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53年的数百年来，闯关东的热潮不断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绵延不已。源自流民自身渴望生存的意志和希望，无疑是移民潮最顽强的生命力，但政府的政策导向，又往往将移民潮真正推向高峰。
1938年8月15日，黄河花园口决堤后逃难的百姓。
招民垦荒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百万满人有90多万“从龙入关”，此时的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而中原地区由于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土地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气候寒冷的东北对关内农户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要守卫这块“龙兴之地”，就必须驻军，而驻军就需要有军粮。无奈之下，1653年，顺治皇帝开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关内人去东北。那时候，对于移民东北的农户，政府不但每人每月补助一斗粮食，还规定，每开垦出来一晌土地，另奖励六升粮食，如果能够号召他人随行，还授予官职，招到“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若是到了一百名，“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如此优渥的政策激励，使“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短短十五年后，仅奉天、锦州两府人丁就增加到1万6千余，较顺治朝增加3倍多。
可惜，这段“官情民愿”的关东移民蜜月期很快戛然而止。经过十余年的垦殖，辽东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关外生产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当地驻军的需要。为防止关外民人过多侵害满人利益，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作废，禁止汉人移民关外。
自此，移民关外已属非法，“燕鲁穷氓”再去关东，就只能“闯”了。
封禁
自华北各地出发，经山海关，进入东北腹地，原本是一条通畅的“移民之路”，但现在却变成了充满血性和悲壮的求生之旅。严苛的封禁政策，成为横亘在“闯关东”者面前的一道无形却真正强大的“关隘”。
早期出关民人在东北各地很受欢迎。各地驻防八旗士兵，绝大多数把土地租给民人。在出关汉民的努力耕耘下，关外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特别是盛京地区，因为距关内近，气候条件好，耕地超过了一千万亩，成为关外粮仓。
反观中原地区，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益发突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关外流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商旅或书信传回关内，使更多的贫苦百姓对东北地区充满了向往。
1715年，山东登州府门楼村周德新、周德纯兄弟正是在此背景下，踏上漫漫的关东之旅。他们是幸运的，虽然没能赶上清初招民开垦的好年景，但是他们到达的旅顺夏家村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开垦，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朝廷对闯关东的移民还处于不鼓励也不驱逐的放任自流状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耕作，繁衍生息，周家不但在夏家村立足，而且日益壮大。
东北辽阔的土地渐渐得到垦拓，关内流民也通过各种途径“闯”到关外。在此形势之下，1740年，乾隆帝发布了全面封禁令，不仅严禁关内民人移民关外，还要求已经移民关外的民人要么就地入籍，要么返回关内。从此，山海关只允许商人往来贸易，凡出入山海关者必须持有原籍或贸易地给发的印票，验票放行。
山海关关防紧闭，迫于官府的封禁和辽东日趋密集的人口，流民由陆路出关绕行其他长城关口，开始经锦州、广宁、开原，冲破奉天省的边界，流入吉林省，形成流民北上的大趋势。
另有大量流民不得不改走海路。相当一部分人从现在的旅顺、金州及大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而这也成了后来通过海路闯关东者的偷渡“金三角”地区。
乾隆帝全面封禁的结果就是闯关东的目的地由辽宁逐步扩展到吉林。除部分在“金三角”地区定居外，绝大多数因为官府的查禁在偷渡地短暂停留，而后直接北上吉林。
流民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早期到达大连、旅顺等地定居的村民，也开始继续往北迁移。1776年，周家兄弟的孙辈后人周成文，带着自己的妻子曲氏，离开周家兄弟已经定居了61年的夏家村，迁移到北边的另一个村子，繁衍生息，最后周姓竟成了这里的主要姓氏，这个村子干脆就叫周家崴子了。
流者自流
在乾隆全面封禁52年后，有过一段延续达11年的“弛禁”。
1792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汇集山海关，直隶总督庆成奏请由山海关副都统德福“分别查验”，逐一放行。面对蜂拥而来的灾民，德福担心严厉查禁会激起民变，于是奏请朝廷，准许“无业平民出关觅食”，只需“询其籍贯，注记册档放行”。乾隆皇帝批准了德福的奏请，火速传谕，通令山海关对灾民一律放行。并斥责墨守成规的总督庆成“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
随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五年（1800年）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决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的弛禁令延续11年之久。
嘉庆执政的第八年（1803年），中原灾情稍有缓解，嘉庆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为了防止汉人借经商务工之便滞留不归，嘉庆帝严格要求各处关防对“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
然而，强大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华北农民闯关东持久而旺盛的推动力。从1661年至1753年的92年间，山东人均耕地面积从10亩多下降至7亩，1766年至1887年，人均占有耕地始终在两三亩水平上徘徊。人多地少，丰收之年尚难解决温饱，遑论灾荒之年。
因此，虽然嘉庆时期对民人出关垦荒的禁令，一次比一次强硬，所采取的措施，也一次比一次严密，但事实上，终嘉庆一朝，闯关东依然是禁者自禁，流者自流。据统计，吉林一地，到嘉庆十六年（1811）民人33 025户、307 781口，较乾隆朝增加1．5倍。而黑龙江一地，嘉庆十三年（1808）有民人26 207户、136 228口，是乾隆朝的3.7倍。嘉庆帝严苛的封禁，不但未能阻止闯关东的大潮，反倒使更为偏远的黑龙江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
大趋势
嘉庆禁令在其儿子道光帝时被冲开决口，咸丰年间掀起大规模移民高潮。
那时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天灾人祸、内忧外患。1833年记载的一次山东地区黄河洪灾描述“黄流东趋，一片汪洋，灾民荡析离据”，利津有些村庄“死伤居民甚重，有一家全毙者，有淹死仅存数口者，有房屋倒塌压死者，惨苦情况不堪言状……已救出数千口，唯无安身之处，大半露宿荒郊”。
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一时间，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灾民遍野。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难民们纷纷逃亡关东。祸不单行，北方的俄罗斯不断入侵，不仅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而且大肆渗透到东北三省，企图通过事实上的殖民，进一步割占这片土地。
内忧外患，开禁已成必然之势。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数次上奏，要求“解禁”。清政府顺势宣布“移民实边”，广招汉民，出关开垦。
据《黑龙江省志》载，1861年，呼兰、巴彦等地相继被开垦。呼兰由民人杨继明押预保，朝廷放荒200万垧（东北地区多数地方1垧合15亩）。1868年，王常厅所属的皮信沟和淳水泉存底，村民佃户一次认领荒地25万垧。
1878年，清政府解除汉族妇女移居关外之禁，关内汉民更是携家带眷涌进东北。更多的流民不仅来经商务工，而且定居下来。
“移民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闯关东潮迎来一个高峰。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军阀混战时期。中原地区更是惨遭荼毒的主战场，加上数次大灾，百姓大批流离失所，再次把求生的目光集体投向东北。
东三省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掌握。而此时，处心积虑的日本也一直酝酿向东北实施移民计划。他们的算盘是：通过大量的移民，使大和民族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从而从根本上同化满洲，实现统治。
1925年，张作霖在天津。
尽管张作霖的统治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但他却不希望受到日本控制。为了对抗日本的移民计划，他采纳了王永江的建议，有组织、有目的地从山东、河北甚
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这个数量，远远超过那些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国外移民。
张作霖自觉从关内移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统治东北时期，大力发展工矿商业等，使东北的经济状况大大优于关内平均水平，确实从客观上为关内流民来东北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但这样的情势并没有延续多久。很快，“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变之后，日本执行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关内民众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已经移民的商民，也相继扶老携幼转回故乡，“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出现移民回流潮。
抢夺劳工
也正是由于日本人的殖民政策，这个时期的关东移民潮呈现出又一个变化。事变之前，移民流向北满者多，且多为务农；事变之后，移民流向转变，多分布在南满的城市和工业区，劳务移民增加，超过一半的人在矿山和工厂中当苦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伪满政府鉴于东北劳动力不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进行以及向北边开拓，急需大量劳力，重启移民之门，但那时关内民众已经不是自发自愿闯关东。伪满政府实行了可耻的强掠劳工措施。
据统计，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间，日本从华北诱骗、贩卖和抓捕的劳工总数约达到704.7万人，随行家属223.7万人，其中96%以上被运往东北。
山东仍然是日本“抢掠劳工”的重灾区。
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第二个高峰期之所以出现在1939年到1943年，“除了战乱、旱灾”，日本“到山东招骗劳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灾难加剧了恶性循环。1940年左右，山东惠民县流民闯关东者多为招骗劳工。临朐县的人口更从1939年的38万骤减到1942年的20万7千人。
为诱骗劳工，招工者描绘了一幅幅美景。后来被招去铁矿矿工的刘宪明兄弟，1940年时正流落青岛街头，父亲和两个妹妹先后死去，兄弟俩走投无路。招工人对他们说“活不累”，“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洋楼，一天挣2元，愿意长干长干，不愿意发了财六个月就可回家”。兄弟俩以为找到了出路，报了名，“头几天确实好，吃的是细粮”，到了大连就吃的是窝窝头，“从大连坐的火车是闷罐，人和行李分车装，车上了锁”。
在河北人李向荣的记忆里，招工的经历更为凄惨。1935年，他被骗到吉林修路，劳工们“必须像牛一样低头干，稍一抬头，就乱棍抽打”，吃的是“发霉的棒子面窝头”，住在“临时搭的窝棚里”，至于工钱“始终谁也没摸到”。更有人丢掉性命，日本人拿一根大鞭子，看谁不顺眼就上去狠狠地抽一顿，有的工人就被活活打死。
1936年，日本政府把向中国东北移民确定为国策，计划时间排到1956年，这一国策的核心内容被确定为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即500万人。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20年后，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1000万人，占东北总人口1/5以上，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便可在伪满洲国建立起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的秩序”。
这些移民来的日本人，基本上不开垦荒地，而是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然后把一部分中国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山僻壤开荒。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他们和伊汉通乡等地的农民迁走。正值寒冷的初春，在此居住的2000多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山区，无处居住，约一半的村民冻死。
一直到战争结束，闯关东的移民们这样悲惨境遇才得以改善。
1938年6月，河南农村逃难的农民。
北大荒
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
和闯关东几乎同样充满沧桑感的词，还有下南洋、走西口，几百年来，这几个沉甸甸的词，记录着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百姓四面突围、谋求生路的历史。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种是迫于生计的流亡，一种是政府政策性的移民。自1653年的数百年来，主动招抚也好，被动流亡也罢，这股闯关东的热潮不断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一直绵延，其源自流民自身渴望生存的意志和希望，无
疑才是移民潮最顽强的生命力，但政府的政策导向，又往往将移民潮真正推向高峰。
时光流转。在战乱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方面，人口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另一方面，灾荒频仍，中原地区的土地再次不堪重负。一次新的、也是距今最近的关东移民高潮，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掀开。
这就是开发北大荒。
人际罕至、冰雪覆盖的北大荒下，埋藏着肥沃的黑土。政府号召关内的人们主动到关外进行“垦荒建设”。据资料记载，1956年，仅山东省就组织了10余万青年开赴黑龙江。
2007年10月29日，《北大荒颂》在哈尔滨亮相。
这年的黑龙江林甸县，突然被从山东济南历城地区响应开荒号召而来此开荒的山东人填充得满满当当。当年4月至5月，该县“接收山东省13836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来本县垦荒，分别安排在5个区55个新村。”依据当时的军队编制，这些新村被统称为某团某连。
两年后，山东省肥城汶阳公社的汪锡禹一家五口人也成了响应“号召”的典型，坐上火车，踏上了移民关外之路。一辆密不透风的闷罐车把他们带到了黑龙江的安康，不久，汪锡禹一家又坐上了一辆马车，也来到林甸县的新村。此时，这里已充斥着熟悉的山东乡音，汪锡禹一家迅速地适应并安顿下来。
这样的“闯关东”，已经少了些悲苦况味，多了些激情梦想，甚至还夹杂着荣誉。
1978年，北大荒移民垦荒运动结束，东北大地已经不再是闯关东之初的蛮荒之地，而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持续三百多年的大规模关东移民浪潮也暂时画上句号。
关东路
不管有没有封禁令，关东之路一直难走。
几百年来，多少闯关东的人一辆推车，或一根扁担、两个箩筐，前挑幼子、后挑家当。一肩挑起全家的希望，一步一步跋山涉水向东北。
大连一直是海路“闯关东”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从关内渡海到大连的人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海南丢。从海上到大连，不知多少人葬身海底，像周家兄弟能安然抵岸者，十之一二。
今年76岁的刘文忠，老家在山东省蓬莱市小濠岛村。1893年秋天，由于蝗虫灾害，庄稼颗粒无收，刘文忠祖辈们一家的生活终于再也无法支撑。刘文忠的爷爷决定要带着全家老小出来逃荒。一家8口人划着小舢板出海。
船行不久，海上骤起大风，小舢板整整在海上漂了两天。快要漂到旅顺的岸边时，又袭来了一阵巨浪，一家8口人中的6个人在一刹那间就都被海浪卷走了，只剩下刘文忠父亲和姑姑被海浪卷到岸边，活了下来。在当地好心人的照料和收留下，才得以幸存。
李统信一家要幸运一些。20世纪始，从山东到大连、营口、旅顺逐渐开放定期轮船。李统信一家在1939年去大连时，坐的就不再是周家兄弟和刘文忠当年那种小舢板，而是一艘叫“大连丸”的日本轮船。由于没钱，李家人只能挤在最低层的下等舱。船舱里弥漫着晕船者的呕吐物和大小便混杂的臭味儿，仿佛公共厕所，这味道让李统信终身难忘。
从海上抵达大连的山东人，少部分人留了下来，更多的人仍无以为生，只好继续向北。自19世纪末开始至民国，东北兴建起数十条铁路。遍布东三省的铁路亦成为关内民众闯关东的交通首选。据统计，整个民国时期，东北共建成20余条铁路。铁路沿线日益成为流民最钟爱的落脚处，并促使关东移民沿铁路线往纵深发展。民国时期，300多万移居黑龙江的关内流民，在铁路沿线和松花江沿岸，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居民村屯，开垦400余万垧地，增设30个治，初步形成以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松花江流域和牡丹江域的主要产粮区。
只有少部分走陆路的人从山海关直接坐火车到东北，七成以上闯关东的人，为了省钱，都是先走海路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北上。
大连往北的铁路已四通八达，这给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省了很多脚力，但他们往往得按照盘缠的多寡，决定火车那头的目的地。据1930年日本人做的一份调查，多数闯关东者所带路资不足15日元。他们兜里可怜的一点盘缠，多半是借高利贷而来，要不就是卖房卖地，或者亲友救济。以同时期花费计算，若先走
较便宜的海路，如从青岛坐最廉价的三等舱到大连，耗资约3.4日元，上岸后若转乘火车，从大连到奉天的车票是6.16日元，到吉林13.2日元。一般来说，等他们买完火车票，这些流民的兜也就空了。
为吸引客流，“满铁”挖空心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08年开始“苦力皆靠货车运送”。“满铁”将北满的农产品运至大连，回程的空货车即用来运送关内移民，获利巨大。
很多人连这样的货车也坐不起。1928年6月，日本人小泽茂一在大连遇到一名李姓寡妇，她们一家7口所携旅费在山东即被败兵所劫，一路步行讨饭到青岛，幸得邻居伸援手买船票到大连，寄住在一小店。他们向店家借9元派人去旅顺找在矿坑工作的长子，因延时未到，店主竟要求他们卖掉8岁的女儿还钱。
求生的欲望，就是这样紧紧吸引着成千上万中原百姓前仆后继的脚步。他们像扑火的飞蛾，明知前途凶险，仍然忍悲含泪，一路向北、向北，甚至直抵最北端的黑河，直到找到活路。
多年以后，著名编剧、祖籍山东的大连人高满堂感叹：“坐飞机从大连到黑河，只不过是两三个小时，但一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却跋涉了一年、两年甚至许多年，才到达了这片黑土地。在飞机上俯瞰关东大地，多少亡灵长眠在这里……”
图／郝伯义
寻根
在长达三百多年的闯关东移民潮中，一波一波的移民不断地涌向东北。但是，他们很少只身闯关东，往往以家庭或村组的亲友为单位集体行动；他们也很少去完全陌生的地方，往往去投靠先期已在某地落脚的亲友。新移民变成老移民，而老移民又为再来的新移民指引方向，提供方便。新旧移民之间甚少冲突，更多的是相互帮扶、融合。当时东北各地都有类似同乡会的“锅伙”组织，是当时闯关东的老乡合伙做饭的地方。有穷苦的家乡人来了，“锅伙”总仗义地给个吃饭的地方，还帮着找工作。若有人发迹了，也不忘给“锅伙”凑点儿份子。
这些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对乡土和宗族有着深切的认同感，那是他们的根。
根，是埋藏在移民血液里的基因密码。哪怕他们已在东北生活数十年，繁衍数十代，哪怕那些移民后代根本就在东北土生土长，他们仍然记得，根在关内。一份族谱，一个地名，一首辈分排序诗，就是他们寻根的钥匙。
祖籍山东济宁、现居北京的许兰武，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大爷爷早年闯关东，死前留下遗愿，要落叶归根，葬到家乡的土里。孝顺的伯父于是将大爷爷的遗体，从漠河一直背回了老家。”对周家兄弟的第12代嫡孙周纯官而言，时间将在1989年的那个瞬间永驻。那年，他费尽周折地从山东族人的手中找到一本族谱。发黄的册子上面，一行字迹让他激动万分：“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纯、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顺双岛夏家村。” H
江苏省兴化中学2009级高二语文校本阅读材料“厚积薄发” 主编：高二语文备课组赵永根 近代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闯关东 清代流民“闯关东”现象解读 一、“闯关东”的由来 关东是指以今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故名。清前期设禁，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但自近代1860年（咸丰十年）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闯关东”一语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积习成俗使然。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关内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必“闯”，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因为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导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但关东又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即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1653年（顺治十年）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废止。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闭关（山海关）”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十年后（1750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以期禁阻。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这些流民都是在“闭关”条件下犯禁闯关、私自进入关东的，所谓“闯关东”之说，即由此而来。 1860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流民入关东谋生，不再视为非法，只因“闯关东”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二、关内之民为什么要去“闯关东”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又以山东人为最。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规模之大，举世震惊。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仍居高不下。从1912—1949年，流入关东的人口共约1984
期末作业论文 题目：人类迁移史上的“长征”——闯关东历史文化漫谈 姓名：杨俊峰 学号：114040035 班级：11历史A班 人类迁移史上的“长征”——闯关东历史文化漫谈
摘要：有清一代，山东人由于人地矛盾的激化、土地兼并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他们背井离乡而去“闯关东”。虽历经艰险，但塑造了可歌可泣的闯关东精神和促进了民族经济融合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近代中国移民开发的一次壮举。并且它也孕育了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对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闯关东生存贡献核心价值 一、“闯关东”概述 关，指山海关。山海关城门，一关之隔，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所说的关东，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闯关东”的人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但和洪洞大槐树移民最大的区别，在于洪洞移民是官方行为，闯关东是民间自发。闯关东，一个“闯”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如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伍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但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是起源于顺治八年（1651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经历了299年的历史，其中以山东人居多。它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顺治十一年(1654 年)六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从顺治十一年六月起，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二者并行。从嘉庆（1796—1820 年）年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封禁至此结束。五年后的1912 年2 月12日，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的统治至此寿终正寝。中国历史进入中华民国时代，“闯关东”进入高峰期。自此以后，“闯关东”形成为一个空前的移民创举。自17世纪中叶开始，三个世纪来，有成千上万的关内流民勇敢地闯入了关东大地。《闯关东——2500 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一书作者刘德增认为有2500 万人。到底有多少人闯入关东，有1000万、2000万、2500万、3000万之说，这些尚待学者去论证。已有确切考证的是，从1912 年至1930 年间，“民国时期，大约有400万移民出关谋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到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为了掠夺东北资源以充实战备，用日军专门设立的掠夺华北劳工的专门机构——满洲劳工协会，在1939 年到1941年的三年中，从山东、河北等地抓捕到东北的劳工达400万人之多。仅1941年一年移民（主要是劳工）总数就达104.4万人。因此，有言曰，“闯关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二、“闯关东”的原因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人口迁移，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①人地关系失调 华北地区生齿日增，地狭人稠，就全国人口而言，鸦片战争之后增
闯关东与东北人性格的形成 曹保明 历史经过了千百个春夏秋冬，许多事情已经被人淡忘了。认真地想来，一个历史事件就影响到一个地域人的性格这未免有点夸大，但仔细一思考，这种联系又不无道理。闯关东作为中国历史上４次人口大迁移非常重要的一次，其实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清顺治（1644年）年间，逐渐强大起来的东北满族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建立大清，从而把东北作为它的发祥地保护起来，这样中国出了“关里”和“关外”这样的概念。为了进一步保护自己的龙兴之地，清政府又加修了柳条边，严格划分“龙兴之地”的界限，防止中原人越“边”跨“关”进入东北。但是，大约经过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由于战争紧迫，加之中原连年天灾不断，迫使一些破产农人不顾清政府的条文戒律，纷纷出关过边北上东进地闯入东北从前的“禁地”，而清政府这时也无心或疏于对边关的把守和管理，终于使“封禁”政策变成一纸废文，于是从那时开始数以千万计的中原人来到东北谋生，历史上这被称为“闯关东”。 事实上，在道光和咸丰年之前，早已有中原的流民不顾朝廷的清规戒律纷纷闯进“关东”，相比后来大股，他们是小股，已经同东北一带的土著和先民融合在一起。他们对东北人的性格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天，东北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人帮人，亲上亲。这是东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的一个总结，而这恰恰是闯关东人留下的性格形态的基础。谋生路上的“帮”来自于求生的一种本能，你帮了我，我就会忘不掉你，一种最初的人性关系便产生了。这是一种地域关系，甚至产生了蔑视血缘的历程。血缘是氏族部落和家庭延续关系的基础条件，但是闯关东者投奔的却往往是“邻居”、“朋友”或“乡亲”。由于双方处于同一境地中，这使得荒寒的北方在需要“人”的时候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他们，而他们——闯关东者也把落脚的希望实现了，这是一种互为的希望和企盼。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中的“义”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使得后来者对先期到达东北并开荒占草又接纳了他们的人表示出无比的感恩之心，于是有了“回报”的愿望。这样，一种奇特的理论出现了——有血缘关系的人反而不如“同乡”、“同行”、“老乡”信得过，这种实践观念促使中原人越来越习惯于遵守接触同乡和朋友的观念，“友情”有时候高过了“亲情”，也为东北人性格的最终成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是东北独特的文化遗产，别土无有，别土不生。歌颂同乡、同行在危难中接纳对方，彻底展示出迁移者广泛探索东北的生存渴望和生存心理。在北方，在那大荒片子之中，在夏季墨绿的老林子里，在冬季呼啸吼叫的老北风中，人的异地求生的艰辛被充分地放大开来，人不能不去渴望一种真诚的接纳，而这种情感又与东北本土人的一种心理相合，于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性格产生了。 中原闯关东人对“恩人”的回报，往往是“看行动”，我们今天叫“捞干的”。于是语言成了多余。这个信条在东北人的性格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东北，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对朋友，不是亲哥俩而是邻居。一个在山里打猎，一个在屯里种地。二人平时一见面就是在一起默默地饮酒从来没有过多的言语。一次，屯里种地的得了重病可能要死，山里的送来一口棺材，外型很粗糙。儿女们觉得棺材样子不好看，就弃在草垛边了。后来爹好了，没死，棺材就被压在草垛下了。半年后的一天，山上打猎的回村，二人又是坐下默默地喝酒。提起种地的得病没死，打猎的才说，那棺材是他用长在悬崖上的“风交木”做的，那树300年才长到碗口那么粗。别看棺材样子不好看，可有防腐作用。为了给朋友办丧事，猎人特意杀了两口野猪装在里边，看看坏没坏吧。种地的朋友说，孩子们懂个啥呀？于是二人扒开草垛，拉出棺材，一股凉风升起。虽然半年过去了，里边的两头野猪竟然上着白霜。种地的和山上的朋友两人又坐下，默默地饮起酒来。这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的写照，不表白，不张扬。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迂腐的性格，“三杠子压不出个扁屁来”，但事实上，更多的人所喜爱的正是这种不表白自己却特别能为别人着想的东北人。 以实际行动去回报对自己有恩的人，当这种性格遭到抵触或者挑战时，东北人往往立刻跳起来，以理抗争，同时要争回面子。东北人爱面子，比爱他们的生命还重要，这时，东北人不怕艰苦不怕死亡和威胁的“虎”劲儿就上来了。
“闯关东的故事流淌在我血液里” 电视剧《闯关东》的编剧高满堂祖籍山东平度，他的上一辈人就是“闯关东”到大连的，因此他对“闯关东”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谈到创作初衷，高满堂满怀深情地说：“历代人闯关东的故事我从童年一直听到中年，已经流淌在我血液里，与我的生命溶在一起了。” 高满堂说，为了创作这个剧本，他与联合编剧孙建业一起驱车7千公里，横跨辽吉黑齐鲁大地，历时一个半月采访，走遍了4个省的图书馆、档案馆，却没有查阅到一部关于闯关东的资料和书籍，两千万人300年间前赴后继闯关东的史实，竟然是一部口头文学。所幸采访到还健在的几个闯关东的老人，最年少的80多岁，说起当年的苦难和抗争，他们有哀伤的泪水，也有吞天吐地的豪气。高满堂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再晚几年写这个剧本，就彻底没有第一手材料，闯关东只能变成永久的传说了。要是那样，我们就有愧于两千万闯关东的祖先。 在电视剧中，朱开山形象的塑造，也是该剧成功的关键。高满堂说，这个人物是在采访过程中不断感受、感悟、提炼、升华出来的。他讲起采访中的一个小故事。黑龙江省尚志市一面坡镇的隋大爷当年闯关东时才13岁。过年了，别说鱼肉米面，他家连片菜帮子也没有。娘叫他去挑担水装缸里，
也算没空过个年。水挑回来了，可是临进门，他摔倒了，水桶歪倒在地上。他哭了：“娘，水都洒了，还怎么过年啊！”他娘拾起水桶，看了看，说：“桶底不还剩点水吗？娘给它烧热了，喝口热乎水，咱娘俩也得过这个年！”听到这里，高满堂和孙建业也哭了，他们为先人当年的苦难难过，也被先人们刚强的自尊和坚忍的生存意志所感动。朱开山这个人物的原型，就存在于闯关东的老人们讲的许许多多的故事里，他们的精神至今仍然感动着我们。 高满堂说，我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可是历史不会直接去告诉未来，历史需要通过今天的我们去考察、去反映，才能传达给未来。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一次新的伟大复兴，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重大使命。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考察、来看待、来反映闯关东的历史。换句话说，《闯关东》就是要写那个年代闯关东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怀。 创作过程中，高满堂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沉溺于白山黑水神奇风俗的展示，不要沉溺于传奇故事的编织，必须紧紧抓住民族的魂魄，抓住民族的品格，写深它，写透它。就这样，高满堂八易其稿，一部优秀的剧本产生了。
读《闯关东》有感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满堂和孙建业的小说《闯关东》，以19世纪初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为背景，以时间的推移和朱家的生活变化为线索，集中展现了朱开山一家历经磨难、奋斗不息的生活场景，读后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自少年时代读过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震撼心灵的作品，现以分析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为脉，谈点自己浅薄的感受，与诸君共勉。 ----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朱开山 朱开山是作品的主人公，他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与磨难，但他却没有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关键在于他过人的胆识，敏捷的身手、遇事时的深谋远虑与面对挑战的不屈不挠。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他大难不死，只身一人来到关东，在老金沟淘金小有收获，凭着自己的勤劳实干，在短短几年内为家人打造了一个“窝”，使得妻儿在山东遇灾后可以无畏地来到关东。在听说朋友贺老四出事后，他毅然放弃安稳舒适的小日子，再次来到老金沟，决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在上有官兵盘查，下有土匪打劫，近有掌柜算计，远有眼线监视的情况下，一些心急运金的同伴惨死他乡。朱开山明访暗查，终于揪出了幕后的黑手，并将他们一网打尽，最终得以安全运金回家。 在元宝镇由于传武逃婚，使得本就生性狡诈、心胸狭隘的韩老海对朱家怀恨在心，纠结乡党事事为难朱家。朱开山自知理亏在先，便处处忍让，真心相待，以求弥补。但这忍让不但没让韩老海见好就收，反倒以为对方软弱可欺，甚至心生歹念，勾结土匪绑架传文。匪首在朱开山动之以威、晓之以理之下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却大大激怒了朱开山，他一个下马威便将本就色厉内荏的韩老海收拾得服服贴贴。 哈尔滨开饭庄时朱家又遇上了地头蛇潘五爷。朱开山深知初来乍到的自己要想立稳脚跟必须在忍让的前提下快速打通各种关系。不想，服软越发使对方气焰嚣张，而逞强却让对方手段更加卑劣，一走了之更让对方嗤之以鼻……在潘五爷再度精心设计的“死人”事件被朱开山揭穿后，恼羞成怒的潘五爷终于与朱家一赌定输赢。老天有眼，害人者最终玩火自焚，丢了家产死了儿子。而此时，朱开山以德报怨的心胸终于感化了潘五爷，使对方不得不心服口服。 朱开山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那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对身染瘟疫的一郎，朱家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最终使之得以与家人相聚；而对待居心不良、妄图侵占我中华大地的森田等人，朱开山便与之决一死战！那掰得森天手腕“咔嚓”的声响令人听得舒坦，好不解气；那射向鬼子的颗颗子弹和最终使森田毙命的飞镖令人拍手叫绝，好不解恨！那句“总有一天你们日本人得从中国滚回去”的话骂得痛快淋漓，气壮山河！ 朱开山多舛的命运和他处处出奇制胜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人相信信念的力量。台湾作家于华在小说《活着》里讲道：“活着，就是承受，承受生活给予我们的幸福与快乐，病痛与灾难”。记得当年参加公务员面试的时候主考官问过这样一道题“你如
浅析闯关东 摘要：“闯关东”是17到20世纪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运动约定俗成的一种略称。这次移民浪潮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民族融合产生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它构成了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的主体，使东北地区发展为一个移民社会。 关键词：闯关东历史探源影响现实意义 一、闯关东的历史背景[1] 关东是指现在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因为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为关东。闯关东的历史事实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随着满清政府下达关闭山海关的大门开始，黄河下游一带的游民不断徒步跋涉进入关外的举动就被官方鉴定为一种越轨犯禁的行为。为了保护满洲固有的风俗和八旗生计，清朝政府设定的隔离制度非常严酷，丝毫不允许汉人进入满洲的“龙兴之地”，哪怕是迫于生计的压力。1860年以后，随着鸦片战争的严重受挫，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能力日益削弱，与此同时沙俄不断侵蚀边疆，最终导致清政府于咸丰十年正式开禁放垦。“安土重迁”是“乡土中国”的典型特性，且这种特性根深蒂固。然而，在特定情况下，黎民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这是“乡土中国”社会的一种“变态”。关内人民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缘由的，而且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人口压力 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土地对农村人口来说，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生存没有保障的状态下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便成了必然。 2、天灾人祸 据资料显示，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灾民逾700万人。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八国联军、捻军都曾波及华北地区，到民国时期，连年军阀混战。近代以来，无论是外国的侵略战争还是国内战争都为华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历真实的闯关东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89K-LLS98YT-SS8CB-SSUT-SST108】
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 从两兄弟到千人村 当年，相当一部分人闯关东选择了水路，从山东出海，漂到大连，再从现在的旅顺、金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闯关东”过程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有一个叫周家崴子的村庄。村里人绝大多数都姓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周成文。经过几代繁衍，周成文的后人们，把这个原本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如今，村民们已脱离了祖宗们的农耕生活。在这里，记者找到了该村的族谱修订负责人周纯官。 周纯官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小楼的建筑风格类似欧式别墅。周纯官笑称：“村里现在以加工业为主，开了不少工厂，村民们的腰包都鼓鼓的。跟老祖宗那时候比，俺们现在都是有钱人。” 周纯官点燃了一根香烟，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沉思着，打开了一段尘封两百多年的记忆—— 公元1715年，也就是大清王朝的康熙五十四年，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及其周边地区)门楼村的周德新、周德纯兄弟，由于生活贫困潦倒，无奈之下，决定离家“闯关东”。 “关外有黄金、有沃土、有人参、有貂皮。”这话让周氏兄弟听着，实在诱惑。于是，两人凑了一笔路费，找到了一条小渔船，准备从海路前往关外。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化船只，没有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没有雷达，没有探照灯，甚至没有可以休息的船舱，有的只是小舢板，还有船老大多年的航海经验。 出海前，周家兄弟并不知道面临的将是一场生死冒险——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自清朝入关起，有不少乘船“闯关东”的人，由于海风的变化，漂流到了朝鲜、日本等地；至于覆舟于海上者，更是难以计数。 大海是无情的，海浪随时可以把船掀翻在海里，甚至只是一次普通的季风变换，也可能让周氏兄弟永远无法回到老家。但他们已经抱定了必去的信念，几次乞求船老大，“即便死也值了，只要把我们送到关外。”船老大被感动了，在一个夜深风高的黑夜，他们悄悄地驶离了登州府码头。 命大的周氏兄弟，平安抵达了大海的北面——旅顺口。当周家兄弟饥寒交迫地踏上旅顺口的沙滩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海南丢”(在山东省的胶东一带，人们把坐船去关外谋生的叫做“上海北”；而在大连，人们把通过海路“闯关东”的人称为“海南丢”)。 周氏兄弟随后就落户在了旅顺口的夏家村，娶妻生子，男耕女织，到老含饴弄孙。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迹来看，也许周家兄弟的“闯关东”之路过于平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周氏兄弟的冒险天性，在他们的孙子周成文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公元1776年，周成文带着妻子曲氏，来到了周家崴子。那时的周家崴子，甚至算不上一个村落，只有一家蔡姓居民住在那里。于
《闯关东》中的创业经商之道 中央电视台新年大戏（（闯关东》以恢宏悲怆的历史背景，悬念迭出的情节设计，性格鲜明的人物性格塑造而征服了观众，引得收视率节节攀升。朱开山等人在金沟淘金、林场伐木、拓荒种地、城中开店、经营煤矿等所透露出的那种不畏艰险、奋勇开拓、忍辱负重、善用智慧、仁义诚信为本的闯关东精神震撼了观众们的心，其中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经商之道令人拍案叫绝。 大仁大义．大诚大信的创业经商理念创业和经商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赚钱了。可是电视剧中的主人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朱开山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仁义 ３８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ｅ１３ 文?鲁山 才是创业的根本。从事创业经商 活动，要回报社会和他人。 他进金沟采金不仅是为了自 己能置办几垧好地，买几匹好骡 马，而是给自己患难与共、含冤 而死的何老四报仇。 他救过土匪头子镇三江，镇 三江以偷盗来的俄国财宝相许，他 没有据为己有，而是用这些财宝为 镇三江上下打点，营救其出狱。 如果说复仇还仅限于兄弟情 谊，那么投资煤矿就升华到了民 族国家尊严。当朱开山的儿子们 瞒着他投资煤矿时，他极力反 对，因为他深知其中的风险有多 大。但当他听说，是与不安好心 的日本财阀争夺采矿主权时，就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 朱开山看重的是仁义，而元宝镇 的商人夏元璋曾多次传授朱开山的三 子朱传杰经商之道，说经商的第一要 紧的在于诚信，一种大诚大信。这种 诚信是一种巧妙的诚实，而非无原则 的诚实。对顾客不欺不诈，买卖公平， 货要地道，价格合理，足斤足量，童 叟无欺。但要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 而非托盘而出，有啥说啥。 不畏艰险．忍辱负重的创业经商精神 山东人为什么要背井离乡闯关 东？因为当时的山东田地颗粒无收， 强盗横行，用经济学中的话说就是，风 万方数据
真实的传奇 ——以《下南洋》为例浅析迁徙类题材的电视剧作 摘要：我国电视剧的产量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种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 其中，迁徙类题材电视剧作为新的题材形式以其真实的背景，传奇的故事吸引了众多观众，本文以《下南洋》为例，试图分析出迁徙类题材电视剧在剧情设计、人物塑造以及反映出来的独特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特色。 关键词：《下南洋》，迁徙，真实，传奇 引言 所谓迁徙题材电视连续剧，指的是以迁移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剧作品。近年来，随着观众对电视剧内容取向的不断变化，迁徙类题材电视连续剧成为当前荧屏中活跃的电视连续剧题材之一，《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都备受观众喜爱。这类电视剧在创作过程中都是以迁徙类的故事情节为主线，反映了人们在迁徙过程中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 电视剧《下南洋》自从在中央电视台8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以来，观众反响十分强烈。该剧不仅真实的再现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民众到海外谋生的真实历史事实，同时通过电视剧《下南洋》的播出，也让观众了解到真实的客家文化底蕴和文化艺术传承。同时在这部电视剧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创作风格也成为迁徙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典范。对我国该类型电视剧的创作在内容呈现和风格把握方面提供了切实可循的实际经验。 一、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观众共鸣 根据史料记载，南洋这个称呼的由来源于明、清时期。南洋是我国在明清时期发展历程中对东南亚一带的一个整体的称呼。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南洋事实上不仅仅是指一个区域，而是涵盖了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的一个大范围的地理名词。所以，南洋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1。在电视连续剧《下南洋》中，其所指的南洋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包含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的一个空间的范畴，电视剧中所指的南洋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电视连续剧《下南洋》在央视频道开播以来，观众对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好评始终不断。加之以前播出《闯关东》、《走西口》两部迁徙类题材的电视剧，观众对这类题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下南洋》真实再现了在当时历史发展背景下，客家人民背井离乡前往南洋谋生的历史真实经历。在前往南洋谋生的过程中，客家百姓不仅将客家人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南洋，同时也将客家的文化艺术特色传承到南洋。 清末民初福建、广东两省的民众为了生存，辗转迁徙到海外谋生，依据这段真实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经历，广东电视台创作出了38集电视连续剧《下南洋》。该剧以真实历史为故事背景，这段经历至今成为客家人们心中难以演说的历史记忆2，由此也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为了更清楚的还原历史背景，为了更好的凸显出客家百姓前往异国他乡谋生的经历，该 1刘德生.世界地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李琳.看电视剧《闯关东》谈人口迁移的原因[J].地理教育,2009(03).
“闯关东”是因为啥 王锦思发表于2011年11月24日12:36 阅读(19758) 评论(26) 分类：个人日记 举报icon举报 相关搜索词：闯关东山东山海关清朝东北 王锦思《发现东北》作者、吉林电视台《关东密码》栏目特约撰稿人
2008年，一部名叫《闯关东》的电视剧热播，许多东北人在家里看得不亦乐乎。 有孩子问老爸，这部戏到底哪里精彩？ 老爸说，这演的都是咱得祖先，从山东河北来到东北的事。 坦率地说，我对这部电视剧没有丝毫兴趣，包含酸甜苦辣的闯关东被扭曲的方式文艺起来，并且夹杂什么爱国主义之类的说教，显得做作和夸张。 千百年来，中国人不断从中原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清朝以后又开始了闯关东。 清朝初期，满人倾族入关，东北人口剧减。朝廷把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或“祖居圣地”，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实行封禁政策，“永行禁止”流民入境，以备满洲贵族末路时退往关东。 山海关，界定着关外和中原。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河北山东人闯关东。中国有长城，东北有柳条边。柳条边是在封禁地的边界上挖沟垒土修筑一条边墙，高宽各为3尺，墙上植柳树，边墙之外又挖掘边壕，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俨然是长城的缩小版。 柳条边以东的部分称为“边里”，是皇家禁地。柳条边以西
为“边外”，属于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王公的领地，当时德惠为“边外”，大部分是荒原草场游牧之地。 长城上有关口，比如张家口、居庸关、山海关，柳条边上设有“边门”和“边台”，作为管理机构。“边台”采用编号的办法，依次叫做头台、二台、三台……德惠境内的“五台”地名即由此而来。每一个“边台”设台丁150至200人。 当时黄河下游连年遭灾，关内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战乱和灾荒不断，农民生活艰困，关外广袤肥沃的土地自然是极大的诱惑，于是不断突破清朝的禁令和柳条边，也有“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 清政府也有几次以朝廷名义组织人员前往东北。清初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采取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加上为防备太平军进犯京畿时农民群起响应，咸丰十年（1860年）放弃了执行200余年的“封禁政策”，鼓励农民出关谋生，出现了一次向关东移民的高潮。 穿关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值得关注。 《礼记·檀弓下》中有《苛政猛于虎》一文，记载孔子和弟子路过泰山时，遇到一名身世凄惨的妇女的故事。当地虎患严重，可就是因为没有苛刻的暴政，所以她和亲人宁愿一直住在这里，
姓名：XXX 部门： XX部YOUR LOGO Your company name 2 0 X X 闯关东观后感
闯关东观后感 近日播出的电视剧《闯关东》，是一部讲述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命运变迁的大剧。从已经播出的近三分之一看，基本概述了山东人闯东北的辛酸心路历程，再现了当年山东人“闯关东”的悲壮历史。无论是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也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民俗以及时代背景，都象磁铁一般牢牢地吸引住了人们的视线。 电视剧《闯关东》之所以一开始就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部戏的题材所至。 据记载，在过去的300多年间，约有XX多万山东人迁移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艰辛创业。有一个说法，建国初期，每三个东北人，就有两个是闯关东的山东人或山东人的后裔，而在山东，闯关东者几乎遍及每个村庄。“闯关东”是特定历史背景下被迫进行的民族大迁移。为了生存，大批山东人背井离乡，踏上了关东那片辽阔的黑土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闯关东》就是为这些生活在东北的山东人拍的一部电视剧。当年闯关东的人，谁的心里没有一把辛酸史呢？离乡背井，遥望故乡，哪个流浪在异乡的游子不是承担着身体与精神的双层压力呢？所以，电视剧首先就赢得了当年闯关东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的青睐是不难理解的。 毕竟电视剧不同于历史书，考虑了可看性，势必要增加一些离奇曲折的情节，何况在这个一切讲究效益的年代。对这点，我们是应该给予 第 2 页共 5 页
理解的吧。《闯关东》讲述的是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家为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闯关东”的故事，以主人公朱开山的复杂、坎坷的一生为线索，其中穿插了朱开山的三个性格炯异、命运不同的儿子在关东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和考验。在剧本策划阶段就将其创作定位为：小人物成为大英雄的故事。 “闯关东”这种民族行为是中华民族特定历史背景下被迫进行的民族大迁移，关东路上的闯荡需要经历一次次的波折磨难，包括土匪、官兵、土豪、乡霸、流氓、流民、善人、妓女、瘾君子、矿工等等各色人物将陆续登场，给山东大汉制造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苦难之下，朱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间所产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一故事设计与好莱坞大片《指环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与中国古典文学《西游记》相似，由此可见中西影视文化在人性的本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认识是相同的，所谓高手过招，点到为止，摘花飞叶看似相似，其内功也自有独得之妙。作为具有史诗色彩的大戏，《闯关东》的故事情节可谓荡气回肠气势磅礴。剧中人物众多，身份地位不同，各个又性格鲜明。以山东人朱家一家为主线，逐渐引出没落格格、商人、艺人、土匪、恶霸、土豪、乡霸甚至日本人等，众多三教九流的人物，演绎出一段又一段脉络清晰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剧中再现了当年闯关东人放排、伐木、淘金、采矿等大场面，使得该剧有了较强的可看性。所以，吸引住众多喜欢听故事、看风俗的大批观众，也就不足为奇了。 《闯关东》吸引观众的还有那些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主人 第 3 页共 5 页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三次大迁徙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 创新实验学院生科104班孙志明2010014971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恰恰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写照，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为了逃离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吞下艰辛和无奈，加入规模的迁徙大军去，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乡土情结特别强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背井离乡？想要知道这些，我们就不能不了解这段历史。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
此即“闯关东”的由来。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最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
历真实的闯关东 The latest revision on November 22, 2020
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 从两兄弟到千人村 当年，相当一部分人闯关东选择了水路，从山东出海，漂到大连，再从现在的旅顺、金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闯关东”过程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有一个叫周家崴子的村庄。村里人绝大多数都姓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周成文。经过几代繁衍，周成文的后人们，把这个原本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子，变成了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如今，村民们已脱离了祖宗们的农耕生活。在这里，记者找到了该村的族谱修订负责人周纯官。 周纯官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小楼的建筑风格类似欧式别墅。周纯官笑称：“村里现在以加工业为主，开了不少工厂，村民们的腰包都鼓鼓的。跟老祖宗那时候比，俺们现在都是有钱人。” 周纯官点燃了一根香烟，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沉思着，打开了一段尘封两百多年的记忆—— 公元1715年，也就是大清王朝的康熙五十四年，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及其周边地区)门楼村的周德新、周德纯兄
弟，由于生活贫困潦倒，无奈之下，决定离家“闯关东”。 “关外有黄金、有沃土、有人参、有貂皮。”这话让周氏兄弟听着，实在诱惑。于是，两人凑了一笔路费，找到了一条小渔船，准备从海路前往关外。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机械化船只，没有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没有雷达，没有探照灯，甚至没有可以休息的船舱，有的只是小舢板，还有船老大多年的航海经验。 出海前，周家兄弟并不知道面临的将是一场生死冒险——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自清朝入关起，有不少乘船“闯关东”的人，由于海风的变化，漂流到了朝鲜、日本等地；至于覆舟于海上者，更是难以计数。 大海是无情的，海浪随时可以把船掀翻在海里，甚至只是一次普通的季风变换，也可能让周氏兄弟永远无法回到老家。但他们已经抱定了必去的信念，几次乞求船老大，“即便死也值了，只要把我们送到关外。”船老大被感动了，在一个夜深风高的黑夜，他们悄悄地驶离了登州府码头。 命大的周氏兄弟，平安抵达了大海的北面——旅顺口。当周家兄弟饥寒交迫地踏上旅顺口的沙滩时，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海南丢”(在山东省的胶东一带，人们把坐
一、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 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一关之隔，却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从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因此，现在东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二、山东人闯关东分三个时期 一是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二是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三是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
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 三、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 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伍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的移民地。闯关东也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闯关东」的历史与文化观 「闯关东」的历史与文化观 ⊙ 池子华 「闯关东」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转换视角，在理清史实的基础上重在进行文化学考察，或有裨于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从「闭关」到开放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闯关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 关东之要「闯」，说明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其实，在近代自咸丰十年（1860）后，前往关东谋生，不仅不违禁，而且成为合法的了。「闯关东」一语在近代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这一词语早已存在，并已约定俗成。「闯关东」由来已久了。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大可不必「闯」。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存在「闯」的问题，相反，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开国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民人畏出关如虎」。福临入关建都北京，百万满族人随军入关者就
达90万之多，以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1，一片荒凉。关东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2。顺治十年（1653）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官、民招揽、应招。《条例》规定，「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薄，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口给月粮一斗，每地一，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3。在这一优惠政策的「激励」下，「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但规模有限，仍属涓涓细流。尽管如此，清廷却颇感不安，《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康熙七年（1668），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作废。清廷所以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4，不得已而封关。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5，干脆封禁。再有，清廷鳃鳃以旗民生计为虑，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在我看来，保守满族固有的文化才是「闭关（山海关）」的深层的原因。「上谕」说得明明白白：「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日与本习相远，惟赖乌喇、
浅论《闯关东》的民俗文化 《闯关东》这部作品中为大众展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民俗文化现象。从情节和场面看中国民俗。 从二人转看中国民俗 二人转亦称"蹦蹦"，是在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长期以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它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最初的二人转，是由白天扭秧歌的艺人在晚间演唱东北民歌小调（俗称"小秧歌"），后来，随着关内居民的增多，加上长期以来各地文化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二人转的内涵。在原来的东北秧歌、东北民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莲花落、东北大鼓、太平鼓、霸王鞭、河北梆子、驴皮影以及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逐渐演变而成。因此表演形式与唱腔非常丰富。在民间中流传着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 著名学者叶舒宪把“二人转”称为中国的“吉卜賽”，这是对东北二人转艺术形式的最高评价。 剧中二人转情节的出现是围绕鲜儿苦难的历程组织的。二人转的出现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依次穿插出现：（1）鲜儿拜师学艺，加入二人转戏班子。（2）鲜儿一路苦练二人转唱腔、身段等应了“再苦苦不过戏子”的俗话。（3）鲜儿在陈五爷的取妾婚礼演唱二人转，并受凌辱。（4）多年后鲜儿与师傅相遇在传武的婚礼上并与师傅同台表演二人转为婚礼添喜。（5）鲜儿做了“胡子”后，与震三江劫富济贫，在土财主的寿宴上，演唱二人转。 在剧中每一次二人转情节的出现都有一种民间习俗的展现。二人转戏班中不收女弟子的习俗。鲜儿与传文走散后，在半道上，鲜儿跪到地上祈求王老永收留，可王老永不肯收留，原因有三个（一）戏班子收入微薄，实在养不起一个闲人。（二）戏子在社会上地位极其卑微是连娼妓也不如的下九流。（三）戏班子历来不收女弟子。在这些原因当中后两个原因是主要的。旧社会的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低下地位是千百来在民众意识形态中，流传的一种陋俗。更有甚者，他们死后都不能葬入自家的祖坟当中，也许班主王老永为了鲜儿这个水灵的姑娘，死后有一方洁净的坟穴，出于一片好心，才拒绝了鲜儿的请求。第三个原因，关东蹦蹦戏班子不收女弟子，这个习俗与其他地域有不同之处。比如白玉霜，在当时评剧艺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这种不收女弟子的习俗，实在是鲜为人知。然而出于一片怜悯之心，王老永在大徒弟的劝说下，还是收下了鲜儿这个女徒弟，打破了在关东地区蹦蹦戏班子的规矩。因此，在他们的祖师庙中，王老永三拜九叩，祈求师祖的原谅，正是这一情节，为鲜儿悲惨的遭遇埋下伏笔。 戏班子在荒野中苦练唱功，使人民很容易想起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再苦苦不过戏子”，“三更练功，五更吊嗓。” 关东地域在喜庆场合上，请二人转戏班子添彩。这种习俗在后面剧中出现的三个情节中，均有体现，比如陈五爷迎娶三姨太的婚礼上，传武的婚礼上以及老财主的寿宴上都是如此。"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这种习俗在现在民间仍能找到它的影子，比如，现在关东地区老人六十大寿、六十六大寿、八十大寿的寿宴上，仍有儿孙请剧团唱戏的习俗。 正是关东地区民众对二人转的喜爱。才为二人转的发展提供一片沃土，致使今天的东北二人转成为中国戏曲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从传杰赴宴看中国宴席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