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刘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梁先生的《新史学》只有薄薄的十来页纸，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十分深刻，虽然在本人来看其早期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书中开篇就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指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并提出了对正统论的批判。中后篇则提及以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史学进行从书写范例乃至思想内容的大改造。他还在书中极力推崇环境决定论以及西式的英雄史观，文化史观。 我个人对中国的旧史学并没有太多的阅读积累，所以梁先生对旧史学的批判于我而言是一种老前辈的经验之谈，但对比于我所读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评述而言，《新史学》中的批判更加的决绝，而这种对旧史学痛恨的态度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新文化运动。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新文化运动，除了宣传中的“沉重打击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礼教”外，更多的指责它过于偏颇以至于割裂了现代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联系，尔后顺水推舟的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多麽的成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和魂洋才”。 我个人并不认同以明治维新的成功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对今时今日古典文化传承有所缺失的恶果。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传统文化的大师，奉行中庸之道的大师们不会看不到事情发展的两面性。而且说到割裂传承，文革犹有甚之。在我看来在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封建专制在根基势力的差别。论时间长久，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诞生于秦朝，而这套制度直至公元五世纪才传入日本。论影响范围，从秦至清帝国的范围有多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有多大。论思想的深度，中国民众从小接受的忠君教育，足以使忠君观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但日本幕府民众忠于幕府将军吗，各地大名忠于大将军吗，各为其主的武士忠于幕府将军吗。所以新文化运动与明治维新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思想上宛如一盘散沙的日本知识阶层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封建主义深厚的土壤上，若非从根子上铲除这种封建思想文化，那么在中国西方思想中优秀的部分的传播只会举步维艰。 所以我很理解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若不是决绝的批判，中国史学断不会迈出新的一步。 书中梁先生对西方环境决定论的推崇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决定文化呢？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但是在原始社会，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改造自然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采集经济，渔猎经济不是有环境决定的吗？ 直至到了现代，我们所谓的经济，无论是虚拟的资本金融游戏还是实体经济，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定量的物资，而这些物资都是由原材料--原始的农产品或矿产所加工而成，而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的储量与产出难道不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吗。换句话来说，我们现今的经济难道不也是有环境决定的吗。假如某一国度的粮食由于气候而全面歉收，国家的经济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难道不是环境决定论吗？ 以上只是个人有感而发，读此书学到了不少但思维发散的很远。可能关注点不同，所思所想竟与史学联系不大。
对梁启超的印象与看法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读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晚清中国，好像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朝气蓬勃可谓是经历丰富，充满传奇。 晚清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剧变的中国，梁启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好说他生不逢时，亦不好说他生逢其时。我认为的少年正向我走来…… 在中国近代社会，梁启超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从广东新会一直走到北京，从公车上书到护国运动，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从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到晚年讲学著书，梁启超的一生梁启超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恰恰是由于这个时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物出现，历史从来都是残酷的，它不容你有任何选择，便裹挟着滚滚的洪流匆匆而过。无论是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历史人物从来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他们摇旗呐鼓，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历史的进程就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发生改变。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青年时代协助其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谁能想到这次考生的聚会，竟引发了后来的百日维新，从此维新派从幕后走到台前，登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这很难说得清楚。历史上，陈胜吴广起义，就是缘于一次偶然的小事：陈胜、吴广等数百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只好发动兵变。但细细思量，在这起事件的背后，其实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秦国的残暴统治必然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次起义迅速得到各地的响应，反秦起义如星火燎原。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事件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戊戌运动、勤王之役、辛亥革命、倒袁运动、护国运动……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纯发生的，而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历史的洪流中，梁启超无法置身事外，他积极投身于历史潮流之中。梁启超学贯中西，他想用自己的方法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富强、民主、自由之路，他不遗余力的做着启发民智的工作，并在文学界引发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一系列的行为对于改变当时的文学风气大有裨益。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在政治上总体上是失败的，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也可能因为他被人诟病的“善变”；学问上，他的著述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作出的贡献是极大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 1、建立的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 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 ?“四弊”指：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可以有很多，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代替他们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 “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记载历史不记载我们国民的历史，就激发不了学子的爱国、爱民族之心。记载某个帝王的朝廷的历史，培养的只是屈服在封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El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梁启超法家思想的近代初探 一梁启超法家思想概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古学复兴思潮，诸子学、陆王心学、佛学等传统文化开始兴盛起来。梁启超与近代古学思潮的复兴关系极为密切，他对诸子学如儒道墨法都曾进行过研究，但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以辛亥革命作为分界线。之前，他主要研究阐述了墨、法两家；之后，不再重视法家思想，在继续研究墨家的同时，转而重视儒家、道家。由原来的墨法并重转变为儒、老、墨并重。 梁启超是第一批系统研究法家及其历史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虽然他对于法家思想的认识没有一定的系统性，有零散之感，且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得较为精糙，但对于法家学说的观点、见解仍较为精辟。本文就其法家主要观点及贡献作一简要论述。 《中国六政治家》由梁启超等人合编，包括管子、商君、诸葛亮、李卫公、王荆公、张居正，这些人几乎全属于法家或后期实行法治的代表人物。其中《管子传》、《王荆公》为梁启超所著，附录附有其著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在这些著作中，梁启超通过总结法家的传统思想，提倡实行法治主义，且对管子、王安石评价极高，为王安石平雪昭冤，改变以往形象，肯定其改革。梁启超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倜乎远矣！”①。梁指出，“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人之眼光观察管子。爱国之士。或有取焉”②。终归一点，梁启超著述目的是为当时现实社会、政治改革服务的。 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梁启超“命法家为新学派，命法家以前诸家为旧学派”③。他重点阐述了法家的法治思想，通过儒墨法三家比较得出结论认为：法制是由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提出“我国言法制所由起，大率谓应于社会之需要而不容已，此儒墨法三家之所同也，今刺取其学说而比较之”④。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从法家角度阐述了国家主义思想。梁启超认为，代 ①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②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③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3页。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
出 生于广东新会农家的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十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１７岁中举，２３ 岁与老师康有为耸掀公车上书，１８９８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不过，据学者统计，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这在一向尊崇“从一而终”的中国，自然讥多赞少，落下“流质易变”之诟。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漱溟自述》 ，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３页）甲午至戊戌时期（１８９４～１８９８），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以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张本，托古改制，摇撼旧法，倡平等、主民权，求立宪，发展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赫赫有名的思想领袖。 梁启超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戊戌至癸卯（１８９８～１９０３）亡命东瀛时期。１８９９年３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留徒梁启超、韩文举（１８６４～１９４４）、欧榘甲（１８７０～１９１１）等人于日本，在横滨发行旬刊《清议报》。是年春夏间，日本进步 党领袖犬养毅（１８５５～１９３２）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陈少白（１８６９～１９３４）、梁启超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欲使孙康二派联合，共任国是。梁启超一见孙中山，便倾倒于孙的言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１８６１～１９０１）等人时相往还，顿形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版，第２集，第２９页） 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往还密切，渐有赞成革命之意，认为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 （《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２年５月），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康两党合作。这自然引起以保皇维新为己任的康有为及其党人之不屑。因为康党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尤其康有为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奉为明主，视反满弃君类同“发逆”。因此，梁启超这种“反出朝歌”、有悖师门的转变，深受康党唾弃，斥为“叛徒”。尤其在注重五伦的传统思想中，天地君亲师，背叛师门确可归之“大逆不道”。不过，这一切梁启超都顶住了，他朝着激进革 梁启超一生三变的启示 ■裴毅然 HUI MOU 回眸 71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故其效果, 亦一如其所期, 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的问题。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无一不是君统。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个人史，中国过去写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