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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一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
这本书完稿后，我到西山住了两日。我曾打算绕到香山碧云寺一带，寻访周氏兄弟当年的足迹。然而这愿望却未能实现。我住在八大处的大悲寺里，第一次感受了佛门的烟火。夏夜的西山凉爽极了，从山顶遥望北京城，有着说不出的感觉。那一刻我想起了鲁迅到山上为弟弟周作人送佛经的故事，似乎隐隐觉出其逃逸人间的悲苦之心。然而，周氏兄弟，还有我们这些后人们，都是人间的过客，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罩在尘世里。人生是极苦的，在大悲寺里，看到虔诚的人们顶礼膜拜的场景，我感到了生而为人的无奈。这感觉，周氏兄弟恐怕比我们要深刻、要高远吧?但他们不是佛，也不是普通的常人。在山上的几日，我突然感到，周氏兄弟，似乎是介于佛界与俗界间的苦渡者。
周树人与周作人纠纷之原再探 鲁迅做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夺目的眼球。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文化先进的方向。 但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些不敢去触及的地方，鲁迅先生也是如此。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两处伤痛，一是与朱安的不幸婚姻，二是与弟弟周作人之间的纠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以前。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甚而让人看了羡慕到眼红的地步。当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周作人还在小学。鲁迅先生用钱节俭，把大部分钱都用在买书上，然后就把适合弟弟读的书寄回家去。到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便在京师学堂读书，由于经济原因，鲁迅先生放弃了自己再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当教员以补贴周作人上学之费用，再后来，周作人也当了教员，鲁迅便让他与妻子羽太信子搬到八道湾同往，若有时间，鲁迅常会帮作人审看教案，抄写摘录。有一次，周作人患了场大病，鲁迅便急的到处向友人借钱，甚至于比自己生病时还紧张….. 我想周作人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也应对大哥的如此厚情感动钦佩吧，然而，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恰如所料的起来。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突然递给鲁迅先生一封信：“鲁迅先生，我作日才知道一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以后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八日，作人。”从此，骨肉情深的兄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一封绝交信两人的心灵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然而，事情的糟糕程度远不止如此。据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写道：“周作人曾拿起一重烟炉向鲁迅掷去，幸而被别人接住，才不致于打破鲁迅的头。”更可恶的是，周作人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这有何异于“鸠占雀巢”！后来周作人就在文学上对鲁迅进行严厉的批评，最为严重的一次文学攻击，便是周作人知道鲁迅“闲置朱安，再娶许广平”后对鲁迅进行的一连串的臭骂。 为什么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最后竟成了仇人呢？难道7月18日那封信只是一种突然么？对此，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众说纷纭。而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与弟弟周作人的相关事迹（唯有一篇《诸弟记》）。 我觉得每件事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周作人7月18日给鲁迅那封信绝非一种突然。这种矛盾应是很早就开始了，而那封信则是这种矛盾不断演变储存。最后爆发出来一种手段。而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错综的结果。 常言道：“习惯决定一切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这种矛盾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的周作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鲁迅的性格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刚毅，一种傲骨，而周作人的性格浮现出的是软弱是屈服。这一刚一柔，本身便是一种极大的反差。鲁迅所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道路，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周作人是国民党的“御聘文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为国民党买命的走狗。当时，两党对峙，就是想让他俩不矛盾都不行。 而这种性格的不同，使羽太信子成了造成两人的纠纷的核心因素。羽太信子是个具有强烈民族歧视观念的日本女人，当时日本是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自然的羽太信子尊重她的国家，藐视中国的一切。就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日本货。甚而，常让朋友从日本销“新鲜”的物品拉使用。若是有什么病也是请日本医生看，其费用花俏之大自是不必多说。而且羽太信子有是个贪婪无度，野心勃勃，挥霍浪费的两面人物。她在鲁迅面前装得规规矩矩，从不当面多呵一声，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便尽是说鲁迅的坏话，进行恶意的诋毁。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中国人”赶出去，让自己独占八道湾，而上面已说过周作人性格软弱，只为求得“若雨斋”一桌之清静，是个典型的“怕老婆”。所以，羽太信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会去依附日本人当汉奸，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一、羽太信子的奢侈无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之一 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 ①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1939年元旦有特务刺杀周作人，但子弹正好打在腹部的铜钮扣上才没有丧命）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个原因，论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论述第四点。我列举以下几个论据来说明： 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建人讲：“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饭菜退回厨房，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花样，层出不穷。”②
《鲁迅与周作人》读书笔记 其实以前自己就有过将他们比较起来的看的心理，可看完这书以后，以前的看法未免太肤浅了，当然现在肯定也是很肤浅的，但总比先前的进了一步。 看鲁迅的传记或者评论文章时，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周作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但相对鲁迅来说，周作人那次与兄决绝之后，对他的打击是甚大的，这件事加重了鲁迅生命中坎坷沉重的一面，使鲁迅在以后的时间里孤军作战，对现实社会、人生产生了更大的怀疑。我想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言论来吧，这里我也就不祥做讨论。 书中从第一节的“初梦”写到最后的“荣辱”，很显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孙郁是从时间顺序来结构内容的。兄弟两个从最初的日本留学到归国这段时期，可以说达到了各自知心的程度，鲁迅这种出于作为兄长的身份对周作人的爱深深的感动了我，鲁迅可以牺牲自己一部分的价值和追求来帮助弟弟，可以让自己整理翻译的书暑上弟弟的名字来发表，为了弟弟的生活费用支出，他本来可以再到日本研究几年的可他选择了归来，在弟弟回来之后，他又尽自己的能力尽量的把作人拉到自己身边来，此时的作人也跟哥哥一起奋战，一起译介外国优秀小说，探讨古文，特别在五四的时候与鲁迅一起举着思想启蒙的旗帜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中国的思考。可寻路是痛苦和迷惘的，这之间的过程有两个人的互相支持其实也能挺得过去，但是后来恩怨终于发生了。上面的叙述基本上可以概括书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书中提到了鲁迅与周作人的经历对他们性格及其创作的影响。一个是在经历了沧桑世事之后依然选择了“入世”，这义无返顾的选择痛苦并夹杂着矛盾和怀疑，带着灵魂上的鬼气战斗着和生活着。一个在没有经历过过多的困苦之后选择了“出世”。在书斋里独自品味着人生，沉浸在书香气里怡然的探讨花草虫鱼，像个超脱的智者，可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洒脱最终也使他走向了附逆的道路，令很多现代和当代的学者惋惜和为之悲哀。但两个人同时又好象是都与现实社会相抵牾的现代知识分子，只不过一个是进取，一个是退到书堆里寻乐趣。从人格精神来说，无疑鲁迅的选择是带有崇高意义的。我很同意作者把这两个人所走的道路看成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走普遍的两条路，而且很多人似乎都没走好，也就是说没有坚持，很多现代的知识分子都随着大波逐流，可如果你不逐流你的命运又怎样呢？到了解放后，到了文革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经历过五四的积极分子一样的沉默了，不沉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可历史似乎又是这么的残忍和充满悖论。 书中书趣这一节我觉得是本书对我的新颖之处。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虽看到过，但好象都没有专门展开的论述，而且这里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论述。两个人都有很深的古文功底，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宋其蕤(1947-),女,河南淅川人,广州大学副教授,从事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研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宋其蕤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摘 要: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0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0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0与 /有益0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0。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儿童;儿童文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I 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5)05-004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驱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提倡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他们具有相同又有极大不同的儿童和儿童文学主张,本文试将两位文化巨匠的儿童与儿童文学观做一比较。(一)人道主义是周氏兄弟儿童观的共同出发点;鲁迅发出/救救孩子0,周作人首先提出儿童文学的称谓,并且明确地把儿童文学纳入/人的文学0中 五四时期的鲁迅,第一功绩在于5狂人日记6发出了/救救孩子0的振聋发聩的呐喊,虽然不能完全说是这第一声呐喊震醒了中国文化界,使文化思想界注意到儿童、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但这呐喊确实使更多的文化人关注并投身到研究儿童的儿童热中。之后,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5随感录625、40、49、63等阐述儿童问题的杂文在1918~1919年间的5新青年6上陆续发表,并且把儿童问题纳入他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体系中,把儿童问题当作批判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开宗明义说明自己作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鲁迅提倡解放孩子,把儿童当人,当作独立的、自主的人。 鲁迅在其5随感录6二十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女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0的萌芽。/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0他大力抨击封建伦常不把儿童当人的封建家庭的儿童观念,极力提倡新的儿童观。在他看来,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这大逆不道的宣言是一声惊雷,动摇了父权的基石。 为了让每一个父亲成为合格的父亲,鲁迅在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6中严格区分/孩子0与/人0的不同,把父亲区分为/人之父0与/孩子之父0,只有成为/人之父0,才能对孩子/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0使子女有自立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呼吁父亲为子女牺牲,为子辈创造光明的未来。/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0[1] 鲁迅提出理解儿童。 鲁迅认为,儿童与成人平等,但儿童又不等同成 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 gzhou Universi ty (Social Science Edi tion) Vol.4No.5May 2005
周作人与鲁迅的恩怨始末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年轻时代的周作人。晚年的周作人与长孙在一起。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
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
鲁迅与周作人因何失和 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7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由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们的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健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弟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他的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说我是周作人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行。周树人问他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名气更大一些。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感情太好了，上天嫉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象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每天的生活是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试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 1923年至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
姓名：曹佳培 班级：06级中文3班 学号：10220062200104 从《喝茶》看鲁迅晚期与周作人早期散文首先，必须要承认，虽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被尊为散文大家，但是要从他们的文章中分离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鲁迅自不必说，他自己都很难说清“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周作人的“美文”其实也很麻烦，他在不同时期对于“美文”的定义和实践出入都比较大。 幸好，兄弟二人终于还是有一些纯正的散文作品的，其中，就包括两人的同题文章《喝茶》。周作人的《喝茶》创作年代较早，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的《语丝》上，后收入《雨天的书》；鲁迅的《喝茶》原载于1933年10月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从创作年代不难看出，一则鲁迅的后期创作，一则周启明的早期文字，然而其实都是二人那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周作人的《喝茶》，是就喝茶谈“喝茶”，从徐志摩的讲“吃茶”起笔，进而推及日本“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茶道，此后即切入“喝茶”之本题，叙了一些地方喝茶的习惯。乍看都像是作者从生活中信手拈来的“鸡毛”、“蒜皮”，实则反应了作者平和淡雅、闲适舒畅的生活情趣，七十年来味醇耐读，经久不衰。《喝茶》一文的语言也代表了作者一贯的语言及艺术特色： 一、平淡自然，舒徐流畅。文中抒发了作者由“喝茶”引起的种种联想与感受，用富有生活情趣和知识魅力的铺叙，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取代了“平板呆滞”的空洞议论，流露出作者那种闲适、自由的心境和退隐、超脱的情感。 二、知识广博、文情并茂。作者前期的散文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情趣。《喝茶》一文中，作者凭借博大精深的艺术功力，紧扣“茶”字，纵横捭阖，古今中外，汇聚笔端。无怪乎有人说，读“知堂小品犹如坐上特别快车，东南西北，一览无余”。 三、结构精巧、玲珑剔透。周作人说：“对于小品散文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
周作人至死相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贬称许广平为“妾” 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这里不拟全面论述《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丰富内容，只谈谈其中有关鲁迅的话题。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
周作人的不辨而辨 文/毛天哲 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但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这句话虽然并非是针对周作人而说，但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为他的二弟周作人的凄楚一生所度身订做的预言。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他比鲁迅多活了三十年，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在北京辞世。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
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与鲁迅二十年代初期反目，从此“动若如参商”，再也没有见面。反目的原因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看鲁迅的旧诗，有几篇《怀诸弟》真情毕现，是他那些投枪匕首风格以外少见的婉约之作。周作人对兄弟反目，“至死不悔”。鲁迅生前，他数缄其口。直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才隐约有点伤逝之情。 三十年代在北京，以周作人为中心，有一帮京派文人，形成了与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海派文人相对垒的局面。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是两颗最璀璨的明星。他们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 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卓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引博征、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 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他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的书。反目后，鲁迅在公开场合指责过周不多，只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说过他“昏”。这个评价真是一语中的。 周作人却常攻汗鲁迅。刘半农去世后他那篇怀念文章中打油诗“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皮里阳秋，直指鲁迅。《老人的胡闹》那样的尖酸刻薄也是对鲁迅而发。可笑的是，解放后为了稻粱谋，他写了大量回忆和阐释鲁迅的作品的文章。让人既觉得鄙夷也心酸。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 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后改为豫才）， 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 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现代文学家、思 想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 支持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毛泽东曾评价他：“鲁 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 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的的主要成就包括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思 想和社会评论、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 诗、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等。他对于五四 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的影 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一、鲁迅家人 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 1、祖父：周介孚（后改名周福清） 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县、内阁中书。 周介孚没有什么著作。他写过几十首诗，装订成集，称为《桐华阁诗钞》，鲁迅曾将它抄录一过，没有刊刻。 周介孚还写了大半生的日记。大概从他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写到他临终前一天。用红条十行纸写。字迹端庄，每年一本，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这部日记，反映了晚清一个相当规范的士大夫的带点传奇色彩的坎坷的一生；并通过他，还反映了当时的京都官场和地方社会的各种动态。1919年底，鲁迅回乡接家眷去北京时，把这些日记全烧掉了。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大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又说：“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它们就足足烧了两天。值得一提的是，周介孚的两个孙子——鲁迅和周作人，都从青年时代起，用红条十行纸或蓝条直行纸记日记，每年一本，线装成集，鲁迅在逝世前一天还在记，周作人记到红卫兵只准他在灶间地上睡觉时止，离开逝世也不远了。 1893年（光绪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回来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百草园、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成为后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病故》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寄住在大舅鲁怡堂处。年底因房东要收回住宅，大舅迁到小皋埠当台门，鲁迅等又随之迁往那里。这段寄居生活约有半年时间，少年鲁迅尝到了"食客"、"寄人篱下"的滋味，体味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2、父亲：周伯宜
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谈到周建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就是他的两个哥哥，鲁迅和周作人。 这二人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他们几乎左右着他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鲁迅，这种影响伴随了周建人的一生。直到现在，介绍周建人，必须要加上，他是谁的弟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鲁迅好比是太阳，周作人则是月亮，周建人就是星星了。我一直觉得，周建人并不愿意生活在太阳和月亮的光芒之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照亮，而不是自己发光。他的生活空间被两位哥哥占据着，留给他的地方太小了，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徒劳无益。对于这种种的宣传和送上门的优惠，他无力阻拦，也无法挣脱，只能消受。我想，这种内心的苦楚，应该是有的。何况，他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意识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周氏三兄弟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常与同时代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相提并论，他们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但就文化意义讲，宋氏三姐妹则远远无法与周氏三兄弟相颉颃。
三兄弟各有所长，也各有命运。鲁迅与周作人都博有文名，是文化界的棋手和栋梁，周建人则一直在两位哥哥的盛名之下，夹缝之中，名位略显尴尬。世人对三人的评价也各有千秋。鲁迅身披民族魂，被推上圣坛，被万人景仰；而周作人则因为附逆，身败名裂，遭千夫所指；周建人一生谨慎，先抑后扬，看似无功无咎，终得颐享天年。同为兄弟，身世相同，命途迥异。百年之后，回头再看，套用稼轩词：了却尘世平生事，赢得生死不同名，可怜同胞生。 周氏兄弟同出一门，后兄弟阋墙，家庭分分合合，外人很难厘清，道是治丝益棼，越搞越乱。而且，搞清楚又能怎样？与其再花力气判断他们的家务事，还不如看看他们兄弟之间有哪些相同之处，还有哪些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供今人效法学习。 按照当今成功学的推论，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往往会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包括：遗传、家庭、环境、教育、机遇、个人努力等等，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似乎缺一不可。 拿这套理论来分析周氏三兄弟，也大致能对上号。不过一个人的一生远不是几个符号或者是几个概念能够解释的。假如抛开鲁迅的地位，还原他的作家身份；不提周作人那段历史，
鲁迅与周作人的散文 作者：郁达夫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下旬刊》 2014年第12期 郁达夫 鲁迅、周作人在五十几年前，同生在浙江绍兴的一家破落的旧家，同是在穷苦里受了他们 的私塾启蒙的教育。二十岁以前，同到南京去进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来同到日本去留学。到 这里为止，两人的经历完全是相同的，而他们的文章倾向，却又何等的不同!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 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详细见《两地书》中批评景宋女士《驳 覆校中当局》一文的语中——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 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 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 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 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 然和蔼，出诸反语。从前在《语丝》上登的有一篇周作人的《碰伤》，记得当时还有一位青年 把它正看了，写了信去非难过。 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都是一样，故而在思想的大体 上根本上，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不过后来的趋向，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分作了两歧。 鲁迅在日本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在日本由海军而改习了外国语。他们的笃信科学，赞成进 化论，热爱人类，有志改革社会，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是一 味急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 的理想(见《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数篇)。 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遭了“三一八”的打击以后，他知道空喊革命，多付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地，但也不 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便是给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 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作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益的玩 意儿。这一种态度，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可是“陶潜诗喜说荆轲”，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气概，还可以在他的作反语用 的平淡中想见得到。 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 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因 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伤弓之鸟惊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 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 得出来。我在前面说周作人比他冷静，这话由不十分深知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看来，或者要起疑问。但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只是勉强压住，不使透露出来而已；而周作人的理 智的固守，对事物社会见解的明确，却是谁也知道的事情。
鲁迅的与 小编液压机编辑https://www.doczj.com/doc/947885299.html,/谢谢 ——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 （四）民族的危机感和生命主义进一步分析的话，还可以看到，中泽和有岛都不具备的鲁迅的生命观的特色，还在于鲁迅的生命观旨在唤醒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有关生命的深刻的民族忏悔和危机感。这一特色，可以说，跟上文引用的北村透谷《内部生命论》中以宗教是否提倡生命来区别东西方文明的观点是相通的，这是刚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亚洲知识青年们共同的民族的自我反省。早从留学时期起，鲁迅就认识到了“中国人缺乏该有的根本的生命力”这一危机（丸山升语）⑦。进一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的，就是众所周知的登载于《京报副刊》的有关青年必读书的问卷回答。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理由是：“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里说的“僵尸”，是一种在香港电影里可以看到的可怕的妖怪（从坟墓里活过来的尸体），伸直双臂，直着腿，一蹦一跳地走路。据说，那是因为尸体的关节硬直了。这么说，“僵尸的乐观”和“活人的颓废”两者之对比，在感觉上也甚为现实。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谓流淌于近代中国文学的作品中的审美意识为一种“悲凉感”。正如他们所说的，其由来之一是“因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而触发的人生的根本性苦痛”。不能否认，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有着尼采的影响，但在鲁迅身上，进化论和生命主义乃是引出深沉的民族的焦躁和耻辱的契机。这是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的最大特征。 （五）不允许“生命”存在的支配构造在鲁迅而言，“奴隶”一词可谓“僵尸”的同义语。这是鲁迅批判旧社会的关键词（这一奴隶性批判，战后经竹内好的介绍，我们照搬来批判近代日本）。不过，鲁迅的论争态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参看后文所引汪晖语），往往不是就对手的表面上的论理，而是注目于对手其人物，思想、学派之“跟权势的关系”、“对权势的态度”以及“特定的支配关系中的位置”。在鲁迅对“奴隶性”的批判方面也不例外。 早在留学时期，鲁迅跟友人许寿裳一起看到了“中国人的病根”是“缺乏爱和诚”，认为其原因是因为在现实中长期处于异民族的“奴隶”地位。在《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1919年11月）中，他认为，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多比暴君暴虐。在《论照相之类》（1925年1月）一文中，引用了Th。Lipps的《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的话，“临下者事上必谄”。在《谚语》（1933年7月）一文中，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隶”。这些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其中最尖锐地揭示了产生这一“奴隶”的现实的“支配关系”的是《灯下漫笔》（1925年5月）。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这正是对儒教（缺乏超越者跟个人的对应关系的共同体伦理）世界的现实的支配关系最为一针见血的揭露。而且，在这里，马上使人注意到的是，在这一“完美的图式”里，奴隶＝奴隶主的连环圈至“台”之妻子即女性就断了。所以，木山英雄曾指出，小说《祝福》（1924
论《鲁迅全集》中的周作人文章 【内容提要】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所作。但学界不应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新青年》 一 近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①，发现此书第三卷已经明确将原来收入鲁迅杂文集《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以及四十二、四十三这四篇均宣布为周作人所作，仅是以“附录”形式收入这一鲁迅著译全集了。 此前，因为周作人说过《热风》中收有原本是他所作的文字，②文学研究界曾经通过种种细节线索来确认究竟除了《随感录三十八》之外还有哪几篇是周作人所作，如余斌先生的《妄测》和张菊香先生的《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③尽管尚有争议，但经过不断的辨析，大致也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比如，《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一书就直接将《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这三篇视为周作人作品，④《周作人散文全集》⑤则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一样指认了四篇。不过，印象中似乎一向主要是以研究周作人为主者才更愿意指认《热风》中有周作人作品，这次《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做法，可以说是
鲁迅研究界的认可表示了。 二 据《鲁迅全集》⑥，《热风》中共有二十七篇原刊《新青年》杂志“随感录”专栏的文章，其中大多署名“唐俟”，署名“鲁迅”的只有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三这五篇，而被指认为属于周作人者恰好全部在此(五篇中唯一的例外是《随感录五十三》)，至于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所说用“唐俟”署名者则从来未被指认。 关于认定这几篇文章属于周作人的理由，研究者自然都已经给出了种种解释说明，但有些指认的理由，似乎也还值得商榷，其中尤其是根据文章思想观念、文字风格以及关键言辞等来判断文章的归属，实则相当难以确证。比如《随感录三十八》中引述了法国G. Le Bon的“我们一举一动……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一段话，而这一意思周作人后来曾经在很多文章中引用或者表达过，于是此文出于周作人就比较可信了。然而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1925年12月8日作)中也再一次言及Le Bon“死人之力比生人大”的观点，何以见得鲁迅就不熟悉其人其文呢？何况本文中对“个人的自大”、“独异”以及“对庸众宣战”之意的张扬，均可从鲁迅早年的文章中找到对应，若非周作人自己在致曹聚仁信中明确指认了此文，说它就是周作人所作似乎理由还很不充分。又如《随感录四十二》中引述了英国乔治葛来关于利用神话骗取土著人同意修筑铁路的记载来批评中国人的“自大与好古”，而周作人一向对文化人类学颇有研究，然而，鲁迅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的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再次述及这一故事批评中国人的同一根性，可见印象深刻，其实也未必只有当年的周作人才关注、熟悉文化人类学问题，尽管鲁迅曾一再声明自己不懂英文，⑦因而自然不太可能
文化长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二兄弟联袂走上文坛，其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鲁迅和周作人，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然而这两位亲密无间 的兄弟最后却反目成仇，走向决裂，令人叹惋。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缘由，值得探究。 在周氏三兄弟中，大哥鲁迅在青年时代应当说对周作人情谊最深的。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只有四岁，自幼一同玩耍嬉戏，在同一所私塾中上学，共同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一同到乡间避难，之后又先后到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书信不断，互相作诗唱和，赠书寄文，他们一同翻译，一同出书，鲁迅甚至把自己整理出来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周作人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生官费根本不够用，鲁迅决定回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给弟弟生活。周作人学成回国后，在鲁迅的举荐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遂延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的编纂。这期间两人真是手足情深，相依为命。 １９１９年２月，鲁迅卖掉绍兴祖居老宅，举家迁往北平。１９１９年７月２日，周作人在鲁迅支持下，赴 日本接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和四个子女。他走后，鲁迅即四处物色房产。鲁迅兄弟俩以省吃俭用储蓄的钱，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 １０００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 湾一套大四合院。这是一套三进的四合院，也就是一个大四合院里，不算厢房有三排正房，共有２０多 间房子。房价３５００银元，中介费 １７３银元，税款１８０银元，自来水管费１１５银元，这个新居花费总计４０００银元左右。这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元，兄弟俩月收入共６００多银元，房价相当于他们７个月的薪金总和。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的房子，连蔡元培先生都说豪华。 周作人走后，搬家的一切繁琐事务，都落在鲁迅的肩头。鲁迅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９个月。８月１０日，周作人一家六口到京。１１月２１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进了八道湾１１号。同年１２月２９日，赶在新年之前，鲁迅又从绍兴老家接来母亲、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三兄弟团聚，共同伺奉老母亲，其乐融融。 位于八道湾１１号的新宅，是一个大的四合院。院内树林扶疏，共有前、中、后三个小院。鲁迅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 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鲁迅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 搬进八道湾之后，鲁迅决心以自己和弟弟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享清福了。鲁迅夫人朱安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旧式女人，不会理家，管家的担子就由羽太信子来负责。鲁迅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之外，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但是羽太信子却绝非传统的精打细算的中国女人，在生活上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生了两个子女，雇用的男女仆人却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 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始末 □ 宋凤英 档案? 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