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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礼循法、礼法合治的传统治国理念及其当代启示儒家思想最重人道，政治是人道中最重要的一环，孔子论政主张德化。
德是人心中最真实的内在本性，德的外化即为礼。
礼施之于政治，便为礼治。
数千年来，“礼”与“德”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德是治国的核心，也是最终目标。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治是和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礼治相对立的治国理念。
何为法治？简单地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社会人际关系及各项事务的处理均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是其精神内核和根本原则。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两种治国理念。
礼治主张以德配位，即根据人的德行高低确定其社会地位；法治则主张以功配位，即依据个人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大小来确立社会地位。
礼治要求社会行事一准于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约束方式，同一事因人之尊卑、贵贱等社会地位的不同，所受到的待遇亦不同。
法治要求一切一准于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对待。
礼治相信人性的力量，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化育人心，劝诱民众自省。
法治相信惩罚的力量，认为维持社会秩序，只有依靠暴力和强制。
虽然两者关于社会等级划分的标准和治国理政的手段不同，但目的一致，都是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统治秩序服务的。
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这两种治国理念虽然有争论，但并不是截然对立、扞格不通的。
孔子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孔子家语·刑政》），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
先秦儒家设计了一套礼法相参的治国理政方略，之后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按照儒家设计的治国模式发展的。
一、礼法关系礼与法作为中国传统法制文明特有的现象，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关系密不可分，都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两种手段。
在先秦以后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中，礼法融合是主流，其中礼居于主导地位，法居于辅助地位，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礼为法提供精神指导，法为礼提供制度保障。
2006.11法制与社会浅议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以礼统法”现象□魏蕾（中南民族大学法学理论专业湖北武汉430074）摘要中华法系最重要的特点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即“礼法合一”。
而在“礼法合流”中，礼和法的地位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以礼为主”，“以礼统法”。
本文试图分析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以礼统法”现象，阐述其发展，剖析其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关键词“礼法合流”“以礼统法”礼法之争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1-020-02法律的一个基本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即：法律有其普适性。
而各民族法律维护秩序的途径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体现出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
这样看来，法律是多元的。
中华法系也有其个性,其维护社会秩序的途径、方法十分特殊，即所谓的“中国特色”。
其中，中华法系最重要的特点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即“礼法合流”。
然而，在中，礼和法的地位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以礼为主”。
一、礼法思想的起源公元前2100年左右，奴隶制社会开始形成，夏、商、西周是我国奴隶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夏开始，中国从无阶级的社会到有阶级的社会，一直到西周末年，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为他们的残酷统治制度制造理论依据。
于是，神权法与礼治两大思想相继产生，它们就是儒法思想的源头。
为了使其统治神化，统治者们运用宗教、迷信的手段，把体现他们意志的法律说成是神的意志，把统治者对奴隶的讨罚，说成是“天讨”、“天罚”。
于是神权法思想就产生了。
尽管有神权法的掩饰，但残酷刑罚的丑陋本质仍然无法掩盖，于是殷商灭亡了。
神权思想在西周出现了重大变化，西周统治者一方面认识到必须要靠神权法思想进行统治；另一方面，鉴于殷商因神权法思想而灭亡，所以必须对原来神权法思想进行改造。
于是，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对神权法进行了改造，由重天命转为重人事，实现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同时也开启了儒家思想重德治、礼治的先河。
先秦儒家论和谐社会的构建——兼论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精神意义赵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思想家们早已深刻地指出，恶乃是推动历史车轮的有力杠杆；然而，善的理念与追求却又总是在不断地矫正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
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崇高理想，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个崇高理想的感召和引领下，艰难地转化和克服恶的诱惑，朝着善的方向努力前行。
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尽管其所直面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而天下失序，而罪恶昭彰，但思想家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地怀抱人性“善”的信念，回溯礼乐文明传统，重新勘察现实问题得以解决的精神方向，并提出“克己复礼”的基本政治实践方案，试图通过唤醒人们在血缘伦常基础上的德性自觉与伦理职责的理性担当，进而重建文明而和谐的礼制秩序。
一、“述”而“作”：礼乐传统之意义阐释黑格尔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
”因为，作为精神需要的哲学尽管有其自身产生自身、规定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和发展动力，但它仍需要有外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一个民族之精神发展到一定的自觉阶段，哲学才会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
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旷领域里，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具体而言，“现实世界的没落”意味着曾经是和谐而平稳的有序化世界的崩溃，人的生活因此而陷入一种不可预期的混乱状态，没有了最起码的生存安全感，无奈、忧虑、紧张和痛苦成为生命无法摆脱的梦魇。
愤怒出诗人，忧患催生思想家。
雅典既是诗人的摇篮，也是哲人的故乡，“在雅典，由于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哲学兴盛的时期反而到来。
”而且，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与它置身其间的具体民族的生存形式密切相关：“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
浅谈中国古代“礼法合一，无为并蓄”的法律思想作者：黄才峻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16期摘要法治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显著标志，礼乐刑政是中国法治文明的表征，礼与法相辅相成。
礼乐刑政动态贯穿于中国法律思想的全过程，在春秋百家争鸣之后，以儒家法律化为主线，形成以礼入法，礼刑并用，无为综治的统一包容局面，是几千年中华法律思想结晶。
本文将概述礼法的起源、礼与法的关系，礼乐政刑演化，无为综治的立法思想，礼法结合的本质及历史原因五个方面浅谈中国古代“礼法合一，无为综治”的思想，展示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晶。
关键词法治礼法综治作者简介：黄才峻，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19.06.001中国法律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源起西周，终于晚清，其中，礼与刑是两种主要的社会规范。
礼刑结合是中华法系的特征，儒家法律化为主线。
虽在礼与刑的结合中，礼起到主导作用，但不能忽视刑对礼的反作用，两者是动态的互动过程。
中国古代的法制社会是一种以礼所创制和维护的秩序，这是笔者秉持的基本看法。
一、礼法的起源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风俗习惯，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慢慢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不断加深影响和扩大。
礼，具有文治和教化的功能，礼的三纲五常作为指导立法的原则。
礼是一个极具内涵的概念，很难对其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
它既是一种行为规范，又是一种精神原则。
法，较之于礼是一个后起的概念，两者经历了分分合合的过程，最后礼与法紧密合一，礼与法的界限变得模糊难以辨别。
最后形成了礼法合一，礼法与各家思想综治由此形成。
二、礼与法的关系古代中国传统礼法关系在如下四个时期显而易见且两者是动态互动的关系，首先是夏商周时期，法是礼的体系中的一部分，礼的主要作用是教化万民，以优良的思想道德规范感化人民。
德礼政刑：古代国家治理的当代解码德礼政刑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德礼政刑的核心理念是以德治国、依礼行政、以刑治罪，三者相互依存，协调运作，形成协调有序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首先，德在德礼政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德可以理解为“道德典范”、“德行规范”。
在古代，统治者常常以德治国，具有德德怀远，不仅统治稳定，而且可以为民众树立一个榜样。
古代的政治领导者常常强调道德道义，在其个人修行和治理作为中走在前列，以此来感召民众追随，让德成为一种社会公德，从而形成以德化民、以德服众的社会氛围。
例如，孔子曾经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原则即为一种德，德可以成为治国的基础和根本。
其次，礼在德礼政刑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礼泽天下，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所崇尚的理念之一。
礼，指的是人际关系中遵守的准则、规范，是人类社会规范行为的一个体现。
在古代，礼被视为一种传承自上古时期“三纲五常”思想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习惯，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礼与德的关系非常密切，礼可以将德深入人心，让德成为一个公共接受的道德标准，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
最后，在德礼政刑中刑作为治理工具占有相对较低的地位。
刑在德礼政刑中是一种对于不遵守道德和规范的个体进行惩罚的手段。
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刑罚制度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受到德礼尺度的制约和调整。
德礼政刑让刑罚制度成为一种治理手段，但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一种。
在当今社会中，德礼政刑的理念仍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当今的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的社会中，权利与义务、利益与公正的平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关注点，社会治理的效率和公正性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这种背景下，德礼政刑的理念充满活力，它提供了一种全面协调治理的思路，从以德为基础的社会公德、以礼为基础的社会荣誉、以刑为基础的社会法制三个方面去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政治生态。
1 夏、商、西周的神权法思想：㈠神权法思想：是我国古代奴隶主阶级以宗教迷信为特征，用来束缚、统治人民的一种思想武器。
它以“天命”“天罚”观念为主要内容。
神权法思想形成于夏，极盛于商，动摇于西周。
㈡⑴夏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首创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
力图神化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力，并把反映他们意志的法律说成是神意的体现。
⑵殷商时代，天命、天罚思想有很大发展，突出表现在：①出现了一个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上帝是商王的祖先；②商王豢养了一批神职人员；③占卜的形式固定，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④商王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的面貌出现，代天行罚。
⑶神权法思想在西周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
西周统治者在思想上仍利用神权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基于殷商灭亡的教训，周公提出了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
他认为天命是有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的人才可承受天命。
⑷周公以德配天说的提出有重大意义：①它解释了周灭商的原因和周的统治权的来源；②它意味着神权的某种动摇，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强大。
2 宗法：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周礼：西周初期，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相传在周公的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这就是所谓周礼。
嫡长继承制：就是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制度。
商朝末年开始确立，这种制度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并长期沿用。
3 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⑴亲亲尊尊：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原则。
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就是要求奴隶和平民服从奴隶主贵族，不得逾越。
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①这是周公时期礼治的基本特征。
礼和刑都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手段，有所侧重。
②礼不下庶人，就是说，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
“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及其意义作者：靳梦来源：《卷宗》2015年第01期摘要：“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治国和立法原则，礼法结合从起源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最终成为一套在社会范围内普遍认可的制度规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意义1 礼法结合的起源中国古代社会是在血缘纽带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
礼最初作为宗教仪式的礼仪规范，表达了人民敬畏天地鬼神和祈求上天庇佑的内心情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祖先而隆君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西周以后，礼逐渐发展成带有法律性质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用来调整、规范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礼所涵盖的社会生活范畴逐渐多元化、复杂化。
周公制礼使礼制得到长足发展，礼逐渐系统化、程序化、规范化，成为了“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和“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要标准。
周公制礼的内容广泛，建立起了一套由国家制定用来维护阶级统治、调整社会关系、提高个人修养的道德准则和言行规范，通过具体的“五礼”（吉礼、嘉礼、宾礼、凶礼、军礼）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一套具有浓厚的宗法性和等级性的行为规范准则，通过确定身份等级来确定所对应的行为准则，推动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周公制礼集中体现了礼的思想，以“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的原则为核心，强调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差异关系。
按照不同的等级身份，每个人享有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应当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恪守职责，不能逾越礼的要求，否则就会受到刑的处罚。
这一时期，礼实质上成为了法律的表现形式，礼作为一种习惯法成为统治者的重要统治工具，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礼的贯彻和执行。
因此，当出现了违背礼的现象，行为人就要受到处罚，礼的尊严借此得以维护，同时引导人民重视礼的含义，并把礼内化为自己的言行规范，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刑成为保障礼得到实施的强制性工具。
1、宗法：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2、明德慎罚：西周统治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而提出的思想。
“明德”就是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政。
“慎罚”主张谨慎用刑，反对滥杀无辜。
3、神权法：这是夏、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指导思想，它形成于夏代，极盛于殷商，动摇于西周。
夏、商时期神权法的主要内容是“天命”、“天罚”，到了西周就演变成“以德配天”的君权神受说。
4、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特点之一。
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
“刑不上大夫”是说刑罚的锋芒指向劳动人民，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5、为政以德：这是儒家德治论的主张，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明德慎罚”，但也进行了改造。
儒家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二是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及法律，是区分“仁君”与“暴君”的标准，是执政、司法的指导方针。
“为政以德”表现在法理思想上，就是“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
6、父子相隐：这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是“为亲者讳”的周礼原则在判断是否与犯罪问题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而不应该互相告发。
这一主张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在司法方面的具体表现，也是后来封建法律允许亲属相隐的张本。
7、化性起伪：这是荀况提出的礼、法起源的一个前提。
因为人性的放纵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即“化性起伪”。
“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
圣人极其礼、法就是为了改造人类的恶性而产生的。
8、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家法律观的核心，墨家以“兼爱”和“交利”为标准衡量各国的法律制度，评价各家的思想学说，特别要将它贯彻到立法司法之中。
“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
龙源期刊网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作者：来源：《月读》2014年第11期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礼”源于儒家，“法”出自法家；儒家的“礼”讲究“自我修养”的过程，法家的“法”则坚持“严刑峻法”才是出路。
主张的不同，导致了儒法之间的斗争。
秦朝的建立反映了法家的胜利。
但是，秦朝的短命也说明，只依靠刑罚和威权虽能在短时间内使一个国家具备竞争力，却难以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因此，到了汉代，贾谊、董仲舒等人在继承和发扬孔子关于“政”与“德”、“刑”与“礼”关系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礼法合治”“德刑并用”“德主刑辅”的主张。
所谓“礼法合治”就是将道德教化与法律制度相结合，表现了礼、法在制度上由原先的对立走向统一，说明礼、法在统治方法上可以相互补充和交替使用。
而“德主刑辅”则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大于刑法强制，刑法能治标，德却能治本，德刑结合，则标本兼治，且法律的制定和刑法的实施也要建立在德、礼的基础之上。
可以说这些主张既是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完善。
它成为当时社会法律思想的主导，影响着后世的治国理念。
时至今日，“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仍有借鉴意义。
首先，“德”“法”并举，避免了片面诉诸法律的倾向。
试想，一个道德低下的社会，即使立法再严密，执法再严格，仍难以避免违法现象的发生。
只有在完善法律的同时，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降低犯罪，这也是孔子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另外，推进依法治国，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谐。
德主刑辅则既表现为注重道德的感化和调解，以平和的手段解决冲突；又表现为执法的文明化、人道化、最小暴力化。
这不仅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也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当代法治发展的根本要求。
第27卷第3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7No.32007年5月 Journal of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 ay 2007a“德礼政刑并建”与“以礼节和”论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和谐理论邓红蕾(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 要: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丰富且典型的和谐理论,本文以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礼法关系为线索,通过揭示“和谐”的内涵,试图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德礼政刑“并建”的和谐理论与“以礼节和”的中庸方法扒梳、整理出来,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在建设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与现代法治国家中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法律思想史;德礼政刑并建;以礼节和;和谐理论中图分类号:G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 (2007)03-0078-06 “和谐”是当今世界文化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发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同时兼顾其它社会规范的“并建”,意义非同寻常。
当代中外法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表现为:(1)法律方法论问题探讨,如国内学者俞荣根先生的《儒家法思想通论》。
(2)调解文化研究,如国内学者梁治平先生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等。
(3)法律与道德互渗关系的研究,如国内著名学者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4)法律文化研究,如国内学者刘作翔先生的《法律文化理论》等。
上述理论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法律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展开了探究,尤其注重从中国古代法律的层面进行总结,试图揭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有序发展的奥秘,对本文有极深的启发。
但是,明确以“和谐”作为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至多是散见在其研究成果中,未能获得较好的整理、扒梳与系统化、理论化。
这便是本文写作的主要动因。
一“和”字是由一个口和一个禾苗的禾组成的,最初是指一种成熟的庄稼,后引申为庄稼丰收了,人们一边载歌载舞,一边吃着美味佳肴,以庆贺丰收之年。
无论是美好的音乐还是美味佳肴,都以两种或多元要素的共存为其前提,且需要进行调剂而后才能完成。
通过调剂达到一种和谐均衡,这就是和谐的基本含义。
史伯以“和实生物”的命题进一步诠释了和谐的内涵。
所谓“和实生物”就是指把不同的东西或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通过相互渗透、配合,达到平衡协调,并转化产生出新的事物。
可见,和谐的构成在于差异和矛盾的多样性的对立统一,此谓“以他平他谓之和”。
兼容而后达到均衡,共生而后孕育出新的事物,便是和谐的最佳效果。
晏子以“可否相济”的命题进一步丰富了和谐的意旨。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就是说君臣之间,当君王提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后,臣子提出否定(或肯定)的意见以揭示事物的另一面,这样就能更好地完善君王的意见,此谓“可否相济”。
可见,和谐的内涵就是强调在多元之中甚至在极端的对立之中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与均衡发展的态势。
伯阳父以地震为例提出了“阴阳之序”的思想,使和谐的意蕴更加深刻。
在伯阳父看来,“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1]乃生地震,以此说明,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冲突一旦超过一定限度,且阴阳各失其序,就会使和谐的态势失去平衡,导致地震之类的灾害。
这就将“秩序”的理念融入了和谐观之中,使多元要素的均衡发展与两端对峙并存互渗的“和谐”理念因为增添了“序”的成分而更具神韵。
总之,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和谐应是一种常态,风和日丽是自然界的常态,电闪雷鸣只是一种反78a收稿日期:2007-01-18作者简介:邓红蕾(1954-),女,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
态。
在社会生活中,虽然不和谐的大量存在,使得通过调解达到和谐变得至为重要,但是,“返其序”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发展路径,所以,和谐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终极追求,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
这种可能性与必要性表明,不均衡不和谐是人类社会实现和谐与均衡的一个动因,和谐的前提在于多元且有序,在于两端对立的东西能够并生共存,因为有差别、矛盾,才会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从而形成一种张力,互相渗透又能保持其独立的品格。
二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和谐”理论,“天人合一”论就是典范。
这种和谐理论在法律思想上表现十分典型,如孔子的“以礼节和”论、荀况的“隆礼重法”论、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律学的“礼乐抚于中”论、白居易的刑、礼、道“迭相为用”论,朱熹的“德礼政刑”“相为终始”论等,其中,以王夫之的“同条而共贯”“相扶而成治”的法律体系说为代表。
(一)“天人合一”论:和谐理论的缘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主要是指与人相对的自然界。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然界是否风调雨顺,对人及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关系重大。
因此,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由此奠定了中国特色的和谐理论之基础。
在夏、商神权法统治的时代,奴隶主思想代表将自己标榜为天或上帝的代言人,甚至干脆宣布自己是天或上帝的后裔,他们将其滥施刑罚、乱杀无辜的暴行称作“天讨”与“天罚”,这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最早的“天人合一”论,也是最野蛮的法律思想,必然为“以德配天”的理论所取代。
西周取代殷商以后,继续沿用了神权法思想。
然而,如果完全照搬殷商的那一套理论的话,周朝建立的合理性就丧失了:天曾经是殷商的祖先,现在怎么不庇护殷商而保佑周得到天下?殷王既然是受上天保佑的,为什么又会王冠落地呢?周公成功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
周公提出了新型的“君权神授”论,认为“上天”不是某一个族的祖先而是各族共同的祖先,“上天”保佑谁,就看谁有保护民众的德性;早期的殷王有德性,“上天”就保佑殷王成为统治者;后来的殷王没有德性,而周王有德性,“上天”的庇护就转移到周王的身上,可见要受到上天的保佑,必须要“以德配天”。
这里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上天”是“有德”的,而且是“好德”“至善”的。
尽管这依然是一种神权法思想,但是其内容和层次已经不同于殷商时的神权法了,即对前朝的神权法思想既有继承,更有了批判。
这种新的“天人合一”论,不像殷商时的神权论仅仅只看到神的力量,而是同时还看到了人的力量(包括君王和下民的作用),开始考虑到民心的向背,这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表现,也是包含了进步意义的“天人合一论”诞生的象征。
更为重要的是,它由此开启了“以礼统法”论之理论先河。
(二)“以礼统法”论:和谐理论的精义。
古代中国其国家由于是直接建立于氏族组织之上的,所以便形成了一个重视血缘、身份的世袭制与宗法等级制,最终孕育出以“亲亲”“尊尊”为内容的礼文化;又由于国家是由战争中取胜的氏族建立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实,又必然孕育出以惩罚为主要内容的法文化。
当法文化与礼文化为同一国家模式孕育出来时,二者不仅因同出一源而能和谐共处,更会因家国一体的社会性质使礼文化始终高于法文化,从而统领法文化。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只有将“礼”与“法”结合起来,才可望实现维持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目的。
而在“礼法合流”中所呈现的“以礼统法”的特色,既是国情所致,也是中庸思想的体现。
中庸思想以承认差异为前提,以兼容均衡为目的,以恰到好处为尺度,通过以“经”统“权”,以“权”保“经”的途径,追求和谐的理想境界。
中庸观在法律思想上即体现为,“礼法合流”的前提在于“礼法对峙”,虽“礼法对峙”又必须“以礼统法”。
可见,一定社会一定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状态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中国古代礼法依存共生的现实,不仅规定了法及其法律思想发展的方向,铸就了法及其法律思想的民族特色,使其呈现出多元的个性,而且,使礼法合流、德刑并建的综合治理,成为必然的选择。
同时,一定社会欲存在与发展,其前提则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法律就是一定社会建立稳定秩序的保证,而法律思想则为法律应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以及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如何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效率,提供了理论指南,因此,以礼统法,德主刑辅,预防为主,惩治为辅,儒法道迭相为用,德礼政刑相须并建,便奠定了“合一”式中国法律思想的基本格局。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和谐理论之“合一”思维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主要是通过礼法、德刑、宽严,以及人法等矛盾两端的对峙、互补的关系体现出来的。
毕竟,中华法系是农业文化的产物,“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在法律思想上必然要通过“礼法合流”与“诸法合体”而表现出来。
只是,这种“合流”与“合体”并非“平分秋色”,而是有本末、主次、体用之分,且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
79第27卷 邓红蕾:“德礼政刑并建”与“以礼节和” 1.孔子“礼”分体用,“以礼节和”的奠基理论。
在先秦时期,诸子就礼法德刑的本末主次的地位,展开了百家争鸣,儒家的孔孟重礼好德与法家的商韩重刑寡德,脱颖而出,形成对峙。
前者强调宽猛相济,后者主张轻罪重罚,各持一端。
显然,孔子的礼本刑末论在兼顾礼法、德刑之两端的意义上,较之商韩的独用刑罚的理论,更具合理性,也是和谐思维的体现。
孔子一生重“礼”,这与他生活的时代和所在鲁国有关。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差制的时代,“礼”者,乃差别性之合理化的最高根据。
鲁国乃周礼的诞生地与保藏地,“周礼尽在鲁。
”因此,“礼”在孔子那里便是实现社会有序的最高根据与原则。
此“礼”即为孔子视之为“礼之体”者。
另一方面,“礼”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必须通过具体的运用才能发挥其作用,此乃“礼之用”。
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
”[2]《学而》所谓和,在孔子看来,就是在“礼”的原则指导下的德仁政刑的“和”治,这是和谐有序社会的重要标志。
孔子的“和”论,为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和谐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具体而论,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试图通过“正名”,以恢复周礼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带有明显的等差性,而“礼”正是等差性的集中体现。
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中,“礼”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作为“体”的“礼”毕竟高高在上,可视作一种理想的境界,欲实现之,就应使其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以发挥其“用”。
于是,孔子又提出了“仁”这一范畴。
何谓“仁”?孔子认为,“仁者,爱人。
”即,“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美德的总称。
如君臣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2]《八佾》父子之间,父慈子孝。
兄弟之间,兄友弟恭。
夫妻之间,夫义妇顺。
朋友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在这最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中做到了“仁”,便能实现“礼”。
正是因为“仁”是“礼”的体现,是实现“礼”的手段与途径,是从“礼”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孔子认为,“仁”必然受制于“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