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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汤伟

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汤伟
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汤伟

中国外交

“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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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伟[内容摘要]从地理经济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就是沿线城市的互联互通,这

种互联互通形塑的“流动空间”赋予了城市外交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城市外交事实

上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文化、

经济发展和共同关切赋予了城市外交的动力。“一带一路”的城市外交应在“求同存异”原则上,建立友好城市,构建城市协作平台。

“一带一路”城市外交也带来诸多后果,表现在对世界城市网络、中国外交决策体系的变革以及城市发展规划和空间格局的适度影响。

[关键词]“一带一路”城市外交城市协作平台乌鲁木齐

[作者简介]汤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

近两三年中国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系列重大倡议,

形成了完整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这一战略初步计算涉及亚欧大陆65个国家,包括中亚、东南亚、南

亚、中东、中东欧甚至非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显然不只是一条经济带或者一条海

上通道,也不是一个项目运作的平台,而是多层次、多维度、多平台编织而成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编织的基础是道路、桥梁、港口、机场、铁路、油气和电力等硬件基础设施。从地图上看,这些基础设施相互连接的是重点城镇、口岸、边境、开发区和产业园区,而口岸、边境、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也在具体城镇内部,由此城镇成为事实上的“一带

一路”节点。这也说明“一带一路”不是对外援助,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之上的

政策协调、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相关经济合作,无论是实施主体还是辅助支撑角色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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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三重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2&ZD082)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功能疏解背景下的特大城市建设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AZD026)的阶段性成果。

须基于市场和双边共赢原则行动,遇到具体问题充分尊重协调、协商解决。既然重要

节点城市成为“一带一路”实施的关键,那么任何事关“一带一路”的区域、多边双边

安排也就无法脱离节点城市的参与,城市外交便浮出水面。目前广泛接受的城市外

交概念,是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简·梅丽森提出的

,“城市外交是城市或地方政府为了代表城市或地区和代表该地区的利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展与其他行为体

的关系的制度和过程”。①然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当服从于总体外交,是中央政府政策指导和授权下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

动。

②城市外交不仅仅代表城市或地区利益,还必须反映国家战略和总体外交诉求,甚至应首先服务于国家战略和改革发展需要。这意味着城市对外行为与总体国家战略和改革发展需求相悖则是不妥当的。譬如中国广西钦州,其“中马工业园区”却关

联到中国的东盟地区战略。③这次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乌鲁木齐也扮演类似

的角色。城市外交反映国家战略,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对外关系扮演着“嵌入式外

交”的角色。④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这种嵌入式外交

或者城市外交的动力或者微观基础在哪里?推进城市外交又可以采取何种方式?又可能具有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尚无深入分析和梳理。

一、“一带一路”城市外交的动力

城市为何需要与境外城市构建制度化联系,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答案,但基本指向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其实全球化具有不同维度,譬如文化、经济贸易和环境保护等,也有着不同层面,譬如全球、区域、国家和具体地方。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的组织框

架其实是世界城市网络,

只有当城市成功推动城市间构建起制度化横向联系时全球化才获得成功,⑤然而这种制度化的横向联系并不都属于城市外交。城市本质在于积

聚或集聚,首先并不是作为独立主体而存在,而是资本、信息、人力和企业总部集聚和

流动的空间和场所。世界城市假说的提出者约翰·弗里德曼也认为,“城市,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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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国际关系研究》

2015年第4期①②

④⑤

Rogier van der Pluijm ,Jan Melissen ,“City Diplomacy :The Expanding Role of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Clingendael Diplomacy Papers No.10,2007.

赵可金、陈维:《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61 77页。余万里:《从城市外交案例到城市外交理论》,《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秋季号第2期,第77 78页。赵可金:《嵌入式外交:对中国城市外交的一种理论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35

160页。汤伟:《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97 116页。

经济体系的空间组织,所讨论的是场所和地点而非行为主体”,全球生产网络和市场

体系主要通过世界城市网络空间予以呈现。①既然城市首先是场所和空间,那就不可

能将在该场所和空间活动的行为主体以自身的利益超越国境的制度化联系纳入城市外交范畴。譬如,居住于首都城市的职业外交官代表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活动,但并不代表城市自身的发展诉求,譬如非政府组织出于规范道德与境外组织、政府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还譬如位于某个世界城市企业总部海外投资设厂。既然城市作为场所和空间,其内部行为体的对外联系不是城市外交,那么如何才能称呼城市外交?笔者

认为至少具有两大要素:(1)城市作为必须作为政策权威而行动,

即城市自身要作为行为主体而存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政策权威并不一定是政府,其他行为主体暂时获得政策权威也可以代表行事,譬如行业协会。(2)城市的行动必须着眼于公共

利益。这种公共利益可以着眼于城市自身层面,

也可以着眼于国家层面。事实上,城市作为外交主体构建与境外城市的制度化联系离不开以城市作为空间和场所的其他

行为主体的互动,

可以说有相当部分来自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实际推动。譬如,企业、非政府组织、城市居民对外联系过程中涉及国外的基础设施、法律法规、社会文化环境和运行机制,这就需要总体外交但也需要城市层面的联系。既然城市外交动力主要源自公共利益和实际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视角看待“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战略,就

不难发现

“一带一路”城市外交动力源自文化交流,包括基础设施、经贸、科技进步在内的城市发展以及对城市发展过程中负面问题的治理。

首先,文化交流是城市外交最初的着手点。文化对外交的影响可以在约瑟

夫·奈的“软实力”概念那里得到恰当的说明,然而不同地域的文化迥异,这种迥异

可能产生“文明的冲突”,也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增信释疑,进而构建共同认知

和心理基础。文化交流需要载体,古代以丝绸为象征和媒介,在沿线诸多国家和民族中成功构建了紧密联系的交流纽带,形成以包括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疆中亚地区为轴心向东西伸展的国际大市场。通过这个大市场和交通,中国许多科学文化成就传到西方,而西方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也传入中原,最终在交互进程中留下了无数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古代,现代文化的精髓和最高成就往往在城

市,

只有通过城市,文化交流才可最大程度地推进民众相互了解、挖掘相互文化需求、创新文化产品、推进文化传播。“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城市,具有

异常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创新文化产品的压力,单靠自身往往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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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

①John Friedmann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Vol.17(1),pp.69 93.

《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4期

有效支撑获得经久发展,只有与境外城市共同行动、集体协调才能发挥整体影响力。因此,文化交流、保护丝绸之路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而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产品成为城市外交的驱动力之一。事实上,“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和设计,需要做到五通,其中民心相通主要依赖城市间的文化交流。遗憾的是,目前这种交流还局限在政府层面,譬如《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与计划》以及多次举办的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均未深入到大众群体,因此城市外交的文化内容还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其次,城市发展或者城市竞争力也是城市外交的动力之一。当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或者说世界城市都在全球各地建立驻外办事处,发展姐妹城市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性、区域性或者专题性城市多边合作,核心主旨也在于发现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提升全球竞争力。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其主旨还不在于如何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但追求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民众福祉、加强自身与外部连通还是共同的关切,由此包括铁路、公路、石油天然气管道和空中航线等在内的互联互通是关键。然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自身特点,外部性强,投资量大,运营风险高,一旦建成易形成“锁定”,因此除了经济和技术特性也有政治和外交属性。这表现在:(1)政治和战略猜疑,认为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是为了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大自己的战略腹地和势力范围;(2)政治协调难度,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布局和人口地理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对基础设施有着不同需求,公路、铁路、民航和管道等有着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先顺序;(3)沿线民情和社情复杂,很多地区宗教、民族、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交织,不同主权国家、政府协调和权责划分以及利益分配难度较大;(4)基础设施本身还存在持续时间长和后期管理维护,具体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容易产生各种背离合约的行为。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尽管需要国家层面的外交创新,但也难以完全应对,因此需要多层次的制度创新和社会网络构造,地方和城市获得参与空间。这种地方和城市的参与性质上也可分为两类:(1)城市承担国家交办的标志性项目和重点工程,或者为国家标志性项目和重点工程提供配套服务;(2)城市和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发展战略和市场规则主动行为,譬如产业链条的对接、过剩产能的输出、国外产品的吸纳和双边贸易开展,等等。

再次,除了文化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往来,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应对共同问题也可以是城市外交探讨的焦点,譬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环境恶化、贫富无限分化、贫民窟蔓延、卫生设施供应不足、民族关系复杂、暴力冲突和居住隔离,等等。这些问题往往既不符合基于发达国家城市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譬如世界城市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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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城市治理理论等,也很难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政策。因此,如何在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社会特征下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当然“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在应对上述难题过程中的确也涌现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实践智慧,这就给相互借鉴、共同探索提供了契机。更需意识到的是,在共同寻求解决方案进程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城市还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而城市外交则是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譬如,乌木鲁齐医疗资源相对丰富,完全可以通过城市外交帮助周边国家城市居民提高公共卫生治理绩效和健康水平。还譬如,乌鲁木齐正在积极建设

“中国—中亚科技合作中心”,境外城市完全可以遵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功能配套和协同服务的原则积极参与,一起建设面向中亚及丝绸之路带重点发展产业的开放式国际化服务平台,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有序转移实现共同繁荣。由此,对于“一

带一路”

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围绕城市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理论探讨、问题探索和资源共享也是城市开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动力。

二、“一带一路”城市外交的形式

文化、经济贸易和基础设施以及共同关切的城市问题驱动着“一带一路”的城市外交,然而采取何种形式仍不明确。国内有学者指出,城市对外交往通常分为三个阶

段:旅游推广主要服务于短期旅行居住,

印象也较为肤浅;经济文化交往,城市开始实现整体性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交往;以塑造话语权为核心,城市在一些领域开始引领

国际潮流,

成为全球性创新和文化活动的策源地。①这种对外交往似乎更多的属于城市营销和城市形象范畴而不是城市外交范畴,笔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城市外交最典型的形式便是友好城市和城市协作平台的构建。

友好城市或者姐妹城市是城市外交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手段。友好城市的广泛建立有助于加深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消除文化观念冲突、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从全世界实践来看效果也非常显著。就我国而言,友好城市的建立对改革开放事业也很有帮助,自1973年至2015年5月,我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447个城市与五大洲133个国家的475个省(州、县、大区、道

等)和1460个城市建立了2171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的逐次开放。

然而,友好城市和姐妹城市不能停留在有组织、有目的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包·

36·“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

①周鑫宇:《“城市外交”的特殊作用》,《世界知识》2015年第7期,第73页。

括文化团体的对外访问、特色文化产品的出口、举办国际瞩目的大型文化活动或展

会,

尤其是国家体育赛事、博览会和交易会,等等。友好城市或者姐妹城市需要深化,从“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除了加深了解和宣扬古丝绸之路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共同认同外,还迫切需要将经济贸易纳入友好城市内容。这有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可将姐妹城市提升至更高水平,尽快将经济贸易关系纳入城市间双边关系。城市应帮助伙伴城市先锋行业的小型、中等规模的公司在自身城市找到顾客,而伙伴城市也能帮助自身扩大出口。为了扩大和增进市场动力,双方还可以在遵守各自法

律的前提下简化双边经贸投资手续,

完善市场保障。第二种路径,尽可能根据自身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线索寻找友好城市。譬如,

旧金山中国项目与其在上海、北京以及广州的办公室合作帮助30个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重要的高科技公司获取重要市场联系和伙伴。根据布鲁金斯的研究,芝加哥和墨西哥城在1991年就成为友好城市,而后2013年签订新类型城市间经济伙伴关系也旨在贸易、创新和教育等领域共同发起一

系列倡议,

以增加就业、扩张高端产业进而增强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有效推动不同市场之间的思想、投资、人才、商品和服务流动。①由此可见,地方和城市领导

人强化贸易和商务联系,分享创新性政策的行为可增强城市总体竞争力。目前,中央

已明确提出要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和我国向西开放重要窗口的作用,

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乌鲁木齐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的主要节

点城市,

已与26个外国城市结为国际友好城市,为进一步对外合作奠定了基础。问题关键是友好城市建设要有重点和层次。“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很多,城市更多,它

们经济实力、产业联系、地理位置和人文状况都各不相同,因此必然呈现层状(Lay-ers )。这种层状使得开展友好城市建设时应采取差别化策略,新疆乌鲁木齐应重点

强化与一些具有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关键城市、

重点城市的联系,把一些示范项目向纵深发展,而对其他一些城市则应视自身的产业发展基础和生产网络有针对性地构建友好城市。珠海市与巴基斯坦瓜达尔市已确定友好城市和港口的关系,围绕商贸

物流开辟海上物流通道,

珠海港还拟在瓜达尔港自贸区建设“珠海—瓜达尔跨境经济合作区”,并逐步导入产业。当然友好城市交往还可以围绕某些城市主题,诸如资

源、科技创新、港口、旅游、生态和城市建设等深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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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国际关系研究》

2015年第4期①“Chicago and Mexico City Cut New Kind of Trade Deal ,

”http ://www.brookings.edu /blogs /the-avenue /posts /2013/11/18-chicago-mexico-city-liu-donahue.

城市外交更应注重协作平台的构建,以及与国际和区域机制的联系和感应。“一带一路”从地图上看是数量众多的城市节点用铁路、公路和管道等基础设施连接起来的过程,这一连接不但突破国家主权地理边界,还涉及一些大的国际规制和法律以及小的技术标准和创新。推进互联互通固然要善于利用各种现有的全球性机制,譬如联合国专业领域的国际法律法规和一些专门性组织倡议,可以利用各种区域、次区域合作平台,譬如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 )协议、中欧对话

会,还可以根据需要创设正式和非正式机制,譬如中国—东盟论坛,X +1,等等。

在次国家层面,机制化、常态化和日常化的城市联盟、城市协调会作用凸显。中

美省州长论坛案例表明,

集体性的城市联盟或者城市协调会能将一对一的友好城市“点”转化成“面”,将原先单个需求连接起来,整合资源,节省时间和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而贸易、投资、能源、环境和人文等单个领域的多边交流合作又能适度超脱于国家间政治,找到各自所需,进而有利于多边地方发展,促进多边关系。事实上,长

江三角洲城市合作模式对

“一带一路”的城市联盟和城市协调会有着重要启示意义。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在“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推动下已超越了信息交流和简单

互动向政策协调、发展思路衔接转变,开启环境保护、旅游、交通和人力资源等多项专

题合作,

最终走向“共同市场”战略合作。①在无政府的跨国前景下,城市联盟或者城市协调会难度无疑会更大,但只要中央政府支持,适当分权,乌鲁木齐等境内节点城

市就可积极探索。探索需要坚持“求同存异”,从意向和信息交流开始,逐步扩展到

旅游、

人文、投资、经贸、金融、环保、低碳、科技和医疗等专题合作,最终走向民心相同、政策衔接的战略合作。事实上,我国城市在合作平台和联盟构建方面已作出许多努力,譬如广东自贸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城市联盟建设,与沿线各节点城市

深化港口设施和海上运输等有关项目合作;还譬如2013年11月8日,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8个国家24个城市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合作发展乌鲁木齐共识》

,进一步加强各城市间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及城市建设、货物通关、建立国际物流大通道、

搭建展会平台交流和合作,

2014年第九届丝绸之路市长论坛达成《乌鲁木齐宣言》。城市协作平台不仅可讨论经济发展、民生和社会保障等发展议题,还可共同应对城市病。随着城市化的迅猛推进,沿线城市和乌鲁木齐等境内城市都出现一些具有共通性和成因类似而无有效解决方案的城市病,城市协作平台可以提供相互借鉴、学习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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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

罗小龙、沈建法

:《基于共同利益关系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例》,《经济地理》2008年第7期,第543 547页。

考进而发现解决方案的契机和平台。当然,在一些区域性问题方面,譬如中亚水资源分配、中国—东盟国家的海洋权利,城市协作平台还可以补充中央外交,充当集思广益的平台,贡献地方性智慧。此外城市协作平台也可以对接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哈蒙阿尔泰区域等次区域合作机制,发挥独特的作用。

三、“一带一路”城市外交的影响

“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构想涵盖人文、经贸、投资和战略互信等各个层次,而人文、

经贸和基础设施也赋予城市外交强大的驱动力,这说明城市外交对国家战略支撑的必要性,而友好城市和城市协作平台则使得城市外交出现新的载体和平台,进而产

生一些新特征:第一,

从传统友好城市国际交流越来越向具体国际合作发展。第二,从双边的友好城市交流,向多边的网络化、机制化发展。第三,城市具体项目合作也越来越向区域合作转型,并且越来越多与其他全球机制、区域机制产生交互感应和层

次交叠,构建出

“机制复合体”。那么这种城市外交的大规模深入开展对“一带一路”还会带来何种影响?笔者以为这种影响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促进“一带一路”城市对世界城市网络影响。世界城市网络形成的基础是

由先进基础设施譬如航空、电信和资金构建起来的“流动空间”,①这一流动空间的管

理和控制能力便决定了具体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位置。一般说来,纽约、伦敦和东

京等城市因投资贸易、

信息流通的主动权而对全球其他城市尤其是南方城市施加重大的关键性影响。然而,“一带一路”的实施尤其是欧亚大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

对现有“流动空间”产生冲击,欧亚大陆城市贸易、资金、信息和人口的流动量的上升

将驱动世界城市网络版图的改变。事实上,

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 )的数据研究发现,金砖国家机制平台成立之后,金砖国家主要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的地

位和影响的确呈现上升势头。②由此推断“一带一路”的城市网络的构建和协作体系

将有可能改变基于“流动空间”的世界城市网络的面貌,而城市外交通过友好城市和

城市协作平台在世界城市网络形成和构造中则扮演某种角色,至少成为润滑器和助推器。

其次,城市外交将推动外交决策体制转型。“一带一路”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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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国际关系研究》

2015年第4期①

②马学广、李贵才:《全球流动空间中的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研究》,《经济地理》2011年第10期,第

1630 1637页。Ben Derudder ,et al.,“Pathways of Change :Shifting Connectivities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2000 2008,”Urban Studies ,2010,Vol.47,Issue 9,pp.1861 1877.

且涉及地缘政治等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涉及多个国家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改革开放30多年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对外交往主要是吸引外资。随着发展阶段的改变,地方政府和城市角色逐步从发展转型为公共服务,从经济缓慢拓展到生态、文化、政治和外交等领域,这种转型要求地方政府和城市向中央政

府获取适当的外交决策权限。在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赋予地方政府尤其是核心城市、关键城市和重点城市一定的外交自主权;另一方面,必须要认识到,任何国家的外交决策权都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如何合理划分事权、项目权需要通盘

考虑,

对此苏长和提出了制度性分权和政策性分权。①尽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已将地方外事工作纳入制度化渠道,

但仍需要制定法律或者专门的政府规章、法规对中央—地方的外交权限作出清晰的划分。桑德·哈博茨(Sander Happaerts )等通过可持续发展中的次国家政府研究发现,次国家政府常常将可持续发展国际机制中的规范、规

则和决策程序纳入他们的决策之中,

反过来又对国家多边决策产生影响。②也就是说国际—国内呈现双向互动进程。“一带一路”的城市外交也不例外,城市外交需要中

央政府的鼓励、支持和放权,但也可能通过与外部联系推动中央政策调整。譬如,北海北部湾港需要打开内陆与东盟港口间的衔接,通过开设铁路班列最大化发挥现有

物流资源优势,

将物流网络延伸至内陆,这无疑需要东盟和中央层面的协调。乌鲁木齐海关与周边国家在世界海关组织(WCO )、上海合作组织、中哈边境口岸与海关合作分委会等框架下建立常态化、稳定的中哈、中吉等边境海关领导人会谈联系机制,有效支撑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执法互助、打击毒品和武器弹药走私犯罪活动以及反恐反偷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我国一直未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协定(TIR),周边国家均为公约缔约国,这就限制了跨境车辆线路延伸、载货量和装卸等通关便利,对城市间合作和周边国家贸易带来诸多不利,无疑这需要中央在加入该协定方面进行通盘考虑。

再次,“一带一路”实施可能会改变国内城市体系,城市外交将在节点城市的城

市规划和空间格局中发挥适度影响。中国城市体系按照铁路公里和河流干道呈现出“三纵两横”格局,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沿线城市可产生新的机遇。根据经济地理理论,在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等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之后,空间运输成本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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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

②苏长和:《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Hans Bruyninckx ,Sander Happaerts ,Karoline van den Bran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Policy Making and Multi-Level Interac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自然能够创造相互间贸易效应,流动空间扩大,对关键节点的城市发展规划和空间结构产生重塑效应。按照国内著名城市学者倪鹏飞等人的设计,未来国内城市体系将

呈现“一团五线”的“巨手”型特点。东中部区域纷繁复杂的公路铁路纵横交错形成

网络和团状,构成“手掌”;而东北、西北和西南则呈现群带状发展。东南是一根手

指,西北是一根手指,西南是一根手指,中间的长江经济带是一根手指,向南延伸到“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一根手指,看起来就像“五指”

。这种城市体系无疑使东西部的地区发展出现平衡。①平衡的城市体系需要具体节点城市的支

撑,关键节点城市的城市规划、城市空间变化不可避免。乌鲁木齐素有“亚心之都”之称,这个方圆1500公里内唯一的特大型城市更需结构和功能升级。目前,乌鲁木

齐建成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个出口加工区,1个一类口岸和7个二类口岸,近200

个各类商品交易市场,其国际机场为全国五大门户机场之一,形成了覆盖新疆、辐射中亚地区的多层次、多渠道贸易网络,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功能奠定了基础,但这些

还不够,

仍需在软硬件方面有所升级。根据目前总体城市规划,到2020年人口500万人,建设用地500平方公里,城市骨架将拉大,对乌鲁木齐“五大中心”

(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功能定位形成重大支撑。然而,这五大中心能否快速形成,除了资源和硬件基础设施外,更需要乌鲁木齐整合中亚区域经济和人文交流的能力。这一整合能力显然离不开城市外交的积极作为,而城市外交的整合反过来也会对乌鲁木齐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基础产生影响,由此城市外交对节点城市的城市规划、空间结构和功能定位有一定作用。

四、结束语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需要城市外交的支持,而城市外交也要善于整合、扩大各类资源,因城制宜,就共同关切展开合作,从信息交流开始向发展战略衔接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演化出合适的城市合作机制。城市外交着眼点很多,既有文化、经济和科技等属于发展的项目,也可以是流行病、环境染污和交通拥挤等属于城市病的问题。从形式上看,城市外交主要是建立友好城市、建立城市协作平台或者专业性城市组织。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外交还可以搞一些特殊的政治和外交活动,譬如城市直接对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城市多边合作机制直接对接国家层面的全球性、区域和次区域机制,往往还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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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国际关系研究》

2015年第4期①

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巨手:托起城市中国新版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righteousness,”and integrate organically with the“One Belt,OneRoad”Initiative.

Keywords:“amity,sincerity,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periphery di-plomacy,SilkRoad diplomacy,a diplomatic strategy that is the union of power,bene-fits,and righteousness

About the Authors:Lu Guangsheng is Professor and PhD Tuto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and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Frontier,Vic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SocialResearch on Southwest Neighboring Countries,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Yunnan University.Xu Liping isResearch Fellow and PhD Tutor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u Guangsheng and Xu Liping

59The“One Belt,OneRoad”Initiative and City Diplomacy Abstract:Seen from the geo-economic point of view,the Initiative of“One Belt,OneRoad”is about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working of the cities along the belt and the road.The floating space shaped by this kind of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working gives city diplomacy a new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In fact,city diplom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national strategy.Culture,economic develop-ment,and common concerns give city diplomacy the dynamics.The city diplomacy of “One Belt,OneRoad”should seek to establish sister cities and build city cooperation platforms on the principle of“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The city diplomacy of“One Belt,OneRoad”will also lead to many consequences,mainly moderate impacts on world’s urban network,the changes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making system,and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spatial patterns.

Keywords:“One Belt,OneRoad”Initiative,city diplomacy,city cooperation platform,Urumqi

About the Author:Tang Wei is Associate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and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Fudan University.

Tang Wei

69The EbolaRespons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edical As-sistance Pattern

Abstract:It has been over a year since a large-scale spread of the Ebola epi-demic,which has been basically brought under control with a concerted help from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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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中国外交政策及特点

中国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政策指的是我国在处理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各方面关系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边界关系中,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他政策措施处理办法,在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下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个国家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率先明确提出以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2000年7月6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就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阐述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四项原则。 原则 一、维护和平、反对武力。二、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三、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四、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和平。 中国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积极参与多边外交,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努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目标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成果 在当前国际形势中,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主流,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2005年,中国外交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利用机遇、应对挑战,进一步塑造了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而不懈努力的国际形象,展现了坦诚、负责、务实、灵活、开放的外交风格和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社会主义国家风范。从中国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中国外交全面运筹同周边国家关系、同大国关系、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多边外交,增强外交软实力,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特点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特点 参赛系别:能源与机电工程系 参赛班级:13级机械一班 参赛组员:杨强(13).王闻城(12). 黄路江(41).李武韬(15).陈韬(29)

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的特点,这些外交战略动既有对外交原则和传统的承袭,也有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创新,特色鲜明地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宏篇序幕,迈出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坚实步伐。 一:理论上有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1】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要求外交工作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国家利益。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习近平主席“开局之旅”成果时指出,中国外交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开拓进取、务实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二: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布局主打经济金融外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近年来涉外活动涵盖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在双边、多边、区域、全球层面上通盘运作,统辖使用经济.金融外交、能源外交、军事外交、公共外交等手段,点面结合、创造性地实施“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工作布局,极富效率、充满张力地勾勒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线条。 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构想体现了中国政府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新理念,也揭示了中国和中亚经济与能源合作进程中如何惠及其他区域、带动相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新思路,更是中国站在全球经济繁荣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与中亚合作跨区域效应的新举措。习近平主席出访东南亚期间,又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为双方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指明了方向。自此,中国打造陆海两条“新丝绸之路”,加强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同谋和平发展的政策格局已然成形。【2】“钻石十年”中国与东盟将在既有“黄金十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钻石十年”。在此基

“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神来之笔

“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神来之笔 ——写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之前 朱毛斋 随着3月31日申请期限临近,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了作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确认函。3月17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表示同意加入亚投行,这是以中国两会为节点“一带一路”的最新进展。在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获悉:2015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将在3月26~29日举行。而媒体透出,在此前后,一份“一带一路”规划有可能很快公布,总计几百重大项目的清单有可能亮相,包括铁路、公路、能源、信息、产业园区等。3月27日,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到博鳌,就“一带一路”和香港机遇发表演讲。今年的博鳌论坛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将成为重点话题。作为中国第二步现代化阶段的经济外交战略,“一带一路”信息在早春时节如此密集绽开,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以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为重点,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同时做好和平与发展作为两条主线。”这是3月8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强调的声音。“‘一带一路’是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这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福建泉州举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高峰论坛的呼应。上周二,敏锐的深圳商报发表评论员江风扬的独家评论:《亚洲国家更需要“一带一路”》。 有位专家告诉记者,早在2013年3月23~24日,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第五届中国学论坛。两年前的一个观察焦点是,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完成第一步现代化,进入第二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面对发展中的内外部问题,历史上确实也从没有哪个大国走过的路是和平崛起,中国怎么办?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是什么?如今,“一带一路”从提出到亚投行被付诸实施,“一带一路”已然成为新时期,最耀眼的中国外交发展战略的一个神来之笔。 发展与新常态期 对称的外交战略 诞生于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非一个大国的地缘政治工具。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给出的信息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一带一路”绝非一家独奏曲,而是各方参与的交响乐,“一带一路”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合作共赢。 在记者会上,作为官方的代表外交部长王毅告诉中外记者,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中方将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注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倡议、中国的方案,它并不是排他的,而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合作建议,秉承着开放、包容的原则,凡是有意愿参与这一合作的国家、地区、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都可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参与进来。 为此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放

华南理工大学 毛概 第10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期末 题库

第十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一、单项选择题 1、一个国家制定正确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 A.分清敌我B.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时代主题 C.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D.理论联系实际 答案:B;考题来源:第一节,教材p.228-2 2、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构想是在()。 A.1945年B.1946年C.1947年D.1948年 答案:B;考题来源:第一节,教材p.229-1 3、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下列国家中属于第三世界的是(); A.中国B.苏联C.英国D.日本 答案:A;考题来源:第一节,教材p.229-1 4、当今时代的主题是()。 A.战争与革命B.和平与发展 C.开放与合作D.和谐与共赢 答案:B;考题来源:第一节,教材p.230-2; 5、1985年,邓小平将国际关系问题总结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其中核心问题是()。 A.人权问题B.和平问题C.东西问题D.南北问题 答案:D;考题来源:第一节,教材p.230-2 6、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由于()。 A.战争与革命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B.人口增长失控,资源被破坏,环境恶化 C.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引起的战争时起时伏 D.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 答案:D;考题来源:第一节,教材p.230-3、p.231-3 7、当今世界格局发展的趋势是()。 A.一极独霸世界B.两极格局对峙C.单边主义抬头D.多极化 答案:D;考题来源:第一节,教材p.231-2 8、经济全球化有其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下列属于其负面影响的是()。 A.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B.对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形成了影响C.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政治的多元格局D.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形成了冲击答案:D;考题来源:第一节,教材p.232-3

中国特色外交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以中国的视角,立足于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对外交本质和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出的创新理念和思想体系,是科学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锐利武器。它既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也要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服务。本文将就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使命、机遇、性质和体系等基本问题,在分析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供学界参考。 历史任务与现实机遇 早在60多年前的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伟大任务。遗憾的是,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和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后,外交学中国化的研究才开始提上日程。世纪之交,国内出版了若干初步总结新中国外交经验的外交学著作。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为完成周恩来关于“外交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而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在惊叹中国奇迹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各种忧虑,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流行于世界。这种思潮以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来解释和预测中国崛起现象,在世界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扭转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获得相对于西方的话语权优势,中国也必须大力推进自身的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双边与多边外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新理念。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和一系列新理念,为外交学者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展开争夺外交理论话语权的强大攻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形成了难得的现实机遇。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国家形象就是一国对另一国家的整体观念亦或印象。从某种角度来讲,国家形象是本国与他国交往的名片,它能够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带来附加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名片精美与否直接影响着本国与别国的交往。公共外交作为改善国家形象重要而又高效的方式,其开展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二者统一于实现国家利益之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丝路”沿线国家、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持何种态度,对倡议的实现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与良好的国家形象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构建和平崛起、包容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成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工作的重点努力方向。只有充分发挥巧实力的作用,大力开展对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更好地维护国家切身利益。较之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更具灵活性且效果尤为显著。在开展过程应重视对方国家民众的看法,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恰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能够弥补传统外交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官方色彩浓厚的的不足之处,助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国家形象的构建。 首先,中国在沿线国家初步实现了价值理念的传播与认同。“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光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经济发展,还需要获得沿线国家对中国政策、倡议的共鸣、认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推进中,中国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贯彻开放、包容、共赢的价值理念,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和谐友好关系,不断地传播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增强自身的道德感召力。正是这种价值理念的传播,使得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其中大多数乐意与中国进行合作磋商,同中国一道促进实现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进贡献力量。 其次,中国向沿线国家初步展示了全新的国家形象与姿态。面对某些西方媒体、域外国家捏造“中国威胁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展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也传达了中国想为地区和世界发展创造福利的意愿。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带一路”正是最好的诠释。这一倡议不仅仅是中国发展与繁荣之路,也是相关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繁荣之路。中国的决心和意志、付出和诚意,向沿线国家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包容开放,什么是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最后,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形象构建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与成绩。自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周边及沿线国家积极响应,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国际认同。国内主要媒体和相关高校及智库纷纷建立专门的科研团队,与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展开交流与合作,初步形成了高效的沟通机制,为重点问题的沟通和重要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9330070.html,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作者:唐小松景丽娜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02期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实现对外全面开放的必然趋势,还标志着中国从全球化参与者到塑造者身份的转变。那么,在转变过程中,中国应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使其国际社会积极塑造者的身份得到沿线国家认同?这需要公共外交发挥作用,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为背景,以沿线国家为主要目标,构建和平崛起、包容开放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国家形象就是一国对另一国家的整体观念亦或印象。从某种角度来讲,国家形象是本国与他国交往的名片,它能够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带来附加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名片精美与否直接影响着本国与别国的交往。公共外交作为改善国家形象重要而又高效的方式,其开展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二者统一于实现国家利益之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丝路”沿线国家、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持何种态度,对倡议的实现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与良好的国家形象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构建和平崛起、包容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成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工作的重点努力方向。只有充分发挥巧实力的作用,大力开展对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更好地维护国家切身利益。较之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更具灵活性且效果尤为显著。在开展过程应重视对方国家民众的看法,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恰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能够弥补传统外交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官方色彩浓厚的的不足之处,助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国家形象的构建。 首先,中国在沿线国家初步实现了价值理念的传播与认同。“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光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经济发展,还需要获得沿线国家对中国政策、倡议的共鸣、认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推进中,中国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贯彻开放、包容、共赢的价值理念,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和谐友好关系,不断地传播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增强自身的道德感召力。正是这种价值理念的传播,使得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其中大多数乐意与中国进行合作磋商,同中国一道促进实现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进贡献力量。 其次,中国向沿线国家初步展示了全新的国家形象与姿态。面对某些西方媒体、域外国家捏造“中国威胁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展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也传达了

“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

1.目前中国工业资本形成规模约为美国的()。(3.0分) A.1.4倍 B.1.6倍 C.1.8倍 D.2.0倍 我的答案:A√答对 2.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 比重从2008年的51.86%降至2015年的()。( 3.0分) A.14.99% B.24.99% C.34.99% D.44.99% 我的答案:D√答对 3.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美国的()。(3.0分) A.2倍 B.4倍 C.6倍 D.8倍 我的答案:C×答错 4.2016年,中国()的进口原油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3.0分) A.60% B.70% C.80% D.90% 我的答案:C√答对 5.中国国民储蓄规模是在哪一年超过美国的?(3.0分) A.2008年 B.2009年 C.2010年 D.2011年 我的答案:A√答对 6.全球10大港口中国占()。(3.0分) A.2席 B.4席 C.6席

D.8席 我的答案:D√答对 7.“中国在想着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会不利我们的工人和企业,我们为什么让这情况发生,我们应该制定这些规则”,是由()提出的。(3.0分) A.特朗普 B.奥巴马 C.希拉里 D.克林顿 我的答案:A×答错 8.雄安新区是在哪一年设立的?(3.0分) A.2014年 B.2015年 C.2016年 D.2017年 我的答案:D√答对 9.“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人口约()。(3.0分) A.14亿人 B.24亿人 C.34亿人 D.44亿人 我的答案:D√答对 10.2016年,中国进口原油达到()。(3.0分) A.1.81亿吨 B.2.81亿吨 C.3.81亿吨 D.4.81亿吨 我的答案:A×答错 1.“北南走廊计划”是由下列哪几个国家共同提出的?(4.0分)) A.俄罗斯 B.以色列 C.印度 D.伊朗 我的答案:ACD√答对 2.根据张文松教授所讲,“两自一高”战略指的是()。(4.0分)) A.自主创新

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战略 一.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 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1949年春夏之际,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以前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外国使节只当作侨民对待,而不作为外交代表;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都要进行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努力和特权逐步进行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一边倒”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际上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斗争的局面。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长期给予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联合的必要性。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方针,我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同发展中国家,也要同发达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

系,成为我们党在对外交往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同志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拓展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大局出发,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2)这就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所谓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党际交往,是指彼此在尊重对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这一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同中国外交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使我们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中解放出来,为我党与世界各类政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广交朋友、发展交流与合作关系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从而有利于凋动和利用世界上一切于我有利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对我发展和国家统一事业的遏制和干扰。 我党在对外交往中实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指导方针不仅有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有其客观根据:第一,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开放的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事业,需要国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传中普遍采

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汤伟

中国外交 “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 * 汤伟[内容摘要]从地理经济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就是沿线城市的互联互通,这 种互联互通形塑的“流动空间”赋予了城市外交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城市外交事实 上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文化、 经济发展和共同关切赋予了城市外交的动力。“一带一路”的城市外交应在“求同存异”原则上,建立友好城市,构建城市协作平台。 “一带一路”城市外交也带来诸多后果,表现在对世界城市网络、中国外交决策体系的变革以及城市发展规划和空间格局的适度影响。 [关键词]“一带一路”城市外交城市协作平台乌鲁木齐 [作者简介]汤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 近两三年中国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系列重大倡议, 形成了完整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这一战略初步计算涉及亚欧大陆65个国家,包括中亚、东南亚、南 亚、中东、中东欧甚至非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显然不只是一条经济带或者一条海 上通道,也不是一个项目运作的平台,而是多层次、多维度、多平台编织而成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编织的基础是道路、桥梁、港口、机场、铁路、油气和电力等硬件基础设施。从地图上看,这些基础设施相互连接的是重点城镇、口岸、边境、开发区和产业园区,而口岸、边境、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也在具体城镇内部,由此城镇成为事实上的“一带 一路”节点。这也说明“一带一路”不是对外援助,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之上的 政策协调、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相关经济合作,无论是实施主体还是辅助支撑角色都必 · 9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三重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2&ZD082)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功能疏解背景下的特大城市建设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AZD02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特色外交

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是为了解决中国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不匹配问题。中国历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但从来没有提出要走大国外交之路。这一身份定位与政策定位的错位迫使我们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解释清楚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的确会引起外界的高度疑虑。但是,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定位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身份不相符合,那么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将会更加严重。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以解决外交政策与国际身份不匹配的矛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外交应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中心,更加积极有效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指中国外交要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利益和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比经济建设的含义更加丰富,除经济建设外,还包含社会建设、国民素质、环境质量等内容,这也与小康社会需要用综合指标评价相一致。两个基本点也是互不矛盾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相互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不能干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而是要综合考虑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设法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源反映出“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实践自信。这三个自信将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大国外交(特别是美国的大国外交)区别开来。 首先,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只有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要求。比如,它明确要求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搞政权更迭。其次,中国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可以为外交提供不竭的文化资源。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六十余年的外交实践中提出许多堪称国际关系典范的政策主张和战略思想,它们将继续是中国外交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并不是要蓄意忽视世界大势而“另起炉灶”。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应让中国投身于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日报网3月12日电(远达)3月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强调了中国2015年的外交目标。《外交学者》杂志网站3月10日发表该杂志副主编Shannon Tiezzi的分析文章,从整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中整理出了四大趋势。 1、2015年中国将全力以赴地推进丝绸之路计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往往被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秋分别在不同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第二年这一构想就迅速得到充实——到2014年秋,中国已找到两种、而非一种实现“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方法(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基金)。 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他告诉记者,“一个重点”是“2015年中国外交关键词之一”,即“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换言之,“一带一路”将继续主导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外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讲到外交和国际战略,就会提到时代主题。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是根据当时的时代主题决定的。那么什么是时代主题呢?时代主题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反映世界基本特征并对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全局性的影响和战略性意义的问题,也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很明显现在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那么为什么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其实二战结束以后,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国际社会都面临的问题。但不管是当时各国的分析还是现在回望历史都很明确是和平。因为二战刚结束,战败者: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已经元气大伤,需要舔舐伤口。而战胜国:苏联,美国,中国等,也伤筋动骨,需要收养生息,吸收战胜果实。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过了几年同属于战胜国的苏联和美国国力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一山不容二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火药味越来越重。处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国家就成了他们的缓冲地带,也就是毛主席讲的两个中间地带:第一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这个中间地带的中间指的就是苏联和美国之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了当时那两个国家有多么强大。很明显第一个中间地带是比较落后的,而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比较发达的,而美国和苏联是最发达的。所以毛主席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第一世界是:美国,苏联。第二世界是第二个中间地带那些发达的国家,而第三世界则是第一个中间地带那些不发达的或则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刚刚进入发展期,国力不强,在国际上也没什么威望,而美国拉拢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全面的遏制政策,比如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之外, 所以毛主席关于划分的三个世界提出了当时我国的重要外交政策:中国要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因为同样是较落后的国家,团结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实力却不够,所以还要争取第二世界发达的国家共同反霸。并且不能一味的反对美国和敌视日本,还应该和他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执行这一外交政策的是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而周恩来最著名的外交方式则是求同存异:即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的政治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和平因素增长超出战争因素,因此邓小平提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同时也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是不希望打仗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发展刚刚起步,装备没人家好,不一定打得过人家,需要发育。但中国也并不是怕打仗。。。而到了1985年,他有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而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国际关系中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成为国际政治

浅谈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方阵

浅谈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方阵 浅谈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方阵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外交形态和外交本质上的体现,是“三个自信”在外交领域的表现。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曾在XX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贵在“特色”二字,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中国特色,第一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拥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外交的根基所在。第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等优良传统,同时要与时俱进,不断对此加以完善、丰富和发展。第三是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践行平等等特有理念。这些理念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有助于更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第四是坚持为国内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中国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中国的外交必须紧紧围绕国内发展这个大局,为此营造更为稳定、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合作共赢,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强调大国的国际担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时刻意识着自己肩负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根据力所能及之力,为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供更多的援助,发挥中国独特的积极作用。 以“一带一路”为例,它是中国包容性全球化版本,为欧亚大陆共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体现了将中国梦与世界梦共通、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对接的信念。“一带一路”着眼弘扬古丝绸之路互学互鉴、和睦共处的精神,拓展中国同欧亚大陆方向国家各领域互利合作,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对外合作的总体构想。就中国自身而言,这一构想与中国加快中西部开发、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与中国推进“走出去”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合作格局密切相关。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出发点是希望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秉持的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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