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
作者：郭纬航
指导老师：康铁成
摘要：苏童是当代别具风格的小说家，他建构了以女性形象为核心的自己的文学世界。而在他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中，大多数女人以悲剧收场。这既与男权制度对女性的长期统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有关，也与女性人性的扭曲和心理的变态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苏童女性形象人性扭曲悲剧根源
苏童是一位当代文坛中引人注目的优秀小说家，他的创作，风格飘逸灵动，他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的想象。在其对女性的种种描写与剖析中，充斥着很多女人的战争及女人对男人的反抗。在某些作家笔下代表美丽、善良、纯洁的女性形象，在苏童笔下变成了一个个在欲海里挣扎的疯狂女人。“她们在证实自己生存意义及其价值的同时，把斗争的准星瞄准了自己的同类。”[1]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女人之间的互相怜惜很少出现，就连姐妹反目、母女仇恨的事情也常有发生。
一、女性形象分析
（一）颂莲
《妻妾成群》讲述了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颂莲在家庭衰败之后嫁给了五十多岁的陈左迁做四姨太的故事。“为了在陈府受宠，妻妾之间勾心斗角，颂莲在这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中由‘新欢’到‘旧爱’，在自我与本我的矛盾冲突中走向了死亡的另一种方式——精神失常。”[2]
颂莲因其父亲生意失败自杀身亡导致家境败落并中断了自己的
学业，当继母让其选择“做工”或“嫁人”时，颂莲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嫁人”。“当继母说是做妾，名分委屈一点时，颂莲冷笑了一声，名分是什么，名分是我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吗？”[3]（p38）这时的颂莲
已经已经选择了自我放逐，一种迫于生存的自我放逐。“新女性”颂莲甘愿去做陈左迁的偏房姨太，其本身就是对现代教育中“一夫一妻”制的绝妙反讽。
当她走进封建大家庭，人性的残酷一面就必然会凸现出来。颂莲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她一进陈府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陈左迁的姨太太和旧家庭的新主人。作为姨太太，她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去争得陈左迁的宠幸，积极寻求自己的家庭地位；同时又要提防着其他姨太太的妒忌和威胁；作为新主人，她又要在仆人面前树立威信，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尊严。
在嫁入陈府的第一天，她就已经充分暴露出了阴狠自私的占有欲望和对“偏房”入主“正宫”的强烈自信。虽然只是个“妾”，但在思想意识深处她满足于甚至骄傲于自己“妾”的地位，以至于才进陈府就对丫鬟雁儿等人说：“我是谁，你们迟早要知道的。”虽然在嫁入陈府前她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学生，但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她毫不示弱，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她因为嫉恨老爷半夜离开自己的房间去了卓云那里而在为卓云剪头发时剪烂卓云的耳朵；因为妒忌毓如“妻”的地位而在陈左迁身上洒香水以去掉她“最不喜欢”的“薄荷味”；因为嫉恨梅珊的被宠而始终与梅珊的交往不冷不热。而在丫鬟雁儿面前，她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称得上是狠毒了。“她可以凭借主子的名分，无视雁儿的感受仔细察看她的头上是否有虱子，可以因为闻不惯她头上的味儿而让她每天洗一次头，可以随便查抄雁儿的私人财物而问心无愧，还可以在私了的名义下逼雁儿吃草纸而得伤寒毙命。而在逼迫雁儿吃了草纸之后，她并未获得快感，她的阴损与狠毒让她自己都感到恶心和心寒。”[4]
在这些用来争宠和打击对手的手段都一一使出之后，她是否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了呢？她经常撒娇地询问陈左迁“我们四个，你最喜欢谁？”年轻与知识使她底气十足地藐视对手“她们算什么，我才不在乎她们呢！”可是面对陈左迁驾轻就熟的平衡权术时，她又显得孤芳自赏缺乏自信了。追求“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是五四以来新女性个性解放的象征符号，然而我们在颂莲身上发现这一象征符号，却并不是那么地鼓舞人心；“新女性”只不过是颂莲向男人邀宠的“砝
码”，而“新式教育”也不过是颂莲“征伐”女人的计谋工具。在颂莲和其他姨太太的明争暗斗中，“新女性”最终惨败于“旧女性”的故事结局，让所有读者都深深感受到了“新女性”的脆弱和尴尬。
虽然如此，“颂莲心中仍然存在对于世间美好的期待。在对飞浦的微妙感觉中、在对箫的向往中都存在这一倾向。那是颂莲心中美好善良的一面的灵光一现。‘颂莲往往被飞浦的箫声所打动，有时甚至泪涟涟的’、‘颂莲易于被这种优美的情景感化，心里是一片秋水涟涟’，都是对此的体现。颂莲和飞浦的交往并没有故意遮掩，对大太太的阻挠也毫不在意。这一方面是她顺从内心的举动；另一方面是希望能跟飞浦走出那充满腐朽气息的家庭。可是，现实并不会如她所愿，飞浦也不可能为了她而与家庭决裂。但这一过程却透露出颂莲心中对美好、自由的向往，在她的内心深处仍存留着一点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虽然这一空间由于各种外来因素的挤占而变得狭小，但却不曾消失，那是她身处黑暗环境中的唯一一点光亮。当这点光亮被泯灭，她就完全放逐，等待她的或许只有死亡。”[5]
（二）秋仪
在《红粉》中，苏童呈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主题——妓女改造。最后，作者通过小萼、秋仪的不幸，宣告了一场改造妓女运动的失败。秋仪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她秉性刚烈、坚强、有主见，面对惨烈的现实敢于挺起腰杆抗争，在她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侠”气。
在人生道路中，她总是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首先她拒绝了劳动改造而是选择跳车逃跑，当她逃回翠云房时，发现鸨母吞了她的血汗钱，她并没有像一般女子那样哭哭啼啼，而是威胁着要放火并从老鸨手上夺回财产。她去投靠老浦，可老浦的软弱和浦太太的刻薄使她在浦家呆不下去。接着她又打算回家，但是家门口那副破败贫困的景象唤起她对以前生活的痛苦回忆，在郊外盲目的游走中她决定在尼姑庵留下来。秋仪决定出家，这其间要克制自己的多少欲望、多少渴求才能说服自己过这种青灯黄卷伴佛眠的生活，但是，天意弄人，当她回家奔丧后回来，老尼姑获悉了她的过去后将她赶出了庵门。她只好又回到姑姑家中，但自己的家人也像避瘟疫一样嫌恶着她。她终于明
白只有柔顺的女性才能得到生活的赏赐，即便是像她这样的个性，最后也只能选择回归到一个男人身边。
“秋仪无疑成为了遍寻不到精神家园的‘精神流浪者’，她不是没有抗争过，但最终她认识到自己不管是逃离历史还是回归历史，不管追寻的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毫无意义时，她终于自愿把命运交给男性正统文化来宰割，并回归到父权制度为她设计好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最终选择嫁给了那个鸡胸驼背的冯老五，成为了这个男人的妻子。”[6]
而在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苦苦彷徨于“物欲”和“孝道”之间的女性。“秋仪起初是想回家的。她坐的黄包车已经到了她从小长大的棚户区。秋仪看见自己的瞎子老父亲坐在门口剥蚕豆。……在经过父亲身边时，秋仪从手指上摘下一只大方戒，扔到盛蚕豆的碗里，父亲竟然不知道，他仍然专心地剥着蚕豆，这让秋仪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由此可见，秋仪是有“孝”心的。但试图回归亲情的初衷遭遇了生存困境的挑战，她害怕贫穷，所以排斥肮脏与贫穷的棚户区，物质欲望最终战胜了亲情，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秋仪的“孝”。当她把大方戒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来扔到父亲盛蚕豆的碗里时，她完成了自己纠结多年的心愿。对于这份亲情，她内心的矛盾超乎想象，她背负着自己凄苦的命运，承载着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对为人子女者的期待，成为了在困境中彷徨的“落魄者”和矛盾的“守孝者”。
（三）《妇女生活》中的三代女人
《妇女生活》是由三个故事组织起来的——“娴的故事”、“芝的故事”、“箫的故事”，三个故事塑造了三位不同的女性，却由于娴的芝的母亲，箫是芝的养女这一根线贯穿为一个整体。
娴出生在一个经营照相业的小家庭中，但是在父亲去世后，这份家业就日渐衰落下去了，但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破败的小照相馆里，不安分的读过女子高中、长相美丽的娴是呆不下去的，她终日做着她的明星梦，在电影画报中寄予着她那一丝飘渺的希望。“娴以后的命运也就跟她的‘不安分’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孟老板的出现改变了娴的命运，使得娴终于投身于她梦寐以求的电影事业。尽管孟老板是已有妻室的人，尽管他是电影圈里的猎艳老手，但娴已无暇顾及自
己的地位，她成天想的是如何跟头牌明星争夺主角，如何让自己的形象在银幕上光彩照人。悲剧的发生，在娴看来是由于她的不慎怀孕，更由于她怕疼不敢堕胎，以至于失宠于孟老板。娴的后悔并不是短暂的，而是持续了一生，她的后半生也是在‘痛’中度过的，她将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家人的身上。”[7] 她认为自己的痛苦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而是因为她失去了孟老板，失去了她原本应该享有的美好的、荣耀的生活，所以她一直有着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她将自己的痛苦发泄到家人身上，对自己的母亲她没有任何的感情，她可以骂母亲是贱货，可以在母亲脆弱的时候继续挖苦她，甚至可以和母亲的男人私通，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母亲的自杀。对于她的女儿芝，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孩子换尿布，她想这孩子也许活不长，所以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这个时候的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母性，她有的只有自怨自艾，她能做的只有无可奈何地消磨余生。
芝作为一个私生女，当她还在母亲腹中就注定了一生的不幸。娴认为是芝的到来毁了她美好的未来，所以娴是不会施舍一点母爱给她，因此她也不会得到亲生女儿的感恩，相反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母亲把我生下来，就是让我承担她的悲剧命运，我恨透她了。”生活在这样一个沉闷而无爱的家庭中，芝的性格是扭曲的，人格也是不健全的。她仇视自己的家庭，也难以融入到别的家庭之中。她和邹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难以融合在一起，也注定了他们婚姻的悲剧性。而作为母亲的娴在邹杰面前言语轻佻，更令芝难以容忍的是——娴竟然偷窥她和邹杰的性生活！这如同一只苍蝇堵在芝的心里，她对母亲充满了防备和恐惧，因为芝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女人，最后她只能每天生活在自我制造的噩梦中。
芝的女儿箫从小生活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作为一个从福利院抱回来的弃婴，这个家中几乎没有人在乎她的存在，她的外祖母娴说就当养只波斯猫玩吧！箫的母亲芝有精神病，从来不关心她。她的养父邹杰还比较好，但是却对她的感情中却掺杂了性、糅合了情欲，这让十四岁的箫惊恐万分。箫恨这个家，她恨家里的每一个人，为了要离开芝和娴，她在十六岁时就自愿报名去了农村插队，但是她吃不了苦，两年后又回到了家里。生活把箫塑造成了一个现实而又带点俗气的女
人，为了结婚有房子，她毫不迟疑地把养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对娴更是恶语相向。箫的婚姻也是一个悲剧，结婚后的她，为了生计，处处计较，面对丈夫的外遇，箫是气愤的，满以为道德的力量在自己这一边，当她理直气壮地在街上羞辱了小杜以后，以为他会觉醒，然后自己回家来，没想到反而挨了小杜一记沉重的拳头，一句“我干下流事？我再下流也没跟自己的养父睡觉。你这种女人，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的自由？”把箫彻底击垮了。她恨，甚至想亲手杀死那个负心汉，但是面对即将分娩的孩子，她拿起的刀又落在了地上，表面看来是因为阵痛，但是即使不是阵痛，箫也杀不了丈夫小杜。箫到最后彻底领悟了，女人共同的敌人是男人，但是女人却是为男人而死的。
二、悲剧原因探析
女性的悲剧在很大层面上与男权制度的根深蒂固、男性权威的压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女性自身的原因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析研究的。
（一）男权制度、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深刻烙印
《妻妾成群》中陈左迁凭借着男权制度和男性权威就可以成为高高在上的太上皇，在原配夫人年老色衰时，甚至不需要商量或告知家里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娶进第四房姨太太，性力的衰退造成的家庭朦胧暧昧的氛围并不妨碍男权的威力性和有效性，在梅珊被投井而死和颂莲发疯后，第五房姨太太文竹又进陈府即完成了对男权威力的佐证。
“在《妻妾成群》中，大太太毓如和二太太卓云尽管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但相同的是二人对于男权的态度，那就是绝对的服从和维护。对于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本，她们丝毫没有醒悟，她们将和她们一样受压迫的同性作为对立面，她们追求的状态是做男权制度下的一条狗，兼具摇尾乞怜和盲目愚忠的特点，男女的真正平等是她们所不能想象的。”[8]
即使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四太太颂莲，在这种制度下选择的也只有服从。在陈府，陈左迁是权力的象征，第一天他就给颂莲敲了一个警
钟“女人永远爬不到男人的头上来。”[3]（p86）所以新式教育在陈府没有存在的土壤，更难以发挥它的作用。颂莲所谓的自己负责自己就是做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妾，失宠之后仍然渴望着怀孕，在“母凭子贵”的陈府中她不愿做一叶飘零的浮萍。严厉的权力惩罚机制配合着封建纲常塑造了她驯顺的身体，她不可能再反抗陈左迁，不可能再冲出家庭，她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获宠。
在《红粉》中，同为妓女的秋仪和小萼本可以借助社会改造摆脱男性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她们却拒绝改造，都想借助老浦来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在求得依附的搏斗中，曾经的姐妹之情也不堪一击。为紧紧抓住老浦这个昔日的嫖客为依附的支点，小萼可以对秋仪进行无情无义的背叛，秋仪也可以对小萼进行冷酷犀利的逼视。
在《妇女生活》中，尽管三代女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但她们却有着共同的思维轨迹和生存方式，一直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男性身上，而最终又以男性对她们的背叛为悲哀结局。娴在孟老板身上寄托着从小培养成的明星梦，最终被孟老板所抛弃；芝死死地抓住邹杰，以为他可以给她依靠和安稳，却把他逼上了绝境；箫一直努力维持着无爱的婚姻，可还是遭到了小杜的移情。
（二）女性对男性的心理依附意识
“在苏童的笔下，女性对男性是一种极端的崇拜和依赖。男性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女性自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始终把幸福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们从来都在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她们孜孜不倦，可以让自己受尽磨难，也可以彼此争得鱼死网破。无论是身为人妻还是妓女、情人，她们在对男性的迷恋和依附中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我，她们不敢以一个独立的身份去与男性挑战，虚荣让她们习惯依赖和堕落，即使她们所依赖的男性群体本身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畸形世界。”[9]
在《妻妾成群》中，几个女人虽然也认识到女性在男性面前的不平等地位，内心有着叛逆的成分，但她们还是争相表达对“老爷”陈左迁的顺从。大太太毓如少有邀宠行为，一是因为她自恃“正宫”身份，二是自傲于自己生有长子，最可悲的一点是她明白自己邀也是邀不来的。其他的妻妾无不处处、时时在明争暗斗。二太太卓云为了讨
好陈左迁，对初进陈府的颂莲热情招待，甚至后来送苏州丝绸以便拉拢；卓云和梅珊同时怀孕，卓云竟能在梅珊的饭里下泻药欲使梅珊小产，没有得逞后临产时自己打催胎针以便早生下孩子早被宠。如果说大太太和二太太是由于旧式女子的自身条件而对男权制度缺乏反抗
的资本的话，那么四太太颂莲可谓是一个典型了。这个家庭中唯一接受过大学教育、受过新思想影响的女青年，几乎是自觉地成为了旧式婚姻的牺牲品。这样一位最让人寄予希望的女性在家庭发生变故后，并不是像五四时期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用革命斗争来争取自身乃至整个女性群体的自由，而是自愿地选择了做一个有钱人家的妾的道路，其他女性再怎么依附男人，我们也不觉得奇怪了。而她的悲剧不在于不自知，正是在于自知。她清楚地知道封建家庭中新纳小妾的享受很短暂，所以她开始走另一条路，走在别人足以威胁她之前，去在家族政治斗争中夺取一种家族权。可是她的抗争，本身就是一种失败。在陈府，她是一个颇有个性，不愿委屈自己的女性，她谁都敢得罪，就是不敢得罪老爷陈左迁。陈左迁过五十大寿，她先是对毓如为了打碎的花瓶而喋喋不休表示不满，耍起小性子来，但后来还是捧着为老爷准备的寿礼姗姗在晚宴上落座，当大太太毓如挑剔她寿宴上没扎红缎带，她感觉到一天的行为已经惹恼了陈左迁，“这是她唯一不想干的事情”，于是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突然对着陈左迁莞尔一笑，她说：“老爷，今天是你的良辰吉日，我积蓄不多，送不出金戒指皮大衣，我再补送老爷一份礼吧。”说着颂莲站起身走到陈左迁眼前，抱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又亲了一下。谁料陈左迁“脸胀得通红，把颂莲一把推开，厉声道，众人面前你放尊重一点”。颂莲这种委曲求全之举把她的自贱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红粉》中，昔日的妓女秋仪、小萼在妓院被取缔后，本可以通过劳动改造实现自力更生，但无论秋仪的逃跑还是小萼从劳动改造所出来后对老浦的依赖，都是拒绝改造的表现。小萼虽然接受了改造，但本性并未改变，于是当她从劳动改造所出来后，本打算去看姐姐秋仪，在遇到老浦后，吃了丰盛的午饭就改变了去尼姑庵的决定。而当老浦向小萼提出要求时，小萼并没有忘记老浦是秋仪的相好，但为了找到一个依附点，她把与秋仪的姐妹情谊抛到了一边，于是就上演了
小萼和老浦婚礼上姐妹相见的一幕。
在离开妓院后，她们不相信男人不喜欢逛窑子。秋仪曾对老浦说：“什么都是假的，你对我好是假的，我讨你欢心也是假的，他们封闭了翠云房也是假的，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欢逛窑子，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吗？”“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视女性为玩物的一个标志性场所，男人在妓院中花钱买女人的肉体来寻欢作乐，妓女则依靠嫖客的金钱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即便社会改革可以废除妓院，却无法铲除产生妓院的那种文化背景在人们心灵深处遗留的文化积淀，秋仪、小萼拒绝改造、迷恋烟柳生涯正是对男性依附意识的病态表现。”
[10]
在《妇女生活》中，娴在孟老板跨进照相馆的一刹那，“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的命运”，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现实处境和人生命运寄托于一个男人，而始乱终弃的悲剧在她看来只是因为那次意外，被认为孟老板错误地让她怀孕而自己怕疼没敢堕胎，娴临死前说：“就因为怕疼，断送了我的一生。我要是做了手术，不会有芝，也不会有你，我就会过上好日子了。我要是跟他走了，现在也用不着看你脸色挨你骂了。”她认为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却又无力抗拒男人对她的玩弄。她不得不投靠男人，而且可悲之处在于她总是在心灵无所依托的空虚中咀嚼着与孟老板短暂的欢情。
而她的女儿芝从小就处于一种丧失父爱，虽有母亲却无母爱的环境中，无依无靠，强烈的危机感和无助感强化了她潜意识中由恋父情结转化成的依附意识。“在她和邹杰结婚后，表现出对丈夫近乎疯狂的占有欲，这种占有欲源于她内心的恐慌。当她发现母亲窥视她和丈夫的性生活时，对母亲变态心理的仇视、对失去邹杰的恐惧终日缠绕着她。本想用孩子来套牢邹杰，可无法生育的事实将她推入了绝望的深渊。于是她采取了极为极端的手段监控邹的一切，她的疯狂终于把邹杰逼得卧轨自杀，她自己也精神失常了。”[11]
芝的女儿箫以钱财来控制男人，那是因为她内心深处也认为女人离不开男人，“我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我不喜欢女人的生活。你们做男人的不知道做女人有多苦，有多难。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可她们离不开男人，最后都会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瞧不起女人，
我也瞧不起自己。”
（三）女性对金钱的依附
依附男人的背后，实质上是对金钱的依附。苏童在他的小说中多次揭示或暗示这样一个问题的实质。《红粉》中秋仪逃脱劳动改造后，暂住老浦家中，“她想以后依托的也许还是男人，也许只是她多年积攒下来的那包金银细软”。在她的意识中，男人与金钱是一个东西，有了男人就等于有了金钱。因此，她要投靠的是有钱的男人。
《妻妾成群》中颂莲和陈左迁的一段对话表现得更为直白，颂莲拍拍陈左迁的脸说：“是女人都想跟你。”陈左迁说：“你这话对了一半，应该说是女人都想跟有钱人。”颂莲笑起来，“你这话也才对了一半，应该说有钱人有了钱还要女人，要也要不够。”这段对话，绝妙地道出了“女人——金钱——男人”三者关系的实质，女人与其说是依附男人，不如说是依附金钱”。
这一问题的揭示，触及到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女性经济上的依附性导致对男性人身的依附。因此，女性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在经济上自立，只有经济上自立，人格上才能独立。
男权社会对女性几千年的制约，使女性很难逃脱男权社会的桎梏。她们或不得以而做了男权社会的“走狗”，或虽然反抗但找不到问题真正的要领。但女性悲剧原因的造成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权的威力、男性的压力，女性自身的原因也是不可小觑的。她们在欲望驱使下的疯狂角逐，或在病态、丑陋的阴暗心理下对他人或肉体或精神的摧残，都展现了女性在特定环境下的诡诈、恶毒、乖戾、秘不示人的复杂心态，这也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她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世界，去发掘其背后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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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晶晶.论苏童小说女性悲剧命运的依附意识根源.盐城工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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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汪双英.由《妇女生活》看苏童笔下的女性世界.咸宁学院学报,2007,(10).
The female images of Su tong
Guo wei hang
Abstract: Su Tong is a contemporary novelist who has great originality. He has constructed his own literary world centering on female images. Among the diverse female images he mould, most women ended in tragedy. It is related to the profound impact on which patriarchy system had by longstanding domination. In addition, it is inseparable from humanity twist and psychopathy of women.
Key words:Su tong; female image; humanity twist；root of the tragedy
论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 摘要：苏童在“红粉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病态女性形象，本文依据心理学上的观点，分别从依从型、攻击型、离群型三种神经质性格，来分析她们病态的心理特征和表现，进而探究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 关键词：苏童；红粉系列；病态；童年；女性 苏童“红粉系列”小说包括《妻妾成群》、《红粉》、《一种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四部小说。因这四部小说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红粉》是其中的力作且篇名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因而评论界以之命名，称这四部小说为“红粉系列”。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出现的大都是一些在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女性，更确切地说是一群具有“神经质性格”的神经症患者。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认为，“所谓的神经质性格，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对他人多怀疑、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1]，她将所发现的各种神经质，按性质分为三类，每类代表一种性格。依据卡伦.霍妮对神经质人格的分类，并结合苏童小说中这些病态群体的具体表现，将这些病态女性进行类别化分析，并进而探究苏童擅写女性病态心理的原因。 一、依从型病态女性形象 依从性格：指个体缺乏独立，强烈需求别人的关爱，依赖别人情感支持的性格；在表面上是亲近人，而在潜意识中却是借依从消除
焦虑感[2]。这里所说的依从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依赖，适度的依赖并不是病态，也不成为神经质的性格，尤其对女性来说，适度依赖常被视为小鸟依人，惹人怜爱和疼惜。依从性格的人，表现出的则是过度地依赖别人，只有依靠别人才能感到安全和继续生活下去；他们表面上看是在依赖人，心理上却是对人的一种极端的“占有”，当你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时，她便会极度痛苦。 在《红粉》中小萼和秋仪同是妓女出身，由于解放以后政府对妓女进行改造，于是两人便被送到劳动训练营，秋仪途中跳车逃跑，小萼便开始了劳动改造的旅程。从小依赖于秋仪的小萼感到无所适从，“她想起秋仪，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她在身边，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3]小萼在心理上习惯了依赖别人，不能独立的生活。在劳动营里她因为缝不完三十只麻袋而要上吊自杀，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她一个人时总是暗暗的哭泣，总是感到生活的灰暗无光。“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小萼被告知劳动改造期已满，她可以离开劳动营回城市去了。小萼听到这个消息时手无足措，她消瘦的脸一下子又无比苍白。” [4]她对于新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惧的，害怕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生活。从这些可以看出小萼对于男人的依附已经过度。她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并以悲剧收场，这与特殊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有关，但她的这种依从性格是造成老浦和她自己苦痛的最大原因。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
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②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的悲歌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本文从苏童小说文本入手，细致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洞悉苏童小说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解读苏童小说中女性对男权的依附意识，可以看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对女性生存的探索精神。同时苏童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起源是:一方面,他承认男权社会对女性悲剧形成的外部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女性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相互残害和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正因为这两个特点,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男权文化、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的悲歌 在当代文坛，苏童是小说界的一个多面手。在80年代末他就以先锋化的写作姿态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随后他笔触切入中华深厚的历史云烟之中，以其睿智的思考和天才的想象拨开历史迷雾，重建历史的想象，赢得文坛的一片喝彩。但最为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他对于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苏童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与观照，来表现女性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苏童的这些小说汇聚了许多在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未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地表现了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各自不同的现实欲望与冲动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振颤与悱侧动人，这应该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一个男性作家在文坛女性主义文学己初露锋芒，而许多男性作家的创作遭受女权主义大加讨伐的写作背景之下，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去构筑他想象中的女性世界，这首先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更需要有对女性的热情关注以及独特理解。 在先锋小说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苏童善于写女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苏童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描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悲惨命运。这些女性有电影演员、戏剧名角，有旧式家庭深居阁楼的女人，也有弄堂里活灵活现带着大蒜气味的少女，有青春萌动期的女孩，也有妓女、尼姑等，其形貌美丽，各有其动人之处。其中，经历坎坷的旧时代女性，是苏童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经历虽不尽相同，但在人生舞台上演出的均是一幕幕悲剧。颂莲、织云如愿以偿嫁入豪门，却自饮苦酒，并未享受到安逸幸福的生活;娴、芝、箫把自己的未来都寄托在男性身上，而最终又以男性对他们的背叛为悲哀结局;小萼、秋仪在新旧两
浅论苏童笔下红粉们悲剧人生的根源 摘要：当代天才作家苏童，以他的细腻笔法刻画了一群红颜薄命的悲剧女子。这些女子在苏童的“红粉小说”系列里演绎着悲惨绝望的人生。笔者认为苏童的用意不是在宣扬他的男人主义，本文将通过《妻妾成群》、《红粉》、《另一种妇女生活》和《米》来分析苏童小说中塑造的与众不同的女性，探索红粉们的生存意识和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人生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红粉悲剧根源男权主义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似乎在刻画女性形象，描写女性心理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如张爱玲，譬如王安忆。但在新时期文学中，苏童是不能被忽视的名字，在描写女性作品中，他能让人过目不忘。《红粉》、《妻妾成群》等被称为苏童创作的“红粉小说”系列。“红粉”成了苏童笔下女性的代名词。他以细腻而冷漠的笔调，描述了红粉们的悲剧人生：或疯，或死，或被抛弃。笔者试图从红粉的生存意识开始探索深藏在她们内心的想法，揭开红粉们的神秘面纱，浅论造成她们悲人生的根源。 一、爱恨交织——红粉的悲剧人生 红粉们几乎都有着饱满的生命情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都热切地渴盼幸福和爱情，渴盼人间真情和温暖，但她们这些欲望不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与他人建立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而是在损害、侵犯另一个女人的生存权利下进行的。于是她们的争风吃醋就像战争一样，充满了血腥。苏童就是这样让他的红粉们为了负心的男人，为了虚荣的生活争斗不休，爱恨交织。 （一）相随相伴，形影不离，本是同根生；互帮互助，相知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颂莲和梅珊迅速成为好朋友，一方面因为彼此的命运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是她们都有对男性的依附意识。因而她们的互帮互助在旁人看来不过是为了取得男人的欢心。表面看来，苏童似乎是在向我们重述一个千百年来封建大家族妻妾争斗的故事。然而联想她们各自的出身，一个大学生与一名戏子，因一个日渐衰退的男人与另一个女人明争暗斗，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苏童就是描写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让读者去猜测他的用意。但我们不难看出陈宅这么地道的封建家庭里要取得生存的机会就得按老办法——依靠男人，惟有他们的宠爱、他们的赋予，女性才有了生存的依靠，而作为女性可以说已丧失求生的能力。她们的情谊似乎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无所谓天长地久。正因此,长期的互相倾轧,封建压制，加上矛盾的冲突、理想的消亡……结果导致自己的人格失落、精神失常而走向“死亡”。她们不同于王安忆笔下的王绮瑶和蒋莉莉，最初是为了追求两个人的共同梦想，她们最初因为男人，最后也因为男人，梅珊私通被投井，颂莲“兔死狐悲”疯掉了。 《红粉》里的情如金兰的秋仪、小萼姐妹，她们十多岁就当了妓女，受尽男人和整个社会的欺凌歧视。相似的命运让她们姐妹情深。旧社会消亡后，她们失去了生存的依托，但她们的情谊经历风雨后依然没有改变。相对梅珊和颂莲为了男人结盟，秋仪和小萼的情谊更多是建立在同时见证命运变迁的基础上。苏童并没有让他的红粉们折射出时代的生活，她们所展示的大多是人物本身的本性内涵。她们一起经历苦难，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甚至今后同样会出现。人生难得好姐妹，几世的情缘也未必能修得今生的情同手足。另一对简家酱园姐妹，相濡以沫在一起度过了大半辈子光阴，很小的时候她们就父母双亡了，一直都是姐姐简少贞在照顾妹妹简少芬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但是姐妹俩彼此间的依附也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妹妹在姐姐的控制之下无法获得正常的婚姻生活，由于无父的缺失状态姐姐为了保护妹妹，不允许她相信任何人，简少贞认为只有她才能够给妹妹一个安全的依靠。她们之间同时处处充满着矛盾，她们自相戕害似乎不需要任何外力，就足以造成心灵世界的百孔千疮。 （二）男权主义，使她们彼此伤得体无完肤。 红粉们爱的不多，恨的却不少。她们有对社会的恨，有对无情男人的恨，更有对彼此化不开的恨。世人都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话一点也不假。卓云为排除异己,教唆下人暗地里用恶毒的方法诅咒颂莲,费尽心机抓住梅珊私通的事实,她恨所有跟自己分享丈夫的女人。娴与母亲相互贬贱对方，“谁是贱货？你也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不要脸的贱
读陈染《与往事干杯》有感 陈染是个不同凡响的女性作家,作为一个清醒的女性写作者,她以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体验歇斯底里般地撞击着她所认为的关于女性的种种幻想,扰乱着主流文学的话语规范和象征秩序,展现了女性的真实自我。这一切使她的作品成为女性在当下时代中自觉的文学范本。陈染的小说充分写出了远离男权文化的女性生存状况。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幽闭,敏感,美丽且有智慧,她展示的女性世界被称为"私人生活",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的成长经历。其中在母女关系的书写上,一改以往许多文本将母女关系处理成相依为命式的深情主题的套路,母女间的血缘联系褪去了伦理化、神圣化的伪饰,呈现出赤裸的人性原色,使读者看到母女关系中除却相依为命的心灵认同、默契与戏谑之外也有监视、控制与逃避,以及无奈的痛苦。她以强烈的女性意识，不懈的探索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独特而重要的女性作家代表。下面我就以《与往事干杯》为例，简要谈谈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生命是一支漫长的钟。在她的代表作《与往事干杯》中，我看到了夜的尽头，那是生命的尽头。一个少女繁华而孤独、绚丽与清寂的往昔就以这样两句极富诗情与悲惋的语句缓缓展开…… 《与往事干杯》叙述了一个女孩子——肖濛——与父子两代人恋情故事。父母离异，孤独环境的压抑造成了少女肖濛心灵的抑郁，加以少女青春期性的萌动，肖濛误入性的歧途——与比她大二十岁的男邻居发生了性关系。后来她遇到了老巴，当她真的与老巴相爱时，却在偶然中发现老巴就是当年那个男邻居的儿子，她匆匆的告别老巴回国，却在不久后被告知老巴发生车祸死去了。一场爱情的悲剧让她心灵破碎。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无太多奇特之处，故事本身也没有什么非常重大深刻的含义。肖濛的爱情悲剧既不是某种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无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更多的是对一种生活体验存一种情感的感悟。但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的语言。诗化的语言风格，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营造出一种浓浓的主观化情绪化的氛围中，让读者不知不觉被诱惑，然后一齐跌入作者感情的漩涡。 主人公肖濛，从小父母不和，家庭的破碎让她早熟而敏感，她沉默内向但内心丰富，她的内心就好像一个私密的小世界，她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卑自怜，而由于无人交流引导，这种心情发展为一种病态的自恋，她渴望爱但又拒绝害怕爱。她与母亲住在破旧的尼姑庵里，邻居是一对感情不和的夫妇。我认为作者对这个地点的选择隐含这一种深意，尼姑庵向来被视为纯女性场所，可谓男性的禁地。但现在肖濛母女，一对夫妇都住在这里，三个女人，一个男人，尼姑庵，这样的设计本身就有一种让人想入非非的意念。而肖濛母亲对自己女儿青春期心理的变化的缺少关注，加之幼时父母争吵的阴影，现在邻居夫妇天天不断地争吵，让肖濛对两性关系既有好奇渴望又有压抑厌恶，她处于青春期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忧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她的这种抑郁来自于性，青春期性的懵懂与萌动，无法获得排遣而产生抑郁。邻居男医生此时对她的诱导，使她拒抗但又渴望，逐步深陷于这一畸形的关系中。在两人的关系中，到底有没有爱，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肖濛对他应该是混杂了父亲情人欲望羞耻种种感情，但并不能说肖濛对他就没有爱，尽管她年纪尚小，但以她的早熟，她对爱情已有一定得理解；他们的关系虽然一开始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上，但这种肉体上的欢愉使肖濛产生了深深地依恋与沉溺，她对他精神上依赖也渐渐加深。但是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畸形的爱情，必然是没有结局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肖濛必然是一生都无法忘怀这段经历的。 但对于老巴，这样一个年轻纯洁的男孩子，“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我的情感将无能为力的归属于他”，经历复杂的肖濛比老巴自然成熟的多，她做了他爱的导师，将自己的欲望在他的身上延续。两个人开始了看似正常的恋爱关系。在这一段的叙述中，作者埋下了很多的伏笔，从很多细节处就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现在的老巴与过去的邻居有着某种联系。小说的巧合就在这里，老巴竟然就是当年邻居的儿子！肖濛涌起了一种近乎乱伦的罪恶感，她有意遗忘的尼姑庵的回忆在一刹那全部清醒，她告别了老巴，回国。没想竟成为永别。她伤心绝望。在这一段感情中，我认为肖濛倾注的更多的是爱，是一种精神上的爱，他们俩之前长时间的鸿雁传书就是例证。但是在老巴身上，我认为肖濛总是隐隐约约寄托着一种对过去经历的怀恋，也许她自己并没与意识到，或者她意识到了但不愿承认。她不愿再回首那段时光，就像她说的“记忆其实并不是真的在岁月的延续中退缩，那些令人疲倦的振奋之情，终究是使人有些羞愧难言。因此，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们遗忘，遗忘，再遗忘。”所以当她发现那张照片时，她感到巨大的惊恐，深藏于
学科分类号：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专科生毕业论文 题目（中文）：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女性自我意识的沉沦和泯灭学生姓名：凌鑫学号09313206 系部：中文系 专业年级：语文教育09级 指导教师：王向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务处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专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评审表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关于苏童小说中的女性 (2) （一）下面我们且看苏童的《妻妾成群》 (3) （二）我们再来看苏童的另一篇小说《妇女生活》 (5) 二、苏童小说的独特创作建构来分析 (7) （一）苏童的小说中独特的环境建构 (7) （二）关于苏童小说的独特建构对于女性自我意识悲剧性的作用 (7) 三、我的感慨 (8) 注释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11)
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女性自我意识的沉沦和泯灭 摘要：苏童被视为“先锋派”代表作者之一，先锋派的作品一般都具有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然而苏童却凭借着他的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点。纵观苏童诸多作品，他用细腻而又尖锐的笔尖建构那腐朽的年代，在这独特建构的背后突显的是一群不幸的女人，她们在腐朽的时代中或自甘堕落或妄图自我救赎，却最终免不了悲剧收场。其中自甘堕落的女性必然是悲哀的，但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也终究逃不过这结局。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的自我意识是不被社会所允许的，不被夫权所认可的，因而也能是被“沉沦”和“泯灭”的。 关键词：女性；自我意识；社会；沉沦；泯灭；悲剧 在中国传统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家族文化对女性的最大束缚便是限制个性自由的自我发展。从穿衣戴饰、女红技艺、幼齿缠足、轻声柔气，到贞洁烈女、孀居守寡、为夫殉身，这些独为女性而设定的所有“规范”，无不指向男权中心，无不服从于宗法家族的利益，无不满足于男性的赏玩欲望，无不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枷锁。“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戒》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有古语云：“妇者，伏也，伏于人也”，仿佛从人类有文明之始女性就不被允许有自我，有平等，有追求。正因此，民间社会才建立起一整套所谓的伦理规范，数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男尊女卑”的不变法则，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长幼、尊卑的等级社会控制。当女性像子女恭孝父辈一样服帖男性时，她就被戴以贤慧、柔顺、善良的神冠，成为“贞女、烈女、孝妇”；当她冲破男权制订的家族伦理规范，追寻自我理想与爱欲时，就会被视为“妓女、淫妇、荡妇”。正是在这种封建伦理的压抑和束缚下，女性正常的爱欲需要才逐渐萎顿甚至扭曲变态。所以，当许多现代作家将所谓的“妓女、淫妇、荡妇”形象提升到审美的高度时，无论这种写作是否带有男权的偏见或者女权主义的执着，都是对女性生存空间与心理空间的认知和观照，都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这些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摘要：张爱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惊艳了时光的存在，她的文字、她的旗袍似乎已经牢牢地嵌入了上海的一砖一瓦中，烙进了上海的肌理中。同时在她的文字中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本文将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增进我们对于张爱玲的了解与认识。 关键词：出身经历性格结局 “一座城市的覆灭，成就了一段无望的爱情。”有多少人因为这样一句话的吸引而去找到《倾城之恋》这本书来看？张爱玲将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自私的人”放到了香港这个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城市，让“自私的女子”与“自私的男子”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城市里相互依靠却又相互利用，最后终于互诉衷肠、表白心意，成就了一段传奇，成为了许多男男女女的向往。 而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的故事却让人不怎么喜欢。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爱上了一个男人，却偏偏嫁给了他病怏怏的哥哥，做了他的嫂嫂，整日里面对一群善于搬弄是非的妯娌，连丫头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辱她。在这样的处境下，丈夫无法给与她庇佑，心上人也对她避之不及，娘家人只当她是全家的摇钱树，贪婪地频频伸手。于是之后的曹七巧变得相当厉害，斗败了妯娌，拽住了婆家的大权，主宰了儿子女儿的人生，报复了心上人的无情，将其他人的人生变得与自己一般痛苦。最后她的儿子恨她、女儿怨她，心上人远离她，所有的人都对她恭恭敬敬。于是，她成功地引起了读者的厌恶。 白流苏与曹七巧，同为女人，怎么就一个终得圆满，一个孤老终身呢？ 流苏，一个听起来就比其他的七巧之类的名字要美得多的名字，出身世家，虽然家族早已败落，家中也是人丁旺盛，所以通晓人情世故，天真无邪却也不乏心机；曹七巧，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自小被派到柜台买油，接触到的是最最底层的老百姓，见识到的是最最平凡不过的家长里短，可以说是在人民内部成长起来的好孩子，拥有的是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真正天真质朴。两个人比较起来，似乎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曹七巧更讨喜一些，“买油西施”，人们如是称呼。
泥淖的女性形象 ——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审丑 内容摘要：苏童打破以往许多作家描写女性那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式的美好想象，他以一种独特的手法——审丑，来描写笔下的女性形象;他描写女性始终站在一个客观角度，对女性真实本质还原，在他作品中，女性的生存状态犹如处于泥淖中，是绝望的、卑微的、受人蔑视的，是被男权话语所笼罩和控制的，是男权和宗法制度下的牺牲品，在揭示这种状态之外还揭露了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并阐释了审丑的目的：否定与批判。 关键词：泥淖女性审丑 引言 明朝陈宗之《汉道》一诗中写到：“如何盛明世，栖栖泥淖中。”①文中泥淖的意思是：“比喻地位卑下或不能自拔的窘困境地。”苏童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状态正是如此，他的小说中是以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为主，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②苏童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描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悲剧命运。这些女性形象中有电影明星、戏剧名角、深居阁楼的女人、也有妓女等，她们各有动人之处，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演出的均是一幕幕悲剧：颂莲、织云都如愿以偿的嫁入了豪门，却并未得到幸福；娴、芝、萧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男人，最终却以男人的背叛为悲哀结局；小萼、秋仪在新旧两个社会中都未真正得到独立，延续着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命运。她们为了适应生存，压抑天性，认定文化给予的角色，这突出反映了女性的人身依附意识，但她们并没有对自身进行反思，同时也跳不出男权文化的圈子，从而她们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剧。苏童揭示出女性的生存状态，然后再揭露出造成这种状态的客观主观和的原因。
一、颠覆传统的女性形象---审丑的女性形象 从古至今,女性形象一直是柔美的化身、善良的代表，而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传统女性形象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两者是相反的，古代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描绘了众多动人的女性形象；《诗经》中描写女性外貌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者们除了赞美女性的美貌之外，还注重描写女性的内在美，比如《诗经—卫风—伯兮》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③赞美了一个女子在家等待外出征战的丈夫的忠贞品德；传统的女性描写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从美的角度出发的。然而苏童则颠覆了这一传统，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不是为了爱情、亲情、友情而活，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活。她们表现出了不同的“丑态”。她们美丽异常，但却带着一种病态，可归为三类。 1、淫荡型:她们要么以出卖肉体作为生存的资本，如《红粉》中的小萼；要么与丈夫以外的男人勾搭，《妻妾成群》中的梅珊；要么颓废、堕落，像《女孩为什么哭泣》中的小曼、史菲等年轻女子，结局，梅珊被投井，史菲被情杀…… 2、阴毒型：《妻妾成群》中的成群妻妾，争风吃醋、明争暗斗的手段阴毒残忍，她们为了男人而纠缠，却看不到她们的爱，最终也没能有好结局； 3、庸俗长舌型：《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顾雅仙、粟美仙、杭素玉，她们爱嚼舌根、无端猜忌、庸俗自私；她们如同一种失去尊严的动物生存状态。这些女性不管地位卑微与否，不管人格是否存在，只为了依附于男性：颂莲在父亲死后，毫不犹豫的嫁给了有钱人做妾，跻身于陈家的成群妻妾中；小萼与秋仪在有机会摆脱男性而独立时，却拒绝改造，拼命想抓住和老浦的婚姻；芝由于对父爱的缺失，结婚后，表现出对丈夫病态的占有欲；这就极大的妨碍了女性自身独立价值的实现，也就使其根本不可能形成波伏娃所说的：“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的，与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④在她们看来，除了嫁人依靠男人，就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了。 存在主义中一个道理是：“丑也是实实在在存在，而且是比美更为可靠的存在。”苏童在关于《米》和《妻妾成群》的一篇《急就的讲稿》中这样说到：“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审丑是一种和人们传统审美标准悖逆的美学形式，丑作为一个美学观念，与美相对，是人与客观事物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形
从女性主义视角浅析陈染的《私人生活》 张晶晶华南师范大学 [摘要] 陈染是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一位极具女性气质的作家，其代表作《私人生活》就生动地体现出了这一特征，本文将运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浅析《私人生活》中表现出的女性主义。[关键词] 女性主义私人生活 所谓女性视角，我认为就是强调以某类性别经验入手的视角，女性以自己独特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为关照，抒写自我独特的经验和体验。作为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代表，陈染的作品对表现女性主义视角很具典型性。下面将对陈染的《私人生活》这一作品进行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 一、注重“我”的感受的描写 《私人生活》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陈染以这样的形式表现了一个名叫倪拗拗的女孩儿从幼年到成年的独特而又复杂的内心情感体验。因此，注重“我”的感受便成为作者首先要突破的一点。男性作家往往擅长营造一个或虚幻或现实的世界，但自身却处于世界之外，他所注重的是展示这个世界，而陈染等一些女性作家则似乎更愿意走进自己所设计的世界之中，很直白的写出实实在在的“我”，尤其是“我”的感受。三毛曾经说过：“有一次，我试着写第三人称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我又怎么能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又回过头来，还是写‘我’。”这是女性作家写作意图的真实写照。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即使是最特别的见解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既定话语的烙印，而女性的视角则可以触及到男性无法触及的深处。 《私人生活》通篇都非常注重“我”的感受的描写，这是本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我”很孤独，意识到了我的问题是“一个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还会为身体各部位起名字，觉得一个人是很多人；“我”冷漠，对大人的事我毫不关心，甚至支持父母离婚；“我”需要爱，因此，禾与尹楠的出现使我感到了从来未曾感受过的幸福；“我”忠于自己的内心，敢于说“不”，就算这个世界没有人与我同盟；“我”不愿承认现实，在禾与母亲永远离开之后，“我”固执地认为她们没有离开，只是安静地睡着了……主流作品中女性处于被忽略的角色，因此其内心世界也就无法被触及。陈染打破了这一樊篱，将主人公倪拗拗的内心世界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二、对女性欲望的认同 封建社会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之中盛行的是“性放纵”，拥有三宫六院的帝王自不必说，即使平民百姓也可以占有三妻四妾，与男性的荒淫无度相比，女性的性爱权利却被剥夺殆尽，她们饱尝性压抑的痛苦，稍有抗争则被斥责为淫妇。但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所谓的“淫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性爱的美丽。 《私人生活》中，作者对女性的性爱本能做了充分的肯定。“我”因为身上“被唤起”的某种欲望，因为“一种近在咫尺的与性秘密相关联的感觉”与一个“喜欢这种快感甚于喜欢他”的男人“紧密缠联在一起”；禾因为对“我”的喜欢与“我”发生的美丽的性爱，一切都是纯洁的，禾晶莹剔透的泪珠，翡翠绿色的玉石枕，禾的“两只桃子般嫩白而透明的乳房”，所有的一切象征了我们纯洁的爱情，可以跨越年龄，跨越性别的爱情；“我”看到伊秋与西大望“扭动在一起的身体”之后的“心惊肉跳”，“所有的毛细孔都在张开、放大、用力呼吸”，“我”意识自己长大了。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笔法，陈染在这里对女性的欲望做了充分地肯定。 其次，作者在描写“我”与别人的性爱的时候常用第三人称，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我”和T走进“阴阳洞”，T说“我们就在这儿”之后，作者的第一人称很自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 一、课题论证： （一）国内外研究： 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二）选题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个论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后，感受到了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
禁锢下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张爱玲在从贵族到平民转换的生活经历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在母亲与姑姑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寻求时代女性的归宿，再现时代女性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本论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二、方案设计： 此论文旨在研究在张爱玲笔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几方面因素，将她笔下的女性主要概括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从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 大纲： （一）1、简要概括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家庭因素）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因素） 3、上海沦陷以及战争经历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社会因素） （二）张爱玲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1、插翅难飞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2、心灵扭曲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3、漂泊不定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4、红颜薄命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三）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及其笔下女性的特点。 （四）通过张爱玲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c18523558.html, 论苏童笔下的碧奴形象 作者：宋玉容 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11期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对《碧奴》中碧奴形象的分析，探讨苏童对孟姜女这一形象的解构及重建的失败之处，即在解构孟姜女的民间及封建文化属性的同时，也使孟姜女丧失了其代表的民间文化的精华及女性特有的魅力，把一个美丽多情的大家闺秀塑造成了一个性格扭曲的受虐狂，使整个故事也就失去了民间神话那种特有的艺术魅力。这是重述的失败，也是苏童的失策。 关键词：孟姜女民间文学精英话语重述失败 阅读《碧奴》纯粹是因为苏童这个名字的吸引，我对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这一项目是持怀疑态度的。神话，因其流传的历史之久、范围之广，必然有其特殊的稳定性，甚至这些神话已经融入了特定民族的民族心理中。“重述”必然会对原有的神话进行解构，无论这种解构成功与否，都使重述难免一种宿命性的失败。因为神话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1]神话是一种流传在底层的民间文学，而重述者则是一些知识精英，这必然会造成二者价值观的不一致。因为这种草根文化与精英心态的对立与隔阂，必然会对双方都造成一种根本的不可避免的束缚。重述者如果忠于原有的神话，便使他的重述失去了意义，解构也就不复存在（当然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放弃这种解构）；重述者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述神话，又会使神话丧失其原有的民间活力。 阅读苏童的《碧奴》恰好证实了我的推测。其实，苏童本人对重述“孟姜女”神话的困难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碧奴》自序中写道：“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永远是横在写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2]苏童选择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就是重塑孟姜女这一形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孟姜女，我对孟姜女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一个性别的认识，对一颗纯朴的心的认识，对一种久违的情感的认识。”[3]苏童力求去还原孟姜女性格的现实性与鲜活感，让她从神话的神坛上走下来，可是从神坛上走下来的孟姜女身上所特有的神话性与理想性也丧失了。走下了神坛的孟姜女使整个故事丧失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真实”的孟姜女使整个故事丧失了文学特有的“假定的真实”。 “碧奴”，这是苏童对孟姜女的重新“命名”。不可否认“碧奴”是一个诗意而美丽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比“孟姜女”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整个故事的文学性。但是苏童可能并没有完全了解“孟姜女”这一称谓所代表的含义。
探析陈染创作中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与审视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对婚姻关系的认识与反思 (1) 1、打破理想婚姻关系 (1) 2、对灵肉合一的渴求 (2) 二、生存之痛的体验与审视 (3) 1、家园之痛 (3) 2、失语之痛 (4) 三、回归与退守 (4) 1、同性情谊：女性的自我回归和情感补偿 (5) 2、女性存在的定位 (5) 参考文献 (6) 摘要：从1992年陈染发表成名作《与往事干杯》后，小说创作进入高潮阶段，发表了数 量可观的作品。陈染从始至终都代表了一种固定不变的角色——女性的独自私语，她的表白一开始就以一种独立和对抗的姿态出现。但是陈染逃脱了“怪圈”的束缚，凭着对女性存在的执着关注，对女性体验的精微体察，执拗而坦诚、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女性的深层心理空间和内在生命率动。她以纯粹的女性视角审视和诉说着不仅女性、也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类的生存境况，不仅传达了女性个体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传达出现代社会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关键词：陈染女性生存困境思考审视 从1992年陈染发表成名作《与往事干杯》后，小说创作进入高潮阶段，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向读者讲述着女性在男权世界里，由满怀憧憬地尝试到被无情地伤害，由向世界敞开自我到退回自己的“阿尔小屋”的过程，以及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心路历程，在经历这一切之后，女性并不仅仅是退回到自己的屋子，进行无谓的自我怜悯和自我欣赏，而是以更加清醒的姿态来进行审视。她以纯粹的女性视角审视和诉说着不仅女性、也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类的生存境况，不仅传达了女性个体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传达出现代社会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 一、对婚姻关系的认识与反思 1、打破理想婚姻关系 婚姻关系在陈染的小说里不象在池莉、铁凝等女作家那里那样占有很大的分量，并成为她们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创作视角。陈染显然是不热衷于描写婚姻的，她的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大多是单身、离异或者守寡，美满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是一道遥不可及而又飘忽不定的风景线，女主人公在对它的真诚期待和努力寻求中，获得的只是伤害和绝望。在陈染的小说中，女主人公们发现自己的目光无法与男性交接；自己的话语不能被男性承认；自己的理想难于让男性首肯。无论是可把握的客观实在，还是不可捉摸的命运力量，都在无情地开着玩笑，以戏谑和嘲弄的眼神俯视着在绝望中挣扎的女人们，最终将她们逼回到孤独的境地。而她的小说男主人公不是无能、懦弱、猥琐，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无法满足女主人公的需
浅谈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 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本科二班秦海云 摘要：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群体,呈现出阴郁、颓废的审美特征，在他笔下，女性依赖男性存在，为生存而人格扭曲；而另一方面，女性又无法摆脱这种由生理和社会而决定的悲剧命运。苏童在颠覆和重写女性传统形象创作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苏童小说、女性形象、悲剧、颠覆 苏童的小说以其个体化语态、结构、故事、人物和近乎完美的和谐叙述，营造了一个令人痴迷的形象世界。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想象的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与气度，带给人们极其新鲜的感受，也使读者感受到苏童小说对叙事语言和生活、历史整体性的独特审美认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笔下所描绘的鲜活的女性形象以及他在颠覆和重写女性传统形象创作上的实践意义。 一、扭曲的人性与不能摆脱的悲剧命运 在苏童的观念里，女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始终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因此永远是被压迫的。苏童认为，即使再反抗，女人的最终命运也是依靠男人。因此，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女人永远摆脱不了做男人附庸的悲剧命运。 《妻妾成群》和以往的争宠故事不同，这个故事所表现出来的战争更加的血腥，男人（陈作千）从不介入几个女人之间的纷争，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女人之间的不见刀枪的厮杀，是女人之间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女性生命中的劣根性和原始欲望。四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展现了自己残忍、阴毒、冷酷的一面，与她们外表的温婉、高贵、善良大相径庭。但是，这种扭曲的人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迫于生存所不得不掌握的，是环境把她们逼上绝路。在这场战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故事就有了不是结局的结局：三太太死了，四太太疯了；陈作千又娶了五太太，争斗必将继续上演。女人首先也是人，也具有普遍的人性，苏童赤裸裸地揭出了这种残酷竞争下人性的扭曲，而女性以其弱者的地位，较之于男性，人格扭曲得更加彻底。 《红粉》中的小萼是一个处于新旧之交的女性形象，她是旧中国时期的一个妓女，在新时期妓女改造中她没有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而是继续依附男人。在从改造营出来后，匆匆傍上从前姐妹的男人，妄图能够安身立命。为了能过上物质丰足的生活，她间接地把她的男人逼上了绝路。到最后抛下自己的孩子跟着北方男人移居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生活。表面看来，她是一个不愿自食其力的、没有被改造好的妓女，实质上，她只是被社会深深烙上了女人就要从属男人的印记。依靠男人是她的本能，她的心里只有女人就是要靠男人
2005年6月第6卷第2期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un .2005V o.l 6N o .2 收稿日期:2005-02-25 作者简介:何 璐(1969-),女,湖南衡南人,湖南大学衡阳分校讲师。 论张炜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嬗变 )))以5古船6、5九月寓言6、5丑行或浪漫6为例 何 璐 (湖南大学衡阳分校,湖南衡阳 421101) 摘 要:张炜笔下的女性经历了从性格的单一到多元,从情感被动的等待到主动的追寻,从弱者到强者,从形象的 清晰到暧昧的嬗变,一方面说明了张炜女性观的转变与提升,一方面也说明了女性意识的衍化在男性笔下的投影,同时也为展开两性之间的友好合作,突破当前女性孤军写作的困境,共同创建丰满的女性主体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关键词:张炜;女性观;嬗变 一、标准的传统女性 中国女性文化生成于封建社会形态与传统父权文化形态的结合之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在这个内涵中,性别/角色/位置/属性构成一连串重要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甚至可以互相替代互相同构,使得女性从呱呱坠地就被贴上了相应的标签)忍耐、顺从、牺牲、柔弱、依赖。女性的顺从与相应的忍耐与被动是男权文化中心的期待与规定,因为越剥夺女性的独立意识与反抗意志,男性霸权才能越为所欲为,才能衬托男性意识的伟大与超越。因而,传统女性一开始就是一个扁平的文化符码,女性单一的顺从特征使之丧失了自己宝贵的情感资源,其派生出的自我牺牲、忍辱负重、压抑情感等等属性无一不是男性价值尺度的延伸与反映。更可悲的是,这种经由社会建构的女性心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长存于人类的历史之中,并在一代一代的文本里反复出现,使之逐渐成为女性的常规心理并得到强化。进入20世纪后,虽经由/五四革命0的洗礼,女性解放意识伴随着人的解放思潮应运而生,大批女性作家萌动了自身的女性意识,塑造出与传统女性有别的女性形象,最特别的是丁玲笔下的莎菲,大胆执着地追求理想的爱情,但在那样封闭的年代里,却最终归于失败)))双重的失败,爱情的破灭与生命的毁灭。即便如此,但却反映了女性执着的抗争与心灵的觉醒。可是,在男权文化中心,即使在八十年代的张炜笔下,女性依然是固定的传统模式,依然延续着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定位。她们是柔顺的、被动的、依附于男性的性格单一的女性形象,仅仅作为男性的附庸与陪衬而存在,需要强大的男性的情感支撑,同时对男性忠贞不渝,即使他们三心二意。因而这些女性形象完全符合男性霸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与刻划。5古船6中的含章、闹闹、大喜、小葵无一例外是顺从柔弱的代名词。含章为了两个哥哥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是传统女性的楷模;大喜虽被见素抛弃,却依然痴心未改,固执地等待爱人回心转意;小葵深爱抱扑,在被逼嫁人并不幸守寡后为力保名节割断了与抱扑的情意;即便是其中最大胆的闹闹,虽然敢穿牛仔裤敢跳迪斯科,在心上人抱扑面前也是胆小如鼠,最多只敢拿一根粉丝去装腔作势地打抱扑的头以便引起他的注意。在爱情面前,她们都是顺从被动的,不敢主动热烈地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更不敢顺应自己心灵的呼唤,她们甚至比不上/五四0时代飞扬的女性。在厄运面前,她们是软弱可欺的,含章忍辱负重18年,屈服于赵四爷的淫威与凌辱之下;闹闹被强奸也只是发狠地洗自己发白的牛仔裤;小葵被逼嫁人,也是毫无怨言地顺从并令人惊异地恪守传统的守节之道;至于大喜,横遭抛弃也是忍气吞声,默默地在角落里舔着自己的伤口。在这样一群女 性面前,勇敢、热烈、激情与她们无缘,她们独立的女性意识依然潜伏在地表深处,浮现眼前的是一群无声的传统男权文化里的女性形象,尽管已经变异了历史与时空。 从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也可看出女性的附属地位。全书的结构中心是以抱扑为代表的男性对于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在作者心目中,男性才构成了整个社会前进的中流砥柱,抱扑沉默而坚强的身影正代表了作者对男性力量的倚重与骄傲,因此抱扑也最终走出了磨房而承担了挽救小镇的使命。而女性是没有思考力量的,她们顶多是男性失意时的一剂汤药,给疲倦不堪的男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其目的是为了让男人更好地担负起重振乾坤的使命。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们对自己美丽的发现,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性意识的觉醒等等。她们的生命是围绕男人旋转的,她们的情感是等待着去奉献给男人的,她们的价值也等待着男人去肯定去发现,正如患了绝症后的见素在大喜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才发现了她的淳朴与痴情;抱扑要在闹闹被强奸之后才知道她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一样。由此可见,张炜在5古船6中依然是一个传统男权文化的维护者,依然将女性锁定在顺从与弱者的定位上,忽略了女性自身丰富的精神世界与独立的价值。 二、裂变中的女性 传统女性在5古船6中的清晰统一的形象在5九月寓言6中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女性形象在文本中分裂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类涌动着强烈的激情,一类仍然恪守着传统的依附顺从男人的妇道。这种轻微的然而令人惊异的变化不能不被视为中国女性意识的衍化在男性作家笔下的投影,也可说是女性主体的建构潜在地影响了张的女性观,至少在某一方面。 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作家就自觉地从女性角度与视角出发,从关注女性意识的社会历史生成意义出发,颠覆男权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她们文本中的女性不仅拒绝女性传统的孝妇贤妻良母角色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质疑并否定这种角色的定义及存在。林白、陈染等作家的写作更将女性意识深入到她们隐秘的内心深处,她们的私人写作开拓出一个全新的书写领域,高扬起女性身体与欲望的旗帜,使女性隐秘的内心欲望公诸于世,从中享受一种自我发现的快感。女性的身体,包括那些所有原来不为人所知的隐私都成为她们心目中的圣地,所有关于这部分的羞耻与恐惧感在她们笔下被真诚的歌颂一扫而空,女性的形象被赋予全新而多面的内涵。女性不再是软弱的、被动的,供男人欣赏的物的象征表达,相反,女性是独立的、自主的现实个体,她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并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自由地舒展。在她们笔下,女性形象突破了男权文化的藩篱,获得了耳目一新的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