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内容提要】辩诉交易是肇始于美国并盛行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其顺应了效率观的要求，但对其公正性，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较大争议。近年来，我国有不少学者主张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也在试点探索与辩诉交易近似的刑事和解制度。如何看待辩诉交易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应否引入或借鉴辩诉交易制度？本文深入探究了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产生、发展的背景以及美国实行该制度的效果，并对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分析，力图找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辩诉交易刑事和解被告人被害人检察官
引言
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
《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控诉方和刑事被告人达成的一项
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人就一项较轻罪行或者多项指控中的一项认罪，以换
取控诉方的让步，通常是更宽容的量刑或者取消其他指控。”【1】辩诉交易体现了控辩双方的协商，是一种典型的刑事契约。其操作过程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
人的有罪答辩【2】。当控辩双方达成协议，且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被法官确认为出于“自愿”和“理智”，则在判决中体现这个协议，而无需再开庭审理。当然，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法院并没有义务必然接受，也可以驳回，如果驳回，则法院不受协议的约束，并给予被告人撤回其有罪答辩的机会。辩诉交易在美
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美国联邦和各州90%以上的刑
事案件以辩诉交易结案【3】。
辩诉交易!II产生以来，在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引起激烈争议。21世纪之前，我国学者对其大多持批判态度。然而，2002年，面对一起证据收集困难的刑事案件，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采用了辩诉交易。该案的基本案
情是：被告人孟广虎在与被害人王玉杰发生争吵后，纠集同伙将被害人打成重伤。此后除孟广虎外，其余几名犯罪嫌疑人均在逃，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先行起诉孟广虎。孟广虎的辩护人认为：由于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无法确定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因此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此，辩护律师向公诉机关提出了诉辩交易申请。经双方协商：辩方同意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在征求被害人意见的基础上建议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当庭向控辩双方询问并审查了诉辩交易的过程与内容后当庭宣判：被告人孟广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自此，应否引进辩诉交易以及如何引进辩诉交易一度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
孟广虎案之后不到一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03 年3月1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前者完善了简易程序，后者设立了普通程序简易审。2007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处理程序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对认罪的被告人酌情减轻量刑，或多或少带有协商的成分。
而从前几年开始，我国很多地方在司法实践中开始探索公诉案件的刑事和
解制度【4】。例如，2004年4月，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主动牵头，组织公
安、司法、街道等相关部门座谈，在国内率先探索轻微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方法，并正式会签了《雨花台区轻微刑事案件联合调解会议纪要》。根据《纪要》，满足以下3个硬“杠杠”过错方能够免丁?犯罪处理：（1)案件必须是轻
微刑事案件，法律规定的量刑期在3年以内；（2)被告人要完全认罪，态度很好，被害人则耍完全谅解被告，同意不追究其刑事责任；（3)被告人和被害人
愿意和解，并愿意通过调解的方法解决问题【5】。2006年6月，南京市检察
院经过调研，出台了《南京轻罪案件公诉政策运用指导意见（试行）》，按照
该意见，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为：首先，应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与当事人
双方的和解自愿为基本前提；其次，刑事和解还应以案件事实己经查明、证据
确实充分为客观前提；最后，刑事和解应对侵害人做初步的社会危险性评估【6】。
目前，我国北京、河北、江苏、湖南、山东、广东等地都在试行刑事和解
制度，但各地对于刑事和解条件和程序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刑事和解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经由办案机关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主持，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下同）与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提供特定服务和宽恕等方式达成双方的和解, 从而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办案机关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
综合案件情况，特别是犯罪的危害性、加害人悔过、赔偿情况及被害人态度，
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或者在量刑上从轻处理。其目的在于通过非刑罚化措施或轻缓化刑罚的修复性处理方式，化解、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7】。
在最高司法机关出台被告人认罪案件处理程序的专门司法解释，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纷纷实践刑事和解制度后，由丁?现行法律规定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处理程序、刑事和解、辩诉交易都以加害人认罪为前提，加害人认罪后，都相应会受到从宽处理，特别是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都体现了协商的精神，个别学者则主张借鉴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确立控辩协商制度。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有无区别？二者是什么关系？中国应否确立辩诉交易或者控辩协商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应否从辩诉交易制度中吸取有益成分以及如何从辩诉交易制度中吸取有益成分？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方向如何？这些都要求我们对辩诉交易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全面分析美国采取该制度的背景和实行该制度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理性地判断司法实践中探索的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有无区别、有何区别，辩诉交易制度能否在中国引入，等等。
一、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
被告人的有罪答辩（pleaofguilty)作为辩诉交易的前提，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国建国之初【8】。而辩诉交易的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美国产生, 但一直处子“地下交易”的状态。直到1970年，在Bradyv.U.S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在该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第一，要接受以辩诉协议为依据作出的认罪答辩，其标准和接受与其他认罪答辩的标准一样，即答辩必须“自愿”和“理智”。第二，在辩诉交
易案中，决定“自愿”的标准无须遵循自白案件的标准。虽然官员（检察官）
的许诺与提起公诉的威胁可能使得一项自白的作出“并非出于S愿”，并由此违背了宪法，但这种做法与认罪答辩所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认罪答辩是在公开的法庭上，以及律师的帮助下作出的，被告人在精神上和其他方面所受的压力，并没有在警察局所受到的类似压力所具有的不适当性。为了保证这一程序公正进行，联邦最高法院耍求法官在接受有罪答辩时必须确信：被告人在接受答辩前知晓其选择后果；被告人理解指控的性质和对权利的放弃；被告人的答辩是自愿的；有作有罪答辩的事实基础，被告人不允许参加交易，他必须依靠其律师的交易技巧【9】。
197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Santobell v. New York案的判决中指出：“如
果每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其
法官的数量和法庭设施增加许多倍。”“辩诉交易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不能欠缺的构成要素（essential component)，如果运用得当，它应当受到鼓励”，再
次确立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10】。
1974年，美国修订的《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辩诉交易的一
般原则及程序，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辩诉交易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法律地位。
从此，辩诉交易在美国迅速兴起。有一个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辩诉交易在美国刑
事司法制度中运用的广泛性。纽约市1990年刑事犯罪和使用辩诉交易的情况如下：犯重罪而被逮捕的有118, 000人次，轻罪达158，000人次。在118，000 人次的重罪案件中，有64，000人在侦查阶段就作交易解决了，占54. 24%;有54，000人按重罪起诉到法院，占45. 76%，即不足一半，而其中又有45, 000 人是按辩诉交易解决的，占83. 33%，5, 000人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占
9.26%，仅4，000人按正式程序开庭审判，占7. 41%.而用辩诉交易解决案件，在芝加哥占85%，克里夫兰市占86%，圣保罗市占95%，洛杉矶市占81%【11】。可见，辩诉交易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便重罪案件，多
数也通过这种程序来解决。
辩诉交易在美国的产生乃至迅猛发展，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美国特定
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实践的产物。
首先，美国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所发生的刑事案件数量之多在全世界首屈
一指，并且呈不断增长趋势【12】。为了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来解决日益增多
的案子，必然寻求一种简易、快捷的结案方式，辩诉交易也就应运而生并被广泛运用。但数量上的原因不是唯一的。有罪答辩是辩诉交易的前提，不进行有罪答辩，就不能进行辩诉交易。可见，辩诉交易的产生除了与案件数量太大有关外，还有着其他的原因。
在美国，被告人的权利受到较多的保护（例如享有沉默权），检察官的刑事侦查权则限制较多（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犯罪日趋智能化、组织化，这也给检察官的侦查带来了困难。因此，在美国，案件的质量是很差的。这是辩诉交易产生和发展的第二个原因。在这种质量不高的案件中，无论是就控辩双方掌握的事实和证据，还是就陪审团最后的认定来说，都存在着许多难以确定的因素。被告不敢断定自己会被无罪释放，检察官也不敢断定法庭会按指控的内容定罪。为避免诉讼彻底失败的现象发生，双方都愿意进行辩诉交易，这是符合各自的利益需要的。就被告人而言，由于检察官对他的指控减少或降格了，可以获得比陪审团和法官审判后所作的处理较轻的判决；就检察官而言，可以确保所控告的人有罪，使得他的工作看上去很有成效；对处于第三方的法官来说，由于避免了开庭审判，也就避免了一次令人费精力聆听的法庭辩论，从而提高了办案速度。正是由于各自利益的驱使，辩诉交易在美国自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后，很快就在司法实践中蔚然成风。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的诉讼程序过丁?繁琐、冗长，一来使法院积案过多，无法应付；二来徒增检察官和当事人的负担，诉讼成本扩大，造成讼累的事实。但繁琐的正式审判程序是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考虑，不经过反复的筛选过滤，不允许对被告人轻易定罪。这是保障人权所必需的。同时，为了保护那些不堪讼累之苦或不愿受正式审判程序折腾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立法允许被告人在“自愿”和“理智”的前提下，作有罪答辩，与检察官进行交易，这是对正式审判程序的简化和变通，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无论政府还是被告人，尤其对于人力、物力、财力处子弱势的被告人来说，是乐丁?接受的。
以上三个现实层面的原因，在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鲁道夫?吉里安尼就诉
讼的拖延、案件的积压而发出的警告中得到了证实：“州和地方间的刑事审判体系有崩溃的危险，原因在于两方面：经受大量案件的积压；诉讼程序繁琐重叠，美化被告的权利，使他高于一切其他人的权利。”但一个司法制度的产生, 通常也受到以国家诉讼机制与民众诉讼理念为主的诉讼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辩诉交易在美国的产生和流行，也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美国采取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当事人主义”是程序运行中的决定性原则，它至少包括两点：当事人处分原则与法官消极性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 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或标的物。在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与辩诉交易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罪状认否程序”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这一程序中，如果被告做出有罪答辩，则意味着他放弃了获得正式审判和无罪宣告的权利。检察官尽管作为政府或者社会公众的代表追诉犯罪，但在诉讼中的地位只是处r起诉一方的当事人，相当于原告。同时，他又是特定的司法管辖区真正的主要的执法官吏，行使一种独特的准司法与行政权力相混合的权力【13】。
他拥有广泛的起诉裁量权，可以根据一定时期刑事政策的要求或者与犯罪作斗
争的实际需要，决定对犯罪人不予起诉或降格起诉。只有这样，他才有与被告
方进行辩诉交易的资本。检察官所作出的撤销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尽管具有终
结诉讼的效力，但只是对于被告人处分的回应，实质上也是当事人的处分，不
具有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司法裁判的性质。对于法官而言，他的审理范围受原
告提出的主张限制，审理和判决不能超出控方主张的范围，也就是遵循“不告
不理”的原则。在法官看来，如当事人双方都没有争议的事实，则照此认定即可。既然被告己经承认犯有检察官指控的罪行，亦即双方对指控的真实性不存
在争议，法官便可据此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和处刑，无需再开庭审理。这是辩诉
交易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此外，辩诉交易立足子充分尊重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主体地位的程序正义
观的基础之上，同时符合人们追求刑事判决的“合意性”和“可预测性”的心理。因为司法审判作为公力救济手段，虽有和平和强制正义的优点，但争端并
不是由双方自己解决，而是提交给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第三方，其结果是一种
不可预测的“非黑即白”，不取决于双方，尤其是被告人的意愿。即使处理结
果完全公正，也往往给人不正义的感觉。而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不再仅仅是
被处置的对象，可以作为诉讼主体，积极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以自己的行为自主地影响乃至决定自己的命运。即使在作了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的“自愿”和“理智”的选择，避免为了实现国家“一般预防”的目的而牺牲个人利益。正是个人权利至上和自由主义的观念使得辩诉交易为人们接受并乐于使用。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品评
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于上世纪70年代对辩诉交易加以肯定，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也被广泛运用，但是，辩诉交易引起的
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总统的法律实施委员会和司法行政委
员会认为，在美国诉讼史上，没有哪一个问题的争论比辩诉交易更大了【14】。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着辩诉交易带来的好处和弊端以及是应该废除还是保留这
项制度来进行的。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弊端
辩诉交易在美国产生后，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1973年，阿拉斯加州总检察长克鲁斯就命令全州所有检察官停止参加辩诉交易。同时期，“全美刑事审判标准及目标咨询委员会”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声疾呼争
取在1978年以前废除辩诉交易【15】。而这些，都是与辩诉交易制度本身的弊端分不开的。
从理论上来讲，“控方和被告方的交易权是平等的”，但由于检察官有着广泛的不受约束的起诉裁量权，而法官处丁?消极地位，很少采取措施来保障有罪答辩的“自愿性”和“理智性”，也很少审查答辩是如何取得的以及答辩的实质是什么。这样，检察官为促使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就有可能在交易过程中有意提出一项或几项与事实不符乃至加重了的控罪，而为了达成交易又随后撤销一些指控或减轻控诉罪行的严重程度。而被告人要么合作接受交易，作出有罪答辩，放弃其所应得的获得法庭正式审判和无罪宣判的权利；要么就要冒着在审判中被判处较重刑罚的危险。被告人为了避免受到较重刑罚的危险，往往作出违心的答辩，交易的“合意性”和“自愿性”虚有其名，被告人的权利
被剥夺，这也与“正当程序”的理念不相符和。
其次，在辩诉交易的操作过程中，辩护律师一方面同检察官谈判，为被告人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同被告人磋商，说服被告人接受检察官提出的条件。但辩护律师通常拥有个人利益，这种利益并不能代表或等同于被告人的利益。例如，辩护律师可能希望在处理案件方面不花费任何时间，而仍然获得同样的律师费用。尤其是那些被法院指定来为贫穷被告人服务的公设辩护人，常常不为被告人提供有效法律服务，他们更愿意与检察官合作，使案件尽可能通过有罪答辩的方式得到处理。这样，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就得不到充分行使，甚至会被辩护律师所“出卖”。
再次，辩诉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而只需其作出有罪答辩即可。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辩诉双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包括证据的质和量、双方的谈判技巧和手段高下、被告人的心理状态等等，使定罪和量刑与案件的具体事实的关系减弱。从个案上来讲，被告人对案件处理结果有相对预测能力和决定能力，但从案件总体上来讲，则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两个可能的后果：一是无罪的人因怕定重罪而承认有罪；而对T?那些真正触犯刑法的犯罪人，则无疑是一种让步，减弱了判决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的作用。二是被控罪行大体相同的被告人可能因为拥有资源力量的不同而获得迥然不同的判决。于是乎，罚不当其罪的现象屡屡发生，
“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的正义原则成为神话，给刑事审判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
最后，辩诉交易的进行，降低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尊严和权威。它实际上将审判权力从法官转移给了检察官，“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受到了损害。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布朗所言：“它让检察官篡夺量刑法官的职能，因此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16】。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的走廊里就交易进行讨价还价，跟做买卖一样，对法律表现出极不严肃的态度，叫公众如何来相信司法的公正呢？而只耍交易达成，被告人在法庭上作有罪供认，并发誓供认出于“自愿”，则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就默不作声认可和证实被告人的虚假陈述，案件的真相极有可能永远得不到揭示。被告人呢，承认有罪可能并不是出于内心的悔过或者愿意接受惩罚，而是感到侥幸，“金钱和机遇使他们受到了很轻的
处罚”【17】。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优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沃伦?伯格曾指出，“通过辩诉交易来确定指控，不仅是刑事诉讼的基本部分，基于诸多理由，它还是极受欢迎的一部分。【18】”辩诉交易正是基于以下优点，而成为“极受欢迎的一部分”，并在较
短时间内就风行全美国的。
首先，它迅速而彻底地处理了绝大部分刑事案件，是解决案件积压问题的一条捷径。如前所述，美国犯罪率极高，正式审判程序繁琐，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不堪讼累之苦。从客观效果来看，辩诉交易的使用使大量刑事案件不经正式审判获得迅速的处理，有效地解决了案件积压和司法拖延的问题，成为确保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没有它，“整个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19】。
与之相关联的一点，是辩诉交易制度大大减少了诉讼成本。一个大的刑事
案件，从调查到审判结束，往往要花费政府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美元
的费用，如果被告不服有罪判决而提起上诉的话，则还要花费数目巨大的资金。对于被告人而言，诉讼越长久，则花费的时间和财力也就越多。但如果双方能
够达成协议，则费用大大减少，甚至可以免除。这无论是对于一般的美国人，
还是对丁?财政并不宽裕的美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辩诉交易正是从两种意义上减少了社会总费用：一是辩诉交易本身所需要的费用大大低于正式审判
所需要的费用；二是由r本身成本低，承担了相当数量刑事案件的解决任务，
避免由于大量案件涌向正式审判而导致的社会总费用的增加。
再次，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存在，标志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起着明显的作用。被告人积极地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程序主体地位的一种体现。正如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指出.? “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均扎根r个人自由和独立的观念。”【20】辩诉交易制度鼓励被告人积极行使辩护权，怀疑事实、怀疑法律、怀疑惩罚的力度和合法性，怀疑司法权力行使时的公正性，使被告人站在与检察官
平等对立的地位上来就定罪与量刑讨价还价，发挥被告人的主动性。在这种制度中，诉讼进一步民主化了。
最后要谈到的，既是对辩诉交易所持批评意见的反驳，也可看作是对其优点的一个总结。反对辩诉交易的人认为它违背了审判权独立、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罪刑相适应等原则，落脚点即是违背了司法公正。这种公正，是理想中的司法公正，要求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平等地位，法官执掌审判权处于超然屮立的地位，客观真实地再现案件事实。然而，受到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客观真实”在司法实践中又能实现多少呢？辩诉交易并不否认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它甚至使被告人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交易，就定罪和量刑讨价还价。就如日本学者棚赖孝雄所说，由当事人自己负责使判决逐渐形成正是审判获得正当化机制的关键之点，是迈向自由主义审判模式的重要步骤【21】。至于法官，并不必然认可控辩双方的交易。众所周知，美国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刑事案件的积压已成为社会极为头痛的毛病，几乎要把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压垮。这种情况下又何以奢谈理想的司法公正？而辩诉交易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公正观：确保有效定罪，迅速结案。这种公正观就是现实主义公正观。贝卡利亚曾指出：“诉讼本身应该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22】。正式审判程序的冗长，排除合理怀疑的巨大难度，又能保证在多大程度上对被告人及时、有效地定罪呢？辩诉交易简易快捷地解决案件，难道体现的就不是一种公正吗？谁又能肯定，一本正经的指控和审判就比在检察官办公室或法院过道上进行的辩诉交易更为公正和完善呢？
(三）辩诉交易制度的改革主张
辩诉交易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保证了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种种弊端。正如美国弗洛伊德?菲尼教授指出：“正当程序革命既没有创造辩诉交易也没有试图取消它。”【23】作为一种并不理想但又必不可少的案件处理方式，美国一些学者提出了对辩诉交易的改革建议。其中美国律师协会认为辩诉交易应附加三点限制：一是检察官与被告律师之间的协议必须公开；二是禁止法官参与这种讨价还价的谈判；三是刑期不许谈，因为判刑完全属于法官的权限【24】。胡斯教授认为，辩诉交易与有罪答辩应进行相对
分离。他建议采取一种两步式程序：（1)在被告人提出有罪答辩之后，法官必须考虑据以作出判决的法律、司法实务的状况以及被告人个人的背景，然后才能宣布判刑的结果。（2)法官在对选择有罪答辩的被告人量刑时应当把减刑幅度界定为1/4至1/3之间而不是毫无限制【25】。基弗德教授认为，应当增加对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以使法官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他建议，检察官在审判前阶段应向法官提出一份有关辩诉交易过程及其结果的书面陈述，以确保法官审查辩诉交易合法与否；同时法官还应当综合考虑种种量刑的因素，以确定检察官提出的被告人的量刑建议是否得当【26】。
三、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当前，辩诉交易制度已经跨越美国国界，传播到了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不仅被英美法系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借鉴，而且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吸收辩诉交易中的合理元素，如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英国早在1970年的特纳一案中，上诉法院就首次直接面对了辩诉交易引发的问题，并规定了指导涉及交易的诉讼角色的“特纳规则”。《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448条规定了“基于当事人的请求而适用刑罚的程序”，被称为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关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司法制度的影响，中国全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曾指出：“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种方式，虽然不称作辩诉交易，但一旦犯罪嫌疑人认罪，就简化程序，从轻处罚，看来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27】
对于辩诉交易制度能否引入中国，我国理论界观点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肯定论、否定论和缓行论三种意见。
持“肯定论”的学者主张，我国应当谨慎而有限度地引进辩诉交易制度。他们认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可供借鉴的诉讼价值表现为：（1)确立刑事诉讼中诉讼双方之间的协商机制；（2)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以及被告人主体性的价值理念；（3)确立了基本证据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定罪的制度；（4)解决案件双赢的现实主义态度；（5)提高了诉讼的社会效益【28】。不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十分明确地表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只能作为一种补助措施，不可
能像美国那样占据司法体制中的重耍位置【29】。此外，为了防止辩诉交易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应当对辩诉交易进行规制。这包括：限制适用范围，只能将其适用于一定刑度内的案件，同时，一部分案件，如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案件等，禁止交易；限制交易内容，如限制量刑折扣的幅度，而且禁止进行犯罪性质的交易；规范交易形式，如以书面形式确定协商认可的内容，避免其后来失效。同时还应强调对这种活动加强司法审查，并健全救济机制等。此外，为防止或减少负面效应，可以采取分步推进的制度建构方式，并注意与相应配套条件的培植结合起来【30】。
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只能存在于对抗制刑事诉讼中，其制度背景的四大要素我国均不具备。在现行法律、政策框架下，存在着许多引进辩诉交易时所无法逾越的障碍，引入辩诉交易会对侦查、起诉和审判制度形成冲击，破坏正在逐步完善的程序法制，加剧司法腐败【31】。因此，在我国目前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尚不充分、程序公正观念刚刚确立、司法腐败较为严重、
国民法律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况下不宜移植辩诉交易制度。周欣：“我国目前不宜引进辩诉交易的原因考”，载《法学家》2004年第5期。
持“缓行论”的学者认为，可以对辩诉交易制度进行探索、研究、论证，
吸收其合理成分，以改革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加大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庭前
展示证据制度、普通程序简便审理等方而的探索实践，切实为实现公正与效率
服务。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考虑提出辩诉交易的立法建议【32】。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博士曾指出，从社会的发展看，从经济的全球化、法制的相互借鉴来看，辩诉交易应该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趋势【33】。当然，鉴于辩诉交易在美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原封不动地引进该项制度，而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前面所谈到的意大利等国也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而是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移植，并且针对辩诉交易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以意大利为例，其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基于当事人的请求而适用刑罚的程序”对辩诉交易作了以下限制：（1)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交易；（2)限定最高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1/3，最终判刑不得超过 2
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双重限制，就把严重犯罪排除在该程序之外；（3)删去了
将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作为辩诉交易的前提条件；（4)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被告
方仍可以要求法官依法减刑1/3.法官不参加控辩双方的交易，也不要求当事人
在庭审时提供证据。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法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如果
他认为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表明被告人愿意进行协议，所要求的量刑不妨碍被告
人改恶从善，他必须按协议处刑；另一种是假如法官得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
他可以置协议于不顾，认定被告人无罪。
可见，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吸收和借鉴与其说是生搬硬
套辩诉交易这个死的制度，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其所体现的协商精神以及简捷迅
速的案件处理方式。我们在对待鉴辩诉交易制度时，也必须详细分析其产生的
原因，辨别它的优点和弊端，认真考虑美国学者的改革主张和别国吸收、借鉴
该项制度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借鉴、吸收，还是移植、引进，都应当最大程
度地实现公正和效率两项司法目标的密切结合。
余论：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区别及借鉴
如前所述，我国很多地方都在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和解的过程大致是：如
果发现一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办案机关就和另外一方当事人联系。如果双方
都有和解意愿，他们就坐下来谈。首先加害人认错、赔礼道歉，被害人原谅，
之后双方就可以协商具体的协议内容，包括赔偿损失或以其他方式弥补损失。
最后达成协议后，有关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或从宽
量刑的决定。
美国的辩诉交易与产生并发展丁?我国本土的刑事和解较为相似，二者都是
通过协商方式达成协议解决刑事案件，都为双方S愿协商，加害人都会因接受
协议而获得从宽处理【34】。在两种不同的制度下，双方协商的动力，都是出
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从而避免“零和”【35】
然而，仔细比较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的具体程序和内容，二者并不相同，存在着以下区别：（1)适用的案件范围。我国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主要是轻微刑事案件，案件类型集中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以及包括家事诉讼
类案件。刑事和解不能适用于以下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斉的案件；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加害人系具有较强的反社会性的累犯、惯犯案件等。而美国辩诉交易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没有限制，任何刑事案件，不论性质和严重程度，均可以采用辩诉交易程序解决。（2)适用的条件。我国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是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和加害人认罪且真心悔过。而美国适用辩诉交易的条件则是辩方作有罪答辩，即被告人承认有罪。（3) 和解或交易的内容。刑事和解尽管在名称上称为“刑事和解”，但实际上并非是直接对刑事部分的和解和处分，其实质是当事人对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并表达对刑事部分如何处理的意见，由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对案件做出处理。当事人直接处分的是民事权益（可能间接影响刑事部分的处理），而不是刑罚权【36】。但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和被告人交易的是刑罚权，包括罪名、刑罚都可以称为交易的对象。（4)对加害人的处理结果。刑事和解的处理结果，包括要求加害人在和解期间内不再重新犯罪，经济赔偿，劳务补偿、公益劳动，
以及赔礼道歉。辩诉交易则是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后，控方承诺在起诉时减轻
指控罪名，减少指控罪数，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辩诉交易不以赔偿、
道歉作为处理结果，交易的结果很有可能违背被害人的意愿，导致被害人被边
缘化。被告人对于被害人的经济赔偿也不是辩诉交易的必要内容。（5)主导者。
辩诉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主要通过其辩护律师进行交易）。交易达
成后，法官一般会接受双方达成的协议，但协议对法官没有约束力。辩诉交易
并不以征得被害人的同意为启动、撤销程序，达成交易协议的前提。为了缓解
案件压力，实际上，辩诉交易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换取国家
利益。刑事和解的主导者，包括办案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加害人和被害人。刑事和解将被害人纳入司法体系之中，作为启动、撤销和解方式的决定者，
被害人的同意对于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也具有决定意义。从结果上说，刑事和
解比辩诉交易更容易令当事人满意。（6)主持者和参加者。刑事和解的主持者，
包括由当事人选择的办案人员、人民调解员或其他人员；参加者主要是被害人
和加害人。辩诉交易没有主持者；交易在控辩双方g行展开，被告人往往通过
律师的帮助与检察官协商，达成协议。（7)对案件的处理方式。刑事和解成功的，公安司法机关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在量刑上从宽处理。辩诉交
易的法律后果则是案件不再进入正式庭审，而由法官对辩诉协议予以确认并直
接对被告人定罪处刑，诉讼程序终止。
辩诉交易是对正式的审判程序的简化，其实质仍属于传统司法模式，即对抗式诉讼模式。交易的结果，虽然是控辩双方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一方面，这种制度将被害人排除在司法体系之外，被害人不是制度的受益者，被害人的利益被牺牲了；另一方面，辩诉交易的结果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虽然从控辩双方的角度，他们都各自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这种妥协的成果，从整体上看，所实现的社会效益或许并不是最大化的，被害人、社会的利益并未得到适当的考虑或实现。刑事和解则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式的司法【37】，事实上，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就是反思传统司法方式的局限，应对现代司法危机的产物。合作式司法模式以利益兼得为理论基础，被害人、加害人、检察机关、法院都从中获益。
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协商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的共同契
约基础却是毋庸置疑的。辩诉交易作为当今刑事司法领域一项广为普及的实践，
其被美国诉讼理论界普遍认为是一种经典的契约式的合同关系。同样地，如果
从契约的核心——含意的视角看，刑事和解在本质上也应算是一种特殊的刑事
契约。所谓刑事和解，归根到底不过是相关主体通过“和”来解决刑事纠纷，
而相关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才是和解的根本属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辩诉协商与刑事和解是共通的，它们的实质都是通过与案件的加害人进行协商，从而使既已发生的社会纠纷得到解决。
而从理论上看，就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而言，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也存在衔接关系。以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为例，检察机关可以对轻罪案件优先适用刑事和解，和解成功即达成和解协议并且加害人履行了相关义务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和解失败的，检察机关撤销不起诉决定。但是启动和解的条件，是加害人认罪且真心悔过，这样，即使和解失败，被适用和解的加害人必然已经认罪。检察机关当然不能将加害人在和解过程中所作的陈述作为和解不成后对其指控时的控方证据。但是经过和解的加害人有极大可能在回归到传统办案方式后，仍然认罪。这样，就符合了适用辩诉交易的条件。总之，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失败后，检察机关仍可以对认罪的犯罪人适用辩诉交易。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的衔接，为轻微刑事案件从正式审判程序中分流,
从而减轻司法机关办案压力，提高诉讼效率，提供了前后相续的两种途径。
基于以上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的相似之处及衔接关系，有学者认为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二者在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主张实现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的“刑事契约一体化”【38】。具体作法是：“在刑事案
件一审判决之前，由检察官主导、被告人和被害人参与，三方共同加入到存在罪责争议的纠纷解决过程；经过三方的充分协商、谈判，就罪责承担及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官放弃追诉或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为契约内容；在侦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依据检察官的建议作出免刑、缓刑或降刑的判决。”【39】
有学者指出，长远地看，刑事和解将成为一种独立于正式刑事程序之外的特别程序【40】。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现今的民事部分的和解或早或晚会发展到刑事部分也可以和解的那一天，引入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某些合理成分即是一种可能的选择。笔者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对刑事协商制度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例如，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合理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类是有犯罪事实，但证据不够确实、充分即证据存有瑕疵的案件；一类是起诉过程中因被告人翻供而使得证据有重大变化而又无法查证的案件【41】。这里的刑事协商机制即游离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和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之间。笔者认为，既然诉讼的根本目的是耍解决纠纷，就应当赋予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更为广泛的处分权利，包括罪责刑都应当可以成为刑事和解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在将来有着更多的相互融通和借鉴空间，刑事契约一体化的构想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可以成为现实。
注释：
【1】BryanA. Garner，editorinchief，B1ack?sLawDictionary, 8thEd, WestPublishingCo. 2004.p. 1190.
【2】针对检察官的指控，被告人可以作无罪答辩，有罪答辩或不愿辩护也
不承认有罪的答辩。后两种答辩在诉讼中的意义相同，都被认为是放弃了要求
正式审判的权利。这就是“罪状认否程序”，是辩诉交易的前提。为行文方便, 文中统称为有罪答辩。
【3】参见徐友军：《比较刑事程序结构》，现代出版社1992年版，第82 页。
【4】所谓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其实并非当事人之间就刑事处罚进行和解, 其实质是当事人对民事权益的处分，而非对刑罚权的处分。办案机关在当事人
达成民事和解的基础上，听取当事人对刑事部分的处理意见，根据案件情况作
出处理。
【5】智敏：“南京刑事和解引发的争议”，载《记者观察（上半月）》2007年第4期。
【6】智敏：“南京刑事和解引发的争议”，载《记者观察（上半月）》2007年第4期。
期。
【8】Commonwealt v. Battis, IMass. 95 (1804)。
【9】参见甄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10】 Santobell v. New York, 404U. S. 257，260 (1971)。
【11】根据纽约大学哈里?苏宾教授1993年7月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演时提供的数字。参见程味秋：“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之比较”，载《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2期。
【12】魏晓娜：“美国辩诉交易根由之探析与品评”，载樊崇义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605页。
【13】参见何家弘：《中美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
版，第92页。
【14】参见徐友军：《比较刑事程序结构》，现代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15】参见项振华：“美国司法价值观的新发展”，载《中外法学》1996 年第2期。
【16】【美】约翰?布朗：“刑讯与辩诉交易”，朱奎彬译，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7】陈瑞华：“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与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之比较(上）”，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
【18】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 页。
【19】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 页。
【20】熊秋红：《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21】【日】棚赖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22】【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23】【美】弗洛伊德?菲尼：“美国的刑事诉讼法改革对两项改革的历史检验：排除规则与公开的辩诉交易”，1994年北京国际刑事诉讼法研讨会论文。
【24】程味秋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71页。
【25】陈瑞华：“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与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之比较(上）”，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
【26】陈瑞华：“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与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之比较(上）”，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
【27】张军、姜伟、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8页。
【28】陈卫东：“从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意义”，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
【29】陈卫东：“从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意义”，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
【30】龙宗智：“正义是有代价的——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兼论一种新的诉讼观”，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
【31】孙长永?? “珍视正当程序，拒绝辩诉交易”，载《政法论坛》2002 年第6期。
【32】谭金生、王海虹：《慎用辩诉交易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316页。
【33】张军、姜伟、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页。
【34】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35】“零和”是博弈论的术语，是指对弈双方的收益，如果一方所得正是另一方所失，双方所得之和为零，则称为“零和博弈”。诉讼是一种“博弈”，为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可以实行和解与妥协的观念。辩诉交易更是一种典型博弈。在进入审判前，控辩双方可能的战略组合有两个：选择正式审判或者选择辩诉交易，参与人的收益如果量化的话，正式审判的收益要么是100%，要么为0,这种选择的结果正是“零和博弈”；而辩诉交易的收益虽然达不到100%，但它可以避免出现收益为0的风险。参见龙宗智：“正义是有代价的一一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兼论一种新的诉讼观”，载《政法论坛》2002
年第6期。的结果。
【36】宋英辉：“关于刑事和解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刑事和解与刑事诉讼法完善研讨会（2009年1月10 — 11日，中国?北京）会议材料》，第41 页。
【37】模式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1_27 页。
【38】持刑事和解和辩诉交易“刑事契约一体化”观点的文章有：马静华、陈斌：“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载《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刘方权：“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任柏青：“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比较研究”，载《文教资料》2006年10月号上旬刊；郭建：
“刑事契约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互补与融合”，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9】马静华、陈斌：“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载《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
【40】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1】冯春明等：“’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度之构
建”，载《刑事和解与刑事诉讼法完善研讨会（2009年1月10 — 11日，中国?北京）会议材料》，第224—225页。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廖明
中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体制的问题及其改进 在各国的证券监管体制中，证券交易所始终都是以一个重要的自律机构的形式在整个证券监管体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证券交易所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指导和扶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使得我国的证券交易所与国家监管机构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1995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了证券市场的“八字方针”：“法制、监管、自律、规范”，把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都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仍然主要体现在政府监管方面，自律监管制度的发展则明显滞后。为了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完善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组织功能，发挥其在行业自律、诚信建设和业务创新方面的职能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 一、中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制度的现状 为了强化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我国的立法部门多次修订了《证券法》，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05年并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新的《证券法》在法律上明确了证券交易所作为自律组织的地位，强化了其自律监管职能，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这一定义，第一次在《证券法》中明确了交易所自律管理的职能和交
易所自律组织的性质。新的《证券法》还将原证监会享有的本该属于证券交易所的权力转移到证券交易所。例如，依照新《证券法》，证券上市交易申请由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不再由证监会核准。暂停或者终止股票上市交易，由证券交易所直接决定，不再由证监会决定或者由证监会授权交易所决定。甚至交易所对证券上市条件也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即交易所可以规定高于《证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另外，新《证券法》还进一步明确了交易所制定规则的权力，规定“证券交易所依照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会员管理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则，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一规定，明确了交易所制定规则的范围、内容及程序，而制定规则是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能的集中表现。因此，《证券法》的修改确立了证券交易所自律组织的地位，而且有关自律监管权力的规定也与发达证券市场的做法基本一致。 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对其会员――证券公司的监管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基于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的行政性监管，其二是基于内部自治规则的自律监管。中国证券交易所监管权力的法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 (1)《证券法》第五章以专章规定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设立、权利、义务等内容，其中交易所可实施的具有对会员监管性质的权力主要包括自行支配各项费用收入；对证券交易实行实时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项 目管理中成功的要素 Company number【1089WT-1898YT-1W8CB-9UUT-92108】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成功项目管理因素分析 一、展会背景 即广州交易会，简称，英文名为。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举办，距2016年已有五十九年历史，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单一出口平台变为进出口双向交易平台。2012年10月15日，第112届广交会开幕，尽管受全球市场仍处于持续降温状态影响，但中国外贸发展的传统优势并未根本削弱。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48个交易团组成，有数千家资信良好、实力雄厚的外贸公司、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外商投资/独资企业、参展。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贸易方式灵活多样，除传统的看样成交外，还举办网上交易会。以出口贸易为主，也做进口生意，还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以及商检、、、、等业务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广州，互通商情，增进友谊。 展馆座落于广州琶洲岛，总建筑面积110万平方米，室内展厅总面积33.8万平方米，室外展场面积4.36万平方米。2014年6月19日，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四期扩建规划通过，四期建设后，展览面积达50万平方米，超过的47万平方米；整个琶洲地区会展面积达66万平方米，规模。
二、因素分析 针对“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成功项目管理因素分析，本小组讨论结果如下： （一）新的主题理念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统领，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和商务模式，持续提升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水平，建设“智慧广交会”和“绿色广交会”，积极推进从出口贸易单一功能平台向结识客户、展示洽谈、行业交流、信息发布、产品推介等综合功能平台转变，更好发挥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作用，在更高层次上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二）明确的参展范围 广交会分三期举行，每期都有不同的参展范围 第一期：大型机械及设备、小型机械、、、汽车配件、化工产品、五金、工具、车辆（户外）、工程机械（户外）、家用电器、电子消费品、电子电气产品、计算机及通讯产品、照明产品、建筑及装饰材料、卫浴设备、进口展区 第二期：餐厨用具、日用陶瓷、工艺陶瓷、家居装饰品、玻璃工艺品、家具、编织及藤铁工艺品、园林产品、铁石制品（户外）、家居用品、个人护理用具、浴室用品、钟表眼镜、玩具、礼品及赠品、节日用品、土特产品（109届新编入） 第三期：男女装、、、运动服及休闲服、裘革皮羽绒及制品、服装饰物及配件、家用纺织品、纺织原料面料、地毯及挂毯、食品、医药及保健
论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它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也有学者认为，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对刑事指控作有罪答辩，以换取国家对案件的合理考虑”。[1]（P385）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辩诉交易，然而我国的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无疑同样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髓。司法改革客观要求加大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的辩诉交易应当规范化及制度化，同时鉴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应注意在立法上为其确立一定的限度，以促进辩诉交易良好运作，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与效益。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美国出现，但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的状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的布拉迪诉美国案（Brady.V.U.S.A Brady United States,379,U.S.742,752-53[1970年]）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合法性。[2](P53) 1974年7月1日修正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作了明文规定。从此，“辩诉交易”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而如今的美国，辩诉交易已经占据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在美国，90%的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解决的。由于辩诉交易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并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的被告人的定罪，所以一经问世即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尽管美国有反对者对辩诉交易程序提出种种非议，但是，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辩诉交易已是确保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没有它，“整个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3]（P64） 辩诉交易的本质特征是控辩双方通过互惠的交易行为对自己的实体权力和程序权力进行的处分。在实际的操作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辩诉交易的参与主体 辩诉交易的参与主体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代表被告人），他们对案件的处理进行讨论、
辩诉交易：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内容提要】辩诉交易是肇始于美国并盛行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其顺应了效率观的要求，但对其公正性，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较大争议。近年来，我国有不少学者主张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也在试点探索与辩诉交易近似的刑事和解制度。如何看待辩诉交易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应否引入或借鉴辩诉交易制度？本文深入探究了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产生、发展的背景以及美国实行该制度的效果，并对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分析，力图找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辩诉交易刑事和解被告人被害人检察官 引言 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 《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控诉方和刑事被告人达成的一项 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人就一项较轻罪行或者多项指控中的一项认罪，以换 取控诉方的让步，通常是更宽容的量刑或者取消其他指控。”【1】辩诉交易体现了控辩双方的协商，是一种典型的刑事契约。其操作过程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 人的有罪答辩【2】。当控辩双方达成协议，且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被法官确认为出于“自愿”和“理智”，则在判决中体现这个协议，而无需再开庭审理。当然，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法院并没有义务必然接受，也可以驳回，如果驳回，则法院不受协议的约束，并给予被告人撤回其有罪答辩的机会。辩诉交易在美 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美国联邦和各州90%以上的刑 事案件以辩诉交易结案【3】。 辩诉交易!II产生以来，在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引起激烈争议。21世纪之前，我国学者对其大多持批判态度。然而，2002年，面对一起证据收集困难的刑事案件，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采用了辩诉交易。该案的基本案
辩诉交易在中国的适用 摘要： 关键词：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沿革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念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也称辩诉谈判、辩诉协商。辩诉交易没有非常统一的定义，通俗的解释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之前，处于控方的检察官与被告一方的律师进行会商与谈判，检察官以撤销指控、降低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刑罚的建议等为条件，换取被告人做有罪答辩或者满足控方其他条件。若交易成功达成协议，经法官审查并得到法官的同意认可而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在开庭审理的一种司法制度。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发展 关于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一般认为该制度是19世纪后半期在美国形成的，在全美国范围内普遍适用则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纽约州，1839年的统计显示全部刑事案例的25%是获得被告人的有罪辩解后判决的，这一数字在1869年增长到了70%，而到20世纪20年代，则猛增到了90%，统计数字的变化大致显示出了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发展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犯罪率居高不下，为了以有限的司法资源解决日趋增多的案件，一些地区的检察官开始大范围地使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由于这种结案方式灵活快速，节省人力财力资源，故此在联邦和各州得到了广泛采用。然而直到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正式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美国1974年修订实施的《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以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确的而详细的规定，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辩诉交易这一司法制度的法律地位。由于辩诉交易制度在没有增加法官、检察官数量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了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故此为司法部门乐于采用。目前，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的立法或者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形式的辩诉交易。 二、辩诉交易的分类 （一）根据协商内容对辩诉交易的分类 根据协商内容将辩诉交易分为控诉协商、罪状协商、量刑协商。 1、控诉协商（Charge Bargaining） 这种协商是指被告人所犯的罪行很重，检察官于是侦查起诉，但因举证较难或者为了避免繁琐的审判程序，便以减轻指控为条件，与被告人的辩护人进行协商，承诺以较轻的罪名起诉而换取被告人对于该较轻罪名的有罪答辩。被告人愿意承认控诉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为了
美国的两党制教案 第二框题 美国的两党制 一、【程标准】： 36 评述“驴象之争”的典故，结合实例，揭示美国两党制的实质。 二、【新教学】： （一）、政坛上的“驴象之争” 在美国，每四年要举行一次总统选举，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驴象之争”。1874年，美国一位画家创作了一幅漫画，画上有一个翘翘板，一边坐着一头驴，代表民主党；另一边坐着一头大象，代表共和党。这幅画的原意是讽刺两党轮流坐庄的美国政治现实，后来却为两党欣然接受。民主党认为驴子诚实、倔强、信守诺言，共和党则认为大象稳重、务实。所以，直到今天，驴仍是民主党的象征，象也一直是共和党的标志。“驴象之争”就是指两党角逐总统宝座，轮流坐庄。 、美国的政党制度——典型的资产阶级两党制 （1）、“驴象之争”的典故 （2）、美国两个主要政党
①民主党——驴 ②共和党——象 美国是实行资产阶级两党制的典型国家。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党、共和党在美国轮流执政，从未有过例外。目前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还有绿党、进步党等近三十个小党，但是这些政党从未执政，也没有对两党制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补充：说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并不意味着在美国只有两个政党，事实上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还有其它几十个小党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只不过这些小党没有左右美国政局罢了。 相关链接： 第三党无力问鼎白宫，却可能对总统选举结果造成一定影响。XX年总统选举中，绿党候选人拉夫尔•纳德只得到2．7％的选票，但由于民主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差距非常微弱，有人认为正是纳德使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无缘白宫。因为绿党以主张环保著名，吸引的主要是民主党的票源。 2、美国两党制的影响及其表现： （1）、影响： 美国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司法制度，都与两党制有着密切联系。
《会 展经典案例分析》 期末考试 题目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案例分析 班级会展091班 学号２ 姓名颜菲 2011年1２月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案例分析 1、发展历程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从１95７年起每年得春秋两季在广州举行.迄今为止已有近54年得历史,共举办了110届。从101届起，“广交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它就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得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所以它被称为“中国第一展”。 第一届广交会于１９5７年在广州春季开幕。参展国家与地区19个,展览面积９6００平方米,参展客商1２23位,展出商品１200０多种,交易额1７55万元。虽然一届得成交额不就是很高,可就是加上秋季，两届加在一起得成交总额占全国创会总额得百分之二十。从1９5７年到1989年广交会32年才首次突破１０0亿美元.而从１9８９年到２003年成交额达到20０亿美元,只用了15年。2004年
广交会得展览面积达到55、５万平方米,已达到世界单年期展览会面积得第二名。到2011年春季展会，展览面积11６万平方米，展览数量58699个，参展商数量２4415个,出口成交额３68、8亿美元. 在广交会得创办初期，主要就是以农副土特产为主。上世纪90年代,机电产品,高新科技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与日用消费品逐步成为广交会得主导产品.到20０6年机电占总比例得40、３%，２００5年秋季参展得民营企业比例达3６、57％，非公有制企业已达到7０%,成为出口主力军，混合参展商为广交会得主要特色。从单一得出口交易会变成了进出口交易会。从1957年到201１年，5４年间,累计出口成交额约8８92亿美元，累计境外采购商约约5７２万人,参展国家地区数量增加11倍，参展客商数量增加20倍,布展面积增长１20倍，出口成交额增加21０0倍。 首届广交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当时得展馆面积为96０0平方米.195８年4月,春季广交会迁至海珠广场西面侨光路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展馆面积13０00平方米。195９年10月起，广交会会再次迁移,迁至义路展馆,展馆面积47００0平方米。1974到2０08年,流花路展馆，展馆面积达17万平方米。2008年9月，广交会搬迁到琶洲场馆,由原来得“二馆二期”改为“一馆三期”,展会时间也将延长．琶洲展馆A、Ｂ、Ｃ三区总占地面积超过8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110万平方米，总展览面积３4万平方米。 ２。组织运营特点 １9５7年3月成立得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作为广交会得常设机构,就是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办与广东省外贸局属下得一个处级建制得事业单位.１９68年，为加强对广交会常设机构得领导,以适应广交会发展得需要，将广交会期间与闭幕后得名称统称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1９79年国务院比准广交会常设机构改为企业性质得单位。并在198０年成立广州对外贸易中心。1988年,中国广州对外贸易中心改成集团性企业,改名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随着外贸体制得改革,广交会得组团方式与组展方式也有了变革。197８年以前,广交会由当时得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并由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与统负盈亏高度集中得对外贸易体制．而在1９78年之后，广交
浅析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摘要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被告人通过委托辩护律师同检察官之间就被告人所触犯的罪名及相应的量刑进行私下的协商，从而达成交易的刑事司法制度。当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运用于美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之中，为高效审理案件，及时完结审判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但辩诉交易制度也存在着固有的弊端，因此我国在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适合于“中国特色”的形式予以合理地适用。 关键词：辩诉交易；评价；借鉴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况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念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同被告所聘请的辩护律师，就被告人所触犯的刑法罪名，以及相应的量刑幅度和范围，经由控辩双方通过私下协商，进行交易，最终达成定罪和量刑的一致意见，进而快速审结案件的制度。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运作模式 一方面，辩护律师可以与检察官进行协商，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名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被告人认轻罪的前提下，将其中较重的罪名替换成较轻的罪名。或者就监察官所指控的多项罪名进行协商，就其中指控的某项或者某几项罪名有条件地予以撤销。 另一方面，当辩护律师在分析案情后，对于定罪没有协商的空间时，可以与检察官进行量刑上的交易，通过由被告人直接认罪以此来获得较为宽缓的量刑幅度。 （三）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特点 1.交易主体的特殊性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辩护律师结合检察官所掌握的相关证据，基于其辩护策略，对被告人所提出的建议。其实质上是被告人行使自己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当被告人选择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则会向检察官提出要求进行辩诉交易的请求。从而使得案件无需进入繁琐复杂的审判程序，而直接通过辩护人和检察官之间的私下交易来提前协商定罪罪名或者量刑范围，而后向法官提出，并经由法官向被告人说明和确认，最终完成刑事案件的审判。 2.交易内容的可选择性 检察官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检察官可以结合特定的案情，提出相应的指控罪名和量刑意见。然而当相关案件对
从辩诉交易第一案到我国的被告人认罪制度 ——对辩诉交易在我国发展前景探析 杨怡敏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协调与合意行为，在外国是在一片 争议声中成长起来的。面对我国现状，建立与否也同样有着很大争议，在本文 中，笔者试从其利于弊的角度，以及与现行制度的契合与不符之处进行了探析， 最终希冀在一系列理念契合的基础上，能逐步建立起符合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 关键词：辩诉交易合意正义法治损害 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继而轰动一时的“中国辩证诉交易第一案”久已落下帷幕1。其详细案情及运作过程也无需更多着墨。随之而来的最高检的禁令2则终止了刚刚萌芽的新事物的成长。我们无法说最高检的禁令是一种扼杀。当一个生命的出现没有足够的养分去浇灌，其状态可能是贫瘠的，其成长没有正确的导向与支撑，有可能是畸态的。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同样如此。在此种状态下我们又何能指望制度服务于社会的目的去实现呢？也许中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第一案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 而在去年的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同颁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为慎重起见，附上“试行”二字。距离“辩诉第一案”时隔不到一年，恐怕谁也不能说这一制度的建立纯属偶然。从被告人的认罪制度的规定中，我们看到了其与辩诉交易的微妙联系，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先让我们放眼世界来看看辩诉交易的国际发展与利弊之争。 一、辩诉交易的国外发展及利弊之争 （一）辩诉交易的定义 《布莱克法律辞典》认为：辩诉交易是指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控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为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3。《美国法律辞典》中辩诉交易指“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者通过他或她的律师与公诉人进行协商达成的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的程序。4”《诉讼法学词词典》则认为“英国的辩诉交易是法官双方当事人的律师之间的交易，而美国的辩诉交易则是辩诉人与起诉人间的交易，法官不介入。”5《法学大辞典》给我们描述了辩诉交易谈判的条件“（1）被告人有罪（2）有罪答辩要出于被告人自愿…。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1）、被告人罪行的轻重…（2）、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3）、检察官掌握证据的充分可靠程度，（4）、辩护律师的态度（5）、法官的态度”6以上的说法使我们对辩诉交易有了大致了解。 （二）国外发展 众所周知，对我国而言，辩诉交易是个舶来品。在美国，它真正确立于1970年美国的布雷迪诉联邦政府一案。在此之前，实践中久已广泛运用，只是未能得
信用交易与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创新 摘要中国证券市场创建10多年来已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制度缺陷明显差不多制约其进展专门不能专门好地应对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金融全球化和证券市场国际化越来越猛烈的挑战加快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专门是进展证券信用交易关于我国证券市场的进展尤为重要本文在分析了市场环境变化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挑战之后讨论了进展证券信用交易的意义及模式选择关键词制度创新；信用交易；模式 一、制度创新——中国证券市场成长的动力 当前中国证券市场进展的外部环境正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要紧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日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蔚然成风中国加入WTO使得经济金融全球化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阻碍更加真切 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无疑会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新的进展机遇但更多的是挑战因为中国证券市场有明显的缺陷股价运行的极端不平稳性投资者行为缺乏理性极具打算经济色彩的中国式“分业模式”阻隔货币市场资金与证券市场之
外严峻威逼到证券市场资金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 这就要求我们分析阻碍市场进展的因素寻求中国证券市场进展的途径证券市场作为社会经济复杂大系统的一部分与外部环境之间总存在信息和动能等的互换由此获得推动市场进展的外部动力；证券市场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和谐的这是其内部动力而且是市场进展的全然动力(李启亚,2001)中国证券市场要在国际化与市场化的趋势下获得进展应加快对外部市场开放的步伐以便从外部猎取进展的力量；但最全然的应该是证券市场的创新促使中国证券市场适应世界经济和国际资本市场进展趋势的过程证券市场创新的内容专门多然而我们认为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来说最迫切最全然的是制度的创新因为大量的研究说明体制、结构、机制和法律等制度性缺陷差不多成为我国证券市场进展的全然性障碍解决市场进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应该从制度创新入手证券市场制度创新的内容要紧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的创新；交易制度创新即进展多层次的市场并引入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监管制度创新等就中国证券市场当前的形势来看进行证券信用交易试点并逐步引入证券信用交易发挥买空卖空机制关于活跃市场增强市场稳固性等方面的作用应该第一提上制度创新的日程
美国、意大利辩诉交易之比较分析 提要：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其他国家在借鉴美式辩诉交易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本土化改良使辩诉交易的积极作用在本国日益彰显。 关键词:辩诉交易;移植;本土化改良 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是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辩诉交易存在破环法律权威、践踏公众道德正义之嫌,但它还是以其结案快、效率高等优点为许多国家所推崇。意大利就是在引进美国辩诉交易的同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使之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本文笔者就是要在对美意两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来说明意大利是怎样对美式辩诉交易进行改良的。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述 辩诉交易,也称答辩交易,抗辩交易。它是指在审判前(主要发生在传讯阶段),控诉方和被告方经过准备,然后双方进行谈判,讨价还价,如果被告方满足控诉方的要求,则控诉方或者撤销指控,或者降格控诉,或者将来从轻判处。由此可以看出,辩诉交易的特点有:1、辩诉交易在审前的诉讼阶段进行,主要是在传讯阶段;2、辩诉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3、辩诉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是指自由裁量权内的“有利指控”、就辩方而言则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4、辩诉交易是双方当事人合议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法官不得干涉。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于美国,该程序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几乎不为人所知,美国法史学家亚里德曼认为,平意上的辩诉交易至少于100多年前就出现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公诉人就愿意通过交易的方式说服被告承认实施了某些罪行以了结他们没有多大把握打赢的官司,并且尽管在交易过程之中法官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正如亚里德曼所说,在19世纪早期或者中期, 辩诉交易已经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开始出现,并且在19世纪后期成为美国许多州刑事法院处理案件的一种惯例。一些研究证实,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已经普遍化。然而,尽管辩诉交易在实践中一直被广泛运用,却几乎都是私下进行的。交易不被记录在法院文件中或者得不到刑事法院诉讼规则的认可。但1970年美国最高法院承认明示答辩协议中辩护律师的重要性后,诉辩交易终于获得了合法性,次年在santobell v.newyork(1971)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辩诉交易的做法,将它称为“非常令人向往的事物”。目前,在美国联邦和州的司法系统,辩诉交易大量存在,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处理的。 辩诉交易制度所具有的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不仅在英美法系内部国家得到广泛借鉴,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 辩诉交易在加拿大逐步得到了肯定,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1984)在一篇工作报告中将辩诉交易几乎当成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日常部分;而且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得到普遍应用,比如意大利在1988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引入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诉讼制度,重新调整和设计了意大利的刑事诉讼程序,其中的“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即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就是较有特色的程序制度之一。
辩诉交易制度构建 ”【摘要】 20XX年4月，XXXX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适用“辩诉交易”审理了一件故意伤害案，而我国行事诉讼法律规X中并没有对“辩诉交易”作出规定，从而使“辩诉交易”是否能在我国实施在全国X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不久公开表态：辩诉交易目前不能用于办案。在此，笔者对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实施及构建问题略作探悉。本文将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概述、辩诉交易的目标价值、效率价值、及实践价值等可行性分析和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来论证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构建问题。 XXXX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故意伤害案件，在庭审之前，控辩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论述了各自的观点，认同被告孟某使共同犯罪，但是对于被告在主观上使故意还是过失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案件取证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被告人此时最需要的是经济上的赔偿，于是在辩方主动要求协商的情况下，经被害人同意，达成“交易”，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控方统一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1】。从而开了我国辩诉交易的先河。在国内刑事诉讼法学界，辩诉交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打破现行法律框架并如此旗帜鲜明的提出“辩诉交易”这一概念倒是头一糟。也因此，XX铁路运输法院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不光让法学家们震惊，更让新闻媒体和老百姓感到新奇。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个“辩诉交易”第一案以及因此引发的讨论让“辩诉交易”这一名词从法学界专家的案头走进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辩诉交易”或大加赞赏或横加指责。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前不久公开表态：辩诉交易目前不能用于办案。而笔者认为对我国的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辩诉交易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说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涵义 辩诉交易制度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并形成于美国，于70年代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实施。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
谢谢主席。 今晚我们的辩题是辩诉交易是否适用于中国。 从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2010年各类刑事犯罪持续处在高位。中国是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各类犯罪有增无减，每年几百万的案件等着司法机关去处理，司法机关正处于超负荷状态。而辩诉交易正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经之路。所以，我方的观点是辩诉交易适用于中国。 理由有三： 第一、辩诉交易能更大限度地维护司法公正，维护法律的权威。 绝对公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法律理想，但是现实社会真的可以达到绝对公正吗？显然不行。而相对的公正，正是我们正面审视司法公正的一个明智之选。一个案件由于部分证据的不充分，而一拖再拖，甚至永远不能判决，为了所谓绝对的公正，而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这难道还能说是公正吗？而辩诉交易不仅能尽快实现惩罚目标，更大限度地维护司法的公正，而且更有效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并进行改造，维护法律的权威。 第二、辩诉交易能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公正与效率是司法工作的终极目标。但如果为了追求绝对公平，而忽视效率，那将给司法资源带来多大的浪费。辩诉交易不仅缩短了诉讼周期，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而且简化了诉讼程序，是对简化程序的进一步完善。总之，辩诉交易使司法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合理配置，在不损害公正目标的前提下，用更少的人力物力，提高诉讼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辩诉交易有利于保障人权，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 无论是刑事拘留还是逮捕，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更是精神的禁锢和恐慌。案件拖得越久，对被害人的伤害越大。而辩诉交易的简化程序正能够在实际上更好地维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再者，从社会的角度看，辩诉交易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 适用就是符合客观条件的要求，适合应用。如果我们将辩诉交易的合理成分、优秀之处，在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吸收，不正能为我国所用，促进我国法治的发展吗？ 难道我们还能莫视辩诉交易的浪潮而将我们纳税人的钱流淌于司法资源浪费的河流之中吗？难道我们还能让社会矛盾不断升级，弃公正与效率而不顾，不去维护法律的权威吗？ 综上，我方坚持认为，辩诉交易适用于中国。
专题三联邦制、两党制、三权分立 美国的两党制 【学习目标】 1、美国政党的特征和两党制的实质 【知识梳理】 1、美国政党的特征 （1）美国政党的主要职能，就是，包括、、等。两党竭力为，以维持其。 （2）美国政党的组织机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组织均为结构，从塔底到塔尖分别是：、、和。但各委员会之间没有关系，只是联系。两党在国会内有各自的党内会议，它们与国会外的政党组织机构也不存在关系。 （3）民主党、共和党都没有、也没有。普通党员，而是来去自由，既，也。总统、州长、县长、市长以及国会议员等以党员身份竞选，当选后以党员身份就职，但他们只对，没有义务。 （4）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党的。 2、美国两党制的实质 （1）美国两党的阶级实质。美国两党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和，虽有明显差别，但这些上的差别，不过是充当着使两党制得以运行的基础。两党出于竞选的需要，在民众关注的某些议题上展示不同政见，其结果是互相掣肘，避免任何一方 背离。事实上，美国两党在、方面，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维护，都代表利益和意志，都赞同美国现行的，都推崇价值观。 （2）美国两党制的阶级实质。①从选举看，两党为争夺选民，竞相提出符合的政策主张，客观上反映了一定的，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的渠道。但实质上，两党制是的机制保障。在施政过程中，由于有的监督和制约，一般不敢过分滥用权力。 ②从两党制的运行看，每股选民都有一票，但实际上，虽然金钱不能保证某一个候选人当选，但如果没有金钱，他就绝对不会当选，实际上美国的竞选，是游戏、游戏。 总之，美国的两党制，实质上是政党制度，是维护、维护一项政治制度，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实行有利于的政策，都不可能代表的利益。 【易错辨析】 1、美国实行两党制，所以在美国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外没有其他政党。 2、美国的两党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成都交易团 成都交易团发[2006]1号 关于第99届广交会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外经贸主管部门、各相关企业： 广交会即将迎来举世瞩目的百届庆典。办好第99届广交会具有承前启后、打好基础的重要意义，现将第99届广交会申报工作的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第99届于2006年4月15-30日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流花路展馆、琶洲展馆举办，两馆两期不变。第一期4月15-20日，第二期4月25-30日，换展期4月21-24日。展期对外洽谈时间为每日9:30至18:00。 二、展位分类 1、第99届按五大类商品设置34个展区。除部分展区规模和位置有所调整，其他展区规模及布局维持第98届格局不变。 2、为迎接百届庆典，使布展效果更加规范整齐、和谐统一，从第99届起布展模式取消原重点布展区域，设立特装区与标摊区。 三、申报范围 保证、分配、招展三类展位。
（一）招展性摊位 1、机电馆：家用电器展区、电子及信息产品展区、小型车辆及配件展区、车辆及工程农机展区，机械大厅； 2、纺织品馆：纺织原料面料及纱线洽谈厅； 3、五矿化工馆：化工洽谈厅、矿产冶金及有色金属洽谈厅展区； 4、医药保健品馆：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展区； 5、食品土畜馆：食品及茶叶展区、地毯展区、土畜产品展区，裘革皮及羽绒制品展区； 6、轻工工艺馆：家具展区。 （二）分配性摊位 1、机电馆：机械、仪器、设备展区，工农具、灯具展区。 2、纺织品馆：服装展区，纺织品展区； 3、五矿化工馆：建材展区，五金制品展区； 4、轻工艺馆：陶瓷、日用品、特艺、箱包、鞋、玩具、办公文体（抽纱及帽、器皿展区亦可申报备查）。 （三）保证性摊位保证性摊位用于安排商务部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名牌出口商品及有发展前途、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名优特展品参展。 (四)产品展示柜参展企业既可通过交易团申请，也可直接通过广交会网站申请，并实行先申报先选位置的安排办法，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四、企业申报资格 第99届仍采用现行参展准入资质标准，必备准入条件具体如
[内容提要] 辩诉交易最早产生于美国，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由于其自身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以及重效率轻公正的弊端，导致司法界对其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当然在中国这种争议也存在，人们对能不能在中国移植辩诉交易有争议。主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可以移植，并阐述了其在中国的移植的可能性，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模式。 [关键词] 辩诉交易，公正与效率，法官自由裁量权，绝对公正，相对公正 一、案情简介 根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的报道，面对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试用新的审理方式——辩诉交易审理终结一刑事案件。 2002年12月18日，两群人群殴。被害人王玉杰被打成小腿骨折，脾脏破裂。犯罪嫌疑人孟广虎承认，因车辆争道，孟自已和王玉杰等数人发生争吵，孟广虎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打电话叫来五六个人，双方发生互殴。 案发后15个月，公安机关没能抓到孟广虎同案的其他人，公诉机关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欲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孟广虎。辩护人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公诉机关则认为，追逃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大量的时间及人力物力，而且由于本案是多数人混战造成的结果，证据收集也将困难重重。 由于控辩双方意见严重分歧，为了解决问题，公诉方建议辩方同意采用案件管辖法院准备试用的辩诉交易方式审理本案。辩护人征得孟广虎的同意，向公诉机关提出了辩诉交易的申请。经双方协商，辩方同意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协议达成后，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了辩诉交易申请，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予以确认。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收到该申请，对辩诉交易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后，决定受理。开庭前，合议庭组织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就附带民事赔偿进行庭前调解，达成赔偿人民币4万元的协议。 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休庭合议后，当庭宣判：孟广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起国内第一例试用辩诉交易方式审理的刑事案件开庭时间仅用了25分钟就结束了，然而这一司法实践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高潮——使早已不是新鲜名词的辩诉交易在整个法学界乃至全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争议。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或大加赞赏，或是横加指责，使得本已持续三十年的争议继续地延续着。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理念 所谓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的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较
2010年第6期总第260期前沿 Forward Position No 162010Sum No 1260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建构 李 佳 袁艳平 (河北农业大学,河北保定 071001) [摘 要]辩诉交易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虽然制度本身极具争议性,但辩诉交易还是在 各种非议和反对声中发展并完善起来。由于顺应了效率观的要求,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该项制度就从产生到发展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本文拟在对国外辩诉交易制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合理内容,结合我国国情,论证应当建立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关键词]刑事诉讼;辩诉交易;制度建构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06-0084-04 [作者简介]李佳(1982—),女,河北保定人,硕士,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助教,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袁艳平(1969—),女,河北保定人,硕士, 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概述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 )又称辩诉协商 (Plea Negotiations )或者诉讼协议(Plea Agree 2ment ),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称:“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 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1] 伦斯特洛姆所著《美国法律词典》对辩诉交易的解释是:“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者通过他或她的律师与公诉人进行协商达 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的程序。”[2] 也有学者认为,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对刑事指控做有罪答辩,以换取国家对案件的合理考虑”。尽管对辩诉交易的定义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即“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利益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控诉方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 罪答辩。”[3] 简而言之,辩诉交易意味着控辩双方的让步。 辩诉交易制度是基于美国存在高犯罪率、刑事案件积案加剧的现实以及审判程序繁琐且耗费巨大的弊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投入的需要而出现的一项不同于法庭审判程序的制度。美国联邦法院前首席大法官伯格(Buger )称辩诉交易制度是“司法行政的一个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起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然而,作为一种处理案件的诉讼程序,“辩诉交易”制度在性质、适用范围、目的和价值等问题上,美国的司法界和理论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争论一直都很激烈,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一制度的看法仍存在较大的分歧。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诉讼制度背景(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 在美国人的观念中,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区别,因而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或标的物。当事人主义含义颇多,单就与辩诉交易制度的相关性而言,至少包括两点:当事人处分原则和法官消极性原则。当事人处分原则,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或标的物。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罪状认否程序”,即只要被告人在该程序认罪,就不再对犯罪事实进行证据调查,而进入量刑程序,就是当事人处分原则的体现。在美国的诉讼观念中,公民与政府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公诉方尽管作为政府或社会公众的代表追诉犯罪,但在诉讼中的地位只属于控诉一方的当事人,他所做的撤销起诉、不起诉决定,同样是当事人处 分。[4]而法官消极性原则是指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只要不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法官只须照此予以认定,这与内地法系职权主义诉讼中积极查明真相的法官是不同的。因此辩诉交易也体现了法官对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选择的尊重。 ? 48?
我国的证券发行制度。我国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权、证券投资基金、权证等。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权、公司债权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必须依法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1）证券发行核准制。在我国，证券发行核准制是指证券发行人提出发行申请，保荐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推荐，中国证监会进行合规性初审后，提交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最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核准制不仅强调公司信息披露，同时还要求必须符合一定的实质性条件，如企业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水平等。核准制的核心是监管部门进行合规性审核，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加大市场参与各方的行为约束，减少新股发行中的行政干预。 （2）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证券发行上市保健制度是指由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负责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的推荐和辅导，经尽职调查合适公司发行文件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善性，协助发行人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可转换公司债权或者公开发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保荐制度的其他证券的，应带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机构担任保荐机构。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只接受有保荐机构推荐的发型或上市申请文件。2.保荐机构及保荐人代表人应该禁止调查，对发行人申请文件、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想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出具保荐意见，并对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附带连带责任。3.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对其所推荐的公司上市后的一段期间负有持续督导义务，并对公司在督导期间的不规范行为承担责任。4.保荐机构要建立玩呗的内部管理制度。5。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机构实行持续监管。 （3）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是证券发行核准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审委的主要责任是：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审核股票发行申请是否符合相关条件；审核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为股票发行所出具的有关材料及意见书；审核中国证监会有关职能部门出具的初审报告；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独立表决，依法对发行申请提出审核意见、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作出予以核准或者不予核准股票发行申请的决定，并出具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