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判词的法学与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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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贺卫方内容提要:以往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详于制度沿革及法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的探讨,于司法机构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以及与司法判决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却很少涉足。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司法判决的研究及与英国司法制度与精神的一些比照,证明中国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适用法律,他们宁愿使判决合乎情理。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司法判决反映了法官们向后看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他们作为父母官的角色意识。
同时,无视逻辑规则而只追求符合儒家伦理准则也是其特色之一。
作者还对中国古代司法判决本身的语言学特征及其对法律原则的影响作了一些分析。
西方唯实派法学家十分强调法官对于法律性质与内容的影响。
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立法文件在没有得到法官的解释和适用之前,还算不上是法律,只可以说是法律渊源(“Law is only what the courts propound”)。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上半叶,英美的几位著名的法学家如格雷、波洛克、戴雪、弗兰克等,都近乎一致地断言法官是真正的立法者,法官所制定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
⑴这样的理论之所以能够盛行一时,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尤其是英国法官在历史上对普通法和衡平法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尽管它不无偏颇,但还是启发我们,要了解某个社会的法律与法制状况,仅仅局限于法律条文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法律条文是否被法官严格地适用于对纠纷的实际处理过程。
实际上——古今中外都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有些法律虽然颁布了,但并没有得到严格实施,更有甚者,立法者本身亦容许这种漠视法律的司法。
所以,真相藏身于浩如烟海的司法判决之中;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发现法律究竟如何被解释、或被歪曲甚至被置之不顾的。
以往学者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制度本身内容及其演变的探讨,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是历朝所制定的律、令、格、式等成文立法。
⑴这类研究对于我们明了古代立法沿革的历史轨迹很有帮助,一些学者运用扎实的“朴学”方法所进行的大量考据对于恢复古代法律的本来面目贡献甚大。
明清小说判词及解析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期,也是小说《话本》、《笔
记小说》成熟的时期。
在明清小说中,判词是一种常见的叙事形式,它通常描写官场、琐事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将对明清小说中的判词
进行解析。
首先,判词是一种虚构的文体,它包括假案、伪案、实案三种
形式。
假案和伪案往往是作者用来描述人物情感、性格、心理等方
面的手段,而实案则是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事情。
其次,判词常常涉及到官场的权力斗争和威望之争,其中包括
官场上的龙争虎斗、权力斗争等情节。
这些情节通过作者的描述,
一方面展现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心理动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社
会的政治和伦理风貌。
最后,判词除了反映政治和伦理问题外,还涉及到社会人际关
系和文化传承。
在判词中,往往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
庸思想和法律文化的传承。
总之,明清小说中的判词不仅是一种虚构的文体,也是一种生动的叙事形式。
它通过对官场、心理、权力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了丰富的人生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论白居易《甲乙判》语言的价值及其法文化精神(一)摘要:白居易的《百道判》是唐代骈判的代表之作,其语言艺术是中国古代判词语言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无论是引经据典、四六对称,还是一定的语用格式,都是依据法意和伦理纲常的需要。
同时,《百道判》所体现的礼法精神,也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唐代;《百道判》;骈判;语言;礼法文化唐代判词处于我国古代判词的发展时期,由于制作判词总是同科举考试有关,因此,“制判者力求文词简练、表达准确、说理充分,因而又形成了骈体判词。
骈判在中国古代判词的语言风格方面,影响至深。
唐代骈判的重要成就之一,即是形成了语言庄重、凝练,表达准确、铿锵有力等中国古代判词的重要风格”。
保存下来的唐代判词,篇目不少,有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的《百道判》等专集,在《全唐文》、《文苑英华》中也收集有大量判词;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明判集残卷》和《麟德安西判集残卷》也是重要的唐代判词。
在唐代判词中,白居易的《百道判》(又称《甲乙判》)不仅数量可观,计有一百零一道;而且,在裁判结果适用法律的具体准确上,也是独树一帜;同时,判词语言运用技巧与风格,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中国古代判词语言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可以这样说:白居易的骈判语言艺术是中国古代判词语言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是讨论判词语言绕不过去一座大山。
骈判即骈体判词,它在中国古代判词语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
骈体文是我国汉代以后出现的特殊文体。
骈体文初兴于魏晋时期,盛行于六朝时代,当时并没有一个正式和固定的名称,魏晋六朝时,称作“今文”或“今体”;唐代一般称其为“时文”,与“古文”相对;晚唐以后,又被称作“四六”或“四六文”;直到清代才称作“骈体文”。
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丽辞》一篇,专门论述文章中的骈偶问题。
但因他主要是从修辞的角度论述的,所以,“俪辞”并非文体的名称。
清朝李兆洛在他的《骈体文钞序》中说:“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如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其为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途。
十二金钗判词及解析
一、概述十二金钗判词的背景和意义
十二金钗判词是《红楼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对贾府中十二位女性角色的评判和预示。
这些判词出自名著,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解读古代社会和人物提供了珍贵的信息。
二、分析十二金钗判词的文学价值
十二金钗判词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
它们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勾勒出每位女性角色的性格特点、命运走势,充满诗意和艺术感染力。
同时,这些判词还与《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紧密相连,为整部作品增色添彩。
三、解读十二金钗判词中的意象和象征意义
在十二金钗判词中,作者曹雪芹巧妙地运用了意象和象征手法,使每句判词都具有丰富的内涵。
例如,林黛玉的判词“莫道桃花依旧笑,人生如梦何曾长”寓意着她的悲剧命运和红颜薄命;薛宝钗的判词“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则揭示了她在世俗观念压迫下,无奈地嫁给贾宝玉的悲剧人生。
四、探讨十二金钗判词与现代社会的关联和启示
虽然古代与现代社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十二金钗判词中的人物性格、命运抉择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仍与现代社会有着紧密的关联。
我们可以从中反思人性、道德、家庭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为现代社会提供一定的启示。
五、总结十二金钗判词的价值和影响
十二金钗判词作为《红楼梦》中的一部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它们不仅揭示了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还反映了人性的善恶美
丑。
妙不可言的古代判决书说起古代的判决书,可比今天有趣得多了,既没有凶巴巴的语言,也没有固定的格式,甚至很多既不叙述案情,也不援引法律,只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寓法理、情理于高超的语言艺术当中,让人看后忍俊不禁,拍案叫绝。
比如一代词人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一和尚爱上了一名妓女,家财用光,还被妓女抛弃。
失恋后的和尚好不郁闷,天天借酒浇愁,一次喝醉后,去找妓女,妓女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厉声喊他滚。
和尚气得不行,热血上涌,抽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刺向妓女,妓女当场毙命。
和尚没有逃跑,而是乖乖的等警察叔叔上门来抓他,到了衙门里,苏东坡亲自审理,他一见和尚胳膊上有纹身,刺的还是一副书法对联,不禁乐了,只见对联曰:“但愿同生极乐园,免如今世苦相思”。
经过一番审理后,苏东坡当即也写了一番堪称下联的判词:“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了却相思债!”最后把和尚拖出去斩立决了。
后来,苏东城调到徐州当太守,又审理了一起和尚惹下的官司,这回,是和尚被别人殴打。
经详细查明,和尚跟先前那位和尚一样,也是位花和尚,身在佛门,心系红尘,某日酒后调戏良家妇女,被吃瓜群众一阵暴打。
和尚担心被逐出家门,于是恶人先告状,说自己被欺负了,告到徐州府,在苏东城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苏东坡多方了解情况下,写下两句话交给他:“并州剪子苏州绦,扬州草鞋芜湖刀。
”让怀远回家去面壁思过。
怀远回寺后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专门去请教老师,老师说:“这是一句歇后语,谜底是‘打得好’。
”又说北宋时,一位管理官银的会计,每天下班后,都会将几枚银子藏在衣袖中带走,一次被崇阳县县令张咏发逮个正着,便以盗窃国库罪把他打入天牢,秋后问斩。
小吏认为不就是几两银子吗,搁今天,连苍蝇都算不上,判得也忒重了,天天写申诉信,要求再审。
张咏没有理会,而是提笔写下如此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生动形象,言简意赅,将偷东西的危害性说得入木三分,小吏见此,无言以对,只好认罪伏法。
唐代判文研究唐代判文研究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刑法高度发展的时期。
唐代刑法以严明而著称,对于犯罪的判决非常重视,因此唐代判文是研究唐代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
本文将针对唐代判文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在法律发展中的重要性。
1. 唐代判文的特点唐代判文以文字准确、简明扼要为特点,对于案情的陈述非常清晰明了。
它们包含了犯罪的情节、行为人、证据等方面的内容,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资料和历史参考。
唐代判文还强调言辞的精练,以便确保法官和公众都能够理解和明白刑事审判的结果。
2. 判文的作用和价值唐代判文是了解唐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途径。
通过研究判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法律观念、法律程序和刑事判决的标准。
唐代判文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社会的风貌、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的历史和文化。
3. 唐代判文的种类和内容唐代判文可以分为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两大类。
刑事案件判文主要包括谋杀、盗窃、伤害、奸淫等犯罪行为的判决,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
民事案件判文则包括土地纠纷、合同纠纷、家产继承等方面的判决。
唐代判文的内容丰富多样,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判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唐代判文需要采用多种方法。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大量判文的收集整理,进行文字内容的分析和抽象概括,以把握判文的基本要素。
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判文中法律术语、法律程序的解读和比较,来揭示唐代刑法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最后,通过对判文所反映的社会背景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唐代法律制度的运行和公正性。
5. 唐代判文的意义和影响唐代判文不仅对于理解唐代法律和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唐代判文强调了对事实的重视,注重依法办案。
正是这种重视事实、依法办案的原则,为后世的法律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唐代判文还对于诉讼程序和司法公正性的保障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总结:唐代判文是研究唐代刑法和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它通过文字详实、言辞精练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的司法实践和社会状况。
极乐之宴赵承嗣判词解析摘要:一、背景介绍1.极乐之宴的由来2.赵承嗣的身份与地位二、赵承嗣判词的内容1.赵承嗣的罪行2.判词中的典故与隐喻3.判词的文学价值三、赵承嗣判词的历史意义1.反映唐朝的政治风气2.揭示官场黑暗3.对后世的影响正文:极乐之宴赵承嗣判词解析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判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既是法律的判决书,又是文学的结晶。
在唐朝,有一位名叫赵承嗣的官员,他的判词被誉为“极乐之宴”,流传至今。
这篇文章将解析赵承嗣判词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一、背景介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极乐之宴的由来。
赵承嗣是唐朝时期的一位官员,曾任扬州司马。
他利用职权,横征暴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
他的行为引起了极大的民愤,甚至有人传言他企图叛乱。
为了平息民愤,朝廷派遣御史台查处赵承嗣的罪行。
经过审理,赵承嗣被判决死刑。
二、赵承嗣判词的内容赵承嗣的判词被称为“极乐之宴”,全文共有28 句,每句都采用了典故和隐喻,寓意丰富。
下面我们来解析一下判词的内容:1.赵承嗣的罪行判词开篇就列举了赵承嗣的种种罪行:“赵承嗣,扬州司马,猾夏伤时,敢紊纪纲。
”这里用“猾夏伤时”形容赵承嗣的行为如同扰乱四季的猾夏,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法制。
2.判词中的典故与隐喻判词中运用了大量典故和隐喻,如“阳春有脚,自地底升天;景阳钟动,向人间报晓。
”这里运用了“阳春有脚”的典故,寓意赵承嗣的罪行终将被揭露。
同时,用“景阳钟动”象征朝廷的法槌将敲响,给赵承嗣的罪行画上句号。
3.判词的文学价值赵承嗣判词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首先,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揭示了官场黑暗,表达了百姓对贪官的痛恨之情。
其次,判词中的典故与隐喻展示了作者高超的文学造诣,使判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三、赵承嗣判词的历史意义赵承嗣判词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反映了唐朝的政治风气,揭示了当时官场的黑暗与腐败。
其次,判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古代文学的典范之作。
三春判词整理摘要:一、前言二、三春判词的来源及背景三、三春判词的主要内容1.春景2.春风3.春雨4.春花5.春天活动四、三春判词的艺术特点五、三春判词的意义和影响六、结语正文:一、前言三春判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生动形象的描绘展示了春天的美好景色,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本文将对三春判词进行整理,分析其来源、内容、艺术特点及意义,以期让读者对这一文学形式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三春判词的来源及背景三春判词起源于先秦时期,至唐宋时期达到鼎盛。
早期的三春判词主要是对春天景色的赞美,后来逐渐发展为对春天各种活动的描绘。
这一文学形式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睐,许多著名诗人如白居易、杜甫等都曾创作过三春判词。
三、三春判词的主要内容1.春景:春天的景色美不胜收,如绿草茵茵、碧水潺潺、桃红柳绿等。
2.春风:春风拂面,温暖宜人,给人带来舒适的感觉。
3.春雨:春雨滋润大地,使万物复苏,富有生机。
4.春花:春天是花开的季节,桃花、梨花、樱花等竞相开放,美不胜收。
5.春天活动:春天里人们可以踏青、赏花、捕蝶等,充满了乐趣。
四、三春判词的艺术特点1.形象生动:三春判词通过细腻的描绘,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美丽的春天之中。
2.情感真挚:作者对春天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感染力强。
3.形式优美:三春判词往往采用对仗工整、音韵优美的诗句,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五、三春判词的意义和影响三春判词不仅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形式,还传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它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著名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等均可见到三春判词的影子。
六、结语三春判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春天的美好。
通过本文的整理,相信读者对三春判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中国古代判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而在传统中国的司法文化中,判词往往有着明显的伦理化倾向,旨在强化个人责任和孝道伦理,同时还强化了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公义性。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定义判词、探究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分析判词的效用、总结判词的意义。
一、定义判词判词是指在诉讼中,法官经审理,并以变通各种方式将法律概括归纳、简明扼要而形成的判决的文字记载。
判词是法官对于案件争议的解决,也是法院的判决书。
判词的目的在于明确、具体和公正的表达法官的裁决和解释,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安全感和司法公正感。
二、探究判词的伦理化倾向伦理化倾向是指在判词中,法官尝试着将道德价值的因素融入到判决中,重视对社会伦理价值的维护。
在中国古代的裁判文化中,判词往往体现了这种伦理化倾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个人责任。
中国古代判词时常强调个人责任,即强调个人犯罪所造成的权利和利益的损害,强调犯罪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例如明代的《全辨箴》一诏:“什人义典,什人切切论邪?”其中的“什人”即是指当事人,这里的“义典”则是指当事人引解的卷册、律例、公案等资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当事人引解的资料属实,不得猜测、视而不见,必须切切论之,坚定的给出判决。
这种强调个人责任的判词,能够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2、强化人伦传统。
“孝道有先后,从不唐代降”这句话出自明代判官林则徐的一首文言诗,亦体现了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
在古代中国,孝道被视为中国文明的基石,也是其他伦理理念的源头。
中国古代判词中常常体现出对孝道的强调,例如《青天白日旗案例》中没有减轻当事人的处罚,因为“无父母、无兄弟、无妻子、止有妾,奴婢处之”,这种判词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对孝道价值的追求,也强化了个人对于家庭伦理德行的责任。
古代判词中的“法”作者:王丹张娜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35期摘要法在中国历史悠久,有其特殊含义。
法作为司法判决依据的一种,在古代司法判决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本文拟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违法交易为例,探讨法在古代司法判决中享有怎样的地位,以及古代司法官在判决时运用法的方式对我国现代司法审判有何启示。
关键词古代判词法《名公书判清明集》作者简介:王丹,河北经贸大学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张娜,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003-02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宋代承继了唐代的《唐律疏议》,其法律的制度已较为完备。
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便可以看到“名公”是如何运用这些法律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法在其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在处理案件时法发挥何种作用。
在中国现代法治尚不健全,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情况下,对现代司法判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法”“法”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经过千百年的演进,“法”这一词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法”起初称为“刑”,在古时“刑”专指肉刑与死刑,作为一种统治者使用的暴力工具与手段。
虽然在今后的朝代变化中,苦役、徒刑等加入了“刑”的行列,法由“刑”演变而来,在秦汉后变法为律,并由不成文法转变为成文法,但是作为统治的工具的本质仍未改变。
“法”在狭义上仅指“刑”的部分。
广义上,中国古代的“法”在“刑”的基础上,还包含“礼”。
在先秦时期,刑与礼是分开的。
并且法家与儒家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认识也不同,法家赞同法治,“儒家着重于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故不能不以富于差异性,内容繁杂的,因人而异的,个别的行为规范——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反对归于一的法。
法家欲以同一的,单纯的法律,约束全国人民,着重于‘同’,故主张法治。
” 到了汉代,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古代法律开始渐渐儒家化,这种礼法结合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末。
从情理法看我国古代判词的现代价值判词是一个时代法律职业经验与智慧的缩影,它不仅反应和体现法律适用于社会的结果,也是使法律判断保持活力,克服司法腐败与堕落的重要保障,更是法律职业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统治者意志各有差异,对判词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然而,尽管形式的差异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却贯穿于整个古代判词的发展:情理与法意的关系处理。
当然,这也是现代社会判词应该遵循的规律。
标签:判词;情与法;现代价值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判词为西周晚期夷厉时期的《亻朕匜》铭文,记载了牧牛诉亻朕奴隶买卖纠纷一案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判词历经由先秦两汉的革创时期到唐代的形成时期再到宋代逐渐成熟再到明清的鼎盛,每一次发展都凝结着制判者们的智慧与才华。
不同的时期,对判词的格式要求不尽相同,如始于南宋的“花判”,盛行于明清的“散判”以及昙花一现的“双关判词”。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统治者意志各有差异,对判词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然而,尽管形式的差异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却贯穿于整个古代判词的发展:情理与法意的关系处理。
总的来说,古代判词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中国古代判词的特点(一)兼顾情理与法意古语云:“原夫礼律之兴,盖本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坠,非从地生”。
〔1〕正因如此,情理自然成为了法官最重要的裁判依据。
古代制判者判案,首先当然是依据既有的法例,但是在揆之法意的同时更酌之人情。
在南宋时期胡石壁曾审理一起“李边赎田之讼”,该案完美地反映了当时制判者对情理与法意关系的处理与考量。
“九年前李边典田于唐仲照,由于李边赎田时以纸币赎回原用铜钱典出的田产,所以唐仲照不肯退业。
一方面来说,因当时会子纸币是通行货币,李边以现钱纸币赎回田产是合法的;另一方面來说,纸币与铜钱之间存在差价,唐仲照不肯退典业又合理。
”根据案情,官员做出了判决。
当时的判词中有这样一段原文:“法意,人情,实间一体,询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
唐宋并重情理法兼顾——论蒲松龄的拟判词创作作者:段战戈来源:《蒲松龄研究》 2013年第1期段战戈(郑州师范学院,河南郑州 450000)摘要:判词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发展到唐代迎来了它创作的繁荣期,经历宋明两个时代的演进,清代才臻于成熟、完善。
在从繁荣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判词的结构逐渐固定,分类逐渐明确。
制作判词既是科举的需要,更是以后做官的必要技能,蒲松龄一心想通过科举走向仕途,自然没有放松对判词的重视。
他的判词创作唐宋并重、文理优长、情法兼顾,具有鲜明的特色。
判词创作既是对屡战屡败的蒲松龄的心理补偿,也是展示其文采和判案断狱之才的机会。
关键词:蒲松龄;判词;唐宋并重;文理优长;情理法兼顾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蒲松龄一直想通过科举考试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为了科举考试的需要,更为了以后“吏道纯熟”的需要,他拟作了为数不少的判词。
这些拟判词大多制作精美、文理优长,涉及法律范围广泛,不管是和唐宋时期的判词制作还是和当时清代的判词相比都毫不逊色。
一、判词概念及分类判词,又名判语、判文、判牍等,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所作的判决文书,“是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和评价的结果的文字体现,是法律判断的结果” [1](P1)。
古代官府制作的判词类似于现代司法审判中的判决文书(包括判决书和裁决书),两者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实际意义。
但两者也有区别,判词一般不对外公布,也不需要送达当事人,在写作格式上也不统一,篇幅可长可短,一般比较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的判词篇幅较长,简单的民事诉讼的判词则较短,往往三言两语就结束了;而现代的判决文书在制作、送达、格式等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除了要求不一样之外,判词涵盖的范围也远较现代判决文书广泛。
除了包括司法机关的判词之外,还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判词、科举考试中所作的拟判词和为准备科举考试而作的拟判词,以及文人学士或为炫耀才华或为欣赏需要所作的拟判词等。
判词作为一种古老的法律文体,它的产生、发展、成熟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浅议中国古代判词作者:高宇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36期摘要:判词是古代司法官员断案决狱的裁决文书,也是处理日常公务和发表评论的一种应用文体。
判词作为法律判断的结论,是对判断经过和结果的确认,是对判断结果的直接文字表现形式。
判词作为一种司法文体,它的产生、发展、成熟、完善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判词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司法状况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同时又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
从历史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判词写得文采飞扬,形式上充满文学色彩,内容上又法、理、情兼容。
如今我只是粗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判词的研究,理清其发展的历程,重点总结出判词的特色。
在此基础上,分析判词文学化、儒家化背后的原因,找出判词真正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判词文学化儒家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博大精深,判词文化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种。
对于古代判词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相当全面深入。
对判词的内容结构方面,汪世荣教授已经有专著论述。
对判词的发展历程方面,陆新怀教授也有过细致的梳理。
对判词的文学化、伦理化等方面,蒋先福教授也有过详细的探讨。
日本学者也在对《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文献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本文仅以特征与功能为分析重点,对灵魂的探寻只能是粗浅的。
但是希望借助前辈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思路的指引下,分析判词所具有的特征所形成的原因,力求找出隐藏于判词背后一脉相承的精神和思想根源。
判词是法律在司法实务中的具体运用,对古代中国的法制水平、司法制度都有着客观的反映。
在古代判词背后,有着很深的思想根源,研究判词有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功效。
在三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判词经历了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和三个大的演变历程。
在判词的背后,隐藏着悲天悯人的精神和济世救民的情怀,这些是判词的灵魂。
本文从判词的分类入手,探寻判词的起源,理清判词的发展历程和特征,发掘其思想根源。
一、判词介绍判词,是以法律为依据对案件是非曲直的判断与评价所得出的结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070)作者简介:杨 静(1988—),女,福建松溪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涂秀虹(1969—),女,福建长汀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2023 5No 5,2023 学 术 探 索AcademicExploration2023年5月May,2023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和儒家化倾向杨 静,涂秀虹(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摘要:中国古代判词文体形成于西汉,成熟于唐代。
宋代以来,一方面,因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商贸活动兴盛,利益纠纷更多,诉讼案件和判词量激增,判词的书写更为官民所重视;另一方面,也由于印刷术发展,更多判词集得以传播。
现存历代判词既有实判也有虚判,实判是古代判官审理案件的具结文书;虚判则范围较广,其中既有士子科举应考之作,也包含了宋元明清小说中插入的判词。
无论是引经据典、文风缛丽的骈判,还是作为小说结构部分的判词,都具有明显的文学性特征。
又因为判案官吏深受儒家教育,判案时注重维护人伦亲情,兼顾情、理、法统一,推崇息讼,向往无讼,判词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法家书呈现出儒家化倾向。
关键词:古代判词;文学化;小说;儒家化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23)5-0142-08 中国古代判词按类型来分,可分为实判和虚判,实判是指古代判官对案件进行裁断和评价的具结文书,具有实际的法律效应。
虚判的范围比较广,包括文人学士为了炫才或科考练笔而作的判词、科举考试中应试举子拟作的判词、小说文本中的判词,等等。
本文所讨论的判词包括实判与虚判。
一、古代判词的兴起与发展中国古代判词作为一种司法文体,它的产生、发展、成熟、完善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
《尚书·吕刑》记载:两造具备,师听五辞。
五辞简孚,正于五刑。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
尤二姐判词解析
尤二姐是中国明代代表性批判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唐
诗研究专家。
她的判词作品被誉为“明代刑案史上的精品之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下面我们来对尤二姐的判词进
行解析。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尤二姐的判词具有非常高的文学水准。
她
不仅在对案件的论述中使用到了大量的文学典故和修辞手法,还
在语言上简练明了,深入浅出,使得普通读者也能够理解。
同时,尤二姐的判词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具有很高的
历史价值。
其次,尤二姐的判词具有很高的思想深度。
她不仅在案件分析
中充分考虑了法律、伦理以及人性等方面,还在思想上进行了深
入的拓展和启迪。
例如,在对某个案件的评论中,她笔下留情,
指出应该借助法律手段来更好地保护个人权利。
此外,她还关注
了当时文化和教育的问题,呼吁社会应该加强教育,提高公民素质,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
最后,尤二姐的判词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她的笔触极具特色,描写真实,形象生动。
她在判词中经常使用比喻和象征等手
法,使得文章更为精彩。
此外,在叙述情节时,她的判词也充满了戏剧性,配合案件本身的刺激性和紧张感,使得整篇文章更加引人入胜。
总之,尤二姐的判词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它不仅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和思想深度,还体现了明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历史价值。
我们应该认真研读尤二姐的判词,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法律传统,同时也从中受到启发和启迪。
红楼梦十二判词及解析摘要:一、红楼梦十二判词的概念与背景1.判词的来源和意义2.红楼梦十二判词的具体内容二、红楼梦十二判词的解析1.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解析2.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的判词解析3.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贾巧姐、李纨、秦可卿的判词解析三、红楼梦十二判词的意义和影响1.反映人物性格和命运2.揭示社会环境和价值观3.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和启示正文: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杰作,其中的人物形象丰满、情节跌宕起伏,展现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画卷。
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通过十二判词对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了预示和解析,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线索。
一、红楼梦十二判词的概念与背景判词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形式,通过对人物性格、命运和社会环境的精炼描述,传递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在红楼梦中,十二判词分别对应了十二位主要女性人物,她们在小说中的地位和命运各不相同,但都受到了封建社会的压迫和束缚。
二、红楼梦十二判词的解析1.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解析林黛玉和薛宝钗是红楼梦中的两位女主角,她们的性格和命运在判词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林黛玉的判词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暗示了她才情出众但命运多舛。
薛宝钗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表现了她端庄贤淑但终究难逃命运的安排。
2.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的判词解析贾元春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预示了她虽然一度得宠,但最终命运悲惨。
贾探春的判词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揭示了她的才情和抱负,但生于末世注定命运多舛。
史湘云的判词是“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
”,反映了她的人生观和命运。
妙玉的判词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表现了她对命运的无奈和感慨。
3.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贾巧姐、李纨、秦可卿的判词解析贾迎春的判词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试析古代司法判例的作用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论文摘要司法判例在中国古代已有悠久的历史,于唐代确定以法典审案为主,以判例审案为辅的审判方式,随着中国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发展司法判例逐步成为审判案件的辅助手段,其作用甚大。
本文采取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方法,以《龙筋凤髓判》豍为思考视角,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司法判例的的作用,并对其作用进行了探讨。
论文关键词司法判例龙筋凤髓判作用判例在中国古代已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法典审案,也兼顾判例应用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上下比罪”的原则,汉朝首开法律儒家化之先河,是“引经决狱”的成例变为判例的重要依据。
在唐代进入了判例的成熟期,唐初统治者由于历经过隋朝政权的更迭,认识到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对维持统治、延续政权的重要性,所以“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为此十分注重制度与法律的创设,重视依法律治国的手段,逐步形成了以法典审案为主,以判例审案为辅的相互为用的审判方式;尤其以《龙筋凤髓判》为代表的判例在完善唐代法律制度,丰富中华法系内容中具有光彩夺目的一面,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历代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龙筋凤髓判》由唐代张鷟所著,是唐朝总结以往经验的结晶,是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传世的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被后世奉为圭臬。
豎它的内容主要有四卷,体例以官署、背景环境、案例为开篇,共收集了唐朝的中央与地方50个不同部门的79道案例,涉及到盛唐时期皇亲国戚及中央三省六部与地方州县官吏“泄露机密”、“纳贿”、“敕书有误不奏”、“奏报不实”等罪案豏,从案件呈报、审理、复核到裁决及其引经据典、所依法理条文都给后人留下唐时判例的完整过程,不仅成为唐时“取备程试之用”的判版,“引证赅治”的典型判例,而且也对后世判例的形式与法律思维方式具有深刻影响。
一、中国古代司法判例的概况判例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上下比罪”的原则。
汉朝首开法律儒家化之先河,是“引经决狱”的成例变为判例的重要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法典审案,也兼顾判例应用的传统。
中国古代判词的法学与文学价值作者:杨兴培来源:《北方法学》2013年第05期[作者简介]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制作好判词是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判词要进行规范评价、旁征博引,就有一个引经据典的叙事说理过程,从而使判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不可违拗的说服力。
古代判词的价值评价往往通过文情并茂的文学表现形式加以展现出来。
对古代优秀判词加以批判地继承和转化,从而将今天的裁判文书写得更加完美,也会有利于今天的法治文化建设。
关键词:古代判词法学价值文学价值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5-0150-11判词是中国古代社会为解决民间纠纷、平息你争我斗、了断是非矛盾、实现止争定纷的一种法律裁判文书。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判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
人类自从走出丛林、走出伊甸园结成社会关系以后,就存在着各种矛盾纷争、利益纠葛和怨恨仇杀,面对种种人间是非,人类要么各退一步自相和解,要么诉至衙门请求官府了断,臣服法则,要么就是拳脚相向、刀枪出场,奉行强盗逻辑以至于鱼死网破。
但是在社会常态的背景下,人类内部解决矛盾是非的多种可选方法中,臣服既定法则诉至衙门请求官府判明是非、了断纠结应当说是人类经历太多血腥争斗以后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这也是人类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
正因为如此,官府乃至官吏们便时时充当青天大老爷,为民解忧排难;于是就有了一份又一份定纷止争的古代判词;也为当今时代提供了借鉴资源。
虽然今天的司法实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判词作为一种时代印迹,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不灭的原理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判词依然有着还可以、也需要我们继承的文化精华,中国古代判词中的法学与文学价值乃至其背后的精神内核依然可以通过现代判决书的形式得以延续。
一、古代判词的历史演绎与核心价值传承就一般意义而言,判词是判决结果合法化、正当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如何说服当事人的劝解词和说理书,更是体现国家法律权威性、国家行为严肃性和国家命令强制性的裁决令。
因此,如何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判决内容,如何让社会公众了解和服膺既存的案判谳定,制作好每一份判词就成了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重要内容。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涉讼判词,是距今2800多年前的西周夷王或厉王年间的一个诉讼文书——1975年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出土的《匜铭文》。
该铭文共百余字,记载了一桩奴隶买卖纠纷的经过,判案依据是当时认可的刑典,内容包括罪名认定和处理结果,已经具备判词的雏形。
①中国古代判词自西周起始,历经三千余年而传承于世,其表现形式从秦汉的比附援引依律定罪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原心定罪再到唐代以事实作为铺陈、援引律例为据制作判词;从唐代判词的“语必骈俪、文必四六”到宋代的判词变骈判为散判、凸现司法功能,再到明清判词的“简当为贵”风格,直至民国时期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形成“主文—事实—理由”三段式定罪判案模式,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判词风格各有特点,但其中所具有的法律价值与文学价值却一直得到传承和延续。
一些上好的判词在时人的整理汇总下记载于书籍,传播于官场,甚至通过民间的口口相传深深烙进百姓的心间。
古代判词的历史发展,首先体现为判词是当时司法活动过程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司法活动内容。
尽管司法活动在其初始之时还呈现出比较粗糙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是西周时期在青铜鼎上用大篆书写的中国古代第一份判决书,还是西周中期《尚书·吕刑》所载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后所作的敬畏天严“其审克之”的纪录,或者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后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依据;当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时,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法律效力的办案要义,判词折射出了礼法相通、理法相容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法律文化传承。
比如根据《匜铭文》记载:三月甲申日,伯扬父在纣王的面前宣布对牧牛的判决,说:“牧牛!过去你任职的时候,竟敢和你的长官争讼违背自己曾立下的誓言。
今天,你必须再立信誓。
你只有恪守自己的誓言,才能重新担任官职。
按照你的罪行,我本应鞭你一千,施以墨刑。
现在我宽恕你,鞭你五百,罚金三百鎱。
”牧牛于是向其长官立誓说:“从今以后,我不敢再和你争讼,不再以各种大小事扰乱你。
”从这个最早的带有判词雏形的内容来看,除了铺陈事实之外,重在阐述道理、判明是非、止争罢讼。
当然在远古时期,人类刚刚从原始时代走来,社会还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此时的判决还谈不上引经据典、援引法条,但这并不影响依照人类固有的伦理道德原则来明理处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逐渐登上国家舞台。
但在中国古代,法律并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手段甚至还不是主要手段,礼法并重,法寓于礼之间,礼为法律先导,法为礼制保障,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主要原则。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过:“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
”②“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③所以在判词中尽可能阐述伦理,借此说教万民,降服凶恶,善法为治,凡事方庶几可成。
为了追求司法活动的公正、公平,以实现案件处理的正义所在,正如韩非所说的那样:“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
”④于是如何选择好的法官成了司法活动的重要一环,反映在判词中,断案者重在说理服人,而刑罚处罚并非是判词的主要内容也成了中国古代判词的一个重要侧面。
关于这一点,《尚书·吕刑》提到:“罚惩非死,人极于病。
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
察辞于差,非从惟从。
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
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即:刑罚不一定要置人于死地,但要让受刑罚的人感到比生病还要痛苦。
因此,要用善良之辈而非不良之徒审理案件,这样才会公正合理。
要学会从矛盾处考察供词,使不服的犯人也得服法。
应当怀着哀怜的心情判决诉讼案件,明白无误地检查刑书,互相斟酌,以公正为标准。
用刑当罚,要详细查实。
案件判定要做到使人信服;即使改变判决,也要使人信服。
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保持着相同的步伐,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官吏集行政、司法于一体而且各级官吏大多是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而任职的,科举制度与儒家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因此,大多数文官都是以饱学之士的儒生身份出现在官场舞台上的。
中国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必然导致司法官不仅注重个案本身的公平、正义,更关注个案判决对整个管辖区内道德风尚、和谐秩序等影响。
而司法官儒家化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不单寻求判决的合法性,更追求判决的合理性”。
⑤官吏儒家化的发展趋向也使得古代判词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判词的制作往往具有诗性化的表达形式,充满了儒家文化的仁爱关怀和嫉恶如仇的人间常情,呈现出“名家辈出,佳判如云”的盛世局面。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古代判词的制作十分严肃,唐律对判词的制作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制作判词时“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⑥以至于“用法权衡,真锱铢必慎哉”,⑦这表明制作判词必须十分慎重,反复推敲,方能达到下笔如铸、一字千金的效果,同时又十分讲究技巧,许多判词不但引经据典、对仗工整,而且辞藻华丽,文采飞扬,从而使得本应引律作判、重在说理的古代判词因文情并茂而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
这不但得益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历代文风的浸润,而且还得益于中国古代开科取士制度重视对判词的写作,使得断案者不但要秉承良心,熟稔法律,机巧聪慧,还要具有人文底蕴,通晓古今人事。
古代的判词既有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者,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徐公谳词》、同治年间的《樊山判牍》中有些判词达数千字之多,亦有言简意赅、精练短巧者,如北宋年间崇阳县县令张咏发现管理钱库的小吏每日都将一枚小钱放在帽子里带走,便以盗窃国库罪把他打入死牢。
小吏认为判得太重,遂高喊冤枉。
张咏提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小吏无话可说只得服罪。
再如清乾隆年间,一寡妇改嫁,但遭到家人与邻居的阻挠,她就向官府呈上状子:“豆蔻年华,失偶孀寡。
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接状,挥笔断案,只判了一个字:“嫁!”唐、宋、明各朝开考选官,均以试拟判词为取士标准之一,由此使得判词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后的文人学士多有优美判词传世,唐代王维的《王右丞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明代海瑞的《海瑞集》等,其中都有判词的收录。
又如唐时张鷟的《龙筋凤髓判》、宋时朱晦庵等人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明时李清的《折狱新语》、清朝于成龙的《清朝明吏判牍》、樊增祥的《樊山判牍》等等,都是汇判词成集的专著,其中很多判词都是上等佳品,为后人所欣赏称赞。
其援引儒家的仁爱道德理论和仿照先贤前哲的忠恕公正,斟酌人情,用循循善诱之词劝导百姓去恶向善以求“无讼”的告诫,用直抒胸臆的人情世故较好地止争定纷、惩恶服凶,以此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既上不违于法理,下不拂于人情,蕴含于字里行间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济世救民的追求使得这些判词为后人传承,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温古代判词的时代价值所在。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判词的制作不过是判案定谳过程的体现,精美的判词形式有时并不一定与内容相一致。
清代陆敬安的《冷庐杂识》里有“犬门”一文,说的是通州胡长龄的父亲“尝为州吏,承行盗案”,首犯供认纠集同伙,自大门而入,抢劫财物已被定案。
胡翁却以“众犯因贫苦偶作窃,非真巨盗”而跟主审官说情:“这犯人归案后就从实招来,一定不是惯犯。
如果首犯、从犯统统处以斩首,似乎不合情理。
”主审法官因为上级催逼甚急婉言谢绝:“已来不及更改卷宗”。
胡翁灵机一动,便请求在卷宗上记载的首犯“自大门而入”的“大”字上添一点为“犬”,于是主审官“悟而从之”。
其中之意不言自明,盗贼自大门而入者,咸胆大妄为之辈;而“自犬门而入”者,皆胆小如鼠之徒。
清朝的官员颟顸,量刑竟以“胆大”“胆小”为标准,故而胡翁聪明的这一“点”,竟保住了十几个犯人的脑袋。
当然这一判词看上去是胡翁的“功德无量”,“添一点”即力挽狂澜,但这是一种“义”中之不义,是践踏法律、舞弊枉法的行为。
由此我们也想到了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下,皇帝的圣旨是最有权威的判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由于史料未作详细记载,我们一时无法知道对岳飞、袁崇焕的死刑判词是如何写就的,但大致可以推断,这些判词在形式上肯定也是字斟句酌,形式完美,依律引例旁说法理,但史实告诉后人,墨写的谎言无法掩盖血腥的事实,那种专权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作,后人亦当要引以为戒,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