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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1972年，马尔科姆·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指的是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41年后，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传统的传播模式被颠覆，议程设置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本文从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变化。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环境受众参与一、“议程设置”的理论背景“议程设置”概念源于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
在该书中，李普曼将柏拉图“洞穴人”的思想引申，认为“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现实，而这些反映便是构成我们头脑中对现实的图像的基础”。
①在此基础上，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受众所认识的世界是由媒介参与构建的虚拟世界，这肯定了媒介影响受众的力量。
然而，“议程设置”仍是一个模糊的、还未成型的概念，但早期思想已经萌芽。
在40多年以后，1963年伯纳德·科恩出版了《报纸与外交政治》一书，该书的一些论述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成型打下了基础。
书中提到：“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②这一论述堪称早期议程设置思想的经典表述，并几乎被所有涉及议程设置理论的论著所引证。
但科恩的论述还仅仅停留在假设层面，正式提出“议程设置”这一具体概念并予以证实的，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马尔科姆·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
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媒体的报道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研究，并在1972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这一成果的问世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诞生。
该理论最基本的观点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对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公众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革。
本文旨在探讨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分析新媒体环境对议程设置的影响，以及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本文首先将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简要回顾，阐述其起源、发展和基本内涵。
然后，结合国外新媒体环境的实际情况，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变化，包括议程设置主体的多元化、议程设置方式的互动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复杂化等。
接着，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
本文将对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进行总结，指出其研究意义、研究局限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旨在为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同时也为我国的议程设置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新媒体环境概述新媒体环境的崛起，标志着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如社交媒体、博客、微博、网络论坛、视频分享网站等，以其独特的传播特性，如交互性、即时性、个性化等，改变了传统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方式和效果。
新媒体环境不仅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极大地丰富了信息内容，使得公众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分享信息。
在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而是向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
公众、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影响公众的关注和认知。
同时，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也更加复杂和动态，信息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力难以预测和控制。
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技术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媒体平台的不断创新和变革，也影响着议程设置的方式和效果。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研究——以网红papi酱为例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
在这个时代，媒体不再是单向传播的工具，而是一个互动的平台，人们可以在上面进行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取海量的信息。
同时，这个平台也给广告、推销等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在这个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是指通过对媒体报道、公众关注和政治决策等因素进行分析，探寻社会上的共识性话题以及新闻报道中的话题制定机制的一种理论体系。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是主要的议程设置者，它通过媒介的选择、内容呈现、优先排序等方式来影响公众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程度，从而进而影响政治决策。
而在新媒体时代，这种模式已经被完全颠覆。
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民主性质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影响力也从传统媒体向个人媒体转化。
网红Papi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广受欢迎，她的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她的短视频中涉及的话题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成为社会共识性话题，从而得到更多的媒体报道和政治关注。
这也证明了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媒体也能够对公共议程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内容多样性和碎片化也使媒体无法像过去那样掌控信息流。
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的选择性意识非常强，他们会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被媒体硬性安排的话题。
在这种环境下，议程设置更多地变成了一个对话和博弈的过程，而不再是单向的命令。
除此之外，新媒体环境下的各项数码技术也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公众对于某一话题的关注程度，更好地把握社会共识性话题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快地利用这些话题影响公共决策。
总的来说，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单一的控制者到多种形式的影响力，从单向的命令到双向的博弈，从纯粹的媒体力量到媒体与技术的结合，这些变化都对社会共识性话题的形成和议程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一、本文概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介如社交媒体、自媒体等逐渐崛起，对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不仅涉及到媒体对议程的设置，还涉及到公众对议程的参与与互动。
因此，研究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对于理解当代社会的舆论引导与信息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二、议程设置理论概述1、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议程设置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
该理论主张，大众传媒通过选择性地报道和强调某些议题，能够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进而塑造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和态度。
换言之，大众传媒不仅能够告诉人们“怎么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想什么”。
自提出以来，议程设置理论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随着新媒介环境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崛起，议程设置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而在新媒介环境下，公众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
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议程设置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在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大众传媒，而是扩展到了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意见领袖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议程设置的方式也从单一的信息传递转变为互动式的、多渠道的传播；议程设置的效果也从简单的议程转移转变为对公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多层次影响。
因此，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需要关注这些新的变化和挑战，探索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环境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也需要结合新媒体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过程、机制和影响因素，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新媒介环境下的信息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观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自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其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是传播学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问题研究作者：吉宁来源：《今传媒》2013年第06期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但议程设置理论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提出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传播模式。
议程设置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其理论和模式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新变化，本文就其在新环境下的变化进行研究剖析。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微博；舆论领袖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021-02一、议程设置理论的现实问题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播中重要的功能，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的，它是用来说明媒介的一种特殊的作用，即建构能引起公共讨论和关注的话题的能力。
议程设置的强调大众媒介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为媒介提供的议程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情首先采取行动[1]。
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对于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是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它主要是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研究对象，忽视或者不认同个体的信息传播能力，认为个体不可能进行议题的设置，把新闻媒体与媒介简单的等同。
但在进入到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网络新闻、电子邮件、微博的广泛应用，作为个体的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大大的强化，整个世界的新闻传播活动发生了剧变，这使我们需要对于在传统媒体下产生的议程设置理论进行再研究。
传统议程设置理论源自一个核心假设，即议题首先显现于大众媒介，然后向公众转移和扩散，并经过大众媒介的引导不断强化，促成媒介议题转化为公众议题[2]。
传统的媒体在传播信息中是单向的、封闭的，媒介将信息通过封闭的渠道传递给受众，这种信息的传递缺乏来自受众的反馈。
而传统的媒介控制被控制在国家机器或者利益集团的手中，它们控制着信息的流入和流出，使得普通的个体无法在媒介之外获得信息。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研究作者：张云帆来源：《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20期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文章结合当前新媒体发展的新环境，以知名网红papi酱为例，分析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发展。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papi酱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20-0006-021 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概述议程设置理论是新闻传播界的重要理论。
“议程设置”这一理论假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在1922年发表的《舆论学》一书，李普曼认为，大众不是对外界实实在在的时间做出反映，而是对“我们头脑中图画”做出反映。
可以说，李普曼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最初的原型。
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舆论季刊》的杂志上发表了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研究证明了他们开始提出的假设，大众媒介为政治运动设置议程，影响政治事件的显著度。
简单来说就是，媒介报道什么，受众便注意什么；媒介越重视什么，受众就越关心什么。
在1963年，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发表了重要的观点，他在《报业与外交政策》一文中指出：“很多时候，媒介也许告诉人们‘如何想’方面不太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去‘想什么’方面却惊人地成功。
”后来这一论断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被广泛的传播，成为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中心思想，对后来议程设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议程设置理论假说的提出，是对有限效果论的一个修正，改变了长期以来仅仅关注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而忽略认知影响的传统。
议程设置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受众的作用。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认为，研究者们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实践性的调查研究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他们的研究普遍转到了改进对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决策议程的测量和数据的计算等方面。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理论转向及发展对策作者：狄欣然来源：《今传媒》2024年第07期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由媒介主导到受众主导、由重视内容分析到重视受众分析的现代化转向。
本文通过阐述传统媒体时期和新媒体时期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现代化转向进行梳理，总结议程设置的主要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现实启示及发展对策。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时代；理论转向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4）07-0032-04一、引言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提出，强调媒体对人们认知与判断的影响。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各类媒介技术和平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形式，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已经转变为互动式多向传播，信息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议程设置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对公共议题的影响，还涵盖了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新媒体的影响。
随着网络媒体的广泛运用，议程设置理论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对于如何更好地理解该理论、正确看待其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Theory）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20世纪20年代，政治家瓦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头脑图像和身外世界”的观点，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
1972年，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对“议程设置”的概念作出了系统阐释，即大众传播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也就是说，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注意”和“兴趣”，而对这种“注意”和“兴趣”的安排构成了“议程”[1]。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且不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演进及应用一、研究背景和意义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传播观点和交流思想的重要渠道。
特别是在互联网、移动通信和社交媒体等技术的推动下，新媒体的普及程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在这种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一种关注社会舆论导向和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工具，对于分析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和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演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舆论场的动态变化。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关注媒体对政治议程的塑造作用，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议程设置的范围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到舆论场的讨论中来，形成了更加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舆论格局。
研究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演进，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场的特点和规律，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和有效的依据。
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应用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有效性。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对政策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明显提高，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重视民意的表达和反馈。
通过对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进行研究和应用，可以为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舆论引导策略，从而提高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有效性。
这种研究也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信任和满意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演进及应用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研究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演进及应用，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分享经验和成果，推动国际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1.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及其对议程设置的影响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媒体的传播速度受到地域、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而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些束缚，使得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传遍全球。
新媒体语境下的的议程设置理论关键词：新媒体语境，议程设置功能，议程设置理论面临的新挑战“议程设置功能”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和D.L.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在此文中，他们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
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近年来，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其最大特点是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为一体，具有典型的“全民传播”（Mass-participated Communication）的特点，这是任何传统媒体都无法比拟的。
基于数字化平台的新媒体，其在信息传播中具有高度的互动性、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信息平台的开放性和信息传播的多媒体化等特征。
新媒体的出现使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播的个人化。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互动性和开放性，为大众提供了平等的发言平台，任何用户都可以自由发布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使人类进入了“个人传播”时代。
这种传播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传播话语的分配，使得话语权实现了空前的普及。
信息控制的难度加大，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所具有的特征，使得其媒介生态、传播图景、舆论态势等是政府很难控制的。
媒介竞争的加剧，新媒体所特有的互动、参与等优势，使其在媒介竞争中处于越来越有利的位置。
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呈现出新特点----受众自我议程设置的构建。
在传统媒体中，传播者永远是那些少数掌握媒介传播的人，他们往往是阶层的上层领导或者是掌握经济主导地位的人。
而网络媒体是一种“弱控制媒体”，在网络传播的，传播者是多元的，传播渠道是开放的，这些都弱化了媒介为公众设置议程的效果。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网民自己的议事日程很少受网络的限制。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高宪春当下新旧媒介融合成为趋势，媒介环境发生变化，传统的传播模式正在被颠覆。
“一种信息传播的新方式随带来的社会变迁，绝不止于它所传递的内容，其更大意义在于它本身定义了某种信息的象征方式、传播速度、信息的来源、传播的数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语境”［1］，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具有疾速、大容量、无地域限制以及即时交互式传播的特点，带来一种全新的理念，本文主要分析探讨新媒介环境［2］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可能。
一、议程设置功能研究的困境议程设置理论的形成来自于一个假设，它描述大众传播如何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的关注，这个理论逐渐扩展，又融入了许多新的命题，如议题的“强制性接触”和“非强制性接触”( 朱克，1978 )、“具体议题”和“抽象议题”( 雅阁德和多齐尔，1990)、“铺垫作用”( Priming) ( 延加、皮特斯和金德及延加和西蒙，1993)、议程设置的“时滞问题” ( 温特和伊尔、麦库姆斯和斯通等) 以及“议程建构理论”( 兰和兰)、议程设置的第二层面研究或媒介框架现象 ( 盖奈姆，1997) 等等［3］。
罗杰斯和迪灵把议程设置的流程主要分为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政策议程三个环节，研究重点是媒体议程如何对受众产生最理想化的效果 ( 如下图1 示［4］) 关于产生这些效果的偶发条件、塑造媒介议程的力量、媒介信息中具体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个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各种结果。
这样，议程设置理论成为关于大众媒介及其效果的一张详细的图谱［5］。
这一图谱中，无论是否赞同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结论，其前提假设是一致的，以媒体为中心，关注大众媒体在形成舆论方面的作用，体现的是媒体议程单向地影响公众议程。
( 如下图2 示［6］) 原有的信息流动是有规则的，议程设置是一个可以预料的过程。
1997 年，麦库姆斯和埃斯特拉达在探讨了议程设置的第一、二层面，扩宽了议程设置研究视角后，“修改一下科恩的观点，媒介［7］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也告诉我们该怎样想”。
［8］但是这一表述仍认为，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人”是乌合之众，是没有能力制造议程更谈不上主动传播，媒介等同于单一的媒体，大众媒体承担了议程设置的主导任务，传统媒介环境下的“人”是被动地接收议程。
总体看来，传统的研究思路是基于传统媒体“点对多”的单向传播模式产生的，人们必须通过媒体来了解社会，媒体也有责任让人们了解社会，大众媒体是连接社会事件与我们头脑中意象的关键因素，个体和社群没有被考虑在内。
因而具有以下“共性”问题: 1. 议程设置研究以“媒体对人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有重要的影响”为研究假设; 2. 研究仍然是以媒体为激发点和核心; 3. “媒介”与“媒体”界限不清，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新媒介互联网等重要的平台作用; 4. 个体未被看作议程设置的激发点受到重视，或虽看到了受众使用新媒介产生影响，但仍暗含着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议程，或在已存在的媒体议程中寻找自己符合自己需要的研究取向; 尤其是，5. 没有充分考虑社群作用，它仅被认为是基于媒体议程建立起来的，发挥重要辅助作用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简言之，传统研究的媒体是单一的议程来源，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又影响了政策议程［9］，各个环节之间紧密相连，一般是闭合的，可能递进式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当诸如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的蓬勃发展带来革命的影响时，有些专家认为: 新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具有神奇的本领……互联网上会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新闻与消息来源，议程设置影响将不再存在，这一结论显然是武断的，因为“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10］但也指出了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遇到的研究困境，困境主要来自于研究对个体和社群议程的忽略，和对媒体议程的过分依赖，原有的假设束缚了我们的研究。
客观上，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受众使用媒介进入媒体的门槛，议程的影响不再是单向的流向受众，在互联网的博客、手机的微博等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个体和社群对大众媒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以往的媒介不可能产生的效果。
媒介环境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异质的个人议程所导致的结果将是一个多元的、分散的公众议程”或“个体议程的松散组合”［11］。
面对困境，我们新的研究进路探寻从新的假设开始。
二、新的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假设新媒介环境下，“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的多元化交互传播模式成为主流和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信息流动的规则。
即使顺延传统研究思路，我们仍可得到“新兴的网络新闻正在不易觉察地但是却必然的改变新闻媒介设置公众议程的方式”［12］的观点，一些相关研究也在试图转向。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1999 年提出了新假设——“议程融合论”( Agenda Melding) ，在提出“议程设置”假设后第 17 年，对该理论重新进行了修改。
在《个人、社群和议程融合: 社会分歧论》一文中，他们首次提出了新的议程融合的模式和议程融合的六个阶段，分别是: 寻求社群阶段、寻求社群的“议程”阶段、寻求引导的阶段、寻求引导传播媒介阶段、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初级阶段和大众传播媒介“议程设置”的高级阶段。
［13］在2000 年传播效果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肖和他的两位助手又提交了《公共议程的衰落:个人怎样与媒介融合以形成新的社群》，对议程融合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议程融合论”认为人们在使用和挑选传播媒介及其“议程”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14］。
这标志议程设置功能研究从媒体层面，转向密切相关的社群和个体层面。
虽然麦库姆斯和肖都看到了互联网新媒介带来的变化，研究的重点仍然集中在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 忽略了或没有提供完整的产生议程效果可能的重要影响要素，尤其不能解释是个体、社群如何逆向性地塑造议程设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麦库姆斯和肖 1997年假设的基础上，再加以补充: 在新媒介环境下，“由多元个体组成的社群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介对于人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具有重要作用”。
在此过程中，个体是议程的激发点，个体和社群议程是大众媒介议程的重要补充源，大众新媒介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同时议程设置各环节有融合趋势。
我们可从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形成过程探讨这一假说是否成立。
三、新的媒介环境下新的议程设置的形成分析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形成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 信息源 ( 事件) 刺激个体，个体通过新媒介完成个体议程设置; 个体间传递，形成个体间议程设置; 或直接上传网络分享，进入社群 ( Community)［15］，通过新媒介平台反复讨论、博弈，议程不断被修订，形成社群议程设置; 议程也可能进入另一个社群，形成社群间共鸣 ( Resonance) ，形成社群间的议程设置;众多媒介介入，从单一媒介的议程设置，扩展到多媒介的议程设置; 形成目标公众［16］的议程设置; 促成了议程在社会层面的解决，达成决策议程; 并最终对个体产生实质上的影响; 这一流程不是闭合的，而是不断地演进的，即使对某单一个体议程设置而言，新媒介环境下在决策议程设置作用于个体后，个体可以直接做出判断，并凭借新媒介平台继续个体在社群中议程设置的评判、修正，仍然会不断地推进其升级，会赋予更新的意义和价值，继而进入社群议程设置的下一升级演进过程之中。
这完成了议程设置的形式上一次流程。
在形成程中，大众媒介议程包括三个部分，个体议程、社群议程和媒体议程。
据此分析，形成了议程设置新的流程图示 ( 如图 3示)。
我们对这一新的流程需要说明的是: 1.流程是不断演进的、非闭合的，个体议程设置始终处于激发点位置; 但能否发挥影响，2. 社群在议程设置修订成型过程中，则起到了核心作用。
3. 社群网络的价值观影响到媒介的议程设置; 4. 敏感性议程的界定基于社群的价值观、存在共识、社会规范、社会条件等，或被湮灭，但有可能在另一个时空或另一个社群被重新激发; 5. 新媒介贯穿于全流程，构成宏观媒介环境; 6. 各个环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议程设置功能效果发生改变，甚至是颠覆性变化; 7. 各环节存在重复性或反复性，即此环节会重复彼环节的某些方面; 8. 各环节存在多向发展可能性和跳跃性，可以不经过某些环节直接进入下一环节; 9. 由于新旧媒介共存，因此也存在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发挥影响的情况。
四、新的议程设置变化的影响分析通过两种媒介环境的流程比较分析，我们可发现: 1. 新媒介是重要的平台; 2. 个人议程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议程设置的激发点和归宿点，是媒介议程的补充来源; 3. 社群议程发挥了核心作用; 并且，4. 议程设置具有多向性和跳跃性，个体、社群议程与媒介、公众议程初始阶段的重合。
1，新媒介是重要的平台与传统研究中关注媒体的中心作用不同，新假说强调: 不同媒介与接触这些媒介的人们对议程设置重要性和显著性的认识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我们研究思路中，媒介和媒体的不同是一个关键前提。
媒介是中性的和客观的，对于议程设置而言，其影响主要是来自于它本身的工具特点和科学属性; 尤其是新媒介的发展，一方面扩展了人们的公共空间，模糊了职业新闻人与受众等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议程源的多样性成为可能。
而媒体则是主观的和自为的，媒体并非自为存在，“管理”是媒体的根本。
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控制使用媒介，从而内在地、自发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媒体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自身整体的规范，人们难以控制，其议程设置往往代表组织机构的整体判断。
两者不同就决定了我们研究重点需要明确从媒体转向社群和个体，同时关注大众媒介的工具作用。
作为信息源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中介，新媒介 ( 互联网、手机) 以日常化形态渗透于人们生活中，就议程设置而言，它有别于传统媒介 ( 报纸、电视和广播) 自上而下的作用方式; 媒介由此成为人们的意见平台，而非组织或机构独占议程的塑造。
图4 中，新媒介全程介入给人们建筑了一座坚固畅通的“桥”，个体议程和社群议程与大众媒介以及目标公众之间，实现了立体化、即时性、互动性、充分地信息交流、意见交换、观点碰撞，以致达成共识。
新媒介提供给人们多样化选择能力的可能。
借助新媒介议程设置的即时性和原始性被强化，改变了传统媒介在议程设置上的武断以及造成的议程“疏远距离感”。
在新流程中，新媒介贯穿议程设置的始终，无论是个体议程设置通过“自媒体”的传播，还是社群的议程讨论，大众媒介的广泛参与或是决策议程的发布实施，新媒介提供了实现和扩展的可能性，作为传播平台，它改变了被动接收议程的情况，颠覆了传统传播模式。
由此，新议程设置假设是以受众对互联网等新媒介的使用为条件，不同于原有的议程设置以记者编辑等的职业把关人形成的媒体为条件，即转向了个体借助新媒介直接参与社会议程的构造，并推动议程设置的积极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