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制度缺陷及完善
[摘要]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审前羁押的混同性、比例原则的缺位性及救济机制的失衡性等特点。从体系与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来分析，当前的刑事强制措施存在着制度缺陷，有必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
[关键词]强制措施；制度缺陷；完善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主要特点
(一)在权力结构的配置上，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提请批准逮捕及执行逮捕的权力，检察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自行决定逮捕及批准逮捕的权力，审判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决定逮捕的权力。这样的立法规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在权力结构的配置上与西方法治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一是在纵向上，立法上没有按照上下层级结构的要求设立一个统一或独立的权力审查机关。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根据刑事诉讼流水作业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三机关根据各自的办案需要予以适用。二是在横向上，公、检、法三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基本上处于一种平行状态。除公安机关适用逮捕需经检察机关批准及检察机关自行决定的逮捕需由公安机关执行外，三机关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及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因此，三机
关的权力是并行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低和大小之分。
(二)在强制措施的体系上，体现出审前羁押的混同性。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五大措施组成。在大多数国家立法中，都将强制到案的措施与审前候审的措施分离，审前羁押需经特定的司法程序方可适用。与西方国家不同，作为审前一种最为严厉的剥夺人生自由的手段，除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法条里能够找到“羁押”和“侦查羁押”的字眼外，审前羁押的字眼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从找到，立法上并没有将审前羁押设置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而是将其混同于拘留和逮捕这两大措施之中：一是从拘留措施来看，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将拘留设计为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到案措施，但最长羁押时限为37天的制度设计，导致本应以临时羁押为本质的拘留与长期关押的审前羁押没有实质的区别。二是从逮捕措施来看，立法上将逮捕设计为审前羁押的法律程序。逮捕的性质归根结底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由此可见，拘留与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实际上就是以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为手段而将其在法庭审判前予以关押的审前羁押。
(三)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上。体现出比例原则的缺位性。刑罚有轻重之分，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和期限也应当与所指控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可能课处的刑罚相适应，等待审判的人被置于羁押状态应当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同时不能通过收取过高保释金的方法来限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这就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比例原则。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设置，仅从类型设置上，按照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由轻缓到严厉的顺序将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依次排列，但到具体强制措施的适用上，并未将比例原则予以明确的规定和支持：一是立法上没有体现“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基本精神。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和逮捕分别在不同的条文中作出了规定，并且对取保候审用“可以”、对逮捕却用的是“应当”的立法表述，由此确立了以逮捕为核心的强制措施适用准则。二是操作上没有符合罪行与羁押期限相适应的要求。虽然《刑事诉讼法》第69条及第127条分别就“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拘留期限延长和“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羁押期限延长有专门规定，但并没有对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长羁押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在操作上对羁押期限的延长进行严格的审批和控制。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没有限制，对按照何种标准进行收取也没有明确规定。
(四)在强制措施的程序上，体现出救济机制的失衡性。按照“有权利则必有救济”的法律理念，当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遭受国家机构的侵害时，必须给予个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从现行强制措施适用的程序设计来看，法律没有赋予相对当事人必要的救济程序和救济手段，救济机制处于失衡的状态：一是各类强制措施的适用大多采用内部的、书面的行政性审批程序，或者采取公安机关呈请、检察机关审批的行政性审查程序，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无法参与其中，完全
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二是在刑事诉讼法第六章涉及到强制措施的27个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办案机关发现采用强制措施不当时，及时撤销、变更”的自行纠正途径及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申请司法机关给予解除”的自我救济途径，法律再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自身救济及社会救济的途径和手段；三是救济程序的操作性差，法律所赋予相对当事人为数不多的救济途径，主动权也主要掌握在办案机关手中。
二、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制度缺陷
(一)平级的权力配置缺乏权力行使的彼此制衡。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配置模式，是以保障诉讼为基点的，对于提高侦查效率，及时有效地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防止其逃避刑事追诉，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是比较有效的，但这种模式的制度缺陷也相当明显：从表面上看强制措施的权力也体现出了一定专属性，即强制措施专属公、检、法三机关所有，但平级的权力结构配置与西方国家仅授权给独立的司法机关相比，这种专属性并不突出，并没有达到制度本身所要求的程度。权力分工是权力制约的基本前提，也是权力制约的实质标准。由于除逮捕外，三机关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办案需要决定强制措施的适用，而且三者的权力也没有大小和从属之分，这种偏重于赋予国家机关广泛适用权力的制度设计必然会弱化权力与权力之间本身
应有的制衡。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对于各自所采用的强制措施，一般不存在相互监督或制约，彼此都不干涉和过问。虽然理论上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但由于这种监督属于一种事后监督、间接监督手段，其所能起到的监督制衡作用也相当有限。由于权力没有制衡，出于完成侦查破案任务、查明犯罪事实的需要，侦查机关通常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强制措施适用的随意性和频繁性也就不可避免。
(二)混同的体系设置导致审前羁押的普遍存在。从控制犯罪出发，侦查机关势必会经常动用拘留或逮捕等强制手段，为避免因拘留、逮捕的经常适用而导致审前羁押的大量存在，有必要将强制到案的措施与审前候审的措施进行科学的分离。由于我国现行强制措施体系没有单独设立审前羁押这一强制措施，而将其作为拘留和逮捕的附属结果，导致实践中审前羁押普遍化现象非常突出：一是现行法律规定可以拘留的情形相当宽泛，而侦查机关负责人就可决定拘留措施导致审前拘留的大量存在，与此同时，缺乏审批控制机制导致司法实践中随意延长拘留羁押期限大行其道。二是“捕押合一”使得一旦适用逮捕措施就可能导致对犯罪嫌疑人数月甚至数年的羁押。由于羁押后对调查取证和讯问非常方便，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羁押后，除非迫不得已，司法机关很少考虑是否还有继续羁押的必要而改变为其他强制措施的情形。由此，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以拘留、逮捕为核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羁押状态下接受侦查、检察人员讯问以及法庭审判，是绝大多刑事案件的“常规程序”。
(三)缺位的比例原则影响强制措施的合理适用。比例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国家所实施的行为应适合于其法定的职能和目标，要求国家在实现其职能和目标时如果有多种手段可以选择则应尽可能选择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且所侵犯的私益与所保护的公益必须是成比例的。由于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中比例原则的缺位，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强制措施的合理适用：一是过度依赖羁押性手段，而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羁押的替代性手段基本弃之不用。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根据案件情况以及诉讼的需要设置了五种轻重不同的强制方法，但由于没有明确“羁押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致使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在适用中出现严重的不均衡，羁押的适用率远远高于其他强制措施。二是由于没有明确罪行与羁押期限相适应的要求，再加上审批程序的不严格，侦查机关常以貌似合法的各种理由延长羁押期限，导致实践中常常出现最后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的嫌疑人与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嫌疑人的审前羁押期限相同的现象。三是保证金收取混乱。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侦查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
(四)失衡的救济机制弱化保障人权的功能发挥。“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人身自由又是人权的核心内容。因此，强制措施的适用与人权保障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失衡的救济机制，使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权力抗衡。在办案机关能灵活机动地运用强制措施以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同时，强制措施本应有的保障人
权的功能也被弱化了：一是由于未设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完全由作为控诉一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作为被控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反对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强制措施有错误，对被采取的强制措施不服时，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二是即便已有的救济手段，由于最终决定权把握在办案机关手中，也无法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如《刑事诉讼法》第75条虽然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有权要求解除已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但向哪个机关提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要求解除没有得到准许，当事人应该如何救济，也没有明文规定，这使实践中他们的合法要求也很难得到保障。
浅谈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上和实务中，存在较大意见分歧和 模糊认识。行政强制法也早在1999年前后纳入了立法计划，由于争 议较大，至今未能公布施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 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有权依法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执法人员，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学 习并结合工作实际，谈一些关于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的个人观点，与同行商榷。 一、行政强制措施由来 1989年以前，我国现行法上基本没有行政强制措施这个概念，后来陆续在《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条文中才出现如“限制人身自由或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 强制措施”等文字描述。与此同时，行政强制措施也明确纳入可申 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范围之中。 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可参照《行政强制法（草案）》（三次审议稿）中的描述:“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
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 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二、采取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依据 1、《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 材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并应当在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 部门、铁路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海关）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 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 “内容摘要”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对包括逮捕、监视居住等在内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对超期羁押进行制度性的防治，协调行政措施与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逮捕；监视居住；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仅有助于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而且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维护，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由于观念和技术的原因，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制度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而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的种类、权利主体、适用对象、使用原则和程序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在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打击、揭露、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然而，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国际人权保障呼声的不断高涨，我国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出现了一些滞后现象，因此，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是十分必要的。（一）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适应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诉讼制度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条件，因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1]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也不例外。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迫切希望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方略已被写入宪法修正案，规范和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使之法制化、程序化。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进一步强化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内涵，这是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对我国的诉讼法治建设提出的明确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理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二）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客观需要 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总体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问题，一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严重损害了法治尊严和司法权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强制措施的权利主体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主体行为的主观随意性大，从而未能在实质上保证强制措施使用的公正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将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主要是从公安机关的性质及其案件范围来考虑的。因为，公安机关站在同刑事犯罪做斗争的第一线，每天接触到大量的突发性的刑事案件，如无拘留权则不利于同犯罪做斗争。但拘留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刑事诉讼法又拘留的条件、时间上做出了必要的限制，使公安机关在保障社会利益与保护人权上做到平衡。然而，公安机关在全面掌握拘留的决定权与执行权的同时，却牺牲了权力制约的司法理念，在工作上的特殊职责和侦查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难以客观地、理性地监督拘留的适用。因此，对于未受到合理制约的权力，是不科学的，不公正的。2] 2、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应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人的强制措施；二是对物的强制措施；三是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实际上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狭义的强制措施。
第七章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第一节取证规则 一、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1.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与渊源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意指任何人都没有协助他方证明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义务，而且侦控机关亦不得强迫任何人负此项义务。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二、证人须履行作证义务规则 证人作证的国家义务 证人作证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立法原因 制度保障缺失原因 文化传统原因
三、证人特权规则 1.含义及其体现 证人特权规则，又称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意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可以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 主要体现在： ☆禁止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近亲属之间的特权 ☆基于公务秘密的特权 ☆基于职业秘密的特权 2.证人特权规则的价值基础 3.证人特权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四、令状规则 1.令状与令状规则 所谓令状，是指记载有关强制性处分裁判的文书。 令状规则，则是指执行侦查职能的警察和检察官只有获得了法官签发的令状的许可，方可执行逮捕、搜查和扣押收集证据的任务。 2.令状规则的历史源流与现世体现 3.令状规则的理论基础 ☆令状规则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结果，体现了权力制衡的原则与精神 ☆令状规则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司法保护的原则和精神 4.令状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第二节查证规则 一、直接和言词规则 1.直接和言词规则的含义和要求 直接规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场规则”；二是“直接查证规则” 言词规则又称为“言词辩论规则”，是指法庭审理活动的进行，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这一规则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参加审判的各方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从事审理、攻击、防御等各种诉讼行为；二是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
论行政强制措施及其可诉性 在《行政诉讼法》颁布10年之后，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仍存在较大的模糊性。这说明我国对行政强制措施性质、形态的认识还存在许多空白。本文试图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由来、范围、形态和可诉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由来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我国实定法上没有行政强制措施这个概念。在文字表述上与行政强制措施比较接近的实定法概念，有宪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注：见《宪法》第89条，《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第59条规定。）及《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注：见《刑事诉讼法》第6章，《民事诉讼法》第10章。）但其含义与现在使用的行政强制措施很少或根本没有相通之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其形态表现为行政主体对具体事件作单方面处理；二是指抽象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特指县级以上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或命令而规定的各种办法和手段，其形态表现为命令、决定、条例、决议等。（注：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显然是一个概括性、包容性的概念。仅将其按第一种含义即具体行政行为来理解，仍然是比行政强制措施范围大得多的概念。《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本质上属于针对犯罪嫌疑人和排除防碍诉讼行为的司法行为，与行政强制措施性质截然不同。1989年以前，实定法上虽然没有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但并不表明实定法上没有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方式的规定，更不表明实践中没有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据统计，1989年以前规定具体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为数不少，（注：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2页。）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名称和形态也多种多样。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对人身的强制约束、强制传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强制带回、人身搜查、人体检查（《海关法》）、限制活动范围、强制离境（《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强制隔离、强制立即离境（《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办法》）及人身扣留、强制实施行为、强制进入相对人处所等；限制财产权的强制措施主要有：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征缴滞纳金、强制扣款、强制拆除、强制征收、强行拍卖、以物拆抵等。（注：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10页。）这些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正是《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范围的基础。继《行政诉讼法》之后，《行政复议条例》（1990年）和《国家赔偿法》（1994年）分别将行政强制措施明确纳入可申请行政复议和可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范围之中。《行政诉讼法》颁布10年来，各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基本沿袭《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的轨迹发展。 通观行政强制措施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形态，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行政强制措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方式？进而言之，单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的强制措施（方式），哪些应归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二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 二、现有理论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和分歧 《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行政强制措施并未引起我国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众多的行政法教科书和专著当中都没有涉及行政强制措施，（注：翻阅1989年以前的行政法教科书和专著，都没有提及行政强制措施。另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以后，这种状态有所改变。围绕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强制措施，相当于通说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直接强制。（注：张树义：《冲突与选择》，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第二，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各种强制性手段，包括直接、间接强制措施，换言之，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注：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 页。）第三，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采取的各种强制手段，既包括强制执行措施，也包括强制预防、强制保全、强制恢复、强制制止措施；不仅指直接强制，还包括间接强制；不仅包括依一般程序实施的强制措施，还包括即时的强制措施。（注：张树义：《冲突与选择》，第94页。）第四，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为了预防或制止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危险状态以及不利后果，或者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予以强行限制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也被称为即时强制。（注：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上述观点就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而言，分歧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行政强制措施是指理论界所熟知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直接强制，还是指全部行政强制执行？抑或指全部行政强制执行和全部即时强制？甚或排除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仅指即时强制？上述认识上的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诉讼法》本身在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同时，也给理解行政强制措施留下了较大的弹性和空间，立法和司法解释又未及时加以弥补；二是我国行政法理论没有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充分学理研究的积累，致使立法和有关解释因缺乏深厚的理论背景而无所适从。 三、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和形态分析 理论认识上的分歧，给实践、特别是行政诉讼实践中识别和把握行政强制措施，进而决定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和是否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带来了难题。这就产生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形态及其可诉性进行分析的必要。 从语义上分析，措施是指“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于较大的事情），如计划已经订出，措施应该跟上”。（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6页。）依此认识，行政措施当指行政主体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行政处理办法。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正是沿此认识而使用行政措施的。我国行政法的早期理论沿袭传统语义习惯，在行政法意义上将行政措施特定化为一个
刑事强制措施 我们知道在一些刑事案件中，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再次出现犯罪行为，一般会对嫌疑人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那么，这些强制措施有哪些种类呢?时限又是怎么样的，接触强制措施需要什么条件?小编为你带来以下相关知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刑事强制措施释义 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为了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授权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一定程度人身自由的方法。很显然，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司法机关必须享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但是，由于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所以它又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而错误实施，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各国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采用均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强制措施的种类 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这五种措施是依照强制力度由轻到重的顺序依次排序的。 拘传 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方法。传
唤、拘传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应当在向犯罪嫌疑人宣布后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人担保形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保证人基本情况的材料，送交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同级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担保形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核实保证金已经交纳到公安机关指定的银行后，将有关法律文书、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的材料和银行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实践的同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但都不影响一个既定事实，就是这些规则是目前我国有现行立法依据的，是司法实践中在收集、审查、采信证据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 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时往往只注意到该证据所产生的结论是否真实可信，而对其来源是否合法、能否采用却很少关注，总体来说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只要有助于发现和查明案件真实的事实和材料都必须得到承认和运用，否则就谈不上实体公正，而程序法则要求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否则就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实质来说也就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正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诉讼证据规则来加以平衡的。 通过具体的证据规则，使控辩双方能够积极加入诉讼过程，就其所提出的意见承担举证责任，并由此限定证据审查的范围。这样既能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查证活动，提高办案效率，又能减少法官对案件进行职权调查的因素，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和主观擅断。同时，具体的证据规则也为控辩论双方和法官的证明活动确定一个框架，有利于协调控辩双方之间以及控辩双方与法官之间围绕证据展开信息交流。制订严格、科学、明确的证据规则，对证据收集、举证、质证、认证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为保障，使法律真实最大程度接近于客观真实，才能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改变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最高目标的实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确立的诉讼证据原则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方面的立法是非常不完善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条文，主要有刑诉法证据专章的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的3条，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11条，以及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具体规定审判程序中涉及证据的一些条文。而且上述条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不涉及审判环节或者仅作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三大程序法中，民商事及行政诉讼都有了证据规则，刑事诉讼则没有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与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庭沉重的审判职责极不相称，使我国97年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原则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权法治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尽管如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是或原则性、或明确具体地规定了一些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虽然这些原则，有些在法学界获得普遍认同，有些却在应用于司法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川高法 [2005]19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成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处）： 现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印发你们，请组织认真学习，并从2005年5月1日起在全省刑事诉讼活动中严格遵照执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为进一步规范刑事证明活动，解决刑事证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刑事证据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一、刑事证据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据工作中应树立公正和效率并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客观真实与程序正当并重的观念，遵循证据裁判原则，严格按照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收集、审核、判断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据工作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公安机关应严把取证关，对于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移送审查起诉条件的案件，不得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应严把审查起诉关，经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得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应严把审判关，经审理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也可以依法准许人民检察院在宣告判决前撤回起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建议或退
论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乃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以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因此，该项制度设置是否合理和必要，运行是否适当也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为此，规范和限制行政强制执行权力成为很多国家行政法近几十年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法制实践，各行政管理领域的强制执行制度已初步建立。首先，在主体上，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特有执行模式。其次，在手段上，直接强制似远远多于间接强制。再次，在程序上，则以法院“非诉讼化”的“申请与形式审查”为主要形式。最后，在监督与救济方面，则以行政复议、诉讼与国家赔偿为主要途径。但是，制度的初步建立既不意味着其合理性得到肯认，也不意味着法治化程度得到提高。相反，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来看，目前还存在着大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立法，执行权限模糊，手段混乱，程序不健全，行政决定的执行缺乏力度等，这些问题亟待统一立法解决。本文正是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现状出发，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制定统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构想，以期抛砖引玉，推动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研究。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功能 （一）概念 行政强制措施，顾名思义，就是行政主体为实现行 政目的，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依法予以 强制而采取的措施。从广义上讲，拘留、罚款、吊销或扣 缴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财物等行政 处罚行为，也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从狭义上讲，行政强制 措施专指收容教养、强制检查治疗、强制戒毒、强制传 唤、强制带离现场等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查封、扣 押、冻结、强制拆除建筑物、变卖拍卖财物、强制转让专 利权、强制转让商标权等对财产的强制措施。本文所要 探讨的是狭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 （二）功能 行政强制措施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是实施行政法律规范的有力保障。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社会价值都是通过对其贯彻实施体现出来的，否则，将是一纸空文；为此，对于那些应当知道法律规定的义务，而拒不履行的义务人，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履行义务，从而保证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维护法制的尊严。 2.它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有力保障。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相对人赋课一定的义务，并使这种义务得以履行，是行政职权的完整行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相对人对行政义务不履行的情况发生，而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有利于预防、制止或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有利于维护和提高行政职权的尊严，确保其合法运行。 3.它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行政强制措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制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龙宗智- 所谓非法人证，是指采取非法的方法，如刑诉法第４３条明确禁止的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这些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其基本理由是：１、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基本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格禁止，而且禁止使用这类证据，不使违法者从中获得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２、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亦可能妨害获得案件的实质真实。因为“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违法获取的口供的虚假可能性较大。 对非法人证的确定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对那些整个证据材料的基本内容、或者主要内容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完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庭审调查。如果已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性，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考虑。但对仅有某些调查询问方式不妥（如某些询问具有不适当的诱导性），则只需排除不妥的询问内容，其他部分，如诉讼对方不提出异议或缺乏合理的反驳根据，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就非法获取的物证，包括根据某些不合法、不妥当的询问所获得的物证（如根据口供找到作案工具），在我国应当采用另一
种方式处理。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物证抹煞其证据能力是不适当的。仅仅因搜查、扣押手续或程序上的小的瑕疵而让重大犯罪丧失定罪条件，未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这种做法在我国社会背景下尤其不会被认可。加之，我国刑诉制度对搜查、扣押程序的要求不够严格，侦查机关灵活性很大，是否违法难以界定。例如就搜查问题，我国刑诉法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以及其他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刑诉法第109条、第111条）据此，侦查机关有很大的自由斟酌处理权，实际上可以对它认为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任何地方包括人身进行搜查而无须出示司法令状。在侦查十分灵活同时对强制性侦查手段缺乏司法令状制度的情况下，要求贯彻非法物证排除制度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实行这一排除规则的美国，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搜查、扣押，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如：1、搜查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经一名司法官员批准； 2、获得搜查证必须有正式的申请，而且必须以宣誓或者正式作证的方式来进行。向司法官申请时必须说明要搜查的地方，要扣留的物品，被扣留物品主人的情况，以及涉嫌刑事犯罪的根据。 3、搜查的范围必须作严格的限制。搜查证必须具体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和扣押被认为违法，即使确系罪证，也应在诉讼中排除。除非符合某些例外情况，如符合“一览无遗”法则——警察能直接看到应扣留的罪证而无需搜索，同时应将此情况立即通知被扣押物品的嫌疑人。这说明，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使用除了必须有特
谈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 Ting Bao was revised on January 6, 20021
谈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 林新法 引言 案例简介：2001年6月25日，浙江省某县公安局以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报请该省某市人大许可对身为该市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提请逮逋，该市人大收到有关资料后，以暂时不能及时召开常委会会议为由“不予受理”。其后，县公安局根据《浙江省实施〈代表法〉办法》第21条的规定，提出“不予受理”理由缺乏依据，并要求人大召开常委会主任会议，以许可对张某提请逮捕。经连续3日的交涉，该市人大最终召开了主任会议，但主任会议在审查了公安机关提交的书面资料后，作出了“证据不足，不予许可”的决定，县公安局尽管不服，却也只得中断对张某帮助毁灭证据一案的侦查工作。 这是一个典型的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案例（本文所称人大代表仅指县级以上各级人大代表）。在这一简单的操作流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引人深思的程序问题：如主任会议能否作为审查许可的主体，人大是否有权决定“不予受理”和“不予许可”，公安司法机关不服人大决定时应如何救济等等。由于法律在设定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的同时，对如何报请许可和如何审查许可等操作性问题均作了回避，相关的程序特别是人大否决及救济机制的缺如，给实践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和混乱，导致了储如前述案例中的许多程序尴尬和困惑，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加以科学剖析和合理阐述，无疑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人大代表适用强制措施的报请许可范围 当前，内容涉及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各省级人大制定的《代表法》实施办法等，由于制定时间上的差距和制定主体上的不同，这些法律法规对于适用强制措施的报请许可范围的规定存在着较大的冲突。
总第98期2008年5月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Journal of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eneral N o.98M ay.,2008 收稿日期:2007-05-10 作者简介:廖斌(1964 ),男,四川泸州人,西南科技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论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救济 廖 斌 孙连钟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100044) 摘 要: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司法权介入强制措施目的就在于营造一个控辩双方共同参与,由中立裁判者依法进行裁决的司法环境。从维护人权角度,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借此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诉权理论;司法最终裁决;救济程序 中图分类号:DF 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8)03 0093 05 近代以来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以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控制和合理化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刑事诉讼的历史,也就是对强制措施不断加以合理限制的历史。[1]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 够在国家强制性权力与被追诉人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存在的剧烈冲突中设置一种缓冲,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在对强制权力行使进行事后的检视,使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个体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 我国强制措施的救济措施存在的重大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实施,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制约和审查,司法审查机会不足;二是即便是对逮捕的批准权,也不是由在刑事诉讼中的中立者 法官来行使,而是由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来行使,在当前的检警关系下,检察机关出庭公诉对侦查结果的依赖使其对侦查中强制的监督无力,这种缺乏有效外部制约的监督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确立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救济的法理分析 (一)强制措施与诉权 在世界各国,早期的法律发展都是无法律救济的处罚,逐步演化成可诉处罚的历史。[2] 司法救济主要形式之一是赋予当事人诉权。诉权学说源于罗马法中的action,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各种不同学说,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二元诉权说、诉权否认说等,各种学说至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赞成诉权为一种公法性质的权利,从本质上讲是实体权利义务纠纷的司法救济权。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诉权(r ig ht of action)不仅是一项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且还是一项基于某种特定事项与事实状态并超越其本身而进行诉讼的权利,亦是一项通过审判程序而使权利受到损害者获得司法补救的权利,也可以被理解为支持一项诉讼请求权而出席法庭的权利。 在现代国家,一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法律争议都应当能够提交司法程序,通过诉讼方式予以救济,这不仅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许多法治国家都将诉权列为一项宪法权利,予以宪法保护。在日本,宪法中也有具体条款明确规定诉权,其宪法第3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中明确将裁判请求权即诉权作为国民的基本人权。日本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美国、法国等国家虽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诉权,但或可由宪法有关条款推导出来,或由宪法判例等方式确认。
浅谈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理性化构建 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诉讼制度，无不把认定事实真相作为解决案件或纠纷的前提条件。这个在当今社会已成为常理且又无比重要的观念，实际上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就有了。在推崇神明裁判的时代，虽然人类认识水平有限，但却发展出了适合当今情形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那就是通过神示证据制度确定事实；法定证据制度是在克服神示证据制度的极端任意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类更加精确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意志和愿望。因为当时有些人相信，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证据法则，可以限制在事实认定方面的恣意，但后来的人们发现，法定证据制度下机械认定事实的法律规定，恰恰事与愿违，走向了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反面。于是一种被称为“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被发展出来，虽然这种制度也并不是人类最满意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和途径，但是通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它却成了当代许多国家在诉讼中赖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制度。 纵观诉讼制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事实认定问题可以说是诉讼过程的核心问题，所以，准确认定事实是人们对诉讼的最基本要求。当然，准确认定事实的追求在于案件事实的客观化。为了实现这个要求，人类总结出了很多经验，有的被确认为法律，有的作为准则被实际运用着，如证据裁判主义、证据规则等制度。本文拟从证据的两个特性入手，试图勾勒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理性化的构建蓝图。 一、证据问题 （一）证据的定义 关于证据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我国学者有关证据的学说主要有三种：事实说、双重含义说、统一说，其中事实说影响最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也即采用的事实说。该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从证据的定义可以看出：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正如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心所认为的：证据为正义之基础，全部的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在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 那么，一项事物满足哪些条件即可成为证据？从认识论的角度，任何事物要成为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从认识活动的真实性来看，它必须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即与案件事实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特征，在大陆法系国家被称为证明能力（证明力），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相关性。（二）从认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一)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思维逻辑判断某种事实真相的过程。为防止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的体现，即为证据规则。因此可以说，规定证据搜集、证据运用和证据判断的法律准则即为证据规则。这一解释应当说是对证据规则概念在广义上的界定。由于在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证据运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据能力，即某一证明材料是否具备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问题，而确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防止将不“适格”的证据纳入诉讼过程，因此，从狭义上讲，证据规则是指确认某一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法律要求。本文基于新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审判方式所作的重大修改，通过对国外情况的评介，重点研究适应新刑诉制度需要的证据规则问题。一、证据规则存在的根据及意义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与形式证据制度相对立的自由心证制度，允许事实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和证据及事实认定上的矛盾等原因，如果不确立为某一诉讼结构所需要的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确认。对诉讼主体的证明活动而言，证据规则的存在至少有两个作用，是在诉讼活动中规范诉讼各方的取证和举证行为；二是在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限制对证据的自由取舍。证据规则的存在及其内容首先受到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当今世界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即在证据调查上控辩方主导型的对抗制和法官主导型的审问制（即当事人主义和法官职权主义），对证据规则的繁简及其内容有不同要求。其突出区别在于：前者的证据规则复杂而严格，后者则十分简略且灵活。英美等国的对抗制诉讼，确立了详细而复杂的证据规则。如关于证明材料必须与案件实质性问题有关的相关性规则；关于防止难以确认不能质证的证据进入诉讼的传闻证据规则；关于不允许证人以意见或结论的形式提供证言的所谓意见规则；关于禁止非法获取的被告口供的供述自愿性规则；对非法获取的物证所采用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文件材料适用的所谓最佳证据规则等等。英美刑事诉讼重视证据规则，过去人们认为这与英美国家实行陪审制有关。因陪审员来自社会各界，大多不熟悉法律，为防止对陪审员的误导，法律不得不设置详细的规则，以限制当事人的举证和证明活动。但经进一步研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此。如日本不实行陪审制，但它一旦由审问制向对抗制转化，就同时借鉴了有关的证据规则。可见根本原因在诉讼结构。在当事人主义（对抗制）条件下，两造对抗并推动诉讼的发展进行，对于诉讼双方的立证如不设严格具体的标准和规则。则当事人难免随意使用证据，既易形成叠床架屋、拖延诉讼，又容易模糊讼争要点，甚至造成真假难辨。而在法官职权主义诉讼中，一切证据虽然可以由辩诉双方提出，但在诉讼中两造不得自由立证，法律授权法院裁量何种证据应当在法庭上调查，何种证据可以不予置理。证据调查和诉讼推进完全受制于法院，因此虽无详尽的证据法则，仍不须担心诉讼拖延和争议点模糊。尤其是法官职权主义鼓励法官运用各种法律允许的方法主动发现证据查明案件真相，这种实体真实主义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那种严格而且程序化的证据规则的约束。因此现代国家凡采法官职权主义，都强调法官的自由心证而无详尽的证据规则。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采法官职权推进方式，因此少有证据规则。随着修改刑诉法，采用了所谓“控辩式”庭审方式，在控辩双方（有时还包括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直接向法庭举证的情况下，必然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因为如前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确立并遵守一定的证据规则，才能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才能保障诉讼的效率，防止无约束控辩即所谓无规则游戏的发生。因此，研究、确立和遵守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新刑事诉讼法的科学与有效的运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国外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据规则由于我国刑事庭审从法官直接调查向控辩方举证转化，加强了诉讼的对抗性，并具有了对抗制即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某些特征，因此我们应当研究和学习当事
试论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 【摘要】直到《行政强制法》颁布，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才有定论，但《行政强制法》并没有明晰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的认定标准，只是用第9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本文试图从行政强制措施的价值目标，行政强制措施的边界两方面梳理，来思考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认定；标准 一、问题的引出 现行《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是基于学界的“二行为说”设立的，此学说将行政强制行为划分为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两种行为，其内容是行政主体通过对公民权利的强行限制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维护，违法行为和危害事件的预防与制止之目的。该制度的实践典范是德国。 在德国，行政强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主体为了保障国家机关对公民或其他法律主体主张请求权的法律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强制的方式对公民或其他法律主体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德国《联邦行政执行法》第3条关于公法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二是所谓的即时强制，是指在特定的紧急状况下，行政主体事先未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而第一时间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德国《联邦行政执行法》第6条第1款关于特别紧急或特别危险的情况下的规定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作出的，与德国这方面理论一致的有我国台湾地区。台湾《行政执行法》第2条就明确规定：“本法所称行政执行，指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行为或不行为义务之强制执行及即时强制。”大陆法学界关于行政强制的理论也是众说纷纭，未有统一的意见，基于目前的法治环境和立法所需要的各种因素，综合考量，姗姗来迟的《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吸收了“二行为说”的理论。 《行政强制法》第9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为了追求立法周全、严密，防止因缺失行政管理手段而产生无法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又增设一个看似智慧的万能的“弹性”兜底项：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种立法方法逻辑上看似严密，但进一步思考之后不免让人产生忧虑，这种万能的“弹性”款项是否已经架空了前面的具体列举而使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呢？这似乎与《行政强制法》控制行政强制种类过滥和过乱的目的相悖。虽然有学者指出《行政强制法》随之严格限定的行政强制设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情况。①即在法律之下，《行政强制法》仅仅限制性地赋予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部分行政强制设定权，而对于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则直接排除在外，未赋予任何行政强制设定权。但这毕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即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究竟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成为所谓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回答这个问题是第九条能否正确全面实施的关键。 有学者试图从单行法律中寻找“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影子。例如，《环境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