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98期2008年5月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Journal of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eneral N o.98M ay.,2008
收稿日期:2007-05-10
作者简介:廖斌(1964 ),男,四川泸州人,西南科技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论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救济
廖 斌 孙连钟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100044)
摘 要: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司法权介入强制措施目的就在于营造一个控辩双方共同参与,由中立裁判者依法进行裁决的司法环境。从维护人权角度,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借此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诉权理论;司法最终裁决;救济程序
中图分类号:DF 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8)03 0093 05
近代以来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以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控制和合理化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刑事诉讼的历史,也就是对强制措施不断加以合理限制的历史。[1]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
够在国家强制性权力与被追诉人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存在的剧烈冲突中设置一种缓冲,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在对强制权力行使进行事后的检视,使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个体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
我国强制措施的救济措施存在的重大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实施,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制约和审查,司法审查机会不足;二是即便是对逮捕的批准权,也不是由在刑事诉讼中的中立者 法官来行使,而是由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来行使,在当前的检警关系下,检察机关出庭公诉对侦查结果的依赖使其对侦查中强制的监督无力,这种缺乏有效外部制约的监督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确立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救济的法理分析
(一)强制措施与诉权
在世界各国,早期的法律发展都是无法律救济的处罚,逐步演化成可诉处罚的历史。[2]
司法救济主要形式之一是赋予当事人诉权。诉权学说源于罗马法中的action,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各种不同学说,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二元诉权说、诉权否认说等,各种学说至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赞成诉权为一种公法性质的权利,从本质上讲是实体权利义务纠纷的司法救济权。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诉权(r ig ht of action)不仅是一项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且还是一项基于某种特定事项与事实状态并超越其本身而进行诉讼的权利,亦是一项通过审判程序而使权利受到损害者获得司法补救的权利,也可以被理解为支持一项诉讼请求权而出席法庭的权利。
在现代国家,一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法律争议都应当能够提交司法程序,通过诉讼方式予以救济,这不仅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许多法治国家都将诉权列为一项宪法权利,予以宪法保护。在日本,宪法中也有具体条款明确规定诉权,其宪法第3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中明确将裁判请求权即诉权作为国民的基本人权。日本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美国、法国等国家虽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诉权,但或可由宪法有关条款推导出来,或由宪法判例等方式确认。
国际条约和公约也对此项权利作了规定。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宣告: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承认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对这种侵害行为请求实际的救济。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公约!第2条明确规定了公约各缔约国家承担的义务:保证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与自由受到侵犯的任何人均享有有效的诉讼救济,即使此种侵犯行为是由履行官方职责的人所为;保证有管辖权的司法、行政或立法机关,或者其他有管辖权限的任何权力机关提起诉讼的人的权利作出审理裁判,并发展司法诉讼救济的可能性;保证由有管辖权的机关对这种经承认有理由的诉讼救济给予满意的答复。美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都有诉权的明确规定。
(二)强制措施与司法最终裁决
在观念层面上,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源于西方国家?正当程序#理念。?正当程序#这一语词原来只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取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的范围,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3]根据正当程序观念,只有在司法审查程序介入强制措施适用情况下,被追诉人才能获得向中立的法院陈述自己的意见及得到倾听的机会;否则其权利就将受到漠视,丧失权利获得救济的机会。从现代法治国家来说,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确立司法审查原则是基于以下观念和制度背景:一是经由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论演化而来的现代法治国家理念。法治国家理念发端于自然法思想,强调人人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个人权利并非国家赐予的礼物,它们是固有的,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些先在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认为,国家与个人之间时刻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在发生冲突时,为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横擅断,必须由中立的司法机关进行审判、裁断,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扩张、侵蚀。?在权力的行使不受限制的社会制度中,往往会出现社会上的强者压迫社会上的弱者的倾向#。[4]法院在现代社会常被视为是制衡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强有力的、也是最后的手段,国家对公民重大权益进行强制性处分,必须由法院经过正当的程序审查后才能做出。二是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法治国家也是强调权力分立制衡的宪政国家。基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历史经验认识,为保障权力的合法运作,必须对国家强制权明确予以划分与限制,使国家权力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合法地运作,同时使分立的各种权力互相制约,以保持权力之间的互动平衡。侦查权在传统上被视为行政权即一项政府权力,基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宪政结构要求,由司法权制约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实施作为侦查权的内容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司法最终裁决原则适用于强制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司法分权机制,是权力分立思想的具体贯彻和体现。?独立的司法权作为一种中立因素的出现,可以使国家权力结构变刚性为柔性结构。有学者在考察我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时指出,?以往的社会管理几乎没有中立因素,全部呈一边倒单向排列,故而整个结构呈刚性整体,十分强悍,也十分脆弱。#[5]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中的问题就在于缺乏这样一种中立因素。司法制约为强制措施的适用规范了合理的轨道,有利于保障采取强制措施程序的法治化。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说,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就是一种权利救济机制,它在公民的重要权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时,为公民提供了获得救济的机会。在现代社会,?法律至上原则的适用范围大大拓展,成为限制一切统治权力,而不依赖于现实的法律存在的最明确的原则。同时,个人主义成为法律至上原则的精神,普通法及普通法院的存在与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体的利益,防止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强权的违法侵害。因此,这一原则已成为普通法与普通法院的基本功能。#[6]司法权介入强制措施目的就在于营造一个控辩双方共同参与,由中立裁判者依法进行裁决的司法环境。
二、国外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救济程序考察
为避免诉讼职能混淆,西方国家都将搜查、逮捕、扣押等与公民权利有涉的程序性事项的裁判权从侦控机构中剥离出来,交给中立不承担追诉任务的法官或法院,由后者通过听审来进行裁判。虽然基于保障社会秩序和安全的需要,国家权力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在必要时,允许国家权力强制性侵犯公民的权利,但是为防
?这并不是说作为行使司法权主体的法官更高明或更具真理性,而在于对于其裁决的作出设置了严格的程序要求和规范要求制度上的保证,如裁决陈述理由和具体依据、中立性地位的确立等等。
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导致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关键的是一方面必须对国家权力的强制权明确的予以划分与限制,另一方面必须由法院对强制措施进行审查,使公民由此享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7]同样,要想保证强制措施救济程序的正当化与结果的公证性,就必须将具有正义化身的法官引入其中,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与否进行裁判。
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案件,以及在案件侦查的任何阶段,拟对受审查人实行先行拘押的预审法官都要通知当事人有权得到由其本人选定或依职权指定的诉讼辅佐人的协助。预审法官还通知受审查人有权享有一定的期限,以准备辩护。当事人,可以对预审法官做出的实行拘押的裁定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为当事人提供了事后审查的救济机制。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根据逮捕令逮捕被指控人后,应当不迟延地向管辖案件的法院解交。解交后,法官应当不迟延地,至迟是在第二天对被指控人就指控事项予以讯问。讯问时,法官应当向被指控人告知对他不利的情况,告诉他有权对指控做出陈诉或者对案件保持缄默。法官要给予被指控人消除嫌疑、逮捕理由以及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的机会。#这就给予了被指控人要求法官听证、审查的权利,从而为被指控人提供接受事后审查的机会。同时,为保障被指控人的人权,对于被指控人未提出听证申请的,法官也要依职权主动对待审羁押的情况进行审查。第118条规定:羁押复查时,依被指控人申请或者根据法院依职权的裁量,可以经言词审理而裁判。对逮捕令提起了抗告时,在抗告程序中也可依被指控人申请或者依职权经言词审理而裁判。事后的复查必须保证被指控人听证、陈述的权利,因此,复查时被指控人应当在场。复查的结果一旦表明待审羁押的前提条件不再成立,或者继续待审羁押与案件的重大程度和可能的刑罚或者矫正及保安处分不相称时,法院应当做出撤销逮捕令的决定。如果判决被指控人无罪,或者法院拒绝开始审判程序,或者并非暂时性地停止程序的,更应当撤销逮捕令。
为了保障被告人及时获得向法官陈情、聆讯的机会,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94条规定,在初期侦查过程中,法官立即对处于预防性羁押状态的人进行讯问,在任何情况下应当在羁押开始执行时起的5日之内,除非执行遇到严重障碍。当法律规定的适用防范措施的条件消失时,法官应当立即撤销或强制措施或禁止性措施;当防范需要减弱或和所适用的措施不再同事实或可能科处的制裁相适应时,法官应当用其他较轻的措施实行更换,或者决定以不那么严厉的方式适用有关措施。
综观世界各法治国家对公民私权救济的立法例,可以看出司法救济可以说是公民权利救济最终可依赖的方式。现代国家庞大的立法和行政部门有时压制性地对大范围的活动进行干涉,给司法机构带来新的责任。强大的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平衡机制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司法,这对于司法来说似乎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因为其对于类似的社会自由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不能忽视司法对政府各政治部门的监督机能所具有的危险性。必须仍然维持一种相互监督的平衡机制。[8]
三、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救济机制的构建
(一)强制措施司法救济机制的缺失
?救济性权利即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作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做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9]被侦控机关采取强制性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公民本应获得的程序性救济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设立相应的规范,如搜查、扣押等;或虽有规范但嫌疑人和其他公民难以获得有效救济,也不能体现程序的公开性、公正性如拘留、逮捕等。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这些申请只能向做出羁押逮捕决定的机关或执行机关提出。在一般情况下,决定和执行机关正是承担追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他们是否会基于自身的职业利益和倾向,公正地对待犯罪嫌疑人所提出的申请当属疑问。同时缺乏对申请进行审查的实际操作过程,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最低程度的公开性。犯罪嫌疑人无权向中立的第三者提出请求其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做出改变、撤销等相应决定。同样疑问也存在和适
用刑事诉讼法第70条所规定的情形。?
另外,我国赔偿法有关规定,对于保护或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而言,存在许多问题与弊端。例如,国家赔偿的对象仅限于无罪的人或单位,而对有犯罪嫌疑或最终有罪的人在被查、起诉阶段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其赔偿问题根本无从谈起;在赔偿程序上,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内部解决,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义务的前提是其实施的追诉行为违法,而追诉行为合法与否,则是由赔偿义务机关自行认定,这明显违背了?任何人不能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法理原则,有失程序正当;在实践中,对公安机关的错拘、错捕,大多是由检察机关一并承担赔偿责任,这很容易导致公检机关的侵权责任不明确,不利于对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与约束。
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强制措施更强调或重视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而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则往往受到忽视,甚至受到恶意的侵犯。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并未赋予被追诉人有效的程序性救济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归结于我国关于强制措施救济机制的立法存在着疏漏。
我国强制措施缺乏救济措施,不仅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而且使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缺乏有效控制,从而最终损害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和法治品质。基于此,从维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应该强化我国强制措施的可诉性,使强制措施走上诉讼化的轨道。
(二)强制措施司法救济程序构建
1.有权提起司法救济程序的主体。正确界定有权提起刑事司法救济程序的主体的范围非常重要。有权提起刑事司法审查程序的主体过于广泛会导致司法审查程序被过于频繁地启动而损害程序的安定性,影响诉讼效率的提高;有权提起刑事司法审查程序的主体范围过窄又可能导致一些与案件程序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因无上诉或抗诉权而难以有效维护本身的合法权益。[10]在界定有权提起司法审查程序的主体范围时,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遵守这样一条原则:?无利益则无抗告#%,即有权提起上诉抗诉程序的主体限于与裁判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机关或个人。按这一原则,以下主体应有权提起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程序:
(1)检察机关。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被认为是社会公益代表人,检察机关对所有有利和不利于被追诉者的裁判,即所有违法的裁判均有权提起抗诉。在我国,检察机关被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因而检察机关也应有权对所有违法的裁判,无论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还是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均应有权向法院提起抗诉。
(2)当事人。当事人是与案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诉讼参与人,因而当事人对于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裁判均应有权提请法院重新审查。但是,当事人的上诉权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原则上,当事人只能对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裁判提起上诉。
2.裁判权行使的效力范围。从法治和公正的角度出发,原则上按照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司法机关应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应拥有绝对权威就其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司法管辖权范围做出决定#。然而诉讼程序所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我国在追求程序公正的同时,也不得不兼顾诉讼的效率和效益。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规定纳入诉讼程序的强制措施的范围既不宜过宽,即不应将侦查机关实施的所有侦查行为都纳入司法权审查范围,而应以权利受侵害的程度加以区分。基于公民人权保障的角度考虑,纳入司法权审查范围的对象也不宜过窄,即虽然不能将全部强制措施都纳入诉讼化的范围,但也不能仅仅简单的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强制措施行为。例如将涉及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纳入裁判权的效力范围而排斥侵犯公民财产权的强制措施;或者将涉及公民财产权的纳入裁判权的效力范围而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排斥在外,明显具有片面性和显失公平性。确定强制措施可诉性范围的标准主要应依强制措施对公民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重大性。因此,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与考虑,应将裁判权行使的效力范围限制在以下方面: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或导致程序不公正的处分决定(如拘留、逮捕等)、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侦查行为(如窃听、偷拍照片或录像等)、涉及公民重大财产权益的强
?%根据该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提请复核。
如一裁判不会带予一人不利影响时,则其亦无为法律所保障之权利,以更改该裁判,也为此并无必要予其提起法律救济之权利。因此法律上不利益之成立乃为提起法律救济时的一般性实际的许可性要件。参见[德]克劳斯&洛克信:德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第490页。
制措施(如冻结、查封、扣押等)、以及给被追诉人造成较大影响的强制措施。
3.应受审查的国家专门机关的范围。公安机关、军队内部保卫部门、监狱、海关部门的走私犯罪侦查局承担着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强制措施采取工作,他们采取的许多强制措施都直接涉及到诉讼参与人的法律权利,因而这四类侦查机关实施的强制措施均应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检察机关在西方国家被定位为公诉机关,因而其行为应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是没有争议的。检察机关在我国虽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但从其实施的行为的性质来看,行使的也主要是公诉职能而不是监督职能,而且直接涉及到公民权利,从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出发,也应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实施的许多行为都直接涉及到诉讼参与人的法定权利,从保护人权及防止司法专断和司法腐败的角度出发,其行为也应接受上级法院的审查。
4.有权进行司法审查的法院。明确裁判权行使的主体是建构救济程序的关键与核心。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裁判权主体都是法官担任。而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由检察院所担任的审查批捕、复议、复核等活动,本身都具有裁判的性质。同时,检察机关又是追诉一方,还承担一部分案件的侦查工作。要它负担起完全的裁判职能,实在是难以消除其自身所存在的悖论。因此,为实现程序公正和公民权利的司法保障需要,应确立法院作为裁判权行使的主体;同时取消检察院行使具有裁判性质的职权,保留检察院的审查批捕权。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作出的裁判应由同级法院进行审查。法院作出的裁判应由上级法院进行审查。
5.司法救济的程序。法院在接到法定主体的上诉或抗诉后,法院要进行受理并及时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有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受理法院是否有管辖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或单位是否具有原告资格,起诉的程序与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要求等。法院司法审查的方式和程序可参照实体审理的方式和程序进行。诚如梅利曼教授所言,?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11]争议双方应有权出庭并发表意见,在征得法庭许可后,还可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但从提高诉讼效率和降低诉讼成本的角度出发,对判决以外行为的审查一般可采用独任制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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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上和实务中，存在较大意见分歧和 模糊认识。行政强制法也早在1999年前后纳入了立法计划，由于争 议较大，至今未能公布施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 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有权依法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执法人员，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学 习并结合工作实际，谈一些关于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的个人观点，与同行商榷。 一、行政强制措施由来 1989年以前，我国现行法上基本没有行政强制措施这个概念，后来陆续在《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条文中才出现如“限制人身自由或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 强制措施”等文字描述。与此同时，行政强制措施也明确纳入可申 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范围之中。 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可参照《行政强制法（草案）》（三次审议稿）中的描述:“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
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 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二、采取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依据 1、《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 材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并应当在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 部门、铁路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海关）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 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与现实 侯明( 2009-05-07) 来源：西藏发展论坛 [关闭窗口] 刑事诉讼构造理论较早地提出者当属日本学者，随后又被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学界所接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学者通过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美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明确提出了“刑事诉讼构造”这个基本理论，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外刑事诉讼的有关问题。刑事诉讼构造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对其研究有利于发展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完善刑事诉讼程序。笔者在此想就我国的有关情况作如下分析： 刑事诉讼构造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所谓“构造”，又称为结构，是指事物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合乎规律的相互关系。刑事诉讼构造是主要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在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辨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1］它是指刑事诉论法所确立的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方式以及控诉、辨护、裁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形成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格局。［2］ 正确地理解刑事诉讼构造概念需要注意：第一，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关系。刑事诉讼目的决定着刑事诉讼构造取舍，同时，刑事诉讼构造又制约着诉讼目的的提出和实现，二者密不可分。但应看到诉讼目的只是诉讼构造的重要制约因素，并非诉讼构造的唯一。刑事诉讼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控辨裁各方在案件实体结局与程序运作上的控制与分配，主流诉讼理念等都会对诉讼构造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3］正如“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刑事诉讼目的与构造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刑事诉讼的法律价值观的深刻影响”。［4］第二，刑事诉讼构造有在于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之中，主要程序有：侦查、超标、审判和再审等程序，都需要体现诉讼构造的要求。侦查阶段主要应体现在对人身、财产行政性强制决定的作出。在起诉阶段应区别于国外的情况，并准确划分与其他诉讼主体的诉权为宜。在执行阶段应着重体现在减刑、假释等方面。证据规则中的诉讼构造问题也有待继续探究。第二，刑事诉讼构造实质上是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根据推进刑事诉讼进程的各个主体在实现刑事诉讼目的方面所处的地位和所履行的职能不同，可以将刑事诉讼构造的构成要素划分为控诉权主体、辩护权主体和裁判权主体。刑事诉讼控诉权主体是指依法承担起诉准备活动和起诉实施权主体、辨护权主体和裁判权主体。刑事诉讼控诉活动者［5］在公诉案件中，起诉的准备活动主要在侦查阶段进行，其直接任务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为起诉提供前提条件;起诉的实施活动则是由提起诉讼和支持起诉等活动构成，其直接目的是向审判机关表明诉讼请求，并使该请求得到审判机关的确认。刑事诉讼辨护权主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6］辨护权是法律赋予受到刑事追诉的人针对指控而进行反驳、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 作者：何然何家弘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0802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它们若隐若现，时明时暗，啃噬着社会公众的良心，煎熬着司法官员的灵魂。毫无疑问，它们对于那些当事人及其家人来说是飞天横祸，是灭顶之灾，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却也不无好的一面，因为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文明进步和良性发展。因此，那些冤魂才得以“名垂青史”，宛如刑事司法历史长廊两边的座座“祭碑”。近年来，随着杜培武、李久明、佘祥林、滕兴善等人的冤错案件披露报端，刑事错案⑴已然成为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个沉重的时尚话题。公众在谈论，学者在思考。为何在当代中国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冤假错案？这些错案是如何形成的？我国应该如何构建错案预防体系和错案救济机制？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展开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⑵自2005年以来，我们通过举办论坛、⑶进行座谈、⑷召开研讨会、⑸进行间卷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对我国的刑事错案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和多路径的调查研究。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介绍我们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中与证据问题有关的部分研究成果，并与读者分享我们就这些问题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思考。 一、关于错案产生原因的问卷调查⑹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自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期间，我们在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南省、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十九个地区发放了关于刑事错案的调查问卷2501份，收回有效问卷1715份。调查对象主要为上述地区的公安（厅）局、检察院、法院、律师（法律）事务所、司法局等单位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在有效问卷的调查对象中，男性1199人，女性467人，49人性别不详；汉族1659人，侗族1人，回族7人，满族6人，壮族1人，41人民族不详；高中文化以下的56人，大专学历的356人，本科学历的1094人，硕士学位的120人，博士学位的1人，88人学历不详；854人的第一学历为法律专业，669人的第一学历为非法律专业，194人的第一学历专业情况不详；195人的最高学历是法律专业，218人的最高学历为非法律专业，304人的最高学历专业情况不详。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21个问题，内容包括：如何理解刑事错案；哪些情况可以构成刑事错案；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在刑事诉讼的哪些环节容易出现刑事错案；证据错误与刑事错案的关系；如何看待错案追究制度；怎样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如何对刑事错案进行救济等。下面，我们主要介绍错案原因和证据错误这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二）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关于错案原因的多选题：“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您认为，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选项包括：A法律规定不明确；B当事人的过错；C其他行政机关干涉；D迫于舆论的压力；E上级机关或领导干涉；P现有的办案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C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H办案人员徇私枉法、刑讯逼供；I及时破案，有案必破等工作压力。 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上述选项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调查对象的认可。其中，选择“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的人数为1074人，⑺占63％；选择“法律规定不明确”的人数为951，占55％；选择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 “内容摘要”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对包括逮捕、监视居住等在内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对超期羁押进行制度性的防治，协调行政措施与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逮捕；监视居住；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仅有助于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而且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维护，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由于观念和技术的原因，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制度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而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的种类、权利主体、适用对象、使用原则和程序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在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打击、揭露、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然而，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国际人权保障呼声的不断高涨，我国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出现了一些滞后现象，因此，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是十分必要的。（一）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适应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诉讼制度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条件，因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1]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也不例外。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迫切希望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方略已被写入宪法修正案，规范和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使之法制化、程序化。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进一步强化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内涵，这是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对我国的诉讼法治建设提出的明确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理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二）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客观需要 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总体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问题，一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严重损害了法治尊严和司法权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强制措施的权利主体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主体行为的主观随意性大，从而未能在实质上保证强制措施使用的公正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将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主要是从公安机关的性质及其案件范围来考虑的。因为，公安机关站在同刑事犯罪做斗争的第一线，每天接触到大量的突发性的刑事案件，如无拘留权则不利于同犯罪做斗争。但拘留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刑事诉讼法又拘留的条件、时间上做出了必要的限制，使公安机关在保障社会利益与保护人权上做到平衡。然而，公安机关在全面掌握拘留的决定权与执行权的同时，却牺牲了权力制约的司法理念，在工作上的特殊职责和侦查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难以客观地、理性地监督拘留的适用。因此，对于未受到合理制约的权力，是不科学的，不公正的。2] 2、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应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人的强制措施；二是对物的强制措施；三是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实际上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狭义的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的强制措施 一、强制措施的概念与特点 1.特点（适用主体；对象；目的；法定性；时间上的临时性） 2.与刑罚、行政处罚的不同 3.扭送（不是强制措施。）（对象：正在犯罪或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越狱逃跑；正在被追捕。总结为：现行犯或在逃的） 二、拘传 1.拘传与传唤（对象不同；是否具有强制性不同；二者的关系） 2.拘传适用的程序（《解释》第63条、第64条） （1）负责人批准； （2）被拘传人所在的市县进行； （3）2人执行； （4）辖区以外执行——通知当地的公或检、法 3.时间 三、取保候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 1.取保候审适用情形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3）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4）对被拘留的，需要逮捕而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 （5）提请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6）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刑诉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8）持有效护照和出入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 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方法逃避侦查，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不适用取保候审。 2.取保候审的方式 （1）人保 A保证人的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第54条） B义务：监督；及时报告 C责任 a.行政责任：罚款（1000——2万）； b.刑事责任 c.民事责任（前提：协助逃匿、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提供；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应当以其保证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数额为限。）（《解释》第73条） （2）财产保（人民币；起点） 注：不能同时适用 3.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第56条） （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2）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3）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证人作证； （4）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4.取保候审的程序 （1）取保候审的申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 （2）决定机关（决定数额；变更） （3）执行机关（没收、退还保证金、罚款）
论行政强制措施及其可诉性 在《行政诉讼法》颁布10年之后，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仍存在较大的模糊性。这说明我国对行政强制措施性质、形态的认识还存在许多空白。本文试图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由来、范围、形态和可诉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由来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我国实定法上没有行政强制措施这个概念。在文字表述上与行政强制措施比较接近的实定法概念，有宪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注：见《宪法》第89条，《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第59条规定。）及《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注：见《刑事诉讼法》第6章，《民事诉讼法》第10章。）但其含义与现在使用的行政强制措施很少或根本没有相通之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其形态表现为行政主体对具体事件作单方面处理；二是指抽象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特指县级以上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或命令而规定的各种办法和手段，其形态表现为命令、决定、条例、决议等。（注：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显然是一个概括性、包容性的概念。仅将其按第一种含义即具体行政行为来理解，仍然是比行政强制措施范围大得多的概念。《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本质上属于针对犯罪嫌疑人和排除防碍诉讼行为的司法行为，与行政强制措施性质截然不同。1989年以前，实定法上虽然没有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但并不表明实定法上没有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方式的规定，更不表明实践中没有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据统计，1989年以前规定具体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为数不少，（注：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2页。）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名称和形态也多种多样。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对人身的强制约束、强制传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强制带回、人身搜查、人体检查（《海关法》）、限制活动范围、强制离境（《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强制隔离、强制立即离境（《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办法》）及人身扣留、强制实施行为、强制进入相对人处所等；限制财产权的强制措施主要有：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征缴滞纳金、强制扣款、强制拆除、强制征收、强行拍卖、以物拆抵等。（注：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10页。）这些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正是《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范围的基础。继《行政诉讼法》之后，《行政复议条例》（1990年）和《国家赔偿法》（1994年）分别将行政强制措施明确纳入可申请行政复议和可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范围之中。《行政诉讼法》颁布10年来，各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基本沿袭《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的轨迹发展。 通观行政强制措施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形态，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行政强制措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方式？进而言之，单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的强制措施（方式），哪些应归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二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 二、现有理论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和分歧 《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行政强制措施并未引起我国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众多的行政法教科书和专著当中都没有涉及行政强制措施，（注：翻阅1989年以前的行政法教科书和专著，都没有提及行政强制措施。另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以后，这种状态有所改变。围绕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强制措施，相当于通说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直接强制。（注：张树义：《冲突与选择》，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第二，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各种强制性手段，包括直接、间接强制措施，换言之，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注：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 页。）第三，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采取的各种强制手段，既包括强制执行措施，也包括强制预防、强制保全、强制恢复、强制制止措施；不仅指直接强制，还包括间接强制；不仅包括依一般程序实施的强制措施，还包括即时的强制措施。（注：张树义：《冲突与选择》，第94页。）第四，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为了预防或制止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危险状态以及不利后果，或者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予以强行限制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也被称为即时强制。（注：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上述观点就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而言，分歧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行政强制措施是指理论界所熟知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直接强制，还是指全部行政强制执行？抑或指全部行政强制执行和全部即时强制？甚或排除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仅指即时强制？上述认识上的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诉讼法》本身在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同时，也给理解行政强制措施留下了较大的弹性和空间，立法和司法解释又未及时加以弥补；二是我国行政法理论没有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充分学理研究的积累，致使立法和有关解释因缺乏深厚的理论背景而无所适从。 三、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和形态分析 理论认识上的分歧，给实践、特别是行政诉讼实践中识别和把握行政强制措施，进而决定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和是否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带来了难题。这就产生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形态及其可诉性进行分析的必要。 从语义上分析，措施是指“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于较大的事情），如计划已经订出，措施应该跟上”。（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6页。）依此认识，行政措施当指行政主体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行政处理办法。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正是沿此认识而使用行政措施的。我国行政法的早期理论沿袭传统语义习惯，在行政法意义上将行政措施特定化为一个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1415056246.html, 浅谈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许秋萍 来源：《管理观察》2016年第20期 摘要：到目前为止，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积 极作用，也有不完善之处。尤其是某些条例在具体实施中，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问题。本文从新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监视居住问题、庭前会议制度等几方面做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庭前会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 《刑事诉讼法》是关于刑事诉讼的一部法律。它确保司法机关能够遵循法定的诉讼程序，规范自身行为，使得刑法能够顺利执行，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并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 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刑事诉讼法》，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大修。随着刑事犯罪行为的增多，以及许多新型刑事犯罪形式的出现，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大修， 经过这次大修，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当前社会愈来愈复杂，新《刑事诉讼法》在具体实施时依旧存在若干问题，有着很大争议，还需不断完善。 二、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一）特别程序规定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虽然新法做了特别程序的规定，但并不完善。不管是针对未成年人，还是其他群体，既然是专门设置的特别程序，就应有其独立性和完整性。然而，从新法具体条文规定中可发现，依旧有不完善之处，缺乏系统性。对于部分其他法律条例中明确规定的成果，以及倡导的做法，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体现。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太过简单，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模糊之处。比如新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只规定调查，并未强调是否形成调查报告，而此报告是裁量刑罚的重要参考依据。此外，新旧法中的某些规定存在矛盾冲突。 （二）监视居住问题 新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主要规定了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和执行者。第七十三条则主要对执行场所做了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
论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乃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以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因此，该项制度设置是否合理和必要，运行是否适当也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为此，规范和限制行政强制执行权力成为很多国家行政法近几十年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法制实践，各行政管理领域的强制执行制度已初步建立。首先，在主体上，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特有执行模式。其次，在手段上，直接强制似远远多于间接强制。再次，在程序上，则以法院“非诉讼化”的“申请与形式审查”为主要形式。最后，在监督与救济方面，则以行政复议、诉讼与国家赔偿为主要途径。但是，制度的初步建立既不意味着其合理性得到肯认，也不意味着法治化程度得到提高。相反，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来看，目前还存在着大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立法，执行权限模糊，手段混乱，程序不健全，行政决定的执行缺乏力度等，这些问题亟待统一立法解决。本文正是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现状出发，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制定统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构想，以期抛砖引玉，推动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研究。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功能 （一）概念 行政强制措施，顾名思义，就是行政主体为实现行 政目的，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依法予以 强制而采取的措施。从广义上讲，拘留、罚款、吊销或扣 缴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财物等行政 处罚行为，也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从狭义上讲，行政强制 措施专指收容教养、强制检查治疗、强制戒毒、强制传 唤、强制带离现场等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查封、扣 押、冻结、强制拆除建筑物、变卖拍卖财物、强制转让专 利权、强制转让商标权等对财产的强制措施。本文所要 探讨的是狭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 （二）功能 行政强制措施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是实施行政法律规范的有力保障。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社会价值都是通过对其贯彻实施体现出来的，否则，将是一纸空文；为此，对于那些应当知道法律规定的义务，而拒不履行的义务人，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履行义务，从而保证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维护法制的尊严。 2.它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有力保障。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相对人赋课一定的义务，并使这种义务得以履行，是行政职权的完整行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相对人对行政义务不履行的情况发生，而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有利于预防、制止或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有利于维护和提高行政职权的尊严，确保其合法运行。 3.它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行政强制措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制
浅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者：桑志祥 发布时间：2014-02-10 10:14:06 所谓的刑事“情况说明”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就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者需要说明的问题向公诉机关或者法院提供的书面说明材料，主要用以对抓获经过、证据查找未果、自首立功等内容进行说明。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侦查机关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一种重要的固定证据方式，然而，由于规范层面的缺失，刑事情况说明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制作主体不一 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的制作主体不一，主要包括四种情形：第一，有的加盖侦查机关的公章以侦查机关的名义作出；第二，有的加盖侦查机关的印章和办案人员签名，以侦查机关和办案人员共同名义作出；第三，有的只加盖侦查机关内设部门或派出机构的章，以公安局或检察院的内设或派出机构的名义作出；第四，有的加盖侦查机关内设或派出机构的章和办案人员签名，以公安局或检察院的内设或派出机构与办案人员共同名义作出。由于情况说明制作主体的不统一，导致证明当事人有关定罪量刑的情况说明在制作过程中无法得到充分
且有效的规制，不仅可能导致侦查机关在处理当事人可能涉及的量刑情节有任意之嫌，更有可能造成司法不公。假若对情况说明的制作主体不予规范，将导致当事人对司法公信力信赖的丧失，有损司法的严肃性。 （二）制作形式混乱 由于情况说明的制作缺乏统一的格式要求，因此实际操作中较为混乱，以情况说明制作主体采用的标题为例，司法实践中除大量直接使用“情况说明”外，还有的称为“抓获经过”、“归案情况说明”、“说明”、“工作情况”、“工作说明”、“证明”、“关于……的情况说明”等名称，这些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称谓容易导致侦查机关取证的不规范，有损司法的权威性。此外，多数情况说明的制作内容过于简单，只是寥寥数语，无法确切地证明所要说明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将情况说明作为不想补充证据、甚至是故意不补充证据的托词，由此导致一些本可由情况说明就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需要审查人员重新调查核实，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与诉讼经济性原则相背离。 （三）性质定位不明 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属于证据，以及属于哪种证据？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司法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
一、先刑后民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时，长期以来，存在着先刑后民的认识和做法，甚至有观点认为，先刑后民系处理民刑交叉案件在受理、审理案件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该观点认为，只要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应该视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者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应受理，已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近年来，对于先刑后民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出现了分别审理和区别处理两种观点。 分别审理观点认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性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均不同，应分别审理，同时进行。 区别处理观点认为，对先刑后民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国家利益问题。 应该明确，对二者的保护应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只要依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和归责原则，可以认定因不同法律事实而引发的两类案件的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类案件就应该分别进行审理，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因权利得到充分救济不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除外。 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另案审理结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的情
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 例如，在审理侵害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时，需先通过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确定权利主体后，才能进行刑事案件的审理，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重要的是通过证据认定，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因此，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 只有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案件才应中止审理。为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不应随便中止审理，应慎用驳回起诉。 先刑后民应区别情形适用，不应绝对化和扩大化。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先刑后民情形下，还应注意解决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 二、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 对该问题的争议观点有三： （1）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 （2）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 一、单项选择题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下列哪种情况应当撤销强制措施? （） A．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B．对已经逮捕的人，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C．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以及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以及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D．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2．某地发生一起盗窃案，公民当即将罪犯扭送到当地人民法院，该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 A．不立案侦查 B．对公民扭送不予理睬 C．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D．自行侦查 3．王某是一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嫌疑人,被检察院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其妻张某是其保证人。王某私自到外地做生意，张某代为隐瞒。公安局决定对张某罚款，则哪种罚款的数额是合适的？（） A．100元 B．800元 C．2000元 D．2万5000元 ．如果犯罪嫌疑人郭某由于侦查案件的需要，被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他进行下列哪项活动时，情节严重的，不能对其予以逮捕？（） A．请同车的许某吃饭，请他作证时多多关照 B．在传讯时因主干道发生交通事故未能到案 C．未经公安机关批准离开本市外出采购服饰物品进行买卖 D．将藏起来的摩托车撞人留下痕迹的轮胎销毁 5．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无权对犯罪嫌疑人拘传的机关是下列哪一机关? （） A．人民法院 B．人民检察院 C．公安机关D．国家安全机关 6．人民法院受理一起自诉案件以后，对被告人谢某做了取保候审的决定，由谢某的妻子王某作其保证人。但在取保候审期间，谢某骗过妻子外逃。其妻王某发现情况后，直到有关机关发现，都没有报告。那么下列哪个机关可以对王某处以多少钱的罚款？（） A．人民法院，1500元 B．公安机关，1500元C．人民法院，800元 D．公安机关，800元 7．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执行机关是（） A．人民法院 B．司法行政机关 C．人民检察院 D．公安机关 8．华某因参与盗窃而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由于华某家庭生活拮据且家庭负担全靠他一人支撑，父母和妻子均无任何收入。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华某可以取保候审，那么可以作为华某的保证人的是（） A．华某的已经成家立业的姐姐 B．华某的妻子 C．华某的父母 D．华某的尚未立业的儿子 9．下列选项中,哪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证人的条件?( ) A．与本案无牵连 B．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C．有自己的住房,且收入亦较固定 D．虽不享有政治权利,但人身自由未受限制 10．胡某系海成县五龙乡人，因欠邻居夏某货款 1 万元，夏某多次催要货款而胡某未给。1999年7月，在催要货款过程中二人发生口角，胡某将夏某殴打致伤，共花去医药费用３５００余元。受害人夏某遂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受理后，依法对胡某取保候审，胡某提供本乡副乡长王某担任保证人。但在诉讼进行期间，胡某外出打工以逃避审判，而王某明知胡某所在地而拒不提供情况，致使胡某长时间逍遥法外。请问下列关于王某应当
浅谈刑事诉讼模式之抗辩式审判 自1997年以来，伴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抗辩式诉讼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以推行。而抗辩式审判模式又是抗辩式诉讼的重中之重。 一、抗辩式审判的概述。 什么是抗辩式审判？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知道刑事诉讼模式和刑事审判模式的概念。刑事诉讼模式，是指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又称刑事诉讼形式、刑事诉讼结构、刑事诉讼构造。所谓刑事审判模式，是指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在刑事审判程序中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审判程序组合方式，刑事诉讼模式在审判阶段的体现。 其次，了解刑事审判模式的分类。诉讼史上最早出现的刑事审判模式为弹劾式审判模式，实行于奴隶制社会；随着封建集权专制的形成，又出现了纠问式审判模式。现代刑事审判模式大体上分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前者主要实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后者主要实行于大陆法系国家。两种审判模式各有所长，长期以来，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此外，还出现了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优点的混合式审判模式。 最后，我们回答什么是抗辩式审判模式。它是指法官（陪审团）居于中立且被动的裁判者地位，法庭审判的进行由控方的举证和辩方的反驳共同推动和控制的一种审判模式；它就是前面提到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又称对抗制审判模式。 为了更好的理解抗辩式审判模式，我们需要看一下，它与纠问式审
判模式的区别。纠问式审判也叫纠问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其对称为“控诉式诉讼”，又称“审问式诉讼”。它发端于罗马帝国时期，盛行于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专制时期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亦曾是欧洲宗教裁判的一种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一是审判官集侦查、控诉、审判职能于一身。不论是否有被害人或其他控告，根据职权主动追究犯罪。二是司法机关负责调查事实，侦查和审判秘密进行。三是被害人只是告发人。被告人只是诉讼客体，没有任何诉讼权利，只是被审问，受追诉的对象。四是被告人口供为最佳证据。刑讯逼供合法化、制度化。最典型的纠问式程序见于德国1532年的《加洛林纳法典》。总之，它们的主要区别就是前者，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主要是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来了解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后者，法官在诉讼中起主导作用，通过法官的提问来贯穿整个诉讼过程。 我们再来看一下，抗辩式审判模式与职权式审判模式相比，它的特点有以下三方面。 1、法官消极中立。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调查持消极态度，即不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其态度的消极和地位的中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开庭审理前不接触证据，起诉方起诉时不移送卷宗材料，以免法官形成预断；（2）法官不主动出示证据、询问证人、调查事实，尤其不参与证据的收集。 法官的作用主要是主持审判的进行，司掌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和辩论的规则。同时，根据双方提出的证据和辩论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并作出裁决。法官的消极性和中立性，增强了审判程序的形式公正性。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 析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 作者：何然何家弘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0802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它们若隐若现，时明时暗，啃噬着社会公众的良心，煎熬着司法官员的灵魂。毫无疑问，它们对于那些当事人及其家人来说是飞天横祸，是灭顶之灾，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却也不无好的一面，因为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文明进步和良性发展。因此，那些冤魂才得以“名垂青史”，宛如刑事司法历史长廊两边的座座“祭碑”。近年来，随着杜培武、李久明、佘祥林、滕兴善等人的冤错案件披露报端，刑事错案⑴已然成为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个沉重的时尚话题。公众在谈论，学者在思考。为何在当代中国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冤假错案？这些错案是如何形成的？我国应该如何构建错案预防体系和错案救济机制？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展开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⑵自2005年以来，我们通过举办论坛、⑶进行座谈、⑷召开研讨会、⑸进行间卷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对我国的刑事错案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和多路径的调查研究。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介绍我们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中与证据问题有关的部分研究成果，并与读者分享我们就这些问题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思考。 一、关于错案产生原因的问卷调查⑹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自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期间，我们在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南省、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安徽省、福建
省、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十九个地区发放了关于刑事错案的调查问卷2501份，收回有效问卷1 715份。调查对象主要为上述地区的公安（厅）局、检察院、法院、律师（法律）事务所、司法局等单位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在有效问卷的调查对象中，男性1199人，女性467人，49人性别不详；汉族1659人，侗族1人，回族7人，满族6人，壮族1人，41人民族不详；高中文化以下的56人，大专学历的356人，本科学历的1094人，硕士学位的120人，博士学位的1人，88人学历不详；854人的第一学历为法律专业，669人的第一学历为非法律专业，194人的第一学历专业情况不详；195人的最高学历是法律专业，218人的最高学历为非法律专业，304人的最高学历专业情况不详。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21个问题，内容包括：如何理解刑事错案；哪些情况可以构成刑事错案；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在刑事诉讼的哪些环节容易出现刑事错案；证据错误与刑事错案的关系；如何看待错案追究制度；怎样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如何对刑事错案进行救济等。下面，我们主要介绍错案原因和证据错误这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二）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关于错案原因的多选题：“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您认为，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选项包括：A法律规定不明确；B 当事人的过错；C其他行政机关干涉；D迫于舆论的压力；E上级机关或领导干涉；P现有的办案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C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H办案人员徇私枉法、刑讯逼供；I及时破案，有案必破等工作压力。
总第98期2008年5月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Journal of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eneral N o.98M ay.,2008 收稿日期:2007-05-10 作者简介:廖斌(1964 ),男,四川泸州人,西南科技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论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救济 廖 斌 孙连钟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100044) 摘 要: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司法权介入强制措施目的就在于营造一个控辩双方共同参与,由中立裁判者依法进行裁决的司法环境。从维护人权角度,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借此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诉权理论;司法最终裁决;救济程序 中图分类号:DF 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8)03 0093 05 近代以来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以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控制和合理化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刑事诉讼的历史,也就是对强制措施不断加以合理限制的历史。[1]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 够在国家强制性权力与被追诉人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存在的剧烈冲突中设置一种缓冲,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在对强制权力行使进行事后的检视,使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个体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 我国强制措施的救济措施存在的重大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实施,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制约和审查,司法审查机会不足;二是即便是对逮捕的批准权,也不是由在刑事诉讼中的中立者 法官来行使,而是由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来行使,在当前的检警关系下,检察机关出庭公诉对侦查结果的依赖使其对侦查中强制的监督无力,这种缺乏有效外部制约的监督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确立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救济的法理分析 (一)强制措施与诉权 在世界各国,早期的法律发展都是无法律救济的处罚,逐步演化成可诉处罚的历史。[2] 司法救济主要形式之一是赋予当事人诉权。诉权学说源于罗马法中的action,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各种不同学说,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二元诉权说、诉权否认说等,各种学说至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赞成诉权为一种公法性质的权利,从本质上讲是实体权利义务纠纷的司法救济权。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诉权(r ig ht of action)不仅是一项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且还是一项基于某种特定事项与事实状态并超越其本身而进行诉讼的权利,亦是一项通过审判程序而使权利受到损害者获得司法补救的权利,也可以被理解为支持一项诉讼请求权而出席法庭的权利。 在现代国家,一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法律争议都应当能够提交司法程序,通过诉讼方式予以救济,这不仅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许多法治国家都将诉权列为一项宪法权利,予以宪法保护。在日本,宪法中也有具体条款明确规定诉权,其宪法第3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中明确将裁判请求权即诉权作为国民的基本人权。日本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美国、法国等国家虽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诉权,但或可由宪法有关条款推导出来,或由宪法判例等方式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