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大夫特有的精神征象
所谓风韵，或风格、韵度、神味，乃魏晋士大夫一种特有的精神征象。风韵在神在味而不在形在实。两汉重形名，魏晋转神味，神味来自虚无而非出于名教。在《人物志》中，它反映为平淡自然的强调，穷理尽性的追求以及征神见目的探察等方面。
首先平淡自然的强调。《人物志》将人材之最高者列为平淡，谓“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为调成五材，变化应节”。这种平淡，既有中庸之德，又有老庄之淡漠，乃二者的相合，所谓“五常既备，包以淡味”。平淡的提出概括了现实生活中于名教中“娱心黄老”的思想变化，与当时曹魏众谋士之倡导“无为为之、无事事之”的政治主张相协调。于平淡同时突出自然。所谓“禀自然之正性”，“体任自然”，认为不仅人之材性能力发于自然，情感甚至德行也出于自然，取决于先天之气的结构。这种观点显然同强调礼乐文饰对人性后天加工的观点相异。如果再前进一步、提高一步、万物就“皆以自然为性”，“可因而不可为”，和玄学之崇尚自然相一致了。《人物志》中的平淡、自然的认识，到了魏晋，便随着它本身名教色彩的进一步淡化、成为风韵的重要特征，并直接影响着文艺审美上清新自然的追求，而与雕琢对立。
其次，穷理尽性的要求和征神见目的认识。人物的识鉴是个由外到内的过程，刘邵明确提出了“望形得神”，望形为手段，得神是目的，得精神则穷理尽性。这种人物识鉴中的要求，不仅直接关系着魏晋人物品藻中对神味的特殊重视，且导致艺术审美上以形写神和内容上穷理尽性的追求。与得神、尽性提出的同时，刘邵还吸取了它之前的有关认识成果，提出“征神见貌、情发于目”。在两汉宇宙和人的生成的探索中，人们从形气关系，气的精粗之分和精气神的关系上，将目视为神之所集，到了晋代，这种认识便进一步与老庄玄学、言不尽意联系一起，并很快被吸收为人物绘画的思想，成为当时重神认识的一个组成部分，突出地表现在顾恺之的画论中。再次，与前者相联系的是味的审美认识的提出。
人们谈中国美学思想常谈到味，有的言从钟嵘开始，有的上连古代，与五味的观念、味觉相连。这都有它一定的道理。我们觉得却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少为人重视。一是老庄养生气化中对道的品尝，对个人生命自由无限的体味。这一点极为重要，已见前述。二是人物品藻中情味、神味、质性之味和风韵的出现。有风韵，才有味可言。风韵即神味。只重外形见貌而不及神，视外而不穷理，则直感可得，既可穷尽，又何谈味？味来于平备，包以谈味”。味来自老庄的淡无的境界，到了晋代则同本体的追求，言不尽意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直接促使以典论》为代表的汉末曹魏对审美认识的转变就《人物志》与《典论》二者著成的年代也许相差无几，但如果我们就人为审美重点向以艺术创作为审美重点的转移来看，前者则可看为东汉之时人的审美赏鉴的总结，后者则可看作汉魏之际的艺术创作规律探索的开始。人们从二者的比较中论文》，历来评价不尽一不难发现它们的联系与变化。《典论致，但多着眼于功能，这既可能由不了解审美重点的存在及其变化所造成，也可能因儒家文艺观念的束缚所导致。就《典论论文》来看，大的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突出地表现了审美重点转变之始的人、艺并重的特点。《典论》，一开始就把文章的功能抬到了顶点，这是以往重艺术功能的继续与发挥，表现了当时文人作者审美观对以往认识特别是儒家审美认识的保持；与此同时，《典论》也以相当的分量对创作规律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尽管服从于前者，为
了文章成为经国之工具，但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起步。如就儒家传统观念来看，前者为重，后者为轻；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不少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看待，这样评价。但从审美重点的转变总过程来看，前者似重而实轻，似主而实辅，重要的不在于旧的观念的突出，甚至超过以往，而在于新的认识的出现，哪怕是萌芽状态，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它集中地体现了东汉末年人物赏鉴之由道德到才性对文艺审美认识的影响。汉魏之际，由于儒家礼教统治的崩溃，战乱中人才选用要求的突出，促使人物赏鉴的从道德向才性的转变，而东汉宇宙生成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则为才性之论构成了哲学基础，形成了才之高下全偏的认识依据。就认识的进程来讲，从一般的论人之才性到作家之才性、亦属自然而然，东汉后期《论衡》等著作就已明显地表现了这个趋势，但与《典论论文》相比，后者则以其不同的角度显示了自己突出的地位。《典论论文》不同于以往从广义之文的角度论文的作者与文之作，而是开始把人的才性的范围进一步压缩到一个较前狭小的领域，即把才性从一切人一切广义之文紧缩到狭义之文，即真正文艺审美意义上的文学及其作者的范围。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发展进程，前者较易，后者较难，需要相应的实践与认识条件。对《典论论文》的作者来说，这种变化与深入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它却体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反映出审美认识发展的新趋向。而才性之由关系一切人的政治素质能力转入到仅限于文学家的个性才能，则带来了创容认识的深入。它不仅直接涉及后来文学审美认识的才性之论，关联着才学识以及神思气志等内容的出现与发展，也进而由作家的主体到欣赏的主体和作品的风格，从而拉开了从人品向文品审美观念移植的序幕。
在汉末曹魏审美认识重点转变的最初阶段，有两个最重要论文》，一为《声无哀乐论》。
的美学思想代表作，一为《典论前者主要是由儒家思想进一步变化的产物，后者则表现了认识的沿伸，是汉初以来道家思想变化与汉末儒家思想变化相结合的产物，出入世与入出世、内道外儒与外道内儒融化的结果。二者一前一后，以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深度体现了一个共同的趋向审美重点走向急剧转化中的儒与道交相渗透。有了儒与道的交相渗透、相互吸收，才有玄学的出现，也才有魏晋作者个性的解脱和文艺思想的新的巨大发展。
第一节 1、陶渊明，又名（），字（），号（） 2、（）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3、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是（） 4、陶渊明连同他的文学作品为后世的士大夫构筑的一个精神家园一方面可以（），另一方 面也可（） 5、概括和分析陶渊明的思想 参考答案： 1、潜元亮五柳先生 2、辞彭泽令 3、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 4、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 5、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 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 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第二节 1、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2、陶渊明的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可贵的部分是（） 3、陶渊明的咏怀、咏史之作的特点是围绕（）和（）这个中心，表现（）的品格b 4、默写《归园田居》其三 参考答案： 1、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2、有着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 3、出世归隐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4、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第三节 1、（）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 2、陶诗的一大特点是（） 3、（），飞鸟相与还 4、具体概括陶诗的艺术特征 参考答案：
2、将日常生活诗化 3、山气日夕佳 4、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的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 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是，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没有 什么奇特之处，然而却充满警策；且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 第四节 1、陶渊明的作品总最能见其性情和思想的是（）（）和（）三篇 2、《五柳先生传》中塑造了一个（）（）和（）的隐士形象 3、（），风飘飘而吹衣 4、木欣欣以向荣，（） 5、概述《桃花源记》中的理想模式 参考答案： 1、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去来兮此 2、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 3、舟遥遥以轻飏 4、泉涓涓而始流 5、在桃花源那里生活着的人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 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 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 第五节 1、（）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 2、由于陶渊明的吟咏，（）和（）已成为其象征 3、陶渊明的（）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个归宿 4、列举古代有名文人描写陶渊明的作品 参考答案： 1、萧统 2、酒菊 3、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4、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辛弃疾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儒生与文吏研究 —以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为例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是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古代的文官是士与官僚的结合。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与官僚的合流，但是二者的真正结合是在宋朝时期形成的。宋朝出现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它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官僚组成也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生；文吏；宋朝；士大夫政治 前言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士大夫的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有深度的研究。目前就国内专著性的研究有：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关于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的有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对北宋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有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总的来说近年来内地对士大夫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1、儒生与文吏的演变进程 中国的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在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王朝都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没有做官的学子称士，做了官的可以称作士大夫，即士大夫可以说是做官的读书人，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统治阶级。用英语来表示士大夫一般是：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teri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都是用合成词汇来表示士大夫这 1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64272318.html, 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侧写 作者：谢琰 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7年第09期 唐宋士大夫谈论起“诗人”，也不仅是在说“写诗的人”，而是在讨论一种特殊的身份与人格。 陆游有一首著名的七绝《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幅陆游自画像，常让我想起蒋兆和先生画的杜甫像，也让我想起蒋先生本人。杜甫，陆游，蒋兆和，一律是骨骼清奇、忧愤深广的样子，代表了一种最典型、最深入人心的“诗人”形象——如果说“诗”是“穷而后工”的话，那么“诗人”就应当是“穷而后帅”了，越穷愁越有“范儿”（李白那样的就不是“诗人”，是“诗仙”）。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杜甫诗中不乏对自身形象的精彩刻画，比如“乾坤一腐儒”、“艰难苦恨繁霜鬓”，但是他却从来没像陆游那样，清醒地把自己界定为“诗人”。翻遍杜甫的诗集，居然只出现了一次“诗人”，即《留花门》：“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这是“诗人”一词最原始、最质朴的用法，意思是“《诗经》中的作者”，因为《诗经·小雅·六月》有“薄伐玁狁”之句，这里是用典。翻翻《昭明文选》，也全是这种用法，比如王粲《从军诗》：“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诗经·魏风·硕鼠》有“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之句，所以这里的“诗人”也是指“《诗经》中的作者”。 从中唐开始，“诗人固穷”的观念才真正萌生，“诗人”之名才带上一层意味深长的牢骚，显示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盘桓下僚的寒士。孟郊最先喊出了寒号鸟一般的苦吟：《送淡公》：“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哭刘言史》：“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吊卢殷》：“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白居易更善于总结，其《读邓鲂诗》说：“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京兆杜子美，犹得一拾遗。襄阳孟浩然，亦闻鬓成丝。”这就大大扩张了“穷愁派”诗人的阵容。此后直到晚唐五代，大大小小的诗人都在嘟囔着“诗人固穷”的调调，而且越写越偏激，越说越有理。 到了北宋，“寒士”们摇身一变，成为科举考试中的新宠、士大夫政治中的新贵。“寒号鸟”们也噤声了很长时间。从宋太祖到宋仁宗，这几朝诗歌中都极少看到“诗人固穷”的论调。等到神宗朝变法一起，倒霉的人又剧增起来，诗人们重新尝到了“穷饿”的滋味。表面上把孟郊诗讥作“寒虫号”的苏东坡（《读孟郊诗二首》），背地里也颇嚎了几嗓子孟郊式的苦吟。这么多穷愁之音，我们就不难理解陆游会在“细雨骑驴入剑门”这幅自画像的题头写上“诗人”二字了——“诗人固穷”，既是中唐以来的传统观念，也是陆游个人的人生感悟。 其实，当“诗人固穷”的观念在中唐悄然而兴的时候，“诗人高贵”的观念早已埋藏在很多诗人的精神深处。“诗人”之所以显得“高贵”，往往因为与隐士气节有关，所以“诗人”常和“酒客”、“居士”、“禅客”形成对偶关系。比如之前所举“酒客逢山简，诗人得谢公”、“诗人识何
中国文化导论知识点 引论中国文化概论 1“文化”，在我国传统的用法上指的是“文治教化”，与“武功”对举，也就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等等 2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将它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3文化的结构分为四个层次： （1）物质文化层：最表层的是物态层面的文化，或称“器物文化”，指的是物质形态所表现的物质生产生活 及其产品的总和，包括人类加工创制的各种器具。 （2）制度文化层：指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包括制度、法律、礼仪、习 俗和机构组织等等 （3）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 （4）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 此而长成的文学艺术作品 4当代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指出，文化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
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它使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与意义。 5轴心时代：是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出现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这个时期的特征：动荡和开放 动荡：产生了碰撞，产生了思想，思想又在动荡中成熟 开放：那个年代，没有人会特别约束思想家的口舌，而且那个年代的政治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上行下效的力是无可比拟的 6农耕经济 优点：1农业经济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勤劳务实的民族性格，重实际而黜玄想 缺点：1偏重实惠与眼前利益，限制了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急功近利，追求即时利益。 2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冒险与刺激，不愿意接触外界，接受新事物，习惯周而复始的生活 7宗法社会 （1）中国古代，人们称为“宗法社会”。“宗”，本是“祖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发展 摘要：文人画，也称文人士大夫画，这样明确指出作者定位是士大夫阶层，文人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这一阶层的绘画表现手法以水墨为之。文人画是政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者的智慧结晶和思想产物，以书、画、文、思想构架起来的一种形式美。后来由文人士大夫阶层推向了社会，由业余走向了专业,在原先的框架上增加了诗词、印章等诸多因素，形成了一直延续壮大至今的形式美本体。 关键字：文人画、变化、发展 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当中一个特殊的类别。此一分类并不是根据绘画的内容，而是以画家的身分而定名，画家的身分多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另还有较特别的──禅僧。 中国文人画始自唐朝的自然派诗人画家王维。其多才多艺，既能书擅画，又妙解音律，以画的造诣而论，创造了水墨山水画派，被称为“南宗画之祖”，文人画的开宗人物，受禅宗影响很大。诗作擅以描写山野田园自然风景，如身入诗中景色，他的画更具有这种气质。这种文字与绘画的结合始自王维，所以董其昌称王维的画为“文人画”。自此之后，中国的绘画与诗、词、书法等结了不解之缘，至于在一幅画上落款、题诗、题跋甚至于加盖图章，以及画家以书法笔意作画等的演变，似乎都可说是因“文人画”而产生。 表意境以书入画 “文人画”在创作上强调个人思想、意趣，结合书法、文学、绘画、人品诸种因素。大多数文人画家均以深远闲淡、穆和严静作为绘画创作最终追求的意境，因此他们以最简单的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最概括的黑、白、灰为色彩语言，传达出画家内心最深切的感受。北宋苏轼，米芾、米友仁父子被视作文人画山水最早的典型。米芾不只是画家，亦是著名书法家，其作画力求“平淡天真”，以书法笔意，或露锋缓行或挑笔出锋，佐以下笔的轻重缓急、顿挑、使转纵横，使书法的意韵表露无遗。 中国文人画，从唐朝的自然派诗人画家王维建立以来﹐到了十三世纪元朝﹐开始受到艺术家和文人普遍的重视与喜爱﹐直至清初。此一文人画形式的画风发
2009/4 96 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 尹世尤 沈其新 摘 要: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党的十七大作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决策,是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效途径、根本举措和现实选择。 关键词:精神家园;民族凝聚力;有效途径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9)4-096-02 作 者:尹世尤,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生;沈其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2 中华民族凝聚力内在地包涵着三个层次:民族整体对民 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和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在当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着力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命题,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了着力点。 一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增强民 族整体对民族成员吸引力的有效途径 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精神力量,不断壮大包括精神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进而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吸引力的有效途径。当今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又集中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以及对外部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和条件的总和。它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精神等实力,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 等基础实力,是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统一。①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精神力量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对此,江泽民同志曾精辟地指出:“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 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中华民族凝 聚力作为我国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断发展、 增强的外在表现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繁荣、昌盛。 雄厚的综合国力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现实基础。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来自于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国家由于其雄厚的国力而萌生的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多元”之所以能够聚合为“一体”,并且长盛不衰,归根结底,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威力。这种强大威力来自于中华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强大吸引力,来自于全体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雄踞亚洲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数千年。其超强的综合国力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可比拟的。超强的综合国力对内满足了国民的基本生存发展需求,能比较有效地解决国内问题;对外使我们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从而激发了全体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了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使国内各民族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维护了国家和民族长期的独立、团结和统一。孙中山先生曾对此评述道:“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 复民族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③ 孙中山先生的这段话,同样强调了民族精神之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性。也只有以这种精神唤起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能进一步增强。 从现实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越强,它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就越大。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对其成员和国民的吸引力就越大,民族的凝聚力自然越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与此同时,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空前提高,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归属感和使命感空前释放。而这种自豪感、归属感和使命感就像粘合剂一样,使中华民族整体具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并使其成员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此外,精神力量作为一种渗透性因素,贯穿于综合国力的
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1](一)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相关的士人群体之特性，也经常在讨论之中。学界普遍注意到，北宋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作为具有学养的文职官僚、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精英，其身份属性、价值观念与能力素质都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前代2]。这种“不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历程。本文希望聚焦于迄今研究尚嫌不足的十世纪前中期，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人群变化之一端，争取对其演进脉络有所梳理3]。 与上述议题相联系的，是论者经常提及的唐末至宋初之文武关系问题4]。应该看到，一方面，所谓“文”“武”，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在当时，既有双方关系的空前紧张，又有彼此接触之频密直接，有彼此之间更多的沟通机会。另一方面，在“文”“武”群体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存在着摩擦与调适。不注意这些关系的丰富与复杂性，即有可能导致我们自己认识上的失误。 一、重“流品”与抑“浮薄” 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5]。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6]为特征的“衣冠之士”7]，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一） 十世纪前期，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已经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8]。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9]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干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10]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11]，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12]、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着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13]；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14]；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15]；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16]……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17]；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18]。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阅读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春天，一个孤独的身影迎着最灿烂的太阳向光亮深处走去。费孝通在中国田野里行走 了75年的脚步，现在不得不停下。95岁的他和我们告别了。也许老人内心深处已经意识 到了，他貌似曲折跌宕的一生，其实最终仍是在循着中国知识分子最本分的路径前行—— 以士大夫的结局终其毕生。 士大夫区别于普通官宦阶层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政治活动与自己的学术内容结合起来。“政治型学者”，是外界流传的一个关于他的称呼。费孝通与其他“国学大师”级的学者 最大的不同之处，恐怕就在此。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埋头治学，晚年则进入到了国家权力 的中枢，先后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实现了一个士大夫的终极梦想——学而优则仕；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明显的性格特质———重情、坚韧。于是他存在的符号定义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他不再只是一个忙碌的老者形象，他成了众多 读书人的心灵典范。他走了，但他的灵魂仍在黑暗中舞动。 《江村经济》这篇著作不但使费孝通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了一代宗师，也作为经典著作 流传于世。而与此有关的一段爱情却留在思念里，它只存在于老人的梦中，这一梦就是70年。在这70年里，老人自述常常“半夜来梦”，“情义”二字成了压在他心中最重的一 块石。24岁那年，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爱情，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与其他热恋中的男女不同，费孝通和王同惠是理智的，他们并没有让夏花一般绚烂的爱情 成为羁绊，阻碍事业的发展。他们共同署名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 肃土人的婚姻》。语言功底深厚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国语法文， 同时，她提议他们合写一篇著作。9月，他们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调研。考察进行 到12月2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而向导也不见了踪影。慌乱中，费孝通误 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双腿被兽夹牢牢夹住动弹不得。在营救未果的情况下，王同惠独 自下山求援。然而天妒良缘，在半山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7天后，王同惠的遗 体漂浮在湍急的山涧中。那天，他们刚好成婚108天。被营救后的费孝通回到家乡养伤， 利用这段时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到达英国后， 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在奠定费孝 通成为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这本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1939年，他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结婚。第二年 有了一个女儿。仍难忘怀前妻的费孝通给女儿取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1957～1980年，这23年的时间在费孝通的生命里几乎是个空白，一个学者的23年空白，足以令其郁郁一生。这源于他最初面对政治时，仍摆脱不了学人的“幼稚”。1957年，在《重访江村》一文里，费孝通对当时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 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
中国需要士大夫精神的回归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个人为君王所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的豪迈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群人内心世界对责任与道德的使命感；“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是一个阶级对他们高洁情操最美的诠释。他们就是活跃在历史上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有风骨的文人学士——士大夫。 士大夫出现于战国，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它是一种文化的结晶体。中国古代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们独立衍生出来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 然而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是以文载道。它是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忠烈；它是心宽体胖，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是勇敢的大无畏，它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忠贞，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翻开中国历史，那些名臣贤相及志士仁人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恪守名节的道德规范，无不让人心怀敬仰。孔子怀抱天下大治的理想，周游列国讲学论道，成为万世师表；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陶翁弃官躬耕田园；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曾国藩权倾朝野，却谨小慎微，克己修身，他们高风亮节、忍辱负重、为民请命，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远为流传，彪炳千古。 可是，今天还要不要“士大夫精神”？ 顾名思义，答案是肯定的。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世俗愈渐变得急功近利，一些官员不秉持操守，不讲官德官品，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丢掉了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学者文人立场丧失，沦为某些理念的道具。官员们不作为、不清正，知识分子媚俗化，世俗化，他们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置诸脑后。这些都是士大夫精神的亵渎与缺失。 就如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作为浅谈。我国公务员制度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不断探寻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真谛的理性产物，它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可以说，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就没有现代高效率的现代政府。然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公务员制度已得到普遍实施，但制度的完善尚需时日，各种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探讨性。纵观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几年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公信力受到国人的普遍怀疑，许多公务员的执政能力遭遇强烈质疑，这固然有其个人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还得归咎于制度的原因。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普遍存在着三大缺陷和弊端：一、公权私用，缺少必要的民主监管机制。二、鱼龙混杂，缺少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三、缺少必须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是的，一棵参天大树，若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定逐渐枯萎；一个国家或政党，若任腐败毒瘤蔓延，最终也难免趋于衰亡。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和国家肌体的健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
士大夫精神 【概念】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 【杂论】 士大夫精神：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天地情怀,你可以分三部分论述，天，地，人,何为天，何为地，人在天地中是个什么状态。这所涉及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它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质。还有这样几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魏晋乱世，所以黄老之术盛行的原因在此。另有文天祥之流的忠烈之士，心忧天下，以节死国；更有秦桧这样的奸佞小人，实是儒学教育的败类。 【宋朝士大夫精神】 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刘宰评论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范仲淹的改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成与特征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共同依托、愿意共同传承、乐于共同发扬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的总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由共同的文化根基、共同的时代精神和共同的价值目标所构成。 共同的文化根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必须依托其自身的既有文化传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坚持和发展了尊道厚德、义利兼顾、乐群贵和、和而不同、勤俭自强、诚信敬业、经世致用、天下为公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提供了共有的文化根基和精神纽带，而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气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弘扬中华文化。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责任感，而且表明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优秀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确立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根基。中华民族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紧紧依托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崇敬、自豪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以骄傲、乐观的态度展望它的发展前景，通过挖
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不断延续，始终保持其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 共同的时代精神。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体现，是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顺应时代潮流形成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强大力量。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永葆生机的源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充分体现和吸纳了新时代的要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有利于当今中国社会形成追求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昌盛。在弘扬中华民族共同的时代精神过程中，必须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成至关重要的创新工作来抓，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观念成为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 共同的价值目标。一个民族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共同的价值目标。共同的价值目标犹如明亮的灯塔，它不仅照亮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而且点燃中华民族奋斗的希望。共同的价值目标可以使中华民族摆脱发展的盲目性，可以使中华民族坚定不移地面向未来。中华民族
《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读书报告 目录
一、作者简介 二、朱熹主要思想概括 三、本书简介 四、写作背景 五、读书心得 一、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
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朱熹主要思想概括: (一)教育思想:
论述教育：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理气论：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动静观：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 格物致知论：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 心性理欲论：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二）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 三、本书简介：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
2020年北京市海淀区初三（下）二模试题 语文 一、基础·运用（共14分） 学校策划开展以“多元文明 交融与共”为主题的线上探究活动，请你完成任务。 1．下面是某小组同学为启动仪式准备的发言稿。阅读文段，完成（1）-（3）题。（6分）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文化的融合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不断创新和融 汇的过程，体现了在互补和互惠关系中寻求平衡的倾向，是文化发展演进过程的必然步骤。 【甲】中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先秦时期，文明交流仅 局限于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但这种交流传播了先进的文明，吸收了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 促使中原文明养成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特点。西周春秋时期的民族融合，战国时期的赵武灵 王胡服骑射，都表现出了一种虚怀若谷、广纳百川的气度与胸怀。自秦汉以来，中外交流的 动脉逐渐形成。西汉张骞西行打通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架起了直通亚欧大陆的桥梁。从此， 佛教、琉璃、各种农作物等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丝绸、瓷器等则传至亚欧各地。在 陆上丝绸之路稳步发展的同时，对外交流的海道也伴随着秦汉时期造船高峰的到来而日渐延 伸。到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船队经过南海诸岛，跨越亚、非两洲，最远可到达非 洲赤道以南的东海岸，形成覆盖面更大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畅通且跨度很大的海上通道， 中华传统文化散播于亚、欧、非各地，同时亚、欧、非的文化也不断地传入中国。 【乙】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 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汲取其他文化精髓． 的重要特点，在葆有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他文化摄取融汇，从容地发展完善自己，形成内容丰富、具 自信的根源。【丙】在开放中交流，在包容中互生，在创新中发展，文明之花才会在世界舞 台上（xuàn） 烂绽放。 B （1）给加点字注音、根据拼音写汉字和对画线字笔顺作出判断，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精髓．（suí） 炫 寻：┐ 一 一 一 亅 丶 B ．精髓． （su ǐ） 绚 寻：┐ 一 一 一 亅 丶 C ．精髓．（suí） 绚 寻：┐ 一 一 一 丶 亅 D ．精髓．（su ǐ） 炫 寻：┐ 一 一 一 丶 亅 （2）“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义项有：①遍，漫；②填满，遮掩； ③更加。结合发言稿的内容，你认为“历久弥新”这一成语在这里的意思是
浅谈古代行政管理中的辩证思想 浅谈古代行政管理中的辩证思想 福建省委党校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把他们割裂开来，或是人为地对立起来，划分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甚而说谁该批、谁该评，都是不客观的。本文拟以这一角度，谈谈有为与无为、原则与变通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是讲原则，还是讲变通，讲有为，还是讲无为，都只不过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用的一种管理办法罢了，至于它们运用得是否正确、只能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评判。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本文试就其中的辩证思想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 “有为”从字面上说，就是有所作为，也就是管理者要从修身开始，然后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要遇事诚敬、不敢苟且，这样才有可能搞好行政管理。周公在《尚书?周书?无逸》中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认为管理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贪图安逸。他指出，从商朝到周朝的历代君王来看，凡是勤勉有为的，都能治好国家，否则，必然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周公对其子伯禽的训诫：“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而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他为寻求人才，听取情况，治好国家，勤勉劳累到如此地步。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备受侮辱而返国之后，“苦心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从废墟中兴起，战败吴国。至于像三国刘备的见髀肉复生而失声痛哭，晋代祖逖为恢复中原而闻鸡起舞，这些奋发有为，刻苦自励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据说，晋陶侃为广州刺史，“无事则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他解释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 宋神宗时，有个殿帅宋守约，“自入夏日，轮军校十数辈捕蝉，不使得闻。有鸣于前者，皆重笞之。人颇不堪”。宋神宗认为这样太过分了，“守约曰：’臣岂不知此非理，但军中以号令为主，臣幸遇承平，总兵殿陛，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误令守一障，庶几或可使人‘”。这种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思想确实令人钦
营造温馨，共建和谐，打造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上海市东辉职校2009年度推进“温馨教室”建设暨师德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全球经济的风云突变，裹挟着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无可避免地，冲击着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教育。面对严峻形势，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依托自2006年起坚持至今的师德建设系列活动中提炼形成的“智慧、责任、奉献”东辉师德精神，以上海市教育卫生党委、上海市教委下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温馨教室”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指导，以“良好的班级人际环境、愉悦的课堂教学环境、健康的自身心理环境、舒心宜人的物质环境”为目标，在全校范围开展推进“温馨教室”建设暨师德建设工程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温馨，共建和谐，打造学生喜欢、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平安、健康、文明的和谐校园。特制订《2009年度推进“温馨教室”建设暨师德工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温馨教室”建设为教育实践平台，通过学习讨论、过程实践、总结评价、宣传辐射等环节，培育 温馨、适宜的育人环境，构建民主、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同时，着力提升教师师德水平、不断增强职业幸福感，打造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 二、活动概要 本次推进“温馨教室”建设暨师德工程系列活动从2009年3月起，拟于12月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思想准备期“众说纷纭话温馨”（2009年3月-4月）。组织学习、开展讨论，达成共识，做好思想准备。 第二阶段：活动开展期“师生携手建温馨”（2009年4月—2009年6月）。此阶段组织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各项活动，做到注重互动、注重过程、注重体验。 第三阶段：成果展示期“共建共享品温馨”（2009年9月-2009年12月）。此阶段以总结评价、树立典型、推广经验、互相学习为主，感受温馨创建成果、形成自觉创建意识。
山与中国文化 社会学家余光远说："旅游（休闲）是一个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 瑞典哲学家皮普尔说："休闲是一种文化基础"。休闲学者马惠娣说：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所以，在阐释山地休闲之前，有必要谈谈山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山与中国文化 信手翻阅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文本，或回眸一下中华历史长廊，你会发现，中国的文化历来与山有着不解之缘。 古代中国人对于山有着近乎宗教一般的崇拜与敬畏，自夏商时代始，历代帝王都有登山封禅和祭祀山帝的传统。春秋之前，朝廷设有掌管大山的官吏被称为"岳"。尧在位时，晚年选择继承人，命四岳"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四岳推荐了舜。因此，山又称为"岳"。五岳之首泰山可谓中国的文化山，儒教创始人孔子感慨"登泰山而小鲁"，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据考，早期只有东西南北"四岳"，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词汇中，有五行、五谷、五音、五味之说，因此，添加了中岳嵩山，始有五岳之说，以求对应和平衡。中国的山岳多因是道教、佛教的发祥、壮大之地而声誉鹊起，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五岳是中国道教孕育传播的地方，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与五台山列为四大佛教圣地。中国古代众多的神话传说都发生在名山大川之中，像神农尝百草，愚公移山，孙悟空与花果山、五台山等，《西游记》、《聊斋志异》提到的魑魅魍魉神仙鬼魅的出没藏身之地则不是山洞就是山头。而武当山、嵩山与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中华武林文化有着深厚渊源。 山居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可窥见一斑；王维《山居秋暝》对山中美景一咏三叹，唯美之至；黄公望晚年隐居富春山，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后人誉为画中之兰亭。白居易筑草堂于北香炉峰，其《庐山草堂记》开头便是："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为庐山奠定了很高的声望。"背山面水"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学上的人居经典，而且是今天的房地产商宣传中最响亮的招牌之一。当代文人余秋雨前有畅销书《文化苦旅》，其"文化"、"旅"字流露了游历与中国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其随后的《山居笔记》书名又道破中国文人无法释怀的"山居"情结。 有山多有水，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山静水动，阴阳互生，这是古今中外崇尚的最佳审美和休闲境界。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雅士鸿儒寄情于山水，以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南北朝时的俪道元，宋代沈括，明朝的徐霞客遍游名山大川留下《水经注》、《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文笔优美的地理学著作。李白、杜甫、谢灵运一生纵情于祖国山河，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中国历代的艺术史上形成了山水诗、山水画的主流派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苏轼为后世文人效仿的楷模，庄子"智者乐水，仁者爱山"为后人津津乐道。九九重阳登高习俗又对中国人的山地休闲起着推波助澜作用。在国人眼中，山水蕴涵着宇宙无限奥妙，是得道、生慧，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和修身养性之处，是吸取天地精华、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处所。山与休闲文化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休闲方式和休闲理念。 现代中国革命时期，山又因革命斗争历史被抹上红色一笔。井冈山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宝塔山成为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太行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沂蒙山水哺育了中华好儿女，狼牙山、风雪大别山也因革命故事而成为红色旅游经典。朱德、毛泽东、邓小平等不少革命领导人非常喜爱登山，这除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以外，又多了一层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