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
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
道湾11号的新宅。同年12月，鲁迅专程回绍兴，将母亲与妻子朱安以及周作人一家接来北京。然而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仅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突然闹翻了，此后两兄弟再无团聚，每次对话只在报刊上各执一词，明眼人认为这是兄弟失和后持续的争吵。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7月，北平陷落，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
侵占的北平。1938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日本人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引起全国文化界的一片强烈谴责。
1939年元旦，有人闯进八道湾，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来访的学生开枪射击。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汉奸“阶下囚”
1940年，周作人被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还担任了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职务，就此沦为汉奸文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因叛国罪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经审判被处以有期徒刑十年。在监狱里，周作人不哭哭啼啼，反而在狱中自得其乐，写了很多杂诗和自娱
自乐的文章，精神基本没受到影响。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周作人取保释放后回到北京。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让周作人当翻译，他每天伏案翻译，翻译了十几本书，包括许多古希腊经典作品、日本著名的作品，这也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翻译期间，周作人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周作人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他的一生平平不足为道，只有晚年的翻译让他满意。
一个乱世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鲁迅和周作人是怎么也绕不过的存在。‘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凋谢了，唯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异端。”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如是描述。
“五四时期是周作人思想的重要分野阶段，在此之前，他斗志昂扬，此后，悲观主义，消极主义则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精神。在他看来，抗争失去任何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总是在轮回，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太阳底下无新事。”孙郁说。曾经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的慷慨激昂，逐
渐褪去，他一下子成了“老人”，醉心于玩古董、沉湎于抄古书的愉悦中。年代久远的历史演变成了他的精神鸦片。孙郁认为，20世纪30年代，“五四”时的充满战斗气质的周作人已彻底消失了。
但是，周作人的心里还是对社会心存依恋。他把社会所有的感受，写进对历史的理解，以平和的心同历史纠缠，总能用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无论多复杂的东西，他都能以放松的心态处理，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他可以说是隔岸观火的儒雅君子；而鲁迅是把历史的感受，写到杂文里，是血海争搏的历练斗士。
孙郁指出，有很多喜欢周作人的学者曾做了很多研究，希望从史实中找到证据证明周作人并非自愿当汉奸，但是史实表明，这是他自愿的选择。在周作人看来，作为一个百姓，不管在谁的统治下，都要吃饭，不要用国家概念来定位人，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国家的思想，让他看淡国家利益，也正是这种无国家主义和文人的懦弱性让他最终拒绝了革命人士的召唤，选择留在北京苟且偷安，担任伪职。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人们最大目的是想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研究来寻回一些我们早已丢弃却又不该丢弃的东西，通过对周作人悲剧命运的研究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史与知识分子的历程。”孙郁说。
周作人与鲁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