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新史学”
一、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就学于广州学海堂,1889年(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次年,结识康有为,执业为弟子,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思想日趋保守。他对于西学有广泛的涉猎,宣传阐释,不遗余力,是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史学是其所长,影响亦最大。
二、梁启超的史学著作也与中国的大事息息相关：
1898年，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主持“戊戌变法”，随后失败。——随后撰写《戊戌政变记》；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梁启超撰写《李鸿章》传，又撰写《南海康先生传》，并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同年撰写《欧洲战役史论》；
在一战以后，中国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又发表一些史学著作：
1921，《清代学术概论》
1921—1922年《历史研究法》
1923，《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问题》
1927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三、时代背景
1、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不言而喻，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遭到外族入侵，国家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2、自1898年严复发表《天演论》以来，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及其
他史学思想的传入，构成了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一些内容。
四、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
梁启超认为近代以民众的“国家思想”之所以薄弱，是因为中国传统史籍未能发挥其作用，因而首先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传统史籍的四个弊端：
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他认为，二十四史虽然名为史，其实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一部史书是为了国民而作。
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中国传统史籍都是以纪传为主的，这是以单个的人物作为主体，这些作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而不知道把这些人物放到整个时代背景之中，使他们“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为时代之代表”。更不用说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了。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中国古代不重视当代史的研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资治通鉴》也不过是“亦起战国而终五代”；中国古代基本是下一个朝代来撰写上一朝代之史书。
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古代史家不知道“史”也有“精神”，“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更不知道寻求其因果相生之例。
作者进而认为，这四个弊端又产生“二病”：
1、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这是从书的内容上来说，他认为“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
2、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这是从述作体例上来说的，作者认为，除了司马迁等人有所创新之外，其他人都是沿用其体例，以政治史为主，其它类型的史书就很少了。
这六个弊端，最终使传统史学产生了“三恶果”：
1、难读
2、难别择
3、无感触
作者根据传统史学的这些弊端，提出了“新史学”应有的内容：
首先认为史学应该以民统为先；
史文褒贬，应该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评价，“宜以团体之善恶功罪为重”，不应该从私人角度分析，更不应该“专奖励一姓家奴走狗”
从纪年的角度，应该用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历（耶稣纪念）或者孔子纪年。
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弊病进行了分析，其中虽然有一些不太妥当之处，但是梁启超后来不断进行纠正与补充，逐渐形成“新史学”的雏形。
五、梁启超史学思想的义例
1、书事主存真
梁启超最早并且坚持最长的是“存真”，在其史界革命中已经出现。
在1904年，已经开始重视乾嘉朴学“力求真是真非”，治史者应当“勉求忠实，不诬古人”。
1920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亦要求真实。对于康有为“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进行贬斥，大赞正统朴学重证据崇尚驳难的学风。若干学者“为学间而学问”的“粹然学者态度”,以为乾嘉诸大师“重客观”“尊归纳”的门径“饶有科学精神”“治学之正轨存焉”。紧接着他便树起“客观史学”的大旗,试图在“整理国故”的根基上创建梁启超式的科学的史学。
何为梁启超的“客观史学”？
（1）、“为历史而治历史”“以治史本身为目的而不为手段”，摆脱了史以明道、史以经世的恶习。
（2）、“求真是治史的本旨”、以求得真相、认识客观存在为宗旨。
（3）、“持鉴空平衡的态度”，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个人爱憎、民族偏好等），
治思想史的，要摒弃宗派门户之见。从治史程序上说，史家应该从“极忠实”史料开始；然后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考辨，务求精准。
梁启超认为，一方面，近百年欧美史学的进步，与用科学的方法审查史料有关；另一方面，史料不充分或者不确定就没办法来讲历史。不管是旧史学还是新史学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因此，梁启超极重视史料真伪的考辨，但并不是说伪书就没用。顾颉刚的“间接史料”就来源于此。提倡“新考证学”。
但不能只是集中在史料的搜集考证上，在“极忠实”史料之后，尚需“极忠实”于史事的营造与叙述。这就是史家要“鉴空平衡”的“忠实”叙述“为史家第一道德”。史家在有史德的基础之上，还需要系统的方法保证其实现：《研究法》是史料层次的方法；《补编》则是重视人类专史造作的法门。《古书真伪》则专门讲求古籍史料的辨伪方法。其他的如量化的方法（在第三点有讲到）
2、治史尚整全
史界的终极目标，在写出一综述人类各层面赓续活动的全史。在空间上力求其遍，在时间上力求其通，在内容上力求其整，在对象上力求其全。如：世界史、通史、全球史。
从这一点上，梁启超批判旧史学的弊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因此，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文学、思想等各个方面。他认为“历史者，无间断者也”。所以他尚“全”：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因此他认为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
3、取材求完备
史料与史书一样，也应该尚全，梁启超扩大史料的范围，看重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各家文集也是史料。在“寻常百姓的故纸堆里”，“往往可以得极真贵的史料”。注重对于方志的研究。注重外国人对于地方志的记载；石刻史料也很重要。
4、述史贵活动
有四层含义：
（1）、史为“有生命”之物，至变而又至动；
（2）、史著应为往事活态之再现
（3）、史家能事在活化僵迹
（4）、史籍宜为活人而作，非为死人而写。
首先，第四点最容易去理解，梁启超在批判旧史家中已经提出“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史学著作应为“今世之人”而作，以为“经世之用”，为生人、为今人、为后人而作，这是“史界革命”的首要之义。从而强调命中的作用，他指出史籍应“为社会一般人而作”，“以为现代人一般活动之资鉴”。
解析兼因缘
梁启超认为，重视因果关系的寻求，这是新史学的首要特征。
“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中国史序论》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至于“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究竟有什么“原理”与“消息”,更是茫然无知,亦不予理会。
——《新史学》而关于因果对于史学的重要性，梁启超也进行了解释。
（1）、首先，历史的延续性要从事情的因果关系中去寻找。
“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化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
（2）、其次，史学著作不去探究因果，则不能做到“资鉴”的作用。
史学对后世要有资鉴作用，使人们能够知道事情成功失败的原因，从而做出正确的
选择，即所谓“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而“知耻知惧”,或“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
史书应该有沟通现在、过去、将来的作用。
其次，在因果关系上，梁启超认为，历史界的因果关系应该是
“至复赜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或“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故“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
果”迥异,其推求因果所用的方法,亦远比后者繁复曲折。再则,史家的因果分析,
还得“立于‘当时’、‘当地’的观点上。”
这是梁启超所一直坚持的史学的几点原则。对后世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梁启超新史学的三个特点：
1、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
在《新史学》中已经提出来。
他认为在旧史学中之所以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他认为每一门学科都与历史学有着一定的关系。都能作为治史者的凭借。
2、用各种学理作历史解析的纲领，引用各种公理公例做推论和解说的凭借，无意中为各种决定论渗入史学领地开了方便之门。
梁启超运用“群学公例”，从地缘学说和经济学原理以及社会学者的眼光来观察和解说历史，但并不去分析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进行历史论说，引用康有为的“三世进
化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斯宾塞群学原理①，他认为，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平等互惠的。
对待考古方面，则大力支持考古学的发展，
“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以前之史，绝不为过”
“把孔子及孔子子孙的坟统统打开”
他甚至希望“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开设考古专科”
对于地缘论，“通其一万事毕之乐”。注重地缘与文明生长与历史演化的关系。他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心。”他认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如肉体之于精神。
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他认为从气候上看，温带要好于热带和寒带
从地形上看，沿海和河谷地带最好，其次才是平原、高原
他认为，天然景物“过于伟大”而“使人生恐怖之念”，就有利于宗教迷信的发展；
天然景物比较“中和”，则“使人与神之距离近”，有利于科学和艺术；“寒带之民，长于战争”。
“历史地理之公例”
在这些因素中，河流对于文明影响最大
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他认为“地理只是重要之主因”，“尽人力则足以制自然”，“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
其次，梁启超从经济学的眼光来解释历史。
①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他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都是从这种类比出发和展开的。他在C.R.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前7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但仍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并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原则移植到社会理论中。认为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进而认为进化是一种自然过程，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应人为地干涉，反对社会福利和国家计划，也反对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灭国新论》认为资本与枪炮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如果输入外资不得其法，对于社会各阶层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最后“虽国权亦不能保”。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阐述了生计兴衰与“国种存灭之关系”，某人国家者，不可不知生计学。列强之所以向亚洲和非洲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是因为这些地区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
《外资输入问题》中指出，外资进入中国将导致三大恶果：
（1）、贫富悬殊、中外对立。最少数富裕阶层是外国人，而中国人将是大多数贫困阶层
（2）、外国资本的大量入侵，对于中国少且分散的资本造成很大的冲击，不久之后就会被淘汰。
（3）、外资将控制中国大城市里面最有价值的土地。
最终导致形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劳动者，资本家是外国人，劳动者则为中国人。
梁启超虽然将各种理论带入史学，但并不意味着教条，他喜欢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教导治史者应该“同中观异、异中观同”。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各国宪政异同论》其目的除通过比较来寻找是如何变迁的，来了解今天的现状，其后目的则为“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在学术方面就更为重要了，能够客观的认识中外学术。所以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中国思想史方面的长处：国家思想发达、生计问题昌明、世界主义光大、流派繁多、影响广远。
缺点：论理思想缺乏、物理实学罕见、无抗论别择之风、门户主奴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数之太严。
3、肯定方法学的重要性，讲求方法学和倡导历史统计法的广泛使用。（计量史学）
针对上述梁启超关注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因此，在史学领域梁启超力倡“统计的研究法”，“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记迹”，一共包括三步：
第一步，博搜可以量化的“抽象史料”，制成统计表。
第二步，据各种统计结果作比较考察，以求历史演进过程中“各种事务的平均状况”，这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好方法。“欲知历史真相，绝不能单看台面上的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最重要的是看出整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而“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须“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就得使用“博搜比较”的统计方法。
他认为，“许多事实，并不必从个人有意的动作看出来”。预知“无意识的动作”所反映的普遍事实，也非得用统计方法不可。中国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可量化史料。
清代朴学家，使用西方的“默证法”。
他认为，以统计方法治史，不但远承数千年的史学传统，近接西方的科学新潮，而且是史家寻求人类社会“共相”和“共业”的“绝门妙法”。
七、参考书目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梁先生的《新史学》只有薄薄的十来页纸，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十分深刻，虽然在本人来看其早期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书中开篇就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指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并提出了对正统论的批判。中后篇则提及以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史学进行从书写范例乃至思想内容的大改造。他还在书中极力推崇环境决定论以及西式的英雄史观，文化史观。 我个人对中国的旧史学并没有太多的阅读积累，所以梁先生对旧史学的批判于我而言是一种老前辈的经验之谈，但对比于我所读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评述而言，《新史学》中的批判更加的决绝，而这种对旧史学痛恨的态度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新文化运动。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新文化运动，除了宣传中的“沉重打击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礼教”外，更多的指责它过于偏颇以至于割裂了现代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联系，尔后顺水推舟的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多麽的成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和魂洋才”。 我个人并不认同以明治维新的成功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对今时今日古典文化传承有所缺失的恶果。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传统文化的大师，奉行中庸之道的大师们不会看不到事情发展的两面性。而且说到割裂传承，文革犹有甚之。在我看来在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封建专制在根基势力的差别。论时间长久，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诞生于秦朝，而这套制度直至公元五世纪才传入日本。论影响范围，从秦至清帝国的范围有多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有多大。论思想的深度，中国民众从小接受的忠君教育，足以使忠君观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但日本幕府民众忠于幕府将军吗，各地大名忠于大将军吗，各为其主的武士忠于幕府将军吗。所以新文化运动与明治维新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思想上宛如一盘散沙的日本知识阶层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封建主义深厚的土壤上，若非从根子上铲除这种封建思想文化，那么在中国西方思想中优秀的部分的传播只会举步维艰。 所以我很理解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若不是决绝的批判，中国史学断不会迈出新的一步。 书中梁先生对西方环境决定论的推崇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决定文化呢？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但是在原始社会，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改造自然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采集经济，渔猎经济不是有环境决定的吗？ 直至到了现代，我们所谓的经济，无论是虚拟的资本金融游戏还是实体经济，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定量的物资，而这些物资都是由原材料--原始的农产品或矿产所加工而成，而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的储量与产出难道不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吗。换句话来说，我们现今的经济难道不也是有环境决定的吗。假如某一国度的粮食由于气候而全面歉收，国家的经济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难道不是环境决定论吗？ 以上只是个人有感而发，读此书学到了不少但思维发散的很远。可能关注点不同，所思所想竟与史学联系不大。
杨浦区2017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中等级考模拟质量调研 高 三历史试卷 本试卷分为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 2018年3月 考生注意： 1．考试满分100分，考试时间60分钟。 2．本考试分设试卷和答题纸。试卷包括试题与答题要求。 3．答题前，务必用黑色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正面清楚地填写姓名、准考证号， 并将核对后的条形码贴在指定位置上。 4．作答必须涂（选择题）或写（非选择题）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一律不得分。第一 部分的作答必须涂在答题卡上相应的区域，第二部分的作答必须写在答题纸上与试卷题号对应的位置。 一、选择题（共40分，每小题2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铁器使用、地主与自耕农、列国变法……以及百家争鸣、礼崩乐坏这些新现象，反映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 A ．君主开明 B ．政治统一 C ．思想繁荣 D ．社会转型 2．右图所示政令出自 A ．秦始皇 B ．汉武帝 C ．唐太宗 D ．宋太祖 3．7—9世纪，日本先后派遣13批遣唐使，当时接待这些使节的机构是 A ．政事堂 B ．门下省 C ．礼部 D ．市舶司 4．下列历史现象发生在宋代的是 A ．各国先接受朝廷册封才获准与华贸易 B ．江南地区大量种植玉米等高产作物 C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学传播到欧洲 D ．广东农家子弟赴东京参加科举考试 王国 封地 “父业子承”
5．明末，广东巡抚林富奏疏：“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机夷，突入东莞县界。”“佛郎机夷”当指 A．葡萄牙人B．英国人C．法国人D．德国人 6．清史学家章学诚强调治史最要紧的是 A．史才B．史学C．史德D．史识 7．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其中“最大胆学说”的提出者是 A．洛克B．伏尔泰C．孟德斯鸠D．狄德罗 8．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未与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这是因为它正忙于A．民族解放战争B．应对国家分裂 C．解决经济危机D．反击德国纳粹 9．在吸收佛、道思想成果基础上对儒学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 A．孔孟之道B．汉代经学 C．阴阳学说D．宋代理学 10．下图两种交通工具的动力来源分别是 A．煤炭/石油B．电力/煤炭 C．内燃机/蒸汽机D．蒸汽机/内燃机 11．2018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170周年，这本著作最早翻译成中文是在A．洋务运动时期B．辛亥革命时期 C．新文化运动时期D．解放战争时期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对梁启超的印象与看法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读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晚清中国，好像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朝气蓬勃可谓是经历丰富，充满传奇。 晚清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剧变的中国，梁启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好说他生不逢时，亦不好说他生逢其时。我认为的少年正向我走来…… 在中国近代社会，梁启超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从广东新会一直走到北京，从公车上书到护国运动，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从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到晚年讲学著书，梁启超的一生梁启超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恰恰是由于这个时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物出现，历史从来都是残酷的，它不容你有任何选择，便裹挟着滚滚的洪流匆匆而过。无论是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历史人物从来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他们摇旗呐鼓，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历史的进程就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发生改变。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青年时代协助其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谁能想到这次考生的聚会，竟引发了后来的百日维新，从此维新派从幕后走到台前，登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这很难说得清楚。历史上，陈胜吴广起义，就是缘于一次偶然的小事：陈胜、吴广等数百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只好发动兵变。但细细思量，在这起事件的背后，其实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秦国的残暴统治必然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次起义迅速得到各地的响应，反秦起义如星火燎原。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事件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戊戌运动、勤王之役、辛亥革命、倒袁运动、护国运动……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纯发生的，而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历史的洪流中，梁启超无法置身事外，他积极投身于历史潮流之中。梁启超学贯中西，他想用自己的方法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富强、民主、自由之路，他不遗余力的做着启发民智的工作，并在文学界引发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一系列的行为对于改变当时的文学风气大有裨益。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在政治上总体上是失败的，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也可能因为他被人诟病的“善变”；学问上，他的著述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作出的贡献是极大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 1、建立的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 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 ?“四弊”指：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可以有很多，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代替他们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 “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记载历史不记载我们国民的历史，就激发不了学子的爱国、爱民族之心。记载某个帝王的朝廷的历史，培养的只是屈服在封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梁启超成才之路的教育启示 黄秋琳 工商三班 1116103013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对于推动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身的成才之路对现代教育具有典型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成才；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启示 一、论梁启超成才的主观因素 梁启超从小便天赋过人，颖慧异常且勤奋好学。他热爱读书，涉猎面极广，而且很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绝非泛泛而读。他深许康有为的名言：“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和新闻学等等都颇有研究。“他求知欲，创新与极强，学一门爱一门，学一门钻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梁启超评传》P6）他生平著述极多，涉及各个领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文化遗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的增长往往有赖于阅历的丰富。梁启超年少时，就已博览群书，游历八方，到县城、省会去观光求学，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但他不甘局限在国内，短短几年间，他便游历了新加坡，澳洲，美洲，考察了多个国外知名城市，并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还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各个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丰富阅历，锤炼了他的性格，陶冶了他的情操，使之拥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光学理论，而不加以改进和应用，便是纸上谈兵。不同于只知读死书，死读书的孔乙己，梁启超坚持独立思考，善于举一反三，将所学的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从中顿悟并发掘出新的认识和见解。他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专题性历史研究，从西方诸哲和国学大师，尤其是先秦诸子两方面汲取营养，而后借助早期改良派所用的方法，将西学和中国古典文说有机的融为一体。他用西学改造中学，重建新国学，这对于当时思想还未彻底解放的国民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他还综合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经验，倡导由政府监督，行政立法，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梁启超之所以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得力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之情、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感。正是这样的爱国之情时刻激励着他奋发图强，走上政治舞台，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奔走呼号，寻找新出路。在《少年中国说》中他曾激扬文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范围和时间。学生花了大部分时间跟着老师的引导，学习与考试科目相关的书籍。由于考试的标准答案缺乏灵活性，导致学生的答案也摆脱不了课本内容的桎梏，他们创新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他们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他们的时间随着作业，考试与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El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走出梁启超的 新史学片想 群体之历史：谁的历史？ 这次会议以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出发点，鼓动与会者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在史学门槛上尚未站稳的学徒，在不断练习这门技艺的过程中，我不一定有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如此宏旨的胸怀，只是经常会碰到“我自己希望用什么方法回答什么问题”的疑惑。虽然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总是不时会出现一些先行者，为我们释疑解惑，但新的疑惑总会不断地从已有的成论中产生出来。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梁启超的《新史学》，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具前瞻性的史学宣言。正如是次会议组织者所言，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的诸多命题，大多能从梁文中找到端倪。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再三阅读《新史学》一文，看看有什么牙慧可拾，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谈到中国传统史学四大弊病之一的这段话：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1] 梁启超这番史学主张背后几个主要的政治概念——“国家”、“国民”、“群”和“社会”——的形成与衍化，王汎森已经有相当细致的论述。[2]梁启超对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的责备，久为大家熟悉，到今天已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史学观点。20世纪上半期以来，具有“新史学”意识的史学家、以中国为实验场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甚至是政治家、革命家如毛泽东者，都曾经身体力行地调查研究基层民众的生活和历史。解放后，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史学界特别关注被标签为“起义”或“反抗”的历史事件，并以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为主线，去写所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这类历史叙述虽然实际上未出“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套路，但在某些课题(如三元里、义和团)的研究所进行的访问调查中，毕竟记录和保存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不管其背后政治议程如何，这些调查报告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多得的。进入80年代，中国史学界积极介绍西方6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潮流，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促使了有关“民间文化”和“边缘群体”(如乞丐、流氓)的研究大量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在1902年开风气之先的大声疾呼，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已得到不同背景和学术关怀的史家的积极回应和实践。 在几乎毫不犹疑地认同这种史观的前提下，我读着梁启超“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句话，马上想到的是，我们今天所做的“群体的历史”，往往会陷入“知有群体而不知有个人”的陷井。我这里说的“个人”，当然是在偷换概念，梁所讲的“个人”是“帝王将相”，我关心的“个人”，是组成所谓“群体”的一个个人。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研究和论述的过程中，一方面有一个整全的、社会学的眼界，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搅和成无名无姓的群体甚至一堆堆电脑数据。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故其效果, 亦一如其所期, 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的问题。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无一不是君统。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个人史，中国过去写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全貌。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黄敏兰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 “现代史林泰斗”。① 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 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 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统史学的终结。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堪称是一项开天辟地的创举。 梁启超的“新史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早期的梁启超主要是政治家,其学术活动多以政治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此时梁启超对传统史学主要是进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学术分析,对新史学也未做实质性的学术建设。在《新史学》中,梁启超着重阐述的是政治理论,分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落后的国民性,探讨西方民族强盛及中国落后的原因。当时梁启超是要以新史学动员民众与专制势力作斗争。所以他提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国不可救”这样严重的问题。直到梁启超退出政坛,成为纯粹的学者后,他才全身心地致力于新史学的学术建设,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也趋于客观。 《新史学》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宣扬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政治理论,另一部分是主张用新史学这一新学术来教育民众的史学理论。不过,这两部分是融为一体的,很难截然分开。例如他论证的“正统”问题,既是指史学上的正统之辨,也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宣扬民主政治理论,也是他提倡用新史学、新学术来启蒙和教育民众的实践。所以,“史界革命”既是学术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的一部分。 《新史学》主要内容如下: 11批判旧史和旧政治。 《新史学》的一多半文字都是用来批判旧史。除第一节《中国之旧史》外,还有后三节《论《论书法》和《论纪年》。在全书的六节中有如此大的比重用于批判,可见激烈的批判正统》、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葛喜生·鉴古野叟 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同上书，第177页） 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同上书，第177-178页） 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
历史研究-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历史事实史料客观研究法个性特征普遍规律论文摘要：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实质上就是以历史客观李实为墓石，以真实史料为中介，在认识上反复深化，从而揭示出历史事实的个性特征与普遍规律，并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的方法。 梁启超说：“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合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进化的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提供出历史研究必须客观，要使用“客观研究法”。客观研究法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也最明快、最有说服力地体现了他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虽然梁启超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早已成为历史，但其方法的精华却早已融人后来的历史研究之中。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重温他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求真方法，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不仅是重新认识作为历史人物的梁启超的需要，而且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也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一、历史事实之客观性与整体性 历史的客观性表现在它的事实性、整体性。历史的真实一方面是事实之真，另一方面则是本质的真实。事实之真是从单个事实本身来说的，而本质之真则是从历史事实之间联系的角度和整体角度来说的。自然界不用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客观的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客观的，是过去、现在发生过的事实。历史不是简单的各民族、人群或各个人的孤立活动史，或其活动的叠加史，而是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民族、人群或个人通过其文明的创造活动创造出来的、其间存在着相互的差异、联系和影响，并由于差异而相互补充，由于联系而相互作用，由于作用而相互影响，进而共同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人类社会历史整体。 历史的整体性以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和影响为纽带而表现出来。历史的整体性与梁启超关于全民进化的历史观点相互说明而关联。梁启超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各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人类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不独各国的历史是“整个的”，而且全人类的历史也是“整个的”，世界历史则是各国人民在创造文化、文明过程的总和。历史事件如果离开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就不成其为历史事件。“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必于其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 不独历史事件不能分割看，就是人类在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志等也不能分割看，而应当当作一个整体看，不仅把思想意志当作一整体看，而且要把历史客观事实与历史思想意志当作一个整体看： “史绩有以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绩每度之发生，恒在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之一贯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真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枝枝节节求也。 梁启超说，数百年或数千年的史实是一个整体，其间各时代发生的史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