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革命推翻清朝是因为革命派更进步(因而更正确)的论述,同理也常见于论证北伐军何以能战胜北洋军阀。不论史学究竟是否可算严格意义的“科学”(近年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关注),这样先验的研究倾向肯定减少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在此倾向下重建出的史实,也可能距原状更远。
以民国史研究为例,我们的民国史研究近年发展较快,论著日多,若以进步速度论,在近代史研究中应可名列前茅;但与近代其他时期的研究相比,深入程度仍嫌不足。对民国时期的人与事(特别是人),我们的认识似尚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除一些类似五四、五卅、北伐、抗战、国共之争等大事件有数量较多的集中研究外,其余内容恐怕连普遍的覆盖都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而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动与静、各社群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活苦乐、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特别是相对边缘者),以及学术界的主流与支流等面相,我们的了解恐怕都还相当不足。概言之,整个民国史研究或者可以说是骨干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而全面的社会与集体心态重构尤嫌不足,一个比较全面的动态民国历史图像还有待于重建(即使对上述已集中研究的事件,也存在有选择地注重和忽视不同因素的问题)。
民国史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是一个相对更为薄弱的时段。此不独中国如此,西方亦然。在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两卷共26章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占两章;在法国学者J ean Chesneaux,Fra ncoise Le Bar bier and Ma riecla ire Ber g re撰写的民国史(China fr om the1911Revolution to Liber ation,tr.by Pa ul Auster,L 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New Y ork:Pantheon Books,1977)中,北洋时期为全书12章中的一章;在以研究军阀时代著称的美国学者谢里登(J a mes E.Sheridan)写的另一本民国史(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 a in Chinese Histor y,1912-1949, New Y ork:The Free Press,1975)中,北洋时期为全书8章中的一章,比例稍高。近年中外对北洋时期的研究稍增,但总量仍不算多。很显然,败落的北洋军阀已成为历史写作上的“过渡”章节。
其实,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即使仅仅想要了解国民党何以能战胜北洋军阀,也必须对失败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给对立面以发言权,然后可得到接近原状的认知。只有对国民党(在一定时期内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和北洋双方的心态、观念、行为及其互动有比较深入而接近原状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这一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从既存研究北伐时期的多数论著看,过去似倾向于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仿佛20年代一直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力量在进行斗争。其实,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身处2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伐前后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南北之争。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特别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引起人的充分注意。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争斗,只是在1927年武汉与南昌的对立出现后才渐为人所知。当时报刊上最著名的“赤党”,实际上是活跃在台面上的左派国民党成员徐谦与邓演达,对真正的中共反而了解不多也注意不足。
这样看来,既存的研究倾向有点“倒放电影”的味道。“倒放电影”手法的优点是:由于
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物的重要性。以后见之明的优势,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特定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但这一手法也可能有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这样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熹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出一些脱离时代的研究结论。
黎澍先生曾总结出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缺点,其中之一就是追随“国民党观点”,即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这一倾向其实在西方也存在,尤其在民国史研究中特别明显。自从国民党开府广州特别是宋子文掌管财政后,实行了西式税收新政策,使政府财源陡增,有力地支持了广州政府的东征北伐。过去许多中外研究者都将国民党的新政策视为中国财政的“现代化”而予以肯定,但当时舆论对此曾有非常强烈的反弹(意味着民间对此“现代化”举措甚为不满)。无论后来怎样评价这一政策,当时这些反对舆论长期为中外研究者所忽视,很能说明中外的民国史研究无形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比北洋更进步的)国民党观念的影响。
章太炎就是当时指责国民党擅加苛税,其暴敛害民甚于北洋政府中的一个。而现存对北伐前后政治的研究,除极少数外,均甚少提及像章太炎、梁启超这样一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且颇活跃的思想大家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言论。其实,对身处战乱与革命时代的各种类型的读书人(包括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及其怎样因应时势的考察,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那一时代的整体理解。但在一般对章太炎的认知中,公开站在北洋军阀一边这一事实并非他这位革命家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阶段或面相。
这就凸显出“倒放电影”手法另一明显的不佳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其结果,我们重建出的历史多呈不断进步的线性发展,而不是也许更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动态情景。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选择题材和排比史料,以避免枝蔓;但在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皆被剔除后,重建出的史实固然清晰,是否也有可能会偏离历史发展的原初动态真相呢?
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有些看上去与所处时段的历史发展结局不一定有非常直接关系的“枝节”性侧面,其实仍能折射出“整体”的相当时代意谓。民国史上类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重要时段,尤其不容忽视。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的“失语”面相并给予其“发言权”,我们的民国史图像一定会更具“全息性”,很可能民国史上“进步”的面相也因此比原来所认知的更加生动丰满。
(作者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成都市 610064)
责任编辑 张小路
中国新闻传播史笔记（一） 第一章中国古代新闻传播事业 第一节中国古代报纸产生前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传播渊源 二．早期的传播手段和传播载体 １．非文字形式：口头传播，烽烟和旗鼓、木铎（大铃） ２．文字：利益（西周）甲骨文、金器、刻石 ３．竹、露布 第二节古代报纸的诞生和唐代进奏院状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手抄新闻——开元杂报 一．唐代的进奏院和进奏院状 １．古代报纸起源的几种说法。周朝说、汉朝说、东晋说 二．孙樵和开元杂报 三．敦煌的进奏院状 第三节宋代的邸报和小报 一．邸报的出现和有关邸报的制度。 宋太宗设都进奏院正式发行邸报。快件：急脚递，摆铺“定本”制度：经过官方审定的邸报。二．民间小报的诞生与发展 意义：１．“新闻”一词最早出现２．冲破封建王朝对新闻体制的专制。 第四节：元明两代的新闻事业。 一．元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二．明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１．明代邸报的发行日刊，小册 传播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 ２．民间报房和抄报行的诞生与发展 ３．万历邸钞，天变邸钞，急选报 急选报：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现存） ４．起义农民的新闻传播活动 竹筹、揭帖、旗报、排报 第五节清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 清代官方新闻转播制度 1.发行渠道：通政使司——六科——提塘 （收受）（发抄）（抄传发行） 2.清代提塘分京塘和省塘 3.官报的内容：官门抄：朝廷的动态消息。 上谕：臣僚章奏： 4.提塘报房：雍正 5.小报（小抄）：非法报纸（被禁）清何遇恩、邵南山 二. 清代的民间报房与京报。 民间报房出现在乾隆中叶以后的事，以“公慎堂”为最早，聚兴，公兴两家开业最早，创于咸丰年间。 三. 地方新闻传播活动和辕门抄 四. 古代报纸没落的原因 主观：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而采取压制政策。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历史细究起来有时会很有意思。辛亥革命是在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起义计划受挫的情况下，由新军中的下层士兵发动的，然而就这一次起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辛亥革命之于民国文学史，似乎更属偶然：1911年10月10日这天本与中国文学的发展毫无关系，但就因为这一天标志着千年帝制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果现在谈论民国文学就再绕不过辛亥这个话题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蒋介石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我国对南亚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并且对印度宗教、史诗研究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出版了众多学术刊物，并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国际关系等领域，并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组建了相关研究机构，使南亚史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门重点学科。 南亚史研究的成果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与北京、上海、四川的相关机构被誉为中国“南亚研究四大基地”，其中云南省社科院因为与南亚交接的地理位置，自然研究成果要比其他地区多而独特。十多年来，这些学者们积极地与南亚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00余个，出版《中国·南亚书系》等著作30余本，在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 我国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我国
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研究书目主要有季羡林：《季羡林全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刘建等著；《印度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尚会鹏著：《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印)R. C. 马宗达等合著；《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林承节；《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等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涂厚善编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D.D 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林承节著；《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承节著；《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任鸣皋等编；《论甘地》上海社科出版社1987，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温蒂·朵呢吉·奥弗莱厄蒂；《印度梦幻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树英；《印度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尚会鹏；《圣雄甘地宗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一编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逻辑元点与研究范式 一、逻辑元点 1、“新闻”：中国新闻史 新闻的定义： （1）1943年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2）1961年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则称，“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这里的“新闻”，不仅指一种文体，而是包容新闻体制、新闻思想、新闻媒体、新闻人员、传播内容、新闻事业、传媒产业等在内的泛称。 1、“传播”：中国传播史 传播：信息的交流与分享。 2、“新闻事业”：中国新闻事业史 新闻事业：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舆论机构及其活动的总称。专业人员和专门机构的出现是新闻事业产生的最主要的标志。 3、“新闻传播”：中国新闻传播史 新闻传播：指的是人际间，团体内直接或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对于新近事实的信息及意见的相互传受过程。简言之，新闻传播就是传递与接受新闻信息的行为与过程。 二、研究范式 1、本体范式 （1）特点从新闻事业自身特点出发，描述新闻事业发展演变的过程，揭示新闻事业发展演变的规律。 （2）历程 A、源起——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商务印书馆）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这本著作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该书汇集、考证了大量的史料，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还在于它全面、系统地梳理与描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据此作出了明确的历史分期：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始创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报纸经营时期。这种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在解放以后中断，被后来的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摒弃。惜乎！ B、回归——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200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作者试图探索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使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期能够建立在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历史分期：近代报业开创时期（1815—1845年）——外报垄断时期（1845—1895年）——民族报业勃兴时期（1895—1911年）——新闻事业职业化与多元化时期（1911—1927年）——新闻事业两极对峙时期（1927—1949年）。 2、革命范式 （1）特点以评述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作为主脉络，对有关史实进行整理、分析和解释。换言之，这中历史分期法缺乏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 （2）历程 A、源起——《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新闻班编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批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
第3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5月 Vol.37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5 ────────── 收稿日期：2014-10-27 作者简介：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49- 文学文化研究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 以南社群体（1912-191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考察对象 郭建鹏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成为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分期上，将1912-1917的文学创作置之一个荒芜边缘，此时正是南社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是文学由古典向现代性转变的桥梁，成为民国文学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民国文学史；南社群体；文学活动；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3-0049-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3.013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y Taking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Nan She as a Study Object GUO Jian-peng (College of Art,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literary, especially on the installments which put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of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17 on a barren edge when it was the peak of literary activities of Nan she. Nan she’s literature style, which is a bridge for literature to transform from classics to moder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And it becomes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Nan she groups; literary activities; political discourse 当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春雷在近现代文学界炸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晚清是否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代文学其是否为独立性存在，在人们争论“晚清”“五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历史是前进的，如晚清到民国、到反袁、到五四的进程，而文学创作也是有循序渐进的。晚清按历史发展观应止于1912年宣统退位，现代文学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1912-1917这段历史上的时空却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而此时，正是南社社会活动的高潮，也是南社文学创作的繁盛期。关于南社文学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与体裁的多重旋律，一直缺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研究南社的学者更多的以其“革命性”来阐释南社在历 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其二是南社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一直是新文学家批判、诟病的对象；其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关注和深化强调的，是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现代性问题是在政治话语权下的寻觅与阐述，认为它的源头在“五四”，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现代性诞生于晚清。但如何用“现代性”来建构中国新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暴露，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随着政治上的松禁，研究者提出用“民国文学”“民国机制”“民国视野”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命题，并通过学理与学科建构等方面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让“民国文学史”替代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等文学命题，同时民国文学史又该怎样建构与书写才能避免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弊端，成为一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安徽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 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及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朱棣在位期间，成功地削除了明初的藩王势力，并通过设置内阁，任用宦官，设立东厂等，继续强化君主专制。他为了安定北方边陲，曾多次亲征，并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他还改变明初的闭关政策，多次派郑和等使臣出使海外诸国。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的努力，到了洪熙、宣德时，明朝的统治呈现出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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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作者：张丁， 王兆辉， Zhang Ding， Wang Zhaohui 作者单位：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刊名： 图书与情报 英文刊名：LIBRARY AND INFORMATION 年，卷(期)：2011(2) 参考文献(5条) 1.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2004 2.重庆晨报抗战历史档案文献寻访:重庆赴台购回65箱抗战文献 2009 3.张宪文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期刊论文]-民国档案 2000(01) 4.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005 5.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大事史料长编 2008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阮素雯.RUAN Su-wen试论民国文献损毁的原因[期刊论文]-山西档案2010(6) 2.张丁.王兆辉试论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议[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11(1) 3.王玉晶.WANG Yu-jing试论民国文献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期刊论文]-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6) 4.邓雪梅.DENG Xue-mei贵州省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现状及对策[期刊论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25(5) 5.孙琴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研究[期刊论文]-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1) 6.翟桂荣.ZHAI Gui-rong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图书馆论坛2008,28(5) 7.万华英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期刊论文]-四川图书馆学报2008(4) 8.张素梅民国文献保护之探研[会议论文]-2006 9.郑春汛民国文献的价值与保护对策研究[期刊论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 10.何先进.刘莉.何玉花对馆藏民国书刊文献数字化的探讨[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本文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4811618489.html,/Periodical_tsyqb201102034.aspx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案大纲 一、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国新闻传播史 英文名称: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总学时：学分： 适用对象:新闻学专业本年级学生先修课程： 二、编写说明 （一）课程的性质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着重探讨中国新闻传播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和趋向，考察中国新闻事业的性质、状貌同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近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各时期的新闻制度、新闻思想及重要人物。通过这门课的学习，熟悉中国新闻史的基本脉络和鲜为人知的新闻人故事；掌握中国新闻传播各时代的特征和演变规律；以史为鉴，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和时代观；培养必备的新闻理论素质和宏观思维，从新闻史学的视角对新闻业务、新闻理论进行证实、证伪的初步尝试，并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辩证多元的思维方式，以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对新闻实践的深度思考。 （二）课程教案目标和基本要求 教案目的：通过这门课的学习，熟悉中国新闻史的基本脉络和鲜为人知的新闻人故事；掌握中国新闻传播各时代的特征和演变规律；以史为鉴，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和时代观；培养必备的新闻理论素质和宏观思维，从新闻史学的视角对新闻业务、新闻理论进行证实、证伪的初步尝试，并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辩证多元的思维方式，以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对新闻实践的深度思考。
学习目的：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情况，着重学习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记取历史上新闻媒介的经验教训，丰富专业历史知识，为今后学习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要求：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情况。 使学生着重学习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记取历史上新闻媒介的经验教训。 丰富专业历史知识。 （三）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讲授为个学期。难点是学生对中国近代历史缺乏了解，造成对新闻传播历史的生疏。因此，本门课的重点是系统地结合近代史讲解新闻传播史。让学生在理解社会史的过程中理解新闻传播史历史，并树立新闻传播史是社会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 （四）课程教案方法与手段 教案方式:课堂讲授为主，适时以面授辅导、网络教案、电子信箱、电话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学习方式：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掌握相关的基本概念，正确认识中国新闻传播发展的脉络，对中国新闻传播历史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除此之外,阅读《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近现代史》论著,扩大本门课程的知识的外延,在学习中就会融会贯通。 （五）教案时数分配表 中国新闻传播史教案时数分配表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华中人文论丛 第2卷第1期Huazho ng H umanit y Fo rum2011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 霍 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晚清时期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都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致力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以求系统的了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民国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综述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民国教育史的论文和专著。对这一时期民国教育史研究现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的了解当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又因教育史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本篇文章将重点论述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民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学校教育 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发展也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发展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对学校教育的研究的论著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学校教育包括很多方面,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大学方面。 余子侠在其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虽然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保证教育现代化的正常进行,为落后地区传播了新的文明等等。 徐国利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时间、阶段和数量,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的论述,力求对有关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许小青则关注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进行的大学区试验,认为大学区制的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同时亦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 首都最高学府 中 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窘境。 潘国琪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校制度的连续性,但同时也是加强国民党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 除了以上类型的文章对大学教育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之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对各个大学本身的研究,伊秀芬在其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 一文中,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介绍了其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办学特色,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为河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绍军在其 西南联大与云南现代高等教育 一文中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8年,对云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对处于艰难时势中的云南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而且还促使云南师范大学的诞生。 王奇生则关注到了国民党与大学的关系,他认为,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也正是由于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 民主堡垒 。 徐秀丽在其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 以清华、北大为例 中充分肯定了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地位的重要性。教授 治校 ,教授不仅 参与 校务,而且 决定 校务。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 在学校教育中,职业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吴玉琦在其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 271
第一讲大一统：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秩序（鸦片战争以前） 一、政教合一 1、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 2、从废儒崇法到独尊儒术、儒法合流 二、正统思想的教化 1、家、宗族与乡里 2、学校与科举制度 3、法律的儒家化 4、官修典籍 三、异端思想的威胁及排除 1、佛教的传入与儒家化 2、基督教的传入与遭禁 3、各种逆言邪说屡禁不绝 四、官府内部的正式沟通 1、可能起始于唐朝的邸报 2、宋朝的定本制度 3、清朝京报由官僚系统进入社会 五、常态的社会舆论及公共娱乐 1、村落市井之闲谈 2、书院之清议 3、戏曲、说唱、杂技等娱乐活动 六、非常态的社会舆论 1、异常征兆与社会动员 2、谣言与社会动员
第二讲福音？祸音？基督教违禁传播1807--1842 一、清王朝的禁教与闭关政策 二、伦敦布道会派遣传教士来华 1、马礼逊潜入广州：翻译和出版圣经 2、米怜在马六甲建立面向华人的传教基地 3、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最早的中文定期刊物 4、巴达维亚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1826） 5、马六甲的《天下新闻》（1828~1829） 三、1830年代广州夷人的活跃 1、公然在广州出版发行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2、洪秀全获赠《劝世良言》 3、几个西学传播团体的成立 4、《中国丛报》等英文报刊的出版
第三讲普天之下不惟王土民夷之防终于破裂：西学在香港及五个通商口岸的流传1843--1860 一、香港取代马六甲成为西学传播基地 传教团体的活跃 教会学校的增多 出版事业的兴起 二、五个通商口岸的西学流传 广州：西学传播地位下降 福州：美国传教士居多 厦门：夷人所办出版物数量很少 宁波：华花圣经书房贡献大 上海：墨海书馆及其出版的《六合丛谈》等书刊 三、一小撮官员对陌生世界的积极反应 钦差大臣林则徐设法搜集夷情: 向外国人探询 下令翻译外国人办的报刊 下令翻译《四洲志》、《各国律例》、《华事夷言》等书籍 地方官办史志机构总纂梁廷枬发奋研究西学：《海国四说》（合省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 地方大官徐继畬写就《瀛寰志略》 地方小官魏源编写《海国图志》 四、科举失意文人随传教士翻译西学著作 翻译、研究西学的李善兰 翻译、倡导西学的王韬 王韬家乡读书时期（1828-1847） 春来百感正茫然/又著离愁更断肠/伴我寒灯昏似墨/照人残月冷于霜/梦为离别都成泪/魂入温柔别有乡/作茧红蚕多自缚/宵阑再拜炷心香/ 空谷有幽兰/其品轶芳杜/非无高尚心/徒于众草伍/从未知媚人/亦非生当户/竟以见嫉锄/奇冤报千古/鸾凤翔天末/不与鸡鹜争/楠木生山中/不共桃李荣 王韬上海佣书时期（1848-1862） 海上潮声日夜浮/浮云废垒古今愁/重洋门户关全局/万顷风滔接上游/浩荡东南开互市/转输西北共征求/朝庭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
探索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1949年以后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马克思本人写出的唯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
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