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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悖论”分析及对我国的借鉴信息技术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有关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劳动率提升关系的生产率悖论曾一度引起经济学界的争论；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ICT应用的普及、数据的更新，以及实证方法的演进，信息技术的正向作用在学术领域已基本得到了证实，生产率悖论也逐渐消失。
本文简要梳理并归纳了国内外对生产率悖论的研究成果，以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标签：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一、生产率悖论的起源和概念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工商企业对信息技术设备的投资保持着大幅度的增长，较为明显的表现是，美国企业计算机的投资增速已经远远超过新增资本设备的投资增速。
随着信息技术资本投资规模的扩大，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普遍认为IT资本作为一种优质资产，其投入会带来一国资本存量的优化，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同时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但是，与此同时，统计上却显示，自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美国经济并没有得到快速增长，企业产出绩效并不显著，劳动生产率提升也有限，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
这一现象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摩根集团经济学家Roach（1997）的研究指出，大量的信息技术投资并没有带来美国企业绩效的提高。
Oliner和Sichel（1994）通过对美国1970年～1992年间IT产业的研究发现，IT投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1970年～1992期间每年只有0.16%。
Gordon （1999）同样认为上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除计算机硬件生产部门之外，99%的经济部门都没有出现生产率加速。
可见，早期研究几乎都难以发现信息技术资本的作用，索罗（1987）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的使用，但是却无法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发现计算机的作用[英文原文为“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打破IT生产率悖论福克斯·梅亚公司曾经是美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商之一，年营业收入超过50亿美元。
为了提高竞争地位，保持快速增长，这家公司决定采用ERP系统。
通过这一系统将公司内外根本没有联系的职能部门用计算机软件捏合在一起，以便使产品的装配和输送更加高效。
由于坚信ERP系统的潜在利益，在一家享有盛誉的系统集成商的帮助下，梅亚公司成了早期的ERP系统应用者。
然而，直至1997年，在投入了两年半时间和一亿美元后，这套系统所达到的效果却非常不理想，仅仅能够处理当天订单的2.4％，这一目标即使用远古时期的方法也能达到，况且，就是这点儿业务还依然常常遭遇到信息处理上的问题。
最终，梅亚公司宣告破产，仅以8000万美元被收购。
它的托管方至今仍在控告那家ERP系统供应商，将公司破产的原因归结为采用了ERP系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1949~1973年间，美国政府公布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LP）年均增长为2.9 %，全要素生产率（TFP）为1.9 %。
但是1973~1997 年间，LP、TFP 年均增长率分别仅为1.1 %和0.2 %。
而在此期间正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迅猛发展的时期。
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信息技术对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最早提出置疑的是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Steven Roach（1987），他认为计算机使用的巨大增加并没有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在学术界引起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Robert Solow，1987）更是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信息技术应用中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并得出一个著名论断：“计算机无处不在，除了在生产率统计方面有所表现之外”（We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生产率悖论的原因引言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
然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生产率悖论的情况：投入越多，产出反而越低。
为了深入探讨生产率悖论的原因，本文将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技术进步与工作效率技术进步的推动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之一。
新技术的引入可以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效率，节省时间和资源。
然而，技术进步也可能导致生产率悖论的发生。
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1.需要学习和适应新技术，这可能导致一段时间内的生产力下降。
2.人员和设备的替代性增加，从而导致就业不稳定。
3.技术进步并不是普遍受益，某些行业或个人可能会被技术优势淘汰。
组织与管理问题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策略没有清晰的目标和策略，组织或企业很难有效地组织和调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效率。
这可能导致生产率悖论的发生。
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问题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可能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例如，某些激励机制可能更注重短期利润而非长期增长，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的降低。
组织结构的刚性组织结构过于刚性，不适应变化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也是导致生产率悖论的一个原因。
刚性的组织结构可能导致流程僵化、决策拖延，从而降低生产效率。
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人员素质和技能不匹配人员素质和技能的不匹配往往会导致生产力下降。
如果员工的能力和技能不适应当前的工作要求，他们很可能无法高效地完成任务，从而降低生产效率。
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可能导致员工的工作动力不足，从而影响生产效率。
过于强调量化指标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导致忽视质量和创新，从而降低生产效率。
缺乏员工发展和培训机会员工发展和培训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
然而，如果组织缺乏对员工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员工的能力和技能将无法得到提升，从而限制生产效率的提高。
解决方案为了解决生产率悖论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1.重视技术研发和创新，在保证生产过程稳定的前提下引入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姜奇平：“索洛悖论”的悖论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拿“索洛悖论”讽刺新经济的人变少了，或者说主流经济学家这方面的亢奋被抑制住了。
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和OECD官方的生产率统计中，ICT的影响已经随处可在了。
我们现在不满的，反倒是新经济界战友们止步于实证倒了“索洛悖论”，沾沾自喜，不思进取。
实际上，提高生产率，只不过是新经济的一项副作用；新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不是在生产率这个方向上，而是在突显协调、异质、个性诸价值上。
例如，循环经济、幸福指数和创意，与生产率基本是不同方向的问题。
反过来，我们“反攻倒算”索洛悖论时，倒是发现它本身存在着严重悖论。
索洛悖论的悖论之一是：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到处可见，但在生产过剩时看不见。
索洛悖论的原文是：Computer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这句话本来就是一个隐喻，在表述上不甚严格，依照其可能的真实意思，索洛悖论被表述成不同的形式。
其中计算机一词先后被引伸为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等等，说得过去；而生产率一词分别被表述为“劳动生产率”，“生产力”甚至“产出”等，就不尽准确。
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生产力”在英文中是一个词。
但劳动生产率实际只是引伸义，因为Labour productivity总不能译成“劳动劳动生产率”吧，它实际是指producivity of labor。
而生产力原本是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专用概念，作为历史主义对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原教旨的、作为历史发展概念的“生产力”，可以说恨之入骨，在它的体系中并无真正的生产力概念。
所以productivity在这里只能是一个意思：生产率。
它通常对应的是分工专业化。
专业化分工带来财富，是工业化的主要逻辑。
信息通信技术之所以具有提高生产率的副作用，主要在于它自身以融合为根本特征。
融合意味着协调成本降低。
协调成本（交易费用）越低，专工专业化的成本越低，所以生产率越高。
李约瑟悖论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对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而近代中国科技却落后于西方的问题进行过研究论述，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悖论”。
李约瑟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科学技术成就之后，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三种论点：中国无科论制度抑制发明论和中国文明停滞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该文结论部分提出的三个“悖论”，本意就是对这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分析与反驳，结果使关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深化了，故从积极意义上称之为“李约瑟悖论”。
这表明李约瑟本人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既在不断求解又在不断修正和深化。
对于“李约瑟悖论”，现在我们可以更为明确地加以表述，它具有渐次递深的三重内涵，或者说包括三个悖论。
（一）中国无科学论与李约瑟第一悖论该文引述了冯友兰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936)一文的观点，注意到“中国无科学论”的症结就在于人们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上。
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经验、实用、思辨形态的占典科学和以数学、实验、假说形态为基础的近代科学。
如果科学仅仅被定义为近代科学，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也不存在。
就科学整体而言，从5 世纪到15 世纪中国科学技术成果辉煌，并领先于欧洲(当然，整体领先并非什么都领先)。
这样，中国科学近代落后的问题，既不是从来就落后，更不是从来就没有科学技术，也不是古代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设有关系，而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近代科学落后。
因此，可以将李约瑟第一悖论表述为：古代科学技术产生那么多成就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者反过来说：近代科学为什么发源于中世纪科学技术滞后于中国的欧洲？（二）制度抑制发明论与李约瑟第二悖论针对关于中国科学近代落后的原因被简单地归于官僚封建制度压制科学应用与技术发明的通常说法，李约瑟引用有说服力的例证加以否定认为：公元前5世纪到15世纪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在自然知识应用方面，比欧洲军事贵族封建制度或奴隶制古代文明有效得多。
作者简介:徐美凤,女,1973年生,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彭爱东,女,1971年生,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技术与信息分析。
基于三个层面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研究徐美凤 彭爱东(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 210003)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 210006)摘 要 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出发,回顾并分析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阐述了悖论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三个层面的悖论分别提出了解决方法。
关键词 信息技术 生产率悖论1 问题的提出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 echnology,IT )自诞生以来就发展迅猛,被看作是高新技术的代表,是渗透力强、倍增效益高的最活跃的生产力。
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不过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率的影响似乎并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么乐观。
全球经济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Steven Roach 在其1987年发表的文章 美国技术的两难境地:对信息技术的剖析 中指出,计算机化的加速与经济绩效之间没有多少关系。
此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 t Solow 提出了引起激烈争论的著名论断: We see the computer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
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了同样的结论,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资料,发端于60~70年代的IT 革命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快速增长:1949~1973年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2.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9%;但在1973~1997年间,这两种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仅为1.1%和0.2%。
美国商务部报告 浮现中的数字经济 中称: 在官方数据中,迄今为止,可以表明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在许多非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提高了生产率的直接证据是有限的 。
Juli a King 的调查结果表明,1996年美国公司的信息技术项目有73%延误、超支或被取消,项目失败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450亿美元,更大的影响是机会和预期的商业利益的损失。
学术界将信息技术的巨大投入与劳动生产率低增长的现象称为信息技术的生产率悖论(IT productivity paradox )。
IT 的生产率悖论对投资者和企业的管理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01年,管理顾问公司的Bourton 对英国制造业180家公司的主管进行了调查,征询能够提高公司竞争力的因素,结果显示:在给出的25个选项中,IT 被排在了第17位,大约2/3的被调查者认为IT 的 期望值过高但实际效果不佳 。
M eta Group 公司对财富1000强企业的调查表明,85%的企业都将IT 看作是控制下的成本,10%的企业认为IT 会带来战略性的价值,5%的企业认为IT 花费是一种投资,并可以得到适当的回报。
IT 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了质疑,同时也有悖于信息技术投资的初衷。
因此,对信息技术与生产率悖论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所述的信息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结合。
依据美国商务部的划分,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产业分为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应用业,本文的研究重点着眼于信息技术应用业的悖论现象。
2 研究现状与成因分析回顾对IT 生产率悖论的研究,从研究使用的数据层次看,可以分为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以及国家层面等三个层面的研究。
每个层面的研究中都包含对悖论肯定或否定的论据,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2.1 产业层面的研究 IT 生产率悖论的研究源于产业层面的统计分析。
在美国,80%以上的IT 投资集中在服务业,所以服务业的IT 生产率悖论现象始终是最引人注目的。
最早对服务业IT 与生产率关系进行研究的可能是Cron 和Sobol(1983),他们采用来自138家医药供应批发商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高额的IT 投资所带来的效果或者很好或者很差,总的来说,IT 的影响并不重要。
该发现引发了一系列的设想,如IT 将会提升现有的管理手段,帮助管理得当的公司取得成功。
Roach(1991)在对统计资料作了分析后,发现在70年代中期到1986年期间,每个生产工人的产量增长了16.9%,而每个信息工人的产量却减少了6.6%。
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实质上已经分离出了美国生产率的缺失部分,并证明这种缺失集中于雇用的白领工人最多和高技术资本装备最大的经济部门 ,那就是服务部门。
Strassmann(1990)使用了服务领域的38家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也表明在IT 投资与生产率之间没有关系。
IT 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还来自金融领域。
尽管暂时看不到IT 在该领域的积极作用,但研究者们对IT 应用的潜力持乐观态度。
Parsons,Gottlieb 和Denny(1990)对加拿大银行业的生产函数进行了评估,发现在1974~1987年之间,IT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乎其微。
Frank(1987)也曾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发现IT 与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是相关联的,但是他们预测IT 在未来会加快产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服务业中早期IT 应用的生产率悖论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制造业的研究结果相对于服务业来说,要乐观得多。
尽管早期关于制造业的研究发现IT 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几乎为零(Loveman,1988),但是随着IT应用的普及和深化,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
M orrison和Berndt(1990)利用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关于全美制造业的数据,考察了一系列高度参数化的生产模型,发现IT每投资1美元,能产生大约80美分的边际价值,同时也说明IT投资过度了。
在实际的统计分析中,直接计算最初的IT投入对最终产出的贡献有些困难,可以通过对一些中间变量(例如设备利用、存货周转等)的测量考察IT的影响。
1995年Barua、Kr iebel等人利用制造部门五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IT对中间变量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些中间变量对最终的经济绩效(如市场份额、资产利润率ROA等)有显著的决定作用。
可以认为,IT投资的影响是通过中间变量在较低的层次上发生作用,进而影响最终产出。
Bryjolfsson 综合了产业层面的研究,认为悖论形成的主要原因有:投入和产出的测度不当,由于学习和调整造成的效用滞后,收益的重分配和扩散,信息和技术的管理不善等。
这种分析得到了研究者们的一致认同,并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地被引申和补充。
目前,制造业对IT使用的研究已经可以看出IT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自零售业的研究也表明,IT是一项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的投入(James Reardon等,1996);对服务业来说,尽管IT的使用可以看到服务质量等各方面的改进,但是在生产率的测度上看不到IT的积极作用。
由于产业层面的数据测度范围太大,难以区分特定产业内IT高投资厂商与IT低投资厂商经济业绩的差异性,研究者们试图搜集企业层次的数据,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2.2 企业层面的研究 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是对IT生产率悖论问题研究进入一定阶段后开始的。
利用企业层次数据的分析,更容易测出IT在增加产品种类、质量等方面表现出的效力。
事实上,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证明IT的使用是促进了企业经济绩效增长的。
Bryjolfsson和Hitt认为生产率悖论到1991年已经消失。
他们采用厂商层次上信息系统投资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对 财富 500强中的380家公司在1987~1991年的统计调查,他们对数据的收集及测度方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发现每年IT投资的回报率超过了50%,在信息员工上的花费回报率也非常高。
当然有人认为,他们对管理人员理性地对待IT效用滞后的能力以及对IS/IT系统的评价过于乐观了(Wi llcocks,1996)。
同样乐观的结果来自Benjamin B.M.Shao和Winston T.L in (2002),在 IT投资的技术绩效分析:一种两阶段式的实证分析 一文中,他们利用来自IDG与ComputerWorld调查的 财富 杂志500强1988~1992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企业对IT的投资对技术绩效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进而对生产率的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
以上两种研究采用的样本是财富500强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先进的管理和优秀员工的企业代表。
上述研究结果表示,IT投资在这些企业的运用促进了生产率增长。
尽管IT的使用在企业层面上是具有生产性的,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从IT的使用中获利。
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电子证券登记和交割操作系统项目历时5年,但最终被迫取消,损失数百万英镑。
英国KMPG网在1999年曾做过报道,被访问的公司中有83%家都有过 失控项目 的问题。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IT 投资与企业股票的回报无关;计算机化的程度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不被重视(K.Y.Tam,1998)。
因而,更多企业层面的研究集中于讨论IT生产率悖论在企业中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在企业中充分发挥IT的效用。
关于IT生产率悖论在企业层面的成因,除了在产业层面研究中提到的统计测度问题、效益滞后、管理不善,还应该考虑企业本身经营战略、管理结构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
来自比利时的Paul Belleflamme(2001)利用博弈论中的寡头竞争Cournot模型来进行定性分析。
他认为,生产率悖论的发生源于两个因素:在垄断领域,公司之间战略上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多的IT投资用于产品的分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不仅是降低成本。
当用于产品分化的IT投资高出用于降低成本的投资时,全要素生产率悖论就发生了。
作者还引用了最近对基于Web的电子商务的调查作为实证(Schoder,1998;Lederer,1997),这种考察的结果显示:公司使用电子商务更多地尽量使产品分化,而不是降低成本;竞争是实施电子商务决策的核心;对许多公司来说,电子商务的使用是非盈利的(或者说还没有盈利),在某种程度上,Web的出现提高了成本。
最后一点对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解释是至关重要的。
Santos和Sussman则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分析了IT投资回报滞后的原因:一是战略思想的落后;二是高层管理者对变革的抵触。
企业层面研究更为关注的内容是如何充分发挥IT的效用,以解决IT的生产率悖论。
对企业来说,IT与商业战略更好地结合,会带来更高的IT投资回报(T allon,Kraemer和Gurbaxzni, 2000)。
同时必须重新定位IT的职能,将其与竞争战略决策结合;管理人员与IT人员职责交叉,使他们互相了解,共同承担风险,分享智能;组织内成员共享对信息的分析、建议、对系统潜在问题的发现等,并在此基础上编制策略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