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人格权的源流--兼论宪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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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概念探源摘要:本文首先对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进行了解析,重点是以民法的视角分析该概念的先验歧视色彩。
随后从历史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了“权利能力”一词产生的根源,并得出以下结论:《德国民法典》制定者处于资产阶级兴起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继承罗马法,但他们不要其中的公法因素;他们也需要继承罗马法中的主体资格制度,但他们不要那个“排除了部分生物人加入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的“人格”一词。
最后,本文以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精神为主线,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格”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罗马法人格权利能力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现代意义上的人格壹人格与权利能力探源一、罗马法“人格”的含义[①]罗马法中,“人”这一语词有三种不同表达,并代表三种不同含义:I homo-自然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II caput-权利义务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III persona-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具体身份,即,其在各类具体权利义务中的身份。
以上概念中,人II(caput),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需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
在当时,罗马法以人格或人格权(caput)来总称这三权。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市民权在罗马法类似于今日之公民权或者国籍概念,其内容包括公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私权-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
小结论:a罗马法对生物人与法律人有所区分;b罗马法中“人格”、“人格权”(caput)等同于法律人;c罗马法中caput一词包含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因素。
二、权利能力的诞生(一)背景资料背景1:生产力与经济环境。
[②]由于交换经济的勃兴和俾斯麦创设的大学制度,传统日耳曼的庄园制在近代德国受到挑战,原先在庄园奴隶主的领属下带有奴隶性质的农奴渐渐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脱离,并成长为德国历史上新兴的市民阶层。
而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工场制度的萌芽,许多农民子弟进入城市,一方面受雇于人获取工资,另一方面购入生活资料,从而事实上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The Dissimilarity and Interaction of Personal Dignity in Constitution and Civil Law 作者: 上官丕亮[1];薛洁[1]
作者机构: [1]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出版物刊名: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56-63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6期
主题词: 宪法上人格尊严;民法上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基本权利
摘要: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内涵是一个长期令人困扰的难题,尤其表征在理论与实务中宪法上人格尊严与民法上人格尊严存在混淆与错位的图景。
当务之急是对二者间的相异与交互做系统的梳理与阐释,以厘清各自的适用范围与边界。
就二者间的相对独立性来说,主要体现在功能性差异、法律的形成余地以及宪法不能成为私法裁判的直接依据上。
而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以及人格尊严话语体系的特殊性又使二者的交互成为可能。
民法上人格尊严的认定要素对宪法上人格尊严的界定具有积极含义,并为人格尊严内涵的理解搭建起了基础框架,宪法上人格尊严的本质应认定为一般人格权。
借由宪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动态的循环解释使宪法的价值贯穿于部门法之中,由此实现宪法上人格尊严与民法上人格尊严的良性互动。
-11-一、有关宪法与民法的理论之争(一)国外学者关于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几种学说在理论界,对于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和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也由此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学说。
根据日本学者山本敬三的总结,在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上大致有以下三种主流观点:1、异质论异质论是以近代自由主义和"最小国家论"为背景的,它认为宪法与民法是性质完全不同、互相对立的法,各自调控的范围界限分明。
宪法的效力仅及于政治国家领域而不能深入至市民社会的领域,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不能发生任何效力。
2、并立论所谓并立论,指的是认为二者是并立的、同格之存在的观点。
宪法与民法具有共同的基础。
因此,民法与宪法从规范到价值都应是协调一致的。
至于宪法与民法共同的基础,学者们认识不一。
有的认为是自然法,有的认为是人权,有的认为是近代法理论。
并立论与异质论乍看上去似乎并无不同,都是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为立论基础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其与异质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并立论主张民法与宪法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
3、融合论融合论在承认民法对调整市民社会的基础性作用、承认私法自治的基础上,强调宪法在规范和价值上对民法的统率作用,内化于宪法之中的人权价值构成了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基础。
融合论者与并列论者的区别在于,并列论者认为宪法与民法共同的基础是自然法(人权宣言),而融合论者则认为是内化于宪法之中的人权价值构成了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基础。
(二)对上述观点的简要分析通过上述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从异质论到并立论再到融合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宪法与民法从对抗到协作的过程。
第一,作为近代宪政意义上的宪法是作为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因而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就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了。
这种认识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颇多问题。
首先,这种观点将导致民法不必遵从宪法的结论。
这一结论不但在理论层面与宪法至上的理念相悖,无视了各国宪法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宣告,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与大部分国家宪法法治运行过程中宪法至高的地位不一致。
解密人格权的进化路径及其内涵人的人格权是指个人对其身体、名誉、尊严、隐私等方面的法律保护,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历史上,在解密人格权的进化过程中,涉及到了人权、法制、伦理等多个领域的不断发展,这些进化路径与内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自身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人格权保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各国法律制度中的宪法和权利法规。
早在公元前350年,古希腊所制定的“第四十五法律”中首次规定了所有公民的身体和心理保护权。
从此开始,一系列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逐渐形成,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其次,人格权保护的普及和深入发展,离不开现代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权和公民自由的理念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实践。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联合国人权宣言等国际法规,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人权保护体系,对保护个人的人格权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再次,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格权在法律和伦理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和变化。
人们需要适应新的技术和信息时代在人格权保护方面的要求,比如个人隐私的保护、人工智能等科技的遵循伦理原则等。
这无疑将在保护人格权的未来路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人格权保护的内涵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从最初的身体和心理保护,到民主和法制的保护,再到如今包括言论自由、人身自由、自我决定等多个方面。
保护个人的人格权是一项动态的任务,人类社会需要不断进化和调整其法律和道德框架,以适应时代发展和人类不断进步的需求。
总之,人格权保护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发展不仅与历史、制度和伦理等方面的进步息息相关,也必须与科技、信息时代的变化相融合。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格权保护的进化路径和内涵将不断扩展和深化。
为了保护自身权益,每一个人也应该关注和了解自己的人格权,以便在需要时与国家和法律共同推动人格权的实现和保护。
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人权的关系一、人权:宪法和民法的共同价值基础在现代社会,人权与宪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因为宪法从法律效力秩序上来讲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为体现对人权的重视,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基本人权有所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宪法权利直接视为“基本人权”。
从现代世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权内容来看,宪法规定基本人权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既明确规定基本人权原则,又以公民具体权利的形式规定基本人权的内容,这是多数国家宪法采取的形式,如日本宪法和孟加拉国宪法。
二是不明文规定基本人权原则,只是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基本人权的原则,却在修正案中具体规定了公民的权利。
此外,还有比利时、丹麦和荷兰等国的宪法也是如此。
三是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却较少规定,如法国现行宪法虽然在序言中确认人权原则,但只对公民的选举权利作了规定。
各国宪法对人权的规定并没有改变人权的性质,人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道德权利,不是法定权利。
人权作为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作为道德权利,人权只有表现为社会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权利,才会取得实效;作为法定权利,社会权利只有以人权为根据,才能保持其道德上的正当性并增强其适应效力。
”就人权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来讲,“公民权是人权在法律上的表现,人权是公民权的道德根据,宪法则是公民权的法律根据。
”当然,人权入宪虽然没有改变其本质,但却为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无论现代法律制度如何发展,人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道德权利,它不仅是作为公法的宪法的价值基础,也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基础,对包括公法和私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都会产生影响。
在早期的法律制度中,自由呈现出多面向的特征,它既反对国家权力对其加以限制,也反对私人之间的相互侵害。
但是随着时间的经过,个人之间的私法关系却越来越少的被一般自由权以及基本权的讨论所触及。
这与实证主义以及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境能保障自由与平等的私法法典的制定有关。
2021民法人格权和宪法人格权的独立与互动初探范文 摘要:宪法人格权在本质上属于基本权利,而民法上所谓的人格权属于私法上所拥有的权利。
在两种不同体系下, 人格权的发展路径以及主观权利属性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根据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作为连接纽带, 宪法权利下的人格权与民法权利下的人格权, 可以进行间接性的互动。
在本文中, 笔者就将对民法以及宪法权利体系下人格权的独立和互动进行论述。
关键词:宪法;民法; 人格权; 客观法; 独立与间接互动; 一、民法与宪法人格权的独立 宪法以及民法人格权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所以在两种体系下, 人格权的形成以及发展路径都大不相同。
在宪法中人格权为基本权利, 其形成以及发展是对自身属性进行不断塑造的过程, 整个发展过程可谓是一气呵成, 而且将人格权纳入到宪法范围内, 在全球范围内所获得的支持率都比较高。
相比较之下, 将人格权纳入到民法权利体系下, 需要人格权能够满足民法权利的多种需要以及要求, 因此人格权纳入民法权利体系, 受到了很大的争议, 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一)形成以及发展路径不同 在将人格权纳入宪法权利体系之下之前,人格权存在的形式是以自然权利所存在的, 具有非常高的普遍性以及适用性。
人格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格权中的主体属于一般性以及抽象性的人。
所以人的观念要摆脱等级制度束缚成为平等性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主义使人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每个人都因为其自身所拥有的自然理性处于平等地位, 具有独立性, 因此人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出现了很明确的划分界限, 个人的自由空间与权力不能够受到国家的强制干预。
因为有充足的理论作为铺垫, 所以西方国家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 将人权写入到宪法文件当中, 对人权所拥有的最高的法律效力进行了确定。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文明的快速进步,人类的人权意识已经普遍觉醒, 所以人权纳入到宪法范围之内, 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 对于一个国家的宪政以及民主来讲人权规定成为重要的标志之一。
2019年01月(中)法制博览法学研究探讨宪法中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曹瑞丽曲靖市委党校,云南曲靖655500摘要:我国宪法中提出的人格尊严更多倾向一般人格权,通过将人格和尊严联系起来,可加大对人格权的保护,而民法中的人格权会受到宪法人格权影响,进一步发挥作用。
本文主要围绕人格权宪法基础、宪法人格权构造与民法区分、宪法人格权对民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通过宪法和民法的共同作用,来进行对人格权的保护,上述规定内容需要经过司法实践来完善。
关键词:一般人格权;宪法;民法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2-0112-02宪法和民法间的联系问题始终是法学界重点研究内容,随着宪法司法化和司法审查等制度建设的完善,宪法在民法上的作用更加凸显。
当前宪法和民法的关系、宪法对私法的效力等内容的讨论处于白热化状态,而人格法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为上述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宪法中规定的人格法,即禁止对公民进行侮辱和诽谤等,而《侵权责任法》中加大了对健康权、生命权、荣誉权的保护,是人格权在民法上的体现。
一、人格权宪法基础(一)宪法上人格权性质关于人格权的行政,当前还没有一个统一说法,在人格权性质归属问题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人格权是私权在民法中的规定,可将其看作是一种人格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民法中人格权是其他法上做出规定的来源,应视其为一种渊源权,还有学者认为人格权应属于宪法中的基本权利。
首先,人格法来源于公法,人格权主要是对人的理性和尊严进行保护,是社会公民基本权利,使其归属于到公法范畴[1]。
最早人格概念来自起源罗马法,能判断一个人具备何种权利能力。
德国民法典中由权利能力替代人格这一概念,没有直接出现人格权有关表述,主要是由于公法和私法间有着明确划分,应将私法从公法中分离出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基于人基本权利保障的人格权规定是通过宪法确定的。
其次,人格权私权化的宪法回归。
人格与人格权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格权发展的基本路是: 法律人格在初期具有浓厚的身份性,然后,立法对法律人格进行了伦理性确认和权利能力的抽象规定,继而以人格权的形式出现,并以日益扩张的工具性立法技术对其保护。
一、萌芽罗马法中人格的产生或确认完全基于人的身份和地位,身份是构成人格的要素。
依据罗马社会中身份要素的不同,罗马法上的人格大体上有3项内容: 自由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家族的身份。
罗马法将人格完全视为一种产生于身份而又反过来体现身份,延续身份的制度,是公私法兼容,人格与身份并列,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合为一体的概念,带有强烈的身份性与等级性,这使得近代私法意义上的人格无法在人法上得以确立。
至日耳曼封建社会,人格制度仍具有鲜明的等级森严的身份制特征#人依其性别,身份,所属职业团体和宗教的差异而不同,分为4个等级: 普通自由人,少数贵族阶级,半自由人及奴隶。
在家庭内部,各成员间地位亦非平等关系。
虽然当时影响广泛的基督教确立了人类尊严的思想,教会法在对罗马法的解释中也注入了更多平等和个人自由意志的理念,但对人类的尊重仅仅限于宗教和道德意义,封建身份制决定了世俗和法律上的平等人格无法形成。
故总体而言,18 世纪以前的社会是一个身份制社会,人们在私法上的地位主要由其在社会中的身份所决定,人格实质上为身份人格。
二、初步承认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运动后,人文主义兴起,明确指出要以人为中心,颂扬人的权威,人的价值,人的高贵和人的伟大。
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现世的幸福和自由,且人所追求的个人幸福是出于“天赋人性”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主张自由平等。
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人格与人的伦理性开始产生密切的联系,自然法的伟大旋律也重新在欧洲大陆激荡,对政治,法律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
“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成为了人们分析和评断法律的标准。
这种理性决定人格的自然法思想,对当时的欧洲大陆的民法典产生了重大影响1804《法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即指一切自然人均具有同等的法律人格。
民法与人格权救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人格权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现代社会中,人格权的保护成为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的重要一环。
而这种保护主要通过民法来实现。
本文将探讨民法与人格权救济的关系。
一、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人格权是指人们依法享有的与自身人格相关的权利,例如生命权、姓名权、肖像权等。
这些权利是人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保护。
民法作为一门法律学科,以保护和调整人们的合法权益为目标,通过制定法规和规定来实现人格权的保护。
民法明确了人格权在法律上的地位,为人们行使人格权提供了依据。
二、人格权救济的方式当某人的人格权受到侵犯时,他可以通过民法来寻求救济。
主要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1. 停止侵权行为:当人格权被侵犯时,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行为的停止。
比如,在他人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的肖像权,被害人可以要求行为人停止侵犯他的肖像权,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赔偿损失:除了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外,受害人还有权获得经济赔偿。
这是因为侵权行为可能会给受害人造成经济损失,如声誉受损、精神上的苦痛等。
民法允许受害人向侵权行为人要求相应的赔偿,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3. 恢复名誉:当某人的名誉受到损害时,他可以依法要求恢复名誉。
名誉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名誉以及相应的赔偿。
4. 公开道歉:在某些情况下,侵犯人格权的行为人会被要求公开道歉。
公开道歉是向受害人道歉并公开声明,以修复受害人的声誉和尊严。
三、人格权救济的途径为了使受害人获得合理的人格权救济,民法规定了一些途径和程序:1. 提起民事诉讼:当侵权行为发生时,受害人可以选择提起民事诉讼。
在诉讼中,受害人可以请求法院判决侵权行为的停止、赔偿损失以及恢复名誉等。
2. 申请仲裁:除了民事诉讼外,受害人还可以选择通过仲裁来解决人格权纠纷。
仲裁是一种非诉讼的解决争议方式,通过第三方仲裁机构进行独立公正的仲裁,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
民法与人格权归属我国专门制定了民法来规范公民间的各种权益和义务,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人格权。
人格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保障。
本文将就民法与人格权归属这一话题展开探讨,以深入了解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和实践。
一、民法与人格权的定义民法作为我国基本的私法规范,对人格权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和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人格权是公民享有的尊严、姓名、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
这些权利是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也是保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重要法律保障。
二、人格权的归属在民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格权的归属原则。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人格权归属于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个人。
这意味着公民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人格权行使和保护。
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人格权的归属可能发生变动,比如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
对于未成年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他们的人格权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和保护,以保障其个人的权益。
三、人格权的保护与侵权责任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公民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申请保护人格权,如侵害了公民的名誉、荣誉等权益的行为,受害人可以要求侵权行为的停止、道歉、赔偿等合理补偿措施。
同时,法律也规定了对于故意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侵权方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和可能的行政处罚。
四、人格权保护的实践案例我国在保护人格权方面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例如,我国《民法典》第1030条规定了对于冒用公民身份信息的行为,可以要求侵权方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处罚。
这一条款的出台,为公民的人格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
此外,我国还建立了名誉权维权工作机制,通过加大打击网络谣言、侵犯公民名誉等违法行为,有效保护了公民的人格权。
五、创新时代下的人格权保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国在人格权保护方面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应创新时代的需求。
民法本位论之人格权保护法律最新动向自1997年民法典颁布以来,我国民法制度逐渐成熟,并通过多次修订与完善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格权保护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保护日益完善,不断推动着社会进步。
本文将围绕人格权保护的法律变革和最新动向展开论述。
一、人格权保护的基础人格权是指个人基本权利与价值的集中体现,包括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姓名权、荣誉权、自由权等多个方面。
这些权利的保护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在我国,人格权保护的法律基础主要集中在《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中。
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并对侵犯他人人格权的行为进行了界定。
此外,我国还颁布了《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进一步加强了人格权的保护。
二、人格权保护的发展历程1. 《民法通则》对人格权保护的界定《民法通则》是我国民法的基础性法律,对人格权保护起到了基础性的规定作用。
该法明确规定了人格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
此外,该法还规定了侵犯他人人格权的行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2. 《婚姻法》与人格权保护的关系婚姻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人格权保护的重要方面。
《婚姻法》对婚姻双方的人格权进行了明确规定,保护了夫妻双方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的权利。
近年来,我国对婚姻法进行了多次修订,进一步提升了人格权保护的水平。
例如,2017年修订的婚姻法增加了对家庭暴力行为的禁止和打击力度,保护了婚姻双方的人格权不受侵害。
3. 新技术与人格权保护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给人格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例如,在互联网时代,个人隐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国加强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
此外,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也涉及到人格权保护的法律问题。
我国正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以保障人格权在新技术发展中的合理权益。
三、最新的法律动向我国对人格权保护的法律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以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
民法与人格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格权利的保护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格权利是指人的自由、尊严、名誉等基本权利,是每个公民应当享有的权益。
而民法则是保护和维护人格权利的法律基础。
本文将探讨民法与人格权利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我国对人格权利的保护。
一、民法对人格权利的保护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中包括了对人格权利的保护。
民法规定了人的自由、尊严、姓名权、名誉权等基本人格权利,保障了个体的基本权益的受到侵犯。
首先,民法规定了人的自由权。
个人的自由包括了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
人身自由是指公民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包括了个人的身体、生命、健康等方面的自由。
精神自由则强调了个人的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等方面的自由。
民法对人的自由权给予了明确的保护,确保个人在社会中享有一定的自由度。
其次,民法强调了人的尊严权。
人的尊严是指人作为独立自主的存在,应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
民法对尊严权的保护主要表现在禁止人身奴役和对人的虐待,同时规定了对于侵犯尊严权的救济程序。
此外,民法也规定了个人的姓名权和名誉权。
姓名权是指个人对于自己的姓名的自由支配权,即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姓名。
名誉权则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声誉和信誉,个人有权享有良好的名誉和避免受到不实指控的权利。
民法对于姓名权和名誉权的保护,有效地维护了个人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对人格权利的保护在我国,人格权利的保护得到了法律的充分重视。
我国的民法对人格权利的保护进行了明确规定,并提供了相应的救济措施。
首先,我国宪法对人格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得到保护,并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尊严。
这为人格权利的保护提供了宪法基础。
其次,我国民法典在对人格权利的保护方面进行了规定。
民法典对于人的自由、尊严、姓名权、名誉权等方面的保护作出了详细规定,为个体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再次,我国刑法对人格权利的侵犯行为进行了打击。
民事保护与人格权利在现代社会,民事保护和人格权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事保护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
而人格权利,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是指个体享有独立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民事保护与人格权利的关系,并探讨如何更好地保障和维护人格权利。
首先,民事保护与人格权利密不可分。
民事保护旨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人格权利则包括了个人生活、名称、名誉、荣誉、隐私等一系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
这些权益的保护需要民事法律的支持与保障。
例如,在名誉权方面,当个人遭受侮辱、中伤或诽谤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向法院寻求保护与赔偿。
同样地,当个人的隐私受到侵犯时,也可以通过民事保护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此,民事保护与人格权利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
其次,保护人格权利需要法律的支持与维护。
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的应用,个人信息泄露和侵犯隐私问题日益突出。
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相应的司法保护措施,成为保护人格权利的迫切需要。
此外,民事保护与人格权利的现实困境也值得关注。
在一些情况下,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如何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维护公共利益成为一项重要的挑战。
例如,在新闻报道中,记者在履行新闻职责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这时就需要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需要明确规定相关的权衡标准与程序,以便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尽可能保护个人的权益。
对于保护人格权利,除了法律的制约,还需要加强社会教育与舆论引导。
人格权利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权益,更是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的体现。
社会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个人责任感,加强对人格权利的认知与尊重。
同时,舆论引导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媒体应该依法遵纪,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杜绝侵犯个人权益的恶劣行为,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
我们将对一般人格权在宪法中的起源、定义及其重要性进行概述。
接着,我们将分析一般人格权在民法中的体现,包括其如何影响民法的各项规定和原则。
我们将探讨一般人格权在民法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其对民法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宪法层面,一般人格权是指个体在人格尊严、自由和平等方面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是普遍适用的,不受任何特定身份、地位或条件的限制。
一般人格权在宪法中的确立,体现了对个体尊严和自由的尊重与保护,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提供了基本的权利保障。
在民法层面,一般人格权对民法的影响深远。
一方面,一般人格权为民法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伦理支撑,使得民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更加关注个体的尊严和自由。
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也为民法提供了具体的权利依据和救济途径,使得个体在遭受人格权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本文将从宪法和民法的角度,对一般人格权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保障个体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也期望通过揭示一般人格权在民法中的影响,为民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宪法上一般人格权的内涵与特点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丰富且特点鲜明。
它源于人类尊严的保障需求,体现了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尊重与保护。
一般人格权并非单一的权利,而是涵盖了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多项具体权利在内的一种综合性权利体系。
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
这意味着无论公民的社会地位、财富状况、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如何,都享有同等的人格权保护。
任何对公民人格权的侵犯,都将受到宪法的严厉制裁。
一般人格权具有绝对性和不可转让性。
这意味着人格权是公民固有的权利,不需要通过他人的行为或同意来实现。
同时,人格权也不能被转让或放弃,因为它们是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核心体现。
再者,一般人格权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
论德国民法中的人格与人格权——兼论我国民法典的应然立场关键词: 人格/人格权/权利能力内容提要: 德国民法对人与人格权的处理方式是与其人格理论立场的坚持密不可分的。
德国民法中的人被缩限为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权利能力则成为了“人为人”的实证法表达,从而实现了对人格的某个方面功能的替代。
而德国民法中的人格权尚未被权利化,立法对人格利益列举式的规定必然寻求着开放式的突破,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不可避免。
我国民事立法应在鉴别的基础上,既有延续又有创新与突破。
我国民法的体例与民法理论的整体渊源大部分来源于德国民法。
因此,厘清德国民法上相关概念与追寻制度本真,必将有助于我国民法理论的提升与民法典的建构。
本文借由对德国民法中人、人格、人格权等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制度基础的分析,从而得以反思我国民法的相关理论,进而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德国民法中的“人”——法律关系(权利)的主体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代法对自然人人格的普遍承认是基于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自然法思想,将人的自然理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反映在民法上就是《法国民法典》第八条:“所有的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
在结论上,德国法得出了与自然法思想相同的结论,那就是人人平等。
但在论证过程方面却与此不同:在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康德先验唯心主义与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反对自然法学派的论证方法。
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强调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反对把自然法看成是民法的法源,认为德国的法典编纂不应当遵循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法思想。
[①]而针对自然法所强调的基于自然所生的人类理性,康德哲学反对把人的理性系于自然法则之上,而是主张它来自于人的内心意志。
他认为,“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做物;而有理性的生灵叫做…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
”基于此,他推导出道德上的基本要求:“你的行为举止应该是这样:无论是在你自己,还是在任何其他一个人,你都应将人类看做是目的,而永远不要看做是手段。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人格与人格权的源流——兼论宪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蒋学跃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关键词:人格/人格权/源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内容提要: 人格与人格权在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价值基础方面截然不同,二者并无人们相信的那么联系紧密。
从两者的产生历史过程中可以洞悉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关系,即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身是人们达到法律技术与法学研究便利性的手段,权利同属于公法与私法的研究范畴,无法将其归入某一领域。
在英美法中通过宪法引申出民事权利与其特殊的司法模式相联系,而并不能够得出公法优越的结论。
德国法中的人格权特别是一般人格通过宪法引申出来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只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异态。
在大陆法系中私法中民事权利的逐步确立进而推动公法上权利的构建是大陆法系的通常模式。
民法的基础性地位不可质疑,一直以来被称为“万法之源”。
但是自民法学界的学者提出“民法帝国主义”之后,如何处理与认识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必要,甚至上升成为协调两个部门法的发展与各自定位的根本性问题。
就笔者粗浅看法,部门法如同其他学科的划分一样都是为了研究分工与研究精致化的需要,以便各自发展出具有独立运用对象的科学范式,具体到宪法与民法而言就是各自运用自己的研究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1]就此点而言,这种划分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同时这种分工与划分必要是有代价的,以造成各自学科封闭。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现在就要彻底放弃学科划分,而是不要人为夸大学科之间的差异,对于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
系统地阐述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可能超出本人的能力,并且笔者认为从宏观模式甚至很难清晰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反通过具体的制度与规则的演化窥视两者的关系可能更加具有实效性。
就民法与宪法而言,通过两者共同关涉的概念人格与人格权阐述窥探两者的关系是恰当的。
在我国民法中,人格与人格权都是备受争议的概念。
从总体上讲人格是与确保人的主体性相关联的,是随着人们对自身主体性确保的要求而进入理论的考察视野的,同时近现代的人格权问题又总是与人权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当人们遭受了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的蹂躏之后会更加热衷于人格权问题的探讨。
如果我们单纯从字面上看,人格与人格权联系非常紧密,甚至可以不假思索地赞同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人格权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题中应有之意”的观点。
[2]而事实上人格与人格权之间的真实联系远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紧密,二者在产生历史背景与制度价值功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从二者的产生历史中我们可以洞悉公法与私法之间的一般关系。
一、作为人格权形式意义上的前提--人格概念的产生以及其属性最早关于人格一词“persona”哲学上的含义来源于斯葛多哲学上的“具备理性的独立实体”。
[3]根据罗马法学者的分析,这一词是指“权利义务的主体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资格” [4],但是有学者更加深入指出“‘persona’一词的来源于’personare’,而后者是指演员演出时为了掩饰声音而戴在脸上的面具”。
[5]所以我国现代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指出,“人格理论产生于古罗马时代,其基本价值用于区分自然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 [6]是“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工具”。
[7]这也就是说虽然人格本来是用来指称抽象的主体的,但是在罗马法却被用来区分自然人的不同社会地位,更确切的讲是法律地位。
因为在罗马法中一个人要同时具备自由人、家父权、和市民权三个权利才能是一个完整的民法上的人,也就是说具体的人是按照罗马的人格标准可以区分很多种类型,随之出现所谓的“人格减等”现象。
因此罗马法人格的这一含义和功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要求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原则显然是不能吻合。
自然法学者胡果被看作是最早从自然法的角度论证人的天赋权利问题的。
[8]由于自然法学派的思辨倾向,所以人格问题也就自然具有复杂性和浓厚的哲学思辨倾向,正如德国学者Gareis所说:“在法学中人格一方面象普洛透斯(proteusartig)般的神秘莫测,另一方面如无外形的原生质一般。
” [9]但是我们必须限定在此完全是在法学思维和方式范围内探讨人格问题,而非哲学的方式,虽然我们不可否认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根据。
[10]学者认为人格的现代含义的赋予是Donellus在他的《私法评论》(commentarii de Jure civili)完成的。
[11]他认为:“人基于自身的属性而应该享有特定的权利”。
这一观点经过自然法学派的加工和整理称为了现代民法上人格平等的依据。
[12]那么按照后一原则,凡是人(自然人)都是有人格。
理论界的这一思想首先在1894《普鲁士一般邦法》得到了确认,该法典的第一编第一部第一条规定:“人在市民社会中只要享有一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定权利,便被称为法律人格。
”所以罗马法中人格制度的功能没有为现代大陆法系所完全继受,相反人格在现代民法中的作用也就没有如罗马法时期那么显赫,反而淡化为民事主体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即“民事权利主体资格之称谓也”。
[13]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世界上早期的重要的民法典中“人格”一词反而隐而不现了,因为事实上只要规定了权利的取得的无限制性,人格的独立自然就可以确保了,而我们在阅读《普鲁士一般邦法》的人格条款时确实觉得它有同义反复的嫌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法学者在阐述人格概念时的最初是以自然人为适用对象的。
此时的人格在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下的自然法学者看来,是具有理性思想的人所具有的,也就是具有伦理性。
黑格尔认为:“人格为法律意志之主观可能性。
” [14]Zitelm ann在论述法人时也指出:“人格是意志的法律能力。
人的肉体是其人格完全不相关的附庸。
” [15]《奥地利一般民法典》的起草人Zeiler 认为:“理性的存在,只有在决定自己的目的,并具有自发地予以实现的能力时,才能称为人格。
” [16]也就是必须是具有意思能力、认识自身存在的人才能称为民事主体。
法国学者狄骥在《宪法论》中认为:“法律仅能适用于了解目的的自觉意志,而这些目的正是限定这些自觉意志。
就我们所知,其所以只有个人才能成为法律主体,是因为只有个人才掌握着一种了解自己目的的自觉意志。
因此只有自觉和能支配自己行为的个人才是法律的主体。
” [17]所以,诸多学者认为法人的出现使得原初关于人格和民事主体的这一观点显的不那么可信,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实证法上规定了无意识的人的集体甚至是物的结合体可以称为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民事主体,那么凭什么说主体必须具有意识呢。
由此,法人的出现使得现代人基于实证法的理由忽视了人格所蕴涵的自然法基础,进而导致法律上的人格与人的人格相分离。
[18]也就是说此时伦理上的人格与法律人格彻底分离。
1861年,Auerbach在论述法人时也指出:“意思能力对于作为伦理意义上的人格具有决定性,而对于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人则没有决定意义。
” [19]但是这一观点是非常值得推敲的。
因为上述自然人的人格问题在涉及到法人出现前本身就是存在疑问的,因为有人会说在文明社会的实证法上是承认所有的人,只要是人而不问是痴呆人、婴儿都具有人格,都是民事主体。
面对这一问题,传统理论这样回答他们,即认为人具有理性和认识能力是基于整个人类的一种理念上的认识,是基于维护人的本体性的一种工具。
痴呆人毕竟是少数,同时我们不能因为他认识能力的这一点缺陷而否认作为人的权利。
而对于婴儿它是潜在的未来的完整的人。
其实比上述解答更为有力的是,人格的赋予是为了人的利益而作的技术性安排,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自身的利益服务的。
人格的赋予意味着对他的主体性的承认,承认他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进行安排,法律由此对他自己意欲产生的法律关系在最大范围内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
所以当哲学家在阐述主体的理性和意思要求时其实想要证实的就是这一点。
那么当一个不具备理性思考甚至最基本的意思能力的人如痴呆人和婴儿作为民事主体出现时,我们仍然可以从人格设定的价值和功能角度进行解释。
虽然他们不具备理性和意思能力,但是作为人他们仍然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说实证法上是承认他们的利益的,为此德国民法设置了行为能力另外一个概念,并且将原来的人格改为权利能力,这样一来这类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人可以是利益的归属者,但是不能称为行为者,表面上看是对他们的限制,而事实上却恰恰是对他们的保护。
[20]所以,从人格的演变历史中,即人格从自然法学者的注重人的伦理性的意思能力、自然属性演变承认所有自然人人格的普遍化,我们发现人格的这一演变是工具化的过程,是为了维护人的利益所做的一种必然选择。
因为过分强调伦理性有时对于实现法律的价值功能没有任何益处。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旦自然人的普遍人格得以确立,人格的技术化、工具化的过程就得以完成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与生物人的伦理性相脱离。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上文中那些认为人格与伦理性分离是基于法人的出现而导致的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一过程在法人出现前随着自然人的人格普遍化而早已完成了。
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技术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危机,“即由于对所有的人的法律人格即权利能力的承认成为民法典的规定从而成为实定法上的原理,得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承认,故其自然法的基础却逐渐被淡忘。
” [21]由此,我们不能因为自然人人格的普遍化的过程马上得出结论说,人格或者说民事主体与伦理性或者说人类的理性彻底分离了,因为这是人格存在的根基,失去这一根基民事主体将遭遇到危机甚至是丧失主体性的原有属性。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人格这一技术化的过程而其所包含的自然法思想因此就一扫而光。
[22]正如有学者在区分自然人人格与法人人格时曾经精辟的指出:“个人人格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而法人人格仅具有法人手段的意义。
” [23]因此,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认为自然人和法人都是法人,两者没有区分必要的时候, [24]他就是片面的强调了人格的技术性,而忽视了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自然人人格的伦理基础,没有意识到传统法学区分二者的真正用意。
其实凯尔森不是犯这种错误的第一个人,德国法学家Zitelmann也认为:“自然人也是法人”,这样法人的概念就非常混乱,“既然人们将物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所以也应该将人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而不要采取自然人和法人的分类方法。
” [25]所以,我们必须强调在传统法学中强调自然人和法人的区分绝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一个自然人人格普遍获得承认的时代中,我们比上述法学家更加容易忽视自然人的人格的伦理性基础,而把它想象成为一种必然存在,也很容易忽视传统法学理论对自然人与法人区分的真正用意所在,很容易得出“自然人也是法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