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人文论丛
第2卷第1期Huazho ng H umanit y Fo rum2011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
霍 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晚清时期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都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致力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以求系统的了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民国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综述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民国教育史的论文和专著。对这一时期民国教育史研究现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的了解当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又因教育史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本篇文章将重点论述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民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学校教育
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发展也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发展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对学校教育的研究的论著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学校教育包括很多方面,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大学方面。
余子侠在其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虽然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保证教育现代化的正常进行,为落后地区传播了新的文明等等。 徐国利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时间、阶段和数量,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的论述,力求对有关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许小青则关注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进行的大学区试验,认为大学区制的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同时亦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 首都最高学府 中 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窘境。 潘国琪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校制度的连续性,但同时也是加强国民党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
除了以上类型的文章对大学教育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之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对各个大学本身的研究,伊秀芬在其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 一文中,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介绍了其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办学特色,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为河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绍军在其 西南联大与云南现代高等教育 一文中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8年,对云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对处于艰难时势中的云南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而且还促使云南师范大学的诞生。 王奇生则关注到了国民党与大学的关系,他认为,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也正是由于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 民主堡垒 。 徐秀丽在其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 以清华、北大为例 中充分肯定了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地位的重要性。教授 治校 ,教授不仅 参与 校务,而且 决定 校务。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
在学校教育中,职业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吴玉琦在其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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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 一文中总结了我国近代以来职业教育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当代的职业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戚洪在 民国时期江苏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及成因 一文中,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的角度概括了江苏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并从民国时期江苏经济、社会、文化和区域等方面对体系特点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为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曲铁华,罗银科在 论国民政府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中认为,民国初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过去职业教育的衰微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不懈提倡。其影响主要是农村职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在法令上更加重视职业教育等。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的发展对我国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一时期有关学校教育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大学教育上,与之相比,对中小学教育的研究显得寥寥无几,这与中小学教育在民国学校教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不相称,这可以说是民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相对于学校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教育模式,是在近代以后才兴起的教育事业,其作用主要是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发展的重要分支。近年来,社会教育开始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并出现一批专门研究社会教育的论著。对社会教育的研究包含了许多方面,既有对传统社会教育各方面的研究,又有对那些因应时事而出现的社会教育的关注。
周慧梅在其 关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馆研究的思考 中认为,作为推行民众教育中心机关的民众教育馆,在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民众教育馆的研究也为教育的进一步民众化提供了理论思考。 王兆祥的 近代华北城市社会教育形成与发展初探 对近代华北城市社会教育的形成背景、教育形式、发展状况、社会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社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中国北方城市迈向近代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特种教育是国民政府在特殊区域实行的一种社会教育,其目的是要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肖如平的 试析南京国民政府的特种教育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特种教育进行了论述,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把 清共 和控制民众放在优先地位,使特种教育在前期未能办理社会工作,而成为反共的工具。抗战时期,特种教育对培养民族意识、动员民众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民国社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毛文君、赵可的 民国时期社会社会教育实施效果有限的原因探析 以民众教育馆为例 一文,以民众教育馆为例,分析了民国社会教育实施效果有限的原因。 刘克辉的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述评 指出,新中国以来,人们对乡村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思潮和乡村教育实验区及其代表人物、乡村私塾与乡村学校的关系、乡村教育经费、乡村教师及其待遇、乡村师范、乡村社会教育等方面。由于资料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评价有失偏颇,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俞国、杨天树所写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识字运动浅论 指出,识字运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配合,以民众教育馆为社会管理机关,民众学校为基本组织形式,民众图书馆为 活的教育中心 ,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教育方式同时进行,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成为民国教育领域中的一大亮点,其成败得失,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教育思想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思想的发展,教育思想可以说是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发展,反过来,教育思想的发展又可以为教育指出正确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近代教育思想的研究逐渐成为民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民国的教育思想因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环境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张晓唯的 民国时期 教育独立 思潮评议 对民国时期兴起的 教育独立 思潮进行了简要的评议,认为教育属于国家大政之一,不可能脱离政府而独自存在。相反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有力而切实的保障系统,在立法和决策等关节上确保教育的优先和至上地位。 张天宝、王攀峰的 我国近现代 教育救国思想 述评 认为教育救国思想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虽然它突出并强调了教育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地位,但因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没有认识到教育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于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现象的性质,而导致了它的最终破灭。 曲广华的 五四时期 职教救国 思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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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述了五四时期职教社提出的 职业教育救国 的思想,并认为其在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促进反帝反封建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作用。 曹天忠的 民族中心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 一文指出,三民主义教育涉及近代中国教育重心的建立,而且与国民党在大陆政权巩固与否关系至大。本文通过对民族中心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的考察,折射出了三民主义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并且能为今天提供深刻的反思。 熊贤君的 论战时教育思潮与战时教育的发展 对抗战时期教育界为适应抗战之需要所形成的战时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认为它保证了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因为抗战而全面停辍,从而为抗战建国储备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四、留学教育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人们开始学习西方以图强国之道,出国留学成为进一步学习西方思想的重要途径。进入民国之后,留学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模式广为流行。近年来,研究民国时期留学教育的论著逐渐增多。
王奇生在其 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官僚政治 一文中,探讨了归国留学生在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期的情况,认为虽然政界是归国留学生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在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内大学数量的激增,打破了过去留学生垄断官场的格局,但是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仍会吸收留学生在政府中任职,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政权中的比例上升。 易青的 抗战时期南京政府留学生派遣工作述评 一文,分析了抗战时期南京政府留学政策的一系列变化及这一时期留学生派遣的鲜明特点。 李喜所分析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互动,认为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同一性中的良性互动关系。 孔繁岭的 抗战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变化,鉴于外汇的紧缺和战后的需要,国民政府的留学生政策经历了前严后松的变化,在整个抗战时期,这些海外留学生对抗战的胜利和世界科技的进步,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新宪的 论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一文探讨了近代留学生在西方自然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思潮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近代留学生通过构建民办科学社团,社会启蒙科学理论的宣传并举,注重科学实践注重先进的科研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对留美、留欧、留日教育的专题性研究也比较普遍,对于我们研究近代留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上所论述的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些相关论文,实际上,这一时期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除了论文之外,还出现了许多专著。例如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孙培青主编的 中国教育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曼倩、金林祥主编的 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国钧主编的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等,这些著作都是系统的论述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而民国时期做为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些书中都对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这一时期还有很多专门论述民国时期教育的著作出现,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冯开文的 中国民国教育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国华的 民国时期的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支光华的 民国教育史 都是对民国教育各方面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论述,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的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除了这些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著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教育的某一方面的专著。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余子侠的 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苗春德的 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 以及王雷的 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 等。
另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教育史资料的整理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根据中国近代教育史发展的脉络去进行教育史资料的整理,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对当代教育的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近年来,已经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主要有: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 民国教育公报汇编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教育卷、 民国丛书 中国教育史 、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汇编 、 教育部文牍政令汇编 等。此外还有 日本侵华教育全史 、 中外教育交流史 等一些专著。这些出版物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史料进行了整理汇编,内容丰富,范围涉及比较广,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结语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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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十年来说,2000年以后的近十年间有关民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明显比较丰富。在这之前,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也许由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缺乏突破和创新。这一时期除了对学校教育的研究外,对社会教育、留学教育以及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明显增加,这说明民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是,民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史其本身的交叉性使得一直以来在教育史的研究队伍中,既有历史学者,又有教育学者,但是,对教育史这样交叉学科的研究,又缺少理论方法的创新。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多是孤立的运用一种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单纯的运用历史学,就会使得研究成果缺乏理论的深度,给人一种史料堆砌的感觉;而出身于教育学界的研究者则很少能进行艰辛的史料搜集与考证,不能重视中国的历史事实。
注释
余子侠: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 近代史研究 1995年第6期。
徐国利: 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 , 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2期。
许小青: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 , 近代史研究 2007年第2期。
潘国琪: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述评 , 浙江社会科学 1995年第4期。
伊秀芬: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 , 民国档案 2002年第1期。
杨绍军: 西南联大与云南现代高等教育 , 云南社会科学 2004年第6期。
王奇生: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 历史研究 2006年第4期。
徐秀丽: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 以清华、北大为例 , 史学月刊 2008年第3期。
吴玉琦: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史经验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3期。
戚 洪: 民国时期江苏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及成因 , 民国档案 2006年第3期。
曲铁华、罗银科: 论国民政府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 东北师大学报 2008年第2期。
周慧梅: 关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观研究的思考 ,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王兆祥: 近代华北城市社会教育形成与发展初探 , 天津社会科学 2003年第1期。
肖如平: 试析南京国民政府的特种教育 ,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4年第5期。
毛文君、赵 可: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实施效果有限的原因探析 以民众教育馆为例 , 广西社会科学 2006年第11期。
刘克辉: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刘克辉, 史学月刊 2007年第11期。
俞 国、杨天树: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识字运动浅论 , 民国档案 2008年第4期。
张晓唯: 民国时期 教育独立 思潮评议 , 历史教学 2001年第7期。
张天宝、王攀峰: 我国近现代 教育救国思想 述评 , 宁夏大学学报 2001年第5期。
曲广华: 五四时期 职教救国 思想新评 ,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
曹天忠: 民族中心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 , 学术研究 2005年第7期。
熊贤君: 论战时教育思潮与战时教育的发展 , 民国档案 2007年第3期。
王奇生: 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官僚政治 , 历史档案 1991年第1期。
易青: 抗战时期南京政府留学生派遣工作述评 , 求索 2002第2期。
李喜所: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互动 , 社会科学研究 2004第5期。
孔繁岭: 抗战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 抗日战争研究 2005年第3期。
黄新宪: 论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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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１．资源学派与核心能力理论２．学习型组织理论３．有关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４.最新趋势 １.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 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
心能力。核心竞争力 （一）.基本概念：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二）.观点基本：（1）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资源、知识、技术等的积累、整合过程。（2）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只有当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异质、不可模仿、难以替代的标准之时，它们才成为核心竞争力，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２．学习型组织理论彼得·圣吉1990年的著作《第五项修炼》从组织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战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动态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组织学习就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企业的成败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学习变得特别重要。作者也具体提出了成为学习型组织所必须具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系统思考贯穿于其他四项修炼的全过程，它整合其他四项修炼而成一体。对组织来讲，单独进行某项修炼并不难，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把这五项修炼结合在一起进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即:1994-1997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94－199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 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集团化、金融国际化和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 第一，跨国流动的巨额短期资本同实物经济越来越脱节，变化大大决于实物经济的变化，严重“虚拟化”，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因此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这种虚拟资本往往可以用较少的本金控制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千倍于己的资金，投向风险高、回报高、周期短的外汇、股票、期货以及衍生工具等市场。它们抓住某国经济结构中的弱点进行炒作和投机，且其流动不遵循实物经济的逻辑和规律，而主要受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左右。因此，表现为资本大规模的无序、不可预测的跨国流动；这种不受实物经济规律约束的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反过来对实物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更加活跃，高潮迭起。80年代以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在东道国新建项目来形成生产能力，进入目标市场。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跨国投资则主要以兼并和收购方式实现，并一次次掀起并购热潮。通过同行业并购，跨国公司强强联合，得以优势互补、增强实力，直接借助已有的资源和渠道迅速有效地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据
统计，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约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占20%。1997年以购并方式实现流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的58％，价值高达3420亿美元。欧元启动后，欧洲资本大市场的形成将迫使欧洲的企业、金融机构大规模合并重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资本追求利润和投资安全的双重属性，在跨国流动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外国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对投资地的安全和增值可能性进行评估和权衡的过程。从流向上看，约7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30％流向发展中国家，且集中在少数社会政治稳定、政策完善宽松、经济发展较快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90、1995、l99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高达79．3％、70．6％和68％，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分别为20.6％、28.l％和30.2％，且主要集中在拉美、加勒比地区和南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非洲的份额极小。 第四，随着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加快，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功及其持续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能否便捷而有效地利用东道国的本地智力和社会综合资源（相对于自然国是否具有鼓励开发创新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拥有具备创造和创新潜力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是否拥有相关的配套产业和企业群，是否具备丰富资源而言）来加强其适应市场的竞争能力。因此，东道的知识、智慧和信息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 比较分析及其引起的思考 摘要：频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总共发生了四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对这四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从成因背景、影响程度、各国治理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共性和特性分析，从而为我国经济在日后如何应付金融危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从历史进程来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普遍呼声，我国应当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分析探讨以前各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特点，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共通之处，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上面提到的四次危机都是近期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发展都有其自身深刻的背景原因。因此，本文分别从危机的背景和成因、危机的传递和影响以及解决危机采取的对策三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对上述四次危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中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有所启示。 一、四次金融危机简介 第一次是1992年9月的欧洲货币危机,又称“9 月危机”。是年9月,在欧洲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英镑和里拉、抢购马克的风潮,一时间,英镑和里拉对马克的汇价急剧下挫,在官方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英镑和里拉先后退出欧洲货币机制,实行自由浮动。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也受到重创。在这场危机中,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瑞士等国的中央银行向外汇市场投人了近10 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约60亿美元。欧洲货币体系因此面临自建立13 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它迫使欧洲货币体系在短时间内两度调整汇率,这就给欧洲货币体系乃至经济与货币联盟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次是1994岁末199 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 94年12月19日墨西哥财政部长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次日,政府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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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作者：张丁， 王兆辉， Zhang Ding， Wang Zhaohui 作者单位：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刊名： 图书与情报 英文刊名：LIBRARY AND INFORMATION 年，卷(期)：2011(2) 参考文献(5条) 1.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2004 2.重庆晨报抗战历史档案文献寻访:重庆赴台购回65箱抗战文献 2009 3.张宪文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期刊论文]-民国档案 2000(01) 4.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005 5.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大事史料长编 2008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阮素雯.RUAN Su-wen试论民国文献损毁的原因[期刊论文]-山西档案2010(6) 2.张丁.王兆辉试论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议[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11(1) 3.王玉晶.WANG Yu-jing试论民国文献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期刊论文]-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6) 4.邓雪梅.DENG Xue-mei贵州省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现状及对策[期刊论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25(5) 5.孙琴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研究[期刊论文]-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1) 6.翟桂荣.ZHAI Gui-rong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图书馆论坛2008,28(5) 7.万华英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期刊论文]-四川图书馆学报2008(4) 8.张素梅民国文献保护之探研[会议论文]-2006 9.郑春汛民国文献的价值与保护对策研究[期刊论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 10.何先进.刘莉.何玉花对馆藏民国书刊文献数字化的探讨[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本文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7b10246024.html,/Periodical_tsyqb201102034.aspx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1、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兼并重组成为重要主题，新的管理 思想和技术大量涌现和应用，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重下降（围绕团队 和流程重组，以提高成本有效性、企业灵活性及反应速度）。查尔斯.汉迪的 生产率和利润公式：用原来一半的人，支付两倍的薪酬，创造三倍的价值。 2、技术变革与服务经济势不可挡。计算机从提高效率工具变成群众沟通、组织 学习、知识分享工具，网络及通讯商业应用导致一部分工作消失和产生、工 作方式变化，服务业效率提高支付高薪酬、相应提高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经济3、对个人及组织整体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必须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表现为能与企业区别、员工现有的知识能力（外在）、态度、动机、价值观、 行为（内在）等。 背景 4、客户的预期和期望不断提高。在传统基础上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应调整组织设计、领导技能，建立与客户满意度联系的绩效制度。此外，客户 概念延伸到组织内部。 的 5、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周期越来越短。职能型组织的审批制不能适应市场，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增加灵活性和效率，向员工授权，要求员工获得更多能力。变化 6、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供给和使用在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员工向智能型转变，对员工更大授权，员工学习新知识技能，承担更多风险，新员 工更关注发展、自主挑战。雇佣由终身承诺变为绩效契约。 1、组织设计与工作设计：职能型向市场导向组织结构转变，个体向团队转变。 2、沟通方式：垂直（决策方向单一）向平行（信息水平流动）。 管理 3、职业保障：靠贡献而不是靠忠诚。 实践 4、对待风险和错误：允许合理犯错误，要求承担风险。 的 5、创新活动：由专门部门到所有员工，要求持续创新。 变化 6、经营战略：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得有效率，做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事。 7、组织有效性的来源：从裁减人员、削减费用到提升质量和服务。 8、对变革的反应：由被动地使外部效应最小化到开拓外部市场抓住机会。 9、满足客户方式：注重客户潜在需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活方式的转变 （以下内容为经由本人实践调查原创写作） 1990到2000年间，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正是改革开放开始大踏步前进的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作为九零后的我，从有记忆以来亲眼见证了我身边的变化，小到吃穿住行，交通通讯，大到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转变都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一时期国家做出了一项关乎中国国未来经济走向的重大决定——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开始实行。这一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继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推动中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重要转折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九十年代以前，由于物质条件较差，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基本都是定量供应。在粮食方面，供给的大部分都是粗粮，每人每月仅供28斤左右，勉强达到温饱，至于想要种类丰富的蔬菜水果更是天方夜谭。而九十年代以来，吃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到九十年代中期，定量供应制度取消，食物的数量与种类明显增多。细粮的大量上市，改变了从前粗粮主导的饮食结构。 在服饰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单一款式与色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日常的衣着穿戴也逐渐有了新的流行趋势，踩脚裤，文化衫，松糕鞋，流苏裙等成为了人们热捧的时尚。大波浪，富成头更是成为九十年代的经典发型。 这一时期，家电的普及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冰箱，电视，洗衣机作为新的“三大件”在家庭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对这一时期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有力见证。 交通与通讯状况在九十年代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九零年以前，一小时才有一趟的公交车都是奢侈品，更不用说私家车什么的了。进入九十年代，公交车的数量大幅提高，车次明显密集，另外还有计程车的普及，更是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带来了相当的便利。这一时期，电话在家庭中基本普及，逐渐改变着写信——邮寄——等待——焦急而不得回信的局面。而BP机更成为了通讯的新宠，这种可移动通讯设备的流行与现在人们对Iphone的追捧相差无几，更大程度的方便了通讯联络。而手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已经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电脑与互联网开始进入家庭，同样成为这一阶段经济进步的见证。虽然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就它的便捷与速度而言，已然为日后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这一切的经济发展与进步都与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密不可分——下海经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政府对个体私人的经营不再严格限制，正相反，甚至更加鼓励“一批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抓住机遇，加入到下海经商的行列，一时间市场经济空前活跃，从而十分有效的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提高。加之我国积极推进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初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并逐渐向国际靠拢。财富不断的积累，生产力与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盛况。截至九十年代末，人们的平均收入甚至可达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十倍以上！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绝对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 199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大踏步发展的阶段，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正走在由温饱向小康发展的路上。生活物资的空前丰富，使人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华中人文论丛 第2卷第1期Huazho ng H umanit y Fo rum2011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 霍 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晚清时期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都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致力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以求系统的了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民国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综述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民国教育史的论文和专著。对这一时期民国教育史研究现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的了解当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又因教育史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本篇文章将重点论述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民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学校教育 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发展也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发展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对学校教育的研究的论著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学校教育包括很多方面,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大学方面。 余子侠在其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虽然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保证教育现代化的正常进行,为落后地区传播了新的文明等等。 徐国利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时间、阶段和数量,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的论述,力求对有关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许小青则关注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进行的大学区试验,认为大学区制的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同时亦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 首都最高学府 中 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窘境。 潘国琪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校制度的连续性,但同时也是加强国民党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 除了以上类型的文章对大学教育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之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对各个大学本身的研究,伊秀芬在其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 一文中,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介绍了其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办学特色,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为河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绍军在其 西南联大与云南现代高等教育 一文中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8年,对云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对处于艰难时势中的云南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而且还促使云南师范大学的诞生。 王奇生则关注到了国民党与大学的关系,他认为,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也正是由于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 民主堡垒 。 徐秀丽在其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 以清华、北大为例 中充分肯定了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地位的重要性。教授 治校 ,教授不仅 参与 校务,而且 决定 校务。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 在学校教育中,职业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吴玉琦在其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 271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
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
世界历史大事年表 20世纪初～20世纪末90年代末 ◇1917.11.7（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8.11.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1～6 巴黎和会 ◇1921.11～1922.2 华盛顿会议 ◇1922.10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 ◇1922.12 苏联成立 ◇1929～1933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931.9.18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九一八”事件 ◇1933.1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建立法西斯专政◇1933.3 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实行新政 ◇1937.7.7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1938.9 慕尼黑会议 ◇193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1.6.22 苏德战争爆发 ◇1941.12 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6 中途岛战役 ◇1942.7～1943.2 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4.6.6 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欧洲第二战场开辟◇1945.5.8 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1945.9.2 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 ◇1945.10 联合国成立 ◇1947.8 印巴分治，印度、巴基斯坦独立 ◇1948 以色列建立，第一次中东战争 ◇1947.3 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 ◇1948 美国开始“马歇尔计划” ◇1949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49.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1955 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1956 匈牙利事件 ◇1959 古巴革命取得胜利 ◇1960 非洲有17个国家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 洲独立年” ◇20世纪60年代初不结盟运动形成 ◇20世纪60年代初～1973 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 ◇1967 欧洲共同体成立 ◇1968 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1973 第四次中东战争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 ◇1991年底苏联解体
探索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1949年以后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马克思本人写出的唯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
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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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冷战时代的结束，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的广泛普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人类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成为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著特征。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些体现时代特征的管理理论，主要有精益思想、核心能力理论、人本管理理论、组织扁平化理论、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和最新趋势。 一: 精益思想: ?精益思想的产生背景 精益生产(LP—Lean Producti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等专家通过“国际汽车计划(IMVP)”对全世界17个国家90多个汽车制造厂的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一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 ?精益思想 精益生产：企业把客户、销售代理商、供应商、协作单位纳入生产体系，同他们建立起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组成一个企业的供应链。 精益思想：是指根据用户需求定义企业生产价值，按照价值流组织全部生产活动，使要保留下来的、创业价值的各个活动流动起来，让用户的需要 拉动产品成产，而不是把产品硬推给用户，暴露出价值流中所隐藏的muda，不断完善，达到尽善尽美。 ?精益思想的五个原则 (一)根据客户需求，重新定义价值 精益思想的关键出发点是价值，价值只能由最终客户来确定。即价值只有在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 来表达时才有意义 (二)识别价值流，重新制定企业活动 识别价值流的含义是在价值流中找到哪些是真正增值的活动、哪
些足叮以立即去掉的不增值活动，即浪费。精益思想要求价值流域中的 各个企业重新思考其经营方法，共同发现浪费，消除浪费。 (三)使价值流动起来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如部门的分工、大批量生产等等。阻断了本应动起来的价值流。精益将所有的停滞视为企业的浪费， 用持续改进、JIT、单件流等方法创造价值的连续流动。 (四)依靠客户需求拉动价值流 理解拉动思想的最佳途径，要从一个实际客户表示对一件实际产品的需要开始，然后倒推至，把合意的产品交给客户所需要的各个步骤， 而不是把用户常常不想要的产品硬推给他们。拉动原则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能抛开预测，直接按用户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 (五)追求尽善尽美 价值流中浪费的步骤不可能通过一次改善彻底消除，浪费是被不断发现和具体化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当前的价值流状况设定一个新的 目标，重新开始流动和拉动的过程，发现和消除更多的浪费，不断地持 续这改边过程。 二：资源学派和核心能力理论： 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理论产生背景 1、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不满：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虽然提供了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说明了产业吸引力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决定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距并不比产业间的利润差距小，在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可以发现利润水平很高的企业，在吸引力很高的产业，也有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这些都是波特战略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另外，波特的战略理论还往往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缺乏经验或与自身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角化经营，这方面不少失败的案例也对该理论提出了疑问。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波特后来又提出了以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几乎涉及企业内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问题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战略重点，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