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一、议程设置的源头和概念议程设置的思想可以追朔到李普曼发表于1922年的经典著作《公众意见》中的著名思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由新闻界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展开调查，以夏普希尔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00个还未明确投票意向的选民以及影响这一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媒介，探究媒介报道与选民议题的相关性。
1972年他们根据这次研究成果发表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且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个概念。
文章指出，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信息，同样作为大事反映在选民的认知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选民的重视程度也越高，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感知。
二、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自议程设置理论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得到许多项目的验证，并逐渐超出了它的原始领域——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涵盖了五个理论研究领域：即：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媒介议程的来源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碎片化的媒介环境和竞争性媒介议程，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都在质疑这个理论的效果是否会与几十年前基本相同还是会最终消失。
201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上，三位理论提出者麦库姆斯、肖以及Weaver 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依然光明，并且确认将议程设置理论由原先的五大领域、两个层面扩展为七大领域和四个层面。
（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从议题的显著性、政治人物和其他注意力客体方面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
从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开始，在关键公共问题和政治传播的其他方面上，新闻传播学者的很多研究都采用对比分析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
分析发现，媒介关注越强烈，报道越多，公众关注得越多，讨论得越多，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呈正相关。
麦克姆斯和肖在研究中发现，在媒介和公众的议程中，媒介的优先议题也是公众的优先议题，报纸标题的大小，篇幅的长短，电视新闻的位置和时长，很容易成为受众挑选议题的线索。
（二）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的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关注议题特定属性及其影响公众舆论的过程，其焦点是在于属性显要性如何由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
传统的议程设置效果研究没有超越认知范畴，关注人们想什么而忽视人们怎么想。
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可以超越认知范畴，涵盖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关注人们怎么想，研究进入到关注人的态度层面。
议程上每个客体的无数属性充实每个客体的特点和特性，这些属性中，实质性属性和情感性属性是较为重要的维度。
实质性属性是指新闻具有从认知上帮助公众构建新闻和辨别不同主题的特性。
如政治候选人，意识形态、特征、资历和履历是实质性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情感性属性是指新闻报道引起受众情绪反应的方面，探讨公众对实质性属性的态度是正面、负面还是中立。
如媒介对议题的正面报道减少公众对议题的知觉显要性，媒介对经济议题的负面报道增加经济议题在公众议程中的知觉显要性。
公众和媒介对某种特定属性的关注，会让这种属性在客体的诸多属性中得到突出，属性显要性突出。
而要注意，特定的属性显要性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段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属性显要性。
议题性质和公众个体状况都会对属性议程设置效果产生影响。
显著的议题、具体的议题、与突发事件相关的议题和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更容易获得媒介的关注，也更容易影响公众舆论。
公众的导向需求高、受教育水平高、事件参与度高的话，更容易受媒介议程的影响。
属性议程设置的研究表明，新闻报道选取的角度会影响公众是否关注这个议题。
（三）网络议程设置（议程设置第三层）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社会化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平台，有关公众议程的公民讨论更大的样本不是呈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上，而是发生在社会化媒体上的讨论，如社交网站。
尽管有研究证明，社会化媒体讨论的焦点是个人兴趣和活动，和公共事务少有联系，但在大数据背景下，包括媒介和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记录还是提供了大量可以用来观察和分析公共议题议程的数据。
社会化媒体议题议程设置过程超越了媒介和公众的关系。
公众感兴趣的热门话题是社会化媒体议程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热门话题会让相关的新闻增多，新闻增多会促进社会化媒体上有关这些话题的信息量猛增。
公众使用社会化媒体评论，发布信息，或是寻找这些话题/议题的补充信息。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会利用社会化媒体活动促进持续的新闻报道来达到操控讨论的目的。
这一活动的扩宽，重新定义了议程设置中新闻媒体角色——这类社会化媒体议题议程是两阶段议程设置过程的一部分，所谓两阶段议程设置过程就是新闻媒体先刺激公众议程，紧接着公众议程再出发新闻媒介议程，与以往新闻媒体触发公众议程的单向流动不同，这是一个双向流动。
（四）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议程设置第四层）公众在对媒介议程做出反馈的时候有显著的个体差异，新闻传播研究者引入了心理学的“导向需求”的概念来解释差异产生的原因。
“导向需求”认为人们对自己周围的世界具有天生的好奇心，“相关性”和“不确定感”是导向需求的两个概念。
公众与媒介议题之间的相关性和不确定感的高低会影响公众对媒介焦点“导向需求”的高低，而且基本呈正相关关系。
相关性低意味着导向需求低；相关性高与不确定感低导致中等导向需求；而相关性高与不确定感也高则意味着高导向需求。
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研究聚焦在公众从媒介获取内容和获取内容的过程中受到个人差异的影响。
研究表明，公众的导向需求的差异性会影响其通过媒介了解公共事务以及接受媒介议程的显著性。
媒介议程设置不能只是简单的重复，公众的导向需求表明，公众可以关注媒介传播的内容，也可以不关注媒介传播的内容。
电视、报纸为媒介，新闻很容易到达大多数公众，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公众从互联网获得信息所要付出的努力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国家，公众通过任何一种媒介来获得新闻都需要一定的努力。
（五）媒介议程的来源在这领域的研究，学者们提出：“如果媒介设置了公众议程，那么谁设置了媒介议程？”新闻报道界定媒介议程，在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中，媒介议程来源于几个方面。
一是新闻实践的传统与规范；二是大通讯社播发的新闻条数；三是经营的新闻机构。
此外，媒体组织之间或者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判断和倾向也会影响媒介议程的来源。
政府部门也是影响媒介议程的一个重要力量。
还有一些新闻来自不明来源，这些消息通过新闻记者的实践调查，也会成为媒介议程的来源，记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和个性也会影响议程的来源。
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事件与网络消息中的事件有许多重合，许多新闻从业工作者甚至倾向于直接从网络消息中寻找新闻线索，如果网络消息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的话，那么网络消息是媒介议程的非常重要的来源。
事实上，网络消息与主流媒介互相影响，互相是彼此的议程来源。
（六）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议题、政治人物、政策以及其他的话题等客体与属性的显著性从媒体转向公众，即议程设置效果。
议程设置影响了公众的态度和意见，形成三种后果：形成一种意见；通过强调有关公众人物的一些特定议题来铺垫意见；以及通过突出一些特定属性来构成一种意见。
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研究是审视新闻媒介影响态度和舆论的程度。
这个方面的研究从注意与理解的研究转为态度与意见成为因变量的研究。
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表现为在态度、观点和行为方面三个层次的后果。
（七）议程融合从受众的角度来考察议程设置，我们用个人的观点和经验来融合媒介的公民议程和我们参考社群的议程，并以此来创造一个满意的世界图像的方式。
议程融合假设将传播效果研究的主体定位于受众而非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媒体，强调受众在议程设置过程中的议程融合过程，即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有着群体归属的诉求，为满足这一诉求而要选择加入某一群体，但因无法获得该群体的信息而导致认知上的不和谐，所以个体为了保持认知上的和谐，会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该群体的信息，进而实现议程上的融合。
议程融合认为受众并非被动的接受各类媒介传递的信息，而是通过媒介的信息来创造符合自己经历和偏好的个人的社区。
由此，社群的公民的变革并不是看起来的直接来自于变化的媒介技术，而是来自于融合的媒介议程社群。
这样，既不是媒介议程设置公众议程，也不是公众议程设置媒介议程，而是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沟通融合。
三、议程设置的在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发展的趋势在我国，学者李本乾做了国内首个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他在《中国受众与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中利用媒介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对议程设置的四个方面做了相关研究。
包括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研究；对导向的心理需求的研究；不同层次的议程与媒介议程之间的关系研究；媒介议程的形成研究。
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微博、博客、微信等的议程设置研究也越来越多，政府政策、企业舆论、事业单位的公共关系的议程设置研究也受到关注。
从现有的研究看来，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核心依旧是客体议程、属性议程、在议程之间转换显著性。
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和肖认为，议程设置议程研究的有两个趋势，一是离心趋势：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原先以公共事务为焦点以外的领域；二是进一步阐明议程设理论核心概念的研究。
参考文献：[1] 蔡雯，戴佳.议程设置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与麦库姆斯教授的对话［J］. 国际新闻界，2006（02）.[2]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著，郭镇之、邓理峰译：《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J].《新闻大学》，2007（03）.[3]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4] 高宪春.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J],2011（01）.[5] 蒋忠波,邓若伊.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J].《国际新闻界》, 2010(06).[6]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7] 陈强.国外属性议程设置研究进展述评 [J].《国际新闻界》，2013（06）.[8] 刘海龙.社会变迁与议程设置理论——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J] .《国际新闻界》，2004（04）.[9] 赵艺扬.网络舆论下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综述[J].《传媒论》,2016(05).[10] 张雯，余红.网民既有认知对媒体议程设置的调节[J].《新媒体》，2016（03）[11] Guo, L., & Mc Combs, M.,Toward the thir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 theory: A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EJMC annual conference, St. Louis, MO.2011.[12]Mc Combs M，Weaver DH，Voter’need for orientation and use of mass communicat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ontréal, Can ada,1973.[13]Camaj,L.,Need for Orientation, Selective Exposure, and At-tribute Agenda- Setting Effect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14,17(5), pp.689- 712.[14] [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 / 译码》，复旦大学出版社.[15] 寇娇.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综述和理论思考[J].《前沿》，2015年14期.[16] 刘龙.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对中国传播学发展方向的探讨[J].《理论新探》，2010年3月下（注：专业文档是经验性极强的领域，无法思考和涵盖全面，素材和资料部分来自网络，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