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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现代性理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有其共通的思想原型，此即关于“平等”的观念。
但在20世纪思想史上，这种共同的思想原型却发生了“分裂”：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它被解释为“个人自由”；在社会主义者那里，它等同于“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它就是兼顾“自由”与“公正”。
其实，任何社会思想作为社会乌托邦都可以区分出其思想的“意义”与“涵义”，就此点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皆可以作为建构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
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建构应当是：以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秩序安排与社会实践原理，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终极信念作为思想导航与制约原则，并且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中，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调节原理。
这样三者并进，相互补充，相互为用，不失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好的一种思想整合思路与社会行动整合方式。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大动荡与变迁。
这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观念纷争、“道术为天下裂”，并且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
当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人们理应跳出历史的牢笼，对思想观念在变革人类自身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反省与认识。
应当说：处于21世纪的今天，意识形态对峙与斗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三大曾经左右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想应当达成和解，并且实现它们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理论的转变。
一、现代性理论的“分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进行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思想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即使一些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从中国本土思想中提炼出现代性的社会改革思想的20世纪中国思想家们，其思想的灵感也都来自西方而非纯粹的本土文化。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归结于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西方这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不如说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改革是一种走向“现代性”的社会变革，而西方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与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理论，为中国这样的后发性国家提供了参照。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摘要：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
本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与时代特征、以及相关的重要人物和文化思潮，在长期考察、爬梳的基础上，进行宏观把握与论证。
同时，从“文化自觉”的立场出发，窥测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多元文化冲突与交融大背景下的未来走向和发展途径。
关键词：中国哲学；科玄论战；文化与生命哲学；新理性主义；道德形上学；当代新儒家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哲学发生转变的新时期。
一百年来，中国哲学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发展的，中西、古今之争成为这个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课题。
其中既有“转型”与“重建”的问题，又有“继承”与“发展”的问题，错综复杂，万象纷呈。
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进行一次简略的回顾。
一、经学的终结与启蒙哲学的产生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经学的形式发展的（冯友兰、冯契、张岱年都有此说），其特点是经典注释。
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清代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康有为等人重新举起“今文经学”的旗帜，以“托古改制”的名义为变法维新进行论证。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是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与传统经学有重要区别。
他根据《公羊春秋》提出新的“三世说”，表达了历史进化的观点。
康有为还着有《大同书》，沿用《礼记》中的“大同”之说，赋予新内容，表现了新的乌托邦理想。
紧接着，章太炎又提倡“古文经学”，为辛亥革命进行论证，并与康有为展开争论。
章太炎主编《民报》，发表文章，特别是出版《簋书》等著作，反对神化孔子，将孔子还原成一位历史人物，这是他的“古文经学”的重要内容。
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接受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中的进化思想，特别是章太炎，已明显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二人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后者主张激烈的革命（主要是种族革命）。
这场争论在当时极有代表性。
但从学术的层面而言，章、康二人的古今之争，实际上揭开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序幕，虽以今、古文经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内容却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主体是历史学中的实证主义，显然这同旧有的国家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现代更渗入了科学主义的思想影响与共鸣而已。
然而就总体上言，仍然是落进了朴学的框架之中，至少造成的事实效果趋近于此。
尽管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在二十世纪呈现出纷繁的局面，但是对她的把握却应该是简单的。
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主体，直白地说，便是反思传统人文这一背景下的重新评估努力，即整理、清理国故，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答辩。
而国故在作为处理对象时，它的处理方法便是科学实证。
因此，具体而直接地看，史学中的科学传统的建设，便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这一阶段的国家学术的主脑。
关键词思想主体实证主义实证人文，本来是中国学术的历史传统，朴学在这方面走到了顶峰。
不过，在受到西方科学主义触动的士人眼中，朴学的实证方法仍然是不彻底的。
科学主义一东渐，便被首先引入到国家的人文学科领域，首当其冲的就是历史学，而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
因而，在科学实证的处理、研究对象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是对物件的专研与投入，而是一堆堆的事件。
史学领域中科学方法的应用突出地落实在对上古人文问题的考辨上，比如疑古派史学，便是用科学方法假设和怀疑上古史问题的。
这在当时有打破旧信仰束缚的意图，所以不能光从学术性上去看待，还须注重其社会性。
二十世纪的疑古派对上古史的研究，虽然在具体技术与学术路径上各家不同，但原则性的看法却是更须首先弄清楚的。
比如王国维对疑古派的主将顾颉刚就曾经有过意见，大意是说对上古史实，与其用力去破坏什么，不如去建设什么。
可以说，疑古派所做的工作，虽然有如王国维所言的破坏性一面，但假如就当时的情形体谅，则这一破坏还是以戳破旧观念笃信为主，文化上的意义倒是要高于学术上的意义的。
这是就历史人文层面来说，明瞭这一层，那么对当年疑古史学具体的工作本身，自当有一个鉴别与取择，可以消除其后遗症了。
科学不等于神经质，所以学术思想要本以庸常的精神作风。
近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潮流1．基本线索：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学习西方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接受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文革结束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演变历程：（一）19世纪40～60年代：主要学习西方物质文明。
（1）内容：①魏源、林则徐主张“向西方学习”；②洪秀全、洪仁玕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③洋务派与顽固派论战。
（2）特点：①先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革命领袖探索救国道路；②向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③显示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步；④“师夷长技”、深受工业革命的影响；⑤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新阶段。
（1）内容：①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顽固派进行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正面交锋，使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②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保皇派之间展开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
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
（2）特点：①中国先进分子在认识西方问题上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②由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已从书本和口头上变为了资产阶级的实际行动，相继兴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④从学习日本走改良道路转变为学习欧美走革命道路。
（三）新文化运动前期：发展到学习西方民主精神与科学思想。
（1）内容：1915年开始的民主科学与尊孔复古的论战，陈独秀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以西方民权、平等和进化论思想为指导，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形成中国近代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为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二十世纪中国战略思想演变述略刘庆与19世纪后半叶中国落后挨打、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情形不同，20世纪中国的战争舞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此伏彼起、交替演进，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疯狂的日本侵华军队以及用美式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800万蒋介石军队，都在隆隆的炮声中走向灭亡。
反对封建专制，实行革命战争；反对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反对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构成了20世纪前期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奴役、民族遭侵略、国家被分裂的苦难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昔日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军事力量得到全面发展，在保卫祖国，进行自卫还击作战，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世纪是中国战略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纪。
飞速发展的时代、日趋复杂的战略环境和空前激烈的现实军事斗争都迫切需要新的、正确的战略理论来做指导，而传统战略观念的延续，外国战略思想的纷纷涌入，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战略理论的形成。
为此，中国军事理论界在认真吸收古今中外战略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深刻总结自身战争实践的经验教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提出了用于指导中国战争及国防建设和军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观点。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战争实践，指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国防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论断，调整和明确了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关于现代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一系列重要观点。
这些思想、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堪称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思想遗产。
20世纪中国思想大势之回眸20世纪中国思想大势之回眸2007-07-27 06:03:18| 分类：默认分类| 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20世纪中国思想大势之回眸张允熠(中国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回顾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中国之“文化———意识形态”的变迁，陈独秀曾说过：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三次救亡运动“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72页,三联书店,1984年）。
陈独秀对“五四”之前近代救亡运动失误的抨击并不为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激进的反封建口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和精神革命的运动，其结果促成了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造成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三足鼎立”的大势，加速了中西文化的整合和主流文化的重构。
这种整合和重构跟20世纪全球化的进程相适应，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中的主旋律。
一、儒学跌落和文化解构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有三：一、自西汉武帝年间“独尊儒术”之后，“三纲五常”、“上尊下卑”的思想成为统治中国思想界二千多年的官方哲学，其对于建立封建等级制度、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二、儒学是一个文化体系,包括中国的古典哲学、伦理学、文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和思想流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网搏络中,居于无可争辩的主流地位；三、儒家哲学和伦理学对民心世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民族精神的凝聚,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儒学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是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要源泉。
然而,随着近代帷幕的降落,儒学的保守性昭然若揭,其“三纲五常”、“上尊下卑”的反动作用也愈益明显,加之启蒙思想家向其发动的日趋严厉的批判,儒学在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终于解体了。
儒学的解体意味着传统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
戊戌变法以后,清朝统治集团迫于时事民心所趋,于20世纪初不得不搞起“新政”维新的把戏,尽管此种“新政”是在忠君、尊孔等不触动封建主义灵魂的前提下推行的，但自1901年清政府下诏在全国“广设学堂”起，至1906年颁旨废除科举止，儒学对知识、思想界的垄断地位事实上已被打破。
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共和国，1912年3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宪法，这部宪法从根本上否定了世袭帝制的合法地位，同时也否定了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封建意识形态官方思想的一尊地位；1912年2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主张废除学校中忠君尊孔的教育。
蔡元培还提出了“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的主张，从而为具体地研究、分析孔子与儒学留下了余地。
继之而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文化、思想、社会根源上彻底批判和清算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的余毒，在“打倒孔家店”的精神驱使下，孔孟之道斯文扫地。
如果说辛亥革命继明清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潮之后，以“西学”为批判武器使儒学的官方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时代精神荡涤了以孔孟之道为标志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使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彻底解构和崩塌了。
从此，“儒门冷落、收拾不住第一流人才”的定局遂成,儒学往日的显赫在中国历史上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对儒学的三次重大打击，正与中国近代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若合符节。
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旧“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中迎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确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了儒学中的糟粕和挂在儒家名义下的封建毒素，儒学中的民主性精华却因此而更加纯净、更容易与近代先进思想相融合，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质上反映了在一个农业社会中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冲撞，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磨合，其最终必然导致现代性对传统性的解构，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一种浸透。
传统社会中多元文化的闸门一经打开，文化整合的洪流便一泻千里,旧文化和旧意识形态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在文化转型和重构过程中却氤蕴为一个潜在的重要的价值源头。
例如,袁世凯鼓吹尊孔读经、宣传帝制、褒奖贞烈之举只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然而包容着旧道德、旧伦理的儒学的“上学下移”几乎与此同时在民族精神和学术层面上确立了新的坐标,找到了新的定位；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易白沙、鲁迅等人所掀起的激烈的批孔运动给业已落马的程朱理学补上了致命的一枪，然而不久新儒家便集旧学新识于一身重返学界论坛，儒学在现代思想史上仍然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中西文化之争中的特殊作用愈加突显了。
与此相比，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撞中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居上，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面因此打开了崭新的一页，明清以来中西文化的相互会通和超胜以及中国本位文化的历史性转型也因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传统文化的解构导致文化流派的歧出,流派之间的争鸣必然趋向文化整合和文化重构，这是人类的精神世界自身发展的推演式。
德里达指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在于自身解构，文化也当如此。
从这种意义上说，解构赋有一种革命含义，解构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序曲。
二、鼎立之势与文化转型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削弱了中国的国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阴谋瓜分，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西方“文明人类”的大厮杀以及厮杀之后经济的大萧条、道德的大沦丧，使一度浸润在欧风美雨中的中国人开始以困惑的目光反观如斯，从而加剧了对中国前途的忧患意识。
五四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适时传入，促使中国的西化派首领们把目光移向了落后的俄国，从而在救亡图存的政治主题下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一次“文化———意识形态”转型的新契势，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在苍茫的大海中迎来了一次壮丽的日出。
从1915年至20年代初期，始于明清之际的中西学之争以“东方文化派”与“西方文化派”的新形式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次论战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之辩”不同的地方在于：论战双方的阵容已有变化,主题也有所转换。
世纪之交“中学”阵营以封建守旧派和洋务派为主，“西学”阵营则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主，其争辩的主旨在本质上反映了当时政治上新旧势力的两军对垒。
但是，经过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和文化解构，至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既具备一定西学基础又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萧条以及文化和道德危机抱有悲观态度转而重新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他们继清末“国粹派”之后结成了新的“中学”营垒；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物即一群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欧化的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则形成了新的“西学”阵容。
两派争辩的核心话语不出文化本位或本位文化问题。
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构想出一种“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体系，奢望用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拯救中国、超拔欧洲、解放全人类。
鉴于西洋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他们鼓吹“精神救国论”。
如梁漱溟一再抬出孔子,要求大家“作孔家的生活”，走到“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
章士钊则以“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的论调宣传中西调和。
此种复归传统的呐喊,不惟在东方文化派的主将那里呼出,实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显象，即连曾以传播西学而声名显赫的严复惊瞥于欧战人类厮杀之惨状，也感叹万分地说道：“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
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严复集》第三册,第692页,中华书局,1986年）改良派如此，革命派也是如此，例如当年力主革命、痛斥保皇的章太炎此时“粹然成为儒宗”。
总之，以东方精神文明之优补西方物质文明之缺、以东方伦理主义排斥西方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以来现代文化保守派的基本价值取向。
应该指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根植于中国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土壤，但也有当时国际上文化思潮兴泛的背景。
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抨击科技和资本主义大工业对人性异化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早期德国的非理性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颇具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