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1949年以后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马克思本人写出的唯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
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
作层面的“政治”则异化为诸如反恐、环境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一类与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质的政府行为。在这样的变化语境中，西方史学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则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整个民国38年，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彼岸不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在此岸却一直是国人期待解决的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已然温饱的西方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不包含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固无可指责，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学者的学术关怀为时尚，以年鉴学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张作为思想及学术食粮，不关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风，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一风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致使民国政治史特别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在全部民国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与其重要性不成正比。以历史学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为例。12年间该刊登载涉及民国史的各类文章共计471篇。其中政治类86篇，外交类34篇，思想学术类58篇，经济类53篇，社会类51篇，军事类22篇，教育类11篇，宗教类4篇，学术综述109篇，书评36篇，其它7篇。在全部民国史的文章中政治类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仅8篇，占政治类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从数量和比例上看，虽然较之政治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18．3%的
比例已有所下降，但与同期其它类别的研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优势。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偏少。民国在大陆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时期15年，已占到将近40%的时段，但在民国政治类所占的比例仅有9．3%，这是极不相称的比例。这样的比例显示，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在整个民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极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国南北对峙，以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经不多的情况下，中共党史这一本属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因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科分类法划到政治法律类，又进一步减少了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比例。即便从纯统计学意义上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国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学科分类法已使许多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在学科认同上“异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也很难进入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所以今后中共党史研究要得到历史学的学科承认，也还有个重新确定自己学科认同的问题。杨奎松教授曾呼吁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具有“整体史”抱负的民国史研究学人而言，不重视政治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民初及北洋时期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时期，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如果不从这一时期开始探寻，将根本不可能说清楚。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而“党国”的嬗变，而军队也随之发生
由“皇军”变成“民军”再变成“党军”后来则标榜为“国军”的衍化?为什么自清季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践不过10余年的工夫便被宣布死刑，而代之以带有“狄克推多”(Dictador)色彩的政党式集权统治?为什么从长时段观察，外交上徘徊不定的英美路线、日德路线、帝俄路线最终被赤色的苏俄路线所取代，且国、共两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选择苏俄军政体制来改造中国?为什么被描绘得最为黑暗、最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最具成效的时期，近代中国很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以至由外国人所作意存挑剔的法权调查亦承认北洋政府这方面的成就?为什么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最为自由多元的现象，就是影响至今的揭橥“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也只是(甚至只能)在这一时期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的研究，惜乎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着力太少。
明代政治史研究的思考 2014-05-23 11:59:52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林金树 明代政治是近年来明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发展较快，论著甚多，成绩可喜。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特别是有关一代政治史的综合研究，目前尚显得薄弱。兹就以下几个问题略陈一孔之见，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明代社会与明代政治史研究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又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明代政治，同样是明代经济的集中反映。明代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明代社会的性质。明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以明代社会性质为出发点，定准基调，把握时代脉搏。 明代，自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迄公元1644年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所灭亡，为时276年，前后经历四个世纪。当时，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整个世界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亦已进入晚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巨大发展。但封建制度终归尚未解体。一般认为：明代是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其主要特征为：虽然仍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但君权至尊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动摇；虽然仍是封建自然经济形态，但新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在个别地区出现；虽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尚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在地主阶级内部毕竟形成了一股新的微弱的政治势力；虽然整个国计民生仍为封建官僚地主所操纵，但国民大众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反抗超经济剥削的呼声已经日益高涨；虽然对外仍是闭关自守，但在某些方面封闭的局面已被打破，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开始入侵，中国领先世界的风采渐渐不复存在，而有些领域则开始面向世界，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逐步深入。总而言之，在明代旧势力仍居主导地位，而新因素业已出现。世界政治变动的大背景、明代社会的特殊性，无疑应成为明代政治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唯有如此，才能透视出明代政治的历史烙印与时代特征。 明代社会性质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明代政治史在中国政治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深入开展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明代社会的千姿百态，为明代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明代政治史毕竟只是明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领域，或者确切地说一个专门史，因此，它必须具有专门史的独特色彩。根据政治史的性质及其研究任务，我们认为：一方面，明代政治史应有别于明代政治制度史或明代政治思想史，不同于对明代各种政治事变或政治事件的一般描述；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规范政治史的内涵和外延，不要随意扩大。虽然明代仍处于阶级社会，各种制度、各种问题仍带有浓厚的阶级痕迹和政治色彩，但作为一个专门史，政治史还是必须紧紧围绕政治这个主题，不必将所有与之有关联的问题都搬进去。明代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明代政治范畴之内的问题，切忌包罗万象，漫无边际。泛而不专，决不可取。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朱一涛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和专著不下数十种，还有相当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可以说成绩斐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真正具有创新性、启迪性以及比较系统反映该学科理论前沿问题和当前研究动态的文章、著作尚不多见。因此，21世纪如何深入开展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理论、观点、资料、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建树，是学界的责任。 首先，重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们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看出，人们总是从现实的需要去研究历史，解读经典。西方许多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十分关注研究政治思想史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以帮助人们更准确地观察现实中的问题，为认识政治现象和合理的政治决策提供根据。列奥·施特劳斯认为：研究政治思想史对正确理解现代政治现象，消除和解决当代政治难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显然，人们研究政治思想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因时代的需要而研究思想史。这种强烈的现实感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和理论责任的体现。我们对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是立足现实，回溯历史。这就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出发点，或者说是一种“指导原则”。明确这一出发点或研究旨趣十分重要，这样既不仅仅满足于西方政治思想进行介绍，而是将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同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以及中国政治学理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徐大同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导言”结尾部分写道：“西方政治思想史，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在个人与国家、政府与市场、权力与制约、自由与法治、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上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设想与方案，都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考。西方为解决上述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中所包含的政治经验、智慧，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来看，有不少政治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例如，重视制度的作用和建设。众多政治思想家十分关注对推行其政治理论主张的具体方案设计或制度安排。我们知道，任何先进思想理论，如果不能引出制度力量或制度安排，那么，这种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他们之所以重视制度的规范作用，这与其对人性的认识相关。在这些思想家们看来，由于人性的缺陷，因而对人的道德自律深表怀疑，强调外在的他律，用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从奥古斯丁的“原罪”思想到近代思想家的人性恶论，基本上是循着这一思路重视制度的作用。这从一个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法制建设。 其次，重视对西方政治思想家们思维过程的研究，包括思维方式、观察问题的视角、研究政治的方法以及逻辑思路，分析和阐明他们是如何思考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我们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当然首先是思想家们的观点、理论及其主张，解读经典文献，评述其思想体系。然而，同时要重视对思想家思维过程的分析和阐释。政治思想本身就包含思维过程与思维成果的两重含义。认真分析政治思想家们的思维过程，不仅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十分重要，而且，从总结政治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它对政治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对后人思想的启迪更具有价值。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众多伟大思想家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不只是理论学说本身，更为宝贵的是他们探索过程的追求真理知识的探索精神。思维过程往往比它的结论更为重要。 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理论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思想资料的积累和继承外，更为重要的是从一种新的视角出发，以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结果。视角的转换，方法的更新，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同时也要求理论容量的相应扩大，理论研究有所创新，乃至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学说。托马斯·库恩提出：“科学思想的进步常常是通过一个范式突破并取代另一个范式而实现的，并不总是在同一方向上的积累、提高、深化。”这里所谓的“范式”主要指的是研究模式或研究框架，而模式也就是一组系统的解释，以指导对问题的研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孟鸠德斯、卢梭、黑格尔等等，正是由于研究模式上的转变，对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拓展和进步，才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即使在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是如此。例如，古代希腊政治思想有关对作为政治活动主体的人的认识上，早期自然哲学家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来理解；而苏格拉底则是关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作者：杨念群文章来源：网易历史点击数：291 更新时间：2011年08月11日 (一)政治史为什么“消失”了 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读到钱穆先生那本薄薄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时，不禁感叹政治制度史居然还可以这样被激情洋溢地书写的缘故，更不会惊讶于《叫魂》的畅销，因为那一桩满含多种意义却又长期被简单化解释的政治案件，毕竟让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重新生动地演绎了一遍。 然而，“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没人能否认“社会史”所表述出的千姿百态的魅力，传统笼罩的村庄，香烟缭绕的庙宇，温情脉脉的宗族，质朴有趣的民众生活……我也很欣赏从地方故事的脉络中去理解国家政治渗透和表现的地区史路径。(陈春声语)但这些路径毕竟都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要理解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 把“政治”当作相对独立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想法似乎并不新鲜，但我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历史细究起来有时会很有意思。辛亥革命是在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起义计划受挫的情况下，由新军中的下层士兵发动的，然而就这一次起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辛亥革命之于民国文学史，似乎更属偶然：1911年10月10日这天本与中国文学的发展毫无关系，但就因为这一天标志着千年帝制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果现在谈论民国文学就再绕不过辛亥这个话题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蒋介石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1西方政治思想史著名人物 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复习，重要人物一定要总结出来，还有他们的学术著作，比如今年就考到了博丹的《共和六书》！！！ 一、名词解释： 1．波利比阿（前201一120年）希腊化时期的史学家，政治思想家。 主要思想： 1.政体循环论，认为历史上的政体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更替过程； 2.混合政体论，认为混合政体就是结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而形成 3.主张:罗马国家应该通过执政官、元老院以及平民三种权力相互牵制，以保证政治上的持续与稳定。 主要著作：《历史》 2．格老秀斯：1583-1645，17世纪，荷兰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近代自然法理论创始人、近代国际法学奠基人，开创“论证体系”时代，是主权学说的发展者。 主要思想： 第一次把国际关系问题引入政治学说，把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改变了古罗马以个人权利和契约为基础的万民法概念，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 提出了自然法学说，国家和主权学说，政治学方法论，否定人民主权原则。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 3．《乌托邦》 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英国人莫尔的著作。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集有理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即实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的力量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家庭是基本经济单位，农业劳动实行义务制，公民有大量的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文化学习或艺术活动，人人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实行政治民主制度，最高首脑是一位哲学王，城市权力在人民大会手中，法律极为简单明了，公民人人精通。此书深刻的批判当时的专制君主、封建贵族
和教会僧侣，指出国家无非是在为一伙私人利益谋划，法律不过是把富人的阴谋规定成大家必须遵守的东西。（这个已经考过了，不知道会不会重新再考） 4．《上帝之城》 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著作。在神学的框架内阐述了一整套政治哲学，从理论上总结了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奥古斯丁以《圣经》为基本依据，从神学的角度研究国家，从上帝与人的关系中来考察人，考察国家和政治问题。借助于他的声望，这套政治哲学在整个中世纪对于人们的政治观念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5．《论美国的民主》 是托克维尔的代表作。全书分六大部分，上卷的两个部分分别讲述美国的政治制度，分析美国的民主现状，下卷的四个部分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社会学的思想。 6．《论法的精神》 是孟德斯鸠于1784年写成的学术巨著，他在书中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系统地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的原则，指出法与各种事物综合就是“法的精神”表达了孟德斯鸠对影响改制和法律性质的规律性的理解。这部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直接影响了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波及到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界。 7．斯宾诺莎 17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伦理学说对近代西方思想有重要影响。 主要思想： 他最早提出思想自由、无神论，系统阐释自然权利，他用演绎推理的方法阐述了社会契约论和政体主张。 主要著作：《神学政治论》、《伦理学》、重释《圣经》、无神论
书 评 中国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新收获 ——汪征鲁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系统)研究》综评 毛汉光 一 汪征鲁先生《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系统)研究》(以下简称汪书)①一书是以系统论作其骨架。系统论的优点是重视宏观,在时间上采取较长的段落,以观察长时间的演变轨迹;在内容上顾及多项因素,及因素间的关连,甚至于相互间的有机体功能。无论是时间纵度上所发生的事件,或同一时间横切面的互动关系,系统论是以建立模式为其目标的。这种模式之建立,有助于读者了解长时间的发展趋向,亦有助于在同一时期的繁杂现象中理出一些互动规律。系统论在西洋社会科学界常被采用,近年来资讯科学突飞猛进,更加强了系统论方法的准确性。 就中国历史的研究而言,由于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丰富,每一个断代就包括了一个或多个社会有机体,学者终一生之时光,无法历代皆通,所以在大学里皆分段教授,或分专史教授;所谓教授中国通史,则属概括性了解,并不深入。所以治国史的学者,若作研究,大都是小题小作,或小题大作,其优点是深入,其缺点是见树不见林,治某一朝代者往往不甚注意上下朝代。为了减轻这种缺点,我的长辈提醒我,题目尽可以小,注意面至少要以两段落为长期目标,如陈寅恪先生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劳干先生治秦汉、魏晋南北朝,陈 先生治先秦、秦汉,严耕望先生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秦汉,许倬云先生治先秦、秦汉及魏晋南北朝,全汉 先生治经济史自中古以迄明清等。专治一个朝代者发现某一现象,或许会洋洋自得,认为这是独特的现象,但如在上一个朝代,或下一个朝代亦发现同一现象,这就不是独特的现象了。更进一步而言,上下朝代虽然某一现象不一定相同,但可能是历史演变中的相关两期, ①汪征鲁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90万字)一书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系 在其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选官制(系统)研究》(60万字)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第3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5月 Vol.37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5 ────────── 收稿日期：2014-10-27 作者简介：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49- 文学文化研究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 以南社群体（1912-191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考察对象 郭建鹏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成为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分期上，将1912-1917的文学创作置之一个荒芜边缘，此时正是南社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是文学由古典向现代性转变的桥梁，成为民国文学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民国文学史；南社群体；文学活动；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3-0049-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3.013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y Taking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Nan She as a Study Object GUO Jian-peng (College of Art,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literary, especially on the installments which put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of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17 on a barren edge when it was the peak of literary activities of Nan she. Nan she’s literature style, which is a bridge for literature to transform from classics to moder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And it becomes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Nan she groups; literary activities; political discourse 当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春雷在近现代文学界炸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晚清是否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代文学其是否为独立性存在，在人们争论“晚清”“五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历史是前进的，如晚清到民国、到反袁、到五四的进程，而文学创作也是有循序渐进的。晚清按历史发展观应止于1912年宣统退位，现代文学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1912-1917这段历史上的时空却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而此时，正是南社社会活动的高潮，也是南社文学创作的繁盛期。关于南社文学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与体裁的多重旋律，一直缺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研究南社的学者更多的以其“革命性”来阐释南社在历 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其二是南社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一直是新文学家批判、诟病的对象；其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关注和深化强调的，是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现代性问题是在政治话语权下的寻觅与阐述，认为它的源头在“五四”，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现代性诞生于晚清。但如何用“现代性”来建构中国新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暴露，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随着政治上的松禁，研究者提出用“民国文学”“民国机制”“民国视野”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命题，并通过学理与学科建构等方面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让“民国文学史”替代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等文学命题，同时民国文学史又该怎样建构与书写才能避免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弊端，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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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作者：张丁， 王兆辉， Zhang Ding， Wang Zhaohui 作者单位：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刊名： 图书与情报 英文刊名：LIBRARY AND INFORMATION 年，卷(期)：2011(2) 参考文献(5条) 1.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2004 2.重庆晨报抗战历史档案文献寻访:重庆赴台购回65箱抗战文献 2009 3.张宪文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期刊论文]-民国档案 2000(01) 4.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005 5.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大事史料长编 2008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阮素雯.RUAN Su-wen试论民国文献损毁的原因[期刊论文]-山西档案2010(6) 2.张丁.王兆辉试论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议[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11(1) 3.王玉晶.WANG Yu-jing试论民国文献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期刊论文]-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6) 4.邓雪梅.DENG Xue-mei贵州省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现状及对策[期刊论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25(5) 5.孙琴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研究[期刊论文]-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1) 6.翟桂荣.ZHAI Gui-rong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图书馆论坛2008,28(5) 7.万华英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期刊论文]-四川图书馆学报2008(4) 8.张素梅民国文献保护之探研[会议论文]-2006 9.郑春汛民国文献的价值与保护对策研究[期刊论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 10.何先进.刘莉.何玉花对馆藏民国书刊文献数字化的探讨[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本文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666774440.html,/Periodical_tsyqb201102034.aspx
绪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讲 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 （一）什么是政治 ?三种政治观的演进 ◇西方政治观 ◇中国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当前学术界的观点 关系说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 过程说 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 活动说 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所进行的夺取、组织、巩固并运用国家政权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全部活动。 制度说 处理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物中关于权力与服从关系的一般原则、制度和策略。 现象说 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实现其利益和目标，运用特殊公共权力，根据一定的原则、整合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使社会纳入一定的秩序，并得到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现象。总和说 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政治的要素 ◆政治的原动力是利益 ◆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 ◆政治作用在于整合社会、协调矛盾 ◆政治目的在于社会的稳定、有序和发展 ?政治的界定 基于一定的利益，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二）什么是政治思想 ?界定 人类对于政治现象的认识、对于政治问题的主张和观点 ?特征 ?以国家为核心主题 ?关于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的观点主张和理论体系 ?政治思想不断变化（政治本身、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者观念） ?如何理解 ?认识国家 对国家的一般看法，如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前途等，属于对历史和现实中国家的
第32卷 第2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Vol.32 No.2Journal of Sout 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r.,20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初政党政治史”研究述评 别 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 要:“民初政党政治史”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热点。20多年来,其研究从对民初政党的个体组织的考察及其深化细化,党魁与政党的关系及其政党思想,政党与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到整体上探讨民初政党政治在短暂的试行后即走向失败的原因,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关键词:政党;政党政治;议会;党魁;失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677(2006)022*******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当时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均希望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移植于中国,而作为议会政治主要内容之政党政治也于此时在中国风行一时,“立宪政治,惟有政党为能运用之”[1]2320。两派势力均积极组织政党,出现了组党热潮,以致政党纷立,几个较大的政党以议会为主要阵地,展开激烈的斗争,希图通过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而组织政党内阁以便掌握政权,实现其抱负。“凡政党以议会为战场,以议员为战斗员,以议案之计划为战略。”[2]2543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加之当时国人对议会政治、政党政治认识的肤浅,使其很快即走向了失败。因此探讨民初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的运行情况及失败原因就成为我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以期对我们今天有所借鉴,即是古人所谓的以史为鉴。这正是东西方人研究历史的异趣之处,西方人喜欢探寻历史是什么样,而东方人则喜欢追问历史为什么会这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对于民初我国历史上仅有的试行的西方式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研究愈益吸引人们的视线,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拟对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民初政党政治的研究作一综述,以期对此领域的研究状况有一大致的了解。总的说来,20多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单篇论文较多,而专著较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关民初政党政治方面的论文自80年代以来大约有近百篇(论文及专著统计未包含台湾及海外),专著大约10种(含博士论文)。以上论著的内容大致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民初政党组织的个体考察,如同盟会、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的成立及运行情况;二是党魁与政党的关系及党魁的政党思想,如宋教仁、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其政党思想,梁启超、汤化龙与进步党的关系及其政党思想;三是政党与议会的互动关系。而着力最多的则是对民初政党政治在短暂试行后即走向失败的原因的探讨。本文即从上述几方面进行综述。 一、对民初政党个体组织的考察 在对民初政党研究方面,台湾历史学界比大陆的起步要早,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张玉法先生从60年代起相继写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及专著,其研究既从精细上着手,又从宏观上把握;既探讨了民初政党的起源(《清季的革命团体》;《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8)1971年),又对当时各主要政党进行比较研究。他在1985年出版的《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洋洋46万余字,集张先生20年从事民初政党研究之成果,其内容虽多由其已发表之论文汇合而成,但仍是一部系统论述民初政党的专著,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无超过于此者。该著突破了前人仅对民初政党作泛泛性介绍的框架,对民初之政党作了较深入的挖掘,将革命派与立宪派政党(张先生将两者称为激进派与保守派)都置于民初复杂的政局中进行研究,对两者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之间的关系作了较精确的分析,认为两派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水火不容,但两者均希望在中国实现健全的两党政治,认为“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抗,历史的意义大于社会的意义,人的因素大于党义的因素”,对该两党政治理念予以肯定。并认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是因为“在民初的政党结合中,国民党以及与国民党接近的党派为一极端,袁政 051收稿日期:2005212219 作者简介:别琳(1969-),女,重庆市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我国对南亚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并且对印度宗教、史诗研究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出版了众多学术刊物，并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国际关系等领域，并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组建了相关研究机构，使南亚史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门重点学科。 南亚史研究的成果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与北京、上海、四川的相关机构被誉为中国“南亚研究四大基地”，其中云南省社科院因为与南亚交接的地理位置，自然研究成果要比其他地区多而独特。十多年来，这些学者们积极地与南亚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00余个，出版《中国·南亚书系》等著作30余本，在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 我国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我国
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研究书目主要有季羡林：《季羡林全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刘建等著；《印度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尚会鹏著：《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印)R. C. 马宗达等合著；《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林承节；《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等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涂厚善编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D.D 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林承节著；《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承节著；《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任鸣皋等编；《论甘地》上海社科出版社1987，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温蒂·朵呢吉·奥弗莱厄蒂；《印度梦幻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树英；《印度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尚会鹏；《圣雄甘地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