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三个层次研究墨家逻辑
中国古代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墨家逻辑则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典型。墨家在先秦诸子中最擅长逻辑思维和理论思维，具有逻辑思维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且从理论上总结出大量逻辑应用方法和逻辑原理。我认为值得从逻辑应用、应用逻辑和逻辑理论三个层次来研究墨家逻辑。一、逻辑应用层次这个层次研究墨家学者是怎样来进行具
体的推理论证的？中国人在思维层次上与西方人相比究竟
有哪些一致性和特色？这种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更准确地
把握墨家逻辑的真实思想脉络，而且可以为我们进行思维训练提供典型案例和素材。墨家学者善于逻辑思维，《墨子》各篇都是论证典范。日本学者冈本光生教授认为《墨子·公孟》篇中包含着形式逻辑，而且认为这种形式逻辑与亚里士多德区别开来的地方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一种“名辞逻辑”，而墨家逻辑则是一种对命题逻辑的追寻。[1] 我认为，冈本光生教授的见解是很有见地的。不过我也认为，他所说墨家学者的“形式逻辑”实际上是一种逻辑的应用。而且这种逻辑应用，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应用，还有其他类型的逻辑应用。我们先看《公孟》篇的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
乃今知其一耳也，又未知其所谓也。若大人行淫暴于国家，进而谏，则谓之不逊；因左右而献谏，则谓之言议。此君子之所以疑惑也。若大人为政，将因国家之难，霹若机之将发也，君子之必以谏，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虽得大巧之经，可行于军旅之事，欲攻伐无罪之国，有之也，君得之，则必用之矣。以广辟土地，著税伪材，出必见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谓不扣而鸣邪？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这段话中的逻辑性非常强。公孟子说，君子是“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这样类型的人。所表达的可以说是一个充要条件假言命题，即大人提问是君子说话的充分必要条件。“则”这个联结词可以看成是表达充分条件的。令A表示“大人提问”，B表示“君子说话”，则该命题可以表达为：AB(符号表示前面部分是后面部分的充分必要条件)。墨子首先反驳道，“大人提问”不是“君子说话”的充分条件，即大人提问但君子却不能说话即不能献谏，A且B(符号“”表示否定词“非”)。因为大人行暴政，如果君子直接献谏，就会说他不恭顺，如果君子间接献谏，则又叫做私下议论。然后，墨子又指出，大人提问也不是君子说话的必要条件，即大人不提问君子也
要说话即也要献谏，A且B。因为如果大人执政将导致国家发生灾难，就好像弩机将要发射一样急迫，这时虽然大人没有提问，但是君子却一定得劝谏。如果大人想做不义的事，想攻打无罪的国家并且据有它，这样做对自己不利，对被攻打的国家也不利，双方都不受益，像这样，如钟虽不敲也一定会发出声音来。墨子通过反驳指出了“大人提问”既不是“君子说话”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君子说话”的必要条件。整段话从非形式逻辑来看墨子运用了归谬法。即如果公孟子的话成立，则“大人提问”是“君子说话”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事实上或者不充分或者不必要，所以，公孟子的话不能成立。从形式逻辑来说，墨子所运用的推理形式(符号“∧”表示“并且”，“∨”表示“或者”)是：最后墨子说，现在大王不提问，你公孟子也说了话，如果只有大人提问君子才能说话，则你公孟子就不是君子了。墨子在这里又使用归谬法来反驳公孟子的言论，而且是用公孟子本人当下的提问作为例证，充分体现了墨家学派在逻辑上的敏锐性和高超的逻辑辩驳能力。冈本光生教授主要注意到了《公孟》篇中以下两段话的逻辑结构。有游于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人哉福？为善者福之，为暴者祸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子墨子曰：“虽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对曰：“未之得闻也。”子墨子曰：“今人有于此，什子，子能什誉之，而一子誉乎？”对曰：“不能。”“有人于此，百子，子能终身誉其善，而子无一乎？”对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犹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其多，将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冈本光生似乎认为上述两段话中，问者的推理合乎逻辑，而墨子的回答可能不合乎逻辑。但我认为，问者的推理和墨子的回答在纯逻辑上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问者将“为善者福之”、“为善者赏之”这样的句子当成了全称句，作为充分条件命题看待，冈本光生也是这么认为的，而墨子则认为它们是概称句，当作一般命题看待。概称句或一般命题是能够容纳反例的。这样，即使问者做了许多善事而不能得福，也不能因此就说墨子所作的概称句不能成立；即使墨子是圣人也得病，也不能因此就说鬼神不明。如果“为善者福之”、“为善者赏之”所表达的是全称句，是充分条件命题，则问者的推理合乎逻辑。令A表示“鬼神神明”，B表示“做善事”，C表示“得福”，则问者的推理形式可表达为：墨子认为，问者做了善事却没有得福，并不
能因此就说鬼神不神明，因为做善事和得福之间可能不具有条件关系，而仅是因果关系。这样，“为善者福之”仅是一个概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即A不是假的，而B→C却不是真的。这就是说，“为善者福之，为暴者祸之”、“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这样的句子仅是个一般的说法、一般的情况，总的说法、总的情况，具体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墨子在哲学上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为善者福之，为暴者祸之”是墨子根据大量的经验事实以及切身体会总结出来的“真理”，这种“真理”具有一般性、总体性。墨家学派对于推理有效性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经上》篇说：“故，所得而后成也。”这里的“故”是“大故”。《经说上》篇说：“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要保证推出正确结论，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就像眼睛要见物的话，必须具备足够的距离、足够的亮度等各种条件。就是说，要保证必然能够得到福，除了要做善事外，还需要各种情况都具备；同样，要保证自己不生病，除了要做善事以外，还需要其他各个方面如气候条件等得到保障。《墨子》各篇中所包含的逻辑结构和对逻辑的应用值得深入研究。这种研究既可以从严格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方面考虑，也可以从论证的方式方法、对论据和论点的要求、对论证中所使用的概念的强调等多个方面分析，从而更好地把握墨家文本的真实义理，也能够更深入地领会和评价墨家逻辑在应用逻辑层
次和逻辑理论层次上的具体情况。二、应用逻辑层次
这个层次也可以称为批判性思维、非形式逻辑或论证逻辑。“批判性”这个词的英文是“critical”，它有两个希腊词根：一是“kriticos”，其意指“判断”；二是“kriterion”，其意指“标准”。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基于标准的、有识别能力的判断力。《韦氏新世界词典》把“批判性”定义为“以仔细的分析和判断为特征的”，“试图进行客观的判断，以确定正反两面”。“批判性思维”的英文名称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通过对外界所给予我们的信
息进行批判性考察，然后分清是非，同时也确定是非的标准，提高思维的技能。分清是非是批判性思维的根本所在。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这个名称意味着批判性思维不构造形式系统、不使用形式语言，而是使用自然语言，讨论非形式论证。论证逻辑(argument logic)这个名称意味着批判性思维不仅讨论推理，还需要讨论论证，而且着重是要研究论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批判性思维比形式逻辑所研究的问题范围更广泛。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应用逻辑，它不仅要考察一个论证中所运用的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的有效性，还要着重考察论证的方式和方法的有效性、论据和论点的有效性、论证过程中所用到的概念的有效性等问题。批判性思维和形式逻辑之间类似对象理论和元理论的关系。形式逻辑是对批判性思维或非形式逻辑的更高一级抽象，形式逻辑
理论是关于应用逻辑的逻辑。墨家学派既有关于形式逻辑理论的讨论，更多的是关于非形式逻辑即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和方法的阐述和总结。沈有鼎先生正确地指出：“和古代希腊、印度一样，古代中国的逻辑学是首先作为辩论术而发展起来的。”[2] 311墨家逻辑首先是作为一种批判性思维或者论证逻辑建立起来的。《耕柱》篇说：“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将“谈辩”作为“为义”的三件大事之一。《小取》篇说：“夫辩者，将……”该篇可以说就是为了建立一门论证逻辑或者批判性思维，从而作为墨家弟子在“谈辩”活动中的方法、准则和要求。
分清是非是批判性思维的根本所在。《小取》篇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将明辨是非作为辩学的首要任务。“‘辩’的目标就是要判明两边究竟谁是谁非，谁的话‘当’，谁的话不‘当’。”[3] 313要分清是非，就需要提出一定的原则、标准。《非命上》说：“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在这里所说的“仪”、“三表”，就是用来确定区分国家行政方面的真假是非的标准。关于推理正确性的标准，墨家提出了“故、理、类”这“三物”作为根据。《大取》篇说：“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
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其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墨家强调要论证一个命题成立，必须具备“故、理、类”三物，即三种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了哪一个条件，论证或推理都会陷入困境。墨家把推理称为“说”，它是知识的三种来源之一。《经上》说：“知：闻、说、亲。”《经说上》说：“知：传授之，闻也。方不彰，说也。身观焉，亲也。”通过亲自观察得来的知识叫做亲知，通过传授得来的知识叫做闻知，通过推理得来的知识叫说知。“说知”是一种间接知识，它以亲知和闻知为基础，而又高于亲知和闻知。《经说下》举例说：一个人在室外看到一个物体的颜色是白色的(这是“亲知”，相当于推理的小前提)，又听到别人说室内有一个物体的颜色与室外物体的颜色一样(这是“闻知”，相当于推理的大前提)，这时他就能够得出结论说：室内的那个物体的颜色也是白的(墨家把这样的知识称为“说知”)。墨家在这里用具体案例分析了“说”即推理的本质，它是从已知推测未知，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种重要方式。所立之“辞”是“室内物体的颜色是白的”，为什么“室内物体的颜色是白的”呢？因为“室外物体的颜色是白的”，这是“故”。那为什么由“室外物体的颜色是白的”，就可以说“室内物体的颜色是白的”了呢？因为“室内物体的颜色与室外物体的颜色一样”，这是“类”。那为什么可以由“室外物体的颜
色是白的”和“室内物体的颜色与室外物体的颜色一样”，就可以说“室外物体的颜色是白的”了呢？因为同类可以相推，这就是“理”。墨家这里所举的推理实例是一种类比推论。批判性思维这种应用逻辑比形式逻辑的适用范围更广，它不仅要求用形式逻辑做基础，也要求用归纳逻辑、常识推理、非形式论证做基础。如前面所分析的，墨家在论辩活动中不仅涉及了全称句和充分条件命题的推理，而且涉及概称句和总称命题的推理。不仅涉及了形式逻辑的推理，而且涉及了模态逻辑、道义逻辑、语用逻辑、辩证逻辑等方面的推理。所以，《小取》说：“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批判性思维强调要全方位来考虑一个推理论证的有效性问题。《小取》篇所总结的“譬”、“侔”、“援”、“推”等推理和论证的方法是墨家总结出的批判性思维的根本性方法。《小取》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是以对方所不赞同的论点，跟对方所赞同的论点是属于同类这一点为根据，来反驳对方的一种反驳方式。沈有鼎认为，“推”是归谬式的类比推论(归谬法的一种情形)，即为了反驳对方的某一句话，就用这句话作为前提，得出一个荒谬的连对方也不可能接受的结论。这样就把对方原来的主张驳倒了。[2] 347墨家在实际推理论证中大量运用了“推”这种论证方法。《经下》说：“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认为“所有的话都是假的”是不能成立的，因
为这句话本身也是一句话。“所有的话都是假的”，这句是“是”还是“非”呢？如果是“是”，就会出现矛盾、冲突和不协调，所以，应该为“非”。墨家还运用归谬法，反驳了“非诽”(“圣人有非而不诽”)、“学无益”、“知不知”等谬论。墨子在《止楚攻宋》一文中，曾要公输盘帮助杀一个坏人，公输盘说杀人是不正义的，但是公输盘却又在给楚王建造攻城器械去攻打宋国，杀更多人，如果前者不义，那么后者更为不义，二者都是“非”。这是墨子关于“推”式论证方法最精彩的运用。三、逻辑理论层次这个层次是要从形式逻辑的高度来研究墨家逻辑，即不仅要从论证方式，而且要从推理形式来考察墨家逻辑。我认为这种研究属于对墨家逻辑所做的元理论研究。从元语言层次考虑，墨家主要提出了许多重要逻辑理论和逻辑规律。这个层次研究还包括从逻辑语法、语义和语用来开展比较研究，从逻辑哲学观点研究墨家逻辑等。墨家非常重视关于推理论证的是非区分和区分标准这个批判性思维的根本特征问题的讨论，这其实已经涉及了逻辑理论层次的问题。《大取》篇认为，一个推理论证必须具备“故、理、类”三物。这三个概念也是墨家逻辑最基本的范畴。沈有鼎曾经指出，《墨经》“‘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十个字替逻辑学原理作了经典性的总括”。[2] 336所谓“辞以故生”，指一个结论或论题必须凭借充足的理由才能成立。这相当于西方逻辑中的充足理由
律。《大取》说“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建立一个结论或论题，如果说不出充足的理由，就是虚妄不实的，缺乏论证性和说服力。所谓“辞以理长”，指一个结论或论题的推出，其推论形式必须符合已经证明为真的一般规律或标准的法式，亦即推理形式有效。这里不妨称之为形式有效律。《大取》用“道”(人走的路)来比喻“理”，认为人走路，如果不了解道在哪里，不知途经哪里可到达目的地，那么即使腿脚强劲，也要立刻遭到困难。所谓“辞以类行”，指一个结论或论题的推出，要符合同类相推的规则。《经说上》说：“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类”是由事物性质所决定的同异界限与范围。建立一个论断，如果混淆事物类别，就会遭到困难。所以，《大取》说“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墨家还充分论述了互相矛盾的命题具有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的性质，因此人们在思维中不能对互相矛盾的命题同时加以肯定或否定。这相当于西方逻辑中所讲的矛盾律和排中律。《经说上》说，针对同一个动物，有人说“这是牛”，有人说“这不是牛”，这两个命题是矛盾命题，它们之间的真假关系是“不俱当，必或不当”，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是关于矛盾律的基本规定。人们在思维活动中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就要犯“自相矛盾”(两可)的逻辑错误。《经说下》说：“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必有一个是真的。这是关于
排中律的基本规定。人们在思维活动中如果违反了这一规定，就要犯“模棱两可”(两不可)的逻辑错误。例如，《经说下》指出，说“牛马非牛也可”和“牛马牛也可”，这就是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而说“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就犯了“模棱两可”的逻辑错误。所以《墨经》说：“而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因为“牛马非牛”即“并非所有牛马都是牛”，与“牛马牛也”即“所有牛马都是牛”，二者为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不能同时加以肯定，也不能同时加以否定。在此，墨家成功地运用了他们所阐述的矛盾律和排中律来分析问题。周礼全曾经指出：“《墨经》中没有应用对象语言来表示的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而只有应用典型的具体推理来体现的推理方式。但《墨经》中却有不少应用元语言来表述的逻辑规律，虽然这些是不够精确的，但表明《墨经》中的逻辑已开始进入形式逻辑的阶段。”[3] 从对象语言层次上看，墨家逻辑在本质上属于非形式逻辑或者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应用逻辑，主要体现为一种基于证明或论证的逻辑体系，它所要考虑的是证明或论证怎样才具有说服力，它要求用来证明或论证的论据必须是真实的。但是从元语言层次看，墨家运用元语言表达了许多逻辑理论和逻辑规律，从而表明墨家逻辑在理论层面上已经进入形式逻辑阶段。墨家对“故”、“理”、“类”等范畴的讨论，涉及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等逻辑学
中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是具有根本性的逻辑规律，属于元逻辑规律，它们具有比作为推理形式的对象理论还普遍的真理性。墨家逻辑从对象语言的角度看没有着重研究各种论证形式所内涵的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因而主要体现为一种非形式逻辑或者论证逻辑，而从元语言的角度看则已经总结出了各种论证形式所应该遵循的元逻辑规律，已经属于形式逻辑的范围。从逻辑理论的层次上研究墨家逻辑，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墨家逻辑的内容、本质和规律性。【参考文献】[1]第六届墨学国际研讨会组委会. 第六届墨学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C]. 北京，2004：18. [2]沈有鼎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537.
浅谈墨家思想理论特点 姓名：石敏专业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2011级学号：128619030129 【摘要】墨家是百家争鸣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在当时一度成为显学，对当 时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以此可见其在当时的地位。在战国时期，墨家思想受到社会下层民众的 信从，但随着时间地推移，墨家思想逐渐衰落，秦汉以后便很少被提及。任何 事物的产生、发展、衰亡都是有原因的，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简析其理论、简谈其衰因，并提出其在当下社会的可鉴之处。 【关键词】墨家渊源理论特点兴衰原因时代价值 【正文】一、墨家思想的渊源。 关于这个问题，教材上提的很少，所以这部分查阅了文献。这个问题有 很多说法，有说源于夏禹的，有说源于尧舜的，还有源于殷商、易、儒家、道 家等等之说。 我觉得其中的夏禹说有一定的合理性。《淮南子?要略》介绍墨子的身世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墨子一开始是学儒术的，但因 思想观点不同，后学夏政，成为墨家创始人。 但是，和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相比较，墨家思想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 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墨子的许多言论都是针对一些社会现象而发的，其突出 特点就是注重实用，这与其他已成学说是不同的。墨子曾经学习儒学之道，习 孔子之术，受夏商周文化及鲁宋齐等文化的熏陶，博采众家之长，最终以社会 底层小生产者的实践，以独创性的精神，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是当前墨 学研究者的共识。关于墨家真实的思想渊源，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二、墨家主要理论及其特点。 （一）总体评述 面对战国时期列国兼并、社会动荡的事实，每个思想家都积极探索救世 良方。墨子和其他思想家不同，他以民的角度提出治世之策，他认为社会动荡 的根本是民与民之间不相爱。以此他认为只要人人相爱，各司其职，节葬节用，不发动不义的兼并战争，其政治理想就能实现，所以说他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 注重实用。与儒法等学派相比较，墨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他以当时之事为 出发点，对一些他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墨家思想实际上以实用 为原则，在理论上建树不是太大。 （二）具体分析 1、兼爱墨子的全部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兼爱，以此为出发点， 他还提出了尚贤尚同、节葬节用等主张。墨子把战国时期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 都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墨子?兼爱上》说：“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
墨子管理思想浅析 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论”：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和非攻。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 一、兼相爱、交相利－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墨子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对于国家的治理和富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其各种主张，均是围绕着“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核心来展开的。 “兼相爱”中的“兼”，本意为一手执两禾，引申为两种以上事情同时进行之意。所谓“相”就是“交互”、“互相”之意。墨子“兼相爱”的本意，就是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要爱所有的人，人们要爱人如己，彼此之间不要存在血缘与等级差别的观念。 墨子在谈“兼相爱”时，同时必言“交相利”，在他看来，是否做到了“兼相爱”，则必须看是否实行了“交相利”。他将符合“兼相爱、交相利”的行为称之为“义”，否则就是不“义”。“交”必然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墨子所说的“交相利”，不是指人们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是要求人们去谋求社会或大众之公共利益。 二、生财论中的生产管理思想 墨翟不但主张富国，而且是要求国民财富以极大的幅度增长，达到“倍之”的目标：“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节用上》）。对于怎样富国，提出了“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七患》）的方法。“生财密”就是多增加生产，“用之节”就是节约消费。 墨子认为：“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财财用足”（《七患》）。墨翟在这里所说的“固本”也就是“生财密”。因此，墨子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他认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七患》），强调：“食者，国之宝也，”、“食言，圣人之所宝也”（《七患》），即粮食的丰裕是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稳定的基础。 墨子是古代思想家中第一个提出富国论的，他着重论述了富国对于治国的重
墨家逻辑与佛家逻辑之比较 中国的逻辑比较肇始于19世纪中叶，至今已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这一研究涉及到佛家逻辑、中国墨辩和西方传统逻辑，其中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比较研究，而对墨家逻辑、亚氏逻辑与佛家逻辑之比较却相对地研究不足、重视不够，这显然是逻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产生于印度的因明和古代中国的墨辩都曾为人类的推理论证做出过各自独特的贡献，它们与亚氏逻辑一样，有着同样的产生逻辑体系的历史文化背景，在逻辑的主要内容上应该是相通的，都会研究诸如概念、命题、推理、论证及逻辑规律等，而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使人明白，历史上的某种逻辑究竟达到了思维发展的哪个阶段？其意义和价值何在？如何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等等。因此，我们对佛家逻辑与墨家逻辑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更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两种逻辑及逻辑科学的发展规律，而且为逻辑学的未来研究和发展提供某些启示和借鉴。 一、逻辑起源 从论辩中引生逻辑，逻辑又反过来指导、规范论辩，这是世界三大逻辑形成的共同点。古代逻辑最初总是伴随着论辩的需要而形成，又总是隐藏在辩学的形式之中，虽然佛家逻辑与墨家逻辑起源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它们产生的时间却很相近，产生和发展也都受到论辩之风的影响，带有强烈的论辩色彩并具有丰富的论辩理论。 先秦时期是中国逻辑萌生的春天，激烈的论战成了逻辑的催生婆。尽管诸子百家都在辩论，都是雄辩家，但只有墨家才首次把论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和系统阐发。墨家逻辑又称墨辩，它在整体上就是研究论辩的形式、规律和方法，一开始就是以论辩工具出现的。墨家非常重视论辩的理论研究，也重视论辩的实践活动，论辩是墨家宣传自家主张、干预时政的基本手段。《公输》篇记载的墨家创始人墨翟与公输般的论辩就是典型一例。他教育弟子专设“谈辩”一科，希望弟子们“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要求他们都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而“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修
第二篇集合与关系 集合论是现代各科数学的基础，它是德国数学家康托（Geog Cantor, 1845～1918）于1874年创立的，1876～1883年康托一系列有关集合论的文章，对任意元的集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关于基数、序数和良序集等理论，奠定了集合论深厚的基础，19世纪90年代后逐渐为数学家们采用，成为分析数学、代数和几何的有力工具。 随着集合论的发展，以及它与数学哲学密切联系所作的讨论，在1900年前后出现了各种悖论，使集合的发展一度陷入僵滞的局面。1904～1908年，策墨罗（Zermelo）列出了第一个集合论的公理系统，它的公理，使数学哲学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基本上得到了统一，在此基础上以后就逐渐形成了公理化集合论和抽象集合论，使该学科成为在数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分支。 现在，集合论已经成为内容充实、实用广泛的一门学科，在近代数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它的观点已渗透到古典分析、泛函、概率、函数论、信息论、排队论等现代数学各个分支，正在影响着整个数学科学。集合论在计算机科学中也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大多数基本概念和理论几乎均采用集合论的有关术语来描述和论证，成为计算机科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集合论可作为数学学科的通用语言，一切必要的数据结构都可以利用集合这个原始数据结构而构造出来，计算机科学家或许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本篇介绍集合论的基础知识，主要内容包括集合及其运算、性质、序偶、关系、映射、函数、基数等。 第2-1章集合及其运算 §2-1-1 集合的概念及其表示 一、集合的概念 “集合”是集合论中的一个原始的概念，因此它不能被精确地定义出来。一般地说，把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许多事物，汇集成一个整体，就形成一个集合。构成这个集合的每一个事物称为这个集合的一个成员（或一个元素），构成集合的这些成员可以是具体东西，也可以是抽象东西。例如：教室内的桌椅；图书馆的藏书；全国的高等学校；自然数的全体；程序设计语言C的基本字符的全体等均分别构成一个集合。通常用大写的英文字母表示集合的名称；用小写的英文字母表示元素。若元素a属于集合A记作
第五章：墨家、农家学派的管理思想 第一节：墨家学派的管理思想 一、代表人物、身世、时代、社会基础、何以在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显学”？何以随着天下的统一迅速没落？ 墨翟，鲁国人（还有宋国人、楚国鲁阳人等说法），生卒年月确实材料可考，据清孙治让的《墨子闲估》分析，生于周定王初，死于周安王末（约在公元前468一前376年）。初学儒，后弃儒，创立墨家学派，和儒家并称战国时期的“显学”。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分成了相里氏、相夫氏和邓陵氏三派。三派各自称“真墨”，而攻击其他的派为“别墨”。墨家不但有自己的学说、宗旨，而且结成为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团体，主持的人称为“钜子”。学派的成员在钜子的指挥下，为实现学派的宗旨而“赴火蹈刀，死不旋踵”，颇有些像后来封建社会中的秘密帮会一流。 二、墨家管理思想的内容 “墨学”十纲：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 1、“尚贤”思想的实质：要求国家在用人方面重用有才德的贤人，而不要重用亲戚宠幸，即任人唯贤而反对任人唯亲。 比较：儒家主张“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墨家的“尚贤”包括三项基本主张： 第一，国家在用人方面应该“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 第二，用人以“义”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比较儒家的“尊贤”，孟子宣扬“舜发于吠亩之中，傅说（殷商武丁朝的宰相）举于版筑之间，胶鬲（周文王贤臣）举于鱼盐之中，……百里奚（春秋秦穆公贤臣）举于市” 第三，“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完全否定。在商鞅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主张以前，墨家已用“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论点否定了世卿世禄制。 2、“尚同”学说：要求在下位的人对在上位的人绝对服从，不但在行动上服从命令和指挥，而且要“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在思想上也不许有任何怀疑。这种尚同，要一级级地同上来，万民“尚同乎乡长”，乡长“尚同乎国君”，国君则“尚同乎天子”，天子则“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 墨家的“尚同”思想产生的原因：小生产者规模不经济的弱点；春秋、战国时期小 生产者比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3、“天志”、“明鬼”。墨翟认为：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正（政）长“不强于听治”（不理政事），“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不努力劳动）以及“以兵刃毒药水火”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的所谓“寇乱盗贼”，都是由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他认为天有意志，是“义之所从出”；又认为天地，山水皆有鬼神，人死亦为鬼，而天及鬼神皆能“赏贤而罚暴”。 4、“兼爱”、“非攻”。墨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倡“兼爱”，在各诸侯之间的关系方面宣扬“非攻”，即反对进攻别国的战争。 墨翟的兼爱不像孔丘的仁那样主要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而是主张不分阶级和等级、不分亲疏和国别，一切人互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5、“非命”，表观了小生产者为生存而挣扎的意图。墨翟把“有命”的说法称为“天
[编辑本段]哲学的分支 由于研究范围种类的不同，哲学可分为： 利他主义——反现实主义——佛教哲学——儒家思想——享乐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理想主义——非现实主义——逻辑正确主义——悲观主义——道家思想——自我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斯多噶主义——存在主义——形而上学——功利主义—…… 由于研究领域的不同，哲学可分为： * 哲学史 o 东方哲学史：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史伊斯兰哲学日本哲学 o 西方哲学史：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俄国哲学 o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 科学哲学 * 现代哲学生存哲学分析哲学人文哲学解释学符号学 实用主义哲学 * 伦理学医学伦理学教育伦理学政治伦理学家庭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 * 美学美学史艺术美学技术美学 * 形而上学* 现象学* 过程哲学* 知识论 * 死亡哲学* 人生哲学* 法律哲学* 心灵哲学 * 墨家哲学* 当代英美哲学* 比较哲学* 当代法国哲学* 哲学哲学
与哲学相关学科 * 相对论 * 量子力学 * 混沌学 * 弦理论 * 思维科学 * 人工智能* 心理学 * 信息论 * 语义学 * 科学社会学* 逻辑学* 科学学 * 控制论 * 机械论 其他与哲学相关的学科 * 数学哲学* 宗教哲学* 政治哲学* 法律哲学 * 物理哲学 * 天文哲学* 化学哲学* 语言分析哲学 * 佛教哲学 * 教父哲学* 教育哲学* 语言哲学 * 日常语言哲学* 自然哲学* 经济哲学* 同一哲学 * 思辨哲学* 生物学哲学*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 历史哲学 * 易学* 经学* 玄学* 灵源泛哲学体系 * 诸子哲学 哲学命题 * 自由意志* 决定论* 因果律* 随机性* 白马非马 * 百姓日用即道* 悖论* 变化日新* 辩者二十一事 * 体用一源 * 天道自然* 万物皆备于我 * 物极必反* 心统性情* 心无本体 * 新故相除* 形质神用* 性即理* 性日生日成* 一分为二 * 一物两体* EPR悖论 * 坚白相盈*矛盾论* 仁为万物之源 * 天不变道亦不变 哲学著作 周文王《周易》 老子《道德经》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年论文 题目：墨家的论辩思想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号：201151010320 班级：11级汉语言文学3班 学生姓名：秦银鸽 指导教师：马世年老师
墨家的论辩思想 学生姓名：秦银鸽指导老师：马世年老师【内容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烽烟四起，社会的动荡孕育了一大批能言善辩的学者，形成了各种风格迥异的辩论艺术，而墨辩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种辩论艺术。本文从辩的来源、目的、方法、过程、内容、结果以及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七个方面来探讨墨家的论辩思想。 【关键词】墨子论辩逻辑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出现的第二位文化伟人，开创了墨学，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明鬼等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墨子四处游说，言传身教，广征博引，以理服人。墨家善辩。墨子以“名辩”为基础，总结并提出有关辩说理论，创立了墨家辩学，使谈辩成为专门的学问。后墨家以辩著称于世，他们的名辩学说因此被后人称为“墨辩”。墨子的辩论与众不同，技巧高超，主要注重对具体内容的辩论，而名家，诸如公孙龙、惠子等人，则主要注重对一些概念的辩论。后期墨家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前期墨家的逻辑思想，而且批判和总结了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因此，它是我国先秦时期水平最高的逻辑思想。 墨子《小取》篇对“谈辩”，即辩的目的、内容、方法、原则都作出了规定，其中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段话基本上把墨子辩学的要领和盘托出了。 一、辩之定义 《经》所谓“辩”，约相当于今所谓“论证”。《经下》云：“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辩而当者胜，这也还是“名实合”的精神，跟那些以诡辩取胜，是有根本分歧的。 从文字学上看，“辩”含有辩论、辩解、辨明的文字意义。“论”含有议论、评定之意。合起来即有通过议论来评定、辨别是非之意。 从本质上说，辩论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它离不开思维逻辑。因此，辩论也是一种逻辑斗智。 二、辩之目的
浅谈数理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 文章整理编辑---论文文库工作室（QQ1548927986） 摘要：数理逻辑是离散数学课程中研究推理的逻辑学科，它为确定一个给出的论证是否有效提供各种法则和技巧，在计算机科学里用来检验程序的正确性，也可以验证定理和推论，同时在计算机模型、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计算机硬件系统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研究数理逻辑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必须从研究数理逻辑的符号化开始讨论、加以分析、验证结论。 关键词：数理逻辑；命题逻辑；一阶逻辑；推理理论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分支，是研究离散量的结构及相互关系的学科，它在计算机理论研究及软、硬件开发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其内容大致包含数理逻辑、集合论、代数结构、组合数学、图论和初等数论6部分，这6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各种离散量之间数与形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数理逻辑部分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应用。 1.为计算机的可计算性研究提供依据 数理逻辑分为命题逻辑和一阶逻辑两部分，命题逻辑是一阶逻辑的特例。在研究某些推理问题时，一阶逻辑比命题逻辑更准确。数理逻辑中的可计算谓词和计算模型中的可计算函数是等价的,互相可以转化，计算可以用函数演算来表达，也可以用逻辑系统来表达。 某些自然语言的论证看上去很简单，直接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是通过数理逻辑中的两种符号化表达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让人们很难理解，这就为计算机的可计算性研究埋下伏笔。下面举一个简单例子加以说明。 例1 凡是偶数都能被2整除。6是偶数，所以6能被2整除。 可见，一个复杂的命题或者公式可以利用符号的形式来说明含义，来判断正确性，这使得计算机科学中的通过复杂文字验证的推理过程变得简单、明了了。 2.为计算机硬件系统的设计提供依据 数理逻辑部分在计算机硬件设计中的应用尤为突出，数字逻辑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数理逻辑中的布尔运算。计算机的各种运算是通过数字逻辑技术实现的，而代数和布尔代数是数字逻辑的理论基础，布尔代数在形式演算方面虽然使用了代数的方法，但其内容的实质仍然是逻辑。范式正是基于布尔运算和真值表给出的一个典型公式。 下面以计算机科学中比较典型的开关电路的设计为实例说明数理逻辑中布尔代数和范式的应用。整个开关电路从功能上可以看做是一个开关，把电路接通的状态记为1（即结果为真），把电路断开的状态记为0（即结果为假），开关电路中的开关也要么处于接通状态，要么处于断开状态，这两种状态也可以用二值布尔代数来描述，对应的函数为布尔函数，也叫线路的布尔表达式。接通条件相同的线路称为等效线路，找等效线路的目的是化简线路，使线路中包含的节点尽可能地少。利用布尔代数可设计一些具有指定的节点线路，数学上既是按给定的真值表构造相应的布尔表达式，理论上涉及到的是范式理论，但形式上并不难构造。 例2 关于选派参赛选手，赵，钱，孙三人的意见分别是：赵：如果不选派甲，那么不选派乙。钱：如果不选派乙，那么选派甲；孙：要么选甲，要么选乙。以下诸项中，同时满足赵，钱，孙三人意见的方案是什么？ 解答：把赵，钱，孙三个人的意见看做三条不同的线路，对三条线路化简得到接通状态
一、道家 （一）老子 1.老子简介 老子，名聃，春秋晚期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人，著有《老子》，又称《道德经》。 2.思想主张 （1）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道”，强调一切要顺应自然，提倡清静无为、知足寡欲。 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他认为“道”就是“无”。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息的，是无时无地不在的。“道”即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2）提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 ①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造成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呼吁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在老子看来，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一切顺乎自然地进行。而统治者一旦“有为”，则是为修建奢华的宫室而催逼苛重的税赋，或是为发动吞并他国战争而拉夫抓丁。这样“有为”则百姓遭殃，社会动荡，“无为”则人民闲适、社会安宁。因此，“无为”是不妄为，不乱来的意思。是说统治者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努力去做。 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的黄老之学吸取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秦末政治动乱之后民心思定的形势，强调清静无为，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借以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的统治者都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有所收效。 ②“小国寡民”是老子思想消极的一面。老子长年居住在周，春秋末期，周朝政治日益紊乱，礼坏乐崩，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大变革。面对这一切，他消极悲观，提出一个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的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他所向往的这种理想社会，实际上不过是保留着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社会。这显然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没落阶级的消极思想。 （3）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总在不停地运动，有无、难易、贵贱、祸福都是相互依存，不断转化的。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相辅相成，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而且，事物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但是，老子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不仅忽略了对立面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把事物向反面转化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上升发展的。 （二）庄子 1.庄子简介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附近）人，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墨家的言语行为思想和中国古代逻辑 关兴丽 言语行为理论是二十世纪50年代西方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创立，60、70年代塞尔、格赖斯等人修改和发展的关于语言的理论。奥斯汀揭示了语言的多功能性，纠正了以往哲学家以描述为语言的首要乃至唯一功能的简单化的观点，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言语行为理论，即认为语言的主要作用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流工具，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大量心血进行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如孔子、墨子及荀子同样是十分关注语言问题并产生了关于语言的各种思想和理论。与西方言语行为理论相类似，中国古代墨家也有丰富的言语行为思想，并且强调的是“以言取效行为”思想。这种以“以言取效行为”思想为特点的言语行为思想体现了丰富的语用学思想，而语形学思想呈现的较少，这就使中国古代逻辑学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区别开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古代逻辑学。 一、墨家的言语行为思想 （一）“言”（语音与语义的结合）——以言表意行为 按照奥斯汀的观点，以言表意行为就是使用语句来传达某种思想。在以言表意的行为中，奥斯汀还进一步区别开三种行为，即发音行为、出语行为和表意行为。说话要发出声音，这就是发音行为，发出的声音名为语素。说话时说出的词要属于某种语言，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应符合一定的语法规则，这些词被说出时还有一定语调。这样的发出这些词的声音的行为就是出语行为。此外，说出的词还要有一定的意义，指称一定对象，这就是说，说话时要把语素、意义和指称结合到一起，这种行为就是表意行为。发音行为、出语行为和表意行为这三种行为合到一起，就构成以言表意的行为，或者说，一个人同时完成了这三种行为，他也就完成了以言表意行为。用奥斯汀自己的话来说，以言表意行为就是“说出某些具有一定结构关系的词，而这些词又都具有某种‘意义’。”（转引之涂纪亮，第94页）在奥斯汀看来，以言表意行为与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说话者只想用以言表意行为表达某种思想，并没有意图通过这种行为使听者去做任何事情或者产生任何效果。 奥斯汀的以言表意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语言的一般理论和特征的说明、要求和规定。关于语言的特征，墨家有详细的说明。 “言”在《墨子》书里既指“语言”，也指“话语”。在《墨子》一书中除了对“言”的一般运用外，还有对“言”的一般理论说明、要求和规定。通过对“言”的性质和“言意关系”的阐述，可以看出墨家的以言表意行为思想。 言，口之利也。 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经上》） “言，口之利也”表明语言是嘴巴发出的声音；“言也者，诸口能之”是指凡人之口俱能出言吐语。 墨家认为语言绝不是单纯的发出声音的行为，语言是传达思想的媒介。 言，出举也。 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 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也谓，言犹名致也。（《经上》） “言”与“举”、“言”与“名”、“言”与“意”是什么关系呢？墨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第一，“言”与“举”的关系。 “言，出举也。”（《经上》） “举”是什么？墨家对“举”有明确的界定，他们指出： “举，拟实也。”（《经上》） “举”本义是擎起、抬起，引申为提出。《说文解字》曰“拟，度也。”段注：“今所谓揣度也。”《易传·系辞上》：“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拟”有比拟、议论
数理逻辑的心得 数理逻辑：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应熟练掌握将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化成逻辑公式，并能做适当的推理，这对程序设计等课程是极有用处的。是大四接触到的，现简单介绍一下数理逻辑的发展史，算是一点感悟吧 1数理逻辑的发展前期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亚里斯多德的直言三段论理论 ·初创时期——逻辑代数时期（17世纪末） ·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数学在认识自然、发展技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人们希望使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思维，把思维过程转换为数学的计算。 ·莱布尼兹(Leibniz, 1646~1716)完善三段论，提出了建立数理逻辑或者说理性演算的思想： ·提出将推理的正确性化归于计算，这种演算能使人们的推理不依赖于对推理过程中的命题的含义内容的思考，将推理的规则变为演算的规则。 ·使用一种符号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对演算进行描述，将符号的形式和其含义分开。使得演算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与符号的组合规律，而与其含义无关。 ·布尔(G. Boole, 1815~1864)代数：将有关数学运算的研究的代数系统推广到逻辑领域，布尔代数既是一种代数系统，也是一种逻辑演算。 数理逻辑的奠基时期 ·弗雷格(G. Frege, 1848~1925)：《概念语言——一种按算术的公式语言构成的纯思维公式语言》(1879)的出版标志着数理逻辑的基础部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正式建立。 ·皮亚诺(Giuseppe Peano, 1858~1932)：《用一种新的方法陈述的算术原理》(1889)提出了自然数算术的一个公理系统。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数学原理》(与怀特黑合著，1910, 1912, 1913)从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开始，然后通过一元和二元命题函项定义了类和关系的概念，建立了抽象的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由此出发，在类型论的基础上用连续定义和证明的方式引出了数学（主要是算术）中的主要概念和定理。 ·逻辑演算的发展：甘岑(G. Gentzen)的自然推理系统(Natural Deduction System)，逻辑演算的元理论：公理的独立性、一致性、完全性等。 ·各种各样的非经典逻辑的发展：路易斯(Lewis, 1883~1964)的模态逻辑，实质蕴涵怪论和严格蕴涵、相干逻辑等，卢卡西维茨的多值逻辑等。 集合论的悖论使得人们觉得数学产生了第三次危机，提出了数学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罗素等的逻辑主义：数学的基础是逻辑，倡导一切数学可从逻辑符号推出，《数学原理》一书是他们这一思想的体现。为解决悖论产生了逻辑类型论。 ·布劳维尔(Brouwer, 1881~1966)的直觉主义：数学是心灵的构造，只承认可构造的数学，强调构造的能行性，与计算机科学有重要的联系。坚持潜无穷，强调排中律不能用于无穷集合。海丁(Heyting)的直觉主义逻辑。 ·希尔伯特(D. Hilbert)的形式主义：公理化方法与形式化方法，元数学和证明论，提倡将逻辑演算和数学证明本身形式化，把用普通的语言传达的内容上的数学科学变为用数学符号和逻辑符号按一定法则排列的一堆公式。为了消除悖论，要数学建立在公理化基础上，将
墨家管理思想之今用 ——读刘云柏《中国管理思想通史》的浅见这篇文章是我在读了刘云柏先生的著作《中国管理思想通史》中关于墨家管理思想部分后所写的一些浅见。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管理思想虽然在形式上大相径庭，但其中的某些管理精神不仅与西方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有很多智慧超越了西方。结合刘云柏先生的论述，参照西方管理思想的部分内容，联系企业管理现状，我做了如下几点简单的思考和分析。 一、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显著的中华文化特色。其中，墨家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家思想代表了中下层阶级为人处世、对上御下的方式方法，多反应下层官吏甚至商人的思想，其中有很多内容适应于现代企业管理。墨家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有着管理的影子。其中最为重要的管理思想有“兴利除害”、“兼爱交利”、“尚贤”、“尚同”、“节用非乐”等。这些思想建立在墨家门人长期实践的基础之上，其中的某些智慧对于当今的企业管理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兼爱交利”——墨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兼爱交利”即“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兼爱”即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交利”即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兼爱交利”最终是要达到人与人相互信任的目标。在墨家团体内部，墨子对于弟子是很信任的，墨子的一个弟子耕柱子在楚国，[1]“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而不厚”，于是向墨子告状说“耕柱子处楚无益”，但墨子信任耕柱子的为人，果然[2]“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现代管理学思想要求企业管理者爱护员工，平等对待员工，把员工当成企业运行的主体，尊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及其创造的价值，这就需要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这正是墨家所倡导的“兼爱交利”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具体化。通过“兼爱交利”建立相互信任的环境会对企业的每一个成员产生影响，尤其是会增加员工对组织的感情认可，而从情感上相互信任是一个组织最坚实的合作基础，给员工一种安全感，这样员工才会真正认同公司，并以之作为个人发展的舞台。所以，“兼爱交利”的理念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创造更高的绩效。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在处理企业中的管理矛盾问题时强调了资源分配公平的重要性，认为利用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等制度上的办法可以解决劳资双方的矛盾，这固然有的合理性，但他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忽视了员工作为人的权益以及业组织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社会性，没有建立起管理者与员工相互信任的机制，所以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管理者与员工的矛盾问题。 其后的人际关系学说及行为科学理论开始关注员工的个人行为和心理，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并认识到企业中非正式性组织的存在，这弥补了泰勒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漏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实际上，无论是科学管理理论还是行为科学理论都没有脱离把管理者和员工对立起来的理路，没有正确认识企业中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之间的统一关系。 我认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一视同仁，互利共赢，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西方管理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不足。 三、“尚同”——墨家的组织原则 “尚同”是一种很好控制与组织思想。“尚同”即组织内的高度统一，要求实行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尚同”要求一切统一于上级，从组织关系到思想意识，都要地统一于上级，服从于上级。
儒家和墨家思想之异同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学说蜂起、异彩纷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各学派中儒墨两家卓然超群、号称“显学”。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之主流，一度被“独尊”、二次被奉为官方哲学；墨学在秦汉之后走向衰微，乃至成为绝学。不管地位如何，二者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瑰宝。 儒家是以“兴经”为理论经，以“仁义”作为理论核心，以尧舜作为祖先，以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圣君，以孔子作为创始人，最注重道德的学派。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并且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子和荀子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墨家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是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思想特征的反映。作为墨家主要代表人物的墨子，其全部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兼爱，以兼爱为出发点，又提出了非攻、尚贤等主张，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从实用出发，提出了节葬、节用等主张。梁启超说：“墨学所标的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墨家认为只有天下的人都兼爱，才能使国家安定；只有以“兼爱非攻”治政，才能使社会安定。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揭露、抨击了贵族统治者的各种骄奢生活，具有一定的进步
春秋时期，是我国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期，其中，四大家对我国当时社会影响最深，最广。法家、道家、儒家、墨家。墨家是进步的流派。它的消极一面最小。可惜，西汉的巨儒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思想也被废黜了。 墨子，子姓墨氏名翟（dí）。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儒、墨显学之争 归纳如下：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①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②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随巢子的著作）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可见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是"纯笃无疵"的。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大概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③孙诒让之说，仅录以备考。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④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
數理邏輯與集合論作業二 1. 解：該題應該理解為此列表中每一句都是形如“i: 在這個列表中，恰有i條語句為假”的形式。 a)思路：考慮這100句裡可能有幾句為真。是否可能沒有一句為真？是否可能 祗有一句為真，是哪一句？是否可能多餘等於兩句為真？ b)思路：“至少i+1句為假”蘊含“至少i句為假”，若第i句為真，則1…… i-1句都為真，所以第 100, 99, 98, ……句都為假，一直到第50句為真 c) 思路同上，但是…… 2. 解答：如果我說右邊的路通往遺跡你將回答“是”，對嗎？ 3.
解答： ))))a q p b p q c q p d q p →∧→?→? 4. 也就是上述描述是否自相矛盾？ 5. 解答： 条件符号化 ::::(1)(2)(C G)(3)(G W)G W (4)G W G W S C G W S C G W S C C G W C C S C S →?∧=?∨???∧?=∨→?????男管家廚師園丁雜役假設為真，則由（2）得：再由（1）得：但無法判定的真假 假設為假，則由（3）得：再由（4）得：由（1）得：綜上所述：和說了假話，，的話真假未知 6. 四个朋友被认定为非法进入某计算机系统的嫌疑人。他们已对调查员作了陈述。
艾丽斯说“卡罗斯干的” 约翰说“我没幹。” 卡罗斯说“戴安娜干的。” 戴安娜说“卡罗斯说是我幹的，他说谎。” a）如果调查员知道四个嫌疑人中恰有一人说真话，那么准幹的？解释你的推理。 b）如果调查员知道恰有一人说谎，谁干的？解释你的推理。 解：前提符號化為 （1）A: C （2）J: ? J （3）C: D （4）D: ? (C: D) a) 祗有一句話為真，而（3）（4）有且僅有一句為真，分別討論（3）（4）為真的情況。 b）分析步驟同上。 7. 用真值表證明德摩根律和吸收律。 解答略 8. 使用等值演算證明下列命題公式為永真式（不得用真值表） 解答： a
墨子的管理思想 一、墨子的思想 墨子是一个代表小生产者、普通老百姓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他也想追求社会的和谐。但他是从小生产者、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追求社会和谐的。通过学习墨子的管理思想，可以为领导者、管理者了解下属、了解员工提供帮助。 1、墨子的人性观 讲到管理，就要谈到对人的看法，儒墨道法各家没有不讲人性的。孔子讲“性相近也”，孟子讲“人性善”，荀子讲“人性恶”，都是在说对人的看法。管理从形式上来讲，是人、财、物的协调，从本质上看则是对人的管理，因为财、物是受人支配的，所以管理的关键是管人，而管人的关键是管心。 但是心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孟子有孟子的看法，荀子有荀子的看法，法家有法家的看法，道家有道家的看法，墨家也有自己的看法。 墨子认为动物都是依靠本能而生存的，而人不一样，人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意思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劳动，人能通过劳动得到财富。动物不行，动物只能获取大自然的果实，而人可以通过劳动、加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基于此，墨子主张“劳而后获”，坚决反对不劳而获，对那些侵吞他人、集体、国家财务者，坚决地给予道义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制裁。在“劳而后获”这点上，儒家和墨家是一致的。孔子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这是讲官员在侍奉君主时，要谨慎认真地工作，把拿俸禄的事放在后面。儒家和墨家的不同不在于对劳动的看法方面，而在于分配方面。儒家主张有差别、有等级地分配，墨家主张无差别、无等级地平均分配。 2、墨子的义利观 所谓义利观，是指如何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一套准则。法家有法家的义利观，道家有道家的义利观，儒家有儒家的义利观，墨家也有自己的义利观。 墨家处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原则是六个字——“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说，你对自己的东西特别珍惜，那么也要珍惜别人的东西，你不能侵吞别人的东西为己有。既要尊重自己的产权，也要尊重别人的产权。 再讲一下墨子的“义”与孔子的“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在墨子看来，“利”指国家、人民的利益。墨子总讲利。“义”的对立面：“亏人自利” 注：墨子口不离利，最反对“亏人自利”。在墨子的心目中，“利”是天下之公利，所谓“义”就是“兼相爱，交相利”，为天下之公利，而不是个人的私利而奋斗。 标准：三表
墨家逻辑学的启蒙体系” 在《墨子》一书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 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 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 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 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启蒙体系”。（墨家论言词交际的规律,有相当于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的论述） 当然，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而这也正是“墨家逻辑学”之所以是“启蒙体系”而非“完备体系”的最主要原因。 ----------------------------------------- 虽然墨经中也提到了具体的衡量概念——量，但墨家学者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去阐述量的具体操作理论，而是通过在实践中遇到具体的情况举出具体的例子来把量标准
直接赋予在类的内涵之中的，也就是说“‘类’指所立之辞的典型事例。如《大取》列举了十三个一般判断，在‘其类在’的字样下都附带有作为事实证明的典型事例。” 从这些典型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家的类标准暂时还限于使用目的的需要而非理论研究目的的需要。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类不但具有名词的词性，而且具有动词的词性，在类作为名词来使用时，它所承担的意义就是类内涵的一种识别和区分的标准。 而当类作为动词来使用时，它所承担的作用就是以这种标准作为识别和区分的工具，并按照标准去划分知识，使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类与类之间的关系，所以墨家的类也是一种宏观上承担着衡量标准的概念，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模糊性。 它之所以能具有识别与区分的作用，首先就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在头脑中有着关于社会与自然的趋同性的认识背景，在这种认识背景下如何去区分类的同异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因而有时就没有必要再直接去阐述区分事物类的标准，久而久之，衡量的标准也就被自然的内化在类概念之中。 通过上面认识论角度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得出，墨家的类标准主要是从宏观概括性的认识论角度出发，它更多的是从使用的层面出发，通过例子笼统的说明某种事物为某类，而没有在具体使用的基础上把类标准抬升到理论知识细致化总结的高度。 －－－－－－－－－－－－－－－－－－－－－－－－ 墨家的类标准主要内含在墨家的类概念中，而墨家的类概念则又主要体现在墨家的三物论中，三物论是指故、理、类，墨家逻辑的三个基本范畴的理论。 《墨子·大取》中有：“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墨辩认为故、理、类三者是命题成立的充分条件。‘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墨子·大取》）提出的命题不仅要有根据（故），而且必须在推论过程中申诉理由，并按照‘类’的原则进行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