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
相同点：首先，鲁迅与周作人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中国国民性可悲的事实。在那里读了很多书，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而这些都来源于洋人的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于是他俩在归国后，都有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纠正，但激情的鲁迅这点承担得更多。
其二，刚刚说的他们在日本了解到的西方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对西方思想的传授，于是引起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好奇与探索。用西方人的知识方式来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相同的。不久后，他们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
其三，在对待进化论问题上，他们都曾相信。鲁迅早年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热风》时代的作品，便多有这样的声音。进化论的立足点，是把人看成物种的一类，是生命，它不类属于神，而系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还原的理论，即把人由神和封建皇权意识中，解放到自然的原态里。《生命的路》谈的便是这一问题。《随感录》中许多激昂的声音，便是以进化反对复古的呐喊。如今读来，依然动人不已。周作人那时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他所操持的理论，不仅仅是进化论，而更主要的，还是在日本时接受的性心理学。周作人是从生命自身合理的欲求来解释人生与社会的。
其四，对于二人的共性，曾有人这样总结——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怀疑精神。人道主义是兄弟俩思想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留学时期，他们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五四时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与思想界的怀疑主义相呼应，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主张，鲁迅呼唤“人”的觉醒，希望“人之子”从传统的偶像梦魇中醒来，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个人主义。
不同点：首先，在对于儒家和孔子的态度上。在五四时期，他的“人的文学”的主张，矛头也是指向儒教的，但到五四后，遭受启蒙受挫，思想开始改变，将儒学常识化、凡俗化，追寻儒家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基础的希腊文明相合一的形式。想对于周作人，鲁迅不管是五四还是到三十年代，对儒家、孔子的态度并无转变，依然坚持批判性的立场，依然不关心“原教义”，而把目光集中于儒家与孔子在中国三十年代的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实际发生的影响与作用，并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儒术”与“吃教”。
其二，在于五四启蒙呐喊国民的方式。到“五四”前夕，当时代提供了机遇，鲁迅和周作人都自觉地承担了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站立到了潮头。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六年多的沉寂与思索，鲁迅更深地品味到中国的无声，周作人却品味着乡间的宁静。虽然他们的焦点是相同的，都在能否唤起民众上，但指向却似乎全然不同：一个是“惧”唤不起的沉闷和唤起少数几个的无力；一个是“忧”唤起之后破坏原有的宁静。就当时他们对启蒙前景的估量来看，鲁迅是悲观的，周作人似乎乐观得多。他们这样的心态也无疑决定了他们呐喊的方式。其三，在接受的思想上。虽然在日本留学的过程中，两人不同程度上吸收西方思想，但两人吸收的方向不同。鲁迅接受的是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专注于社会心理，而周作人深入到个体心理的学林中，崇尚蔼理斯，研究人的性心理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人价值取向的某种差别。鲁迅侧重于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具有强烈的民族自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周作人则多着眼于个人对文化艺术的趣味。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中庸之道，是驱使他由反传统走向回归传统的重要内因。其四，在对待五四失败的态度上。五四后，鲁迅和周作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境遇———“歧路”与“穷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做出同样清醒的选择:鲁迅选择了抗世，周作人选择了避世。鲁迅直面现实，反抗绝望;周作人模糊境遇，逃避绝望。
鲁迅与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的愚人主题(一) 内容提要：愚人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因素在鲁迅作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构成鲁迅作品的诙谐风格的一种重要元素，本文认为，鲁迅作品中的愚人形象因素与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的愚人主题具有深刻的关联。这一传统主题中的佯愚面具与乡愚形象具有巨大的消解与颠覆功能，鲁迅充分地利用并发挥了这些功能，使这些愚人因素与愚人眼光成为一种诗学手段，在批判与颠覆传统主流伦理观念及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在鲁迅作品的诙谐风格与喜剧性氛围中，愚人与傻子所引发的笑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当然与鲁迅创作的中心主题——对于愚昧麻木的国民精神的批判有关，但是，同样必须指出的是，鲁迅作品中的众多愚人形象因素与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的愚人主题有着潜在的微妙的联系，可以说，鲁迅作品中的“愚人之笑”发自中国诙谐文化传统的深处，与我们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佯愚与优谏传统 在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愚人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席地位。 在先秦诸子的论着中，时可见到这些才智之士对或真实或虚构的愚人与愚行的叙述与嘲讽。诸如刻舟求剑、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等等以愚人与愚行为题材的寓言故事更是流传至今，已构成了中华文化思维传统的重要成份。先哲们用这些故事提示人们警戒自己智慧与思维的缺陷与局限。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愚人与愚和行并不是被嘲笑与讥讽的客体对象，而是人们自身的愚蠢与无知的象征，他们如同一面扭曲的镜子，照出的是人们自身的另一种夸张却未必虚假的面影。因此，与其说这些寓言愚人是被笑者，不如说他们是笑者——他们是化装，是面具，是智者用来戏仿人类的愚蠢与无知的面具，甚至是一种具有操作与实践意义的化装表演式的言说方式。《庄子》可以说是这其中的典型。《庄子》“寓言十九”，多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正是“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厄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以与世俗处。”（在《庄子·说剑》中庄子治剑服说赵王的故事正是一种化装演说的典型表现。）这种蕴含于愚人意象（面具）中的智慧既提炼自一个更加广阔、深厚的文化整体——广大民众的日常生存智慧，又必将转而重新融入人们的文化与生存智慧之中，并对后者进行进一步提升与加强。 如果说诸子寓言中的愚人故事只是文字性的化装演说的话，那么史书中时时可见的有关俳优以滑稽进谏的记载则可以看作是这种文字性化装演说的现实版本，——甚至可能是这些文字性化装演说的现实源头。 《史记·滑稽列传》中的记载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穣穣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淳于髡以愚人寓言进谏的方式与诸子散文中寓言说理的文字化装表演几乎是同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淳于髡的言说更加现实地面对当权者的潜在压力，因而在向对方出示愚人意象（也是愚人之镜）的同时又为自己戴上了一个恭顺的假面具。而同传所载的优旃则干脆是为自己戴上了愚人面具，直接以自己为镜来反映当权者的愚蠢：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应对策略 摘要：面对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的挑战与刺激，中华民族将如何生存和发展。鲁迅先生提出了以“种族革命”为手段，“思想革命”为目的，标本兼治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鲁迅；应对策略；种族革命；思想革命 “挑战—应战”的文化思想研究叙述模式，似乎遭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普遍质疑，许多学者斥之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其实，不论如何质疑和斥责，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总是自觉地处在“应对”的状态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正是西方文化思想强有力的挑战与刺激下的应对策略。只有在这种“应对策略”的应用及其转变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鲁迅文化思想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一、思想革命出场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打击，中国社会经历了“器物引进—制度变革—文化思想”三个强烈的震荡周期。 戊戌变法以前，是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成了中国朝野上下普遍神往的主流目标，曾被目为“奇巧淫技”的西方物质文明一时之间成为社会崇奉的时尚。兵工厂、造船厂、棉纺厂等西方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方式陆续被引进，“咸与维新”成为时代的潮流。但甲午战争的溃败打破了中国人的物质引进的美梦。号称“亚洲第一强”的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使有识之士警醒：再强大的“器物”，在腐败衰朽的落后体制下，最终只能“流水落花春去也”。康有为、梁启超奔走呼告，“变法”主张恰逢其时，制度变革的要求日益高涨，立宪改革也被艰难地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随着“戊戌六君子”被斩首菜市口，康、梁仓皇出逃日本，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制度变革的尝试在血雨腥风中被迫夭折。 文化思想改造的呼唤，正是在这样惨烈的世纪之交成了时代最强音。梁启超逃居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宣称“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对要彻底解决制度问题，他提倡破坏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1](P.88)必须让“新民”成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P.3)推究其实质，“新民”就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文化思想改造运动，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革命”。 假如说“新民”是这种“思想革命”的宏伟蓝图，那么“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就是具体措施和方法。黄遵宪等人所主张和实践的“我手写我口”，夏增佑等人的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宋其蕤(1947-),女,河南淅川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从事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研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宋其蕤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0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0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0与 /有益0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0。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儿童;儿童文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I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5)05-004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驱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他们具有相同又有极大不同的儿童和儿童文学主张,本文试将两位文化巨匠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观做一比较。(一)人道主义是周氏兄弟儿童观的共同出发点;鲁迅发出/救救孩子0,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的称谓,并且明确地把儿童文学纳入/人的文学0中 五四时期的鲁迅,第一功绩在于5狂人日记6发出了/救救孩子0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这第一声呐喊震醒了中国文化界,使文化思想界注意到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但这呐喊确实使更多的文化人关注并投身到研究儿童的儿童热中。之后,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5随感录625、40、49、63等阐述儿童问题的杂文在1918~1919年间的5新青年6上陆续发表,并且把儿童问题纳入他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体系中,把儿童问题当作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开宗明义说明自己作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鲁迅提倡解放孩子,把儿童当人,当作独立的、自主的人。 鲁迅在其5随感录6二十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女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0的萌芽。/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0他大力抨击封建伦常不把儿童当人的封建家庭的儿童观念,极力提倡新的儿童观。在他看来,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这大逆不道的宣言是一声惊雷,动摇了父权的基石。 为了让每一个父亲成为合格的父亲,鲁迅在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中严格区分/孩子0与/人0的不同,把父亲区分为/人之父0与/孩子之父0,只有成为/人之父0,才能对孩子/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0使子女有自立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呼吁父亲为子女牺牲,为子辈创造光明的未来。/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0[1] 鲁迅提出理解儿童。 鲁迅认为,儿童与成人平等,但儿童又不等同成 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 gzhou Univ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 tion) Vol.4No.5May 2005
论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影响 摘要：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特别 是对近现代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探讨鲁迅先生的身 世，文章，思想来揭示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而进行自我 反省，自我认知，达到自我进步的目的。 前言 鲁迅对于我们今天具有什么意义？甚至，按某些一心要否定鲁迅的人们来 说，问题的提法更可以是：鲁迅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在这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不仅如此，同时还要强调地指出：在新的世纪里，由于社会生活的深刻演变、国民性格与民族文化的重新构造，鲁迅的伟大献身精神、深刻而独特的思想、极具独创性的艺术创作以及其代表中华性格的人格典范，都具有迫切而深刻、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与作用。因此，我们今天还特别需要读鲁迅、学习鲁迅、理解鲁迅。在本篇论文中，我将从鲁迅的身世，鲁迅的文化思想，鲁迅的文艺观，等方面对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影响做一个系统的分析。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本论 一、鲁迅的平生 鲁迅，姓周，幼名樟寿，字豫才，于1898年在南京求学时改名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起用的笔名，“鲁”取自母姓。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于浙江绍兴。1936年10月19日凌晨辞世于上海。 鲁迅的家庭和个人的经历，直接地促成了他从小就产生了爱国主义思想：其一，家庭的变故使鲁迅目睹旧社会的腐败，对上层社会产生了极端的憎恶；其二，鲁迅从小就与农民亲近，与农家孩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熟悉农民的生活，并同情他们的不幸；其三，鲁迅从小接触民间艺术，大量阅读“非正统”的书籍，一方面使他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接受了文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则更激起了他对封建礼教的强烈不满。 、管路敷设技术通过管线不仅可以解决吊顶层配置不规范高中资料试卷问题，而且可保障各类管路习题到位。在管路敷设过程中，要加强看护关于管路高中资料试卷连接管口处理高中资料试卷弯扁度固定盒位置保护层防腐跨接地线弯曲半径标高等，要求技术交底。管线敷设技术包含线槽、管架等多项方式，为解决高中语文电气课件中管壁薄、接口不严等问题，合理利用管线敷设技术。线缆敷设原则：在分线盒处，当不同电压回路交叉时，应采用金属隔板进行隔开处理；同一线槽内，强电回路须同时切断习题电源，线缆敷设完毕，要进行检查和检测处理。、电气课件中调试对全部高中资料试卷电气设备，在安装过程中以及安装结束后进行 高中资料试卷调整试验；通电检查所有设备高中资料试卷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根据生产工艺高中资料试卷要求，对电气设备进行空载与带负荷下高中资料试卷调控试验；对设备进行调整使其在正常工况下与过度工作下都可以正常工作；对于继电保护进行整核对定值，审核与校对图纸，编写复杂设备与装置高中资料试卷调试方案，编写重要设备高中资料试卷试验方案以及系统启动方案；对整套启动过程中高中资料试卷电气设备进行调试工作并且进行过关运行高中资料试卷技术指导。对于调试过程中高中资料试卷技术问题，作为调试人员，需要在事前掌握图纸资料、设备制造厂家出具高中资料试卷试验报告与相关技术资料，并且了解现场设备高中资料试卷布置情况与有关高中资料试卷电气系统接线等情况，然后根据规范与规程规定，制定设备调试高中资料试卷方案。 、电气设备调试高中资料试卷技术电力保护装置调试技术，电力保护高中资料试卷配置技术是指机组在进行继电保护高中资料试卷总体配置时，需要在最大限度内来确保机组高中资料试卷安全，并且尽可能地缩小故障高中资料试卷破坏范围，或者对某些异常高中资料试卷工况进行自动处理，尤其要避免错误高中资料试卷保护装置动作，并且拒绝动作，来避免不必要高中资料试卷突然停机。因此，电力高中资料试卷保护装置调试技术，要求电力保护装置做到准确灵活。对于差动保护装置高中资料试卷调试技术是指发电机一变压器组在发生内部故障时，需要进行外部电源高中资料试卷切除从而采用高中资料试卷主要保护装置。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
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鲁迅对传统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继承. 鲁迅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文化运动中最激烈最深刻的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作品以其深广的文化批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上镌刻着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与渴望。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的《呐喊》和《彷徨》等著作是新文化运动的扛鼎之作。他对旧文化礼教的批判和对国人民族性的剖析，无论从深刻、精确方面来说，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 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的清醒和深刻使他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反动阵营的要害；而他的彻底和不妥协，则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以克服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妥协意识。鲁迅先生对旧文化旧礼教中那些反动腐朽没落方面的批判的彻底性与深刻性，从《狂人日记》就可以看出。此外如《我之节烈观》、《灯下漫笔》、《祝福》等作品都体现了对传统文化中的黑暗面的猛烈抨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鲁迅对孔子以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批判是极为猛烈的。这当然是因为孔子及其儒学也是有它的局限性，可是更为根本的是在于孔子及其儒学从汉代董仲舒以后就被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从他们的目的出发改造利用，经常地变成了卫护封建统治和愚弄人民的工具。鲁迅抨击的是那些尊孔派手中经过历代统治者改造之后代表着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作为“敲门砖”和统治工具的“孔子”和“儒学”。当然在这个批判中对原始的孔子和儒学也有所连带。而这个连带也正是孔子和儒学中所包含的缺陷，即主要是“开不出民主与科学”。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鲁迅的文化思想和创作道路是本着改造国民性、挽救民族危亡，创造民族新文化这样的目的进行的。本着这样的目的，他不管是对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凡是合于以上目的的，就“拿来”。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对形成鲁迅先 生的精神、品格、才具、胆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生平所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坚忍不拔、威武不屈、勇于自新、大智大勇、忧国忧民、舍生忘死的诸多优秀品格无一不是受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优良文化传统的陶冶熏染所致。鲁迅先生对孔子本人的人格和他所创立的真正代表他的儒学精神是给予了十分明确的肯定和赞扬的。鲁迅反那些残暴腐朽的统治阶级愚弄统治人民的礼教，反那些被残暴腐朽的统治阶级乔装改造过的愚弄统治人民的所谓的“周孔”。鲁迅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这种敢于直面残酷现实勇于牺牲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战斗精神，才有大勇和大智，
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7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由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们的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健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弟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他的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说我是周作人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行。周树人问他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名气更大一些。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感情太好了，上天嫉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象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每天的生活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试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 1923年至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
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汕头大学教授王富仁 现在我们中学语文教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提出,现在学生不愿意学 习鲁迅作品．中学语文教师也说, 鲁迅作品最难教，没法教。看起来这似乎是个现实问题，我则认为这应当是一个感受问题，是一个如何感受作品，如何感受一个作家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鲁迅作品对中学生、中学语文教学的适用性。现在很多人说中学生不读鲁迅，我觉得这可能是部分老师或社会上一些人对鲁迅作品的一种暗示。这暗示是在说：你学生是不能读鲁迅的，因为我自己不想读鲁迅，我自己感觉鲁迅不好。学生在老师的这种暗示下，加之遇到一些诸如年龄、阅历、知识积累等问题，尤其是他对作品理解出现障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鲁迅作品不好，而不愿学。所以我认为，在当今中学语文教学中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鲁迅、如何感受鲁迅作品价值和作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如何感受文学作品、如何感受知识分子、如何感受一个民族的文化问题。 我是研究鲁迅的，我经常想鲁迅作品的地位，它们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 我曾经这样设想：假如我们中华民族再往后100年，或200年，当200年之后的中华民族、中国的知识分子再回顾20世纪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时候，他可能会忘掉许多东西，对20世纪的人，他还会记得哪几个人？我认为有四个人中华民族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第一个是孙中山，孙中山作为一个民族革命家，推翻了满清王朝，将中华民族推进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认为孙中山这个人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不会消失的。 第二个是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搞了历次政治运动、搞了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这一段历史的错误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但是毛泽东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陷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没法在整个世界上挺直脊梁的时候，毛泽东通过自己领导的革命，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并且在美国、和苏联两大世界霸权面前，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没有向美国、苏联屈服，使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跻身于现代世界之林。这一个历史功绩是不能够被抹杀的。所以我觉得200年以后中华民族是不会忘记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的，尽管我们可以批评他很多的缺点。 第三个是胡适，胡适之所以不能够被忘却，就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语言是由胡适提倡白话文所奠定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什么？就是她的语言。有了一个民族的语言，就能凝聚起整个中华民族。“五四”以后，假如现代的文学、科学、自然科学的著作没能用白话文翻译到中国，或者是用文言文翻译而概念不清，无法表达,我们的现代科学、现代的民族语言就会被瓦解。我们的白话语言在民族的交流、民族的凝聚力上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通过白话文，我们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语言，并且形成了适用于我们现代生活的独特语言，因此，我们的民族的文化就会存在，就会发展。我觉得胡适是不能够被我们中华民族忘记的，正像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的语言。 再一个就是鲁迅。鲁迅是不会被中华民族忘记的，他，真正是中国现代
姓名：曹佳培 班级：06级中文3班 学号：10220062200104 从《喝茶》看鲁迅晚期与周作人早期散文首先，必须要承认，虽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被尊为散文大家，但是要从他们的文章中分离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鲁迅自不必说，他自己都很难说清“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周作人的“美文”其实也很麻烦，他在不同时期对于“美文”的定义和实践出入都比较大。 幸好，兄弟二人终于还是有一些纯正的散文作品的，其中，就包括两人的同题文章《喝茶》。周作人的《喝茶》创作年代较早，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的《语丝》上，后收入《雨天的书》；鲁迅的《喝茶》原载于1933年10月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从创作年代不难看出，一则鲁迅的后期创作，一则周启明的早期文字，然而其实都是二人那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周作人的《喝茶》，是就喝茶谈“喝茶”，从徐志摩的讲“吃茶”起笔，进而推及日本“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道，此后即切入“喝茶”之本题，叙了一些地方喝茶的习惯。乍看都像是作者从生活中信手拈来的“鸡毛”、“蒜皮”，实则反应了作者平和淡雅、闲适舒畅的生活情趣，七十年来味醇耐读，经久不衰。《喝茶》一文的语言也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语言及艺术特色： 一、平淡自然，舒徐流畅。文中抒发了作者由“喝茶”引起的种种联想与感受，用富有生活情趣和知识魅力的铺叙，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取代了“平板呆滞”的空洞议论，流露出作者那种闲适、自由的心境和退隐、超脱的情感。 二、知识广博、文情并茂。作者前期的散文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情趣。《喝茶》一文中，作者凭借博大精深的艺术功力，紧扣“茶”字，纵横捭阖，古今中外，汇聚笔端。无怪乎有人说，读“知堂小品犹如坐上特别快车，东南西北，一览无余”。 三、结构精巧、玲珑剔透。周作人说：“对于小品散文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
【内容提要】本文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而作。主要从文化观的感受形态与学术文化方式开拓的层面论述鲁迅为中国文化建立起的崇高风范，并引导出开辟新世纪中国文化方向的现代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鲁迅研究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历史突破的大契机，或者说，历史已经水到渠成地提出新命题：在鲁迅研究中寻索现代启示，以博大而开放的视野疏通文化血脉和开启文化新机，使鲁迅之学成为中国总体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强劲又充满活力的流脉，从而建立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所以说“水到渠成”，是由于这种“通脉启新立风范”的工程，已经具备了三项历史根据——第一项根据在于鲁迅研究自身。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鲁迅研究开始了研究视野多维化的进程，新一代学人在史料发掘和文本分析，在启蒙文化剖析和作家精神结构透视，在哲学方式和文体学阐释，在地域文化因缘和学术史脉络等起码八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可观的深入。比起以往相对狭隘和单一的研究维度来，学术界在提出新问题上解放思想，在开发新材料上锐意搜求，在建构新学理上讲究创新，在这二十余年的研究中，我们在许多领域发现了一个“新的鲁迅”。对二十余年鲁迅研究中呕心沥血、标新立异、积学深功的丰硕成果进行深度的反思，广度的整合与高度的提升，将有可能把鲁迅研究置于很高的起点，开拓出鲁迅研究的新境界和新局面。 第二项根据在于中国文化智慧和文化哲学。人类文化进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文化历五千年而川流不息、气象万千、涉险重振、终至波澜壮阔，磨炼了和铸就了它自身非常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能创始强，有容乃大。《庄子?秋水篇》借河伯望洋兴叹的寓言，称赞“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的壮阔胸襟和雄伟魄力。《论语?子罕篇》记述孔子面对川流，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传达了一种不失时机、永不放弃的坚毅精神。《老子》不是说过“天下莫柔弱于水”，又说过“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吗?在从善如流的中国古风和新说中，水的意象一再被采用，隐喻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强弱转化意识和兼容意识。百川归海，成为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的极佳隐喻。现代文化建构当然也应该采取“能创始强，有容乃大”的八字文化哲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历史上的伟人以足够的伟大，还现代人以充分的自由创造的精神空间，形成双还双赢的文化心理机制和运作机制。在学术史研究上，有必要对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流派作全面的深入的探讨，但在现代文化建构上却不一定要把传统文化的哪家哪派作为完整的价值体系照搬过来，更重要的是深入其内里，剔出那些最闪亮、最有活力的价值因子，在现代阐释中使之成为现实文化建构的深厚的资源和有机的构件。如果我们对历史文献足够熟悉，上述此类嘉言妙理、文化精髓当可列出许多，为现代文化的创新提供丰富的文化因子和深长的文化根系。对于文化机制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这才是辩证法与历史理性的结合，这才能培育大国文化风范的深厚的元气。鲁迅对古代的名人名篇，在学术著述和杂文写作，即在历史评价和现实文化批评的不同层面，其处置方式也有分别。我们研究鲁迅繁博而新锐的具体言论，更应该采取这种辩证法和历史理性相结合的态度。研究鲁迅而不能展示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只是像鲁迅所嘲讽的关帝庙前近视眼说匾（《三闲集?扁》）那样游谈无根，那我们是会愧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三项根据在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中国文化经过自晚清，尤其自五四的百数十年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已具备在现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的能力。长时间对本土经验和智慧的批判、清理、认证与阐释，已使我们在与传统对话中获得现代意识的许多理论逻辑起点。世界视野和现代理性的广泛认取，使我们处理文化问题已获得了百年后的应有的从容裕如，不必像面对晚清颟顸大臣、民初顽梗反对派和“文革”毒辣阴谋家那样采取过度偏激的态度，对花样百出的外来思潮术语也不必采取饥不择食的随波逐流的姿态，反而由于精神空间的开阔而更多几分心境澄明。值此时际，我们对时代的感受已经和鲁迅的时代感受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贬称许广平为“妾” 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