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出土的西周青铜甬钟

贺州青铜文化特点彭众;韦祖庆【摘要】自古以来,贺州是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因而,贺州成为青铜器的区域性集散中心。

贺州青铜文化吸取各地精华创新发展,表现出了青铜文化的独特性、文化因素多样性和在岭南地区的先进性。

但在赵陀统一岭南,定都番禺后,贺州青铜迅速走上下坡路。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Hezhou is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the central Plains into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So, Hezhou becomes the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of Bronze. Hezhou bronze culture absorbs the essenc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ssons, showing the uniqueness of bronze culture, diversity, and cultural factors advanced in the Lingnan region. However, Zhao Tuo unified Lingnan, after establishing the capital in Panyu. Hezhou bronze steps onto the downhill rapidly.【期刊名称】《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00)004【总页数】3页(P29-31)【关键词】贺州;青铜文化;集散中心;创新发展【作者】彭众;韦祖庆【作者单位】贺州市博物馆,广西贺州542800;贺州学院教育科学系,广西贺州5428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5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人类开始进入铜器时代。

青铜文明最初由西亚传入中国西北，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比西亚晚了1 000年左右。

西周青铜器赏析博文中展示的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其国家政治形态和文化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众多周代的考古发现成为我们领略周代典章制度及其演进的桥梁。

第一节西周青铜器概述商朝的统治最终在社会矛盾的浪潮冲击下崩溃，被周朝所取代。

青铜器工艺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周建都的陕西关中地区。

西周的青铜文化是在晚商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人得到了殷商的工艺匠人和先进的冶铸技术，使青铜铸造业迅猛地发展起来。

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礼制的不断加强，周人在全面继承殷商青铜工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器类、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造和更新，创造出精美的艺术瑰宝，把青铜文化推到了最鼎盛时期。

西周早期的器类、器形和花纹大都是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

这是因为周灭商前，先周文化虽然已经跨入青铜时代，铸造技术达到一定水平，但还远不如殷商的青铜铸造业发达。

到目前为止，周原和丰镐地区还没有发现一件艺术水平很高的先周青铜器。

从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来看，情形比较复杂，这其中混杂有相当一部分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代中期的青铜器。

周灭了商朝之后，把商朝的奴隶主及其所占有的奴隶分赐给自己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也被分赐给周朝的奴隶主贵族，因此有大量青铜器落到了周人的手中。

至今周初墓中仍然可发现部分商器，其原因就在于此。

灭商之后，周人接收了青铜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生产为周人服务的手工业产品，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原来的模式，因此出现了一批商制周铭的青铜器。

因而在讨论周初的青铜器特征时，必须与铸有周初铭文的器物结合起来。

对于时代界限模糊的器物，有些著作称之为“殷周式”，或定为商末周初。

青铜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西周中期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早期青铜器上商代特点逐渐被全新艺术所代替，这主要表现在青铜器的造型设计、纹饰构图等方面。

在器型方面，西周中期酒器迅速衰落，爵、觚、觯、觥、瓿等逐步消失，鬲的种类不断增加，写实风格的鸟兽樽十分流行，而且式样活泼。

谈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西周青铜器的礼制化色彩浓厚，总体风格雄浑、庄严、稳重，体现“天命”的威严。

大部分器物的中心下移，视觉感更为稳固，有些器物为了突出其在礼器中的重要地位，还特意加上底座，增加了高度，更为庄重威严。

第一，受中国古人“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西周青铜器在造型上注重方与圆的和谐关系，直线与曲线交叉运用，更好地展现了器物的力度和美感。

《周髀算经》云“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是说最初的圆是由正方形不断地切割而来的。

圆与方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无方就显不出圆。

方正的造型挺括周正有威严之感，圆润的造型则体态优美给人柔顺之感，周人准确地把握了这两种形式的特点，在挺拔、向上的直线中合理地加入舒畅、轻快的曲线，加强了器物的形式美感，既有庄重威严的礼制色彩，又有典雅细腻的艺术趣味。

大盂鼎腹大而略浅，口沿向下微收，腹部膨出，成为影像最宽的部位，由口沿至腹底形成异常饱满而有力的轮廓线，并与口沿和两耳的方折相对比。

两耳微微向外打开，上端较宽厚，下部嵌插于器腹内壁，结构牢固，每一方圆转折都处理得非常明确，毫无含混之处，腹部光洁无饰，这一片空白区域由于造型的力度而成为整个器物最突出、最有表现力的部分。

利簋侈口，口沿下微微内敛，而后外展，成为饱满有力的弧线，腹下的圈足比例合度地张开，稳稳地落实在方座上，两耳上部兽首支起的双耳略高于口沿，下有垂耳，伸展于方座之外，通宽略大于通高，产生向外扩展的张力，簋身和方座形成了圆与方、曲与直的对比，富有多变的审美趣味。

何尊口圆而体方，在方圆互补中形成既庄严又和谐的审美效应。

一、青铜礼器西周时期的青铜冶铸业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青铜冶铸业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西周的青铜器，尤其是礼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礼器的种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具体来说，西周初期周王鉴于商人酗洒亡国的教训，曾严厉禁酒。

如《尚书·酒诰》所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因此，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饮酒器爵、角、觚及盛酒器尊、方彝等大为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少见。

先秦时期巴蜀地区青铜乐器形制研究作者：张宇琦来源：《音乐生活》2020年第03期西周将巴蜀地区视为中原之外的“夷族”，其音乐由鞮髅氏掌管，它在长期与各地交流过程中形成其特色鲜明的青铜乐器。

青铜乐器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身份地位象征，为巴蜀族人所重视。

已有学者对先秦时期的巴蜀青铜乐器进行研究，如：幸晓峰在《金声传古——四川青铜乐器》一文中指出：“已知四川境内出土或传世的青铜乐器上百件……三星堆铜铃和铜响器出土数量较多，铸造精美，为我独存，自成一系……虎钮于闻名中外，无可比拟……钟类齐备，又有成组编钟……。

”[1]陈荃有在《繁盛期青铜乐钟编列研究（下）》一文中认为，“乐钟同类乐器的继续增多与乐钟的远播及变异发展，都是东周大变革时代青铜钟持有现象。

古代巴蜀之地，就是这种远播及变异发展的又一次体现。

” [2]先秦巴蜀地区的青铜乐器包含有多种类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以及中原等地区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巴蜀特色的青铜乐器。

纵观其发展脉络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发展特征。

这种特征集中地表现在青铜乐器的形制上，同时，表现了巴蜀古人在青铜乐器上的审美喜好，因此，对形制特征的辨析是非常必要的。

基于学者们对先秦时期巴蜀地区青铜乐器的研究状况，本文将按照青铜乐器不同类型的研究视角，将巴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铃类、钟类、于类、钲类等四类青铜乐器对其形制再做考辨，进而归纳其特征，意在认识巴蜀古人对青铜乐器的审美特征，这对世人理解巴蜀青铜乐器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1986年，陈显丹、陈德安等考古学家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二号祭祀坑，祭祀坑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青铜铃。

这些青铜铃处于商代晚期，形制精美独特，具有鲜明的巴蜀特色。

[3]这一考古发现丰富了现代学者研究先秦时期巴蜀地区青铜乐器的认识，为研究青铜乐器提供了新的史料基础。

这批青铜铃具有代表性的有：鹰形铃、花蒂形铃、兽面铃、兽头铃等。

考古学家们根据铃不同的外形给予其形象化的命名。

从这些出土铜铃的外形中可以发现，巴蜀古人擅于从自然界中获取灵感，制作铜铃时将其外形设计成各种带有生命象征的动物和植物。

大湾区(正禾)大联考2025届高三年级模拟联考·历史试题考生注意：1．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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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

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请用直径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各题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作答无效。

3．本卷命题范围：高考范围。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6小题，每小题3分，共48分。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1．据研究，在史前阶段，岭南地区和长江下游的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并具备自己的鲜明特征。

但进入西周之后，中国北方的礼制等波及了岭南地区，其代表就是惠州博罗横岭山先秦墓葬群，出土了铜甬钟、青铜鼎等，出现所谓的“钟鸣鼎食”。

上述材料描述表明A．中华文明起源存在多元一体B．文化交流由双向向单一转变C．王朝更迭加速了文明的扩展D．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的加快2．秦朝建立后，中央政府重视结成全国交通网络的交通干线的修筑，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发劳力并由朝廷重臣亲自规划指挥。

如秦治驰道，其工程的主持者是左丞相李斯；直道的修筑，则由将军蒙恬负责。

秦朝这一做法A．继承了“秦之好兴事”的传统B．推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C．旨在建立全国统一道路系统D．体现了交通服务于政治的特点3．下表为北魏不同时期颁布的诏书，这表明北魏时间内容太武帝延和三年(434年)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献文帝和平六年(465年)徭赋不息，将何以塞烦去苛，拯济黎元者哉！今兵革不起，畜积有余，诸有杂调，一以与民 A．重视发展农业生产B．加强了中央集权C．注重减轻农民负担D．改革了赋税制度4．王安石推行的每一项新法几乎都有明确的对应赏罚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计息推赏，农田水利法分等酬奖，茶法、盐法按利润分等比较赏罚。

由此这一时期官僚形成了“畏罪希进”的普遍心态。

AppreciatION 鉴赏钟、鼎是商周时期青铜文明最具代表的文物，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古代贵族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的礼器系统，是显示人们礼仪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制定和完善的礼乐制度，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的总称。

西周礼器组合的核心为铜鼎。

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

“乐”，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歌舞。

“中正和平”的音乐，“典雅纯正”的歌词，被称之为“雅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乐舞的最高典范，各个朝代均循礼作乐，歌功颂德。

而编钟是这一乐舞体系中最为重要、最为尊贵的乐器。

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文化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钟这种打击乐器是由铙和铃发展而来，在西周中后期开始盛行。

它不单是娱乐消遣的乐器，而且成为权力的象征。

钟的基本形式是在两侧尖锐的扁体共鸣箱上部的平面上，有一个可悬挂的柄或钮。

按照悬挂方式的不同，顶端有柄且斜挂的钟称之为甬钟，顶端带钮且直悬的钟称之为钮钟。

以钟的大小相次成组悬挂，组成编钟。

虢国墓地出土的编钟有甬编钟和钮编钟两种。

配合编钟出土的还有钲和编钟钩，它们属于乐器的配套器物或附件。

在出土的编钟中，以M2001出土的甬编钟(图1），造型厚重，做工精良，且每件钟体钲部均有铭文。

1.虢季编钟8件。

总重146.75千克。

形制、纹样基本相同，虢国墓地出土青铜礼器鉴赏马七红　张　敏图1编辑|薛续友AppreciatION 鉴赏大小依次递减。

钟身呈合瓦形，横断面呈梭形。

上有长甬，中空，与钟腔相通，除个别外，绝大多数内实范土。

衡端平齐，部分钟衡有所残损，且裸露范土。

甬下端有旋，如箍形，旋上正面有斜方形环钮。

平舞。

钲部两侧的篆间各设三排九个柱状枚。

于口上拱，铣部下阔。

钟腔内壁锉磨有数量不等的纵向调音槽（即所谓隧），少者有两道，多者有八道。

钟身正背面纹样大致相同，旋上饰一周简易S 形凸目窃曲纹，舞部饰四组双龙首S 形平目（或无目）窃曲纹，篆带饰C 形平目（或无目）窃曲纹，枚、篆、钲、鼓之间隔以凸起的界格栏线，正鼓部饰一组相背对称的长鼻曲体龙纹，除图A-1、图A-2两钟外，其余六钟正面右鼓部均铸有用以标记侧鼓音的小鸟纹。

周朝的乐器使用制度周武王建立周朝不久，就命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建立各种贵族生活中的礼仪和典礼音乐，使音乐为其王权统治服务。

下面是有周朝的乐器使用制度，欢迎参阅。

周朝的乐器使用制度西周的礼制有细致而完整的规范，乐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祭祀工具和礼仪工具，也在规范之列，故又称礼乐制度。

西周对天子在不同的祭祀和礼仪活动中使用的歌、舞、乐器的配套和规格作出了严格的规范。

如祭祀天神，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

祭祀山川，则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

又如，天子接见牧伯(诸侯之长)，用《肆夏》;周王宴享诸侯，用《湛露》、《彤弓》;诸侯相见，用《文王》等。

西周还对以前的乐舞加以改造，将黄帝《云门》、尧之《大咸》、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汤之《大》、周武王之《大武》归总称之为六乐，前四个乐舞为文舞，展示文德，后二者属武舞，展示武力，舞蹈时要手执干和戚(盾和大斧)。

六乐为最高规格的乐舞，为天子专用。

周代专门管理乐舞的机构叫大司乐。

西周乐器仅《诗经》中出现的就有29种，包括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和拨弦乐器，以新出现的青铜编钟最为引人注目。

在河南三门峡上岭村虢国公墓地出土有编钟8只，北赵晋侯墓地、陕西扶风等都出土有编钟或编磬。

作为敲击礼器的铜铙是商代最重要的青铜乐器，1989年出土于新干县大洋洲的商墓的一件铜铙，属悬持式扁钟，底部为半月弧形，铙面两侧各有三排，每排三个突出分明的尖形铆钉，并细刻有云纹。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悬挂式鼓钟，底部椭园形，两侧边沿自上而下为回纹锯齿形，顶部两侧为凤鸟装饰，面全部以凸凹回字纹、云卷纹和牛角纹雕刻而成，十分精美。

另外还有1975年出土于鹰潭地区的西周墓的甬钟，椭园形，口朝上，遍体锃亮。

因铜壁很薄，奏乐时，其音清脆悦耳。

青铜商铙和西周甬钟，不仅出土于新干县和鹰潭地区，同时在萍乡、靖安、万载、新余、吉水等地，都有所发现。

商亡周继之后，最高统治者天子为观察各诸侯国政教得失，在宫廷开始设制专门收集、整理各地民间歌谣的采诗之官行人。

梅州文史文物【古文化遗存、青铜器出土点、古建筑】一、古文化遗存全市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大多数散布在沿江河水系两岸的丘陵山地上。

这些山岗遗址，一般距地平面20～100米高左右，地质为红壤或砂质黑土。

各县发现的石器有斧、锛、矛、镞、环、凿、锄、刀等；石料是砂岩、板岩，也有遂石和变质岩等。

还发现多种纹饰古陶片。

全市古文化遗存重点有：凤凰山古文化遗存位于梅县畲江镇，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面积约1万平方米。

采集石器有斧、锛、刀、镞、凿、戈等；陶片以硬陶为主，纹饰有方格纹、曲尺纹、篮纹、圆圈乳点纹等；还有陶纺轮。

梅西棺材山古文化遗存位于梅县梅西石篆村马子嶂，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之间，在方圆10华里范围内，发现9处古人类生活遗址，场积存有比较完整的石镞、石斧、石锛等和饰有回纹、云雷纹、方格纹等陶片。

长岭岌古文化遗存位于五华县新桥乡新建村，时代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面积约4000平方米。

采集有砍砸器、石斧、石锛、石凿、陶网坠、陶碗、陶器座和陶罐等。

陶器以硬陶为多，亦有夹砂陶和红色软陶。

三圳东岭古文化遗存位于蕉岭县三圳镇东岭村，年代约在商周时期，面积300平方米。

采集有石斧、石锛、石镞、石刀、砺石和大量饰有方格纹、水波纹、叶脉纹等陶片。

龙颈寨顶上古文化遗存位于平远县长田乡龙颈村，年代约在商周时期，面积约3000平方米。

采集有大量的半成品打制石器和大型砺石，有形式多样的牙璋、磨制石锛、镞、矛、戈和碳化稻谷，厚达20厘米，陶片纹饰多样。

湖乡古文化遗存位于兴宁县永和镇湖乡村，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面积约2平方公里。

采集有石锛、斧、镞、环，大型双尖叉刀石器和陶器。

陶器纹饰有编织纹、双线方格纹、刻划纹、重圈纹等。

狮子石古文化遗存位于五华县安流镇半径村，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面积约4.5万平方米。

局部文化层厚近2米，采集有大量石器、陶器残件。

石器有锛、镞、砺石；陶器有陶拍、纺轮、釜、罐、钵、器座等，其纹饰有曲折纹、方格纹、叶脉纹，还有少量夔纹。

青铜乐器之“青铜钟”乐器钟，西周和东周的青铜打击乐器。

钟的形式是从铙演化而来，基本形式是在两侧尖锐的扁体共鸣箱上部的平面上，有一个可悬的柄。

钟的各部分名称是：共鸣箱的平顶称为“舞”，正背的中上部直的阔条称为'钲'，其两边突出的乳钉称为'枚'，'枚'的上下间隔部分称为“篆”，“枚”和“钲”占去了钟面的大部分位置。

以下称为'鼓'，弯曲的下口称为'于'，尖锐的两侧称为'铣'。

悬挂钟体的柄形物称之为“甬”，甬的顶端称为“衡”，甬中段突出部分称“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为“干”，悬挂的方式是倾斜的。

（如图）。

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了直悬的钟，在“舞”面上竖立一“”形或“R”形的梁，称之为“纽”。

斜挂的钟称之为甬钟，直悬的钟称之为纽钟。

《考工记》：“凫氏为钟”一节，记载钟各个部分长度、大小厚薄的计算方法。

从实验来看，钟音量的大小在于共鸣箱的大小；钟音频的变化主要在于鼓部的厚薄，与上述的“枚”、“钲”等部位没有明显的关系。

无论甬钟或纽钟，其共鸣箱凡为扁突体似上下覆瓦构成的，都可以敲击出两个音。

一个音在鼓的中心位置发生，另一个音在鼓侧发生，按物理的振动模式，这种钟的敲击点不同，其振动模式也不同，如下图所示。

A图为敲击鼓中部的振动模式，a、a’及b、b’为波腹，虚线的相交处为波节，波腹的振动能量很大，从而产生一个相应的频率，波节不产生振动。

B图敲击鼓旁，其a、a’及b、b’处形成的波腹，在A图的敲击处则形成波节，正好相反而形成了另一个相应的频率。

所以，这种结构的钟又被叫做“双音钟”。

商周之际的无旋钟和西周的甬钟等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频。

这两个音频的音程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纯四度等等。

音程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成组编钟数的发展而丰富起来。

但是，并非所有的钟都能产生出两个音频。

如果钟的横截面为椭圆形的钟，则和圆筒形的钟性质相似，就只能产生一个音，如西周的四虎钟之类。

/shidakaogu/199002.html1990年十大考古发现（以时代为序）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时代：旧石器时代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简介：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

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

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

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

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

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介：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

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

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

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

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

石器多为磨制。

还有骨器。

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

在商周器用制度研究中，以鼎制为代表的部分器用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乐器使用制度的研究则明显薄弱。

传世文献中对乐器的等级社会使用有严格规定，其规范化程度并不逊于棺椁与用鼎制度。

对乐器随葬的等级性及编组规律探索，将丰富我们对商周时期器用等级制度的复原。

两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随葬编列钟镈，是判断墓葬等级与身份的重要标志，其使用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性别有一定的规律可循[1]。

概言之，周核心文化区[2]的铜器墓中，有乐器的墓葬等级一般较高。

但周人钟镈随葬习俗的产生，却可以上溯至商周之际。

质言之，这一葬俗的出现与商系墓葬中编列小铙随葬习俗有密切关系。

数十年来，商周之际小铙随葬例证已积有十余，周初编钟材料亦渐日增。

近年来，翼城大河口霸伯墓地[3]与随州叶家山周初曾国墓葬[4]的发现，相继披露了一批关键的铙钟随葬材料，这使得对两周时期钟镈编列随葬渊源的探索有了新契机。

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商周之际的铙钟随葬规律及其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南方地区商周之际明确用于随葬的铙钟材料较少，目前尚无法深入讨论，故本文暂时不论。

一、晚商小铙的随葬规律商系墓葬中，随葬小铙墓葬集中在殷墟遗址群内，殷墟以外发现较少。

殷墟遗址群中共有小屯M5[5]、花园庄M54[6]、大司空M663[7]、郭家庄M26[8]、戚家庄M269[9]、郭家庄M160[10]、高楼庄M8[11]、大司空M303[12]、殷墟西区M699[13]、大司空M312[14]、大司空M51[15]、西北冈M1083[16]等12座墓葬随葬小铙（表一）。

另外，1966大司空M288、1982西区M765还有两套编铙未曾公布，但在其他论著中曾被著录[17]，墓葬具体情况不详。

从年代看，殷墟遗址群随葬铜铙始见于殷墟二期，随后的三、四期墓葬中皆有发现。

高论商周之际铙钟随葬摘要：作为商周之际青铜编列乐器的核心，编列小铙与编列甬钟一废一兴，虽有短暂重合，但总体趋势却是前后相继，甬钟替代了小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