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市场秩序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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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系哈耶克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选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 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5-100页。
该文系统论述了“知识的分散性”,在哈耶克的知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故推送全文,供朋友们参考。
一 当我们努力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 ( a rational economic order )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人们熟知的某些假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的。
假设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 ( a given system of preferences )出发,又假设我们掌握了有关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那么剩下的问题也就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了。
这就是说,对什么是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最佳用途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我们的上述假设之中了。
解决这个最优问题 ( this optimum problem )所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已经完全设定了,因此我们可以经由数学的形式而得到最佳的陈述;用最简洁的话来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任何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 (the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 在它们所有不同的用途中都必定是相同的。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这根本就不是社会所面对的那种经济问题。
再者,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方法也没有为我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某种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仍不失为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种经济运算方法的发现之所以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之出发点的“数据”或“基据” ( datum ),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一个能够计算其结果的单一心智来说,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如此给定的。
合理经济秩序的问题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质,完全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 ( 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 ,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
人物社会科学报/2005年/01月/20日/第006版/哈耶克:备受争议的思想家吉林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邓正来 编者按“哈耶克的论著阐发了一个思想体系,其抱负之宏大完全可与穆勒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相媲美。
”著名哲学家约翰・格雷如是说。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地利思想家哈耶克的学术地位极高,其宏富的思想体系可谓是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之一,为此,我们邀请邓正来先生对其学术做一述评。
当然,同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敬请读者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借鉴。
学术A“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就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而言,其最为核心的洞见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个命题。
然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以否定“原子论的个人主义”为前提的。
第一,所有的社会秩序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前者是指“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后者则是指“组织”这类秩序。
在这两种社会秩序中,只有自生自发秩序才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因为这种秩序与组织完全不同,它们的出现和进化以及它们演化扩展赖以为基础的规则机制所具有的非设计性质,都必定会引发真正需要解释和理解的问题。
第二,根据上述“社会秩序分类学”,道德、宗教、法律、语言、书写、货币、市场以及社会的整个秩序,也都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
但是,在这种社会秩序中,还存在着两种不能混淆的秩序类型:一是在遵循规则的无数参与者之间形成的互动网络的“行动结构”,二是作为一种业已确立的规则或规范系统的秩序。
显而易见,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绝不能被化约成行为规则系统,因此社会理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那些只要得到遵循便会导向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及其赖以存续的常规性。
第三,根据上述“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两分框架,哈耶克又指出,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乃是一种“文化进化”的过程。
这一深刻命题为他奠定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即这些社会行为规则不仅引导着那些以默会的方式遵循它们但对为什么遵循它们或对它们的内容并不知道的行动者如何采取行动,而且还反过来在更深的层面上设定了社会秩序的自生自发性质,亦即通过行动者对他们所遵循的社会行为规则的“文化进化”选择而达致的自生自发进程。
评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货币的非国家化》是哈耶克最后一本经济学专著,比起他那些闻名遐迩名垂青史的大作,这本书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
因为它似乎走得太远,太偏激,而“主流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不会把它当真。
哈耶克认为,要彻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应当让银行自由发行货币,不同的货币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那么出于利润的自利考虑,银行就会极力维持稳定的币值。
乍听起来,这建议令人震惊。
人们早已习惯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权力,甚至将其当成天经地义不可置疑的信条。
不能不承认,哈耶克在打破陈规教条时,有着非凡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不是基于空中楼阁,而是基于严密的推理。
在哈耶克这本书问世40年后,当全世界疲于应对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冲击,各国央行黔驴技穷只比拼印钞速度之时,通货膨胀的阴云如北京上空的雾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重新审视哈耶克这本薄薄的著作,正当其时。
哈耶克认为,阻止通货膨胀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因为漫长而严重的通货膨胀本身会带来危害和痛苦,即使是温和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会造成周期性的萧条与失业。
[1]而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长期以来垄断货币发行所致。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政府不出面阻止,私人企业就能够并且确实在较早以前曾经向公众提供过选择货币的机会,而那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货币的币值基本上是稳定的,从而防止了投资的过分扩展,也就防止了接下来出现的经济收缩。
[2]哈耶克从国家之弊和市场之利两个方面符合逻辑地证明了他的惊世建议:货币的自由发行和自由交易。
一、国家垄断发行货币弊大于利。
最初,国家作为获得普遍承认的权威垄断铸币,担保铸币的成色,有利于促进货币经济的扩展,但这种制度具有一切垄断行为的弊端:你即使对于他们的产品不满意,也必须使用,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禁止人们探寻满足某种需求的更好方法,垄断者是没有此种激励的。
[3](一)政府并非因公益而是其私利垄断货币发行权。
铸币可获得额外的收益,政府可抽取铸币税,且可以劣币代替良币在市面上流通。
自由(liberty),是哈耶克整个经济社会思想和卷帙浩繁着述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在哈耶克看来,与“自由”概念相关联的个人自由、自由财产制度、自由企业制度、经济自由、政治自由、自由之宪政(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乃至自由社会,构成了他所憧憬和弘扬的“伟大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构件和本质特征。
正如一位当代奥地利学派的论者Gottfried Dietze在“哈耶克论法治”一文中所言,在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自由乃是国家的最高的善(a state’s highest good),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原理(a supreme principle),亦是所有其它价值的源泉与条件。
从20世纪30-40年代起,哈耶克就对构成现代社会之基础的自由概念及其相关理念进行了一些探讨和阐释。
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辨析并梳理了“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概念及二者的关系,提出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一重要思想。
在1960年出版的扛鼎之作《自由的宪章》的导言中,哈耶克指出:“自由的理想激发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使得现代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但是,对它所做的有效重述,却是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接着明确表示,写这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从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的综合视角对“自由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全盘性的重述”。
随后,在《法、立法与自由》三卷中,哈耶克又对保障自由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做了全面的探讨。
在他晚期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又对他一生所弘扬的自由社会的基本理念做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和阐释。
在数十年的着述生涯中,哈耶克以自由概念为轴心,构建了一个深邃繁复且极其庞大的经济社会思想理论体系。
对哈耶克的自由社会理论,赞誉者有之,也不乏尖锐的商榷和批评。
譬如,约翰•格雷就曾在1981年《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尖刻地批评了哈耶克的自由理论,说“他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并且引致一个灾难性的范畴混乱”。
保守自由主义国家观及其批评者 作者:庞金友
内容提要 保守自由主义认为,在自发秩序的引导下,市场经济可以自足自治;国家行为存在内在悖论,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干预作用有限,弱政府才是最佳选择。保守自由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国家观,并借助经验认识论、消极自由观、自由至上论和主流民主观详细论述消极国家观的合理和必要。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新左派对此展开了猛烈批评。
关键词 保守自由主义 消极国家观 国家悖论 弱政府
20世纪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遭遇空前危机,各种弊端日益显现。以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为首的保守派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开始占据上风。这一流派主张消极国家观,倡导社会自治和自由市场,坚持“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
一、消极国家的内在逻辑
新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两个现代变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伴而生。针对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市场会失灵,必须借助政府干预来弥补,保守自由主义给予有力的回应。
(一)自发秩序与自由市场
保守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通过“自发秩序”来证明自由市场的内在合理性。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经济秩序可以划分为自生自发的“自发秩序”和刻意设计的“人造秩序”,前者是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中所保持的并非他们有意建构的一种行动的状态,是自由市场的真正根基和灵魂,而后者则是人为想象和建构的结果。适度的、符合法治形式的政府活动是允许的,但福利国家与计划经济却是一条指向极权和奴役的道路。 而且,“大凡认为一切有效用的制度都产生于深思熟虑的设计的人,几乎必然是自由之敌”。 哈耶克坚持反对那种对社会经济秩序进行整体设计和建构的做法是理性的“致命的自负”。
弗里德曼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这一点。他认为,“广泛地使用市场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市场所涉及的范围愈广,纯然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愈少,从而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愈广”,反之,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手段往往“趋向于削弱一个稳定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力量。”
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包万超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真正的思想家,都是一面奔跑一面哭泣的人,他们要诠释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1993年3月,当哈耶克逝世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节目和报刊上传出后,整个热闹的思想界瞬间为之愕然,接着对这位“缔造了自由世界经纬”的大师爆发出如潮的哀思和敬意。
这一情境再次证明了,人类对自己思想精英的理解、尊敬和珍视总是来得太晚。
虽然哈耶克早在1974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但这位思想巨匠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却充斥着社会大众和同行学者对他的误解和敌视。
最近十年,我国学者已陆续译出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去年又翻译出版了《法律、立法与自由》,这是迟来的幸事。
《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经历17年的思考而分别于1973年、1976年和1979年发表的最后一部系统性的学术巨著。
本书围绕标题所关涉的相应主题划分为三卷:第一卷为“规则与秩序”,第二卷为“社会正义的幻象”,第三卷为“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哈耶克在知识论上为本书提出了一个关涉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我们应当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方式(置其于权威当局的指导下)去摧毁我们的文明。
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我们能够通过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哈耶克的这一最终结论,我认为在法律与立法领域可以转换为一个关于知识与自由的命题:承认人类的无知,尊重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类真正达致自由的前提条件。
哈耶克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种允许所有的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且只受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约束的自由状态。
这种状态为人们实现各自的目的提供最佳的条件,因此,“自由不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条件。
自上世纪90年代始,哈耶克热持续十多年后慢慢消退,在崇尚阅读轻便化的时代,哈耶克著述精微而繁复,无论是对人们的知识视野、思考能力,还是人们关于社会现实的判断以及现实关切力度,都会造成尖锐的挑战,阅读哈耶克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但有意思的是,今年读书界组织了“一起读哈耶克”的读书活动,不仅有实地的共同阅读、讲座活动,还开设了“一起读哈耶克”的公共微信平台,以邀请更多人参与其中。
这场共读活动最活跃的人,便是韦森,而他本人也于今年出版了新著《重读哈耶克》。
与此前哈耶克热中的焦点所不同的是,韦森强调哈耶克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其次才是社会思想家。
他认为,哈耶克早年乃至晚年的经济学理论是自成体系的,主要是围绕着货币、资本与商业周期而展开的。
与其说他的经济理论是社会秩序理论的一部分,不如说他的经济理论自成体系,至多可以认为二者是在逻辑上关联着并理论自洽。
正是因为哈耶克有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才在后来形成了他关于自由、法治和民主的宏大社会理论。
为何在当下阅读哈耶克?韦森的理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化、全球化程度,已经超过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过度市场化了。
但问题是,它还不是一个完备的法治化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从物质层面上来看,是商品和劳务的交换,但从社会哲学层面来看,则是个人权利的实现。
若无完备的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个人权利的实现,就会受到威胁。
被误解的哈耶克:不要被“自发社会秩序”所误导新京报:你说哈耶克在中国被误读,为何误读?又如何被误读?韦森:我感觉哈耶克被误读,主要还是处在大家对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误解上,认为哈耶克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无为论者”。
实际上,哈耶克决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主张“小政府”的人,他更不主张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要人们无为而治,恰恰相反,哈耶克一生特别注重人们的观念的变化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早年到晚年一直是如此。
第三讲文化传统中的道德伦理与市场秩序“万事之理,甚远且最深,谁能猜透呢?”——《圣经·传道书》第7章第24节哈耶克(Hayek, 1982, p. 204)曾说过:“如果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几乎完全失败了的话,那就是人们对道德变迁之原因——在这些原因中,说教可能最不重要——的解释,但这些原因有可能是那些决定人类演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哈耶克的这一见解,含蕴甚深。
哈耶克的这句话,含有两重意思:一,道德变迁的原因,难以理解,且难能解释;二、道德与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的变迁,有着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
哈耶克这里并没有提及另外一个极其重要但同样“不可言说”(维特根斯坦语)的问题,那就是道德法则的实质是什么?从整个人类思想史来看,什么是道德,这是一个从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维特根斯坦,到现代元伦理学(meta-ethics)思想家如Charles L. Stevenson,以至到当代博弈论经济学家John Harsanyi和Ken Binmore就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这里且不管道德的实质是什么,哈耶克的上述逻辑断想看来是对的,那就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任何习俗、惯例、制度等等社会生活形式都有一定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
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在任何习俗、惯例和制度的生发、型构(formation)和变迁中,均会有一定的作用,反过来来看,一个社会的伦理原则和具体的道德准则又往往是该社会内部人们的生活形式形成、演化和变迁的一些伴生结果。
然而,“理性直观”和“逻辑断想”是无法替代“科学”的“求证”的。
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更是如此。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自然是,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与习俗、惯例和制度等等社会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和变迁的关联机制是怎样的?我们如何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话语语境中“验证”哈耶克的上述理论断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A vner Greif(1992, 1993, 1994)教授拓辟出了他的颇受西方学界瞩目的“历史比较制序分析”理论进路(approach)。
《通往奴役之路》读后感1.书籍简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作者哈耶克提出,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并不是为了能在和平时期,继续为个人自由而战斗,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的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
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
2.作者简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原籍奥地利,于1931年迁居英国并于1938年获得英国国籍。
他一生从事教学和著述,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先后执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西德弗莱堡大学等著名学府。
哈耶克于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3.读后感二战期间英国工党政府的一系列战时管制,让哈耶克意识到极权主义的危害,后续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证实了哈耶克预测的准确性。
从某种意义而言,《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被很多人误读的作品。
有些国家很长时间内都把这本书视为对自己的抨击,但这种观点并不成立。
因为在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还没发生呢,最多说哈耶克通过足够的智慧,预测到了一些事情。
事实上,《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写给英国国民的一本预言书,他想告诉当时英国的某些政客,不要好心办了坏事。
根据他的分析,一些初衷很好的策略,最终可能导致不太好的结果。
至于英国之外的事情,并不在哈耶克写作此书时考虑的范围内。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本曾经轰动一时的书籍,看看哈耶克眼里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如何延伸出来的。
接下来,我将从自由市场制度与极权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极权主义会导致英国国民走向奴役之路这两部分出发,带领大家回到哈耶克写就本书的年代,看看到底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让他写出了这本现实感十足的预言书。
在科学主义思潮日益得到人们关注的今天,如何看待科学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关涉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那场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科学主义是大有裨益的。
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的那样:“有两种思考事件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沿循着事件,采撷它在历史中的实现,它在历史中的状态,以及它的式微;另一种方式则是追溯事件,像置身于生成中一样置身其中。
”[1]在这里我们更愿意采取第二种方式,因为只有回到历史本身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作为科学主义思潮发展历程中的著名的争论,哈耶克所提出的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论证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支持或反对科学主义者的阐释中见到。
因此,在当前重新审查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科学主义也会提供一种很好的视角与借鉴。
一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批判的缘起众所周知,F·A·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他一生建树颇多,但是在他所有这些成就中,始终存在一条终生未变的主线,那就是对科学主义以及它的各种衍生后果的批判。
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1942-1944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后来这些论文汇编成书,就是著名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
在这部书中,哈耶克系统地论证了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详细分析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于哈耶克写作这本书的缘由进行一些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哈耶克的主题,以及对于理解我们今天遭遇到科学主义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我看来哈耶克之所以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哈耶克的学术传承;其二,时代的挤压。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学术传承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与考察问题的视角,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米塞斯(L·Mises)的学生和学术伙伴,自然在思维方式上受到极大的影响。
自此,他接受了贯彻一生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正如他在1944年的著作中写到的那样:“我所努力捍卫的真个人主义在现代的发展,始于约翰·洛克、尤其是伯纳德·孟德维尔、大卫·休谟,后由经由乔赛亚·塔克、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以及他们伟大的同时代人埃德蒙·伯克的努力而首次达致了其鼎盛时期。
有关逻辑的力量的名言
逻辑的力量是人类思维中的重要一环,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和
学者都曾就逻辑的重要性发表过许多名言。
以下是一些关于逻辑的
名言:
1. 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哲学的工具。
”这句话强调了逻辑在
哲学思维中的重要性,它是推理和论证的基础。
2. 费尔巴哈,“逻辑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这句话表达了逻辑
在科学研究中的关键地位,科学研究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支撑其
结论。
3. 维特根斯坦,“逻辑必须超越一切经验。
”这句话强调了逻
辑在超越经验和思维范畴中的作用,它是超越感性认识的重要工具。
4. 哈耶克,“逻辑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规范。
”这句话强
调了逻辑在规范思维和推理过程中的作用,它是一种指导我们思考
和推理的准则。
5. 罗素,“逻辑是哲学的基础。
”这句话强调了逻辑在哲学思
考中的基础地位,哲学思考需要逻辑的支撑和指导。
这些名言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逻辑的力量和重要性,逻辑在思维、科学和哲学领域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重要基石。
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对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的思考 【摘要】哈耶克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也是其毕生社会哲学、经济科学的汇集和总结。哈耶克构建起一个宏大的属于自由主义的体系框架。而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以批驳社会主义的谬误为起点,显然希望将毕生的理论加以浓缩和升华,本文将结合《致命的自负》对本能和理性进行探析。
【关键词】本能和理性;经济自由 一、以自由之名,反建构主义 哈耶克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论证合理的基于进化(有时候也写作”演化”、“衍化”)的框架和体系来驳斥社会主义的急迫性和重要性,他选择的起点则是“本能到理性的进化”。在哈耶克的思想里,本能是非理性的,而本能作为人个体的基本特质不能够完全抹杀和消除,因此“没有一个制度是纯粹理性而能够排除任何本能因素的”。
既然本能到理性是逐渐进化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是经历,那么用分析的视角去剖析本能和理性的道路,就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哈耶克持着鲜明的“反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人类并非全知全能、无所不知的,那么“纯粹理性”就是不存在的。借由这种推理,哈耶克断言社会主义将“死于自身的建构性”。毫无疑问,哈耶克是赞成并推崇自由主义的。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或称“自由意志主义”)比凯恩斯主义更加精细和合理,比社会主义更加实际与实用。
二、本能与理性,经济自由和理性建构 分析开始之前,还是有必要强调一下哈耶克笔下分析的“社会主义”的范畴。书中的分析更加偏重于西欧的“极权社会主义”而非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中产生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这一点上,按照哈耶克后文的论证和分析,其确实针对的是广义的社会主义,即包括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此处的前后矛盾,我存在疑惑。)
根据哈耶克“反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在他所有著作中一以贯之的重复着“进化”的重要性,不单对生物学,也同样适用于政治哲学和经济科学之中。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竭力想阐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扩展秩序(市场游戏规则)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化”而来的,它背离了人类的本能,与习惯、风俗、道德等有关系”。对于“本能”的背叛,导致了人类文明和经济的极大发展。例如“利他”本能,就只能带来小团体的闭目塞听和盲目自大,丝毫不能带来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读书笔记文章开篇提出一个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或者说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作者列出了以下几个必备条件:1、我们了解与经济活动有关的一切信息;2、存在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的已知的偏好体系,而我们对它有充分的了解;3、我们掌握现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部知识。
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通过逻辑运算建立最优的经济秩序。
然而,毫无疑问,在现实中,这些条件都是无法充分实现的。
首先,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是有限的。
这些有限的知识和信息又以不同的形式分散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
“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没有单一一个人的头脑掌握所有信息、了解所有知识。
其次,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
例如,根据市场价格变化进行买卖交易的黄金交易商人,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而这些情况又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认为哈耶克在文中没有明确提出但隐含在其中的理由是:社会中也不存在一个稳定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欲望体系的偏好系统,使经济计划的制定可以此为出发点。
因此,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绝对不是通过单纯的基于数据的经济计划能够解决的。
在文中,哈耶克提出在经济生活存在三种形式的经济计划,即由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定计划;由单独的个人来制订的分散的计划;以及由垄断性工业企业联盟制定的计划。
他提出,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哈耶克在文中给出了具有倾向性的答案。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英]F·A·哈耶克目录◆作者原序◆第一章个人主义:真与伪◆第二章经济学和知识◆第三章社会科学的事实◆第四章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第五章竞争的含义◆第六章“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第七章社会主义的计算(一):问题的性质与历史◆第八章社会主义的计算(二):1935年争论的真相◆第九章社会主义的计算(三):竞争的“解决办法”作者原序尽管本书中的各篇文章初看时显得涉及许多问题,但我希望读者能很快察觉,其中大多数文章讨论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这些文章从道德哲学论及社会科学的方法,从经济政策问题谈到纯经济理论;上述诸问题是被当作同一中心议题的不同方面来加以探讨的。
这种组合在本书的前六章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后面的三章谈到“社会主义的计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作者的同一思想在分析特殊问题时的运用,尽管我撰写这些文章时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不久前我已出版了一本讨论本书某些议题的更通俗的著作,因此有理由提醒读者,本书并不打算再作为大众性的读物。
书中只有部分文章(第一章、第六章,可能还有第四章、第五章)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是对先前一些确定的实际结论的粗略说明的完善补充,由于我心情急切,这些结论发表于题为《通往奴役的道路》的专著中。
其余的文章则明确地是为与我同行的学生写的,相应来说,完全是专业性的。
所有这些公认的未完成作品,和在追求遥远目标过程中出现的作品,目前都必须用以替代已完成的作品。
恐怕还应说明,我的一些讨论本书大多数文章所涉领域的近作,没有包括“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和“科学的反革命”(“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这两个系列的文章,因为它们可构成更博大和更系统的著作:同时,它们可以在《经济学》杂志1940年卷和1941年至1945年卷中分别找到。
在此,感谢《美国经济学评论》、《经济学》、《经济学杂志》、《伦理学》和《新公共福利季刊》的出版者允许重印首次发表于这些杂志的文章;感谢伦敦梅思尔斯·乔治·劳特利奇父子有限公司准许重印最初刊登在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一书中的两篇文章。
知识、自由与效率——哈耶克市场秩序理论及其批评王生升内容提要:从亚当·斯密以来,论证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的论证体系以其综合性和规范性而独树一帜。
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哈耶克把经济学的效率论证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有机地结合为一体,论证了市场自发力量的效率优势。
依据于这种立论,哈耶克对一切有违自发进化原则的理性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理论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批评和斗争。
尽管在对各种建构理性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哈耶克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预见性,但他的立论基础并非无懈可击。
他所坚持的怀疑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以及对经济效率标准的选择,都是值得商榷的。
由于这些缘故,他所论证的市场经济自发进化理论也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大相径庭。
一、市场秩序逻辑的转换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哈耶克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甚至有些学者将他视为该阵营的精神领袖。
与大多数经济学同行相比,哈耶克以其跨学科的研究著述而显得与众不同。
早期的哈耶克,主要局限于价格和经济周期的研究;从40年代开始,他更多地转向社会哲学领域,可以说,他的一系列影响广泛的成名之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尽管存在明显的研究主题的转换——一些学者因此把哈耶克划分成哈耶克Ⅰ和哈耶克Ⅱ,但哈耶克终其一生所要探讨的主题却异常明确,这就是市场秩序的内在逻辑。
在早期研究中,哈耶克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主要集中价格和竞争两个方面。
在他看来,在竞争性市场结构中生成的价格信号构成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逻辑;由此,市场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就在于这种价格信号在发现和交流信息方面的效率优势。
在评价自己的学术贡献时,哈耶克认为他一生中有两个重大发现,其中第一个发现就是所谓的价格信号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全面指导功能。
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
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
尽管经济个体拥有的信息和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但价格信号则把这些有限的信息和知识结合起来:在由许多人组成的经济链条中,每一次信息传递实际上都意味着个人对该种信息的部分修改,包含了个人的专有性知识,并最终融合成多渠道的抽象市场信号。
在这样一个自组织过程中,分散性的决策扩大了整体秩序的可能性,导致对更多信息的考虑,整个活动结构使得个人仅仅通过局部的、零碎的信号就可以对各种无法预见的未知条件实现有效的适应。
然而,把市场经济秩序的逻辑归结为价格机制的信息交流功能,实际上仅仅触及到了问题的表面。
哈耶克的论证远非如此简单。
在早期的著作中,尽管并不十分明确,但哈耶克确实意识到下述立场的重要性,即价格信号所具有的上述功能的发挥,必须以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为依托;也就是说,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结构中生成的价格才能真正引导市场参与者做出符合实际经济条件的决策,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显然,这种观点的形成和哈耶克加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大论战有着直接的关系。
1哈耶克渐渐认识到,应当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竞争的含义。
在竞争过程中,各种经济可能性和机会被创造和发现,市场参与者对不同资源之间的相对偏好因此得以形成和改变,并通过价格信号这种形式,把其中的经济含义在不同主体之间传递和交流。
总之,竞争是一种动态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结果,是潜在多样性不断展现的过程。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哈耶克在讨论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逻辑,并由此论证这种经济秩序合理性的问题上,与传统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分析有着明显的差别。
事实上,哈耶克本人对传统的完全竞争理论是大加批判的。
他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它所立基其上的一系列前提假设与事实大相径庭,因此该理论与现实的经济活动之间没有什么关联。
然而,正如J. Eatwell 和M. Milgate指出的,哈耶克所表述的上述观点,尽管表现出了某种超越,但仍然没有完全脱离他所批判的完全竞争及一般均衡理论的巢窠。
2这首先表现在哈耶克对价格信号作用的过高估计。
正如许多经济学者指出的,经济当事人仅仅依凭价格就做出正确决策并实现均衡的想法纯粹是天方夜谭。
在现货市场上,价格信号对经济当事人的决策确实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那些通过等级制组织来实现的交易中,一系列非价格性因素在决策过程中同样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
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大量不间断的关系和契约,这集中体现了对理想市场状态的背离。
3显然,在一个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交易体系中,市场生产者的决策决不会随着价格的每一次波动而变幻无常;相反,为了保证生产的适度稳定性,生产者总是力图控制价格的波动。
作为对价格波动的对抗,长期交易契约、人际关系网络等替代性手段的存在有着广阔的空间。
其次,在讨论价格机制发挥功效所赖以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结构时,尽管哈耶克已经认识到了传统的完全竞争理论的虚幻性,并试图超越该理论,但他的论述基本上还停留在批判上,还没能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竞争理论。
在后期的研究中,哈耶克试图弥补上述缺陷。
在广泛吸收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重新向我们展示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逻辑,这就是,在法治的框架下,个人拥有广泛的经济自由,该经济体因此能够更为有效地发现和利用知识,并在与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中获得效率优势。
在这个逻辑中,哈耶克提出了另一种竞争理论。
在他看来,市场经济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
显然,哈耶克所理解的竞争,不是一种静态的市场结构,其界定标准也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数量的多寡;竞争的含义必须从保障经济个体的经济自由这个角度来理解。
只要经济主体能够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即经济决策权分散在个人那里,那么以分散的形式保存在个人那里的专有性知识就能够被最有效地发现和利用起来。
由于把竞争归结为个人自由,因此在对待垄断问题上,哈耶克也有着独特的见解。
他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新知识一般总是被少数人发现和拥有。
所以,源于新知识的某种新产品最初必然会被掌握这种知识的个别企业所垄断生产;其后,大多数人开始学习和使用这种新知识,由此出现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因此,1哈耶克“社会主义的计算(三)——竞争的‘解决办法’”《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2 Eatwell, J. and M. Milgate (1994) ‘Competition, Pricec and Market Order’, in M. Colona and H. Hageman (eds), Economics of Hayek, vol. 1: Money and Business Cycles (Aldershot: Edward Elgar).3弗雷德·布洛克“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矛盾”《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竞争态势常常是以垄断状态的结束为起点的,垄断是动态市场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在哈耶克看来,这种类型的垄断所具有的合理性,是源于对特定知识享有的合法独占权,它以经济自由原则为前提条件;它能够提供一种实质性激励,促使人们去改进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方式。
在哈耶克看来,只有通过政治暴力工具所获得的垄断权,才是最具危害的,这种垄断意味着对经济自由原则的破坏,它是一切市场竞争主体都无法克服的。
4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规定性理解为个人自由,还只是完成了论证的一半;要想证明市场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哈耶克还必须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分散的个人自由行动如何能够实现整合并因此显现出整体性秩序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哈耶克把希望寄托在了社会经济规则上。
哈耶克认为,分散的个人自由行动能否相互契合,并在整体上显现出一种秩序,关键在于这些行为主体的预期——或是关于一系列外部事件的预期,或是关于他人行为方式的预期——能否彼此相容。
“所谓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
”5而内部规则的出现,则正是社会经济进化过程中自发产生的一种解决方案。
在促进经济当事人的预期相互协调方面,内部规则具有传递“一般性知识”的重要功能。
首先,内部规则为价格信号提供了背景知识,使其获得普遍认同的经济含义,从而能够被不同的市场主体所理解并因此传递真实的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内部规则促进了价格信号所包含的知识的使用。
6显然,这种研究思路是对早期价格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其次,内部规则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为经济当事人的自由行动划定了界限。
这种划界功能规定个人拥有各种自由权,这实质上为合作行为提供了强制性的保护框架。
这样,内部规则和价格信号一起,在不同经济个体之间传递了信息和知识,并保证了经济系统实现统一和连贯。
总之,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一方面促进了知识的发现过程,从而加速了知识总量的增长和分化的加深;另一方面,它还保证了这些分散性的知识能够实现最有效地配置和整合,从而促进了各种生产性资源的合理配置。
由于市场经济秩序具有这种效率优势,因此它在与其他类型的经济秩序的竞争中胜出并扩展开来。
近代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市场经济秩序不断扩张的历史二、效率标准的“特殊”选择众所周知,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供辩护和论证时,也使用效率论证,而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帕累托最优原则通常被视为最具综合性的效率评价方法。
一般认为,帕累托效率原则之所以被广泛接受,部分缘于下述事实,即这些原则不需要借助于人际功利比较就能评价社会和经济状态的优劣。
7应用帕累托效率标准的一个辩护理由是,它是一个符合理性的合理性原则,4哈耶克特别批判了两种类型的垄断,一类是工会对劳动力供给的垄断,另一类是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
他认为,这两种垄断都是对经济自由原则的破坏,是造成滞胀恶果的元凶。
5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第20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6 Ioannides, S. (1992),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 Aldershot: Edward Elgar7对人际功利比较的可能性一种较有道理的批评意见认为:在选择一个能衡量所有人的功利基准点和衡量标准时,不可能排除任意性。
由于不可能进行人际功利比较,因此我们也无法保证能够将相互冲突的个体利益有效地整合为总功利,并以此来评价不同社会状态的优劣;考虑到这一点,帕累托效率原则可能是更好的替代办法,它排除了功利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