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九成功1．jiéguǐgāi wùráo lán2．言简意赅错综复杂家喻户晓实事求是3．D4．B5．题目要求中的“顺当”就是连贯。
因此，B项正确。
6．只有得到众人认可，才算是成功的人。
7．学业靠勤奋才能精湛，如果贪玩就会荒废；德行靠思考才能形成，如果随大流就会毁掉。
为了说明勤奋是成功的最根本条件。
8．示例：作者说“无能为力”是指人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天赋，人也不可能随意地创造机遇。
但是人不甘于落后，只要经过后天的努力，一样能不同程度地提高自己的素质；而机遇虽然总是“不期而来”，但是机遇不可能垂青不努力的人，有了机遇，还有一个能否“抓住”“把握”的问题，一样要靠主观努力。
这两句话可以修改。
作者说：“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这里的“无能为力”用语消极，仿佛束手无策，只能坐等“机遇”；可以从“天资只能靠‘天’吗”“机遇未必不能创造”的角度考虑，作适当的补充。
9．天资和机遇的例子各一个。
机遇：临时安排出来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天资：贝多芬、莫扎特小时就有非凡的天赋10．B11．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要有所成就，关键在于自己的勤奋，不在于学习条件的优越，也不在于天资的低下。
12．A13．C（“兵书”与“纸上谈兵”的“兵”都是指与军事或战争有关的，而A与D的“兵”是“武器”的意思，B的“兵”是军队的意思。
）14．但不仅还15．比喻论证“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有助于读者接受作者的论点；事实论证，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例子能有力地证明论点（“事实胜于雄辩”）；对比论证，汉高祖善用人的例子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做对比（或诸葛亮用人方面成功与失败例子的对比）；正反两方面的对比，能使作者的观点表达得更明确，给读者的印象更深; 道理论证（其中“古语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是引证法）说理透彻，有助于读者接受作者的论点。
千秋功罪罗家伦作者：王开林来源：《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02期长期以来，在海峡两岸，罗家伦均被明显低估，甚至被刻意丑化——有的评者贬损他是名不副实的庸才，有的讥诮他是夤缘附骥的政客。
若以事实权衡，则前者的评价太低，后者的评价太酷。
历史学家陈寅恪治学谨严，论人素不轻许，王国维、刘文典、傅斯年能够得到他的推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罗家伦居然也能入先生的法眼，就有些令人意外了。
罗家伦身上最醒目的标签莫过于“五四健将”，他与政党政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并非潜心于典籍、致力于学问的纯粹学者。
陈寅恪高看罗家伦又为哪般？罗有相当不俗的行政能力，尤其在改革清华这方面，称赞他一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不会错的。
罗快刀斩乱麻，将清华留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改变其长达20年的运转机制，在保持文理科高水准的前提下，加强工科，成绩相当好。
陈寅恪曾向毛子水夸赞罗家伦：“志希（罗家伦字志希——作者注）在清华，使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即使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五四健将”：一举成名天下知】罗家伦报考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给他的作文打了满分，称赞他为“有文学才华的考生”。
招生委员会负责人蔡元培也点头赞可。
然而他们检视罗家伦其他科目的成绩，立刻傻了眼：数学居然是零分，历史、地理两科也乏善可陈。
大家面面相觑，最终由校长蔡元培果断拍板，破格录取罗家伦。
倘若换在另一时空，罗家伦就注定做不成“红楼梦”了（北大的旧址在沙滩，红楼是其主体建筑）。
在北大，罗家伦与傅斯年齐名。
他们与顾颉刚牵头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与《新青年》互为犄角，旌鼓相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桥头堡。
五四学潮的迅速发动，罗家伦与傅斯年分担的角色各不相同。
傅斯年是掌旗人，上马杀敌。
罗家伦是操觚手，下马草檄。
白话文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神完气足，罗家伦一挥而就。
那年，他还未满二十二岁。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
燕大讲堂第77期实录中国学术史上抄袭争议精彩观点：之一：我的眼界所及，无论是作为汪晖的研究对象的鲁迅先生，还是指导汪晖写作《反抗绝望》的博士导师唐弢，在抄袭与剽窃问题上，都曾经留下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的类似瘕疵。
之二：傅斯年揭发马叙伦抄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后，马叙伦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自此只要有机会他就说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坏话、攻击他们。
1949年3月马叙伦作诗‚万岁高呼毛泽东‛。
建国后获任命教育部部长。
之三：鲁迅和周作人都承认自己早期的文章是‚半做半偷‛的学习模仿之作。
但鲁迅却从未承认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
之四：第一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汪晖的博士导师唐弢曾抄袭剽窃并歪曲改写阮无名《文字之狱的黑影》一文用以批评胡适，又因私人恩怨以文字诬陷范纪曼，使范纪曼一再地被严刑拷打，获刑20年。
之五：伴随着‚汪晖抄袭事件‛出现了‚倒汪派‛与‚挺汪派‛。
争议中最令人信服的是谢泳，他引用清代经学家陈澧《东塾续集》一语，指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
之六：教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库的钱，你的学问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袭还是没有抄袭，大众媒体有责任参与监督。
公共人物有错误，得承认错误。
永远不承认错误，公众就永远有权利追究你。
主题：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从马叙伦到汪晖主讲嘉宾：张耀杰（历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史专家）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腾讯评论时间：2010年8月14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地点：银科大厦1601室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来到77期燕山大讲堂现场。
今天我们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苏州德源文化研究所的学术主持人张耀杰老师讲‚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
有请张老师。
张耀杰：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载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抄袭剽窃现象。
现代文体分类一现代文体分类的背景二现代文体的发展路径三现代文体分类的原则四现代文体分类现状及主要分类法五现代文体演变的历史鸟瞰一现代文体分类的背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论文一场深刻的文化科学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展给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带来了新的变化。
这一时代特点，要求把白话定为国语，要求语与文的合一。
许多旧的文章形式很快被新的文章形式所代替，现代文体迅速发展。
二现代文体的发展路径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一）第一个十年（创立期）1917——1927年1 1）诗“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时代情感推动诗体进一步地解放，新诗创作如潮如涌，这其中，郭沫若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于1917年9 月开始发表后来收入《女神》中的自由体诗，以浪漫主义摧枯拉朽的气势，为奠定新诗体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同年10年，胡适发表了《谈新诗》一文，指出，新诗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不拘格律的”。
这一原则为当时绝大多数新诗人所共同遵循。
因此，可以说，《谈新诗》的发表标志着新诗形式审美规范的初步确立。
这一时期，新诗先后出现了三种基本格式：自由体、新格律体和象征体。
2）小说主要是在文体观念和文体实践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A文体观念在文体观念上，陈独秀、鲁迅和新潮社、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人，批判地继承了梁启超的“文体功能说”，力主“小说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改良社会”。
（注：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1919年1月《新潮》1卷1号。
）但他们已不再把小说与政治改良直接地联系起来，而是普遍地看到了两者之间还有“人性”、“人的情感”这个中介物；同时，也纠正了梁启超视小说为改良群治的狭隘工具论，赋予了小说独立存在的价值。
如鲁迅明确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是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注：鲁迅《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又参见陈独秀《通信》，1917年《新青年》3卷2号。
）创造社的一些人，虽然有主张小说无功利的偏颇，但他们却更鲜明地揭示了小说之所以有独立存在价值的原因，即在于它是“美的创造”。
五四运动中的沈尹默与胡适1952年1月5日，流亡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胡家健从香港寄来剪报《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
……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被胡适认定为“全篇扯谎”的，是沈尹默发言稿《胡适这个人》。
到了落款时间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围绕着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编造了更加失实的内容，迄今为止依然被部分研究者以讹传讹地反复引用。
沈尹默的五四回忆沈尹默，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1903年进入北京大学任预科国文教授。
1918年1月成为《新青年》六名轮值编辑之一（轮值编辑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
1949年之后，他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等多项职务。
关于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相关表现，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说：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
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
”我们回答说：“这件事太大了。
要商量。
”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
”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
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
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
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
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
”当时，我的思想是，学生的态度是激烈的，教师的态度实质上应当和学生一致，但态度要稳重，才能真正维护学生运动，使政府无懈可击，不会解散北大。
在此前的《胡适这个人》中，沈尹默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说法：“‘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
陈寅恪逸事⊙史飞翔根据鲁迅日记，1915年4月6日鲁迅“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但陈寅恪从来不谈此事。
有人问起，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些会有攀附之嫌。
陈寅恪在柏林时，和周恩来在同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在北京时，与蔡锷有过往来……对于这些常人看来脸上贴金的事，陈寅恪向来很少向外人说起。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台上。
有意思的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包，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
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一到任就去拜访陈寅恪。
当时陈寅恪的一些弟子也在场。
罗家伦送给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
陈寅恪随手翻了翻说：“志希（罗家伦的字），我送你一联如何？”罗家伦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
陈寅恪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上下联中，正好将罗家伦名字中的“家”、“伦”二字嵌入，可谓绝妙。
罗家伦听罢，大笑不止。
这时陈寅恪又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
”见罗家伦不解，陈寅恪笑着解释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太太，正是风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食品奇缺。
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陈寅恪。
军部于是给香港司令部行文，令司令部派宪兵为陈寅恪送去多袋面粉意欲拉拢，但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
另，抗战时期，蒋介石几次辗转托人请陈寅恪写《唐太宗传》，陈寅恪坚决拒绝。
1945年，季羡林结束十年留德生涯，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
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羡林的学业，但听说季羡林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是自己的同学，便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地将季羡林推荐给胡适，从而使季羡林顺利地到北大当了教授。
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更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国人之中国人做中国小说观外国人之中国译外国小说观志希我是中国人，以我的眼光来看现在中国人所做的中国小说，所以叫做“中国人之中国人做中国小说观。
”芮恩施博士是（一）外国人，以他的眼光来看现在中国所译外国小说，所以叫做“外国人之中国人译外国小说观”。
中国近年来小说界似乎异常发达。
报纸上的广告，墙壁上的招贴，无处不是新出小说的名称。
我以为现在社会上做小说的如此之多，看小说的如此之盛，那一定有很多好小说出现了。
那知道我留心许久，真是失望得很呢！现在我以分析的法子，把现在中国新出的小说分做三派。
待我说来！近来弹词小说的出品少，仅见于新闻报及小说月报中可以不论。
第一派是罪恶最深的黑幕派这一种风气，在前清末年已经有一点萌孽。
待民国四年上海时事新报征求中国黑幕之后，此风遂以大开。
现在变本加厉，几乎弥漫全国小说界的统治区域了！推求近来黑幕小说派发达的原因，有最重要的两个。
第一是因为近十几年以来政局不好，官僚异常腐败。
一般恨他们的人，故意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描写得淋漓尽致，以舒作者心中的愤闷。
当年的《孽海花》一类的小说是这类的代表，不过还略好一点，不同近日的黑幕小说的胡闹罢了！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近来时势不定，高下二等游民太多。
那高等多占出身寒素，一旦得志，恣意荒淫。
等到一下台，想起从前从事的淫乐，不胜感慨。
于无聊之中。
或是把从前“勾心斗角”的事情写出来做小说，来教会他人；（上海确有这一种人）或者专看这种小说，以味余甘，——所谓“离不得肉过屠门而大嚼”的便是。
那下等游民因为生计艰难，天天在定谋设计，现在有了这种阴谋诡计的教科书，为什么还不看呢？从这两个大原因，于是发生出许多的黑幕小说来。
诸位一看报纸就知道新出的《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上海妇女孽镜台》等不下百数十种。
《官场现形记》《留东外史》也是这一类的。
里面所载的，都是“某某之风流案”“某小姐某姨太之秘密史”“某女拆白党之艳质”“某处之私娼”“某处盗案之巧”等等不胜枚举。
徵求的人，杜撰的人，莫不借了“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招牌来实行他们骗取金钱教人为恶的主义。
诸君！世上淫盗的事，谁不知道不好的？何必等这类著小说的人来说一遍？这类著小说的人，无非是告诉读者如何可以仿行某某的风流，如何可以接近某种的小姐姨太，何处可以仿女拆白党，何处可以遇着私娼，用何种方法可以实行何种的盗案罢了！诸君，这不是我过度的话，因为人类的“兽性”，都有几分不能除绝的，一旦得了作恶的法门，就是“饮鸩止渴”也都肯干。
我们一看历史，聪明人干糊涂事的，多得很呢！他们说“闻之者足戒”。
我真不知道他们“戒于何有”了！就是《留东外史》一类，稍微比《黑幕大观》的文章好一点。
但是写得秽浊不堪，著者从不为自己笔墨惜，难道不为中国的民旅留一分羞耻心吗？我听说日本人看得很多呢！欧洲有William Le Quex 一类的人做言情侦探种种小说，比较起来还比近日黑幕派小说好一点，但是英美有知识的人还是极力攻击，杂志记者也极力痛骂。
（二）政府也有干涉之说。
民国五年范静先生做教育总长的时候，曾经同内务部查禁这一类的杂志小说数十种。
我盼现在各位当局留意点才是。
第二派的小说就是滥调四六派这一派的人只会套来套去，做几句滥调的四六，香艳的诗词。
他们祖传秘本，只有《燕山外史》《疑雨集》等两三部书。
论起他们的辞藻来，不过把几十条旧而不旧的典故，颍上倒下。
一篇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芙蓉其面杨柳其眉”的句子，不知重复到多少次。
我真替他们惭愧死了。
论起他们的结构来也是千篇一律的。
大约开首总是某生如何漂亮，遇着某女子也如何漂亮。
一见之后，遂恋恋不舍，暗定婚约。
爱力最高的时候，忽然两个又分开了。
若是著者要作艳情小说呢？就把他们勉强凑合拢来。
若是著者要作哀情小说呢？就把他们永久分开，一个死在一处地方，中间夹几句香艳诗，几封言情信，就自命为风流才子。
这不是我好嘲笑人，诸位一看徐枕亚的《玉梨魂》《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定夷五种》便知道了！徐枕亚的《玉梨魂》骗了许多钱还不够，就把他改成一部日记小说《雪鸿泪史》，又来骗人家的钱。
李定夷还要办编译社开函授学校，教青年学生来学他这派的小说，登报纸自称大文豪！他要称大文豪，那世界上的小文豪都要饿死了。
一般青年，血气未定，纷纷买他的书，从他学小说，以为将来写情书的材料。
他更编了些什么花月尺牍艳情尺牍来补助他们的不足。
唉！这种遣误青年的书籍，这种陷害学子的机关，教育部能不从速取缔吗？我骂了以上两派的小说一大片，把我的笔都弄污秽了。
这班人本来是我不屑骂的。
不过因为我在上海一带看见这类小说盛行，北京也是如此。
内地中学生更是欢迎他了。
所以我不惜牺牲我两点钟宝贵的光阴，提出这个问题促教育当局的注意，青年学生的反省。
才尽了我批评社会的责任呢。
第三派的小说？比以上两种好一点的，就是笔记派。
这派的源流很古，但是到清初而大盛，近几年此风是不息。
这派的祖传，是《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池北偶谈》等书。
近来这派小说的内容，大约可以分四支。
一支是言情的。
他这种言情的方法，与我方才所说徐枕亚李定夷一班人的差不多。
不过一个扯得长，一个缩得短罢了。
这种印版式的调子，对于人生有何关系呢？一支是神怪的。
这支之中更可分为两小支。
一小支是求仙式。
这种所说的，是某人运气，某人辟谷，后来“入山不知所终”的故事。
一般青年都去发丹田泥丸宫的痴想，书也不愿意读了。
另一小支是狐鬼式。
这种所说的都是某处有艳狐，某处有情鬼。
其发生之结果，正如刘半农先生所说的：“我在十五六岁情窦初开的时候看了他，心中明知狐鬼之可怕，却存一个怪想，以为照蒲留仙说，天下狐鬼多至不可胜纪，且都是鑿鑿有据的，为什么我家屋子里，不也走出几个仙狐艳鬼来，同我玩玩呢？”（三）一支是技击的。
这支所说的大都是“某翁设肆某处，龙钟佝偻若承蜩叟。
······一日遇不平，矍然起，击某少年败之。
······笑而四顾曰，”此何足数。
六十年前某固健者也。
······“翌日，徙去······”请问这种小说虽没有何等害处，却在今日社会中有何等影响呢？最后一支是轶事的。
现在最流行。
市上的《袁世凯轶事》《黎黄陂轶事》《左宗棠轶事》等，指不胜屈。
这支也无甚害处，或者还可以灌输人民一点“掌故知识”。
但是做的人，大半都无学问，而且迷信。
“人治”附会于大多数“法治”的精神，在无形中颇有一点妨害，是很有可以改良的余地。
总之此派的小说，第一大毛病是无思想。
我望做这派小说的人有点觉悟，登这派小说的《小说月报》等机关也要留意才好。
以上我的“中国人的中国小说观”说完了。
我且来说芮恩施博士的“中国人译外国小说观”罢？中国人译外国小说的，首推林琴南先生。
林先生是我们前辈，我不便攻击他。
而且林先生自己承认他不懂西文，往往上当，并且劝别人学西文，免蹈他的覆辙，（四）所以按照“恕”字的道理，我也不愿意攻击他。
但是美国芮恩施博士却抱定“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林先生稍有微词。
芮恩施博士所着的《远东思想政治潮流》一书中说：“中国人中有一位严复的同乡，叫做林琴南，他译了许多西洋的小说如Scott，Dumas，Hugo诸人的著作却是最多的。
······中国虽自维新以来，对于文学一项，尚无确实有效的新动机，新标准。
旧文学的遗传丝毫没有打破，故新文学的潮流也无从发生。
现在西洋文学在中国虽然很有势力，但是观察中国人所翻译的西洋小说，中国人还没有领略西洋文学的真价值呢。
中国近来一班文人所译的都是Harrict Beecher Stowe，Rider Haggard，Hugo，Scott，Bulwer Lytton Cannan Doyle，Julds Verne，Gaboriau，诸人的小说。
多半是冒险的故事及”荒诞主义“（五）的矫揉造作的作品。
东方读者能领略Thai keray同An Tole France等派的著作却还慢呢”（六）芮恩施博士论到日本文化的一篇里又说日本近年以来，新文学之风格大张。
一班小说家都用东京的白话来做小说来译小说，所以所做所译的小说格外有味。
该国所出的小说大家很多。
如Toson Shimazaki，Mori Ogwai Homeci Iwano同的小说都是用白话文学的手腕表出社会心理学的眼光。
Natzume的小说，能够以平常的言语，从侧面写社会的过失，批评社会的弱点。
Kwatai Tayama以短篇小说名家。
他所作的短篇小说，专论现在社会上极复杂的人生观。
Tafu Nagai 的小说，能够把现在的人民生活，写来如画，激起同情。
他们都是受外国小说的影响，能以精确的眼光观察一切的事物。
其中虽或有荒诞派的著作，但是“自然主义”（七）的势力继长增高笼罩一切。
古英雄的奇事，已不为社会所欲闻。
其所翻译小说，取材于俄法两国为最多。
Tunikida 把Tugnieff，Dostoievski同Gorki的小说都译成日本话。
其余若Flaubert同Moupassant的小说，也都次第译出，悬为模范。
还有一位叫做Hasagawa把许多重要的俄国小说，译成日本白话，白话的文学，也算这位先生最好。
可惜一九零九年他就死了！日本从英国方面翻译出来的小说也是很多。
其中对于Scott，Hugo 等的小说，虽然也有译本，但是译出最多为社会最崇拜的还是Dickens呢！（八）芮恩施博士的话如此。
我望林先生及中国一般译小说的人想一想。
现在我批评的话说完了。
我对于做中国小说及译外国小说的人，都有几件事奉劝。
请他们平心採择罢。
我对于做中国小说的人，有四件事要说。
前两件是消极的，叫为带点积极的条文。
后两件是纯粹积极的。
但是都为良心未昧的小说家说法，恐怕欺世骗钱的黑幕派同遗毒青年的滥调四六派不在其内——因为他们是已经丧尽天良，不可收拾的了！（一）凡做一切小说不要“以闻之者足戒”的藉口把人类的罪恶，写得淋漓尽致过当的刺激，是没有用的，而且所生的结果，只有坏，没有好。
若是作者有劝世的心思，仅可以用烘托的种种法门，把读者引上善路去。
中国古人说“孔子家儿不知怒，曾子家儿不知骂”大约他们的家庭也是用这种的法子，使子弟脑筋里没有一点恶的观念，自然就是善了！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位文豪Addison办到一份旁观报Spectator。
他想改革当时社会的情形，同贵族的生活。
他却不肯“狗血淋头”的乱骂。
他只是设想出一位Sir Roger 来，把他家庭社会的状况，写得异常清高，非凡有趣。
于是社会同贵族的风气，也就无形中自然被他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