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从最早的简单假设--新闻报道影响人们对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感知开始，逐步延伸到整个公共舆论的范围进行研究。
作为一个具有深层含义的理论，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事件议程的范围而扩展到很多新的问题。
从最早的麦库姆斯和肖的查普希尔类型的研究--媒介议程和公共议程的比较开始，总的来说，实证研究主要分为四种类型。
类型1，媒介对主要事件的新闻报道和集合的公共议程之间的比较研究。
除了最早的查普希尔研究，芬克豪泽（Funkhouser,1973）以及帕姆格林（Palmgreen）和克拉克（Clarke,1997）的研究也属于这一类型。
类型2，同样是对媒介议程的研究，但是公共议程的分析单元从全体社会成员转换到个体成员，也就是说，事件议程的排列顺序是由个体决定的。
麦克雷奥德（Mcleod）、班克尔（Becker）和比恩斯（Byrnes）的研究就属于此类型。
类型3，对于同一事件，一段时间内媒介报道和舆论倾向的关系研究。
代表人物是温特（Winter）和伊欧（Eyal）的研究。
类型4，对于同一事件，媒体报道和个体议程中该事件相应的相应的显著性之间的匹配研究。
这种类型的研究引入了实验法作为现场调查研究的补充。
艾英格（Iyengar）和金德（Kinder,1987）的研究就在实验室里证明了议程设置的影响。
实证研究：美国学者芬克豪泽对新闻报道与公众对事件重要程度的感知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就验证了议程设置理论的部分假设。
他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公众舆论和媒介内容之间，以及媒介内容和实际生活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十年，重大事件层出不穷。
为了判定受众心目中这十年里的最重要的一些事件，芬克豪斯采用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向公众提出了“美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
同时他还统计了十年中三家主流周刊（《时代》、《美国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每一年出现的各种事件的次数，以此作为媒介内容方面的依据，然后根据美国官方出版的《美国统计摘要》以及其它信息来源，得出一个事件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