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形成的知识社会学逻辑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曼海姆认为, 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各种观念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有控制的经验研究, 找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 然后由经验研究上升到认识论高度, 探讨思想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真实程度, 确定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结构, 建立起检验知识或思想的正确标准[1](p15)。其后, 布迪厄通过借鉴现象学认识论, 引入生成图式或信念的概念详细阐释了在认知范畴与社会范畴的转换过程中知识的生成逻辑。布迪厄认为, 知识是内化在人的思维意识之中的心智结构, 而社会是一种外在的结构性因素, 因此知识与社会的联结就变成了外在社会场域与内在心智的转化问题(1) 。知识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逻辑可以简略表述为, 场域的特定形态和场域中的位置会预设特定的价值、目标及行为规范, 而且个体会自觉按照场域提供的价值模式和思维方法进行思考、认知及实践, 并使信念经由行动表达出来, 从而形成特定的知识体系[2](p134)。
春秋战国时期, 法家思想逐步兴起。特别是战国时期, 一些士人承接管仲、子产的法治思想, 促进了法家思想体系的成熟。其中, 李悝、吴起是法家思想早期的实践者。商鞅、申不害促成了法与术思想的完善。稷下先生与慎到则完成了法家势的思想的建立。韩非子集合法术势思想, 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0]。自有法家, 而后战国以前列国纷争之局, 易为秦汉以后一统帝国之局。赖其余绪, 以撑支中国历史者, 已两千有余年[0], 因此法家思想的兴起是我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发展, 分析其兴起的知识社会学逻辑对于认识我国社会思想史的流变历程有着重
要意义。王处辉指出, 法家人物是在认识到以礼与乐为代表的道德秩序失效以后, 为了追求新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即以法为代表的强制秩序以及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产生的[4](p119)。然而,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要解释法家思想兴起的深层逻辑,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法家人物为什么会得出道德秩序的废坠与强制秩序兴起的结论?具体而言, 即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是如何观察其时社会之变动, 并得出这一结论的?
当前有关法家思想兴起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研究者从人性论基础对此进行了诠释。梁启超指出:儒家关于法的概念因自然法立论未稳, 而致法家攻破。[5](p280)这一观点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认同, 他们认为儒家推崇的礼乐制度唯有在人性善的理论前提下才能够发挥其作用。然而, 人性之中本身就有自私以及恶的一面, 因此需要强制性的法律与制度对人进行约束, 这样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0]。这些观点指出了法家思想兴起的人性论基础, 但却忽视了法家思想兴起的历史背景, 因而未能论及心智结构与历史背景的相互转换过程。第二类学者以国家间的战争因素阐释法家思想兴起的原因。如吕思勉、萧公权、刘泽华等认为在战国时期那种激烈的国家竞争关系下, 德教、仁政很难维系国家的存在。只有推行法治、霸道, 才能应对他国的挑战[7(p45,223,102)]。正是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关系, 促成了法家思想的兴起。这一分析指明了法家思想兴起的外部环境因素, 但没能指出国家内部发生的社会变迁对法家思想兴起的影响, 也没能分析法家人物对这些社会变迁的认知。第三类研究者侧重于研究战国时期各国的国内变迁与法家思想兴起的关系。一些学者从阶层入手, 认为阶层分化是造成法家思想兴起的重要因素。如郭沫若认为国家内部阶层斗争导致了法家强公室, 抑私门的主
张。[8](p250)而陶希圣从社会组织基础由血缘向地缘的转变阐述了法家思想兴起的必然性。他认为社会由氏族到家族, 由氏族到国家的变化, 使得伦理本位的德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再无法维系原有的社会秩序。地缘重要性的凸显、国家权力的需要, 使传统的刑治得到新的使命, 法家因而崛起[9(p52,186)]。冯友兰认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导致法家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历史阶段, 国家社会范围小, 组织也简单, 使用礼仪就可以维持社会秩序。而在社会经济组织发展深化、成熟之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 社会利益冲突也就得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 尊君权, 重法治, 禁私学, 就是当时现实政治的自然趋势[0]。这些研究与第二类研究相似, 从不同的方面诠释了法家思想兴起的社会性影响因素, 但却没能分析这些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法家人物的思考及其认知的过程。知识社会学认为, 对一种思想生成的深入考察, 需要对外部社会环境与代表人物的认知历程及其相互转化过程进行分析, 才可以得到客观真知的认识[4](p140)。当前有关法家思想兴起原因的分析虽多, 但尚缺乏此类研究。综合吕思勉、陶希圣等人的研究成果可知,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社会冲突性质的转变, 而这一社会变迁引起了法家代表人物的强烈关注, 并最终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体系。有鉴于此, 文章尝试引入曼海姆、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塞等人的社会冲突理论, 来诠释战国时期的社会冲突是如何形塑法家代表人物的认知及其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的, 以期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为我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诠释路径。
二、社会冲突及其与社会思想转变的关系
社会冲突是社会组织内部或者社会组织之间关于争夺价值、
稀缺的社会地位、资源以及权力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 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0]。按照冲突的参与者来划分, 社会冲突有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之分。内部冲突指因社会组织内部运转不协调, 引发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冲突。外部冲突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社会组织, 因权力、资源或者价值信仰的差异与对抗引发的冲突[11](p73)。按照冲突的性质来看, 社会冲突又可以分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冲突两类。物质性冲突指因社会地位、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的社会冲突;非物质性冲突指根源于价值信仰、伦理关系失衡或对立引发的社会冲突[0]。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 不仅社会冲突的类型在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冲突强度是衡量社会群体在冲突过程中投入的资源与能量多少的标准;而冲突烈度是衡量社会冲突表现形式的标准, 它涉及的是冲突发生的形式与方法[12](p200)。
马克思深入地诠释了社会组织结构演变与社会冲突转型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领域及其与他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之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须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之上。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 这些上层的建筑转而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进而引发社会组织内部的冲突[0]。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推进了社会的发展, 同时也促使社会冲突的类型与表现形式发生着转型。在氏族社会, 因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较为简单, 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氏族内部以及氏族之间的伦理冲突。氏族社会解体以后, 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科塞则从社会组织运转的角度, 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说明。科塞认为, 社会组织的每一个部门以及系统都
是紧密关联的。在组织结构的演变过程中, 会引发不同部门之间的失衡或者对抗性冲突。因此, 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 组织内部的冲突参与者及其触发缘由也在不断变动, 社会冲突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也因之发生着转型[0]。
然而, 冲突转型意味着冲突的性质及其发生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就要求调和、消弭社会冲突的方法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变。达伦多夫指出, 正是由于同一组织内部或者不同组织之间权利与利益分布的不均衡, 导致了组织内部或者组织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爆发以及调和、消弭能够引发结构的变迁以及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再分配[0]。而社会秩序是通过各种组织群体在权力关系体系中处于一定的位置来维持的, 社会冲突的调和或消弭通常会改变社会组织内部或者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变动, 因而秩序重建是消解重大社会冲突的主要的、带根本性的途径与手段[0]。科塞指出, 为了化解新生的社会冲突可能会导致法律的修改与新制度的制定, 而这些新的规则、制度的推行也在推进着社会结构的演变。此外, 社会冲突还能够促使人们对本已经潜伏的社会制度与规范的自觉意识[0]。就此来说, 社会冲突的转型与社会秩序重建是一种相互亲和的关系。
由社会冲突转型引发的社会秩序重建的客观要求, 促使人们探求新社会秩序的建构方向。但由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社会变迁状况以及冲突性质、类型的判定不同, 他们所主张的消解、调和冲突的方式以及理想的社会秩序图景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状况下, 容易涌现出一批批判旧社会秩序的思想革新者。而这种思想上的革新者往往是在继承原有社会思想的基础上, 认识到了旧社会秩序的局限性, 才转而寻求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已有的一些先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也初步显示出了战国
时期的社会冲突与法家思想兴起之间的关系, 诸如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张德胜的《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以及王兴周的《重建社会秩序的先秦思想》等[0]。这些研究进一步表明了从社会冲突的视角诠释法家思想兴起的社会成因的可行性。据此, 本文尝试以结构演变、冲突转型与秩序重建的理论线索来探析战国时期法家社会思想兴起的知识社会学逻辑。
三、战国时期的社会结构演变:从宗族本位到阶层本位
战国时期, 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从宗族本位向阶层本位演变的历程。宗族本位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于西周时期。西周初, 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不得不进行集体劳作才能完成大量的农业生产。其耕作方式为, 在父为家长领导下, 由长子、长子的兄弟、血缘关系稍远的叔伯兄弟、众多的子侄及家内奴隶一起, 集体进行的, 是一种家族共耕[17](p83)。《诗经周颂》中的十千为耦千耦其耘就是对这种耕作方式的描述[0]。集体劳作、男性地位凸显进一步为父系大家族, 即宗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了便于耕作, 周人居住方式通常以族为单位, 聚居在某一地域之内。这样的聚居地称为邑, 邑的大小取决于宗族人数。据赵伯雄考察, 西周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对立。大邑即城, 是宗族统治行为的结果。无论城、邑, 都与田地有着紧密联系, 二者之间不存在社会分工的差异。所谓国家其实就是父氏大家族联合体[19](p48)。在此基础上, 周人进一步推行了分封制与宗法制。分封就是天子胙土命氏, 实质是西周王朝向全国各地建立直属的地方政权。内容包括:封国的疆土, 对大国指明地区或点明四至, 小邦划定河川邑落;赏赐酒鬯、宝玉、车服、兵器及衣饰, 其中体现等级、地位和权力;分给官司或受封者原有的所属官职下至仆役;赐予被统治的人民。另外还有命书等文物。最后是规定受封
者的任务, 为周室尽力, 负担职贡。宗法制度是宗族组织的社会习惯法规, 它基于族落血缘的自然繁衍, 依亲属的尊卑长幼的区分而组成一种阶层结构和主次关系, 以确定族权与财产的继承与分配, 便于对宗族成员的支配[0]。分封制与宗法制的联合实施作用下, 姬姓宗族通过血缘关系的延展主导了社会权利与资源, 从而形成了以周王室为主体, 其他诸侯国环绕王室的社会组织结构。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特征为宗族本位, 即在以地缘、血缘为维度形成的宗族联盟中, 某一宗族占据主导地位, 其统治的目的在于维护本宗族的统治。
宗族本位式组织结构开始解体于春秋时期, 而到了战国时期则经历了彻底地从宗族本位到阶层本位转变的历程。宗族本位式社会组织结构的存在有两个内在的条件:一是周王室要足够强大, 才能够威慑诸侯;二是国家形态是地缘与血缘的统一。随着社会发展, 到春秋时期, 宗族本位存在的基础被严重破坏了。首先, 是王室衰落, 诸侯崛起。春秋时期, 晋、齐、楚、秦、郑、吴、越等国, 不断兼并邻国, 壮大起来。据《史记》记载, 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21](p324)这说明, 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 社会的主导权力先后由齐、晋、楚、秦、吴等国掌控。其次, 春秋时期铜、铁农具得到广泛使用, 牛耕、水利等耕作技术也投入农业生产活动中来。生产工具的变化, 一方面使得人们开始缩小耕作时投入的人力, 小家庭、个体生产成为可能[0];另一方面民众开始有能力开垦私田, 个体农户已经大量存在。春秋时期, 人们已经开始经营私田, 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田由此衰落, 私田不断增加。鲁国的初税亩, 郑国的作丘赋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0]。受生产方式的影响, 人们居住方式也不再是地缘与血缘的统一, 血缘的组织作用下
降, 地缘的组织作用上升。宗族公社开始瓦解, 农民地主阶层不断形成且日益强大。
战国时期, 国家之间的冲突及兼并越发激烈。一些强大的国家, 诸如五霸之一的吴国, 十二重要封国中的陈国、蔡国、曹国, 也都无法幸免。大国相互接壤, 不再满足于称霸, 而是力求吞并对方。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 再也无力干预或者组织诸侯国进行大范围的活动。就战国时期各国国内情况来看, 冶铁技术有了巨大改进, 鼓风炉、铸铁柔化技术、渗碳制钢技术都为人们普遍掌握, 铁制工具因而得到广泛使用。耕作技术进一步发展, 两牛牵引铁犁、施肥、农历等使得深耕细作成为可能, 粮食产量因而大幅提高[0]。私田开垦范围更加广大, 小家庭生产方式普遍确立下来。私有财产的增加与分化使得阶层分化日益显着。李学勤指出:战国时期经济基础的变革, 同时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性质普遍发生了变化, 由原来按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人群结构进化为按地区划分的组织, 即地域组织;其次是人们从事经济生活的关系即阶层关系也有了很大变化, 出现了新的格局。[17](p85)以宗族为单位形成的政治实体被瓦解, 代之为一个个独立的家庭, 并由身份串联起来, 形成了奴隶、农民、地主、官僚、王族五大阶层联合体。在五大阶层体中, 以王族、官僚阶层权力最大, 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社会组织结构的特征称为阶层本位, 即在以阶层为单位的组织结构下某一阶层占据主导地位, 其政令的推行是以维护本阶层统治为目的的(1) 。
面对社会结构的演变, 思想界催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更为推崇小共同体本位的观念[0], 即以家族为社会的组织基础, 国家政权只是辅助家族秩序维持
的工具。如孟子井田说所讲到的请野九一而助, 国中什一使自赋, 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亩, 余夫二十五亩。死徒无出乡, 乡田同井,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 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 同养公田。公事毕, 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0]而法家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趋势以及弊端, 他们坚持国家主导的大共同体本位观念, 即强调以国家权力为根本, 将不同的家庭有组织的控制起来。因而, 法家一方面允许人口大范围的迁移, 另一方面也制定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如在郊野地区, 五家合而为轨;六轨为邑;十邑为率;三率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全国共有五属。至于在都邑范围, 则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全国共十五乡。[0]显然, 与儒家相较, 法家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及重建新的大一统社会生活秩序的时代要求。这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所以发展并付诸实践的重要社会成因之一。
四、战国时期的社会冲突转型:从伦理冲突到阶层冲突
战国时期, 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由宗族本位向阶层本位演变, 社会冲突的性质也由血缘性伦理冲突向功利性阶层冲突转型。马克思指出, 在稀缺资源上的分配越不平等,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冲突就越深[27](p164)。在宗族本位的社会组织结构下, 周王室将土地、百姓以及几乎全部的地方治理的权力授予诸侯, 以此实现了稀缺资源分配的阶层内相对平等, 极大地缓和了邦国冲突。其次, 宗法制作为分封的重要依据扩大了姬姓宗族对国土的控制力, 其他诸侯无法与其对抗, 敌对双方力量此起彼消, 进一步降低了外部冲突;同时, 诸侯与王室确立了君臣关系, 其实也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周王室为天下共主, 有废立生杀、人事任命等权利, 同时也有裁决诸侯纷争, 保护诸侯国的义务。诸
侯国也承担着保护王室的责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王室与诸侯相对制衡的局面, 单一诸侯国不敢轻举妄动, 再次降低了冲突的强度。因此, 就西周时期各国之间的情况而言, 内部冲突处于主要地位, 外部冲突处于次要地位。
事实上, 无论是外部冲突还是内部冲突, 虽然其本质是利益冲突, 但其表现形态是血缘性的伦理冲突。因为, 在宗族本位的社会组织结构下, 国家即是家族之扩大, 国家之间秩序的维持依据的仍然是大宗与小宗之间的亲缘关系。吕思勉即指出了这一点:列国之间, 要讲信修睦, 也只是同宗的人或者同族的人相互亲爱, 和全体社会是无关的。[28](p88)就国家内部的冲突而言, 仍是一种按照血缘关系分封之后的士大夫与同宗诸侯之间的冲突, 因而也是一种血缘性的伦理冲突。天子建国, 诸侯立家, 卿置侧室, 大夫有贰宗, 士有隶子弟[31](p5), 即表明从天子到士, 他们之间表面上虽然是君臣关系, 但事实上皆是一种宗族之间的血亲关系。故此, 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外部冲突, 还是国家内部的诸侯与士大夫之间的冲突, 西周时期的社会冲突都以血缘性的伦理冲突为主体。
到了战国时期, 因宗族本位的组织结构趋于瓦解, 阶层本位的组织结构逐步形成, 主要的社会冲突的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以其时秦国面临的社会冲突为例。商鞅初到秦国时, 秦国面临的社会冲突十分严峻。据《史记秦本纪》记载, 孝公元年, 河山以东强国六, 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 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 自郑滨洛以北, 有上郡。楚自汉中, 南有巴、黔中。周室微, 诸侯力政, 争相并。秦僻在雍州, 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夷翟遇之。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 国家内忧, 未遑外事。[0]我们从中可以
看到, 秦国当时正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冲突, 且这种冲突是内外交织在一起的。外有列国吞并之危, 内有大夫夺权之险, 国家蛮弱, 急需改革。而就两种冲突的主次而言, 又以外部冲突为主, 内部冲突为辅。战国时期, 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使得人口大增, 能够开垦的土地也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拥有的领土越广, 国家就越发富裕、强大。因此, 各国君主不再满足于春秋时期的称霸, 而是力求吞并其他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国家之间的冲突强度与烈度急剧提升。
就当时的国内冲突来看, 主要两种:一是君主与旧贵族之间的冲突;二是旧贵族与新兴地主阶层之间的冲突。实际上, 这也是其他六国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国内冲突。这两种冲突本质都是宗法、分封制弊端的延伸。分封制使得君主权力不断下放, 卿大夫权力不断壮大。大夫夺权的例子, 如鲁国三分公室, 六卿分晋, 田氏代齐等屡见不鲜[0]。同时, 战国铁器与耕牛的使用, 使得生产水平迅速提升。农民不愿尽力耕种公田, 转而开拓私田。而旧贵族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公田, 因此极力反对开垦私田, 这即造成了农民与旧贵族之间的冲突。另外, 君主为了抵御他国入侵, 不得不依靠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群众的支持, 因而也大多主张变法, 开垦私田。这样, 又形成了君主与旧贵族之间的冲突。法家对此有敏锐的洞察, 大臣太重, 封君太众, 则上逼主而下虐民, 此贫国弱兵之道也[29](p100)。因此, 就三种冲突的关系来看, 无论是外部冲突还是内部的君主与旧贵族之间的冲突以及旧贵族与新型地主之间的冲突, 皆根源于国内生产关系的变革, 因而在广义上都可说是一种功利性质的阶层冲突。
总的来说, 随着社会结构由宗族本位向阶层本位转变, 战国时期主要的社会冲突的性质已经由伦理冲突转向了阶层冲突。然
而, 儒家思想者群体始终坚持认为伦理冲突才是社会的主要冲突, 社会秩序的重建应以化解伦理冲突为本, 而不能以化解阶层冲突为本。从孟子与梁惠王的一番对话中即可见儒家的这一种认识, 孟子对曰:王,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 而国危矣!万乘之国,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 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 千取百焉, 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0]法家学派则认识到了主要的社会冲突性质的转变, 并认为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以化解阶层冲突为基础。这可以从他们对力的认识中反映出来。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都十分强调力的重要性。《商君书》中, 一百二十二次提及力字。韩非更是明确指出:上古竞于道德, 中世遂于智谋, 当今争于气力。[29](p471)他反对儒家得民之心的论调, 他说: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 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 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 犹婴儿之心也。[29](p503)他认为在各强国皆以争地为务的历史条件下儒家的王道十分不合时宜。他举例说:齐将攻鲁, 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 吾所欲者土地也, 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 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 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 夫仁义辩智, 非所以持国也。所以, 法家否认伦理冲突是其时社会的主要冲突, 而主张以强力控制与消灭外部国家的方式化解阶层冲突。由此可见, 战国时期社会冲突的重心已经从过去的伦理冲突转型为阶层利益之间的冲突, 儒家不愿正视这种社会现实, 依然认为解决伦理冲突是社会主要矛盾, 而法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社会冲突重心的转变, 认为化解阶层利益冲突才是社会主要矛盾, 并面向
这一社会冲突转型提出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案, 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诉求。这是战国时期法家社会思想所以发展并被付诸实践的又一重要社会成因。
五、战国时期的社会秩序重建:从道德秩序到强制秩序
为了调节控制国家内、外部血缘性的伦理冲突, 周人设置了一套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道德秩序。这套秩序的维持首先在于道德教化。西周制度的创立者认为人们唯有内心有着强烈的道德认可, 才能自觉地遵从这样的社会秩序。儒家继承了这一思想, 并将五伦相对应的道德要求系统地记录了下来, 即为人君, 止于仁;为人臣, 止于敬;为人子, 止于孝;为人父, 止于慈;与国人交, 止于信。[30](p5)这些道德准则实质上为人们提供了解决纠纷的依据, 以君臣关系为例, 周为大宗, 鲁为小宗, 周须爱鲁, 鲁须敬周, 如有利益冲突, 鲁自当让渡利益, 缓和纠纷。周王室也应表现出对鲁国的爱护, 让渡部分利益给鲁国。这样, 在这种讲信修睦的道德准则下, 两者之间的冲突就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其他四伦冲突的缓和, 大抵也是在伦理基础上, 通过利益让渡, 达到尊者、长者利益最优分配消解的。
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 周公进一步设定了礼制, 以限制个人的行为。周人认为, 礼能够经国家, 定社稷, 序人民, 利后世[31](p43)。周礼严格规定了社会的等级秩序, 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自身的礼仪规范[32](p108), 由此礼仪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总规范, 其社会功能也扩大到了治国驭民、判断是非、纲纪人心等诸多方面[33](p108)。每一种社会行动以及利益分配都有明确可以遵循的准则, 这样就使得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大为下降。从道德教化到礼乐制度, 实现了一种政治伦理化[34](p85)。周人正是以道德作为处理纠纷的准则, 以礼乐作
为维护道德的手段, 维持了亲亲尊尊的道德秩序, 化解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血缘性的伦理冲突。总的来看, 道德秩序的存在是以宗族本位的组织结构为基础的。宗族本位的社会组织结构决定了社会冲突的性质是附着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冲突, 因此道德秩序才能够有效地化解社会冲突。
战国时期, 在阶层本位的社会组织结构下, 社会冲突的性质转型为功利性的阶层冲突, 其发生方式十分激烈, 冲突的强度、烈度都很高, 道德秩序已经无法有效调节、化解这类型冲突。为了消解、调和这类型的冲突, 各国纷纷进行了变法。这其中, 尤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典型。商鞅认识到了儒家所追求的道德秩序的局限性, 并针对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与国家内部的阶层冲突, 设定了一种新的制度秩序。面对秦国的内外冲突, 商鞅的策略是首先解决内部的阶层冲突, 以促使秦国强大起来。秦国强大以后, 即不仅能够自保, 甚至还能吞并其他国家, 如此即秦国的外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秦国内部的阶层冲突包括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冲突以及旧贵族与新型地主之间的冲突两类。为了消解这两对冲突, 商鞅主张瓦解旧贵族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商鞅推行了如下四种政令。首先, 令民为什伍, 而相收司连坐。[21](p2707)这就打破了血缘维度的组织方式, 社会组织形式走向地缘化。[35](p370)其次, 推行分户令。其内容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灶者倍其赋;令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之禁[21](p377)。此令一行, 大家族即被分割成了小家庭, 血缘的延展性进一步削弱。再次, 有军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 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 不得为属籍[0], 这两条政令彻底否定了世卿世禄制度, 是对魏文侯改革中食有劳而禄有功原则的继承与发展。贵族从此再也不能尸位素
餐。士之子恒为士, 工之子恒为工, 商之子恒为商, 农之子恒为农的阶层固化被打破了, 新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了起来, 旧贵族的统治地位由此遭受了极大打击。最后, 推行县制, 即集小都乡邑聚为县, 置令丞, 凡三十一县[21](p2709)。县制的推行, 将全国的政权、军权全都集中到了中央, 旧贵族再也没有大范围的封地与独立的治权。
旧贵族瓦解以后, 秦国国内的主要社会冲突就转变为地主阶层与农民阶层之间的冲突。面对这些阶层冲突, 商鞅采取了以下方式调和:第一, 商鞅肯定了阶层剥削的合法性。授田制的普遍推行, 使得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封君以征收封地赋税获取收入, 官僚集团由国家颁发俸禄, 军功地主依靠其军功大小获取封邑赋税生活, 本源皆来自对百姓的剥削。第二, 推行严刑峻法以压制民众的反抗。商鞅主张轻罪重罚, 以刑去刑。依靠国家暴力, 来压制民间反抗[36](p86)。且商鞅不准民间妄议法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商鞅颁布了燔诗书而名法令的政令[29](p100)。第三, 建立了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 诸如按军功授爵、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属籍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为法令、置官吏, 权足以知法令之谓者, 以为天下正[0], 这些法令使得庶民也有机会成为官僚、地主, 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机会公平, 从而缓和了阶层冲突。此外, 商鞅还以转移冲突的方式, 使得国人的注意力集中于秦与魏、楚、赵等国的外部冲突上。社会冲突论认为外部冲突能促进群体的形成与发展, 因为外部冲突为群体树立了敌对性的参考群体, 通过促使群体成员意识到彼此间的同一性, 引起同一群体成员的自我觉醒, 而生成或强化群体的内部整合[12](p200)。商鞅准确地利用了这一原理, 极力推行农战, 将国家危难意识深深地植入各个阶层之中, 使得各阶层勠力同心、一致对外, 因此进一
步缓解了国内的阶层冲突。秦国内部冲突消解以后, 迅速发展壮大, 不断兼并邻国, 在解决外部冲突时, 便逐步获得了有利地位。
总之, 儒家学者始终漠视社会冲突性质的转变, 坚持认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 省刑罚, 薄税敛, 深耕易耨,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长上, 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 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 父母冻饿, 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 王往而征之, 夫谁与王敌?故日:仁者无敌。王请勿疑。[0]然而, 事实表明, 儒家推崇的道德秩序无力化解利益性的阶层冲突, 因而不为统治者见用。而在商鞅以变法的形式消除秦国内、外冲突的整个过程中, 能够清晰地看到以国家暴力为支持的强制秩序是如何确立下来的。为了消除旧贵族与君主、地主阶层的冲突, 商鞅设定了令民为什伍、分户令、军功授爵、县制等制度秩序;为了调和地主与农民阶层之间的冲突, 商鞅推行一系列诸如肯定阶层剥削的合法性、暴力压制民众反抗和转嫁冲突的法律条文。此种强制秩序有力地消解、调和了功利性的阶层冲突, 使得秦国急剧发展壮大。法家人物正是认识到了过去的道德秩序在解决新型社会冲突实践中的无效性及强制秩序对于化解阶层冲突的有效性, 才不断地在各国推行法家思想, 使得法家思想逐渐兴起, 成为战国末期的重要思想之一。
六、结论与讨论
文章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探究了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兴起的知识社会学逻辑。具体而言, 这一逻辑可以表述为: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周王室为主体, 其他诸侯国环绕王室的宗族本位式社会组织结构。这一组织结构开始解体于春秋时期, 到了战国时期基
本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家庭, 并由身份串联起来, 形成了阶层本位式社会组织结构。此种结构演变, 促使社会冲突的性质由以血缘性的伦理冲突向以功利性的阶层冲突转型。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变迁, 他们指出儒家信奉的道德秩序已经不能够有效地化解功利性的阶层冲突。进而, 呼吁重新构建一种能够化解当前社会冲突的强制性社会秩序, 即治世不一道, 便国不必法古的主张[38](p5)。随着法家代表人物在各国变法的成功, 诸如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李悝在魏国的变法、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等等, 法家社会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欢迎。这些国家对内成功压制了旧贵族的反扑以及农民阶层的对抗, 对外兼并其他国家, 有力地化解了面临的外部冲突。这种成功的经验, 促使士大夫阶层不断地丰富、完善法家思想体系, 其直观地表现就是《韩非子》一书中完备的法术势体系的建立。
这一观点有助于诠释战国以至秦汉以来思想流变历程的深层原因。战国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状况绝非思想者个人的凭空想象, 而是对时代脉络的深刻洞察。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兴起, 即得益于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战国时期的社会结构演变、社会冲突转型形成了深刻认识, 同时也得益于他们所主张的强制秩序对于化解阶层冲突的有效性。与法家思想兴起的社会成因类似, 其他类型的士人在认识到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社会冲突性质的转型以后, 也希望寻求一种能够化解、调和当时社会冲突的新社会秩序。只是由于这些士人对社会冲突的认识存在差异, 各自的主张也千差万别, 因而形成了多个不同的学派。儒家学派认为战国时期主要的社会冲突仍然是伦理冲突, 社会秩序的建构应坚持以道德秩序为根本。道家学派则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社会冲突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刺激了人的欲望, 人的欲望一旦产生, 人与
人、社会与国家的冲突就在所难免, 所谓故失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39](p93)因此,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见素抱朴[39](p45), 即返回远古社会, 追求人与自然合一的生活, 以化解社会冲突。墨家与法家都认识到了道德秩序对于化解阶层冲突的局限性, 墨子说:且夫繁饰礼乐以为人, 久丧伪哀以谩亲, 立命缓贫而高浩居, 倍本弃事而安怠傲, 贪于饮食, 惰于作务, 陷于饥寒, 危于冻馁, 无以违之。[40](p291)但是, 墨子并没有采取直面阶层冲突的方式去化解冲突, 而是将化解冲突的方式寄托于人性的改变, 他希望人们能够无差别的爱护每一个人, 抛除陈见, 不再战争, 即兼爱与非攻。总之, 各家因对社会冲突的性质以及化解方式认识不同, 其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也不同。儒家漠视阶层冲突的出现与强化, 道家主张返回远古社会以消除社会冲突, 墨家强调改变人之爱的本性以弱化阶层冲突, 这些主张都未能正面解决阶层冲突对于道德秩序的瓦解, 故而他们的主张多流于空想, 不及法家提出的强制秩序实用、有效。秦统一以后, 我国转为郡县制国家, 社会组织结构转变为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同生共存的局面[0]。以国家为主的大共同体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之上, 因而阶层冲突成了社会的主要冲突。以家族为内核的小共同体内部的冲突则多为血缘性的伦理冲突。因此, 这两种社会冲突构成了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两种至为重要的社会冲突。法家代表的强力秩序有利于化解大共同体内部的阶层冲突, 而儒家推崇的伦理秩序有利于化解小共同体内部的伦理冲突, 因而这两种思想成为我国秦汉以来社会思想中最为主要的两大脉络。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刘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学生：施妍 学号：2010221109120006 专业：新闻学 指导老师：杨翠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岁考中秀才。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子兹始。? 从1892~1894年，梁启超就学于广州府内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三年。 1895年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参加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正直改良运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1899年3月），鼓吹?保皇?。后又组织宪政会（1906年冬）、政闻社（1907年10月）等政治团体，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仓皇去国?14年后，于1912年10月间从日本神户启程回国。民国初期，他倚靠袁世凯又组织进步党（1913年5月），1914年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职数月。1915年初，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梁特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予以痛击，积
浅谈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知识观(一) 论文关健词:双顿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知识观 论文摘要:双顿科学社会学在对知识社会学批判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对科学的新的研究路径，其研究基.氛是对科学知识的实证一功能主义分析，在这种知识观的基础上，形成双顿传统。 一、知识杜会学的知识观 “知识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的前身或发展的最初阶段。知识社会学一般是指考察观念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关系，或知识与社会实在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学科。“知识社会学是与这样一种假说一起出现的，这个假说认为:即使是真理也可以从社会方面加以说明，因为它们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历史上的社会有着联系。默顿说，“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马克思的认识论对知识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命题。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中创造自己的生存方式，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社会关系，同时也创造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知识作为一种处理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工具，它依赖于人的存在，反映了人的利益。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这些变革时，必须时时刻刻地将下面的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民借以意识到的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对知识做了两种区分: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 曼海姆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知识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一曼海姆传统。曼海姆认为:“实际思想的出现和结晶在许多方面受各种各样纯理论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与纯理论因素相反，可以被称作存在的因素。这种存在决定思想，也不得不被看作是事实。曼海姆拓展了马克思存在的概念，由此涵盖世代教派、职业群体等因素;取消经济因素在决定人类思想结构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这之后，曼海姆又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扩大至一般知识。认为:“人类思想结构本质上都含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何有关真理的声称不过是一种自欺。 曼海姆主张在自然科学和文化间区分，自然世界的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对这类客观现象的正确知识只能凭借超然观察对感性事实的信赖，以及精确的测量获得。文化知识则依赖于一个时期的群体对文化现象的理解。这样曼海姆的知识观实际上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两种知识状态。把自然科学看作是知识社会学的特例，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只是对文化知识做社会性的考察，去说明像美学、道德、哲学体系等这类专门知识。 二、默顿科学杜会学的认识论 默顿在批判知识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开创了科学社会学，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 1.默顿继承了知识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科学观 知识社会学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派都坚持实证主义科学观。科学的目标是拓展准确无误的知识，默顿在科学的规范中列举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作为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主义是指关于真相的断言必须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性的标准，要与观察和以前被证实的知识相一致。就是说(科学)知识的合法性要么符合其内在逻辑，要么与实在相符。有条理的怀疑更要求在科学家接受或承认已有科学成果的过程中，防止人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干扰。后来默顿学派又列举出了情感中立、理性精神客观性、无偏见性等，把这些列人科学的精神特质，这是典型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点实际上与曼海姆对科学的定位相同。默顿开始对科学做社会学的经验性研究。默顿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了著名的默顿命题:清教与科学的关系假说;经济、军事对科学研究范围的影响。默顿运用引证分析、内容分析、集体传记研究等计量分析对英国的17世纪近代科学兴起的特殊时期进行了经验性的考察。默顿后期对科学奖励系统、科学评价的分析更是经验性研究的典范。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身份 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2、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文体 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但是他当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20岁出头，因此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而被人称作“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成才之路的教育启示 黄秋琳 工商三班 1116103013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对于推动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身的成才之路对现代教育具有典型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成才；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启示 一、论梁启超成才的主观因素 梁启超从小便天赋过人，颖慧异常且勤奋好学。他热爱读书，涉猎面极广，而且很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绝非泛泛而读。他深许康有为的名言：“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和新闻学等等都颇有研究。“他求知欲，创新与极强，学一门爱一门，学一门钻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梁启超评传》P6）他生平著述极多，涉及各个领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文化遗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的增长往往有赖于阅历的丰富。梁启超年少时，就已博览群书，游历八方，到县城、省会去观光求学，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但他不甘局限在国内，短短几年间，他便游历了新加坡，澳洲，美洲，考察了多个国外知名城市，并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还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各个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丰富阅历，锤炼了他的性格，陶冶了他的情操，使之拥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光学理论，而不加以改进和应用，便是纸上谈兵。不同于只知读死书，死读书的孔乙己，梁启超坚持独立思考，善于举一反三，将所学的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从中顿悟并发掘出新的认识和见解。他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专题性历史研究，从西方诸哲和国学大师，尤其是先秦诸子两方面汲取营养，而后借助早期改良派所用的方法，将西学和中国古典文说有机的融为一体。他用西学改造中学，重建新国学，这对于当时思想还未彻底解放的国民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他还综合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经验，倡导由政府监督，行政立法，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梁启超之所以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得力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之情、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感。正是这样的爱国之情时刻激励着他奋发图强，走上政治舞台，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奔走呼号，寻找新出路。在《少年中国说》中他曾激扬文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范围和时间。学生花了大部分时间跟着老师的引导，学习与考试科目相关的书籍。由于考试的标准答案缺乏灵活性，导致学生的答案也摆脱不了课本内容的桎梏，他们创新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他们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他们的时间随着作业，考试与
本人承诺本文无抄袭、无造假、无一稿两用。 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Zhang Cuil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张翠玲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100192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佛典翻译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aries and scholars in modern China.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a strong China.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tra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v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style and vocabular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heory; Sutra translation 1. 引言 提起梁启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其次会想到梁启超丰厚的学术著作。他出色的才华，超人的精力和勤奋精神都值得后辈汗颜。他一生著述多达1400多万字①，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法学等领域。梁启超在翻译领域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很多见解和看法堪称翻译理论之滥觞。梁氏的翻译思想集中在《论译书》（收于《变法通议》）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之中，细读之后，深感他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刻，实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之瑰宝，现将其翻译思想分三部分总结如下。 2.翻译与救国 梁启超（1873-1929）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年代，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全国一片颓败，国破民哀。而此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他们上书朝廷、痛陈改革之必要和迫在眉睫，并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扬变法。 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强国第一义”，并把翻译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翻译西方之书看作救国之道，看作开启民智的途径。他在起草的由李瑞棻上奏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提出“设藏书楼”、
梁启超法家思想的近代初探 一梁启超法家思想概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古学复兴思潮，诸子学、陆王心学、佛学等传统文化开始兴盛起来。梁启超与近代古学思潮的复兴关系极为密切，他对诸子学如儒道墨法都曾进行过研究，但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以辛亥革命作为分界线。之前，他主要研究阐述了墨、法两家；之后，不再重视法家思想，在继续研究墨家的同时，转而重视儒家、道家。由原来的墨法并重转变为儒、老、墨并重。 梁启超是第一批系统研究法家及其历史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虽然他对于法家思想的认识没有一定的系统性，有零散之感，且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得较为精糙，但对于法家学说的观点、见解仍较为精辟。本文就其法家主要观点及贡献作一简要论述。 《中国六政治家》由梁启超等人合编，包括管子、商君、诸葛亮、李卫公、王荆公、张居正，这些人几乎全属于法家或后期实行法治的代表人物。其中《管子传》、《王荆公》为梁启超所著，附录附有其著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在这些著作中，梁启超通过总结法家的传统思想，提倡实行法治主义，且对管子、王安石评价极高，为王安石平雪昭冤，改变以往形象，肯定其改革。梁启超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倜乎远矣！”①。梁指出，“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人之眼光观察管子。爱国之士。或有取焉”②。终归一点，梁启超著述目的是为当时现实社会、政治改革服务的。 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梁启超“命法家为新学派，命法家以前诸家为旧学派”③。他重点阐述了法家的法治思想，通过儒墨法三家比较得出结论认为：法制是由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提出“我国言法制所由起，大率谓应于社会之需要而不容已，此儒墨法三家之所同也，今刺取其学说而比较之”④。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从法家角度阐述了国家主义思想。梁启超认为，代 ①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②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③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3页。
析梁启超之新闻思想 专业：新闻学学号：0627 姓名：姚金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这包括他的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以及他对报刊编辑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梁启超在办报活动的前期，认为报刊的功能在于“去塞求通”，而后期则发展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在报刊舆论观中，他认为舆论不仅监督政府，还具有反映的功能，在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他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党报理论，也是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完善了他的编辑思想，提出报刊“论说”、“纪事”写作要求，并且对报刊版面编辑和报章文体方面作出积极创新。 （一）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 (2)向导国民的功能 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二）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
从科学知识的不同解释模式 解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非对称性解释；对称性解释；新对称性解释；科学知识社会学 论文摘要：从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非对称性解释到布劳尔对科学知识的对称性解释，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学科的建立，而从布劳尔对科学知识的对称性解释到拉图尔的新对称性解释，则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转向。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前，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还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都曾经试图探究科学知识的本性。他们所作的解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解释可谓格格不入。前者认为科学知识截然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形态，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而后者则坚持对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进行对称性解释。从非对称性解释到对称性解释，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对知识的不对称解释 自启蒙运动时起，整个知识体系就被划分为两类，即“纯知识，，( Pure Knowledge)和“不纯知识”(Impure Knowledge) o“纯知识”指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知识或实证知识;“不纯知识”则指受社会因素影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主观知识。启蒙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将科学知识视为带有某种优越性的特殊知识。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狄德罗(D · Diderot)
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这种思想后来又被迪尔凯姆(E·Durkheim)、曼海姆(K·Mannheim)等学者所推崇和加强，如曼海姆曾经将知识划分为“精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谓精密科学即指自然科学。“知识的二分法”传统由此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解释上的不对称关系，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科学知识是主观的，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一词就有了特殊的含义，它仅严格限于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则享有特权，免于社会学解释。 关于知识的不对称性解释在以后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延续，科学知识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被进一步强调，其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也逐渐被接受。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知识的本性作了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观察独立于理论，观察陈述严格区别于理论陈述，判断知识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应该诉诸于经验事实。可以说，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知识本性所作的解释是当时乃至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标准解释，他们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被称为“标准的科学合理性理论”。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本性作出了如下解释:科学知识是确定无误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知识生产时必须遵守某种“科学良知”—某种制度化的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即传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积极鼓吹和倡扬的“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件的怀疑主义。这四类制度性的规范来自于科学的制度性的目标—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而“知识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规律的陈述”。在默顿看来，科学的精神气质存在的必然性“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方法上是有效的，还
梁启超的权利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行者，梁启超在当时和以后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梁启超早年师从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权，主张君主立宪，并参与了近代的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在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之后，梁启超于1902年在由其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表名为“新民”的连载文章，并通过“新民”这一全新的人格理想，较为系统的提出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这些文章后被结合成集，称之为《新民说》。《新民说》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大震动，在此之前，虽然己有思想先进的国人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从思想和制度层面上主张如此深刻而广博的变革却是闻所未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民说》是梁启超一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 一、新民之意义 梁启超在解释新民之义时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在他看来，固守传统和盲目的西化都是不可取的，要实现“新民”，发扬传统文化精淬和采补西方优秀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时间上来讲，《新民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指从1902年1月到1903年10月期间发表的《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义务思想》等文章，而后一部分则是指1903年10月到1907年3月期间发表的《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等文章。相比较而言，前期发表的诸多文章构成《新民说》的主要部分，梁启超在这一阶段较为侧重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较为注重对西学的采补;而在访美归来以后，梁启超则较为侧重“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注重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淬厉。由于本文以《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为探讨的主题，因而在时间上较为侧重于对《新民说》的前期部分的讨论。 二、《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 (一)由人伦道德到权利思想 梁启超塑造的“新民”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伦理道德的泥沼，成为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有着主体性意识的积极进取的新人。在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崭新的“新民”背后，权利无疑起到了核心的支撑作用。在梁启超看来，维护个人的权利是
出 生于广东新会农家的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十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１７岁中举，２３ 岁与老师康有为耸掀公车上书，１８９８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不过，据学者统计，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这在一向尊崇“从一而终”的中国，自然讥多赞少，落下“流质易变”之诟。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漱溟自述》 ，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３页）甲午至戊戌时期（１８９４～１８９８），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以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张本，托古改制，摇撼旧法，倡平等、主民权，求立宪，发展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赫赫有名的思想领袖。 梁启超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戊戌至癸卯（１８９８～１９０３）亡命东瀛时期。１８９９年３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留徒梁启超、韩文举（１８６４～１９４４）、欧榘甲（１８７０～１９１１）等人于日本，在横滨发行旬刊《清议报》。是年春夏间，日本进步 党领袖犬养毅（１８５５～１９３２）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陈少白（１８６９～１９３４）、梁启超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欲使孙康二派联合，共任国是。梁启超一见孙中山，便倾倒于孙的言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１８６１～１９０１）等人时相往还，顿形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版，第２集，第２９页） 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往还密切，渐有赞成革命之意，认为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 （《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２年５月），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康两党合作。这自然引起以保皇维新为己任的康有为及其党人之不屑。因为康党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与孙中山推翻满清彻底共和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尤其康有为对提携自己的光绪帝感恩戴德奉为明主，视反满弃君类同“发逆”。因此，梁启超这种“反出朝歌”、有悖师门的转变，深受康党唾弃，斥为“叛徒”。尤其在注重五伦的传统思想中，天地君亲师，背叛师门确可归之“大逆不道”。不过，这一切梁启超都顶住了，他朝着激进革 梁启超一生三变的启示 ■裴毅然 HUI MOU 回眸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