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
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因实施国家行政权而发生的行政主体之间、行政主体与行政人员之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的三要素
行政关系主体、行政关系的客体、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行政关系是一种事实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两者之间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平等性？
传统理论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不平等的，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没有将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区别开来。无论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它们在法律上都是具有独立身份和相对独立性的主体，都应当平等地遵守法律、平等的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个环节。
特别权力关系
概念；特别权力关系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上的一个特有的概念。特别权力关系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为实现特殊的行政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对行政相对人具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行政相对人却负有服从义务的行政法律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及其演变
特别权力关系起源于十九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后传入日本及
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认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由德国学者Paul Laband 建立理论雏形，而由奥耶.麦托集其大成，树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Paul Laband是德国十九世纪后半叶著名的公法学者，他首先明确提出了特别权力关系概念，并以此说明官吏对国家的服勤关系。在1876年出版的《德意志帝国之国家法》一书中，Laband指出，人民对国家发生服勤义务有三种情形：一是基于私法上雇佣、委托或承揽契约而发生的关系，这是一种当事人之间处于平等地位的关系；二是基于不经当事人自由意思表示的决定而纯基于权力关系而发生的服勤关系；三是前述第一和第二种情形混合产生的勤务关系，即一方面因由当事人自由一致而成立，但另一方面其所产生的内容则为权力关系。
Otto Mayer认为，国家对人民的一般普通性的综合关系是一种大的权力关系，但是在狭义方面，可想象而得者，国家与个人之间尚可成立另一种权力关系，即特别权力关系。他还指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依法行政、法律保留等原则并不适用，行政主体可以在没有个别或具体的法规根据的情况下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自由。同时，对于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权力行为也不得成为行政争讼的对象。
二战前的日本行政法学深受德国的影响，在德国固有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也成为日本行政法学的构成部分。在日本，特别权力关系主要有以下四大类；意识公务上的勤务关系，即公务员与国家及地方团体的关系；二是公法上的营造物利用关系，包括国立或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国立或公立医院与患者之间的祝愿关系、监狱与受刑人
之间的在监关系等；三是公法上的特别监督关系，包括国家对于公共团体、特许企业或行政事务受任人之间的监督关系；四是公法上的社团关系，即公共团体与其组成人员之间的关系。
我国台湾地区学理及司法实务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固守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直到1970年，林纪东教授才率先对特别权力关系提出质疑。
特别权力关系的基本特征
1、行政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在特别权力关系中，由于权力
人享有概括的权力，因而在为实现其特定行政目的的范围内，
可以随时限制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或对其科以新的义务；作为
行政相对人来说，在此范围内只能负有事先无法确定的服从
义务。
2、行政主体享有自订特别规则和实施相应惩戒权。在特别权力
关系中，法律保留原则被排除适用。
3、纠纷一般不能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得解决。在特别权力关
系中，不服内部纪律处分等有关事项的纠纷通常不能通过行
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等外部救济渠道获得解决，行政相对人
只能向主管机关或上级机关提出申诉。
记录人；2010宪政黎珊
权利、权力的区别和联系 一、概念 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 权力是一定社会中的公共机关或居于管理和统治地位的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合法地行使的强制性控制和支配力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维系力量。 权力包括非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形态。通常所谓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即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力量。 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 权利，指法律上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某种权益。这种权益，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自己作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财产所有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占有、使用和处分自己的财产；也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的行为或抑止一定的行为。前者如买卖合同中，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音乐会商品，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支付价款，后者财产所有人有权要求他人不得作出妨碍其先例所有权的行为。权利是在社会中产生并以社会的一定承认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或利益。 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正当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对应而存在。 二、两者的区别 1.包含内容不同：权利的内容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生活的，而权力的内容则主要 是政治的； 2.行使主体不同：权力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和组织，公民不可以成为权力主体。而权利的 主体除了国家机关和组织外，还可以是自然人。实施权力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享受权利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行为。权利一般与机构和职位无关，而权力则与机构和职位相联系； 3.意志关系不同：权利强调权利人自身的意志相对自由，而权力则强调意志的服从性； 4.实现方式不同：权力的实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权力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态度和行为为转
浅谈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人力081 吴惟妙200800710012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是是一种既存在冲突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意识到政府权力是一种管理，更是一种服务，要正确行使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问题，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从作用方式来看，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作用是双向的。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依存。 一方面，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和源泉，政府权力都是由人民授予的。卢梭从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人民是政府最高权力的来源，政府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得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和“原始权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行使权利，选举人民代表。组成政府权力机关一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产生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并依法赋予其权力，这展现了人民权利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因此，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源泉，一切政府权力都是由人民权利派生和转化而来的。另一方面，政府权力是人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政府权力一经产生和得到确认，其本身又有独立性，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与运作规律，同样对人民权利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建立有限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是宪政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两个宪政原则：一是公共权力是人们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的和禁止行使的权力：二是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通过组建政府政权组织体系使政府权力得到合理配置与合法运行，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二)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制约。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罗隆基曾讲过，“政府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政府在我方面就失掉了它的功用，同时我对这个政府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源泉，也是政府权力配置和运行的目的和界限，即政府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是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才是合法和正当的。因此，保障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正当性的依据，如果一国法律对政府权力规定太多且无限制，并且政府权力被少数个人或团体占据，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漠视甚至蹂蔺人民的权利，那么政府权力的任意扩张与滥用将会影响政府权力的行使，最终可能造成政府权力对人民权利的侵犯。人民权利是非常脆弱的，它无力也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它需要政府权力的保护，但又害怕政府权力的侵害。而人民强烈的权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政府权力的任意扩张与滥用。 ( 三)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转化 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阐明，政府消亡的过程，就是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和回归的过程。当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追求，它反映了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和回归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相互转化是一种对向性的转化，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人民权利需要向政府权力转化，因为人民个人的力量不足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只有通过人民转让部分权利给政府，由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才能保障人民权利的顺利实现。同时，政府权力必然逐渐向人民权利的方向转化和回归，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政府权力的范围将逐步缩小，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将越来越大，随着政府的消亡，政府权力最终将全部回归为人民权利。人民权利转化为政府权力，是为了保证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与回归，可以实现政府权力的分工与监督，最终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和谐社会政府权力应为人民权利服务。“设立政府权力的目的，政府权力自身的价值，均在于为权利
论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摘要：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范畴而言的。它们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相互依存。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世界上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义务不可放弃，二者功能上互补。 关键词：法律权利义务关系 一、权利与义务问题的提出 首先，我们应当知道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上而提出的。每一项法律都有其适用范围，适用的对象、群体，那么适用者本身就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二者是相对的。 在讨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什么是法律：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从法律的定义我们也可看到明显的“权利”与“义务”的字眼，这充分说明在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重要性。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何正确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我们如何去看待。当今时代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我们处处强调依法治国，无论对于社会、某一社会组织，尤其是个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是绝对离不开的。因此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无论进行日常生活还是从事经济交往，缔结契约都不可避免”。我们以一种不太恰当的方式来打比方，将法律比作是契约或是一纸合同，那么签约双方都应本着“互惠互利”的
原则，你既要给对方应有的权利，给其实惠，但对方又必须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样基础上的一份“契约”才会显现其公平。 其次，我们简单的说说权利与义务。当今社会，我们崇尚法律，并且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但纵观每一种法律，都脱离不了权利与义务，这再一次说明了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重要性。从字面上看，法律中的权利与义务很抽象，即使你肯查字典，找到有关“权利”与“义务”的概念，我想也未必能完完全全把它理解，还是会很抽象。“权利”与“权力”不同，“权利”的“利”显然要代表利益，与人本身息息相关。而义务本身却是要我们履行的。至于权利与义务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论述。 再次，我们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公民意识，公民要维权。但不得不承认一些社会现象，当今在我国有许多公民往往只强调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往往忽视自己应当去尽哪些义务，甚至专门躲避相应的义务。在当代这样一个开放、文明的时代，这种做法不利于我国的进步，也无益于我国依法治国的推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还有待于提高。我国的公民只有“权利意识”而没有“义务意识”。 因为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认识的本身也反映了一个公民的法律素质高低，也反映一国的法制化水平。那么，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权利与义务二者的关系以及涉及到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 二、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论述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
《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 编写说明 张翔 2012-09-07 22:41:44 来源：《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张 翔主编，法律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一、缘起 比较法之于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已毋庸多言。比较法研究最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研究者普遍能依靠自身充分的外语能力和专业素养，系统阅读外国法的原始资料，作为理解、概括、比较、借鉴之基础。但目前我国法学研究者多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尚无法期待短期内对其他小语种国家法律的研究达到此种理想状态。系统地翻译介绍这些国家的法学基础资料，应该说尚有意义。 在宪法领域，德国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可与美国宪法并列的基本典范之一，但我国宪法学界对德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介绍研究还较为薄弱。近年来，渐有一些德国宪法学著作翻译出版，例如施莱希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施托贝尔的《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谢立斌译）、黑塞的《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黑勒的《国家学的危机社会主义与民族》（刘刚译）等等，但对于实践层面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具体裁判的译介尚不充分。值得注意的是，与我们对大陆法系法学的传统认识不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已然构成了当下德国宪法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宪法学的教学与研究莫不围绕宪法裁判展开，以至于有学者基于德国国家法学的传统不无忧虑地认为，宪法学有矮化为对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科学”（Auslegungswissenschaft）的危险[1]。因此，如欲学习、研究德国宪法，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就是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 二、编写要旨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我们希望编写一套《德国宪法案例选释》丛书，尝试以不同的专题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进行选择性的译介。丛书计划编写若干专辑，第一辑以“基本权利总论”为主题，其编写要旨有以下几点： 1. 选择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建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案例 本书并不以译介最新的判决为目标，而是强调理论体系和案例脉络，所重视的是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拓展性和奠基性意义的经典案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裁判，至今已有煌煌124卷，但在此浩繁卷帙当中，有一些案例对于基本权利基础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这些重要案例往往具有开创性作用，例如，吕特判决提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理论，开创了以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来阐释基本权利规范内涵的基本框架；艾尔弗斯案则将“一般行为自由‘解释为’兜底基本权利”，为基本权利体系设置了一个概括性条款。这些重要案例因其奠基性意义，在后来的判决往往被反复援引重申；宪法学理论的完善发展，也往往以这些重要案例为起点。因此，这些案例可作为掌握基本权利理论体系的一个整体性的纲要。 2. 翻译判决要点、描述论证过程、突出重要理论 我们希望避免过于简略和过于繁冗两种极端。有些案例译介仅截取基本案情和判决结果，对作为裁判精髓的说理部分展开不足，因而往往显得逻辑跳脱、仓
权利与权力概念及其关系之重构 田杰1 “权利和权力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会主义法律生活和政治生活运转所围绕的两个轴心”。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没有人给出足以让他人承认的观点。各种学说林林总总，蔚为壮观。笔者试图对这一对关系暧昧的双方给予重新界定，并力图廓清彼此界限和联系。 首先从权力开始。 什么是权力？ 一、权力之传统解释 首先来看看历史上的各家定义及中国学者的研究情况。以下转引自吕世伦、文正邦先生合著《法哲学论》。 德国的学者马科斯.韦伯在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说：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某一行动者能处在某个尽管有反抗也要贯彻他自己的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R.H.陶奈在《平等》一书中说：权力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美国的彼得。布劳说：“权力它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销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T.帕森斯则认为：权力的概念用来指一个人或群体反复地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而不是指影响他们的一项决定的单个例子。B.罗素也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 再从一些词典上看。英国 A.布洛克等编的《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说：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一个人或者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牛津法律大辞典》则说权力是有权做具有法律效力或作用的事情的法律概念，如，立遗嘱；如果不还借款，债权人有权出卖抵押物……通常认为权力只是更广泛的“权利”概念的含义之一。 据以上材料，吕先生和文先生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权力的概念中，意志和行为也是必要的要素，只不过这种意志具有支配行或强迫性，即可以支配他人改变其行为，或使他人的行为服从与自己。 （2）他们在分析“权力的变化和演进”中说道：权利之上升为法，实际上就把人们分散的权利集中化成了国家权力，从而使权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过是权利的集中化表现而已，即权力者有支配和强迫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可视为一种权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权利。 1田杰，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本文系作者于2005年硕士毕业准备论文的时候写成的文字。此前一直没有公开，主要是认为考虑不成熟。但工作之后囿于时间关系，也未曾再认真修改和完善过。最近（2017年2月）偶然翻到这篇文章，略加格式调整，即将之发布在网络平台。欢迎探讨！
浅议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公务员权利救济的影响 西北政法大学邸少伟710063 摘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是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的产生发展对特别权利关系中相对人的救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产生发展入手，论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我国公务员救济制度构建的影响，并对我国公务员救济制度的不足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我国公务员救济完善的方法，探讨该理论的发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特别权力关系公务员救济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早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普遍认为，特别权力关系的集大成者是德国的公法学家奥托·迈耶，但是，如果想更深层次的了解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根源，我们必须追溯到更早时期。早在1794年的普鲁士一般邦法就有了关于特别权力关系的规定。该法把“穿制服的国民”和“一般的国民”进行了区分，规定：“军人和公务员除了尽一般下属之义务外，并对国家元首负有特别忠贞和服从义务”，这些法律的规定，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专制君主和高级官吏阶层的特权和行政优越性。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上升到理论高度是在19世纪后期，德国的法学家普尔·拉班德从“主体封闭说”出发，构建了国家与官吏之间的服勤务关系。主体封闭说认为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国家与官吏之间不存在一般的法律关系，而是一种基于自愿的服勤务关系。这种服勤务关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国家必须有接受特定人为其服务的意愿，而官吏也应有加入该服勤务关系的意思表示，即双方实际上是一种公法上的契约关系。第二，该关系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排除法律规范的适用。 普尔·拉班德奠定了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基础，但是，直到奥托·迈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才发展为一个成体系的成熟的学说。奥托·迈耶对该理论的贡献体现在：第一，完善了该学说的基础，为特别权利关系领域排除法律保留的适用提供了更充分的“自愿不构成侵害”理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自愿加入服勤务关系，自愿放弃权利，便无侵害可言，也无救济的必要。第二，丰富了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体系，从特别权利关系的产生原因划分了特别权力关系的种类，扩展了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分为公法上的勤务关系、公营造物之利用关系和公法之特别监督关系。 经过奥托·迈耶的完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德国行政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立法所吸收，成为了德国实务界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说。 （二）特别权力关系的发展完善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由于其绝对排除法律保留和法律规范的适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广泛的批评。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改善。 德国著名公法学者乌勒提出了“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理论”。该理论把行政主体与其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的关系分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基础关系”即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项，在基础关系领域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允许该关系中的相对人权利受到侵犯时寻求法律的救济。而“管理关系”
?权力（power）一词，现在同阶级、性别、种族等一起成为社会学一般理论的基本范畴。对权力的讨论至今为止分歧百出，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到底，这是由于" 当我们从理论上讨论权力时，我们其实是在论述整个社会世界的运作方式"。因此，对权力的不同论述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学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 早期的人们常常自然地使用"权力"一词，而没有企图去阐明它。对权力进行奠基论述的是韦伯和马克思。从20世纪开始，批判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功利主义等对权力皆有过精辟的论述。下面我将结合各派主要观点讨论一下权力的基本含义。 ?一、韦伯对权力的定义和类型划分 对权力作出最有影响定义的是韦伯。他是这样定义权力的，一个行动者能够任凭反抗而贯彻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1] 这个定义强调了两点，第一，权力是一种能力，包括实际能力和潜在的能力；第二，强调了权力拥有者的主观意图。 韦伯将权力划分为强制和支配两种类型，其中，支配又分为合法支配（即权威）和凭借利益格局中垄断而取得的支配。合法支配有三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传统型（t raditional domination）、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 domination）、个人魅力型（rational-legal domination）。 韦伯对权力的定义和划分是与其行动理论相关联的，不是从宏大的社会结构入手而
是从行动者入手讨论的，表明了个体行动者的目的性和意向性。这种权力观点与马克思和帕森斯观点的对立，刚好表明了社会学理论中行动与结构的对立。 二、权力是物质资料占有关系的一个面相 这是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批判结构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 马克思对权力并没有作出单独的、系统的论述，但是探讨国家问题、社会管理和统治时不时地提到权力、权威等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种围绕物质资料的斗争，特别是生产资料。权力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附属品，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实体拥有权力。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是统治阶级，因此，运用权力、体验权力的不是特定的个人，而是各个阶级和群体。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财产完全可以让渡和私有化，导致权力趋向集中。 批判结构主义者们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主要根据对物质占有的社会结构来说明权力。他们主要观点有两个：（1）唯一真实的权力形式涉及各经济阶级围绕所有权的斗争；（2）诸如国家或政治这样明显的权力复合体也可以化约为这种阶级斗争。[2] 对权力的宏观角度的讨论可以解释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活动，但同时也淹没了每个具体的个人，尤其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行使权力的个人由于主观意愿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行动导致的不同后果。这是宏大的理论结构所无法解释的。
浅谈我国公务员权利的司法救济
浅谈我国公务员权利的司法救济 摘要 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基本排除了司法救济，这种做法既不利于保障公务员的基本权利，也不符合司法最终救济原则。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及产生的原因，其次分析公务员权利保障引入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 关键词:公务员；权利；内部行政行为；司法救济 一、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现状 公务员因其职务而以特定身份承担政府职能并履行各种义务,应当有基本的身份和职务保障,享有其基本权利,以确保有效执行公务。要使其基本权利获得有效的实现,离不开完善、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在我国，公务员的救济制度主要是申诉控告制度，具体体现在《公务员法》第十五章，此外，《公务员法》十六章第100条对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发生的争议解决方法做出了规定。 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这里的“等”字意味着不穷尽列举，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来看，这里排除的应该是所有行政机关的内部人事管理行为，包括工资的升降、福利待遇、住房分配等。为了正确理解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指出，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根据上述实证法的规定，除了聘任制公务员依据聘任合同享有部分司法救济权利外，行政机关对其他公务员所做的内部管理行为是被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公务员的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 而当初之所以排除公务员权利的司法救济，笔者认为既有理论上的原因，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发表时间：2012-06-07T17:37:38.793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年1月（下）供稿作者：葛瑶 [导读] 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 葛瑶（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中图分类号：DF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187-02 摘要：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 关键词：权利；权力；法律关系 一、权利的基本含义 权力与权利，在英文中被称为power 和right.权利是指在社会中产生，并以一定社会承认作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权利是在人与人的相对存在的社会状态之中存在的。权利也总是以一定的社会承认作为前提。这一定义还表明，权利包含权能和利益的两个方面。权能是指权利能够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它并不要求权利的绝对实现，只是表明权利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利益则是权利的另一主要表现形式，是权能现实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权能是可以实现但未实现的利益；利益是被实现了的权能。 二、权力的基本含义 权力（这里仅指公权力），作为一种能动力量，它不过是担当一定公共职务的人。权力作用和影响之大小，首先是随权力拥有者所占居的职位不同而异。权力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能动的支配的力量。就某一具体权力而言，行使者可以依据其所分掌的权力，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发号施令，行使管理权。其次，权力是一种公职行为（即公权力并不具有私属性）。这也就是说，行使国家某项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只是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或委托，代表国家行使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权。权力是一种与公职息息相关的能力或者潜力，如若无公职，则无权力。第三，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既有其组织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又有其破坏性、侵犯性和腐蚀性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是由权力行使者具有双重身份所决定的。 三、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权利是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大家都晓得，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须产物。而法律也是同国家相伴而生的。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还是法律的出现，都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阶级为了巩固和扞卫自己的利益（即权利）而设立国家机器、制定并颁布法律，把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其本阶级的既得利益（即本阶级所享有的权利）。 其二，权力是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权利主体对权利的享有的最实际的表现，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某一项具体权利的行使。那么，权利的行使，必须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调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实质上是权利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取得，和义务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抑制或让渡。由于利益得失上的这种本质区别，必然要求这种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过程，必须依赖于另外一种力量国家公权力的作用力。 其三，权力与权利共寓于法律之中，即权力与权利是法律的主要内容。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以确认权利、保障权利为目的，公然申明每一法律主体所依法应当享有的种种权利。没有了法律对权利的规定、确认和保障，权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样，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以授予权力、规范权力和限制权力为己任。 四、法律活动中的权力与权利问题分析 在法律活动的全过程，现实的各种权力都扮演着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不仅法律规范的内容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法律的实施也往往会受到现实权力关系的渗透、干扰甚至操纵。“法律的自主性只能是一种部分的自主性。试图把法律同外部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不断冲击着法律力图保护其内部结构所依凭的防护层——完全分隔开来的企图，必然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1]然而，应当承认的是，不仅现实的权力关系会引导法律活动发生变化，而且法律活动也会反过来改变权力的面貌。经过一定的权力博弈与立法者的价值选择，有一些权力得到了法律制度的认可与支持，这部分权力就转化为一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的权力——法律权利。这种转变为社会生活带来了两项深远的后果：其一，当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时，权力主体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力量使利益“自动地流向自己”；[2]其二，在法律权利中的权力因素虽然并没有消失，但是，它却受到了一定控制。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缓和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把权力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工具。“为了防止为数众多的意志相互抵触的无政府状态，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3] 笔者认为，即使在一国国内，国家依法拥有的权力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法律权利。将刑罚权看作是法律权利，还意味着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犯罪人同样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对等的位置。[4]而在行政活动中，国家行政权同样是一种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权利。无论是在外部行政关系中，还是在内部行政关系中，相应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都可以界定为相互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5] 其实，只有在法治社会的条件下，国家才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法律主体而享受一定的法律权利、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英国分析法学家奥斯丁曾认为，国家作为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不承担任何义务，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6]然而，随着法治观念与宪政理论的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一国国内，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对于自己的行为也要承担法律的后果。主权国家尽管是一国国内的一个重要法律主体，但它也仅仅是各种法律主体之一。[7] 把国家权力看作是一种法律权利，意味着国家在行使其权力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控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在法律关系中，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权利主体，它还应当承认和尊重法律关系中的其他权利主体的主体性地位。“这不仅使权力的获得和行使有了合理、合法的根据，也为权力的行使指明了方向，划定了界限，从而使国家权力的行使正当化、合理化、合法化，并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8] “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它包括着体现于市场和政治体制之中的人际过程和群体过程——公民对国家、公民对群体和群体对国家的过程。”[9]不过，无论法律活动如何复杂，权利和义务却始终存在于法律关系中；相应地，将法律关系界定为权利义务关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量。在历史上，人类对权利的探求也可谓是一个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过程，在这种艰苦的探寻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三位启蒙思想家，即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对人类认识自己的权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对上述几位启蒙思想家关于权利论述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启蒙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自然权利也是需要国家权利支持的。诚然，在权利的问题上，它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问题，因为个人权利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和保障就无法实现，但是，国家权力在支撑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又不能没有边界，不能没有任何限制，否则，国家权力又会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和侵犯。因此，这又需要对国家权力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约束和限制如何进行呢？或者说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以何为准呢？是仅以现行的法律规定（实在法）为准呢？还是在除了实在法的规定之外另有其它的东西呢？这里就涉及到实在法与应然法的问题了。具体说，涉及到“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问题了。法定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力，没有国家的授权一切合理的要求都不会成为权利，它说明了权利的尺度，是为主体从强化法律的实效方面实现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应有权利是来源于人的道德性质，国家权力的授权只是对这种基于道德性质合理要求的一种认可而矣，它说明了权利的性质，是社会主体评价法定权利的依据。因此，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便会得出法的本位的不同结论。义务本位法是以实在法对考察基点，而权利本位法是以应然法为考察基点。在与国家权力关系问题上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关于“义务本位”的理解 为了更好的理解“权利本位”，我们有必要对“义务本位”作简要的理解。张文显教授认为“义务本位法”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法中，并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伦理支撑。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经济的社会，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握有无限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必定道德化或宗教化，重伦理轻法理，大量的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法律规范，道德原则和宗教信条亦被奉为法的精神。因此，在“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控制，强调的是一种服从，臣民服从皇帝，奴隶服从奴隶主，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是其显著的特征，法律也根本不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其价值取向，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是一种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所以，这样的法律当然是以人的义务为其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宣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而寿终正寝。 关于“权利本位”的理解 “权利本位”是“法以（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轴心或重点”的简明说法。在整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都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权利和义务
收稿日期:2003-11-04 作者简介:伍劲松(1969-),男,湖南永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 N o.4,2004JOURNA L OF S OUTH CHI NA NORM A L UNI VERSITY (S OCI A L SCIE NCE E DITI ON )2004年8月Aug.,2004 论特别权力关系 伍劲松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 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斥法律保留原则、否定司法审查,有侵犯人权、蔑视人性尊严之弊 端,应予以彻底检讨与反思;要修正与抛弃不合时宜的落后理论,以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权利,实 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关键词:特别权力关系;人性尊严;法律保留;基本权利;行政救济 中图分类号:D922.1;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4)04-0024-06 近几年来学生将学校告上法庭的事例层出不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科技大学的田永考场舞弊案、北京大学的刘燕文毕业证书案以及重庆邮电学院怀孕女生被开除案。这些案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此表示高度关注。作为法律学人,我们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案件的结果,更为关心的是这些案件背后所隐含着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笔者拟从人性尊严、法律保留、基本权利、行政救济等视角对此理论进行初步的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特别权力关系之界定 特别权力关系又称特别服从关系,为行政法学上专有名词,是指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为实现公法上的特定目的,行政主体在必要的范围内对相对人具有概括的支配权力,而相对人负有高 度服从义务的行政法律关系。[1]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滥觞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意志,是为 说明君主与其官僚之间的统合关系而设的。其后被日本全盘接受,并扩大其范围后传入中国,从战后到今天,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行政法理论。 所谓“特别权力关系”是相对于人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的“一般权力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至于一般人何以会进入特别权力关系之中,实际上大都属于社会共同生活中非常自然之事,且大多系因遂行宪法所保障之基本权利。传统理论将特别权力关系之成因归纳为:法律规定、当事人自愿和特定事实之发生,实有变相为特别权力关系合法化或正当化之嫌。其实,令人非难的应是该关系之本身,而非特别权力关系之成因。特别权力关系大都存在于学校与学生、监狱与在押犯人之间、国家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强制戒毒机构与戒毒人员、实 施强制隔离时发生的医疗机构与传染病人以及某些营造物及其利用人之间。[2]4 2
比较分析权力和权利的区别 权力和权益的关系和比较是一个基础性的命题，通过理论学习结合自身工作的体会，我对两者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就从概念、对比和联系三方面谈一下我的认识。 一、从概念上对比权力与权利。 从字面意思我个人的理解是：“力”在于力量，在于执行方面，是赋予一定的行使能力，“利”代表的利益，是国家、集体、个人等所拥有的承担和权益。详细而言：权力是属于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和支配他人行为的能力和力量，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权力是一定社会中的公共机关或居于管理和统治地位的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合法地行使的强制性控制和支配力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维系力量。权力包括非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形态。通常所谓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即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力量。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权利在广义上是指国家法律和组织的规章赋予人们的一种权益和资格，表现为享有权利的人可以
做某种行为或要求他人做或者不做某种行为。狭义的权利则专指法律赋予人们的一种权益和资格。这种权益，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自己作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财产所有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占有、使用和处分自己的财产；也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的行为或抑止一定的行为。前者如买卖合同中，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音乐会商品，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支付价款，后者财产所有人有权要求他人不得作出妨碍其先例所有权的行为。权利是在社会中产生并以社会的一定承认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或利益。 二、从多方面对比权力与权利。 第一、是否具有强制力不同。权力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强制力，即对违背权力主体意志的行为，权力主体可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力量对其实行惩罚。因此，“权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力”。而权利则是权利主体决定自身行为的自主性或要求他人作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权利对他人来说是一种请求资格，而非强制力。例如，债权人有请求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权利，但债权人不能因债务人拒不偿还债务而对其采取拘禁、殴打等强制手段，而只能请求国家行使权力予以保护或救济。 第二，是否需要一定的相对人不同。权力都是在一定的主体之间形成的，发出意志的一方，只是在拥有一定的作用对象（个人或组织）时才能形成和实现权力，单独的主体无法行使其权力。而权利则不然，它有时可以脱离相对人而独立存在。如公民的人
公务员权利救济概述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建设探究 【绪论】公务员权利侵害救济体制探析绪论 【第一章】公务员权利救济概述 【第二章】公务员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 【第三章】境外国家和地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和启示 【第四章】我国公务员司法救济制度现状及不足 【第五章】中国公务员权利救济体制的完善 【参考文献】公务员权利保护救济机制研究参考文献 第一章公务员权利救济概述 1.1 公务员概念解析 1.1.1 公务员的含义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将公务员称之为“文官”（civil servants），“文官是指政治的或司法的职务以外的、以文职资格录用、报酬全部直接由议会所通过的款项支付的英王公仆而言1”.据此可知，在英国，所有经选举和以政治忠诚关系得以任命的人员，都不是公务员。英国的公务员概念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非政治任命，公务员只忠诚于法律和自己的职责，不向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负责；第二，长期任职，只要公务员
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公务员就可以长期任职。就公务员权利救济而言，在英国，主要指的是文官。在法国，把所有在中央到地方政府系统的工作人员和立法、司法、军队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中供职的人员，都称之为公职人员。但是，并非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公务员。“只有某些受到公法制度制约的公职人员才有公务员资格2”.在日本，不同的法律对于公务员概念的界定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目前判定公务员概念的主要依据是《国家公务员法》和《地方公务员法》这两部法律。尽管这两部法律对公务员做了国家和地方的区分，但是其判断公务员的标准却是一致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正在从事国家事务；二是由国家的任命者任命；三是原则上领取国家工资3.除此之外，日本的公务员还分为特别职和一般职。特别职是指由选举产生或者依据政治原则任命的，一般职是指不采用政治原则任命，在《国家行政组织法》所规定的行政机关任职，服从人事院管理的公务员。日本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主要针对的是一般职公务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国对于公务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都是不同的。这与各国不同的历史、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有的干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干部人事制度。该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将负有革命工作的人员统称为“国家干部”.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变化，这一概念的弊端不断显现。为了解决这些弊端，中共十三大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要建立公务员法律制度。这是“公务员
略论权利与权力之关系(一) （一）权利的内涵及其特征 权利是“法律关系的内容之一，与义务相对应，指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权利由法律确认、设定，并为法律所保护。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国家应依法施用强制手段予以恢复，或使享有权利者得到相应补偿。离开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无所谓法定权利的存在”①。 由以上权利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权利是法律关系的两大内容之一。这是因为，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出发，任何法律关系的形成，都是权力义务的统一体，如若离开了权利或者义务的一方，法律关系也不复存在。法律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领域，它所调整和涉及的社会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并且其他领域对行为的自由度加以的限制也往往为法律所肯定，我们也正是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权利是一种社会法律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合法关系的存在。与权利最为密切的伴侣是义务，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主体相互之间在法律上的一种权利和义务关系，在每个具体法律关系中，它的参与者都是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因此，义务和权利一样，也是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它与权利一起，形成了法学的最基本的问题。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指出：“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②其次，权利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能够作为或者不作为一定行为的权能。这也就是说，权利的享有者，无论是作为或者是不作为，都是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能，而且在这些作为与不作为中，包含有主体的有目的、有意识、有意志地选择活动。而权利主体是选择作为，还是选择不作为，都是与其可能获得的某种利益相联系的，如若能够获得某种利益，便证明权利主体依法享有了权利，反之则不然。同时，依照上面所述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行使，必然要求义务主体依法履行义务，即也要对应地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这也就是说，对法律关系义务主体的某些利益作一些必要的限制或让渡，以确保权利主体依法享有权利的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权利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必然要求义务主体依法履行义务。而且这一义务主体是广义的，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和国家机关等等。第三，权利是依赖于国家法律而存在的，即权利与法律是紧密相连的、密不可分，法律以权利为核心内容，权利以法律为其存在形式。如前所论及的，权利所示的某种权能，是主体享有并有权通过其意志行动去实现的。实际上，这里面就自然而然地表明了权利从其实体内容上来讲，必然由国家的法律予以确认并保证其实现；从其存在的形式上来讲，必须以国家的法律规范为载体，换句话说，权利的存在形式只能是国家的法律规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③”可见，离开了国家法律对权利的确认，离开了国家法律对权利的保障，任何权利主体所理应享受到的权利，都将会化为泡影。 （二）权力的内涵及其特征 权力（这里仅指公权力），作为一种能动力量，它不过是担当一定公共职务的人，“在作出会影响同一社会制度内其他人的行为的决定时，所具有的能力或者潜力”。④权力作用和影响之大小，首先是随权力拥有者所占居的职位不同而异。根据以上的概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权力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能动的支配的力量。就某一具体权力而言，行使者可以依据其所分掌的权力，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发号施令，行使管理权。该权力所及的对象对于这种管理必须尊从，而且这种权力的能动的支配力量，是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对于那些不服从支配的人，具有强制其遵循的效力。如，国家税务机关及其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