品位。

如此评价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然而，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叙事〞中，看不到那么浓郁或者深重的怀乡病。

写实与还乡：九十年代以来河南乡土散文的两个审美向度九十年代以来,乡土散文在内涵和审美方面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呈现出写实和原乡建构两种不同的审美向度。

写实对应着为中国社会传统向现代转型服务,这类乡土散文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时期的散文写作传统,体现出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和作家的使命意识。

周同宾的乡土散文从自己立足的河南南阳为出发点,对生活做出了深入的、注重历史人文的描述,写出了一种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意蕴,表现了一种具体的社会人情内容和道德观念。

原乡对应着的不是牧歌化,而是一个超越性的视域,以寄托社会转型期人们浓郁的乡愁。

冯杰的散文力求构筑人类共同的精神原乡,以乡村朴素的人生观和美学观来抵御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弊病。

乡土散文书写的这两种向度虽然在乡土世界的建构方面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但对于乡土无论是真实的呈现还是理想的重构,作家们自觉承担起文化精神重建的责任,探寻民族精神的根源,为现代人建立精神的家园。

九十年代的乡土散文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独特的美学特征和美学内涵。

本论文以周同宾和冯杰的乡土散文为研究对象,首先在总体上梳理乡土散文发展的概况。

包括乡土散文产生的背景,流变以及河南乡土散文发展的脉络。

作为河南藉的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和冯杰的乡土散文创作离不开整个中原写作的大背景。

通过梳理和比较,不难发现九十年代以来的乡土散文在审美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乡土世界成为作家情感和精神的载体,因而具有符号性。

其次从写实与还乡的审美建构角度论述周同宾与冯杰在乡土散文创作上的不同风格:同样作为乡土散文作家,在对乡土的描写和对民族精神的探寻方面,周同宾、冯杰二人的散文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点。

在对乡村的描写方面,周同宾散文真实的再现了宛乡风情,冯杰散文则致力于构筑“北中原”,使其成为原乡神话式的存在;在对民族精神的探寻方面,周同宾作为“在场者”见证了乡土的变迁,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场域出发来探寻民族文化。

而冯杰的散文则侧重对于乡村记忆的复原,从那些被遗忘的乡村世界中寻找到民族精神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