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中国古代人才培养与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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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国古代管理文化。
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
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
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
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
中国古代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经验管理。
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
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
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
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
研究一下中华古代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中人才培训的思想和方法刘广珠, 朱永豪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66061)E-mail:gzliu@摘要:本文从人才培训与管理的辨证统一关系,人才培训的重要性及作用,人才培训的观点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管理中人才培训的思想,从因材施教的方法,启发式的方法,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管理中人才培训的方法。
关键词:中国,古代,管理,培训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涌现出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这些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管理上,形成了独特的人才培训的思想和方法。
这些思想和方法对今天的人才培训仍有着积极的作用。
1.古代管理中人才培训的思想1.1人才培训与管理的辨证统一关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先秦诸子认为,人本质包含的双重性本身,规定了人的本质是处于运动中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发生不同性质的发展变化的事物。
因而,人的本身就具备了相当强的运动发展性和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引导改造的可塑性。
因此,中国的先哲们认为,成功的管理应是首先对人进行教育的条件下的管理,而管理制度、管理工作、管理环境本身就具有了对人的引导教育作用。
所以,中国先哲们十分强调和重视发挥引导性教育在管理工作中的先导地位和主导作用。
这就使传统文化的管理哲学理论具有了相当特殊的性质。
即认为:管理应以教育性,引导性管理为主,而以规范性、防范性管理为辅。
从而使这种管理哲学理论对于各种人具有了广泛的适用性,对于各种管理实体具有了可实践性,因而,也就使这种管理哲学观点具有了科学的普遍性。
教道可以说是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别于其它古文化的一个光辉的特殊文化层,是华夏传统文化中人性管理哲学的一种综合性、结晶性管理哲学观点。
[1]在管理工作中,还可以通过工作岗位的相对稳定性,使人的专业能力素质获得巩固和提高。
韩非子说:“使士不兼官,故技长。
”也就是说,分工的相对稳定和明确,不仅对巩固协作,明确责任有利,更有利于人的能力素质巩固和发展,而人的能力素质的巩固与发展,会使岗位工作更有效的完成,从而使管理工作更加稳定和顺利。
古代管理思想--六种方式一、古代系统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系统管理思想十分丰富。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其建造,管理都体现了古代系统管理思想的萌芽。
在建造工程上,明代一般分为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堡城、城墙、放台、烟墩等不同等级、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建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
在管理上,沿线设九个镇,每镇设总兵,上受兵部指挥,每镇之下又分级设“路”、“关”及城保、墩台,形成多级管理系统,信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传递迅速、反馈自如。
闻名中外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工程也是系统工程的古代杰作。
该工程由岷江鱼嘴分水工程、飞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及水利信息系统构成,融灌溉、蓄水、防洪、排沙于一体,合理地解决了分水导江、防洪防旱、引水灌溉、排除泥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运用系统思想的典范。
我国宋真宗年间,丁渭修复皇宫的方案“一举三得”,集中反映了公元11世纪初中国管理思想的先进水平,也是运用系统管理思想的典范。
当时,因遭雷击使皇城失火被焚,皇帝命宰相丁渭主持修复。
丁渭提出:将宫前大街开挖成河,取土烧砖,引汴水入宫,水运建材。
宫修复,以废砖烂瓦填平河沟,修复宫前大街。
这样,挖河一举解决了就地取土、方便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问题,省时、省工、省钱,符合管理的最优化原则,成为著名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实践范例。
二、古代信息管理思想万里长城的修筑,主要目的是防御敌人的进犯,因而及时传递信息、掌握敌情是十分重要的,其信息传播技术、方法都令人叹服。
长城上的烽火台就起着“信息源”的作用,白日以烟、夜晚以火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
明代规定,来敌百人左右,一烟一炮示之;五百人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五烟五炮。
这种信息传递,既定性(敌人来犯),又定量(来敌人数),烟炮配合,光声并举,相互核对,几小时之内就能把军情准确地传递至千里之外的指挥机关。
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十分重视信息和情报的作用,《孙子兵法》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把人力称为资源,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就一直存在。
故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
现代的社会中,不过是把其中的名词改了一下罢了。
就是:学成数理化,聘与企业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们就研究所谓人力资源的管理,只是因为古代中国传统上是个内陆国家,土地肥沃,重视农业,政治上轻商重农,所以现代工商社会就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化中,许多在管理上的精义。
是故“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所以说,中国文化并不是没有管理理论,而是现代的人们没有把老祖宗的东西领会和发扬;中国管理理论并不是落后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是王者之道,只是因为人们难以窥其全貌,而误认为如此。
再或者有其它的什么缘由。
“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
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
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
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贤者则民不能自理也。
是故辩于爵位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
为之有道。
”不论是企业、集团或是国家,其理皆可用之。
如果一个单位只有领导,而没有办事的人,就如前几年春节晚会中的那个“小偷公司”了。
苏东坡有篇文章叫《论养士》,(“养士”这个名词,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点像是现在的“参谋”,唐宋元明清的“幕府”。
)文中提到了该重视和培养哪些人。
苏轼提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两种人,用头脑的和用力气的。
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常提到的人才、专才),用头脑非常行,让他去劳动就总会出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来。
反之,也是如此。
苏东坡说这四类人,往往需要人家来养他,不能自立。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把人力称为资源,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就一直存在。
故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
现代的社会中,不过是把其中的名词改了一下罢了。
就是:学成数理化,聘与企业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们就研究所谓人力资源的管理,只是因为古代中国传统上是个内陆国家,土地肥沃,重视农业,政治上轻商重农,所以现代工商社会就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化中,许多在管理上的精义。
是故“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所以说,中国文化并不是没有管理理论,而是现代的人们没有把老祖宗的东西领会和发扬;中国管理理论并不是落后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是王者之道,只是因为人们难以窥其全貌,而误认为如此。
再或者有其它的什么缘由。
“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
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
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
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贤者则民不能自理也。
是故辩于爵位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
为之有道。
”不论是企业、集团或是国家,其理皆可用之。
如果一个单位只有领导,而没有办事的人,就如前几年春节晚会中的那个“小偷公司”了。
苏东坡有篇文章叫《论养士》,(“养士”这个名词,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点像是现在的“参谋”,唐宋元明清的“幕府”。
)文中提到了该重视和培养哪些人。
苏轼提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两种人,用头脑的和用力气的。
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常提到的人才、专才),用头脑非常行,让他去劳动就总会出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来。
反之,也是如此。
苏东坡说这四类人,往往需要人家来养他,不能自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西方逐渐盛行和成熟起来,并逐渐传入中国,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同时,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又与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紧密联系,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人的行为。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深邃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其思想精华对现代企业人力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四项核心工作是:“选才”、“育才”、“用才”和“留才”。
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在几千年前就对上述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其观点很多与现代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而有的观点甚至是对其有益的补充与完善。
一、‘‘i圭才”思想对于人才的重要性,我国古代的学者们有着一致的观点,即“以人为本”。
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傲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第25章)。
西周末年《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
管仲在回答齐桓公询问怎样治国时,给出的第一条策略就是“远举贤人,’(《中匡》),即选用贤能人才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策略和方法;在《管子·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争人天下者,必先争人”;“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否则将导致“兵挫而地削”、“身残而国亡”的恶果。
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司马光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因此,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人力资源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选拔人才。
选拔人才首先要确定人才的标准。
我国古代思想家在选才的标准方面十分强调“德才兼备”。
例如,在周朝就主张“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周礼·地官事徒》);孔子把‘仁”这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作为择人、择官的标准;苟子则认为,选才要智仁兼备,“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地,王霸之佐也”(《苟子·君道》);《墨子·尚贤》中提出,“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韩非认为,“选才”应坚持“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任人唯贤”原则。
中国古代人才培养与管理思想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历史久远、丰富的治国安邦之道,在如何选人用人及管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
总结这些思想与经验,对做好现代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主流的诸子百家,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表达出了丰富的尊重、关怀、爱惜人的思想。
一、人才的选拔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意找贤纳士、延揽人才。
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
选人标准历来是人事管理中的根本问题。
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
其中最著名的是司马光的思想。
德与才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
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阐述了德与才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
这个看法颇为深刻。
司马光进而分析了不同人的德才素质,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与颠覆者多矣。
”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
对于这类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道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
”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
杰出的人才虽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先天下之贤”,意即高明的统治者应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士”。
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
这里说所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
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
孔子也说:“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佐君主。
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遇、尊重比高官厚禄更能吸引人才。
考核是选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的考核,就难以区分贤愚优劣,也难于做到合理运用。
管仲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
”即对于人才,不经过严格考核不加以任用,不经过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
古代考核的办法主要有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
西周是通过逐级考试选择人才,入仕考试分三级五等进行:先由乡大夫进行“秀士”、“选士”的考试,再由司徒进行“俊士”、“造土”的考试;最后由学政大司从“造士”中选出优秀者交司马量才录用,别录用者称“进士”。
先秦时期主要是通过国君派人直接招贤或出榜招贤的方式选择人才,在春秋战国时期,自荐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如“毛遂自荐”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故事。
孔子、孟子、管仲等人主张推荐,推荐的方式有官员举荐,贤人举荐和群众举荐等。
举荐选拔有赖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
古代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有耳听、口问、考言、视声、视色、察情、观诚、观友、观隐与综合分析等。
如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退而省其私”;诸葛亮提出“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为古代正确选择人才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二、人才的使用我国古代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深知合理用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用人思想。
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作治国之首物,为政之根本。
如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明太祖朱元璋将这一思想发展的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
”他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盖大楼是百年大计,靠的是一大批有精湛技艺的工匠;“治天下”更是长远大计,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人才。
“贤”主要是指人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能”重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
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认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任命为官吏,对于每个官吏的等级地位,要与他们的贤能程度相当,这也就是“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管仲主张“察能授官”,是使用人才的总原则,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
”“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
善任就是用人所长,古代用人最忌求全责备。
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
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
可见,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
只有知人,才能做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主。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
管仲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人,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
”这五个问题都是有关用人政策的问题,它说明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也只有知人才能用人不疑,只有用而不疑才能不使小人谗言危害霸业。
宋代政治家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
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意为宁可择人时多费一些精神,看准了再用,但不可轻易任用却不信任,不敢放手让其施展才干。
用人不疑,就是对人才的充分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激励,能够增强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与向心力。
三、人才的管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倡导人本管理,而管好人的关键是要重视人的利益需求,管理要做到分工合理,恩威并用,领导者要能够身先道御,以身示范。
“欲”和“求”是指人的欲望与需求。
正确认识与合理满足人的欲求,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管理好人具有重要意义。
荀子认为,人生下来之后受主、客观世界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欲求;欲求的发展有三条规律,第一是“欲不可去”,人人都有欲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第二是“欲不可尽”,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也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第三是欲物“相持而长”,亦即物质和欲望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增长。
荀子分析,人的欲望若得不到必要的满足,就会导致斗争、祸乱和贫穷;既要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防止祸乱,就应指定礼仪,以培养人的合理的欲望,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使人的欲望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相适应。
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
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把人的欲求分为两个层次:“仓廪实”、“衣食足”是低层的物质欲求,“知礼节”与“知荣辱”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着,皆谓之欲”。
这里,王夫之把人的欲求分为生理、物质、权利和功名四个层次。
应该说,我国古代关于欲求的这些认识都是比较深刻的。
先秦时期,有些政治家就认识到,管理者必须明确各自的职责,而不能互相干扰和替代,这是有管理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
管仲就非常强调一种顺乎自然、遵循规律、合理分工的管理思想。
他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
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见色,耳不闻声。
古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
”他以心比君,以九窍喻百官,认为君治百官,就想心制九窍一样,九窍虽受制于心,但心却不能代替和包办九窍的功能,否则就会“目不见色,耳不闻声。
”。
而心不干扰九窍之能,九窍就会很好地实现自己的功能。
同样,君臣各有其职,也不应该相互干扰。
君主若不包办大臣的事,大臣自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君主也不会因日常琐事缠身而政务烦心。
“心制九窍”的思想反映了古代政治家已从哲学的高度,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人事管理的客观规律性。
自古以来,刚柔相济就是公认的管理人的原则。
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就是主张在管理中要将道德感化和制度约束两手并用。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重运用这一管理人原则。
例如,诸葛亮治军之方讲柔,他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已子。
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功之。
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他要求将领爱兵如之,爱民如子,以心换心,以情感人。
另一方面要靠法令、刑罚维护法律,规范下级行为,维护上级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有丝毫变通余地。
刚柔并济必须赏罚分明。
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诸葛亮在论及奖惩原则时,强调“诛罚不避戚”,“赏赐不避仇怨”。
唐太宗李世民也用精炼的语言阐述了赏罚严明的原则:“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正确地使用奖惩可以引导人民的行为,这是古代管理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今天仍然普遍有效的管人原则。
领导者带好队伍,除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管理手段外,还需要领导者有良好的修养与作风,孔子说:“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
”这里的“以身先之”,是指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这里的“以道御之”是指领导者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带好队伍,做到上下一心,行动一致。
“以身先之”的前提是领导者个人的“身正”,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说明领导者只有关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
身正是“修己”,亦即自我修养自己,才能严肃地对待工作,从而搞好领导工作。
修己有着多方面的内容,“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判断”,指出清淡寡欲、清正廉洁、宽容大度、仁慈民主、公平正直,是领导者加强自我修养的重点。
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领导者要做到以身先之,必须做到自得自胜。
商鞅说:“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字胜者也。
”所谓“自得”,就是说要同一天下的人,首先要自己具备同一天下的条件,包括自己对天下形势及发展趋势的确切洞察,自己的素质、能力能够团结众人等。
所谓“自胜”,是指自己能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不断战胜自己的缺点。
而要自得、自胜,还必须做到自知、自省、自察、自律。
这方面,古代有许多论述。
如《吕氏春秋》写道:“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字省”,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