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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倒霉的十所大学第一：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排名前十。
不过由于被分拆，竟落到了现在的一所地方院校！可悲啊！河南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分别独立建校成为河南医科大学和河南农业大学，财经系构建中南财经大学，水利系构建武汉水利学院（已并入武汉大学），土木系并入湖南大学，植物病虫害系并入华中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并入江西农学院。
1955年将河大理科迁往新乡成立河南师范大学，二是省会迁郑后一直没带走原河大文理科。
但是带走了原河大医学院、农学院，后来又拿走河大化学系成立河南化工学院（郑州工业大学）。
第二：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唯一一所大学，中国最早的研究生院就在此成立，不过1958年院系调整，学校从北京迁到了合肥，虽说没有分拆，但由于地理位置起发展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河南理工大学成立于1909年，本来是国立焦作工学院，后来该命名国立西北工学院。
不幸的是后来西北工学院被分拆，一部分成立了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剩下的一部分成立了中国地质大学，而留给焦作的只剩下一个空壳，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所河南理工大学，至今是一所不起眼的三流学校！第四：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创办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我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最初称山西大学堂，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由英国人李提摩太和山西巡抚岑春煊共同创办。
校址在太原市侯家巷（现太原师范专科学校）。
民国初改名为山西大学校，1918年确定为国立山西大学，1931年改名为山西大学，抗战期间，曾迁至晋南、陕西三原、秋林等地，于1937年至1939年停办。
1949年春，中国大学理学院并入山西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西大学设有文、理、医、工、法五个学院，著名进步学者邓初民任校长。
1953年院系调整后，取消山西大学建制，文，理两院合并，改称山西师范学院，医、工两院相继独立建院，法学院称财经学院，后划归入中国人民大学。
不过到了现在却是一所地方院校，在全国高校中排不上名的！第五：河北大学1921年，法国政府商请罗马教廷批准，由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的法国耶酥会士在天津马场道清鸣台，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初名“天津农工商大学”，复定名为“天津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
教育是中国最大的豆腐渣工程!中国的豆腐渣工程很多，如：水库放1次水就被冲跨的大桥，用了1年就坑坑洼洼的国道，地震一震就倒的教室，等等。
这些工程都是有形的、看得见的豆腐渣工程，正因为其有形所以其危害也就显而易见，一目了然。
可是事实上在中国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无形的豆腐渣工程，却因为无形所以其危害就不太容易被广大公民所发觉，但是事实上这些多如牛毛的“无形”豆腐渣工程对民族的伤害不仅仅更加巨大，而且流毒深远、贻害无穷。
在所有的“无形”豆腐渣工程中，教育是当之无愧豆腐渣之王。
为什么呢？本人作为1名有10年教龄的教师，一直在观察思考中国的教育倒底是生产些什么样的产品（学生），怎样生产（教育）这些产品的？结果，知道的越多越悲观，越想越绝望。
中国的教育不是在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是在毁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未来。
一、升学率决定一切，中国教育只为分数中国教育的元规则：有分数才有升学率，有升学率才有政绩。
大约从2003年和2004年开始大张旗鼓地搞素质教育了，当年曾有不少社会人士为教育部素质教育而欢呼，以为中国从此就可以培养出爱因斯坦了。
这些人全是白痴，以为挂个羊头这个肉摊从此就卖羊肉，天真！事实是现在的应试教育搞得比以前更加过分，我们老师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就有感慨：搞素质教育之前，分数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现在是唯一目标了。
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是高考决定一切，现在依旧是高考决定一切，而且学生的学习负担更重了。
衡量某个市某个区或某个学校的工作成效从来都只有1个标准：升学率。
名校比重点率和清华北大人数，1类校比本科率，其他学校看都没人看。
为了出政绩，教育局领导只管升学率；为了出政绩，校长只管升学率；为了拿奖金，老师只管平均分。
某个老师所教的班级如果分数上不去，年级长会来找你；某个年级如果分数上不去，校长会来找年级长；某个学校升学率上不去，教育局长会来找校长。
再加上现在的新教材知识点比以前的老教材更多，比如高中政治，以前老教材大约要学生掌握200个知识点，而现在的新教材要学生掌握260个知识点，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老师为了分数只能更加残酷地压迫学生。
读王福重《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第一章有感经济学是舶来品，1776年英国人亚当•密斯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既《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继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赋税原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890年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到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新古典综合派）的学说，可以说是学派纷呈，百家争鸣。
在《国富论》中亚当•密斯三次提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土地耕作得最好、人民最勤劳、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
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
”这是18世纪后期英国人对中国的直接描述，当时中国处于清朝统治的封建年代，如果倒退500年回到13世纪也就是元末明初时期，也就是说当时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发生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化运动既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封建文化运动，解放了思想，提倡人文主义精神，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世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
而中国在这期间几乎停滞不前，这是多么可悲，可怕的事情，这也就是导致了中国人的思想始终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乃至现在提出的解放思想都是肤浅且形而上的东西，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鲁迅、周恩来、郭沫若、王国维、李叔同、郁达夫、秋瑾、陈独秀、张闻天、夏衍、田汉、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廖仲恺等人都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的舶来品。
看了这些也不难理解中国在解决经济发展、国民生活待遇等政策问题上曾经走过很多错路弯路，这些已经不可挽回地损害了中国经济发展，和错过了最小成本的社会福利的改革之路，希望中国后来人在经济方面有一个整体的、正确的认识，不要只注意表面模仿，走上一条形而上学之路，要实实在在的有效提高社会福利，不光国家富强，还要让国民富有。
呜呼，中国大学的悲哀——读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有感历史文学院2006级函授本科班张运鹏前不久，看到一篇新闻报道：四川一名高考状元舍弃清华而读香港大学，让人震惊，不感相信。
“清华，北大”，这是多少国人仰慕，学子梦求的地方，那是一块多么神秘而又崇高的圣土，是知识的象征，文明的符号。
“十年寒窗无人问，今朝猛然中状元”，这意味着可以进“清华，北大”读书啦！能进到里边深造，比以往的中状元还荣耀，他怎么会有如此的选择？清末民初，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提出大学教育的性质：就是研讨学术而不是贩卖文凭，学生入校是为了求学而不是升官；“大学应该学术独立，兼容并包”；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
正是有了这些思想，北大，清华才能屹立于东方大学之首，挤身于世界大学前一百。
而今经过百年的磨练，我们的大学又怎么样呢？据中新社北京七月五日电(记者周兆军)：“北大、清华将沦为‘二流。
”这样的骇人之语，在没有香港高校参与内地招生之前，大概只有疯子才能说得出口。
然而，因为有“高考状元”舍清华而选择了一所香港大学，因为香港高校在内地的招生异常火爆，所以，在如火如荼的高考招生季节，人们开始替北大、清华担忧。
旅美学者薛涌率先惊呼：“北大、清华当一流名校的日子屈指可数。
”人们发出北大、清华将“沦为二流”的惊呼，同时也是在表达一种不满：这两所学校长期占据一流资源而办学水平停滞不前。
同时，这两所百年名校曾经拥有的光荣传统正在丧失，如今走在清华园内或未名湖畔，已很难再感受到那种曾经骄人傲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氛围。
今年，内地学生报考香港高校的热情空前高涨，以香港大学为例，计划招收三百名内地学生，但报考人数超过一万。
与内地高校相比，香港高校的优势不只是能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从学制上来说，香港的本科是三年制，港生可比内地学生提前一年毕业。
从课程设置上来说，内地高校要求学生学习很多与其专业毫无关系的“公共课”，在这一点上，香港高校更加“以人为本”。
国之殇清廉者以“严”字律己，腐败者以“贪”字利己。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只有在廉洁清正的这个平台上，才能为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因为加强廉政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是否稳定、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党和政府的形象是否赢得民心。
众所周知重庆司法局副局长文强涉黑案，文强先后担任四川省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巴县县委常委、副书记。
2010年7月7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执行死刑（注射）。
武汉大学腐败案，知名学府武汉大学领导班子挖出两只“蛀虫”----陈昭方、龙小乐均为正局级领导干部，分别担任武大常务副校长和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基建、财务、后勤等事务。
因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二人分别于9月13日和26日被批捕，被称为“武大有史以来最大蛀虫”。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提倡“廉政”，倡导官为民本的思想。
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由于其制度本身的缺失，并不能让这种理想的廉政状态成为普遍的现实。
抗战期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便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这一举动让当时深受封建社会压迫的百姓真正感受到了平等与尊重，对于共产党的队伍也更加爱戴。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加快进程，中国的经济日益复苏，贪污腐败的问题在政府官员内也渐渐滋生开来。
改革开放之初便有因贪污腐败而被枪毙的“二王”事件。
到后来，又有各种政府官员被查处，所涉及的官员职务也有升高的趋势。
09年以来，文强案等政府高级官员的贪污受贿案件广受社会大众的关注。
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被纪检部门“双规”，此事在当地反响强烈。
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再一次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
而逐年上升的官员巨额贪腐数字背后，既关乎经济的迅猛发展，更有监管缺失、犯罪手段迭新等原因。
面对此情此景，我不得不想起在河南县担任县委书记的焦裕禄，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大学教育大跃进的三十年，也是大学教育逐渐偏离大学教育文明主流的三十年，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从以下做列举式的说明就可知一二。
意识形态教育驱逐公民教育。
《时代周报》说高校公共政治课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路，还说：“高校公共政治课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专家指出高校公共政治课占据学生大量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也扼杀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教育界公共政治课改革，也许是温总理所言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先行棋，它释放出一个良好的信号，对此，我们或许可以抱着审慎乐观的态度，拭目以待。
”我对此既不审慎也不乐观，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学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不改，大学改革只是一句空话。
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不可能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路，因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已经成了大学教育内容最僵化的一部分，很多教师观念陈旧，知识结构老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况且他们已经成为现有观念、现有意识形态的既得利益者，通过他们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路是痴人说梦。
大学政治理论课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政治理论是中国人学习最长的课程，有一部分人甚至伴随着终生。
在小学开始接触，在中学学习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大学，又把这一理论内容系统化地进行学习，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还要系统而又带有专业化色彩地学习。
如果从小学八岁入学算起，到博士研究生三年毕业，一个人在求学的过程中要学习政治理论近二十一年的时间，二十一年的时间不算短。
学校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想让每一个大学生首先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次才是使学生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大学政治理论课大致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邓、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近又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时事政治等。
硕士研究生课文科包括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科包括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
是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生?新周刊：可怕的大学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吗？如果你是大学生并且正在因期末考试而焦头烂额，希望你认真看看！之前，中国校友会网还推出过“1999——2008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前三名仍是北大、清华和浙大。
其次，社会这所“大学”的造富能力，胜过所有大学。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
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
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臵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
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
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
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来源：新周刊 2010年第12期作者：黄俊杰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高校之殇——刘道玉情节还原思考章节核心全书核心拓展延伸规模不大，学科不全，恰好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以的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
我认为，小就是一种美！人往往这样：事情一多，就会分散精力，妨碍我们干最主要的工作。
对于我也不例外，所以，把一件“小”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一种完美！迷惑解惑可为什么国外大学的好观念、好体制、好做法在国内得不到推广？答：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高教发展的自然规律的。
遵循自然规律，利用它而不是强行改变。
大而言之，一个名族或国家，应当有其自己的精神，这就是名族魂或国魂；小而言之，一个大学和一个企业也应当有自己的精神，这就是大学精神和企业精神。
大学精神也就是关于大学办学的方针、制度、政策、原则、手段及组织等方面综合的理想。
我骨子里应当培养自己的精神风貌，支撑起整个人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地努力，最后渐渐形成。
难就难在改革中存在巨大的阻力，叶公好龙者多，而身体力行的改革者少。
这是因为“变革意味着人们将失去原来熟悉的、舒适的和令人安心的工作习惯”。
一切陌生的、不舒适的和令人不安心的工作也许能够带给自己改变与突破。
当然，前提是这种改变要科学合法。
所以，我预计20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有拉大。
当你陷入恶性循环中的时候，如果不努力使自己跳出，那么只会使自己越陷越深。
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有两点：一是要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二是一个大学校长要是思想家，他时刻应当走在时代前面，以他的先进的思想影响和引领社会前进。
自己的思想永远要走在自己和时代的前面，才能引领着自己甚至时代朝着自己选的方向行进。
如果每个人都想当主攻手，都抢着去扣杀那个球，那肯定是要乱阵的，也是不可能取得比赛的胜利的。
同样地，在高等教育这一盘棋中，如果都不愿当配角，都要去建设研究型的大学，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
王福重：中国大学之殇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0:03 本期由茶太郎小祖宗赞助播出来自杂家C只剩下大楼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的“Academy”，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彼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中华文明最灿烂的季节，百家争鸣，蔚为壮观，空前绝后，可惜当时的中国没有产生大学。
1810年，德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学家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nant von Humboldt，1767－1835）创建的柏林大学，则是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它的最大特点是把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并确立了大学精神：自治和学术自由。
那一年在中国，是嘉庆作皇帝，言论禁锢，万马齐喑。
知识分子们不过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继续从故纸堆中找寻“新发现”。
更不可能有洪堡意义的大学出现。
大学的使命，是衣钵传承人类的文明，并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新知识和新技术、新方法。
这也是人类赋予大学的崇高使命。
所以，大学必须是独立的，必须不能成为任何势力或者权力的附庸，甚至必须蔑视权贵，否则就不足以或者不配担当大学的崇高功能。
也因此，世界最杰出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Veritas），大学只能与真理为伍。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1937年在抗战烽火中草草组成，偏居昆明郊区一隅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上四位即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费孝通、王力、陈岱孙、梁思成、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钱伟长…。
西南联大还培养了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钱钟书在内的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实业家、作家、艺术家等等。
直到今天，人们听到的最美丽的学人传说，还是那个年代、那些人的“趣闻轶事”。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第一个大动作，是院校调整。
核心是模仿前苏联的模式，大办专业性学院。
连出了人文科学“四大导师”的清华大学，都转变成了一所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工科大学，其文科大部分并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大学。
损失最大的应该是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这个曾经“亚洲第一”的大学，被完全肢解了。
经过此次调整，中国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
总共323个专业中。
工科有183 种。
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
被污为“耍耍嘴皮子”的大学文科教育，被严重压制。
更重要的变化是，原来的大学，基本是独立王国，校长可以不理会“总统”。
但此后，大学被纳入了行政系统，实行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管理体制。
大学被分成三个档次：全国性大学、中央部委主办的大学，地方性大学。
大量部（含委属，下同）属学校的出现，是此次院校调整的主要成果。
比如北京，在重组北大、清华外（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取消，相关专业师生并入北大、清华等诸校，北大从城里的沙滩，整体迁入位于西郊的原燕京大学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之燕园）就建设了“八大学院”，①全部是工科大学。
虽然有点折腾，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大学，还是很有学术活力的，这是过去的良好基因在发挥作用。
文革之前的十七年，中国高等教育是有成就的，培养了一大批各行业的中坚。
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大学基因彻底突变，工农兵推荐，替代了入学考试。
学生大部分根本没有知识基础，大学做的是“无米之炊”，教学和学术功能尽皆丧失。
按照前苏联的经验，文科大学更是几乎全部停办，只在综合性大学保留了某些文科院系。
因为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社会的前进方向已然明确，再探索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命题，不但没有意义，还可能搞乱人们的思想，大学的主要任务，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做点实在的事情，做好技术性的工作，做好各个行业的工程师。
文科大学和文科教育，除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不但如此，就连五十年代大办特办的工科大学，也不受待见了，比如农业、林业、矿业大学最有用，但是在城里办学，被认为是“活见鬼”，于是搬到农村、林区、矿区去，“与工农相结合”去了。
留在城里的学校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北大清华更是重灾区，文革最著名的写社论高手“梁效”，就是（北大和清华）“两校”中的几位大师级的人物。
在这乱哄哄中，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成才被耽误了。
文革结束，一些被停办的学校，也复活了，大学渐渐有了些模样，但是学校建设，欠帐太多了，校园破破烂烂，实验室陈旧不堪，缺乏基本的科研和学术条件。
上世纪80年代末，专业学院流行改名，学院改大学。
如北京航空学院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改为“北京科技大学”，南京工学院改为“东南大学”等等。
大学的本意是多学科的集合体，无所不包，这样改名，多少有些矛盾，既然是航空航天这么专门的学校，怎么好叫大学呢？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是世界一流学府，也没改名成大学。
原来中国高等教育实行重点大学制度，主要是一些综合大学和工科学校，不同时期，由中央政府确定，前后总数大约是100所。
重点大学就是国家重点投入的大学。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实行新的重点大学制度，名为“211工程”，也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或者学科。
211工程学校，就是新的全国重点大学。
除了教育部所属的全国性大学、各部委所属的大学外，地方高校，基本按照地域来分配，每个省级行政区至少有一所。
在本质上，211工程是提升学校硬件的投入工程，高校建设的大跃进开始了。
省属学校最积极，各种公关手段用尽，因为进入211，就意味着不但能得到所在省的财力支持，也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更大支持，但是，得益最多的还是那些老牌重点大学。
一种说法是，全国211工程一半的资金，给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
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大会讲话中提出，要面向21世纪，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就是著名的“985工程”的由来。
985第一期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共9所大学，后来又有30所学校加入，最后39所大学进入985工程。
985工程大学，是中国大学中的国家队，是重点中的重点。
跟在经济领域，政府搞重点工程、大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如出一辙，认为一流大学，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可以通过政府的规划、大规模投入，辅以引进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产生，是政府主导“211”和“985”工程的背后逻辑，也表现了中国在经济迅速增长，国力日益强盛背景下，渴望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愿望。
985工程学校，每年动辄得到几亿到十几亿的政府资金。
经过211和985工程的带动，中国的大学的硬件水平，包括校园建设、教学设施、实验室建设、后勤设施都与发达国家大学相媲美，有的校园已经美轮美奂。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大学似乎更像大学。
不但如此，中国的大学，学科齐全，教授众多，论文数量也排在世界前几名，国际交流频繁，还招收了国际学生，如果从数字和报表上看，已经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
梅贻琦（1889－1962）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也被清华师生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梅先生这句名言，传诵至今，因为道出了大学核心精神之一部分。
中国的大学，在大楼上，已经不输给任何国家的大学。
但是，6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位学术大师，无论是理科、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有人说，理科、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如果说以前有10多年文革的耽误，但是，改革以来的30多年，确是高等教育春天，天时地利人和齐聚，还是没什么收获，就值得反思体制问题了。
各有关部门，包括大学自己，也都觉得奇怪：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啊。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规划、计划十分认真，投入十分巨大，而且完全比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建设的，各项指标都考虑到了，还是几无所获，真乃咄咄怪事。
其实，资金是重要的，大楼是重要的，但是，不是必要的。
“四大导师”那时候，大楼还没有呢。
计划、规划更是不值一提，有哪个世界一流大学，是计划、规划出来的呢？一流大学和大师的产生，需要深厚的土壤，这土壤不是资金，也不是大楼，而是学术自由的氛围。
这是所有一流大学的唯一共同的特征。
我们什么都做了，就是没做到这一点，什么都重视了，就是忽略，甚至漠视了这一点。
而学术自由，才是一流大学最核心、最灵魂的东西。
表面上，中国大学也倡导和标榜学术自由，《高等教育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但是，学校和老师们，理解政策的能力很高，实践上也并不身体力行这种提倡，而是心里有根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研究什么不该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校和老师们。
中国大学对学术自由，是有一点叶公好龙的。
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实实在在地努力做的。
只画龙而不点睛。
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在校友榜上，永远把那些高级官员排在最显著的位置，然后再是学术界的人士，即使你学术造诣再高，也只能屈尊。
而外国大学，不敢这么排列，即使你当了总统，可能也不能那么显眼。
比如牛津大学，出了几十个国王、首相，但是在学校网站看不到这些杰出校友的介绍。
大学就是大学，学术大师，才是最尊贵的。
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只剩下了大楼的外壳。
行政化新中国之前，中国的大学私立的多，国立的少，即使是国立大学，政府也基本不干预，教授是学校真正的王，学校是独立的，校长也是有很大权力的，他可以不听命领导人，但是，却怕教授。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高等教育全部由政府举办，这跟高校的新的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有关。
学校的行政化，在开始就定型了。
改革之后，民办高校出现，但是重要性和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中国正规大学，仍然都是政府举办的。
《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具体列明了校长的职责。
但是，在实际的管理上，校长却并没有那么多的权力。
首先，校长是主管部门任命的，不是真正由学校民主过程选举出来的，也不见得懂得高等教育。
985或者211大学的校长，基本是院士或者某行业的知名专家，但是，院士专家不见得就懂学校管理，可能根本是外行。
而且，正由于是著名的专家，更可能一意孤行，排斥异见。
自然校长要听命于主管部门的。
不止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就是主管部门的一个处级干部，也能得到学校“充分的尊重”，因为手里握有学校所需要的重要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