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
“内容摘要”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对包括逮捕、监视居住等在内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对超期羁押进行制度性的防治，协调行政措施与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逮捕；监视居住；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仅有助于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而且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维护，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由于观念和技术的原因，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制度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而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的种类、权利主体、适用对象、使用原则和程序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在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打击、揭露、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然而，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国际人权保障呼声的不断高涨，我国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出现了一些滞后现象，因此，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是十分必要的。（一）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适应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诉讼制度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条件，因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1]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也不例外。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迫切希望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方略已被写入宪法修正案，规范和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使之法制化、程序化。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进一步强化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内涵，这是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对我国的诉讼法治建设提出的明确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理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二）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客观需要
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总体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问题，一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严重损害了法治尊严和司法权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强制措施的权利主体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主体行为的主观随意性大，从而未能在实质上保证强制措施使用的公正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将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主要是从公安机关的性质及其案件范围来考虑的。因为，公安机关站在同刑事犯罪做斗争的第一线，每天接触到大量的突发性的刑事案件，如无拘留权则不利于同犯罪做斗争。但拘留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刑事诉讼法又拘留的条件、时间上做出了必要的限制，使公安机关在保障社会利益与保护人权上做到平衡。然而，公安机关在全面掌握拘留的决定权与执行权的同时，却牺牲了权力制约的司法理念，在工作上的特殊职责和侦查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难以客观地、理性地监督拘留的适用。因此，对于未受到合理制约的权力，是不科学的，不公正的。2]
2、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应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人的强制措施；二是对物的强制措施；三是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实际上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狭义的强制措施。
对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则放到了“侦查”中规定。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则基本未作规定。
3、在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一，在强制措施的审批和执行过程中，未能适当的处理好规则和例外的关系。由于刑事案件纷繁复杂，所以，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强制措施的许多规定往往有规则和例外之分。例如，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应将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那么，公安机关是否履行通知义务，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从而使这一规定成为一种不确定的规范。第二，强制措施在适用中的比例性原则没有得到更好的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度大小不同的强制措施体系，对于犯罪情节较轻，人身危险较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采用强度较轻的强制措施，如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而从诉讼效益和人权保障出发应当尽可能增加羁押前的替代性措施。但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往往过分强调逮捕的作用，虽然在实践中也有采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做法，但往往是在证据不充分或条件已不允许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采用。
（三）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着“羁押扩大化和取保候审随意化”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拘留和逮捕导致羁押的后果，而取保候审则是非羁押的后果，而拘传和监视居住按法条的理解是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在适用中，却由于存在将拘传时间延长和监视居住地点人为设定等一些现象，而造成一种“变相羁押”。
1、羁押类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羁押扩大化的趋势
（1）拘传，是指公检法直接传讯犯罪嫌疑人、被告到案接受讯问的强制措施。
拘传的适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时间随意延长、间隔没有限制。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没有对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加以明确规定，没有对拘传的次数予以确定，就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以拘传为名长时间连续拘押、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实质就是一种变相而非法的羁押，由于被羁押在办案单位，也往往容易造成“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证据的结果。
（2）拘留，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因情况紧急而采取的暂时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
拘留在适用过程中主要存在非紧急时的泛用、期限的最大化的问题。依照刑事诉讼法第61条，拘留只是在具备七种紧急情形之一时才能适用，而这七种紧急情形不可能频频出现，因而实际适用拘留本不应该很多，但实践中却大量适用拘留。同样依照刑事诉讼法第69条，只有属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从拘留到申请批准逮捕的时间才可以延长至30日，但实践中被延长的比例也基本达到了50％以上。
（3）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的，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在逮捕的适用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忽略逮捕必要性、带有实体定罪意义。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依法逮捕”。在实践中，无论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还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人员，更多考虑的是逮捕的前二个条件，而忽略逮捕的第三个条件“有逮捕必要”，而逮捕的必要性，则是理解和适用逮捕条件的关键，即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只有用逮捕手段才能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行为才应该适用逮捕，而不是凡是刑事案件就该逮捕，达到前二个条件而没有逮捕必要的同样不应该逮捕。3]
（4）监视居住，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其住所或其他居所，对其行动加以监视，并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在适用中主要存在住处的指定化、羁押的变相化的问题。据有关人士介绍，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超期羁押率为53.7%.4]由于这一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约束功能较弱，而公安机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执行“监视”职责也有很大的困难，因此，这一缓和的强制措施在实践中一方面被很少适用；但同样也存在着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情形，基本表现为：不管犯罪嫌疑人有无住处，大多被带到侦查机关指定的住处居住，这些住处一般是宾馆、旅社、招待所，在这样的住处，由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雇请的其他人员进行监视，犯罪嫌疑人不得离开所住的房间，事实上也成为了一种变相羁押。
2、非羁押类强制措施存在问题是适用上的随意化和法律效果的不良化取保候审，是指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应该说，设立取保候审这项强制措施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其进行的完善也体现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制的不断进步，但实践中，这项强制措施的适用效果却并不理想。
（1）取保候审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取保候审随意性强。
适用取保候审的主要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51条，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对于适用条件中“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否存在上限”和“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理解和确定，在实践中就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司法人员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是单纯从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情节、涉嫌罪名、可能量刑来考虑，还是要结合犯罪嫌疑人个性特征、家庭环境、平时表现等方面综合考虑，都各自有各自的理解，适用起来随意性大。（2）取保候审的妨碍司法侦查和脱逃问题。
在办案实践中，侦查人员不愿适用取保候审这一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其“不保险”，一方面就是担心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会有相互串供、做伪证等妨害司法侦查的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致使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脱逃情况时常发生，给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极大困难。5]
（3）取保候审的技术性环节规定不明，易导致司法实践操作混乱。
一是取保候审的期限问题。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但对案件在上述三个机关交接时，是否需要“继续取保候审和重新办理取保候审”和如果“继续取保候审”后取保候审期限的计算没有规定，因此实践中对案件交接后是否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操作不一。
二是保证金数量的规定问题。保证金数量规定的不明确从而导致许多不符和取保候审制度设立目的事情的发生：保证金数量太高，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承担，宁受羁押；保证金太低，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威慑作用，容易造成他们畏罪逃跑。因此，各机关应尽快出台联合解释，明确规定保证金的数量。我国必须根据国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应该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具体规定，这样才能发挥取保候审制度的应有作用。6]
浅谈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上和实务中，存在较大意见分歧和 模糊认识。行政强制法也早在1999年前后纳入了立法计划，由于争 议较大，至今未能公布施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 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有权依法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执法人员，根据现有法律法规的学 习并结合工作实际，谈一些关于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的个人观点，与同行商榷。 一、行政强制措施由来 1989年以前，我国现行法上基本没有行政强制措施这个概念，后来陆续在《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条文中才出现如“限制人身自由或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 强制措施”等文字描述。与此同时，行政强制措施也明确纳入可申 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范围之中。 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可参照《行政强制法（草案）》（三次审议稿）中的描述:“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
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 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二、采取安全生产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依据 1、《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 材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并应当在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 部门、铁路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海关）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 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一、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对于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可以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立法上的缺陷： 1、未规定取保候审的审查决定期限及取保候审的申请的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向羁押决定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未规定羁押决定机关审查结束并告知申请人结果的时间和方式。申请人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后，一切均由司法机关掌握，缺乏法律救济程序，从而使得一些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被羁押，这也是造成我国取保候审比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未规定保证金的限额和收取办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以及收取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从而给予决定适用者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在具体案件中，对保证金收取多少以及如何收取，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造成执行中的差异过大。 3、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法律规定不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由于该条对取保候审12个月的规定，是指三个机关重复使用取保候审的总时限，还是每个机关单独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限并不明确，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每个机关可以重新取保候审的期限。这样，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他可能被3次采取取保候审，期限可长达36个月。从而使得取保候审这种原本属于较轻的强制措施，事实上可能成为一项较长时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对于被取保人、保证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惩处制度不严格。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被取保人在取保期间故意重新犯罪或者有违反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仅规定没收保证金、上缴国库，缺少限制性较大、操作性较强的惩处措施。也就是说，对于弃保行为，最多是没收保证金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并没有实体上的法律责任。 5、虽然刑诉法规定了保证人和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但对执行机关如何监督保证人履行义务却没有相关的规定。由于上述原因，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效果不好，弃保潜逃数量较多[1]. （二）司法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取保候审的对象和方式使用不当。一是对不应取保的人滥用取保手段；二是实践中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的“双保证”方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2、对保证金的收取不规范，收取保证金的程序不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对保证金管理不严。 3、取保候审的审批不严，执行较为随意。 4、对同一对象反复取保候审。 5、律师难以发挥作用。 6、取保候审的保证形式单一。[2]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国外保释制度的异同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担保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不逃避侦查和审判，随传随到，因而不对其实行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8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对于已经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本人或者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但是否准许，由司法机关决定。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强制措施中的取保候审与英国保释制度有类似之处，但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1）立法思想、理念不同.保释制度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而确立的，其实质是对被追诉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在英国，保释是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和环节，不仅体现着保障人权的价值，而且支撑着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使辩护功能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和环节都有所为。?而在我国，取保候审只是较逮捕、羁押为轻的强制措施之一，其实质是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缓和的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我国法律设定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有效地行使司法权力，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这与保释的价值观念和出发点是不同的。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 “内容摘要”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对包括逮捕、监视居住等在内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对超期羁押进行制度性的防治，协调行政措施与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逮捕；监视居住；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仅有助于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而且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维护，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由于观念和技术的原因，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制度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而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的种类、权利主体、适用对象、使用原则和程序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在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打击、揭露、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然而，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国际人权保障呼声的不断高涨，我国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出现了一些滞后现象，因此，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是十分必要的。（一）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适应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诉讼制度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条件，因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1]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也不例外。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迫切希望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方略已被写入宪法修正案，规范和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使之法制化、程序化。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进一步强化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内涵，这是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对我国的诉讼法治建设提出的明确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理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二）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客观需要 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总体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问题，一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严重损害了法治尊严和司法权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强制措施的权利主体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主体行为的主观随意性大，从而未能在实质上保证强制措施使用的公正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将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主要是从公安机关的性质及其案件范围来考虑的。因为，公安机关站在同刑事犯罪做斗争的第一线，每天接触到大量的突发性的刑事案件，如无拘留权则不利于同犯罪做斗争。但拘留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刑事诉讼法又拘留的条件、时间上做出了必要的限制，使公安机关在保障社会利益与保护人权上做到平衡。然而，公安机关在全面掌握拘留的决定权与执行权的同时，却牺牲了权力制约的司法理念，在工作上的特殊职责和侦查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难以客观地、理性地监督拘留的适用。因此，对于未受到合理制约的权力，是不科学的，不公正的。2] 2、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应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人的强制措施；二是对物的强制措施；三是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实际上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狭义的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摘要刑事诉讼法在一国法律制度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的对象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作为三方参与主体的一方所享有的辩护权是其享有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该项权利的有效实现需要一套完备的制度加以保障，即刑事辩护制度。该制度一方面能够赋予被告人平等的诉讼地位，保障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促进程序公正，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目标。 关键词《刑事辩护法》刑事辩护制度控辩平等 作者简介：韩菲，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干警。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038-02 刑事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控诉进行辩解与反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权利。刑事辩护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意识以及对人权保障的重视的重要标准。我国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十分具有突破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并扩大了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使律师参与刑事辩护更加便捷。本次修订的改革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新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
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一变化使律师摆脱了原本地位不明的尴尬境地，让嫌疑人从被追诉起就可以聘请辩护人，从而实现辩护与追诉的同步，有利于侦查阶段律师作用的发挥。 第二，通过突出程序辩护的价值表现对程序公正的重视。新刑诉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对比旧法条，从字面上看是删去了“证明”二字，但体现在立法思想上却是删去了对律师“责任”的规定，为实践中的程序性辩护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增加了对“诉讼权利”保护的强调，是立法者对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并重的鲜明体现。 第三，完善了律师会见制度。辩护律师对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会见权，也是刑事辩护制度中的重要诉讼权利之一，是律师有效进行辩护的前提。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除三种类型的犯罪之外，对于律师的会见申请，看守所必须在48小时之内安排，还明确了辩护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的权利。改变了以往律师会见难，阻碍多，被干扰的难题。 第四，完善辩护人的阅卷权。案卷材料是辩护人了解案件情况最重要的依据，原刑诉法严格区分不同诉讼阶段的阅卷范围，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辩护人往往难以查阅到有辩护价值的案件材料，无法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修改后刑诉法规定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
论行政强制措施及其可诉性 在《行政诉讼法》颁布10年之后，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仍存在较大的模糊性。这说明我国对行政强制措施性质、形态的认识还存在许多空白。本文试图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由来、范围、形态和可诉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由来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我国实定法上没有行政强制措施这个概念。在文字表述上与行政强制措施比较接近的实定法概念，有宪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注：见《宪法》第89条，《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第59条规定。）及《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注：见《刑事诉讼法》第6章，《民事诉讼法》第10章。）但其含义与现在使用的行政强制措施很少或根本没有相通之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其形态表现为行政主体对具体事件作单方面处理；二是指抽象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特指县级以上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或命令而规定的各种办法和手段，其形态表现为命令、决定、条例、决议等。（注：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显然是一个概括性、包容性的概念。仅将其按第一种含义即具体行政行为来理解，仍然是比行政强制措施范围大得多的概念。《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本质上属于针对犯罪嫌疑人和排除防碍诉讼行为的司法行为，与行政强制措施性质截然不同。1989年以前，实定法上虽然没有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但并不表明实定法上没有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方式的规定，更不表明实践中没有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据统计，1989年以前规定具体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为数不少，（注：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2页。）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名称和形态也多种多样。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对人身的强制约束、强制传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强制带回、人身搜查、人体检查（《海关法》）、限制活动范围、强制离境（《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强制隔离、强制立即离境（《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办法》）及人身扣留、强制实施行为、强制进入相对人处所等；限制财产权的强制措施主要有：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征缴滞纳金、强制扣款、强制拆除、强制征收、强行拍卖、以物拆抵等。（注：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10页。）这些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正是《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范围的基础。继《行政诉讼法》之后，《行政复议条例》（1990年）和《国家赔偿法》（1994年）分别将行政强制措施明确纳入可申请行政复议和可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范围之中。《行政诉讼法》颁布10年来，各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基本沿袭《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的轨迹发展。 通观行政强制措施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形态，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行政强制措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形态的行政强制措施方式？进而言之，单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的强制措施（方式），哪些应归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二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 二、现有理论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和分歧 《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行政强制措施并未引起我国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甚至在众多的行政法教科书和专著当中都没有涉及行政强制措施，（注：翻阅1989年以前的行政法教科书和专著，都没有提及行政强制措施。另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以后，这种状态有所改变。围绕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强制措施，相当于通说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直接强制。（注：张树义：《冲突与选择》，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第二，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各种强制性手段，包括直接、间接强制措施，换言之，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注：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 页。）第三，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采取的各种强制手段，既包括强制执行措施，也包括强制预防、强制保全、强制恢复、强制制止措施；不仅指直接强制，还包括间接强制；不仅包括依一般程序实施的强制措施，还包括即时的强制措施。（注：张树义：《冲突与选择》，第94页。）第四，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为了预防或制止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危险状态以及不利后果，或者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予以强行限制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也被称为即时强制。（注：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上述观点就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范围而言，分歧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行政强制措施是指理论界所熟知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直接强制，还是指全部行政强制执行？抑或指全部行政强制执行和全部即时强制？甚或排除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仅指即时强制？上述认识上的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诉讼法》本身在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同时，也给理解行政强制措施留下了较大的弹性和空间，立法和司法解释又未及时加以弥补；二是我国行政法理论没有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充分学理研究的积累，致使立法和有关解释因缺乏深厚的理论背景而无所适从。 三、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和形态分析 理论认识上的分歧，给实践、特别是行政诉讼实践中识别和把握行政强制措施，进而决定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和是否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带来了难题。这就产生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形态及其可诉性进行分析的必要。 从语义上分析，措施是指“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于较大的事情），如计划已经订出，措施应该跟上”。（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6页。）依此认识，行政措施当指行政主体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行政处理办法。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正是沿此认识而使用行政措施的。我国行政法的早期理论沿袭传统语义习惯，在行政法意义上将行政措施特定化为一个
完善取保候审制度(1)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担保，保证不逃避、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这在我国1996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五十二条中已作了明确规定。五十一条是司法机关依职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规定，五十二条则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取保候审。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我国取保候审的运用却并不广泛，与国外的保释制度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羁押是常态，而取保则是例外，这就使得超期羁押的存在成为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纠其原因，笔者以为： 1. 法律对取保候审规定过于笼统，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 刑诉法规定，能够取保候审的情况有二种：一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 社会危险性的。什么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环节，如何判定一个案件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这在实践中是很费踌躇的，因为在法官的判案过程中，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悔罪表现、退赃情况、初犯、偶犯等等因素都是法官决定对被告人采用何种刑罚的酌定依据，也就是说，对同一个案件，按照法官的自由心证，不同的法官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如此，让侦查、检察人员如何把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幅度，从而对其采用取保措施呢对于第二种情况，什么又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况呢如何确定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致再发生社会危险性呢社会危险性本身是质与量的统一，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具有社会危险性，但这个可能性的阈值是多少，法律也没有明确的量化的规定，这就给承办人员的自由心证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使取保候审在操作中有可能走向过宽或过严二个极端，而依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主要是走向了以羁押为常态，以取保为例外的严苛的一面了。 2. 取保候审政出多门，司法机关各行其是，作法不一。 根据刑诉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均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但却在程序上没有规定对被取保人在各个诉讼环节如何分工配合、协同一致，以至于在实践中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不知该对被取保人办何种手续而不再办手续的；也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重新取保的；更有甚者，还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不办手续而法院却又重新取保或者检察重新取保而法院不办手续的，各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被
刑事强制措施 我们知道在一些刑事案件中，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再次出现犯罪行为，一般会对嫌疑人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那么，这些强制措施有哪些种类呢?时限又是怎么样的，接触强制措施需要什么条件?小编为你带来以下相关知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刑事强制措施释义 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为了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授权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一定程度人身自由的方法。很显然，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司法机关必须享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但是，由于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所以它又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而错误实施，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各国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采用均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强制措施的种类 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这五种措施是依照强制力度由轻到重的顺序依次排序的。 拘传 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方法。传
唤、拘传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应当在向犯罪嫌疑人宣布后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人担保形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保证人基本情况的材料，送交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同级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担保形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核实保证金已经交纳到公安机关指定的银行后，将有关法律文书、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的材料和银行
西安培华学院文法论丛 2009年3月，第二辑，Mar．2009，No．2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赵洁* （西安培华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陕西西安710125） 摘要：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辩护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是刑事诉讼程序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在保障人权方面也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如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确定了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加大控、辩双方的抗辩力度；改变了法官的“先定后审”、“上定下审”，轻视辩护职能的不正确做法，等。然而司法实践证明，现行的辩护制度不管从立法方面还是实际操作中都存在许多不足，比如还存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完善，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保障。 关键词：刑事辩护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制度源起西方社会，是现代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这些都是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原则的明确规定。刑事辩护是指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实理由，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一项诉讼活动。随着我国法制的进步，刑事辩护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现行的辩护制度不管从立法方面还是实际操作中都存在许多不足，如存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完善，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保障。笔者在本文中，对如何解决上述几个“难”的问题，作些法律对策方面的探讨。 一、“会见难”及解决对策 会见权是辩护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由原来庭审前七日，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即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却遇到重重困难和阻力，如有关部门不接待律师、不安排会见、限制会见时间、限制会见次数等等，使得律师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新《律师法》第33条对此作出新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根据这一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只凭“三证”即可，无需侦查机关批准，并且在会见时，侦查机关不 * 作者简介：赵洁（1977—），女，山东青岛人，西安培华学院文法学院院长助理，法学学士，讲师。
论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乃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以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因此，该项制度设置是否合理和必要，运行是否适当也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为此，规范和限制行政强制执行权力成为很多国家行政法近几十年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法制实践，各行政管理领域的强制执行制度已初步建立。首先，在主体上，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特有执行模式。其次，在手段上，直接强制似远远多于间接强制。再次，在程序上，则以法院“非诉讼化”的“申请与形式审查”为主要形式。最后，在监督与救济方面，则以行政复议、诉讼与国家赔偿为主要途径。但是，制度的初步建立既不意味着其合理性得到肯认，也不意味着法治化程度得到提高。相反，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来看，目前还存在着大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立法，执行权限模糊，手段混乱，程序不健全，行政决定的执行缺乏力度等，这些问题亟待统一立法解决。本文正是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现状出发，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制定统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构想，以期抛砖引玉，推动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研究。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功能 （一）概念 行政强制措施，顾名思义，就是行政主体为实现行 政目的，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依法予以 强制而采取的措施。从广义上讲，拘留、罚款、吊销或扣 缴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财物等行政 处罚行为，也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从狭义上讲，行政强制 措施专指收容教养、强制检查治疗、强制戒毒、强制传 唤、强制带离现场等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查封、扣 押、冻结、强制拆除建筑物、变卖拍卖财物、强制转让专 利权、强制转让商标权等对财产的强制措施。本文所要 探讨的是狭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 （二）功能 行政强制措施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是实施行政法律规范的有力保障。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社会价值都是通过对其贯彻实施体现出来的，否则，将是一纸空文；为此，对于那些应当知道法律规定的义务，而拒不履行的义务人，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履行义务，从而保证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维护法制的尊严。 2.它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有力保障。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相对人赋课一定的义务，并使这种义务得以履行，是行政职权的完整行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相对人对行政义务不履行的情况发生，而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有利于预防、制止或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有利于维护和提高行政职权的尊严，确保其合法运行。 3.它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行政强制措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制
关于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若干思考 [摘要]我国的取保候审适用现状仍存在诸如法条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完善的运行机制等弊端，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对于上述问题，笔者主张从立法、司法、监督三方面完善机制，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而顺利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关键词]取保候审；问题；完善 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逮捕或者未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并由保证人出具保证书，以保证其随传随到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制度，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取保候审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种强制措施，其存在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必然，是刑事诉讼规律的体现，有其适用性。但是，还应当看到，由于取保候审在我国的施行运作时间不是太长，司法实践经验还有待总结，各地司法机关在实施这一强制措施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一措施的正确执行，从而影响、制约着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条件过于宽泛，不利于司法机关的实际操作。2.取保候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完善的运行机制。取保候审的改革完善，主要从立法、司法与监督三方面着手。 一、立法上的反馈 立法上的反馈，是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根本性环节。要解决取保候审中出现的问题，就得有的放矢，针对各个问题，从立法上予以规范。针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认定时自由裁量权过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应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范围和适用条件，立法应当明确何时“应当”批准，何时“可以”批准，何时“不得”适用。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1条办理取保候审时，应该与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65条、第74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使用。笔者认为，该法条中的“可能判处刑罚”应该是指“司法机关根据已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对其可能判处的具体刑罚”。 二、司法实践中的保障措施
谈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 Ting Bao was revised on January 6, 20021
谈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 林新法 引言 案例简介：2001年6月25日，浙江省某县公安局以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报请该省某市人大许可对身为该市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提请逮逋，该市人大收到有关资料后，以暂时不能及时召开常委会会议为由“不予受理”。其后，县公安局根据《浙江省实施〈代表法〉办法》第21条的规定，提出“不予受理”理由缺乏依据，并要求人大召开常委会主任会议，以许可对张某提请逮捕。经连续3日的交涉，该市人大最终召开了主任会议，但主任会议在审查了公安机关提交的书面资料后，作出了“证据不足，不予许可”的决定，县公安局尽管不服，却也只得中断对张某帮助毁灭证据一案的侦查工作。 这是一个典型的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案例（本文所称人大代表仅指县级以上各级人大代表）。在这一简单的操作流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引人深思的程序问题：如主任会议能否作为审查许可的主体，人大是否有权决定“不予受理”和“不予许可”，公安司法机关不服人大决定时应如何救济等等。由于法律在设定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的同时，对如何报请许可和如何审查许可等操作性问题均作了回避，相关的程序特别是人大否决及救济机制的缺如，给实践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和混乱，导致了储如前述案例中的许多程序尴尬和困惑，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加以科学剖析和合理阐述，无疑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人大代表适用强制措施的报请许可范围 当前，内容涉及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各省级人大制定的《代表法》实施办法等，由于制定时间上的差距和制定主体上的不同，这些法律法规对于适用强制措施的报请许可范围的规定存在着较大的冲突。
总第98期2008年5月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Journal of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eneral N o.98M ay.,2008 收稿日期:2007-05-10 作者简介:廖斌(1964 ),男,四川泸州人,西南科技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论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救济 廖 斌 孙连钟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100044) 摘 要: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司法权介入强制措施目的就在于营造一个控辩双方共同参与,由中立裁判者依法进行裁决的司法环境。从维护人权角度,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借此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诉权理论;司法最终裁决;救济程序 中图分类号:DF 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8)03 0093 05 近代以来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以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控制和合理化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刑事诉讼的历史,也就是对强制措施不断加以合理限制的历史。[1]对于强制措施予以司法救济,能 够在国家强制性权力与被追诉人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存在的剧烈冲突中设置一种缓冲,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在对强制权力行使进行事后的检视,使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个体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 我国强制措施的救济措施存在的重大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实施,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制约和审查,司法审查机会不足;二是即便是对逮捕的批准权,也不是由在刑事诉讼中的中立者 法官来行使,而是由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来行使,在当前的检警关系下,检察机关出庭公诉对侦查结果的依赖使其对侦查中强制的监督无力,这种缺乏有效外部制约的监督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构造,将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对强制措施提供司法上的救济,确立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救济的法理分析 (一)强制措施与诉权 在世界各国,早期的法律发展都是无法律救济的处罚,逐步演化成可诉处罚的历史。[2] 司法救济主要形式之一是赋予当事人诉权。诉权学说源于罗马法中的action,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各种不同学说,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二元诉权说、诉权否认说等,各种学说至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赞成诉权为一种公法性质的权利,从本质上讲是实体权利义务纠纷的司法救济权。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诉权(r ig ht of action)不仅是一项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且还是一项基于某种特定事项与事实状态并超越其本身而进行诉讼的权利,亦是一项通过审判程序而使权利受到损害者获得司法补救的权利,也可以被理解为支持一项诉讼请求权而出席法庭的权利。 在现代国家,一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法律争议都应当能够提交司法程序,通过诉讼方式予以救济,这不仅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许多法治国家都将诉权列为一项宪法权利,予以宪法保护。在日本,宪法中也有具体条款明确规定诉权,其宪法第3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中明确将裁判请求权即诉权作为国民的基本人权。日本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美国、法国等国家虽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诉权,但或可由宪法有关条款推导出来,或由宪法判例等方式确认。
试论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 【摘要】直到《行政强制法》颁布，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才有定论，但《行政强制法》并没有明晰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的认定标准，只是用第9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本文试图从行政强制措施的价值目标，行政强制措施的边界两方面梳理，来思考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认定；标准 一、问题的引出 现行《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是基于学界的“二行为说”设立的，此学说将行政强制行为划分为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强制措施两种行为，其内容是行政主体通过对公民权利的强行限制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维护，违法行为和危害事件的预防与制止之目的。该制度的实践典范是德国。 在德国，行政强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主体为了保障国家机关对公民或其他法律主体主张请求权的法律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强制的方式对公民或其他法律主体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德国《联邦行政执行法》第3条关于公法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二是所谓的即时强制，是指在特定的紧急状况下，行政主体事先未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而第一时间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德国《联邦行政执行法》第6条第1款关于特别紧急或特别危险的情况下的规定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作出的，与德国这方面理论一致的有我国台湾地区。台湾《行政执行法》第2条就明确规定：“本法所称行政执行，指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行为或不行为义务之强制执行及即时强制。”大陆法学界关于行政强制的理论也是众说纷纭，未有统一的意见，基于目前的法治环境和立法所需要的各种因素，综合考量，姗姗来迟的《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吸收了“二行为说”的理论。 《行政强制法》第9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为了追求立法周全、严密，防止因缺失行政管理手段而产生无法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又增设一个看似智慧的万能的“弹性”兜底项：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种立法方法逻辑上看似严密，但进一步思考之后不免让人产生忧虑，这种万能的“弹性”款项是否已经架空了前面的具体列举而使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呢？这似乎与《行政强制法》控制行政强制种类过滥和过乱的目的相悖。虽然有学者指出《行政强制法》随之严格限定的行政强制设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情况。①即在法律之下，《行政强制法》仅仅限制性地赋予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部分行政强制设定权，而对于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则直接排除在外，未赋予任何行政强制设定权。但这毕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即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究竟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成为所谓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回答这个问题是第九条能否正确全面实施的关键。 有学者试图从单行法律中寻找“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影子。例如，《环境保
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所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我们国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保障。《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现行的程序法之一，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问题，在刑事诉讼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将会失去其保障，其实施也将会成为一句空话。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并非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罚，而是指司法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其采取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方法。具有诉讼保证性和诉讼性的特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 一．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某项措施，要想真正贯彻落实，我们首先应弄清它的原理，防止盲目随从。对于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采取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该项措施的实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具有强制性，其目的在于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性质在于它的诉讼性和保证性。诉讼性是指强制措施的程序意义，即公检法机关在诉讼中所采取的程序性措施。保证性是指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该措施适用于刑事诉讼自立案开始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交付执行前的全过程，适用对象是没有被确定为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予以变更或撤销。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有权适用强制措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团体或个人都无权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即构成对公民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