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墨之争看墨家的演进逻辑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国外研究
由于时间原因，国外对于墨学的研究并不如对儒学的研究早。但《墨学》对国外的影响可以说与儒家学说不相上下。尤其对日韩、欧洲、美洲等国家影响较为深远，尤其在日本，《墨子》在日本最早的中文手抄本(残卷)，就目前所知，是原存在宫内省的卷子，关于《墨子》研究的论文，从1890年到1990年的一百多年间，大致发表各类论文120篇，诞生了牧野谦次郎、松本雅明、赤忠、高田淳等日本研究墨学的理论家，我们所说的日本现代儒学，则以20世纪未开端如伊田喜家的《日中两国的现代化和儒学》一文中就提出儒学功能的限定性，认为对儒学的作用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和现时代紧密结合。还有如沟口雄三等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也进一步提出，现代队儒学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说明儒学与资本主义如何一致，更应改探讨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如何以儒学为指导，重新确立一种道义。不仅在日本，韩国被儒墨学说产生作用力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当时中国为战国时期，儒墨学说为当时显学，虽佛教一同传入韩国，立即被至于显赫地位。也产生了诸如李云九、朴文轩和尹武学等儒墨学说研究的韩国泰斗级人物，为儒墨学说在国外的发展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欧洲及美洲对儒墨之道的研究相对来说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美洲，人们对待儒墨学说更多的是探讨他们的逻辑，而在欧洲，人们更加关
注的是墨子在宗教、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
随着进入到新的时代，国外对于儒墨思想的研究也步入了新的领域。国外对儒学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现代新儒学家对儒学思想及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思想价值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有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及研究其现代思想价值。1971年由埃及出版总局出版的、由英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著作《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一书中对孔子、孟子、荀子、宋明新儒家等的思想及儒家对西方的影响作了介绍。还有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侯斯尼—蛤乃斐博士已经培养第一位阿拉伯世界专攻中国哲学史的女硕士，她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中国儒家孔子的思想。可见儒学思想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今天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当中，其也发挥着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林存光，在《论先秦儒墨两家的政治人才观》中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强大使得各思想家活跃起来，从孔子开始，私人讲学及养士之风促进了新的人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逐渐改变了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崛起与时代政局的混乱使得人才问题被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崛起的士人阶层纷纷著书立说，宣扬各自的立国治国理论。直至封建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人才思想才逐渐开始发展成型。尚贤的思想开始成为统治者治国安天下的首要条件。春秋战国时代的巨变也带来士人阶层性质的改变和士人社会身份、社会性格的改变。
2、国内研究
国内对于儒墨两家的争端研究颇为丰富，可以划分出繁荣期，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兴盛起来。而众所周知，儒家与墨家为春秋末至战国初的两大著名学派。韩非子于《韩非子·显学篇》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儒家和墨家两大家在当时来说的社会地位都十分高，都有一大批的拥护者，但俩家学说内涵的背道而驰让他们产生了争执，并最终演化成为互相攻击。
儒墨之争起于双方思想的发起，从一开始，二者就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合，但起先发起攻击的是墨家，《墨子》中的《兼爱》、《非乐》、《非命》、《非儒》等篇章大多数内容都是针对儒家而发的，相对于墨家的咄咄逼人，儒家则显得比较儒雅，除了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下》中对墨家进行过尖锐批评外，很少提及墨家是非，甚至对墨子的一些思想持肯定态度，但墨家似乎并没有与儒家握手言和的态度，对儒家思想大肆攻击。《淮南子·要略》称墨家学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文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双方的不同之处。且不论两家学说的争论过程，其实两家学说的争论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首先，两家思想的产生和根本目的其实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安定和谐，并且，双方都反对暴力，对战争深恶痛绝，十分关心普通百姓。从这个出发点来看，双方应该是互为补充的，但事实却是双方在出发点如此高度统一的情况下却在破坏思想界的和谐。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
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孔丘，打破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施行开放式的自由教育，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而儒家学说也建立在从礼开始，包括仁义、孝道、求知等等，后来发展为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包括后期的理学思想等。儒家思想的产生，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叫人爱人，“仁爱”思想贯穿始终，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为封建社会打造思想体系的架构要素，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儒家思想渐渐成为了服务统治阶级以劳役广大农民思想的理论武器，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让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鼎盛时期。
中山大学哲学系杨玉昌对儒墨之争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两家学说的争论《从儒墨之争看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上升为国家文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他在书中提到，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无疑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论争，传统上人们对儒道之争关注比较多，而对儒墨之争则相对比较忽视。这大概是因为儒道互补构成了后来中国文化的主干，而墨学则在儒学确立正统地位（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基本上湮没了。然而，从探索中国文化形成根源的角度来说，儒墨之争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强调儒墨之争的推动作用和正面意义。
阜阳师范学院的李元旭在《论先秦儒墨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
特质》中，提出文化价值体系之说，指出儒墨两家的文化是有着不同特征的价值体系，儒家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墨家则更具有大众文化的意味。在思维方式上，儒家重理性,墨家重感性；在价值标准上，儒家重人文，墨家重实用；在价值取向上，儒家致和，墨家尚同；在社会基础上，儒家代表着社会新贵，墨家则立足于平民。儒墨之争首先定格在对“爱”的理解上，双方都主张“爱人”。但在这个爱的理解上却出现了一点差别。儒家讲：“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从这一点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其实并不违反墨家“兼爱”的原则，也主张要爱一切人。只不过儒家认为，这一切必须先从自己做起，要先做到爱自己的人，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后再把这种爱推而广之，才最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
墨家思想晚于儒家思想的诞生时间，产生的环境不同，但相传创立者墨翟曾入过儒家，但后来因为思想不合而分道扬镳，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学派——墨家。墨家讲求“兼爱”“非公”“非乐”“尚贤”“节用”等等，这些思想大都与儒家学说背道而驰。墨家学说的拥护者和坚守者多来自社会下层，相比较于儒家的爱有阶级而言，墨家的爱更加平实，范围也更加广，倡导“兼相爱”，爱不分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服务思想不甚苟同。
目前研究的重点和不足的地方
（一）目前研究的重点
对儒墨文化的研究从古至今一直持续，在学术界并为对两家文化产生过任何一种官方的评价和论断，但这也正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百花齐放。目前对于儒墨文化的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对墨家文化的演变的研究上。与儒家和墨家在思想上都代表了古代思想文化的一种结晶，但二者的侧重点却不尽相同。而近几年对墨家思想的研究，人们能够感觉，较之于儒家文化的教条，墨家文化更加感性，更加接近实际生活，而且其作用于实际生活当中的成分更加丰富。（二）目前研究不足的地方
1、对墨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分析不够深入。
2、不能够将墨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3、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对墨家文化的研究存在偏颇。
（三）本文要研究的重点
1、通过对墨家文化的产生对其进行分析，并把儒家文化和墨家文化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从源头上发现墨家文化的特点。
2、把墨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再深度挖掘，结合当下实际，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对墨家文化的思想核心进行现实化的分析。
3、正确看待并公正分析儒墨文化存在的分歧。
浅谈儒家与墨家相通关系 摘要：儒墨两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两大流派，学界对两家学术观点的相通相用之处已有很多的论证，本文在前辈的基础上，主要探讨儒家的“仁爱”与“礼”的关系，以及墨家的“义”与“兼爱”关系，分析儒墨的治国宗旨、人治主义思想、以及对群体利益的重视，再次验证儒墨的相近相用，就墨学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来讲，这也是对学界的主流思想的一个汇总和补充。 关键词：仁爱；礼；兼爱；义；人治主义； 1、概述春秋战国两家崛起及两家的关系 春秋末年，列国混战，出现了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九流十家们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和完成统一的办法。因而以老子、孔子、墨子为起端的诸子思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天下失官，学在四夷。《淮南子.要略》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由此可以得知，儒学的分化正是墨学产生的起点，儒墨也就必有相通之处。墨家也承认孔子思想有“当而不可易”之处，所以孔墨思想关系十分的紧密。 2、论述儒家“礼”与“仁爱”之关系 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仁”和“礼”。在《论语》中“礼”字出现74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概括性的定义。孔子之
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而孔子本人对礼也下过大功夫，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孔子不但将礼授予弟子，而且身体力行，足见他对“礼”的重视程度。进一步的探究，孔子重视“礼”的原因。孔子曾经说过“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有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犹终夜以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这正如《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不知，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说明礼仪教化能使各种关系达到和谐。 孔子的“礼”实际上是以国家伦理为中心，以君臣关系为总纲，以等级区别为手段而开展的社会体系。而君子可以借助“礼”，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达到人格自我完善，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周代等级制度是森严的，甚至对于君王、诸侯的妻子的称呼都要有地位区分的，孔子一直很向往周朝的礼仪制度，就是要求君安于君位，臣安于臣位，最终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作为儒家的第二代集大成者的孟子，他仍然推崇孔子的“仁”“礼”思想，如《孟子.离娄上》记载：“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君之礼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同时孟子
墨家“兼爱”观与儒家“仁爱”观之比较 内容摘要：先秦时代，思想极为活跃，各种学派著书立说，展开争鸣，较为著名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而在众多学派中又以“儒家”“墨家”在当时并称为两大显学，时人有“非儒即墨”之说。然而有趣的是儒、墨两大思想流派思想核心都是关于爱护人，提倡人文关怀，但是却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对立。本文着力探讨两种关于爱的观念的异同，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兼爱仁爱墨子孔子 一、墨子“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的时代背景 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不管是出身尊贵还是落魄士者，不管是出身名门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白发苍苍还是稚龄童子，只要有才干，有想法，都能封候拜相得到重用一展才华。重士的风气，使得一时间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受到赏识的如苏秦、张仪之辈，合纵连横，于乱世之中施展雄图大志，位极人臣，青史留名。也有的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转而著书立说，广招门徒，潜心研究，将想法转化为思想理论的高度深度。将思想传于后世，造福百世万世。培养门徒，携弟子周游列国，宣传思想主张，以图有朝一日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 在思想的交流争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较为著名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而在众多学派中又以“儒家”“墨家”在当时并称为两大显学，时人有“非儒即墨”之说。然而有趣的是儒、墨两大思想流派思想核心都是关于爱护人，提倡人文关怀，但是却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对立。以至于儒家亚圣孟子在其《孟子·滕文公下》写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样的尖锐批评来痛骂讽刺墨家“兼爱”思想。为了弄清孰是孰非，我们必须先弄清儒、墨两家在思想上有何本质区别，导致它们核心虽同属关爱人，却产生了尖锐对立。然后再透过两家的争论交锋，看清它们思想上又有何殊途同归之处。
墨子管理思想浅析 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十论”：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和非攻。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 一、兼相爱、交相利－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墨子的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对于国家的治理和富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其各种主张，均是围绕着“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核心来展开的。 “兼相爱”中的“兼”，本意为一手执两禾，引申为两种以上事情同时进行之意。所谓“相”就是“交互”、“互相”之意。墨子“兼相爱”的本意，就是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要爱所有的人，人们要爱人如己，彼此之间不要存在血缘与等级差别的观念。 墨子在谈“兼相爱”时，同时必言“交相利”，在他看来，是否做到了“兼相爱”，则必须看是否实行了“交相利”。他将符合“兼相爱、交相利”的行为称之为“义”，否则就是不“义”。“交”必然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墨子所说的“交相利”，不是指人们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是要求人们去谋求社会或大众之公共利益。 二、生财论中的生产管理思想 墨翟不但主张富国，而且是要求国民财富以极大的幅度增长，达到“倍之”的目标：“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节用上》）。对于怎样富国，提出了“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七患》）的方法。“生财密”就是多增加生产，“用之节”就是节约消费。 墨子认为：“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财财用足”（《七患》）。墨翟在这里所说的“固本”也就是“生财密”。因此，墨子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他认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七患》），强调：“食者，国之宝也，”、“食言，圣人之所宝也”（《七患》），即粮食的丰裕是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稳定的基础。 墨子是古代思想家中第一个提出富国论的，他着重论述了富国对于治国的重
墨家逻辑与佛家逻辑之比较 中国的逻辑比较肇始于19世纪中叶，至今已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这一研究涉及到佛家逻辑、中国墨辩和西方传统逻辑，其中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比较研究，而对墨家逻辑、亚氏逻辑与佛家逻辑之比较却相对地研究不足、重视不够，这显然是逻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产生于印度的因明和古代中国的墨辩都曾为人类的推理论证做出过各自独特的贡献，它们与亚氏逻辑一样，有着同样的产生逻辑体系的历史文化背景，在逻辑的主要内容上应该是相通的，都会研究诸如概念、命题、推理、论证及逻辑规律等，而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使人明白，历史上的某种逻辑究竟达到了思维发展的哪个阶段？其意义和价值何在？如何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等等。因此，我们对佛家逻辑与墨家逻辑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更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两种逻辑及逻辑科学的发展规律，而且为逻辑学的未来研究和发展提供某些启示和借鉴。 一、逻辑起源 从论辩中引生逻辑，逻辑又反过来指导、规范论辩，这是世界三大逻辑形成的共同点。古代逻辑最初总是伴随着论辩的需要而形成，又总是隐藏在辩学的形式之中，虽然佛家逻辑与墨家逻辑起源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它们产生的时间却很相近，产生和发展也都受到论辩之风的影响，带有强烈的论辩色彩并具有丰富的论辩理论。 先秦时期是中国逻辑萌生的春天，激烈的论战成了逻辑的催生婆。尽管诸子百家都在辩论，都是雄辩家，但只有墨家才首次把论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和系统阐发。墨家逻辑又称墨辩，它在整体上就是研究论辩的形式、规律和方法，一开始就是以论辩工具出现的。墨家非常重视论辩的理论研究，也重视论辩的实践活动，论辩是墨家宣传自家主张、干预时政的基本手段。《公输》篇记载的墨家创始人墨翟与公输般的论辩就是典型一例。他教育弟子专设“谈辩”一科，希望弟子们“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要求他们都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而“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修
卓文君的数字爱情诗 一别之后，二地相思，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不可传，九连环从中 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般怨，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无聊，十倚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焚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榴花红似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色未黄，我欲 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 我为男。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之说，继续强调爱有差等。这也是他与墨家的“兼爱”分歧最大的地方。孔孟主张爱有差等，提出爱父子要胜过爱兄弟，爱兄弟要用胜于爱邻居。墨子“兼爱”的则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种爱是不分贵贱和亲疏的。由此可见，孔孟的“仁爱”是“仁者爱人”，而墨子的“兼爱”则是“人爱人人”。这两种爱相互比较就可以看出，孔孟之爱是一种有选择的爱，墨子之爱是一种“博爱”。如果说儒家“仁爱”是人世间美好的善与爱的，那么墨家的“兼爱”则是人世间广博的“大爱”与“至善”。正所谓大爱无疆，止于至善。只有“人人爱人”才能达到“人爱人人”，只有“我爱人人”，才能“人人爱我”。这种大爱与至善也正与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 儒家的“仁爱”是“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是“人爱
人人”。如果说儒家的“仁爱”是美好的善和爱，那么，墨家的“兼爱”就是广博的大爱和至善。春秋滕国是中国“仁政”和“善治”思想的试验田，“善国”不仅是对孟子“仁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而且其“善治”理念也受到了墨子“兼爱”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墨两家共同倡导的“仁政”在这里双流归一，终成善国。因此，滕州不仅是中华善文化的发源地，而且还是和谐文化的发源地。 由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 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墨子》里有段话说明了这 个分歧，有个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 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墨子·耕柱》) 巫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说“爱我身于吾亲”，很可能是墨家文献的夸大其词。这 显然与儒家强调的孝道不合。除了这一句以外，巫马子的说法总的看来符合儒家精神。 因为照儒家看来，应当爱有差等。 谈到这些差等，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辩论时，问他“信以为 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对于兄之子的爱，自 然会厚于对邻人之子的爱。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这种爱 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善推其所为”(同上)。这种推广是在爱有差等的原则基 础上进行的。 爱家人，推而至于也爱家人以外的人，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过来说也就是
儒家和墨家思想之异同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学说蜂起、异彩纷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各学派中儒墨两家卓然超群、号称“显学”。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之主流，一度被“独尊”、二次被奉为官方哲学；墨学在秦汉之后走向衰微，乃至成为绝学。不管地位如何，二者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瑰宝。 儒家是以“兴经”为理论经，以“仁义”作为理论核心，以尧舜作为祖先，以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圣君，以孔子作为创始人，最注重道德的学派。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并且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子和荀子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墨家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是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思想特征的反映。作为墨家主要代表人物的墨子，其全部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兼爱，以兼爱为出发点，又提出了非攻、尚贤等主张，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从实用出发，提出了节葬、节用等主张。梁启超说：“墨学所标的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墨家认为只有天下的人都兼爱，才能使国家安定；只有以“兼爱非攻”治政，才能使社会安定。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揭露、抨击了贵族统治者的各种骄奢生活，具有一定的进步
第五章：墨家、农家学派的管理思想 第一节：墨家学派的管理思想 一、代表人物、身世、时代、社会基础、何以在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显学”？何以随着天下的统一迅速没落？ 墨翟，鲁国人（还有宋国人、楚国鲁阳人等说法），生卒年月确实材料可考，据清孙治让的《墨子闲估》分析，生于周定王初，死于周安王末（约在公元前468一前376年）。初学儒，后弃儒，创立墨家学派，和儒家并称战国时期的“显学”。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分成了相里氏、相夫氏和邓陵氏三派。三派各自称“真墨”，而攻击其他的派为“别墨”。墨家不但有自己的学说、宗旨，而且结成为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团体，主持的人称为“钜子”。学派的成员在钜子的指挥下，为实现学派的宗旨而“赴火蹈刀，死不旋踵”，颇有些像后来封建社会中的秘密帮会一流。 二、墨家管理思想的内容 “墨学”十纲：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 1、“尚贤”思想的实质：要求国家在用人方面重用有才德的贤人，而不要重用亲戚宠幸，即任人唯贤而反对任人唯亲。 比较：儒家主张“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墨家的“尚贤”包括三项基本主张： 第一，国家在用人方面应该“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 第二，用人以“义”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比较儒家的“尊贤”，孟子宣扬“舜发于吠亩之中，傅说（殷商武丁朝的宰相）举于版筑之间，胶鬲（周文王贤臣）举于鱼盐之中，……百里奚（春秋秦穆公贤臣）举于市” 第三，“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完全否定。在商鞅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主张以前，墨家已用“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论点否定了世卿世禄制。 2、“尚同”学说：要求在下位的人对在上位的人绝对服从，不但在行动上服从命令和指挥，而且要“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在思想上也不许有任何怀疑。这种尚同，要一级级地同上来，万民“尚同乎乡长”，乡长“尚同乎国君”，国君则“尚同乎天子”，天子则“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 墨家的“尚同”思想产生的原因：小生产者规模不经济的弱点；春秋、战国时期小 生产者比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3、“天志”、“明鬼”。墨翟认为：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正（政）长“不强于听治”（不理政事），“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不努力劳动）以及“以兵刃毒药水火”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的所谓“寇乱盗贼”，都是由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他认为天有意志，是“义之所从出”；又认为天地，山水皆有鬼神，人死亦为鬼，而天及鬼神皆能“赏贤而罚暴”。 4、“兼爱”、“非攻”。墨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倡“兼爱”，在各诸侯之间的关系方面宣扬“非攻”，即反对进攻别国的战争。 墨翟的兼爱不像孔丘的仁那样主要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而是主张不分阶级和等级、不分亲疏和国别，一切人互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5、“非命”，表观了小生产者为生存而挣扎的意图。墨翟把“有命”的说法称为“天
儒家仁爱思想与墨家兼 爱思想的异同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89K-LLS98YT-SS8CB-SSUT-SST108】
儒家仁爱思想与墨家兼爱思想的异同 先秦诸子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学术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当时涌现出的许多思想主张互不相同的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一个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一个为墨子开创的墨家。《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从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内容上来看，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墨子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虽然两者都强调“爱”，但这个爱却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要分析这两个爱的异同，我们就先来看看仁爱和兼爱的具体内容。 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多，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与颜渊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仁呼哉？”颜渊进一步追问具体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在这里首先说明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这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一旦能做到这点，天下的人都会认为他做到仁了。 孔子所说的仁的基本性质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其特点是突出强调了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仁，即只有恢复礼制、巩固礼所制定的政治秩序的行为才能做到仁。对于统治者，孔子鼓吹所谓的“使民”、“利民”、“安民”、“教民”等等，其实质是强调统治者只有这样全面驾驭人民，才可以稳定地长期地巩固贵族的统治秩序，也只有这样，才算是达到了仁的标准。孔子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就是说贵族才有仁这个品德，而被统治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谈不上这个品德。 孔子将恢复和巩固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周礼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的，所以他非常注重孝悌，强调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最基本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孔子推崇仁爱的首要心理动因是“报恩心”和“同情心”，报恩心主要是指孝道，孝就是爱父母，这是人最真实、最基本的情感，也是其他一切感情的基础。因为人一出
儒家法家道家治国思想比较 (2010-04-27 17:03:06) 转载▼ 标签： 一、对人性的基本看法导致的治国理念上的异同 （一）儒家孔子认为人民是可以教化的，“信”“仁”“礼”都是统治者教化的结果，而且人性相近，人性是教化的结果。至于教化的手段则是以身作则和以道诲人。 孟子坚持性善论。人的善性指的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社会本性；人性善是指人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原始的善良之心；人性善是指人可以从善心培养出善性。 因此儒家在治国思想上坚持的观点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推恩之术，实行仁政。与霸道相比，行王道才能平治天下。服力不能使人心服，以德服人可以使人民心悦诚服，以力对待他人，得不到他人的拥护。行“仁政”者，则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帮助。 （二）法家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是“自为”“好利”，人的“欲利”本性是不能改造的。因此法家认为统治者就应该用利这个杠杆去控制民众。“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善也，而用其不得而非也”。古代社会的仁爱礼让是由当时的自然经济状况决定的。现代社会经济状况造成社会“争于气力”，要治理现代社会，就不能取法古代，而只能以法治国。基于人们“好利”的本性，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关系。因此韩非主张采用监督考察和阴谋诡计来驾驭臣属。这样法术势相结合控制社会的手段。 （三）道家道家既不以仁义礼智，也不以欲利来判断人性，它认为这些都是有伤人性的。道家认为人类本性之真乃是自然淳朴的，人应当顺其本来圆满的性命之情而生存，反对在此之上附加各种人为的因素。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就是一种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不干涉与不扰民。老子从“道德自然”出发，主张柔弱、无为、无争，批判违背自然的“有为”。批判统治者的强行妄为；批判道德法律；批判文明与知识。因而，他反对一切人为“行为、制度、文明、认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庄子从人性自然出发，对社会文明都要毁掉，包括生产工具，政治制度，道德规范，文化艺术，政治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人的本性。“大巧若拙”。 二、对公私的看法引起的治国理念上的异同 （一）儒家在对待别人即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上，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因而在管理社会时就将仁爱之心推之于天下人民。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公私的问题上，孔子和孟子都主张先让利于民，而后为公。 孔子认为德政的首要任务是在于养民，慎用民力，取民有度。 孟子认为实行仁政的目的在于保民。包括顺民、安民、养民、教民。孟子更从经济领域提出了“制民之产”的养民思想，实际上是要使农民有基本生活保障。 （二）法家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慎到则称“法立则私义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韩非还把君主等同与公，把尊君论推向极端。在法家看来，公义不能由社会成员实现，只能有君主来实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国家，要正常有序的运行，必须是公共利益得到实现，它的本质就是公，所以法被称为“公法”，这样法的实施就是立公废私，这样只能以法治国。法家主张的实行重耕战的社会经济政策和限制儒商的政治方针都是为了体现和维护君主的利益和权威。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年论文 题目：墨家的论辩思想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号：201151010320 班级：11级汉语言文学3班 学生姓名：秦银鸽 指导教师：马世年老师
墨家的论辩思想 学生姓名：秦银鸽指导老师：马世年老师【内容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烽烟四起，社会的动荡孕育了一大批能言善辩的学者，形成了各种风格迥异的辩论艺术，而墨辩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种辩论艺术。本文从辩的来源、目的、方法、过程、内容、结果以及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七个方面来探讨墨家的论辩思想。 【关键词】墨子论辩逻辑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出现的第二位文化伟人，开创了墨学，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明鬼等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墨子四处游说，言传身教，广征博引，以理服人。墨家善辩。墨子以“名辩”为基础，总结并提出有关辩说理论，创立了墨家辩学，使谈辩成为专门的学问。后墨家以辩著称于世，他们的名辩学说因此被后人称为“墨辩”。墨子的辩论与众不同，技巧高超，主要注重对具体内容的辩论，而名家，诸如公孙龙、惠子等人，则主要注重对一些概念的辩论。后期墨家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前期墨家的逻辑思想，而且批判和总结了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因此，它是我国先秦时期水平最高的逻辑思想。 墨子《小取》篇对“谈辩”，即辩的目的、内容、方法、原则都作出了规定，其中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段话基本上把墨子辩学的要领和盘托出了。 一、辩之定义 《经》所谓“辩”，约相当于今所谓“论证”。《经下》云：“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辩而当者胜，这也还是“名实合”的精神，跟那些以诡辩取胜，是有根本分歧的。 从文字学上看，“辩”含有辩论、辩解、辨明的文字意义。“论”含有议论、评定之意。合起来即有通过议论来评定、辨别是非之意。 从本质上说，辩论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它离不开思维逻辑。因此，辩论也是一种逻辑斗智。 二、辩之目的
墨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专业张一强） 摘要：墨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中国哲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墨家思想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了兼爱的伦理道德思想。二是提出了“类”，“故”，“理”的形式逻辑体系，填补了中国哲学在逻辑方面的空白。随着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传统文化的崛起，墨家思想必然会被重新审视，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墨子；兼爱；墨家逻辑；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同为“显学”，在学术思想上孔墨两人的地位也是不相上下。可是，自汉武帝时，随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各个朝代的正统思想。在各个时期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墨家思想却从此销声匿迹了，几乎成了“绝学”。造成墨家文化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部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坏境的原因，但墨家思想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忽视的。墨子自称“贱人”作为一位平民思想家，他站在普通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了小生产者平民阶级的利益，提出了许多更为实用和进步的思想。他在宇宙学，数学，工程学等方面也都很有造诣，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当然作为先秦文化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重要奠基人，他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最大，取得的成就最高。杨向奎曾先生说过：“没有墨家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残缺的”。事实也是如此，在西方黑格尔等哲学家早就指出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偏重伦理，更多的是一些道德箴言，而真正的哲学思想必然包含着要么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要么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对于思辨领域里的逻辑思想却提出的很少，虽然有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但在形式逻辑方面，儒，道都没有涉及。只有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提出了具
“仁爱”与“兼爱”之比较 周理平 （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仁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点，“兼爱”是墨家学派思想的要旨所在。“仁爱”思想与“兼爱”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标志着儒墨两家的分野与对立。二者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各自的差异和独特之处。然而，“仁爱”与“兼爱”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仁爱”是“兼爱”的基础和来源，“兼爱”是对“仁爱”的延续、扩展和创新。因而，二者又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仁爱；兼爱；儒家；墨家 中图分类号：B222；B224文献标识码：A 任何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和提出，都离不开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制约。一种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如同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反映和体现。“仁爱”和“兼爱”学说便是儒墨两家各自对其所处时代所进行的精神把握。春秋战国时代，即儒墨两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过渡时期，战争不断、烽火连天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特征。与这种社会动荡相对应的是，思想界同样是不安静的，史称“百家争鸣”。正是在此种环境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仁爱”和“兼爱”的思想诞生了，两者应社会问题而生，都蕴含着民本主义的济世思想。以“爱”作为彼此共同的出发点，同时又存在着各自立场和各自所处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这就注定了此二者之间既有相通性的一面，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差异和对立之处。 一、“仁爱”与“兼爱”的同一性 （一）基本内涵一致 “仁爱”与“兼爱”，和西方的基督教的博爱具有某种相似性，因而，二者皆显出了爱的普遍性，体现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品格。虽然说“仁爱”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有差别的爱，但是其最终指向，却是面对全社会的，是一种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不分贫富、贵贱、愚智的普世的爱。无论是孔子的“泛爱众”，还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不体现了爱的普遍性、广泛性。同样地，墨子的“兼爱”在这一点上与“仁爱”是殊途同归、一脉相承的。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对孔子泛爱一切人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所谓兼就是圆满周遍之爱，兼爱即尽爱，“尽，莫不然也。”(《墨子·经上》)因此，兼爱是以泛爱天下之人为目的，而不是只爱其亲人、爱其家人、爱其国人，不是局限于部分的人，而是泛爱天下之人。“爱人必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墨子·小取》)这就说明爱人必须普遍圆满才是“兼爱”。但不爱人则不是所有的人都不爱才是不爱人，只要不是普遍圆满的爱，甚至对极少数的人不爱，也就是不爱人。墨子倡导的是“天下之人皆相爱”，“爱人者此为博焉”。兼爱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平等、普遍地爱，主张“兼而爱之，从而利之”。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曾受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不苟儒家礼仪形式烦琐，自创学派。这种渊源关系，使得其二者在尚仁这一点上相通相融，都遵循“仁”的要求，秉承“仁”的
墨家的言语行为思想和中国古代逻辑 关兴丽 言语行为理论是二十世纪50年代西方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创立，60、70年代塞尔、格赖斯等人修改和发展的关于语言的理论。奥斯汀揭示了语言的多功能性，纠正了以往哲学家以描述为语言的首要乃至唯一功能的简单化的观点，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言语行为理论，即认为语言的主要作用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流工具，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大量心血进行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如孔子、墨子及荀子同样是十分关注语言问题并产生了关于语言的各种思想和理论。与西方言语行为理论相类似，中国古代墨家也有丰富的言语行为思想，并且强调的是“以言取效行为”思想。这种以“以言取效行为”思想为特点的言语行为思想体现了丰富的语用学思想，而语形学思想呈现的较少，这就使中国古代逻辑学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区别开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古代逻辑学。 一、墨家的言语行为思想 （一）“言”（语音与语义的结合）——以言表意行为 按照奥斯汀的观点，以言表意行为就是使用语句来传达某种思想。在以言表意的行为中，奥斯汀还进一步区别开三种行为，即发音行为、出语行为和表意行为。说话要发出声音，这就是发音行为，发出的声音名为语素。说话时说出的词要属于某种语言，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应符合一定的语法规则，这些词被说出时还有一定语调。这样的发出这些词的声音的行为就是出语行为。此外，说出的词还要有一定的意义，指称一定对象，这就是说，说话时要把语素、意义和指称结合到一起，这种行为就是表意行为。发音行为、出语行为和表意行为这三种行为合到一起，就构成以言表意的行为，或者说，一个人同时完成了这三种行为，他也就完成了以言表意行为。用奥斯汀自己的话来说，以言表意行为就是“说出某些具有一定结构关系的词，而这些词又都具有某种‘意义’。”（转引之涂纪亮，第94页）在奥斯汀看来，以言表意行为与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说话者只想用以言表意行为表达某种思想，并没有意图通过这种行为使听者去做任何事情或者产生任何效果。 奥斯汀的以言表意行为实际上就是对语言的一般理论和特征的说明、要求和规定。关于语言的特征，墨家有详细的说明。 “言”在《墨子》书里既指“语言”，也指“话语”。在《墨子》一书中除了对“言”的一般运用外，还有对“言”的一般理论说明、要求和规定。通过对“言”的性质和“言意关系”的阐述，可以看出墨家的以言表意行为思想。 言，口之利也。 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经上》） “言，口之利也”表明语言是嘴巴发出的声音；“言也者，诸口能之”是指凡人之口俱能出言吐语。 墨家认为语言绝不是单纯的发出声音的行为，语言是传达思想的媒介。 言，出举也。 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 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也谓，言犹名致也。（《经上》） “言”与“举”、“言”与“名”、“言”与“意”是什么关系呢？墨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第一，“言”与“举”的关系。 “言，出举也。”（《经上》） “举”是什么？墨家对“举”有明确的界定，他们指出： “举，拟实也。”（《经上》） “举”本义是擎起、抬起，引申为提出。《说文解字》曰“拟，度也。”段注：“今所谓揣度也。”《易传·系辞上》：“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拟”有比拟、议论
墨家管理思想之今用 ——读刘云柏《中国管理思想通史》的浅见这篇文章是我在读了刘云柏先生的著作《中国管理思想通史》中关于墨家管理思想部分后所写的一些浅见。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管理思想虽然在形式上大相径庭，但其中的某些管理精神不仅与西方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有很多智慧超越了西方。结合刘云柏先生的论述，参照西方管理思想的部分内容，联系企业管理现状，我做了如下几点简单的思考和分析。 一、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显著的中华文化特色。其中，墨家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家思想代表了中下层阶级为人处世、对上御下的方式方法，多反应下层官吏甚至商人的思想，其中有很多内容适应于现代企业管理。墨家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有着管理的影子。其中最为重要的管理思想有“兴利除害”、“兼爱交利”、“尚贤”、“尚同”、“节用非乐”等。这些思想建立在墨家门人长期实践的基础之上，其中的某些智慧对于当今的企业管理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兼爱交利”——墨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兼爱交利”即“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兼爱”即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交利”即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兼爱交利”最终是要达到人与人相互信任的目标。在墨家团体内部，墨子对于弟子是很信任的，墨子的一个弟子耕柱子在楚国，[1]“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而不厚”，于是向墨子告状说“耕柱子处楚无益”，但墨子信任耕柱子的为人，果然[2]“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现代管理学思想要求企业管理者爱护员工，平等对待员工，把员工当成企业运行的主体，尊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及其创造的价值，这就需要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这正是墨家所倡导的“兼爱交利”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具体化。通过“兼爱交利”建立相互信任的环境会对企业的每一个成员产生影响，尤其是会增加员工对组织的感情认可，而从情感上相互信任是一个组织最坚实的合作基础，给员工一种安全感，这样员工才会真正认同公司，并以之作为个人发展的舞台。所以，“兼爱交利”的理念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创造更高的绩效。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在处理企业中的管理矛盾问题时强调了资源分配公平的重要性，认为利用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等制度上的办法可以解决劳资双方的矛盾，这固然有的合理性，但他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忽视了员工作为人的权益以及业组织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社会性，没有建立起管理者与员工相互信任的机制，所以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管理者与员工的矛盾问题。 其后的人际关系学说及行为科学理论开始关注员工的个人行为和心理，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并认识到企业中非正式性组织的存在，这弥补了泰勒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漏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实际上，无论是科学管理理论还是行为科学理论都没有脱离把管理者和员工对立起来的理路，没有正确认识企业中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之间的统一关系。 我认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一视同仁，互利共赢，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西方管理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不足。 三、“尚同”——墨家的组织原则 “尚同”是一种很好控制与组织思想。“尚同”即组织内的高度统一，要求实行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尚同”要求一切统一于上级，从组织关系到思想意识，都要地统一于上级，服从于上级。
“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及其现实意义 杨丽娟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仁爱”与“兼爱”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学说，各自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仁爱”与“兼爱”的真正分歧在于两者的出发点、依据、侧重点、“爱”的性质、爱与利的关系以及体现的主体性的不一致。但是同为爱人之道，它们还是有相通之处，对它们两者的理解，对现当今的社会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仁爱；兼爱；区别；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百家当中，儒家与墨家的爱人之道是值得称赞的。儒家的仁爱以“亲亲”为本，讲“爱有差等”。而就其所及的范围而言，最高境界的仁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墨子主张“兼以易别”，但是墨子批评孔子的仁爱是“亲亲有术、爱有差等”，而孔子反过来攻击墨子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实质上他们所爱的对象以及最终理想境界是没有分别的，他们都把道德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孔墨的真正分歧在于他们学说的依据、出发点、侧重点等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因此，对它们异同点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仁爱”、“兼爱”学说。在分析“仁爱”、“兼爱”的异同点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仁爱”与“兼爱”的涵义。 一、“仁爱”与“兼爱”的涵义 孔子的“仁爱”学说，根据对象的先后次序不同，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爱亲”，孔子把“爱亲”规定为“仁”的本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亲亲，仁也”6对它的最好的诠释。“爱亲”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指属于一定血缘关系范围内人的相亲相爱。第二层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7里的“人”泛指相对于己而言的他者。从而在进一步扩大了的社会关系交往中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达到“泛爱众”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仁爱”的第三个层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3 墨子主张“兼以易别”，“使天下兼相爱……则天下治”4，“兼爱”即对天下之人不分远近亲疏，兼而爱之，“为彼犹为己也”，“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5如“兼爱”学说真正实施，则“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6最终达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境界。 二、“仁爱”与“兼爱”的区别 （1）两者的起点不一样。“仁爱”重私德，而“兼爱”重公德。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儒家认为，只有先“修身”，也即“修己”，才能“齐家”，而后齐家才可以治国，治国才可以平天下。儒家是先将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兼爱”是与“独善其身”相对立的，它主张“兼善天下”，即“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7由此可见，儒家的“仁爱”重视个人的“独善其身”的私德。而墨家“兼爱”重视的“兼善天下”的社会公德。 （2）侧重点不一样。“仁爱”学说对仁的推行侧重于己，行仁先从己开始，然后再推己及人。由根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而推至“爱人”，最后达到“泛爱众”的最高境界，体现了“爱”由远而近、由亲而疏的量的变化，这种推己及人贯彻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兼爱”学说侧重于视人若己，“为彼犹为己也”，也就是彼此利益不别，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要像爱自己的国家一样去爱别人的国家；要像爱自 831 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NO.11.2009
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比较 摘要：孔子、墨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两位颇具盛名的学者，墨子主张“兼爱”，孔子主张“仁爱”，两位圣贤的这两种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本文将对孔子“仁爱”以及墨子的“兼爱”进行分析比较，分析出孔子“仁爱”和墨子“兼爱”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并分析出两种思想对新时代大学生的行为规范的启示。 关键词:孔子仁爱墨子兼爱
目录 1“仁爱”和“兼爱”不同之处 (2) 1.1阶级基础 (2) 1.2内容不同 (2) 1.3具体要求不同 (2) 2“仁爱”和“兼爱”的相同之处 (4) 2..1 两种思想都主张“仁” (4) 2..2 倡导公利，反对私利 (4) 2..3注重实践 (4) 3启示 (6) 参考文献 (7)
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比较 1“仁爱”和“兼爱”不同之处 孔子倡导的“仁爱”以及墨子倡导的“兼爱”。这两种思想都注重对他人的关心，但两位圣贤的思想却有许多不同之处。在阶级基础，具体内容及两者实施要求有许多不同之处。 1.1阶级基础 春秋末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动，社会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生产工具的发展，生产关系内大幅度的调整。奴隶的斗争使一些奴隶主失去了原来的地位，甚至无力维持生活。孔子就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家庭背景决定了孔子强调等级差别，宗法制度和封建礼仪的思想主张，这就决定了孔子“仁爱”的思想是建立在亲人这个基础之上的,“仁爱”是推己及人的一种爱,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然后再爱他人,“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墨子与孔子不同出自侠士,和很多农工失业流民以及刑徒苦役有很多的接触,墨子是这些贫苦百姓的代表人物。因此，更能体会老百姓的艰辛和疾苦，墨子的背景决定了其思想更多的反应社会底层的诉求，即博爱。 1.2内容不同 由于孔子所倡导的“仁爱”建立在亲人这个基础之上,所以他的思想强调亲疏贵贱，血缘尊卑，宗教程度,是一种由近及远的爱。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出自《中庸》）。从孔子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仁爱”的思想的出发点是爱亲人，爱亲人为其思想最重要之事 ,是“爱有差等”。墨子的“兼爱”却不分轻重薄厚，亲疏贵贱，血缘尊卑,是爱无差等，是博爱。是普天所有人同等享受的爱。墨子云：“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可见墨子的“兼爱”要求人人平等享有爱，人人无私奉献，爱无差等。是一种远、近，无亲、疏，无高、低，贵、贱的爱。同时,墨子的“兼爱”不是单向的施舍,是一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互动的、双向的爱。墨子有云：“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可以看出，墨子提倡如果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必须要付出自己的爱。 1.3具体要求不同 孔子有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自《论语.雍也》)。白话文就是：要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他人，如果自己有什么要求,就应该想到别人也会这样的要求，在想法设法满足自己要求的时候，也要想办法满足他人的要求。孔子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出自《论语.卫灵公》)。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不想接受的事情,不能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孔子的“仁爱”倡导达人先达己,欲人先欲己, 爱人先爱亲，由近及远,最终达到“仁者爱人”这个高
春秋时期，是我国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期，其中，四大家对我国当时社会影响最深，最广。法家、道家、儒家、墨家。墨家是进步的流派。它的消极一面最小。可惜，西汉的巨儒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思想也被废黜了。 墨子，子姓墨氏名翟（dí）。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3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儒、墨显学之争 归纳如下：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①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所以，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②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的观点。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随巢子的著作）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可见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是"纯笃无疵"的。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大概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③孙诒让之说，仅录以备考。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④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