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析 一、海内外对张爱玲的评说研究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论者 普遍关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较少一部分论者关注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细 读张爱玲的小说，发现她的小说大多展现的是被时代之光匆匆掠过、被历史遗忘 也遗忘着历史的有着“古墓的清凉”的旧式家族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生存状 态。她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凄婉美丽的、钉在灰暗粗砺石墙上有着“红嘴唇、水眼 睛”的女性浮像，更为我们提供了女人“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的整个坍 塌掉的男性世界。张爱玲为了写女人而写男人，她的笔触沉稳有力，不浮不乱。 二、对张爱玲男性形象的研究，以往的论者大都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分析男性形象的刻画，揭露男性内心的懦弱以及男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颠覆来说的。 张爱玲作为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的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她对男性 形象的颠覆上。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肯定形象, 大多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被否定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男性批判意 识,她对父权的颠覆对强势群体的贬抑到了很强烈的地步,致使她作品中的男性形 象不再强大,不再高尚,不再正面。张爱玲在否定男性形象同时对女性形象进行反 思与批判，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自救意识。 还有学者提出，张爱玲塑造不完整的男性形象是要反应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动物性机能”，动物因欲求不能，长期压抑而导致动物的强烈报复心理，动物性和社会性都被严重摧毁的病态男性的描写，她从人性立场公正，冷静地塑造出变态灰暗的男性人性，展现人性的斗争和被破坏，被他们挣扎其间的同情并启示人们在悲凉中坚定的活下去。 以往论者在以往对张爱玲小说男性形象的探析中大多将男性形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封建没落家族中从肉体到精神都残缺萎靡的遗老遗少们；其次新旧兼杂的都市男人形象；第三是混迹洋场的绅士。他们身上都有着人性的劣根性，自私自利、虚伪、残忍、游戏人生。他们对待女性有着本质的相似：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 三、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的研究离不开上述的三种类型，这般丑陋男性的刻画不免让人对张爱玲的男性观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对于男性的传统认识是高大的英雄形象，是能够承担起生活重担的大丈夫形象，他们主导着社会的发展，承担着家国的责任，以将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注入为家人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改造世
论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 摘要：苏童在“红粉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病态女性形象，本文依据心理学上的观点，分别从依从型、攻击型、离群型三种神经质性格，来分析她们病态的心理特征和表现，进而探究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 关键词：苏童；红粉系列；病态；童年；女性 苏童“红粉系列”小说包括《妻妾成群》、《红粉》、《一种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四部小说。因这四部小说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红粉》是其中的力作且篇名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因而评论界以之命名，称这四部小说为“红粉系列”。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出现的大都是一些在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女性，更确切地说是一群具有“神经质性格”的神经症患者。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认为，“所谓的神经质性格，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对他人多怀疑、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1]，她将所发现的各种神经质，按性质分为三类，每类代表一种性格。依据卡伦.霍妮对神经质人格的分类，并结合苏童小说中这些病态群体的具体表现，将这些病态女性进行类别化分析，并进而探究苏童擅写女性病态心理的原因。 一、依从型病态女性形象 依从性格：指个体缺乏独立，强烈需求别人的关爱，依赖别人情感支持的性格；在表面上是亲近人，而在潜意识中却是借依从消除
焦虑感[2]。这里所说的依从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依赖，适度的依赖并不是病态，也不成为神经质的性格，尤其对女性来说，适度依赖常被视为小鸟依人，惹人怜爱和疼惜。依从性格的人，表现出的则是过度地依赖别人，只有依靠别人才能感到安全和继续生活下去；他们表面上看是在依赖人，心理上却是对人的一种极端的“占有”，当你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时，她便会极度痛苦。 在《红粉》中小萼和秋仪同是妓女出身，由于解放以后政府对妓女进行改造，于是两人便被送到劳动训练营，秋仪途中跳车逃跑，小萼便开始了劳动改造的旅程。从小依赖于秋仪的小萼感到无所适从，“她想起秋仪，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她在身边，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3]小萼在心理上习惯了依赖别人，不能独立的生活。在劳动营里她因为缝不完三十只麻袋而要上吊自杀，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她一个人时总是暗暗的哭泣，总是感到生活的灰暗无光。“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小萼被告知劳动改造期已满，她可以离开劳动营回城市去了。小萼听到这个消息时手无足措，她消瘦的脸一下子又无比苍白。” [4]她对于新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惧的，害怕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生活。从这些可以看出小萼对于男人的依附已经过度。她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并以悲剧收场，这与特殊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有关，但她的这种依从性格是造成老浦和她自己苦痛的最大原因。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的悲歌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本文从苏童小说文本入手，细致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洞悉苏童小说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解读苏童小说中女性对男权的依附意识，可以看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对女性生存的探索精神。同时苏童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起源是:一方面,他承认男权社会对女性悲剧形成的外部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女性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相互残害和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正因为这两个特点,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男权文化、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的悲歌 在当代文坛，苏童是小说界的一个多面手。在80年代末他就以先锋化的写作姿态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随后他笔触切入中华深厚的历史云烟之中，以其睿智的思考和天才的想象拨开历史迷雾，重建历史的想象，赢得文坛的一片喝彩。但最为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他对于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苏童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与观照，来表现女性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苏童的这些小说汇聚了许多在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未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地表现了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各自不同的现实欲望与冲动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振颤与悱侧动人，这应该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一个男性作家在文坛女性主义文学己初露锋芒，而许多男性作家的创作遭受女权主义大加讨伐的写作背景之下，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去构筑他想象中的女性世界，这首先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更需要有对女性的热情关注以及独特理解。 在先锋小说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苏童善于写女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苏童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描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悲惨命运。这些女性有电影演员、戏剧名角，有旧式家庭深居阁楼的女人，也有弄堂里活灵活现带着大蒜气味的少女，有青春萌动期的女孩，也有妓女、尼姑等，其形貌美丽，各有其动人之处。其中，经历坎坷的旧时代女性，是苏童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经历虽不尽相同，但在人生舞台上演出的均是一幕幕悲剧。颂莲、织云如愿以偿嫁入豪门，却自饮苦酒，并未享受到安逸幸福的生活;娴、芝、箫把自己的未来都寄托在男性身上，而最终又以男性对他们的背叛为悲哀结局;小萼、秋仪在新旧两
论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 陈志恺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张爱玲以出入于雅俗之间的苍凉风格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并在中国小说艺术的画廊中成功塑造出了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众多女性形象。《半生缘》这部长篇小说仍是张爱玲的苍凉的上海男女故事的续写，作品中以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的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一个“孤儿”。顾曼桢的人生悲剧是张爱玲悲剧意识和个人身世及经历在作品中的一种再现，是张爱玲在艺术创作和女性独立道路上探索与突围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顾曼桢;女性独立 前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卓越才华书写了一个个以沪港两地为背景的苍凉故事，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半生缘》初名《十八春》，这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小说。从《半生缘》开始以至后来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写的《赤地之恋》、《秧歌》等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其作品艺术水准已不如从前。但是，这部反映都市男女婚恋的小说“却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 张爱玲在其前期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王娇蕊、孟烟鹂、许小寒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复杂人性作了解剖刀式的叙写，人性中功利、自私、冷峻，甚至内心的阴暗被她轻易地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塑造中。笔者则选取《半生缘》这部具有转折意义的长篇小说中的顾曼桢这一形象来论述其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独特意义。 一、上海故事的续写 从1943年《紫罗兰》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登上文坛的张爱玲便被誉为“民国才女”，她是继陈衡哲、冰心、林徽因、庐隐、丁玲、萧红等女作家之后出现的又一颗耀眼的新星，甚至后来的海外学者夏志清不惜用溢美之词称颂张爱玲是“中国当今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和红极一时与30、40年代的上海这个中国洋场文化的繁盛之地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上海的陷落成全了张爱玲的天才梦，为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惊现与落寞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对她“传奇”式的身世和人生轨迹以及对其作品的研究在学界一直都是具有争议性的。吴福辉说：“张爱玲曾被人认为提供了‘新的洋场鸳蝴体’。她的小说尽管有着这种渊源关系，尽管题目香艳，称什么《红玫瑰与白玫瑰》、《鸿鸾禧》、《沉香屑：第一炉香》，可她的叙述的方式，心理的质地，已经新颖得完全接得上西方现代派的血脉。这种现代主义的倾向，正是海派现代品质的一个标志……张爱玲雅俗共存的小说，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这一评论较为中肯地看到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我们也应明确她的艺术世界的中国化和现代性的双重特色正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洋场社会在作家内心的文化写照。张爱玲的小说绝大部分是以反映托身上海、香港租界的满清遗老家庭和社会底层旧式小市民为主要内容的，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洞悉洋场社会的窗口。她眼中的上海在新的表象下仍存留着太多地旧的不和谐，正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用绚丽的文辞和苍凉的笔触描写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
浅论苏童笔下红粉们悲剧人生的根源 摘要：当代天才作家苏童，以他的细腻笔法刻画了一群红颜薄命的悲剧女子。这些女子在苏童的“红粉小说”系列里演绎着悲惨绝望的人生。笔者认为苏童的用意不是在宣扬他的男人主义，本文将通过《妻妾成群》、《红粉》、《另一种妇女生活》和《米》来分析苏童小说中塑造的与众不同的女性，探索红粉们的生存意识和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人生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红粉悲剧根源男权主义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似乎在刻画女性形象，描写女性心理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如张爱玲，譬如王安忆。但在新时期文学中，苏童是不能被忽视的名字，在描写女性作品中，他能让人过目不忘。《红粉》、《妻妾成群》等被称为苏童创作的“红粉小说”系列。“红粉”成了苏童笔下女性的代名词。他以细腻而冷漠的笔调，描述了红粉们的悲剧人生：或疯，或死，或被抛弃。笔者试图从红粉的生存意识开始探索深藏在她们内心的想法，揭开红粉们的神秘面纱，浅论造成她们悲人生的根源。 一、爱恨交织——红粉的悲剧人生 红粉们几乎都有着饱满的生命情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都热切地渴盼幸福和爱情，渴盼人间真情和温暖，但她们这些欲望不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与他人建立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而是在损害、侵犯另一个女人的生存权利下进行的。于是她们的争风吃醋就像战争一样，充满了血腥。苏童就是这样让他的红粉们为了负心的男人，为了虚荣的生活争斗不休，爱恨交织。 （一）相随相伴，形影不离，本是同根生；互帮互助，相知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颂莲和梅珊迅速成为好朋友，一方面因为彼此的命运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是她们都有对男性的依附意识。因而她们的互帮互助在旁人看来不过是为了取得男人的欢心。表面看来，苏童似乎是在向我们重述一个千百年来封建大家族妻妾争斗的故事。然而联想她们各自的出身，一个大学生与一名戏子，因一个日渐衰退的男人与另一个女人明争暗斗，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苏童就是描写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让读者去猜测他的用意。但我们不难看出陈宅这么地道的封建家庭里要取得生存的机会就得按老办法——依靠男人，惟有他们的宠爱、他们的赋予，女性才有了生存的依靠，而作为女性可以说已丧失求生的能力。她们的情谊似乎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无所谓天长地久。正因此,长期的互相倾轧,封建压制，加上矛盾的冲突、理想的消亡……结果导致自己的人格失落、精神失常而走向“死亡”。她们不同于王安忆笔下的王绮瑶和蒋莉莉，最初是为了追求两个人的共同梦想，她们最初因为男人，最后也因为男人，梅珊私通被投井，颂莲“兔死狐悲”疯掉了。 《红粉》里的情如金兰的秋仪、小萼姐妹，她们十多岁就当了妓女，受尽男人和整个社会的欺凌歧视。相似的命运让她们姐妹情深。旧社会消亡后，她们失去了生存的依托，但她们的情谊经历风雨后依然没有改变。相对梅珊和颂莲为了男人结盟，秋仪和小萼的情谊更多是建立在同时见证命运变迁的基础上。苏童并没有让他的红粉们折射出时代的生活，她们所展示的大多是人物本身的本性内涵。她们一起经历苦难，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甚至今后同样会出现。人生难得好姐妹，几世的情缘也未必能修得今生的情同手足。另一对简家酱园姐妹，相濡以沫在一起度过了大半辈子光阴，很小的时候她们就父母双亡了，一直都是姐姐简少贞在照顾妹妹简少芬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但是姐妹俩彼此间的依附也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妹妹在姐姐的控制之下无法获得正常的婚姻生活，由于无父的缺失状态姐姐为了保护妹妹，不允许她相信任何人，简少贞认为只有她才能够给妹妹一个安全的依靠。她们之间同时处处充满着矛盾，她们自相戕害似乎不需要任何外力，就足以造成心灵世界的百孔千疮。 （二）男权主义，使她们彼此伤得体无完肤。 红粉们爱的不多，恨的却不少。她们有对社会的恨，有对无情男人的恨，更有对彼此化不开的恨。世人都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话一点也不假。卓云为排除异己,教唆下人暗地里用恶毒的方法诅咒颂莲,费尽心机抓住梅珊私通的事实,她恨所有跟自己分享丈夫的女人。娴与母亲相互贬贱对方，“谁是贱货？你也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不要脸的贱
学科分类号：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专科生毕业论文 题目（中文）：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女性自我意识的沉沦和泯灭学生姓名：凌鑫学号09313206 系部：中文系 专业年级：语文教育09级 指导教师：王向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务处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专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评审表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关于苏童小说中的女性 (2) （一）下面我们且看苏童的《妻妾成群》 (3) （二）我们再来看苏童的另一篇小说《妇女生活》 (5) 二、苏童小说的独特创作建构来分析 (7) （一）苏童的小说中独特的环境建构 (7) （二）关于苏童小说的独特建构对于女性自我意识悲剧性的作用 (7) 三、我的感慨 (8) 注释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11)
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女性自我意识的沉沦和泯灭 摘要：苏童被视为“先锋派”代表作者之一，先锋派的作品一般都具有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然而苏童却凭借着他的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点。纵观苏童诸多作品，他用细腻而又尖锐的笔尖建构那腐朽的年代，在这独特建构的背后突显的是一群不幸的女人，她们在腐朽的时代中或自甘堕落或妄图自我救赎，却最终免不了悲剧收场。其中自甘堕落的女性必然是悲哀的，但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也终究逃不过这结局。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的自我意识是不被社会所允许的，不被夫权所认可的，因而也能是被“沉沦”和“泯灭”的。 关键词：女性；自我意识；社会；沉沦；泯灭；悲剧 在中国传统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家族文化对女性的最大束缚便是限制个性自由的自我发展。从穿衣戴饰、女红技艺、幼齿缠足、轻声柔气，到贞洁烈女、孀居守寡、为夫殉身，这些独为女性而设定的所有“规范”，无不指向男权中心，无不服从于宗法家族的利益，无不满足于男性的赏玩欲望，无不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枷锁。“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戒》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有古语云：“妇者，伏也，伏于人也”，仿佛从人类有文明之始女性就不被允许有自我，有平等，有追求。正因此，民间社会才建立起一整套所谓的伦理规范，数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男尊女卑”的不变法则，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长幼、尊卑的等级社会控制。当女性像子女恭孝父辈一样服帖男性时，她就被戴以贤慧、柔顺、善良的神冠，成为“贞女、烈女、孝妇”；当她冲破男权制订的家族伦理规范，追寻自我理想与爱欲时，就会被视为“妓女、淫妇、荡妇”。正是在这种封建伦理的压抑和束缚下，女性正常的爱欲需要才逐渐萎顿甚至扭曲变态。所以，当许多现代作家将所谓的“妓女、淫妇、荡妇”形象提升到审美的高度时，无论这种写作是否带有男权的偏见或者女权主义的执着，都是对女性生存空间与心理空间的认知和观照，都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这些女性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美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的无奈。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下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自私、虚伪，变态的。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幢不愿意从满清王朝的参与梦想中跨入新时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地的前主人身世显赫，其名门大族的声誉余荫与传奇佳话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里，张爱玲却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但他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食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母亲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崇尚自由，并不善于对孩子的管教，因此，在本该得到母亲呵护的童年，张爱玲却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父母的争吵，家族的日渐衰败，都给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张爱玲与汪伪官员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去终，这场乱世之恋对她后来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父亲、丈夫、母亲与家庭生活，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事，却只让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以犀利的笔锋描绘出了一幅男性的“百丑图”。 一、卑琐自私的遗老遗少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一群没落的世家子弟，曾经靠祖上的遗产度日，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捧戏子，可是旧的安逸的生存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因此始终被一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整日惶恐不安，又从惶恐走向自私。如《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白三爷、白四爷、《花凋》里的郑先生等。 在这些人物中，最为突出的应算《花凋》里的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涨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①“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他夫人一肚子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②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抽鸦片、住洋房、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二、虚伪变态的“好男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这一类人的典范。“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适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③张爱玲用讽刺的笔调掀开了这个“好男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佟振保与朋友的妻子王娇蕊恋上了，但一听王娇蕊说要与丈夫离婚，他就慌了，他便怯懦得要死，连
泥淖的女性形象 ——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审丑 内容摘要：苏童打破以往许多作家描写女性那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式的美好想象，他以一种独特的手法——审丑，来描写笔下的女性形象;他描写女性始终站在一个客观角度，对女性真实本质还原，在他作品中，女性的生存状态犹如处于泥淖中，是绝望的、卑微的、受人蔑视的，是被男权话语所笼罩和控制的，是男权和宗法制度下的牺牲品，在揭示这种状态之外还揭露了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并阐释了审丑的目的：否定与批判。 关键词：泥淖女性审丑 引言 明朝陈宗之《汉道》一诗中写到：“如何盛明世，栖栖泥淖中。”①文中泥淖的意思是：“比喻地位卑下或不能自拔的窘困境地。”苏童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状态正是如此，他的小说中是以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为主，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②苏童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描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悲剧命运。这些女性形象中有电影明星、戏剧名角、深居阁楼的女人、也有妓女等，她们各有动人之处，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演出的均是一幕幕悲剧：颂莲、织云都如愿以偿的嫁入了豪门，却并未得到幸福；娴、芝、萧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男人，最终却以男人的背叛为悲哀结局；小萼、秋仪在新旧两个社会中都未真正得到独立，延续着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命运。她们为了适应生存，压抑天性，认定文化给予的角色，这突出反映了女性的人身依附意识，但她们并没有对自身进行反思，同时也跳不出男权文化的圈子，从而她们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剧。苏童揭示出女性的生存状态，然后再揭露出造成这种状态的客观主观和的原因。
一、颠覆传统的女性形象---审丑的女性形象 从古至今,女性形象一直是柔美的化身、善良的代表，而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传统女性形象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两者是相反的，古代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描绘了众多动人的女性形象；《诗经》中描写女性外貌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者们除了赞美女性的美貌之外，还注重描写女性的内在美，比如《诗经—卫风—伯兮》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③赞美了一个女子在家等待外出征战的丈夫的忠贞品德；传统的女性描写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从美的角度出发的。然而苏童则颠覆了这一传统，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不是为了爱情、亲情、友情而活，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活。她们表现出了不同的“丑态”。她们美丽异常，但却带着一种病态，可归为三类。 1、淫荡型:她们要么以出卖肉体作为生存的资本，如《红粉》中的小萼；要么与丈夫以外的男人勾搭，《妻妾成群》中的梅珊；要么颓废、堕落，像《女孩为什么哭泣》中的小曼、史菲等年轻女子，结局，梅珊被投井，史菲被情杀…… 2、阴毒型：《妻妾成群》中的成群妻妾，争风吃醋、明争暗斗的手段阴毒残忍，她们为了男人而纠缠，却看不到她们的爱，最终也没能有好结局； 3、庸俗长舌型：《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顾雅仙、粟美仙、杭素玉，她们爱嚼舌根、无端猜忌、庸俗自私；她们如同一种失去尊严的动物生存状态。这些女性不管地位卑微与否，不管人格是否存在，只为了依附于男性：颂莲在父亲死后，毫不犹豫的嫁给了有钱人做妾，跻身于陈家的成群妻妾中；小萼与秋仪在有机会摆脱男性而独立时，却拒绝改造，拼命想抓住和老浦的婚姻；芝由于对父爱的缺失，结婚后，表现出对丈夫病态的占有欲；这就极大的妨碍了女性自身独立价值的实现，也就使其根本不可能形成波伏娃所说的：“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的，与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④在她们看来，除了嫁人依靠男人，就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了。 存在主义中一个道理是：“丑也是实实在在存在，而且是比美更为可靠的存在。”苏童在关于《米》和《妻妾成群》的一篇《急就的讲稿》中这样说到：“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审丑是一种和人们传统审美标准悖逆的美学形式，丑作为一个美学观念，与美相对，是人与客观事物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形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 [摘要]：在张爱玲所刻意营造的凄迷惝浸的小说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上演着他们各自的传奇，在流连辗转一声喟叹之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张爱玲在体验生活、洞察社会、品味人生之后，在她笔下，隐藏在社会或人生外部现实之下的内容现实和内心得以浮出水面。张爱玲作品中男性都是丑陋不堪的。本文从张爱玲具体的作品出发，对男性的角色形象进行分类，概括出他们虚伪、自私、贪婪、压抑、变态等特点，挖掘了张爱玲小说男性角色形象创作的根源；以及张爱玲的家庭，特别是她父亲对其作品男性角色形象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自私、压抑、家庭影响。 谈到张爱玲，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位独特、带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在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红极一时，那是个属于她的时代。张爱玲的小说华丽苍凉，犹如徽州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窒息、压抑。欣赏完她的作品，的确让人感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鲁迅小说有多篇是以“我”的口吻叙述的，而张爱玲则始终使用第三人称，她用冷静的笔调娓娓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始终迷漫着一种令人低徊不已的悲凉气氛.不论是嘲弄、讽刺还是调笑,都只是这悲凉的点缀和铺设而已。小说多以女性为女人公，故事多为悲哀或痛苦的过程和结局。她用华丽的词藻深入地描写了人性的扭曲、压抑，这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身上达到了极致。女性在张爱玲笔下尚且如此，男性更是一无是处。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多是封建上流社会中的遗老和遗少，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荒凉的、令人窒息的夹缝里，深受封建社会落后文化传统熏染，沾染了一系列不良习气。 一、张爱玲小说中男性的分类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f87563976.html, 论苏童笔下的碧奴形象 作者：宋玉容 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11期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对《碧奴》中碧奴形象的分析，探讨苏童对孟姜女这一形象的解构及重建的失败之处，即在解构孟姜女的民间及封建文化属性的同时，也使孟姜女丧失了其代表的民间文化的精华及女性特有的魅力，把一个美丽多情的大家闺秀塑造成了一个性格扭曲的受虐狂，使整个故事也就失去了民间神话那种特有的艺术魅力。这是重述的失败，也是苏童的失策。 关键词：孟姜女民间文学精英话语重述失败 阅读《碧奴》纯粹是因为苏童这个名字的吸引，我对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这一项目是持怀疑态度的。神话，因其流传的历史之久、范围之广，必然有其特殊的稳定性，甚至这些神话已经融入了特定民族的民族心理中。“重述”必然会对原有的神话进行解构，无论这种解构成功与否，都使重述难免一种宿命性的失败。因为神话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1]神话是一种流传在底层的民间文学，而重述者则是一些知识精英，这必然会造成二者价值观的不一致。因为这种草根文化与精英心态的对立与隔阂，必然会对双方都造成一种根本的不可避免的束缚。重述者如果忠于原有的神话，便使他的重述失去了意义，解构也就不复存在（当然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放弃这种解构）；重述者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述神话，又会使神话丧失其原有的民间活力。 阅读苏童的《碧奴》恰好证实了我的推测。其实，苏童本人对重述“孟姜女”神话的困难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碧奴》自序中写道：“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永远是横在写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2]苏童选择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就是重塑孟姜女这一形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孟姜女，我对孟姜女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一个性别的认识，对一颗纯朴的心的认识，对一种久违的情感的认识。”[3]苏童力求去还原孟姜女性格的现实性与鲜活感，让她从神话的神坛上走下来，可是从神坛上走下来的孟姜女身上所特有的神话性与理想性也丧失了。走下了神坛的孟姜女使整个故事丧失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真实”的孟姜女使整个故事丧失了文学特有的“假定的真实”。 “碧奴”，这是苏童对孟姜女的重新“命名”。不可否认“碧奴”是一个诗意而美丽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比“孟姜女”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整个故事的文学性。但是苏童可能并没有完全了解“孟姜女”这一称谓所代表的含义。
苏童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内容摘要：家庭体现着以男女两性结合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本来最具包容性的两性关系在苏童的叙事中，其实已成孤岛，尽管这座孤岛在两性的较量中变化，却始终不能成为和谐的风景。 关键词：苏童小说两性关系孤绝与张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妻之间不是平等的同伴关系，而是尊卑有致的上下关系。在中国的夫妻关系中，占主流的是爱与性的分离，权利与义务的分离，而行使分离主动权的只能是夫而不是妻。“同一道德观念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束缚人之性情方面，更多的是将绳索套在女性头上。女性一旦稍有违背，沉重的道德鞭子就会抽到女性身上。”尽管如此，女性受到重重压抑的生命之火如受阻的江水，遇到有裂缝的大堤，就会如洪水决堤般淹没一切，沉重的道德鞭子并没有抽熄来自本能的火焰。当然，一旦女人冲突道德网罗，听命于感性生命的呼唤，悬在女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从天而降，来取那“淫妇”的性命…… 我们在苏童的文本中可找到同样的悲剧：无论是陈佐千对于自己的妻妾们、陈文治对于自己的小妾们，还是刘老侠对于家族的女人们，都是男性对女性绝对的占有与支配，
女性被迫长期保持缄默，孤苦无告。陈家花园的守护神――井，就是高悬在女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终极权威已经内化为女人们心头的恐惧，对于梅珊来讲，井是她最后的归宿，对颂莲而言，井是其精神毁灭的见证。 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苏童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这座孤岛之形似乎还遵循着这样的变化轨迹：家庭中的男性从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到男性地位的失落到男性的光芒的隐退到男性的孤绝。与此同时，家庭中的女性则从绝对的被支配到女性意识的张扬甚至放纵。 一 五龙在米店的家中，其实也享有无尚的霸权，但在苏童构筑的个性化的家庭伦理叙事的保垒中，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占有与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应该是男性家庭地位失落的一种象征。 五龙对他和织云的婚姻实质非常清楚，冯老爷只是利用他遮掩家丑罢了，并不想让他成为冯家的一员。“是米店娶我，娶一条身强力壮传宗接代的看家狗，娶一条乡下来的大公狗。”如果说五龙的仇恨源于阿保对他的羞辱，那么米店一家人加深了这种仇恨，“他想米店里没有人真心对他好，他深知怜悯和温情就像雨后街道的水洼，浅薄而虚假，等风吹来太阳出来它们就消失了，他们谁也没把我当人看，仇恨仍然是仇恨，它像一块沉重的铁器，无论怎样锻打磨蚀，铁
名作 欣赏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 —— —论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 □王艳玲（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21）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否定旧文明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张爱玲借此表达了自己内心对封建旧文明的绝望和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说：“所谓男权社会，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①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男性始终是社会的核心，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通常在男权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中，男性的主体地位牢不可破，男性始终是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是决定文本走向的主体。文学舞台上，男性被塑造成力量和美的化身，上演着一幕幕或悲壮或刚烈的激动人心的英雄史诗。男性是一切褒义词的化身，是君临女性世界的君王，女人只能对其绝对服从。可以说，千百年来，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男权的审美价值标准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文学的土壤之中。 然而，出现在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却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男性特征普遍逐渐委顿，精神生命相继死亡。出现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只不过是一具具行走在现实社会的无精神无灵魂的肉体空壳。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 人类可以和大自然其他生物一起并存于天地间，无非是仰赖物质和精神。精神是人类作为灵长动物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而物质即人类的肉体乃是精神的承载体，精神不在，人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肉体出了问题，精神便无从依附。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众多的男性形象从身体到精神全部都被作家否定得干净彻底，毫无怜惜之情，他们要么身体废残，要么精神洞空，是一群贴附在社会肌体上 的寄生虫，软脊椎动物。他们颓废淫逸、自私软弱，没有理想，没有激情。生下来就是软骨症，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人体。“身上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②，“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③已经彻底沦为一具没有生命的“孩尸”。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是这个家庭里唯一有男人气息的一个，身体结实，红扑大脸，然而却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只追求个人享受，浑身透着自私和无情，抽大烟，玩女人，赌钱，几乎五毒俱全。当对七巧施行骗术被识破后，竟毫无半点羞愧，反骂七巧是疯子。并为了报复七巧，领七巧的儿子逛窑子，吸大烟。也正是因为他的欺骗，使七巧再也不相信爱情，甚至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心理变态，灵魂扭曲。 七巧的儿子长白，浑浑噩噩，没有理想和追求，缺乏道德感，只知道吃喝玩乐，是一具行尸走肉。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眼镜，有着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④。正值上学年纪，却不爱读书，每天无所事事，小小年纪就抽大烟，赌钱，捧女戏子，逛窑子，任凭日子如流水一样淌过，从没打算过将来和人生，就这样任由生命和时光空耗着，一点点地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怨女》里的姚家二爷的外在形象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更加清晰具体，丑陋不堪：“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倒也看不大出，眯缝着一双吊梢眼，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可以瞥见两眼空空”⑤，出门需要佣人抱着背着。 《花凋》中的郑先生在张爱玲的笔下颇具讽刺和嘲弄意味。郑先生是个封建遗少，醉生梦死，风流成性，“长的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着，穿上短裤子 筅 现代文学 081 2010.6
浅谈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 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本科二班秦海云 摘要：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群体,呈现出阴郁、颓废的审美特征，在他笔下，女性依赖男性存在，为生存而人格扭曲；而另一方面，女性又无法摆脱这种由生理和社会而决定的悲剧命运。苏童在颠覆和重写女性传统形象创作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苏童小说、女性形象、悲剧、颠覆 苏童的小说以其个体化语态、结构、故事、人物和近乎完美的和谐叙述，营造了一个令人痴迷的形象世界。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想象的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与气度，带给人们极其新鲜的感受，也使读者感受到苏童小说对叙事语言和生活、历史整体性的独特审美认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笔下所描绘的鲜活的女性形象以及他在颠覆和重写女性传统形象创作上的实践意义。 一、扭曲的人性与不能摆脱的悲剧命运 在苏童的观念里，女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始终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因此永远是被压迫的。苏童认为，即使再反抗，女人的最终命运也是依靠男人。因此，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女人永远摆脱不了做男人附庸的悲剧命运。 《妻妾成群》和以往的争宠故事不同，这个故事所表现出来的战争更加的血腥，男人（陈作千）从不介入几个女人之间的纷争，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女人之间的不见刀枪的厮杀，是女人之间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女性生命中的劣根性和原始欲望。四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展现了自己残忍、阴毒、冷酷的一面，与她们外表的温婉、高贵、善良大相径庭。但是，这种扭曲的人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迫于生存所不得不掌握的，是环境把她们逼上绝路。在这场战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故事就有了不是结局的结局：三太太死了，四太太疯了；陈作千又娶了五太太，争斗必将继续上演。女人首先也是人，也具有普遍的人性，苏童赤裸裸地揭出了这种残酷竞争下人性的扭曲，而女性以其弱者的地位，较之于男性，人格扭曲得更加彻底。 《红粉》中的小萼是一个处于新旧之交的女性形象，她是旧中国时期的一个妓女，在新时期妓女改造中她没有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而是继续依附男人。在从改造营出来后，匆匆傍上从前姐妹的男人，妄图能够安身立命。为了能过上物质丰足的生活，她间接地把她的男人逼上了绝路。到最后抛下自己的孩子跟着北方男人移居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生活。表面看来，她是一个不愿自食其力的、没有被改造好的妓女，实质上，她只是被社会深深烙上了女人就要从属男人的印记。依靠男人是她的本能，她的心里只有女人就是要靠男人
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抗争 ——以其“妇女系列”小说为例（陈飞龙2008040978 汉语言文学3班） 摘要：苏童一直被看作是一位“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先锋派的作品一般都具有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然而苏童却凭借着他的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点。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像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具有其独创特点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苏童笔下的女人大多是不够安分的，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不断的斗争状态之中。这些斗争又有着不同的类型，其中包括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女人与封建的思想观念的斗争、女人与自身悲剧命运的斗争等。 关键词：苏童女性抗争欲望 苏童从八十年代开始逐渐活跃于中国的文坛，一直被认为是“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先后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城北地带》、《刺青时代》等一大批带有先锋色彩的作品。然而渐渐地作家的锋芒似乎有所收敛，转而去关注那隐藏于人心之内的人性,并且以他独特的视角和锋利的笔法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的种种荒诞和畸形。他的笔下塑造了诸如富家子弟、市井草民、军队战士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然而他关注最多的却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各类女性，正如王干曾说的“综观苏童的小说．写的最好的，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那些叽叽喳喳。聪敏而又尖刻，美丽而又淫乱的女性形象”①。如《妻妾成群》中的封建家庭卫道士毓如、卓云及封建家庭叛逆者梅珊、颂莲，《妇女生活》中的命运相似的四代女人：娴的母亲、娴、芝、萧，《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相依为命的简氏姐妹，三个整日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叽叽喳喳，勾心斗角的女人粟美仙、杭素玉、顾雅仙，《红粉》中的妓女出生并且不为社会接受的苦命女子秋仪和小萼。 这些女子无疑都是些悲剧式的女子，她们有的因为被男子抛弃而悲苦一生，有的出身卑微从而招至这个社会的唾弃，有的整日斗来斗去然而最后却是伤到了自己。然而无论结局是怎么样，她们的命运悲剧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只是男权社会中一个被物化的符号,是男性的附庸,任男性的把玩。她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为家族生儿育女以延续这个家族的香火。因此，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她们就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和最终结局：一个就是顺从地、软弱地苟活于男权社会中，默默终老；而另外一种就是进行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抗争。而苏童笔下的这些女人正是在做着一些这样那样的抗争，而且她们抗争的对象方式各不相同，其中有的进行着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有的进行着与封建的思想观念的斗争、有的进行着和自身悲剧命运的斗争等。一、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 一般而言，女子总会给人以柔美，善良，贤淑之感。谈到女子，我们总会在心底里浮起像杜十娘那样能够为爱献身的纯情女性，像刘兰芝那样识大体、知大理的好媳妇的美好形象②。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被压迫者，是与男性社会对立的，女性之间本该属于同盟军，女性与女性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为维护女性这个整体的利益而共同斗争。正如一首歌中所说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在传统的小说中，女性的对立面是男性，她们会相互协助，相互同情，共同与男性展开斗争。这是传统的女性与男性的对抗模式。但是在苏童的小说中，女性之间的关系却进入了一种相互仇视、相互伤害的关系。而且他笔下的那些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上起清末，下至解放初期，着力刻画了一个变动的时代、社会中人的处境及其人性弱点，尤其是对父权体质的颠覆。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曾说过：“男权社会，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男性始终是社会的核心，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男性一直以“主角”的身份存活在作品中，而且他们的“主角”地位相当坚固，从而也引领着整个文学作品的方向。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男性角色精彩纷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封建没落家族的遗老遗少；[二]新旧兼杂的都市男人形象；[三]混迹洋场的绅士。他们身上都有着人性的劣根性，自私自利、虚伪、残忍、游戏人生。他们对待女性有着本质的相似：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本文就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探究作者塑造这些形象的内在动因。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她的小说和散文历来备受关注，尤其是她的小说集《传奇》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传奇》中大致存在的三类女性形象：无母爱的扭曲者形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者形象；无自我意识的顺从者形象。每一类女性，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程度深浅不一，但是都折射出作者明确的女性意识。她在批判男权社会予以女性的苦难的同时,更多的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她所关注的女性自身，去挖掘女性自身的“劣根性”和“奴性意识”，对男权社会的荒淫腐败进行嘲弄和贬抑。这些都体现出张爱玲警示女性和消解男性权威、解构男权社会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字：张爱玲；男性世界；心理积淀；童年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