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海用股权信托关系梳理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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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代持下的处分问题解决陕西省西安市 710000一、问题的产生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股权代持情形,这一现象首次明确的规制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24-26条。
该解释的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该条款可知,当名义股东处分名下的股权时,应参照善意取得制度。
但这一规定一直为人诟病,引发诸多争议。
本文解决的问题为:当名义股东处分名下的股权,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不能适用,则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将其名下的动产或不动产让与第三人或者为第三人设立他物权时,第三人在受让物权是系出于善意且符合其他条件的,可取得该物权。
具体而言,需满足以下要件:让与人系无权处分但具有权利外观;受让人受让时为善意,所谓的善意即指不知让与人为无权处分且无重大过失;以合理的价格受让;已完成登记或交付。
在动产的善意取得中,标的物还应当是占有委托物且为非禁止流通物。
司法解释的规定认为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适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应满足以上要件。
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是外观主义,故代持协议中的处分问题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应在充分理解外观主义的基础上展开。
二、外观主义及其适用疑问(一)外观主义的构成要件所谓外观主义,有学者称其基本含义为:当行为人对法律上视为重要要素外部要件事实的信赖,为法律行为而设立、变更和消灭法律关系时,不以行为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成立以及外部要件是否真实认定其效力和归责,而是直接根据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外观事实要件,判断法律关系的效力和决定责任归属,从而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新公司法应确认反对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传时间:2007-2-21确认反对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的实践意义所谓反对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a p p r a i s a l r i g h t),是指股东大会作出严重影响股东利害关系的决议(如公司营业转让之决议、为限制股份转让而变更章程的决议、承认公司合并之决议、股份公司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之决议和公司宗旨变更之决议)时,股东有权请求公司购回自己的股份。
该制度最早源于美国,并被加拿大、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立法例所确认。
例如,《日本商法典》本来没有规定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但到了1950年移植了美国的反对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以期强化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确认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对维护中小股东权益至关重要。
现代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运作实行资本多数决原则。
资本多数决的实质是,谁的持股比例高,谁的发言权大。
换言之,控制股东说了算,而不是小股东说了算。
但严格贯彻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结果是,小股东的投资预期有可能因为股东大会的决议而发生突然变化。
例如,公司决定与其他一家竞争力不强的公司合并时,有可能与小股东的投资理念(包括风险偏好)发生冲突。
小股东即使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也无法阻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为帮助小股东控制合格规避投资风险,实现大小股东的利益平衡,有必要确认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
确认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对公司的控制股东也有好处。
因为法律为持不同投资意见的小股东预留退出通道之后,小股东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形式股份收买请求而退出公司,而不用借助耗时费力的解散公司之诉或者股东代表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
如此以来,控制股东当然可以悠然自得地将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上升为公司的意志,并排除小股东的不必要干扰。
当然,为了避免小股东退出公司对公司的资本乃至于商业信誉的负面作用,控制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在推行自己偏好的公司决策时也应三思而行。
股权信托之探析——运用股权信托关系梳理代持股权现象摘要:信托立法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信托实践的不断发展,新的信托品种如资金信托、股权信托、房地产信托等相继在我国出现。
但我国的信托立法却未对这些新型的信托品种作出明确、详尽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信托实践的发展。
对如何完善股权信托登记制度提出建议如下:建议建立全国统一、信息共享的信托登记机关;申请登记主体为受托人与委托人;信托登记的内容是信托财产权利,而非信托合同。
关键词:信托;股权;股权信托一、信托方式代持股的发展优势通常意义上,信托具有“得人之信,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履人之嘱”的基本功能。
在我国加入WTO后,信托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并受到国家重视的一种方式。
同时,信托代持股也成为当下代持股的一种新模式和新办法[1]。
根据《信托法》第2条的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在我国目前的企业改制和扶持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信托方式发挥了极大的功效。
一般而言,股权信托可以分为股权管理信托和股权投资信托两种模式。
股权管理信托是指委托人把自己所拥有的合法的公司股权,转移给受托人管理和处分;股权投资信托是指委托人先把自己所拥有的合法的资金信托给受托人,然后再由受托人使用信托资金,投资公司股权并进行相应的管理和处分。
与其他传统代持股方式相比,信托代持股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
一是解决了传统代持股方式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难以确定的问题。
传统代持股遇到的最大的法律问题就是主体问题。
信托代持股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法律上的主体资格难题。
二是信托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保证,运作也具有稳定性,可有效避免传统代持股因自然人的原因导致常见的道德风险。
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受托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可为当事人提供信托融资,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三是股权信托手续相对方便,有利于解决代持股中红利的分配和税收问题。
论股东的表决权一、概说在股东权益中,对股东最有价值的莫过于股利分配请求权和董监选举权,前者可满足股东的经济需要,后者则可满足股东对公司经营阶层的人事控制需要。
而这两种权利之实现莫不以股东表决权之行使为前提。
因为股东可通过表决权之行使,将内心的需要和愿望转化为法律上的意思表示,而众股东的意思表示依资本多数决原则又可上升为公司的意思表示即股东大会决议,并对公司自身及其机关产生拘束力。
可以说,舍去股东之表决权,股东大会制度将沦为具文,股东大会决议即公司的最高意思表示将无由形成,公司的运作秩序将会陷于紊乱,股东权之保护亦将无从谈起。
因此,为强化股东权之保护,确保公司的健全经营秩序,必须加强对股东表决权之研究。
二、股东表决权的意义与性质股东表决权(Shareholders’ Votingright)又称股东决议权,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而享有的、就股东大会的议案作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权利。
股东的表决权具有以下性质:(一)表决权为一种固有权。
表决权系基于股东地位而从股东权中涌流出来的一种权能,除非依据法律规定,不容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予以剥夺或限制。
(二)表决权为一种共益权。
表决权之行使固然要体现各自股东的利益和要求,但由于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由多个股东表决权之行使汇集而成的,表决权之行使又必然介入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此种介入形式既可表现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尊重和促进,又可表现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限制和压抑。
由此可见,表决权与自益权大异其趣,当属共益权之X 畴。
(三)表决权为单独股东权。
这是一股一表决权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诸国公司法之通例。
(四)表决权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
前已述及,股东权为民事权利之一种,股东的表决权亦不例外。
当表决权为公司所侵害时,股东得以此为由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并得对直接参与此种侵权行为之董事请求损害赔偿;当表决权为第三人所侵害时,股东得依侵权法的一般原则,向侵权人请求停止损害、排除妨碍和损害赔偿。
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若干争议问题——“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现场实录第291期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传时间:2007-9-16内容提要:2007年4月5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在明德法学楼601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
中心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为同学们做题目为“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若干争议问题”的精彩演讲。
讲座由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春岐主持。
刘教授首先以其仲裁的一个案件为开场白,引出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有关的十三个问题,并逐一进行了生动讲解。
第一个问题: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生效原则及其例外。
对此刘教授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应遵循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对股东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应采取成立生效主义为原则,批准生效主义或者登记生效主义为例外的立法态度。
当然,成立生效主义原则并不排除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依思自治原则,通过法律行为的附款(含条件与期限)控制或者限制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和生效时间。
但是,股权转让合同所附条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逻辑。
第二个问题:股权转让合同与股权变动的效力之别。
刘教授强调应区分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和股权变动的效力,股权转让合同是源,股权变动是流,前者生效并不必然导致后者生效,前者绝不以后者的生效为前提。
“一股两卖”的,两个股权转让合同可能都有效,但在客观上只有一个可以履行,另一个合同按违约处理。
第三个问题:可以取得、但尚未取得的股权可否成为股权转让标的。
对此,刘教授认为这种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无权处分合同。
尚未取得股东身份的受让方在订立合同后如果取得了股东身份,从而取得了对该股东权的处分权,则该转让合同有效。
第四个问题:部分老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有无优先购买权?刘教授指出,现行公司法没有赋予老股东此种情况下的优先受让权,尊重老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自由就是弘扬了股东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精神。
弘扬股权文化的若干思考内容提要:12月11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在明德法学楼725教室举行,我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刘俊海教授应邀做客本次论坛,以“弘扬股权文化、正确裁判股东权益纠纷案件的若干思考”为题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我院院长助理、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杨东副教授担任评议人。
讲座由我院博士研究生孟强主持。
刘俊海教授首先强调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鼓励投资、加强股东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接下来,他从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股东文化的核心内容,就如何弘扬股东文化、构建投资友好型的法律体系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第一,股权神圣。
刘俊海教授以三联商社重组郑百文案为切入点,反思了现阶段资本市场运作中的一些做法,批驳了“仅把资本市场看作发起人和控股股东的摇钱树,而没有看作广大投资者的聚宝盆”的错误认识。
刘俊海教授认为,国家股东的分红权难以充分实现,公众股东也长期蒙受低分红、不分红之苦,这都和股权神圣的理念得不到贯彻有关。
第二,股权平等。
刘俊海教授认为,我国应当废止外商投资企业法,把外资企业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范围,从而实现投资规则一体化,真正做到股东的平等。
刘俊海教授还提出,在例外情况下,法院可以干预公司的分红政策,强制公司分红,防止公司利益的滥用。
第三,向弱势股东适度倾斜。
财力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法律维权成本的外部化通道不同、市场结构不均衡,这四方面原因导致了弱势股东的产生。
刘俊海教授认为,向弱势股东适度倾斜具有正当性,这种倾斜与股权平等并不矛盾,它恢复了平等,发展了平等,是捍卫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利于打造资本市场的竞争力。
向弱势股东适度倾斜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在个案中尽量适用有利于弱势股东的实体裁判方案,另一方面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加强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力度。
刘俊海教授还特别指出,向弱势股东适度倾斜不能简单理解为向小股东倾斜,还要注意对一些弱势大股东的保护。
刘俊海:保护投资者就是保护资本市场作者:暂无来源:《检察风云》 2014年第22期本期客座总编辑: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员会委员。
2006年被中国法学会评选为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经有一句宣言:“保护投资者,就是保护华尔街”。
在刘俊海教授看来,我国资本市场当前低迷的症结并非资金的匮乏,而是投资者信心的匮乏。
由于投资者权益保护不足,致使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着“重融资、轻回报”,“重效率、轻公平”,“重发展、轻规范”,“重创新、轻诚信”的烙印。
因此,没有投资者保护,就没有资本市场的大繁荣大发展。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这是我国资本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的设计中,如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一精神?刘俊海(以下简称刘):从中小投资者与投资机构和上市公司关系的角度来看,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有三方面工作要做。
首先要建立健全适当性管理为核心的投资者友好型市场准入体系。
市场准入是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的第一步。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中介机构不区分投资者的风险承受和识别能力,把高风险的投资产品推销给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中低收入人群,包括离退休人员。
有些机构拒不履行对开户投资者的风险披露义务,甚至公然以高额回报误导、欺诈客户的方式开展投资活动。
有些机构肆无忌惮地侵害投资者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为从源头上保护风险承受和识别能力较弱的投资者远离高风险产品,应当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制定完善中小投资者分类标准,科学划分风险等级,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和市场服务规则。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中介机构要不折不扣地执行适当性管理制度,确保以适当的方式、把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投资者。
其次,要健全投资者友好型的公司治理体系。
公众投资者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更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与主人。
用股权信托关系梳理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的法律关系本案判决结果正确。
判决的要旨在于,在承认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资格互相分离的基础上,认定职工持股会为信托法中的受托人,职工股东为信托法中的受益人,进而明确了职工持股会的信托义务。
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既是实质股东,也是名义股东,将其称为“股东”名实相符。
但由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回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等原因,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通过股权信托和委托代理关系发生分离的现象并不少见。
例如,2005 年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有些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推进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迫切成立全员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但由于股东人数的上限,许多公司的职工持股计划被迫采取股权信托方式。
可见,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分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契约自由的精神,本身不具有违法性。
2005 年公司法亦未禁止一方当事人为另一方利益而代持股权。
笔者认为,运用信托法框架中的股权信托关系完全可以解释和梳理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信托法第二条之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可见,股东的投资活动完全可以采取股权信托方式。
在委托人、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作为受益人的实质股东享受知情权和信托受益权(如分取红利、变现股权价值等)。
而则为受托人的职工持股会承人之信,受人之托,纳人之财,理应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因此,信托法的核心内容是确保受托人的诚信义务得以落实。
为了确保受托人的诚信义务得以落实,信托法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四条在容易出现受托人道德风险的关键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
受托人有义务为实质股东利益而行使股权,受益人也有权要求受托人履行股权信托合同,如转交股利。
如果受托人违反诚信义务,反客为主,假戏真做,意欲将受托股权窃为己有,委托人或受益人可依据信托法规定解除信托合同,并依据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把信托股权移转给受益人或委托人自己。
公司争讼的裁判思维——“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现场实录第302期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传时间:2007-12-30浏览次数:5876字体大小:大中小内容提要: 2007年10月24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在明德法学楼708报告厅举行。
中心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刘俊海教授为同学们做题为《公司争讼的裁判思维:新公司法颁布两周年的回顾与展望》的精彩演讲。
日本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商务部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日经济法企业法合作项目”研究员杨东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广东省法学院劳动关系研究会副总干事周贤日博士到场评议。
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亮主持。
刘俊海教授讲解了公司争讼的八大裁判思维,并以前三个思维方法为核心展开讨论。
第一,凡诉必立,开门立案。
刘教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开门立案”这一思维。
一方面刘教授分析了当前公司争讼的六大特点;另一方面刘教授又列举了司法实践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原因。
此外,刘教授又针对新公司法立法中未提及“仲裁机构”作了简单论述,认为这属于立法技术的问题,不影响现实中仲裁机构对公司争讼案件的审理。
第二,慎思明辨,求索规则。
刘教授首先分析了法条解释中的两大问题:一是规范内容的多元化。
刘教授认为商法规则的优先适用应遵循三个原则:“外观主义”法理、“既成事实尊重主义”和“企业维持主义”。
二是规范形式的复杂化。
刘教授针对法院裁判实务中面临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与法律冲突的处理,部分规章的效力和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
此外,刘教授又引入介绍了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即文义解释、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诚信解释、比较法解释和习惯解释。
并且用生动具体的司法案例分别加以解说。
其特有的犀利幽默的语言赢得同学们的阵阵笑声,使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第三,析案以理,胜败皆明。
刘教授认为这种裁判思维主要有三个原则性要求:充实论证;援引法理,补缺漏洞;剖析情理,促进和谐。
刘俊海教授在“中国与世界:公司法改革国际峰会”上的发言-各位先进,各位前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非常荣幸能够做第八单元的最后一位发言人,为大家共同盼望着闭幕的喜悦,我感到轻松多了。
我的题目就是揭开公司面纱的法解释。
应该说现代公司法面临的三大任务一个就是解决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个解决股东和代理人的利益冲突,第三人是解决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利益冲突。
我们的新公司法就本着兴利除弊,我注意到新公司法颁布以后直接好评如潮,不仅股东说好,公司说好,政府也说好,另外债权人也不是不错,本来保护债权人不是公司法的事情。
为什么公司法里头要格外保债权人呢。
因为这里边也特殊的问题,所以这也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共同注重的问题。
而且强化了信息披露制度,以后年检报告必须提到审计报告,实际上也是立法者的本意。
现在一人公司是强制的,其它各类公司都要强制提交审计报告才能完全年检程序。
在这么多保护债权人璀璨的明珠当中我们来讲一下揭开公司面纱的义务。
我坐飞机看到有一个商人从皮包里拿出一本书,《三十六计》,一会儿又拿出一本《水煮三十六计》,都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没有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时候,法官往往不敢追加股东。
但是有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以后就好了。
这副药既然是治债权人逃避司法制度的,究竟怎么服呢?债权人要承担以下责任,第一被告股东有为了逃避债务而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事实,第二个责任对象就是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的事实。
原告债权人只要证明自己债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就可以同时告两个被告人,一是公司,二是一人股东。
不需要一人股东就滥用人格,再承担责任。
至于说一人股东没有滥用人格,如果证明不了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大家知道64条写在公司法第二章第三节是特别法律规范,所以在责任倒置的问题对一人公司有比较苛刻的规定非常公平。
一方面使得一人公司不同于个人独资企业,因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即使把大天说下来,说自己如何诚信,如何勤勉,也要承担责任。
关于股权代持的专家问答刘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万静:法制日报公司法务专刊部编辑近年来,公司间的兼并收购业务大量增加,股权的持有和转让频繁发生,人们关注的焦点已逐渐转移到交易的安全性和隐蔽性的层面。
股权代持,作为直接持有股权的一种变通方式,其隐密性和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使投资者更便捷地做出适当的股权安排。
这种方式在为资本运作者提供自我保护并扩大商机的同时,却面临着本身合法性和具体流程如何操作等根本性的问题。
万静(以下简称万):在多数情况下,公司的投资者既是实际出资的股东,也是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的名义股东,将其称为“股东”名实相符。
但实际中不乏这种情况,就是由于个人隐私、回避有限责任公司的最高人数限制等原因,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发生分离,即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并不是真正的出资者,您认为这种现象合法吗?刘俊海(以下简称刘):实践中这种现象的确不少见。
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相分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契约自由的精神,本身不具有违法性。
新公司法亦未禁止一方当事人为另一方利益而代持股权。
当然,倘若当事人意在通过代持股权协议而规避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则代持股权协议无效。
例如,某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借用他人名义持股而规避不得参股煤矿的规定,即属此例。
万:如何看待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刘: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发生分离的法律关系要么是股权信托关系,要么是委托代理关系。
在股权信托关系中,受托人是名义股东,受益人则是实质股东。
现实生活中,担当受托人的既有信托投资公司,也有其他法人和自然人。
例如,现行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限制为50人以下,迫使许多公司的股东(包括持股职工)采取股权信托方式。
受托人有义务为实质股东利益而行使股权,受益人也有权要求受托人履行股权信托合同,如转交股利。
如果受托人违反诚信义务,反客为主,意欲将受托股权窃为己有,委托人可依据信托法规定解除信托合同,并依据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把信托股权移转给受益人或委托人自己。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传时间:2008-7-27关键词: 股权转让合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同意权/优先购买权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 股权转让合同原则上自合同成立之时起生效, 除非法律法规明文规定批准或登记生效要件。
合同生效时间不同于合同项下股权的变动时间。
不得以股权变动尚未发生为由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有效股权转让合同仅产生卖方将股权让渡买方的合同义务, 而非导致股权的自动、当然变动。
倘若某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未尊重老股东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 则股权转让合同为可撤销。
即使履约导致股东超过50 人, 股权转让合同与公司亦为有效。
卖方出资存在瑕疵的, 买方股东资格也存在瑕疵, 但此种瑕疵并不必然影响合同的效力。
主张慎重对待和处理无效或可撤销的股权转让合同。
一、引言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壮大, 股权已成社会财富的重要法律载体, 股权流转日益频繁。
股权转让具有四大功能: 一是既能促成财富流转, 又不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
股权转让只改变股东身份, 而不影响公司的法人资格、财产权利以及公司对外业已缔结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是既能确保老股东顺利退出公司, 又能促成新股东平稳加盟。
三是股权交易成本低于分项资产的交易成本。
控制股东转让股权与转让公司资产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整体出售股权的交易成本在通常情况下低于逐项转移公司资产或营业的交易成本。
对卖方而言, 卖活牛总比杀牛卖肉赚钱多。
对买方而言, 购买正常运营公司的股权有助于避免新设公司之累。
买方入主公司后如果缺乏经营管理的兴趣与能力, 大可沿袭公司原有营利模式和经营思路, 甚至保留公司原班人马。
四是股权转让可依法节税。
例如, 甲公司要取得乙房地产公司的烂尾楼项目, 有两种思路可资选择: 一是购买乙公司的建筑物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二是购买乙公司股东的股权。
鉴于股权转让款不仅取决于建筑物所有权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还取决于公司的对外负债和盈利能力, 股权转让款可能低于建筑物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 流转税负担因而水落船低。
弘扬股东民主理念激活股东大会制度
刘俊海
【期刊名称】《董事会》
【年(卷),期】2008(000)010
【摘要】股东民主的核心是充分挖掘股东会制度的资源,坚持股东集体参与决策,反对个别股东在股东会之外向股东会、董事会和公司经理层发号施令。
【总页数】4页(P52-55)
【作者】刘俊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1
【相关文献】
1.探求股东大会制度的真谛——评《股东大会制度法理研究》 [J], 石慧荣
2.股东大会制度的政治学诠释——评石纪虎《股东大会制度法理研究》 [J], 曹兴权
3.完善中小股东股东大会召集和提案制度 [J], 张自力
4.股东大会会议体制下的股东质询权——日本董事等说明义务制度的理论借鉴 [J], 张凝
5.以制度创新激活股东大会 [J], 姜小勇;汝婷婷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摘要】在现行经济社会中,投资者为了实现资本的最大化,又由于自身顾虑及制度的限制,导致股权代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股权代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其中名义股东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就比较复杂。
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宜认定为委托代理,名义股东民事责任承担应该分三个层次来考虑。
首先是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内部关系问题,以意思自治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其次是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目标公司以及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以股权代持类型来确定责任,规则运用时连接公司法的特别规定;最后是名义股东与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要考虑商事外观主义,区分内外。
【关键词】股权代持;名义股东;委托代理;外观主义一、引言股权代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股权代持在理论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
广义上,指的是由于某些现实因素,真实权利人和进行登记备案的主体发生分离的情形。
在现实生活中,名义股东和真实权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因为现实情境复杂也司空见惯。
狭义上的股权代持又名委托代持、隐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由实际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但该他人作为名义股东登记在册,最终股权所获收益还属实际出资人的一种股权或者股份处置方式。
股权代持不同于传统的投资模式,涉及多方复杂的法律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难题。
《公司法解释(三)》中对怎样认定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规定,对实际出资人也进行了规则保护,但是法条中没有对股权代持的性质做出说明,对股权代持中名义股东应该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也只字未提,而这些又是司法实践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需要深入分析。
二、名义股东民事责任承担的困境1.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是明确在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中名义股东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前提。
但是名义股东与实际投资人之间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在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
第一,委托代理关系说认为,股权代持的性质属于委托代理关系。
用股权信托关系梳理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的法律关系
本案判决结果正确。
判决的要旨在于,在承认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资格互相分离的基础上,认定职工持股会为信托法中的受托人,职工股东为信托法中的受益人,进而明确了职工持股会的信托义务。
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既是实质股东,也是名义股东,将其称为“股东”名实相符。
但由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回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等原因,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通过股权信托和委托代理关系发生分离的现象并不少见。
例如,2005 年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有些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推进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迫切成立全员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但由于股东人数的上限,许多公司的职工持股计划被迫采取股权信托方式。
可见,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分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契约自由的精神,本身不具有违法性。
2005 年公司法亦未禁止一方当事人为另一方利益而代持股权。
笔者认为,运用信托法框架中的股权信托关系完全可以解释和梳理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信托法第二条之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可见,股东的投资活动完全可以采取股权信托方式。
在委托人、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作为受益人的实质股东享受知情权和信托受益权(如分取红利、变现股权价值等)。
而则为受托人的职工持股会承人之信,受人之托,纳人之财,理应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因此,信托法的核心内容是确保受托人的诚信义务得以落实。
为了确保受托人的诚信义务得以落实,信托法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四条在容易出现受托人道德风险的关键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
受托人有义务为实质股东利益而行使股权,受益人也有权要求受托人履行股权信托合同,如转交股利。
如果受托人违反诚信义务,反客为主,假戏真做,意欲将受托股权窃为己有,委托人或受益人可依据信托法规定解除信托合同,并依据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把信托股权移转给受益人或委托人自己。
股权信托成功的关键是妥善保护作为实质股东的受益人的股权利益。
各地的职工持股会虽然模式不同,但有其共同点。
职工持股会作为实现职工持股特定目的的特殊民事主体,扮演着受托人的角色。
例如,根据民政部、外经贸部、国家体改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外经贸试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登记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民社发(1997)28 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1 条之规定,职工持股会是专门从事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资金管理,认购公司股份,行使股东权力,履行股东义务,维护出资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
职工持股会会员以出资额为限,对持股会承担责任,职工持股会以其全部出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
职工持股会的资金不能进行本企业以外的其他投资活动。
又根据《暂行规定》第 2 条之规定,职工持股会依法登记后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和职工持股会章程开展活动。
因此,职工持股会不管是作为独立的法人,还是作为自然人、法人之外的其他组织,都应自觉履行对职工股东所负的信托义务,自觉尊重职工股东的信托受益权以及股权变现的权利。
职工持股会违反诚信义务的,应当对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原告既是健友公司的劳动者,也是被告职工持股会的会员,更是健友公司的实质股东。
而职工持股会在其运用会员出资购买健友公司的21%的股份后,则成为健友公司的名义股东。
在原告与职工持股会关系中,原告为受益人、实质股东,而被告职工持股会则是其受托人在原告退会时,职工持股会应根据公司在职工股东退会时(2003 年10 月末)的净资产以及退会职工的持股数量或者持股比例变现原告的股权价值。
本案中的职工持股会向原告支付股权价值时竟然擅自打折、意欲占有原告则为实质股东财产价值之一半,显然有悖受托人的诚信义务。
人民法院责令职工持股会向退会职工支付尾款,实属理之当然。
鉴于职工持股会的制度设计有利于把劳动者身份与股东身份合二为一,从而调动广大职工的
劳动积极性,职工持股会的存在和运转应当始终以增进职工股东利益为宗旨。
目前,职工持股会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受托人在目前亦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例如,一些地方的民政部门不办理新设职工持股会的登记工作。
建议早日出台职工持股会立法,明确职工持股会的法人资格,并确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办理职工持股会登记。
当然,从法理上看,职工股东脱离职工持股会原则上只应涉及职工股东与职工持股会之间的
内部关系,而不应削弱公司的资本基础。
具体说来,公司法限制资本减少的法律规定在职工股东脱离职工持股会的情况下仍应得到严格遵守。
因此,职工持股会章程不宜规定职工股东退出职工持股会时,公司相应向职工持股会回购该职工股东所持的股权。
但职工持股会章程可以规定:职工股东退出职工持股会时,可以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职工,也可以请求职工持股会购买职工股东的股权,然后再由职工持股会出售给其他职工。
信托制度在我国落地生根尚属新生事物。
股权信托更是方兴未艾。
人民法院应当满腔热忱地
通过司法权的行使,保护好和发挥好股权信托制度在投资兴业、鼓励职工持股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