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形成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
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
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
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
“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
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
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
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
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我们知道从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
儒学的经学化就是它的表现形式，它以“天人感应”为基础。
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日益严重的神学趋向，形成了两汉的谶纬宿命论、神学目的论，成为欺世盗名的工具。
与生活紧密相联的人世儒学，逐渐脱离现实生活轨道，失去了应有的旺盛生命力，两汉经学走到了死胡同，这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汉代在政治统治上实行黄老之术，“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在文化思想上也盛行黄老之学，连景帝及汉武帝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贾谊可谓汉代具有道家思想色彩的第一人，贾谊的《新书》有很多地方继承和发挥了道家学说，《鹂鸟赋》具有浓烈的老庄意味。
司马谈父子更是崇尚黄老、道家言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班固说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说明道家思想在汉初已经被统治阶级内部的许多人所接受。
《淮南子》可以说是集汉初黄老之学大成的总结性著作。
而两汉末的扬雄则是两汉道家文化源流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上承贾、马、严遵，下启荆州学派，在哲学论点与思辨方式上为玄学开路，扬雄建立了两汉时期第一个完备的儒道调和的太玄理论体系。
扬雄运用大量天文历法术语知识通过“观象于天”的思考与摹比，抽象出“玄”范畴，作为解释宇宙万物生化的根本。
这个“玄”本体，正是从老子“道”本体过渡到玄学“无”本体的重要理论体系环节。
扬雄突出了“玄”作为万物，根本所具有的玄妙莫测的特点。
从而提高了老子“道”本体的哲学抽象程度。
这对于魏晋之际“无”本体的
提出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
2.2士族门阀制度下的士族和寒门士子纷纷从老庄哲学中寻求心灵的释放和解脱
这一时期．士族门阀制度森严，腐朽堕落的士族享尽荣华富贵．而精神世界却极其空虚，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和黑暗的社会现实。
他们依靠门弟，占据高位，却又要“不以物物婴心”。
使清谈玄理之风日盛一日。
他们借助老庄的任诞思想为自己放荡不羁的纵欲享乐生活找到合理的解释，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现状的闲适的心境。
同时还以清淡高妙的玄理来显示才华，以示清高、高人一等，为自己精神世界的空虚披上了合情合理的外衣。
在那个动荡年代，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那些满腹才华的人得不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还稍不注意就成为牺牲品，如孔融、杨修、祢衡、陆机、张华、潘岳、范晔、谢灵运等人都是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惨遭杀害，特别是一些对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有才之士更是如此。
险恶的政治环境使读书人终日如履薄冰，朝代的频繁更迭使传统的儒学思想体系崩溃。
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挽救时代的危机。
于是。
他们由关注社会转向对自我的认识，自然的企慕，开始重新审视人生，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从孔孟中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把眼光投向老庄，从圣人崇拜转向自我体认，人性和人生开始受到重视。
崇尚自然，追求个性就成了魏晋时代精神。
士庶族之间的斗争也促进了玄学的产生和发展。
当时门阀士族地
主阶级代表统治阶级和上层当权派，是保守、反对的政治势力，他们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是不关心的。
当时寒门庶族中有一部分人是地主阶级中的进步力量，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哲学，是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取得政治后．开始走向堕落的世界观；稽康、阮籍的哲学是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在门阀士族的巨大压力下表示的软弱的抗议：向秀、郭象的哲学思想是直接为门阀士族的特权进行辩护的理论武器。
2.3、风雨飘摇的社会现状、统治者所作所为对名教的否定．使统治集团也需要玄学的一些理论来维护政权稳固
司马氏政权“以孝治天下”但却是擅权弑君登上宝座的。
魏晋时期频繁的皇位更替，几乎都充满血腥。
“忠”“仁”践踏殆尽。
统治者的自我举动推倒了人们心目中的精神支柱，士人们心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为了稳定政权，重建名教秩序。
统治者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替自己服务。
玄学产生了。
玄学不是单纯的老庄思想，它是儒道调和的产物，是名教与自然统一的结果。
以道为主，兼融儒道。
它保留了儒学维护上下尊卑的纲常名教，而其基本精神又是道家的自然主义，而这正是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所以得到上层统治的支持。
2.4魏晋玄学的形成也是汉未魏初名辩学风推波助澜的结果
名辩的论争起于客观形势的需要。
春秋战国之时，社会剧变，事物的名实相背离，于是兴起了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思潮。
自汉末起，社会又一次陷入动乱．名实之间再次陷入背离，于是名辩思潮又高涨起来。
东汉官人选举无论地方察举还是公府征辟，都很重视人物的名声，
乡里臧否与民间清议是影响士人进退显隐的决定性因素。
这固然对社会名教和士人操行有一定规范和鞭策的正面作用，但也导致了东汉末期社会上普遍出现的名不符实甚至名实颠倒的情况。
仲长统，徐干等人也指出循名核实练选慎贡的主张和要求。
另外，曹操好法术，重人才，也促进了刑名之学的发展。
再加上曹操用人多称力不称德，重在“核实”，因此汉魏之际形成一股重视、洞察名实的社会风气。
这股风气逐渐由政治方策变成时事评论，由具体问题变成一般理论，名实主题变成名理主题，由原来的现实社会问题发展演变为抽象的人物鉴别学和才性分类学，在理论上也从校实定名变为辩名析理。
而且在名理学上开辨名析理之始，为玄学生成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帮助。
何晏、王弼运用名理学方法将“天”辩析为“道”。
又将“道”置换成“无”，从而得到“无”这个重要概念。
魏晋玄学的形成是历史的要求，是学术发展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冲突互相斗争的必然结果。
它对魏晋南北朝美学思潮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精髓也是受了魏晋玄学的启发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