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指把儒家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想、原则融入到法律中，使法律具有明确的道义依据，可以根据儒家思想来解释和适用法律。也就是说，把儒家文化中的理念融入到法律中，使法律成为一种促进公平、正义的社会准则和行为指导，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儒家文化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价值观念。儒家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律。它提倡“仁、义、礼、智”，强调仁慈、勤劳、宽容、孝顺等品质，并将其融入到立法、司法、行政等各个层面，使法律更加具有人文精神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
2、思想原则。儒家思想原则指导了中国法律的发展方向，它讲究“仁者无敌”，强调“仁义为基”，追求“天下太平”，主张“尊师重道”，以及“不求报酬”、“不求回报”等，这些思想原则都成为中国法律的有益补充。
3、法律形式。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法律形式更加规范，更加规范化。从法律制定、执行到法律司法，都符合儒家思想原则，以及“以德治法”的理念。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梳读与审思 瞿老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古代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和法律流变归咎于了一句话：“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即“法律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的过程”。瞿老认为，“自儒家化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儒家化，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极为重要的过程，并使得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一、“以礼入法”的解构 瞿老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研究始于其“礼法之争”的论述。 就性质而言，“礼“为儒家“治平之具”，属于差别性的规范，而“法“为法家治国之器，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当然，法家也并不否认诸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的分别及存在，其更为注重的是对法律的执行与秩序的维持。儒家也不曾绝对地排斥法律。对于礼法之关系，瞿老并非如吴正茂所说，“将礼完全地排斥于法律之外”，相反，瞿老认为，礼法之关系“密切无比”，既可分治，又可合一，二者均为社会约束、行为规范，其分别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强制力之大小分异。此当为“以礼入法”之前提。 其次，瞿老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取自由裁定主义”，审判决狱皆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故“断讼必以礼为根据”。然瞿老之意并不旨在于否定法家思想的作用，更非是要割裂礼法之关系，而是说明其司法实在实现一种礼法互补，互为表里的道德法制、贤人之治，并使“纲常名教”的思想皆得理解、解释、适用。此为“以礼入法”之手段。 二、“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在瞿老看来，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经由隋、唐采用成为正统，而自儒家化历程之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此观点主要受到三方面的诟病。 其一，法律之儒家化始于汉。瞿老言，“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但在其看来，汉代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从西周至汉代，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 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 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 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 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 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 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 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 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 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 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礼与法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大量吸收儒家思想。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朝代更替频繁，每个新朝建立后都要在前朝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新的法律，持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将儒家思想糅杂到法律里。 通过长期的过程，儒家思想得以在系统修改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吸收到封建法律制度中去;儒臣们对法律的注释更侧重于立法解释，他们对法条解释与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体系中内容越来越丰富，体系也越来越精密，儒家化的法律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成果突出表现在“八议”的入律，“官当”的出现，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等。 “八议”之说最早源于《周礼》“八辟”。 “以八辟(法)丽(附)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准五服治罪，始于晋律，直到晚清修律才予以废除。 此外，改周之“八辟”为“八议”，直接入律，“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晃钳答”。 《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 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制度的滥筋。 ?(三)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礼法合一?到了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过程基本完成。 唐朝的法律制度“一准乎礼”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法律制度逐渐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 而使得法律体系更加注重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的一种演变过程。这个发展 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以及晚 期的法制儒学。 首先，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儒家思想逐 渐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律制度仍然比较简单，更多地依赖于君主 的命令和诸侯的裁定。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追求道德和 德行的高尚，并将其作为统治者的标准。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 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即通过道德的修养和行为来实现统治的合法 性和稳定。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的统治与统治者的道德标准。 其次，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法律体 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集权主义，重视法律的 实施和执行。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对法律的实质追 求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道德的要素逐渐融入到法律制度当中。这种儒 家化的法治观念被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法家所批判和反对，他们强调法律的 本身，并提出了以法律为中心的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和法 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刘向的《说苑》中提到了许多关于道德和法 律的论述，并强调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 法律儒家化，打下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晚期的法制儒学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明清两代皇帝开始注重儒家思想的实施，推行儒家法治。他们 认为，司法制度应当以儒家的人伦道德为指导，通过儒家经典来执掌司法。这种观点主要受到了道学派的支持和推崇。同时，明代法学家黄宗羲提出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法律的儒家化”是我国著名学者瞿同祖老先生所提出的。法律的儒家化说的是把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与法律融合，使法律具有儒家思想。秦朝运用法家的思想既让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也让秦很快走向灭亡。汉朝经历战乱和七国之乱，一直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生安定，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法律中，以礼入法，以春秋断狱。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国古代的律学发展迅速，将八议制度写入法律，制定的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以及重罪十条，这些法律制度都加速了法律儒家化，一直延续到隋唐朝代，尤其是在唐朝时颁布的《唐律疏议》的，象征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终结，使得以后不是用儒家中的经典断案，而是用带有儒家思想的法律断案。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礼法合一 一、汉代一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起始时期 西汉武帝推崇儒学，汉朝纳礼入律，第一，上请制度的制定。上请制度就是规定一定级别的贵族官僚犯罪以后，一般官吏不得直接对其进行审判，必须要先奏请皇帝，由皇帝根据犯罪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定罪量刑，比如以犯罪者的身份大小，职位高低，与皇室的关系远近等这些标准来决定减免刑罚的尺度。它来源于儒学中的礼之等级名分，体现了孔子所推崇的“尊尊”、“贵贵”思想。汉高帝时期，“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这就是上请制度的开端。第二，恤刑制度的制定。先秦儒学家们提倡在刑罚上要矜老恤幼，以显示仁恕思想，受这影响，汉朝在制定法律时对老人、小孩、妇女、残疾人都有宽宥之规定，这既是因为此规定可以显示了君主的仁爱之心，又是因为这几类人对社会危害不大可以予以宽免。第三，亲亲得相首匿刑法原则的确定。董仲舒采纳并吸收了孔夫子老先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随着汉朝儒家理论的不断成熟，在汉宣帝时期“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刑法原则在法律中最终确定下来。第三，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推崇儒学之人提倡官吏在审判案件时，采用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这本儒家经典来断案，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春秋决狱提倡在审理案件时要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董仲舒就以春秋的重志思想断狱。 二、魏晋南北朝—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度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推崇儒家的礼义思想、等级名分和纲常伦理思想，由此在法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引礼入法的制度，比如在法律引用的“准五服以制罪”，整理出来的“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首先谈谈“准五服以制罪”这一制度，它首次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出现是在西晋时期的《泰始律》中出现的。五服就是中国古代根據血缘关系的远近而让亲属所穿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其丧服质地，缝纫方法的不同以及穿着丧服时间长短的不同，五服具体包括：斩衰亲，服丧三年；齐衰亲，服丧最长就是一年；大功亲，服丧为九个月；小功亲，服丧为五个月；缌麻亲，服丧为三个月。“准五服以制罪”就是对于亲属之间的彼此侵害行为，根据古人丧葬期间所穿的五服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远是近为依据来对他们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的“周礼”。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的周礼，这就是传说中的“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无论是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制度礼仪，还是个人的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
下来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婚姻制度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周礼的影响。 礼最早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的仪式。在这种侍奉鬼神的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的同类的一些看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系统的典章制度，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周公制礼后，礼在西周就具备了法的性质，因为它完全具备了法的三个基本特性：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礼被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 礼和刑是西周法的两个基本方面。在中国法的起源过程中，法和刑为主要内容，刑和法是相通的。最早以祭祀习俗形态出现的礼，经过夏、商、周的不断发展和改造，成为西周习惯法的重要基础，礼同样发挥着法的功能和作而且它也有法的强制性。礼是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其贯彻实施的，其本身也包含着刑的规范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寓刑于礼”。礼与刑两者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它们共同起着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礼是刑的基础和渊源。礼
法律的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民事、婚姻家庭、行政、诉讼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具有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不要滥罚无辜，还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是政刑。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孔子重德轻罚的刑法思想，他主张治国必须先德后刑，少用刑罚，不得已才使用刑罚，且一定要格外慎重。孟子强烈反对统治者滥用刑罚杀戮无辜的行为，荀子继承了孔孟重德轻刑和先德后刑的刑法思想，并提出了教化和刑罚相结合的刑法思想。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因此，更青睐于德治。 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是对立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诸侯争霸的
局面，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礼崩乐坏”。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以法治国”、“缘法而治”的法家兴起。法的核心是“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旨在打击宗法贵族势力。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儒法两家礼、法之争日益激烈，礼、法关系尖锐对立起来。 商鞅变法后秦变得日益强大，秦王荡平了东方六国。法家“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法治”的思想与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思想不谋而合，所以秦始皇重用李斯，利用法家思想治国，靠严刑峻法高压统治百姓。秦统治者为了统一思想，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手段，致使儒士受到残酷镇压，秦的刑罚异常残酷，所以法家思想统治下的秦朝无异于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秦的灭亡，标志法家治国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急需树立一种有效维护专制政治的权威思想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统治，新儒学于是应运而生。新儒学的政治法律思想迎合了大一统思想统治的要求，所以，汉武帝欣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上升为官学，儒家思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经义也逐渐被法律化，中国古代法律以新儒学的出现为标志而形成。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汉儒以“经注律、经决狱”（春秋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注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修律使儒家法治思想深入到刑法中去（纳礼入律），也使得刑法的儒家化过程继续深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人伦道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国家的官方思想，因此，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道 德准则也渗透到了法律制度中。 首先，儒家化的法律强调家庭伦理和家族关系的重要性。家庭是儒家 思想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族关系被视为重要的纽带和道德的根基。因此，古代中国的家庭法律制度非常重视维护家庭和谐和家族的传承。例如，婚姻法律规定了夫妻之间的义务和责任，维护了家庭的稳定。继承法也注 重传统家族的延续，继承权在家族中的先后顺序和亲属关系中有明确规定。 其次，儒家化的法律强调社会伦理和公共秩序的维护。儒家思想强调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服务社会的义务，因此，法律也体现了对公共秩序和社 会和谐的重视。古代中国的刑法和治安法律规定了种种罪行的惩罚和处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同时，法律也鼓励个人尽忠职守、 奉公守法，并对道德行为和奉献给予褒奖和保护。 最后，儒家化的法律强调仁义和公正。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和人伦 关系，追求公正和仁爱。因此，法律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注重公正和正义，并以仁爱之心对待被法律涉及的个人。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包括了许多民 事法律和商业法律，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易，鼓励人们以仁爱之 心对待他人，并追求公正和公平。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儒家化的法 律加强了家庭和家族的地位，维护了传统家族的稳定和延续。这使得中国 的家族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对社会结构和家庭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其次，儒家化的法律强调了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的维护，促使个人尽职尽责，奉
献社会。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儒家化的法律注重仁义和公正，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道德性。这在中国历史上培养了人们对仁义道德的尊重和追求，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影响。儒家化的法律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公正，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护了社会秩序，传承了中国的家族传统，并促进了道德伦理的发展。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中国深深扎根，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古代法律儒家化研究论文古代法律儒家化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法律，从早期的部族社会的习惯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再到汉代、唐代的律法体系，不断地在发展与变革。然而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法律也渐渐向儒家化倾斜，儒法合一的思想也逐渐形成。 一、古代法律中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尤其在商周时期，孔子、孟子等儒家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道德规范，对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儒家思想主张仁爱、伦理、中庸、忠诚、恕道等，这些思想在古代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其一，从法律的基础和原则上，儒家思想受到了深刻影响。儒家思想主张君子以德治国，仁爱兼济天下，这就要求贵族阶层和统治者必须回归仁爱的本质，用德治理国家，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和评价法律是否合理、合法，这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法律制定和执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在古代的刑法和审判中，儒家思想也有所体现。儒家认为，刑法应该温切、循序渐进、明辨是非、因罪量刑，以仁爱的态度来对待罪犯，这一思想为古代的刑法制定和实行提供了指导方针。同时，儒家思想也反对名族之私、贪图功名，要求判官以公正之心行司法之道。
二、儒家化的律法体系 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定往往是各家思想的综合，儒法合一的思想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上述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的儒家化提供了基础。 孔子时期的《礼记》中就有关于法律制定和实行的论述，例如记载十二时期死罪所措的方式、“补射舞”等一系列刑罚内容。随后的《尚书》、《周礼》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法律体系已逐渐形成，秉持儒家思想的“君子制度”逐渐代替了先秦时代的部族制度。而在儒家化的律法体系中，仍然是以法为基础，以道德为补充，儒法合一，法律超越了单纯的刑罚与执行，而融入了道德和文化的因素。 三、儒法合一的实际效果 儒法合一的思想也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在治国方面，儒家化的法律能够通过消除社会上的愧疚感、塑造公正和文化的社会形象，建立积极、和谐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道德改善了社会环境，提升了治理能力和水平，使社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刑罚方面，秉持儒家思想的宽恕、超峰的执行方式，尤其是在古代死刑普遍的情况下，能够改善判官决策的公正性、公平性，更减缓了因刑罚错误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不公。 总的来讲，儒家思想对于古代法律制定和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法合一的思想也为古代法律体系的渐趋完善和人文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PDF 中国的法律儒家化历程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时期，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以孔子 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渐渐深入人心，对于中国的 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并存，这种竞争与融合的现象，也进一步促进了儒 家文化对法律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春秋时期闵损的“赏罚不明，则民心不务； 法令不立，则民无所依，道德不修，则民无所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在清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并体现在了国家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上。清 朝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刑法、民法、商法等的法典，其中法律文本中融入了儒家思想，比如 强调仁义和诚信，反对贪欲和奸邪。 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传统的法律制度出现了种种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召开了“民主与法制会议”，目的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 法律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律思想向西方法学借鉴，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儒家 思想精髓。比如，宪法的制定中就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如强调爱国、尊老爱幼、合 法援助等。 建国后，中国在法律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创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的法律制度。但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使得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在中国法律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不能出现在酒吧和迪士 尼乐园等场所，这正是基于中华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 总的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可以归纳成三个阶段：传统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和 传统法律制度的确立；法学西化时期的对儒家法律思想的保留与融入，以及中国特色法律 文化的确立，并逐步发展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形成与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与法律紧密结合，形成了 独特的儒家法律体系，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重 要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礼仪、忠恕等道德价值观，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 有适应和谐的关系。这种思想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认为法律 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基石，应该立法和执法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儒家学者将礼法与道德教化相结合，提倡设立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 的行为。他们主张法律应当以仁爱和忠恕为核心价值，以礼仪规范社会关系，以实现公平和正义。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注重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强调以德治国，使法律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道德价值取向。 其次，儒家思想对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的“君子”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构建的重要原则。儒家强调君子的修养和道德操守，通过德行教化来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这种观念借鉴到法律实践中， 体现为法律的实施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还要依靠官员的品德和施政 来保障。在儒家法律体系中，官员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应遵循严谨的品 德标准，成为社会道德的表率。儒家法律注重培养公正、有道德的法官和 执法人员，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人民的权益。 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儒 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儒家法律强调以德治国，注重道德与法律的结合，避免了过分依赖法律的制裁和约束，从而有利于
保障人民的权益和人的尊严。其次，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儒家倡导“仁爱”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法律通过规范社会行为，培养人们的仁爱情怀，使得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道德与文化的传承。这种法律体系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然而，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儒家法律过分依赖道德教化，法律的推行依赖于官员的修养和道德操守。这种制度容易导致官员滥用权力，法律执行的不公正。同时，儒家法律注重个人德行，忽视了法律的人性化和社会功能。在传统儒家法律体系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离公德和道德，缺乏对社会问题和人民需求的重视。 总的来说，儒家化的法律体系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征。它强调了道德与法律的融合，注重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这种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然而，儒家法律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创新与发展。
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评价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制度逐渐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塑造，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法律体系。 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首先，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思想强调秩 序和稳定的重要性，注重社会道德规范和人伦关系的维护。通过将儒家思 想融入法律体系，可以引导人们遵守规则、尊重他人，并维护社会正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和智，对于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 道德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和谐发展。 其次，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有助于确保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儒家思想 强调君臣、父子、兄弟等人伦关系的规范和恪守，提出“君权神授”和 “人君圣明”的观念，主张君主统治的合法性需要有道德修养和责任感的 支撑。这种观念在法律制度的塑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君主制提供了道 德合法性的基础，也为国家法律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第三，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有助于法律的人性化。儒家强调人的价值 与尊严，主张“养育天下”，即对人民的保护和关爱。通过将这种关怀融 入法律体系中，可以使法律更加注重人民利益、人道主义精神和公平正义 的追求。例如，古代中国的法律注重求情制度，允许被告在法庭上陈述自 己的情况，并且考虑到情节轻重来进行量刑，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文关怀。 第四，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一方面，儒家 思想对于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可能过于重视权威和传统，忽视对个体权 益的保护。另一方面，部分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制度和等级差异，可能容易 导致法律制度中的不平等。此外，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责任，但法律
论述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内涵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下面我就分别从这三个历程来讲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 汉代中国法律儒家化 这个伟大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是两汉时期，这是法律儒家化的开始阶段。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面对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严峻局面，“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恰好符合喊出休养生息的社会需求。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黄老思想到了西汉时期在继承了道法兼容的传统思想的同时，还吸取了儒家的思想。因此，黄老思想的推行已迈出了法律思想的步伐。经过休养生息后的汉，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法满足其需求。汉武帝即位后，志在更化黄老思想，探索新的治国之道，儒学大师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吸引了其注意。董仲舒之儒学杂糅了阴阳家、法学、名家诸派思想，他以阴阳五行学为基础，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封建阶级的平民有了一种宿命论，认为皇帝便是天之骄子，甘心臣服和忍受统治者的压迫统治。他也继而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其实质在于以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伦理与纲常礼教，作为调整人们日常生化的社会准则，要求人们主动去自觉遵守，从而达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1、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其实这就是董的“天命化”。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罚教相融，教罚互补，也符合现在的“惩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宗旨”。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便引入了，从而达到礼法融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维护家庭的稳定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其实质是只有保障了君为臣纲，才能实现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说直白点就是父权是以皇权的存在而存在，为保障皇权而设立父权。因此，该时期立法活动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九章律》、《傍章》、《朝律》、《越宫律》共60篇，构成了汉律的主要思想。 行政方面 汉代统一将儒家思想定为指导思想，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汉出台多部法律防止割据，改变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了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实现。另外，西汉太学也推动了官僚机制的儒家化。 刑事立法方面 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就已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这正是儒家思想在法律价值观上的体现；“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出自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先请制度”，即官僚贵族有罪的要先请，这与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相反，这些无不是儒家伦理封建阶级精神的完美体现。 民商法律方面 汉代大儒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 司法制度方面 重大疑难案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 这体现于实行《春秋》决狱，其甚至不仅仅是把儒家经典的思想理念作为判案标准，还把原著直接作为条文，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其核心是以儒家经典提倡的精神原则作为判断行为人善恶是非的标准，并以之作为判案的依据。这实际上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法律并对待。因此，《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淋漓尽致的体现。 可见汉律儒家化之程度颇为广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文解释。汉律乃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法律儒家化的名词解释 儒家学说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然而，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儒家思想也开始在法律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法律儒家化”。本文将解释这个名词并探讨其内涵和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法律儒家化”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 中的广泛应用和影响，包括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实践等方面。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如仁、义、礼、智等被运用到法律制定和司法实践中，以期在法律体系中加强对个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规范。 在法律制度方面，法律儒家化主要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倡导儒家伦理观念的考虑。法律制定者强调法律应该“符合伦理道德”和“促进公共利益”。儒家思想提倡的“仁政”、“公正”等概念在立法过程中被运用到法律的制定目的、范围和效力等问题上，以确保法律的公正与合理性。 在法律文化方面，法律儒家化主要体现在法律观念和法律道德的儒家价值取向。法律教育和法律宣传中，强调个人和社会责任、秩序和稳定等儒家思想的精神。通过教育与宣传，法律被视为一种道德规范，个人的行为和行动都应当受到法律与伦理的制约。同时，法律体系也被赋予了维护社会公德和激励良好行为的功能。 在法律实践方面，法律儒家化主要体现在司法理念和司法方法的变化上。司法 实践中，儒家思想的原则如公正、公平、审慎等被引入司法裁判的过程中，以确保司法决策的公信力和稳定性。法官和律师等司法从业人员在处理案件时，会参考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遵循平衡和谐的原则，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目的。 然而，法律儒家化也有其争议和挑战之处。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法律儒家化 可能会导致法律过于倚重道德规范，忽视社会变革和个体权益的保障。另一方面，