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阶段特征 一、近代前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 1．19世纪中期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40、50年代） ⑴列强侵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以中国的禁烟运动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逼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中国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1856年，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逼签《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又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工业革命发动战争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商品输出 影响：破坏主权，社会性质变化；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列强的经济附庸；客观上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⑵中国人民的抗争 虎门销烟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的坚强决心。 由于阶级矛盾的加深，加之外来侵略引发的民族矛盾。1851年，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颁布了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革命运动的主体是农民阶级。 ⑶在经济上，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小农经济开始瓦解——棉纺织业破产、耕织分离。 农、副、土、特产品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商品化。 外商企业出现——早期资本输出。 ⑷中国人民的探索： 地主阶级：林则徐和魏源为首的地主阶级抵抗派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洪仁玕：《资政新篇》 ⑸中国社会的变化： 政治上： ①历史转折——近代史开端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②阶级关系： 新的阶级产生：无产阶级和买办阶级。 阶级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农民战争最高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具有反侵略反封建和向西方学习的时代特征、肩负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③经济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概述(一)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较为系统地展开和表述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忽视，甚至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盲点”和“空场”。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对其本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展开，并在以下方面取得共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他剖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根据。然而，由于我国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世界历史范围的涵义及其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范畴，它不是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的总和，它是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世界历史是由民族历史构成的统一整体，但它又有不同于民族历史个体运动规律的整体运动规律。因此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具有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虽存在于今天，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稍后这一观点稍有变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后者，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范畴含义不同，两者不可混淆。首先，从时间上看，上限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特指16世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历史。而历史学的世界历史，在时间上则包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其次，从空间上看，其涵盖范围和意义上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是指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即世界形成了有机整体。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则强调把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包括在内，即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再次，从学科划分的级别上看，层次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哲学范畴，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具体历史学科的范畴。 第四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范畴，在黑格尔时代，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历史学、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它在空间上是指相对于民族史和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史、全球史。它在时间上是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二是指由维柯以来到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精神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又发掘出世界历史的第三层含义：即自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但同时这种观点又认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斥上述两种世界历史观。相反，他的世界历史概念统率了前人的观点，并以前人的理解为基础，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这种观点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析 本课教材重点讲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以及《临时约法》制定的主要目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应引导学生探究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二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学生应重点掌握的重要概念包括: 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 "主权在民" 。 由于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临时约法》等主要内容在初中教材、高中必修1和必修3中已经出现过多次, 如何避免陷入"炒冷饭 " 的僵局 , 如何发掘学生新的兴趣点 , 也就成为本课教学的关键。教师在引导学生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大范围考察的同时 , 应注意让他们理清本单元三个重要文献间的渊源关系。 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 （一）《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定与通过。 回顾武昌起义、各省独立响应等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为尽快结束各省分散混乱局面及彻底推翻清朝统治, ‘革命党人加快了组建统一中央政府的步伐。1911年12月2日, 各省代表联合会决定由专人起草一个政府组织大纲以作为新政权建立的法律根据。次日,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成通过。 大纲具体规定了政府的组织构成和职权划分原则。参议院为立法机关, 由各省都督所派之参议员组成, 其职权为议决暂行法律、政府预算、税法及币制等; 临时大总统由各省代表选举产生, 拥有统治全国、统率海陆军、经参议院同意宣战娟和缔约、任免官员及设立临时中央裁判所等权力; 行政各部设部长一人, 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各部事务。 大纲主要借鉴美国宪法的有关精神,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采用总统制。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宣告废除封建帝制, 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它不仅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法律依据, 而且影响到以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 由于时间过于仓促, 加上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纷争, 大纲的缺陷也相当明显, 如没有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 没有充分体现"三权分立" 原则, 对司法权的规定极为单薄。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1911年12月29日, 在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中, 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以绝对优势当选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 他在南京宣誓就职,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这是一个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不仅政府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主要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而且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令无一不带有革故鼎新、移风易俗、发展资本主义、" 尽扫专制流毒 " 的新精神。 （三）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本目的。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都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 颁布一个根本大法, 去承认它, 这就是宪法。" 从英、法、美等国的民主化进程看, 都有一个将民主理念转变为法律性文献的过程, 而1912年的南京临时政府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 制定一部宪法、通过法律将一些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和理念转化为全社会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的刚性规定, 这不仅是反对旧制度、巩固新政权的需要, 而且是民主政治诉求的终极目标。 当然, 《临时约法》的出台还有着更现实更直接的目的一一那就是以法律于段约束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 维护民主革命成果。关于袁的崛起及其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种种表现, 高中必修I中已有详尽介绍, 教师可以三言两语带过, 将侧重点放在革命党人的防范措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历史细究起来有时会很有意思。辛亥革命是在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起义计划受挫的情况下，由新军中的下层士兵发动的，然而就这一次起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辛亥革命之于民国文学史，似乎更属偶然：1911年10月10日这天本与中国文学的发展毫无关系，但就因为这一天标志着千年帝制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果现在谈论民国文学就再绕不过辛亥这个话题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蒋介石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第3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5月 Vol.37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5 ────────── 收稿日期：2014-10-27 作者简介：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49- 文学文化研究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 以南社群体（1912-191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考察对象 郭建鹏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成为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分期上，将1912-1917的文学创作置之一个荒芜边缘，此时正是南社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是文学由古典向现代性转变的桥梁，成为民国文学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民国文学史；南社群体；文学活动；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3-0049-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3.013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y Taking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Nan She as a Study Object GUO Jian-peng (College of Art,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literary, especially on the installments which put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of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17 on a barren edge when it was the peak of literary activities of Nan she. Nan she’s literature style, which is a bridge for literature to transform from classics to moder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And it becomes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Nan she groups; literary activities; political discourse 当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春雷在近现代文学界炸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晚清是否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代文学其是否为独立性存在，在人们争论“晚清”“五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历史是前进的，如晚清到民国、到反袁、到五四的进程，而文学创作也是有循序渐进的。晚清按历史发展观应止于1912年宣统退位，现代文学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1912-1917这段历史上的时空却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而此时，正是南社社会活动的高潮，也是南社文学创作的繁盛期。关于南社文学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与体裁的多重旋律，一直缺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研究南社的学者更多的以其“革命性”来阐释南社在历 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其二是南社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一直是新文学家批判、诟病的对象；其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关注和深化强调的，是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现代性问题是在政治话语权下的寻觅与阐述，认为它的源头在“五四”，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现代性诞生于晚清。但如何用“现代性”来建构中国新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暴露，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随着政治上的松禁，研究者提出用“民国文学”“民国机制”“民国视野”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命题，并通过学理与学科建构等方面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让“民国文学史”替代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等文学命题，同时民国文学史又该怎样建构与书写才能避免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弊端，成为一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浅谈《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及现状 一、《世界史》重要的社会功能性 我国的历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把自己的历 史完整地记录几千年而从不间断的国家。中国文化传统从来就重视发挥历史的作用,认为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可以了解过去,二 是训诫现实。中国历来把历史学看作具有社会功能的学科之一, 几千年一向如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应该充分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他们都强调史学应服务社会。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 尼尔?李德民是重视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代表人物,他在谈到 历史教学问题时指出:“从长远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 就是说,以对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他强调历史学的任务之一是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 但在我国最近若干年中,人们对历史的作用看不清楚了,急功 近利的经济意识,冲击了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历史有什么用?” 之类的论调,不绝于耳。但历史的功用总是在那里,戏弄历史的人最终会戏弄自己。 在学好中国史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学好世界史。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要开放,就必须看世界,就应该懂得世界的历史。但学习世界史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从自 己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毕竟是现代化不 注意,别国的经验教训能对我们又直接的启示作用,的后起者．
别人的经历,不研究别人的成功失败,无异于澳洲的鸵鸟,把头埋在沙丘里。 历史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智慧。外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外国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世界其他民族积累的智慧的结晶。常有人问:学习历史有什么作用?回答是:历史给人以智慧。因为历史记录的是前人的经历,提供的是前人经历中的经验教训。经验提供的是成功的智慧,教训使后人有可能成功。历史虽然无言,但它却会说话;能够听见历史说话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能够听懂历史在说什么,这就是伟大的智慧。听懂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才智,但是要想听历史,懂历史,首先就必须学历史,读历史,在历史的知识中聆听历史的教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并不封闭,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时间里融合了许多古代先民,这个过程,就是古代先民相互开放,相互吸收的过程。古代民族的兼收并取,最终铸造了中华民族,奠定了东方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伟大的现代化事业之中。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又有许多前车之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的历史有特别的意义:别国的历史,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是隐含着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中国来讲是巨大的无形财富。近数十年中,我们已经把历史的作用太“边缘化”了,外国的历史尤其被忽视。有些人喊总结经验教训,但却放着世界历史上那些最宏大的经验教训不去总结。 二、目前《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现状
民国时期的宪法 (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公布的一部重要的宪法文件，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 (1)辛亥革命的产物，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使民权主义所确立的政治方案和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具体化; (2)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更广泛的宣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 (3)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组织原则，依照三权分立原则，采用责任内阁制; (4)体现了资产阶级宪法中一般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信教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诉讼等权利; (5)确认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目的：设定条款，对袁世凯加以限制和防范。主要表现在： (1)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2)在权力关系规定上，扩大参议院的权力以抗衡袁世凯。《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除拥有立法权外，还有对总统决定重大事件的同意权和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此外还规定临时大总统对参议院议决事项咨院复议时，大总统必须公布实行。 (3)在《临时约法》的程序性条款上，规定特别修改程序以制约袁世凯。《临时约法》规定，约法的增修修改，须由参议院议员2/3以上或者临时大总统的提议，经参议员4/5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3/4以上通过方可进行。 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意义 (1)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 (2)否定了中国封建君主****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 (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 (二)“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 1.“天坛宪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北洋政府时期的第一部宪法草案。采用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确认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体现了限制袁世凯的意图。 2.“袁记约法”：即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袁记约法”与《临时约法》有根本性差别： (1)彻底否定民主共和制度，代之以个人独裁; (2)用总统独裁否定了责任内阁制; (3)用有名无实的立法院取消了国会制; (4)为限制、否定《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宪法根据。它是对《临时约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我国对南亚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并且对印度宗教、史诗研究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出版了众多学术刊物，并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国际关系等领域，并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组建了相关研究机构，使南亚史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门重点学科。 南亚史研究的成果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与北京、上海、四川的相关机构被誉为中国“南亚研究四大基地”，其中云南省社科院因为与南亚交接的地理位置，自然研究成果要比其他地区多而独特。十多年来，这些学者们积极地与南亚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00余个，出版《中国·南亚书系》等著作30余本，在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 我国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我国
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研究书目主要有季羡林：《季羡林全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刘建等著；《印度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尚会鹏著：《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印)R. C. 马宗达等合著；《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林承节；《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等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涂厚善编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D.D 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林承节著；《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承节著；《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任鸣皋等编；《论甘地》上海社科出版社1987，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温蒂·朵呢吉·奥弗莱厄蒂；《印度梦幻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树英；《印度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尚会鹏；《圣雄甘地宗
二零零九年《世界历史》综述 2009年1-6期（总第194-199期），共计123篇文章。其中总论9篇；国际关系史7篇；中外关系史2篇；美国史12篇；欧洲史18篇；亚非拉史9篇；古代中世界史10篇；史学理论与方法论1篇；研究综述6篇；来稿摘登2篇；读史札记2篇；专访1篇，书评17篇；学术报道21篇；书讯6篇。以下将对如上几个方面进行分类总结。 一、总论 新年始尹，世界历史编辑部在《新年献词》中感谢热心而忠心的读者，在建刊三十周年之际，《世界历史》同仁会一如往日，不断努力，使《世界历史》立在中国大地之上，立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中。首先总论主要就资本主义发展；。汝心在《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中认为经济危机即使坏事，也是坏事。通过分析得出目前资本主义缺乏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反资本主义力量还不够强大。吴必康在《资本贪婪与金融危机：资本的本性，特点，霸权，转嫁危机和思维方式》中，具体从资本的本性，特点，霸权，转嫁危机以及思维方式分析了资本贪婪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孟庆龙发表的《从世界历史看当前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则从分析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调整功能明显减弱、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不平衡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对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更加深刻三个方面具体分析经济危机的影响，从而得出一次次危机对加剧资本主义灭亡的作用是不能否定的结论。在《对东南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中，陈奉林着重对交流圈限制与东南亚经济圈的初步形成、发展、衰落、复兴当代发展几个问题进行描述，最终的出东南亚经济圈的复兴不是轮回发展，而是显示出运行规律和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次，现代消费注意问题。在《现代消费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其后果》中，王晓德从发展中国家面临“美国化”挑战、现在消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表现以及影响四个方面对现代消费主义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现代消费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有利有弊的结影响再次，世界历史上先进落后，落后先进问题。庞卓恒在《怎样追求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给根本原因》中行得出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才是根本有原因。最后，农业变迁问题进行分析。由彼得*考克莱尼写的《世界农业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功效》中从宏观角度对农业变迁制度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总体把握农业制度历史中的变化和作用。 二、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中主要对在二战前后，国家调整政治经济关系当中所产生的问题和影响进行分析。 在《英国战后马来西亚政策的演变及影响》中，廖小健从战后英国对马来西亚政策的目的、为加强或延长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采取的政策、独立后英国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影响三个问题对英国对马来西亚影响深远进行探讨。何志龙、张妮发表的《叙利亚在两伊战争》则从战争中分析叙利亚与两伊的关系，既叙利亚在两伊中的政策体现国家利益和阿萨德阿拉维派复兴党同志集团的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对盟军战策戏论---以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日美战俘信息交换为例》中，王铁军、焦瑞明通过对日战俘管理、战俘劳役薪金、战俘卫生、战俘移动、死亡派遣等内容的分析，充分说明日蔑视中国和尊美的情节是对待中和美英战俘政策差别待遇的根因。贾文华、杰森*扬在《新西兰针对英加入欧共体的政策》里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西兰的坎坷是因为未从摆脱依附变革自身经济发展出发最终导致危机。而潘迎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加拿大独立外交的形成》中从回顾加拿大传统外交内容、加拿大调整外交政策以及适时调整与英法美及法西斯关系三个问题入手，分析指出二战冲击着欧洲秩序，打破了欧洲与世界的平衡，加拿大顺应形势，调整外交，维护他的中等身份。谈谭在《从货币战到有限合作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简称《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推翻了延续2’000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民主共和的制度和观念。在封建社会中，君主至高无上，握有一切权力，对人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人民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否定君主专制，确立民主共和制度，这本身就是对人民主权地位的肯定，对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肯定。在同盟会建立时，孙中山在其政纲中明确规定了未来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体制和政权组织方案。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从上海抵武昌，首先为湖北军政府拟定了一部根本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后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以此约法为依据制订的。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为了巩固国基，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巩固中华民国的胜利成果，预防后患，南京临时政府把制订约法作为重要工作。 从1912年2月7日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了制订约法的会议。经过两次起草，32天的讨论，通过二读、三读手续，于3月8日获得通过。3月11日，即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它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也较为全面具体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临时约法》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七章，计56条。它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这就用根本法的形式否定了“朕即国家”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关于人民，《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也有纳税、服兵役等项义务。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对于促进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制度，有着积极作用。 《约法》确定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政府组织机构:“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使中华民国之立法权，由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成。它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某些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 临时大总统和内阁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拥有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职员、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布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权力。内阁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组成，为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行政机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和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成；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官厅的干涉，且一般实行公开审判。法官为终身制。 鉴于当时南北和议已告成，孙中山将让位于袁世凯，《约法》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特意将原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规定国务员负有实际责任，总统颁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它的目的是通过限制总统权力的办法，来限制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从而保卫民主共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